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
王文，现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执行院长，兼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新华社特约分析师等，并在多所大学担任客座教授。
王文先后就读于兰州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北京大学。2005年，研究生毕业后，加入人民日报工作，曾任《环球时报》编委(主管评论、社评)，在20多个国家从事采访工作，获2011 年“中国新闻奖”。
2013年初，王文参与创办新型智库人大重阳。三年多来，他撰写、牵头的研究报告多次获中国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批示，连续三年参加G20峰会，与G20国家多数领导人均有面对面交流。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王文是其中受邀参加并发言的十位学者代表之一。
王文被评为“2014年中国智库十大代表人物”(中国网)，获“2015年中国最佳评论作品奖”(中国政府网)、“2015年中国改革发展领军人物”(中国发展网)等荣誉。2014年来，人大重阳连续两年入围由美国宾州大学评定的“全球智库150强”(仅有七家中国智库)，也被官方任命为2016年G20共同牵头智库、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理事单位等。
王文的专著、编著与译著包括《美国的焦虑》、《2016: G20与中国》、《世界治理：一种观念史的研究》、《G20与全球治理》、《政治思想中的国际关系学》等书籍20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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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大霍普金斯中心三十年
本报记者 李纯一
作为建国以来第一个中外大学合作的成果，中心给后来的国际合作铺平了道路。现在，效仿者很多。但是，有一项只有中美中心才能担负的功能: 中美中心一开始就是以中美之间交流实体的身份存在，作为非正式外交的平台，肩负缓和政治冲突、促进文化理解的使命。“三十年了，是会有第二代了。这个现象才刚刚开始。”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美中心”）已经迎来了父女两代毕业生，说到这里，现任美方主任顾百里露出调皮满意的微笑。顾百里（Cornelius C. Kubler）是一位汉语语言学家，说着一口四声分明、文雅好听的汉语。在到任美方主任之前，他已经在威廉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任教25年。更早之前，则是在美国国务院外交学院（FSI）从事汉语教育，那时候他就把自己的学生送到中美中心。“1987-88年，我就听说这个项目了。此后也来到中心做过研究，2009年还参与了中心评估。我一直和中心保持联系。我也向我的孩子推荐这里。五年前，他在这里认识了他的女朋友。”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于1986年，每年招收中方美方各50名学生，从给全年在此学习的学生颁发证书，到2006年能够授予两校认可的硕士学位，到今天已有6个专业方向。中心在三十年里经历风雨不倒，与里面的人共同成长。用曾为中心学员、在中心任教、如今又担任教学副主任的石斌教授的话来说，如今中心是“三十而立”。在本月19日的庆典上，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也是霍大校友，将会出席并发表讲话。二十周年庆典时，站在这里的是见证、参与、推动中美友好合作关系发展历程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和时任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作为一个研究生教育机构，持续受到官方层面如此大的关注，与它成立的背景、担负的使命分不开。