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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赏析之风颇为流行，但我认为这类文章并不好作。尤其是讲《诗三百篇》中的作品，首先须通训诂，其次还要明诗旨。因为风、雅、颂距今已远，其可赏析处往往即在字、词的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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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lay: 'inlay-fix'董仲舒《天人三策》原文及译文_233名人网
董仲舒《天人三策》原文及译文
董仲舒《天人三策》译文：汉武帝继承帝位以后，下令荐举贤良文学先后一百多位，董仲舒作为贤良回答皇帝的策问。汉武帝策问道：我继承了先帝最崇高的地位和最美好的德行，要永久传下去，延长到无穷尽的未来，这项任务巨大而且职守重要，所以我从早到晚都没有时间来享乐休息，长久地思考一切事情的原委，惟恐有不周到的地方。
董仲舒《天人三策》原文及译文董仲舒《天人三策》原文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制曰：“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故广延四方之豪俊，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洁博习之士，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今子大夫褎然为举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圣王已没，钟鼓管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查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乌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讲闻高谊之日久矣，其明以谕朕。科别其条，勿猥勿并，取之于术，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极，枉于执事，书之不泄，兴于朕躬，毋悼后害。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隐，朕将亲览焉。仲舒对曰：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习，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有效者也。《诗》曰“夙夜匪解”，《书》云“茂哉茂哉！”皆强勉之谓也。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五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臧于骨髓。故王道虽微缺，而管弦之声未衰也。夫虞氏之不为政久矣，然而乐颂遗风犹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齐而闻《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上天晁之，为生贤佐，后世称通，至今不绝。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操持誖谬失其统也。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复哉复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贱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娇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在，故不齐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故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未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熔，唯冶者之所铸。“绥之斯俫，动之斯和”，此之谓也。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贱不得致也。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嚚顽，抵冒殊扞，孰烂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人。”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晁，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天子览其对而异焉，乃复册之曰：制曰：盖闻虞舜之时，游于岩郎之上，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岂不同条共贯与？何逸劳之殊也？盖俭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饰。及至周室，设两观，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陈于庭，而颂声兴。夫帝王之道岂异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曰非文亡以辅德，二端异焉。殷人执五刑以督奸，伤肌肤以惩恶。成、康不式，四十余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虚。秦国用之，死者甚众，刑者相望，秏矣哀哉！乌乎！朕夙寤晨兴，惟前帝王之宪，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业，皆在力本任贤。今朕亲耕籍田以为农先，劝孝弟，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功烈休德未始云获也。今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故详延特起之士，庶几乎！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或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难行，毋乃牵于文系而不得骋与？将所繇异术，所闻殊方与？各悉对，著于篇，毋讳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称朕意。仲舒对曰：臣闻尧受命，以天下为忧，而未以位为乐也，故诛逐乱臣，务求贤圣，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万民皆安仁乐谊，各得其宜，动作应礼，从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此之谓也。尧在位七十载，乃逊于位以禅虞舜。尧崩，天下不归尧子丹朱而归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为相，因尧之辅佐，继其统业，是以垂拱无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尽美矣，又尽善矣”，此之谓也。至于殷纣，逆天暴物，杀戮贤知，残贼百姓。伯夷、太公皆当世贤者，隐处而不为臣。守职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秏乱，万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从周。文王顺天理物，师用贤圣，是以闳夭、大颠、散宜生等亦聚于朝廷。爱施兆民，天下归之，故太公起海滨而即三公也。当此之时，纣尚在上，尊卑昏乱，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由此观之，帝王之条贯同，然而劳逸异者，所遇之时异也。孔子曰“《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此之谓也。臣闻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然则官至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俭非圣人之中制也。臣闻良玉不瑑，资质润美，不待