不是北京，也不是上海南京大学和霍普金斯大学在中美教育交流史上都渊源已久。南京大学的来源之一金陵大学（1952年并入），是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在华创办的大学。霍普金斯大学则参与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建立北平协和医学院（PUMC，1917年创办，前身为六家英美教会联合创办的协和医学堂）的过程，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蜚声世界，与北平协和医学院保持师生交流二十五年。然而这些联系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建国后直至“文革”结束的三十年间，中国的大学体系在一场场运动中难以有效运转，美国和中国内地的学术交流则完全中断。1972年，尼克松访华，1979年，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时，双方教育界都希望能重新建立联系，但无疑这是需要勇气的破冰之旅。中国方面，看一看在华教会学校的历史遭遇，就知道在改革开放之初，成立一家合作办学机构需要付出多么大的努力。因此，在谈到这项事业的关键人物，1978年恢复原职的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时，另一位关键人物，时任霍普金斯大学校长的史蒂文·穆勒（Steven Muller，）说，匡亚明校长“拥有想象力和宽广的视野，能看到这项事业的远大未来，不去计较那些足以摧毁这项事业的闲言碎语”。1981年9月, 南大匡亚明校长、章德书记与霍大穆勒校长会面。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作为美国第一所研究型大学，也是第一个拥有海外校园的大学，可以说一直具有前瞻性眼光。这个美国大学的第一家海外校园便是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SAIS）于1955年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建立的分校，欧洲学生和美国学生在那里同学、同住。1971年因资金所限，博洛尼亚分校曾有被关闭的危险，但时任霍大教务长的穆勒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存在，是增进美欧之间信任的纽带，不仅力主保留，还希望能将这一经验运用到其他国家。博洛尼亚分校因此留存至今。“其他国家”，在穆勒的心目中，就是中国。曾有人提议把新的SAIS分支设在日本，但穆勒说：“不，我不想设在日本，因为[美国与亚洲关系]的真正挑战在中国。”在他看来，中国是“未来之国”。匡亚明校长和穆勒校长的中间人，是霍大物理学教授钱致榕（1939— ）。钱致榕1946年离开大陆来到台湾，1960年获得台湾大学理学士，赴美后得耶鲁大学高能物理学博士，1969年起在霍普金斯大学任教。他一直关心中国以及中美关系，希望双方能消除误解，而不要因为表面的冲突做出误判。他的一个例子便是：美国对蒋介石的热情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蒋介石对基督教的所谓同情同感之上。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交后，在美的华人科学家们深感在领导人层面建立个人联系、并让双方拓宽视野的必要，因而促成了时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大胆推进农村改革的万里访问美国。这年9月，万里在美国同钱致榕见了面，回国后成为国务院副总理，继而成为中方高层推动中美教育交流的重要人物。 万里到访两个月后，匡亚明受教育部之托，带领一个由10位中国大学校长组成的代表团访问美国，这也是中国首个此类代表团。此行谈到了中美学术教育的实质交流合作，但尚未确定是哪两个学校。是匡亚明和穆勒的一见如故，促成了后来的合作意向。霍大当时曾考虑过北大、南开和复旦，当然，作为一所研究型大学，他们最感兴趣的是中科院。但是，在次年夏天，作为联络员的钱致榕走访了那10位大学校长的大学和其他院校之后，他给穆勒打电话，推荐霍普金斯大学和南京大学建立伙伴关系。不是北京，也不是上海。为什么呢？钱致榕的回答是，一家教育机构最好不要距离政治中心太近，也不要距离商业中心太近。“这就是为什么波士顿是个好地方。南京也会是个好地方。”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这么说。穆勒也是这么想的，罗马有“太多官僚，太多事务，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去了博洛尼亚”。“当时政策并没有出来，我们是拓荒。”1985年硕士毕业后，就定下在筹建中的中美中心工作的蔡佳禾教授说，当时南大打了报告获得批准，和匡亚明校长在教育界的地位有关，“美国那边其实也说不上有经验，但当时他们那位校长特别有激情”。“他们俩都属于决策果断、雷厉风行的性格。”中心第三任中方主任黄成凤这么形容两位校长。拓荒者制定的平等原则虽然早在1981年两校就签订了“关于创办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协议，并得到中国教育部、外交部的赞同，最后报国务院经四位副总理批准，但是，这一项目也未必能立马推进。在美国那边，向各种基金会和政府机构筹款用了两年。在南京这边，拆迁安置用了两年，敲了300个章。做成一件事不是那么简单。终于，经过两年的建设，中美中心在南大校园的西北角落成。日，中心举行了开学典礼。日，中心开学典礼。中国的这家SAIS分支不是“分校”，它和SAIS的博洛尼亚分校有两大本质不同，这是一开始就明确的。一是，博洛尼亚分校是意大利国土上的美国机构，而中美中心则是中美两国合作机构。二是，博洛尼亚分校的所有课程都是英文授课，而在中美中心，中国学生用英文学习，美国学生（以及其他国际学生）得用中文学习。两所大学都声望卓著，并不保证这个合作项目就一定能成功。事实上，一开始，双方对这一机构的认识存在分歧，但都通过一系列创造性的手段化解了。例如，美方非常希望能建一个中心自己的图书馆，一个典型的美国大学的图书馆，开架，所有外文图书、报刊从美国运来。美方视之为中美中心学术自由的象征。这一点最后实现了。此外，在使命上，美方希望能在这里训练两国未来的领导人；不过最后选择的措辞，是“人才”。如对促成中心成立亦有贡献的时任美国副总统的老布什所说：“这个中心有可能成为培养未来的从事中美交往的专门人员的重要场所。”（载《文汇报》日2版“开拓性的一页”）不过，穆勒校长也预见到：“中心”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当然也具有同样巨大的冒险性。这一事业能否成功，取决于中美关系的状况；比地理上相隔千里的距离还要大的、两种完全不同的体制的学校共同管理所产生的困难；以及这项事业所需的高额费用。（同上）从酝酿成立之初，中心就定下所有运作基于完全平等的原则。因此，中心有两位权力完全平等的主任，中美各一人。直到今天都是如此，顾百里告诉记者，他最近还在同中方主任何成洲商量要不要用转基因食用油的问题。从食堂用油、课程设计到庆典安排，双方都是一起商量；财政也是共同分担；图书馆共同建设——这些都是从1986年保留至今的传统。还有个小细节是，两位完全平等的主任，办公室该怎么安排。楼里的A101办公室，也就是一看便是“老大哥”的办公室，给谁用呢？最早的两名主任，中方主任、南大外文系教授王志刚和美方主任、退休外交官斯里昂（Leon Slawecki）觉得应该抛硬币决定。王志刚赢了。这个门牌号一直挂到今天——走进中心新大楼一楼的办公区域，会看到两间紧挨在一起的办公室。此外，中心文具上的抬头书写，也饶有趣味。这也是最早的两位主任共同决定的：所有在中国印刷和使用的文具都以南京开头，而在美国印刷和使用的文具以霍普金斯开头。不过中方美方主任的任期不同，中方迄今4位，而美方，到顾百里这里，已经是第14位了，也很难避免，“因为这儿不是我们的家”。双方协议中规定的学生人数也是平等的，每届50名中方学生、50名美方学生，各自得用目标语言（也就是非母语）上课、写论文、答辩。不过实际略有变化，美方经常招不到中文程度够上研究生的学生。第一届证书班中，是24位美国学生，40位中国学生。“目标语”政策在2006年推出硕士学位课程后略有改革，学生们可在完成必修目标语课程后，选修一些母语课程，这也意味着中国学生和外国学生会在教室里有更多的相遇。再加上从博洛尼亚分校继承来的同住政策，使得中心的学生形成更紧密的联系。正是这种基于完全平等原则建立的制度所促成的学业与生活上的联系，让学生们实际上形成了一个社区，这也使得在经历外界风雨，如“八-九风波”、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2003年非典等一系列事件时，中心学生们能在沟通、辩论、相互扶持中共度难关，而不至分化崩裂。1986年至今，中心始终坚持中方美方学生同住政策。强强联合的硕士学位项目三十年来，课程与学生兴趣的变化，在中方主任、南大外国语学院教授何成洲看来，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八十年代的课程重文化，“儒释道、中国电影课都开过”。当然，主要的课程，可以看到，第一学年，中方开出了“中国党派与团体”、“毛泽东政治学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美方则有“当代美国社会问题”、“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当前世界经济主要问题”。后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以及中美学生同时出现的职业导向，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法学的课程得到加强，到今天，课程则越来越多元。2006年，在原来的证书项目之外，中心推出了中美联合硕士学位项目，在两年的学习后，学生可获颁两校认可的国际问题研究硕士学位。“过去没有学校这样做过，美国学校也不可能到国外一个地方去给一个学位，特别像霍普金斯大学这样的学校，是不会随便给的。”蔡佳禾年时正担任教学副主任，亲历这一艰难过程。霍大的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是全美第一，他们的教授问，南大国际关系学科是否也是中国第一，能和他们称得上强强联合？当时的SAIS教授委员会主席戴维·兰普顿教授、和那时候也在SAIS的弗朗西斯·福山教授一起，来到南大听课。“回去以后他们说，你们谁要是再质疑南京大学、中美中心没有能力办硕士项目，你们就自己到中心去看看、听听课。否则就都给我闭嘴。”黄成凤在任上参与了硕士学位项目的谈判和推出，她说，有了这两位名教授的认可，霍大同意了。接着就是中美两地间的数次往返，艰苦商谈。1986-87级学生的万圣节中心必须照顾两种教育制度，从课程设计到学位要求。在中国，要获得硕士学位必须写论文。而在美国，硕士通常只是过渡学位，如果不是学术性的学位，也不做论文；而一旦指导论文，教授就习惯性地当博士生论文来指导。真正完成这一嫁接的，还是双方师生。“第一届硕士生真是不容易。有位美方教授要求他的中国学生一学期读完163国法律中的相关条文，再来写论文，那学生听了都快哭了。”不过，黄成凤说，经过这样的打磨，学生质量非常高。当然，这一项目也让两校每年都给予巨大投入的中心更有竞争力。中心还为此成立了一个联合学术委员会。这个12人的委员会仍然秉持“完全平等”的原则，一半中国人，一半美国人，多为中心教授，两位主任也参与其中，大家一起讨论课程设计、教学规则、招聘和预算。硕士项目是中心的一次全面升级，也包含建筑和设施方面。在绿色砖顶的老建筑以东，要起一座新楼。这又涉及二次拆迁，这一次，南大低温物理实验室、生化实验室和不属于南大的上海路小学，成为搬迁对象。2004年开工、2006年交付使用的这座十层新楼，增建1万多平米，耗资1.2亿人民币。内有高科技的教室、图书馆、讲演厅和国际教师公寓。学生们自习、上课、教师进出公寓都有不同入口。这座建筑还获得了11项2008年美国建筑学会奖项。2014年，在原有的五个专业方向（国际政治、国际经济、比较与国际法、中国研究、美国研究）的基础上，新增了“能源、资源与环境”方向，以适应时代需求。这也是何成洲所说，第三阶段的开始。每五年，来自霍大和其他学校的专家会来评估教学质量和经费使用，目前中心甚至在考虑增设博士课程。“教学第一，学术第二”“好多年前，北大的人跟我讲，你们南大我们什么都可以跟你比，就只有一个我们不能比，那就是中美中心。”从中心建立一直任教到退休的南大商学院教授刘厚俊，虽然是兼职教授，却对中心充满感情。中美中心的中方师资，多为南大各院系的教授，或从周边学校如南师大、河海大学、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江苏省社科院等聘请，是兼职教师；也有部分专职教师，2013年不幸离世的任东来教授，就是几位专职教授之一。中国教授用中文给美方学生讲课，美方教授用英文给中国学生讲课。美方师资由霍大在全球招聘，据说近年来每次开放一个教职，会有200来人申请。学年，中美中心有39位中国教授，其中4位是专职教授，美方有9位专职教授。不过这课也不是那么好上，用石斌的话来说，就是必须做到“学生本位”。期末时，学生要填写很详细的表格评估任课教师，然后中心将意见反馈给老师探讨、修正教学模式。这参考了霍大的评估体系，执行也比中国大学内的一些评估更为严格。一些名师可能在这儿的讲台上找不到感觉和崇拜的眼神，反而会遭遇没法控场的尴尬。而且现在，课堂上很可能有七八个国家的学生。以学年为例，82位国际生来自加拿大、芬兰、爱尔兰、以色列、牙买加、巴拿马、秘鲁、俄罗斯、韩国、英国，以及美国30个州。中方美方全体学生中，约有15%是美国和中国之外的学生。因此，是满堂灌，还是更多互动，是教学方法上最常见的冲突。三十年来的课堂美方学生不习惯中国教授一直演讲，他们喜欢老师讲十分二十分钟后，停下来给学生一个发问的机会，然后全班同学进行讨论、甚至辩论。“但有些中国教授可能比较传统一点，学生就会来跟我说，不习惯。”顾百里说这个问题始终存在，“同样也有中国学生来向我和何主任说，不习惯哪位外国教授的教学方法，比方说如果有一位外国教授经常跑到你跟前‘What do you think, what do you think?’，是会让人很有压力呐。”对此，石斌提到一位美方法学教授的看法，这位教授感觉，也许中美联合教育才是最好的教学模式。“我想他的意思是，美国大学注重培养批判性思维，但反过来，他也看到中国传统教育里对经典的重视、夯实基础的训练是很有价值的。经典训练并不是迷信传统和权威，这肯定不合适，但经典毕竟是经典。国外大学有些老师也是说了半天，好像也不是很系统，最后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还给你读一大堆的材料。”当然，冲突能变为融合、进而互补是一个理想状态。“中心有这样一个不多见的环境，我们有机会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现在，中心每学期开几十门课，一年有七八十门，除了经常变动的选修课程外，核心课程也会应时代变迁做出调试。“180位研究生的教学，是重点。”顾百里说他经常同刚刚到任的年轻教授讲，这学期的课优先，比什么都重要。“我们最主要还是一个教育机构，教学第一，学术第二。但我们也鼓励我们的教授做研究，资源、经费也向他们提供不少，但同样地我们非常不愿意看到的一个现象是，由于他们在研究方面花了更多时间，而影响他们的教学。”那么，中美中心的学者是如何平衡他们的教学与研究的呢？自2008年就在中心任教的美方政治学教授魏亚当（Adam K. Webb）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的研究完全没有受到影响，还有所促进。魏亚当的安排有些特别，每年秋季学期上四门课，极其紧张，到春季学期则离开中心，去世界各地如秘鲁、埃及、肯尼亚、巴基斯坦等地开展研究。现在他每年这样循环，平衡得不错，并且还可以把在世界各地研究中生出的见解直接带回中美中心，给学生打开视野。“一开始我也只想在这里待一两年的，但来了以后发现中美中心的智识环境很有活力”，在普林斯顿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后，魏亚当先在哈佛大学教社会研究，然后来到中国，“中美中心是一个很适合长期驻扎的地方，是一个能够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地方。而且中心也希望美方教授在任教上能更有延续性。”石斌则从另一个角度给予解释。中心教师人数少，教学任务繁重，“给人的观感可能不像一般院系学术气氛那么浓郁，但恐怕我们和他们不一定具有完全对等的可比性，我们的结构决定了我们的做法。”前前后后三十年有数百位教师在这里教过书，还有任教十数年的，教师们本身也会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此外，中心有很多工作坊、报告、研讨会，中美教授之间还有频繁的午餐会。这些，石斌认为，都是中美中心学术气氛活跃的证明。每年，中美中心都会组队参加莫愁湖上的端午龙舟赛，6月9日，他们在印有中心30周年徽标的旗帜前庆祝获得季军。 共同分担巨额投入三十年来，南大和霍大对中心都有巨大投入。“完全平等”的原则在经费上同样适用，从创建至今，都是平均分担。据何成洲介绍，中心有一个共同预算，每五年一次，双方约定五年里向这个资金池共同投入。“中国高等教育的经费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很短缺的，所以南大要办这个中心，要用这样高的、跟上美国的开支，是非常困难的。”蔡佳禾说，只是在2000年后，压力才逐渐缓解。和由国家拨款的中国大学不同，霍大作为一所美国私立大学，有持续不断的经费压力。在分工上，美方负责国际学生的招生以及美国教授的招聘与薪水，中方负责中国学生的招生以及中国教授的招聘与薪水。虽然美方要求美方学生付的学费比中方要求中国学生付的高很多，但美方还是入不敷出。“我们基本上做的是赔钱生意。美方支出和收入一直没有平衡。”顾百里表示，霍大一直给他相当大的压力，他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就是去募款。“和我当大学教授时的工作很不一样，我要和捐款人商量、找律师和他们签订契约；他们经常要来参观中心，你要给他们做简报，陪他们参观，回答他们的问题，中午请他们吃饭，我太太还得在家里宴请这些客人；要去上海、香港出席一些校友会，每年回华盛顿三到五次，去述职、开会，参加一些酒会。”美方募款可从个人、基金会、各类美国政府机构获得，但都来之不易。在1980年代初的草创期，募款努力收效甚微——从戴维·洛克菲勒那里只得了一张1万美元的支票。于是，穆勒校长决定要给美方找一名专门的筹款人。1986年6月，SAIS聘请了擅长政治筹款的帕特里夏·劳埃德（Patricia Lloyd），从此她一直为中心效力至2002年。在从个人和企业获得捐助方面，劳埃德将全部的功劳归于恒安石（Arthur W. Hummel,Jr.，）。恒安石年任美国驻华大使。他的父亲是著名汉学家、美国传教士恒慕义（Arthur W. Hummel,Sr.，）。他因此在父亲工作的山西出生，4岁时搬到北京，8岁随父母回到美国。1940年重回北京的恒安石，在珍珠港事件后被日军关押。二战结束后，他参加了战后救济，再回美国继续学业，此后成为一名职业外交官。1985年，恒安石退休后，成为中美中心的理事会主席。七年里，他为劳埃德打开了一扇扇门，每年两次陪她去香港与中国内地的商界人士、基金会代表、学者和官员见面。劳埃德曾在采访中说：“对霍普金斯大学和中美中心表现出敬意的人很多，但实际上那都是对恒安石的尊敬。是他的声望给我们打开了一扇扇门。”基金会方面，亚洲基金会早年捐助颇多，此后亨利·鲁斯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也持续资助。史带基金会和弗里曼基金会也有年度捐赠。在从美国政府机构获得资助方面，劳埃德最大的成就是从“美国海外学校与医院津贴”（ASHA）处获得持续的拨款。ASHA是美国国际发展署（USAID）下属机构，旨在帮助由美国公民参与建立或资助的海外学校、图书馆、医疗中心，所有钱款来自美国国会。从1987年获得第一笔70万美元的资助至今，ASHA持续为中心发展提供经济帮助，甚至在发生金融危机、政府拟削减资金期间亦如此。USAID网站显示，ASHA于和2015年拨款27.5—50万美元不等给中美中心，主要用于中心图书馆建设及设施翻新。（2012年也拨款25万美元给复旦基金会，用于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图书馆建设及设施翻新；2014年则是将95万美元拨给世界健康基金会，用于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购买设备。）“中国最好的国际事务方面的专业图书馆”中心有很大一部分投入用于图书馆。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任晓的评价是，中美中心的图书馆“也许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中国最好的国际事务方面的专业图书馆”。馆内收有《美国外交文件集》（FRUS），这套美国国务院编选出版的解密档案，是研究美国外交史、中美关系的基本材料，卷帙浩繁，目前出到年卷。国内很多大学即便有收藏，也不完备，而中美中心图书馆则收藏了1884年（该系列从1861年开始出版）至今的四百多册文件。中心图书馆收藏了1884年至今的四百多册《美国外交文件集》中美中心图书馆的中文图书由中方挑选购买，按中图分类法编目，英文图书由美方挑选购买，按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编目。内容服务于中心的教学科研，即如上提到的六个方向的学科设置。它的出色，得益于两方面。一是南京大学本身有优秀的图书馆与图书馆学传统，现任中美中心图书馆馆长俞晓霞即毕业于南大图书馆学系，因此这是一个由专业人士管理、运行的图书馆。一是美方的书刊都由SAIS的梅森图书馆负责挑选，并与中心图书馆每日保持沟通。“我们的馆员也到南京来，和中美中心图书馆的馆员一起建立信息技术系统；中心图书馆馆员也会到华盛顿来，和我们探讨如何编目、配合教学研究。”梅森图书馆馆长希拉·塔尔海默（Sheila Thalhimer）介绍。“双方教授都会参与选书,给我们提供书单。”在可以望向图书馆两层全貌的办公室里，俞晓霞给记者讲述她的工作，“我们图书馆和教学之间的联系比较多，教师在教学大纲上会列出每节课要用到的文章、书目，这些都由图书馆来配合提供。”所有要求阅读的文章都会放在一个电子系统里，要用的书则放在图书馆进口的流通台区域，学生借阅以3小时为期，大家轮流看。边上紧挨着咨询台，负责向学生介绍、指导论文写作可用的资源。中方美方的图书数量是一比一，不过现在很多资料可通过网络数据库获得。中心师生可以利用南大、霍大两所大学各自的图书与电子资源，若发现无馆藏，告诉中心图书馆后，馆员们当天就会和SAIS梅森图书馆联系，传递文章或章节有时隔天即到，书一般两周内寄到，哪怕是去买一本二手书。中心也会收到赠书。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霍大SAIS教授鲍大可（A.Doak Barnett，）去世后，他的太太选择把他的藏书赠与中美中心。和许多其他图书馆把个人捐赠的馆藏堆在一处不同，中心图书馆把鲍大可赠藏中一些珍本放在流通台区域，可借阅但不能带出，其他的则按门类拆开，放在书架上，可供外借。石斌说，中心图书馆是他出去招生时“特别得意的地方”：“就像编得好的字典，如牛津的一本中型字典，基本就能满足你的一般需要，查什么都能查得到；但一本编得不好的字典，哪怕很大一部，你都会经常查不到字。这就是因为选词没有什么依据。”他觉得，中美中心图书馆和一本好字典异曲同工，不在于容量大，而在“查得率”高，在一个有限的容量里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师生的一般需要。用任晓的话，这里选书很“到位”，而且，“这样它就成了一个信息中心，像一块磁铁一样吸引人去”。不少来中心的访问学者就是冲着这些书去的。此外，南大各系也都可索要阅览证至中美中心图书馆看书。这家图书馆的服务令人艳羡，七位工作人员很辛苦，却都很耐心。中心图书馆的开放时间完全配合学生作息：周日到周四都开到24：00，学生们可以一直发奋到睡前，周五周六的晚上则早些闭馆。此外还有整日开放的供毕业生写论文用的自习室，三人一间，可从另一个电梯进出。左图：面朝新大楼的中心庭院内景右图：拾级而上，就是中心图书馆。优势与使命三十年来，培养了近3000名毕业生的中美中心所形成的师生网络及声望，已经成为不可替代的资源。现任美国国防部主管亚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施大伟（David B. Shear）、曾任中国商务部部长的陈德铭都曾在中心就读，中心毕业生在两国政界的影响已开始显现。学术界、智库也有中心毕业生的身影，如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的王勇、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的王文。“中美中心在美国的知名度相当高，尤其在政界、学界，商界我不太了解，应该名誉也很不错。美国国务院外交官中，有相当大的百分比是本中心的毕业生。”顾百里说。但是现在，随着中国日渐深入的对外开放，赴美留学越来越容易，并且在国内也已经有了各种教育交流项目，甚至还有不少能颁发学位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那么在全球化的今天，中美中心是否仍具优势？如果有，又在哪里呢？蔡佳禾说这也是他们现在感到困惑的一点，“没钱有没钱的苦恼，有钱了也有有钱的苦恼”——因为现在的形势很影响生源。过去的时候，且不提师资和图书，空调、地毯、热水洗澡，都是大优点。现在不同了。对中国学生来说，中美中心学费远比出国留学便宜，可是现在人却会有“便宜没好货”的心理，宁愿花大钱去国外的二三流学校念书。但是两位主任还是很乐观：“非常重要的一点，还是我们的‘目标语’政策。”像上海纽约大学、杜克昆山、包括清华北大一些“表面上看起来类似”的项目，都是用英文授课的。顾百里确定国际生们根本不会考虑这样的项目，“对国际生来说，学中文那么难。我们的学生都很骄傲，辛辛苦苦学了这么多年中文，当然要用中文上课。”对中方学生而言，如何成洲所说，“正是因为‘目标语’政策，中美学生都有很强的愿望跟对方同学交流、合作。这种有强烈需求的紧密沟通，即便去留学都不一定做得到。在这里一年，可能比你去美国进步还要大。”这是其一。其二，南京这个地方，有很多的优点。上海北京固然繁华好玩，但外国人太多。“像上海，至少上海的某些区，好像到了外国一样。而且很贵！不比美国便宜。而且就因为南京没有那么多外国学生，所以这边的中国人比较愿意跟我们中心的外国学生交往。”因此，顾百里常常建议美国学生，北京上海这两个地方适合度假的时候去。其三，在“学生本位”的中美中心，学生们和老师也是同进出、亲切相处，两年在这一片小四合院里，完全像生活在一个小社区。“不像就读其他欧美大学，在学校注册一下，住街上也没人管你。”石斌说。在这里，有“打乒乓球从来没有学生赢过他”的、三十年来“不败的冠军”刘厚俊教授；有深受学生们爱戴、前后任教十年的美方历史学教授“傅乐爷爷”；还有学生们称为“黄妈妈”、每次送学生走都哭到眼睛疼的前主任黄成凤。她说她最喜欢看着开学典礼上新生们“在那里不知所措的样子”，毕业典礼时，则“变得信心百倍，一个一个地飞走”。现在的两位主任不约而同地谈到最近一位学生向他们抱怨室友打呼想要换房间的问题。“我跟何主任什么样的问题都得要解决。”顾百里说，“有时候是男女朋友的问题、想家的问题，当然找工作的问题很多人会来，跟我们要推荐信，或者问我们面试会考些什么、该怎么去应付。有的同学真的把我们当爸爸妈妈。”其四，这种中美完全平等的管理模式，独一无二，这一优势可以让中心走得更远。在这里，事无巨细，都是真正的双方全程介入。“别的学校，哪怕现在言之过早，也已经可以看到他们的权力不是真正地一半一半。”顾百里强调合作的重要。现在不少项目更倾向于经济考虑，只是“拼盘”，在中国大学一年，在外国大学一年。“看上去是我们两个在搞一件事，但其实你是你，我是我。而这里最特别的就是，我们是真正在一起做一件事。”石斌认为，真正有意义的是“碰撞、沟通、融合、提炼、重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过程，也就没有在“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的客观现实下探寻求同存异、搭建共识的可能，也因此，并没有实现合作办学的意义。从1986年到现在的这个模式，有三十年成功的历史。“就像在大海中航行一样，老船长总是更有经验一些。”何成洲觉得，中心的管理团队一定也能很好地处理未来的风浪。但是，中美中心现在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以这一独特模式在不断前推的时代大潮中继续维持品质，甚至做得更好。“凭我们的办学环境、跨文化的资源、严格的管理模式，所有这些投入每年就培养几十个学生，那么它没有理由不成为一个响当当的国际问题研究的项目。”石斌说，“这是我们要努力的。”“进一步整合资源、提高质量，让中美中心成为中美青年领导者的摇篮”，何成洲提出这一目标。作为建国以来第一个中外大学合作的成果，中心给后来的国际合作铺平了道路。现在，效仿者很多。但是，有一项只有中美中心才能担负的功能：中美中心一开始就是以中美之间交流实体的身份存在，作为非正式外交的平台，肩负缓和政治冲突、促进文化理解的使命。延续中美中心生命力的，不仅仅是教学。有一句话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那就是：“我们最终的目标是，有一天，美国国务卿和中国外长会发现他们都毕业于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也正因为中心从属于两个伙伴大学，并符合两国政府想以此保持非正式接触渠道的期望，中心有能力度过一个个危机，并且在任何时刻，都始终象征着中美之间的互信。（本文写作参考了Norton Wheeler, The Role of American NGOs in China’s Modernization, Routledge, 2013）本文图片均由中美中心提供专题（）| 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中美合作办学三十年本报记者 李纯一订阅我们！点击标题右下“文汇学人”转载本公众号文章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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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 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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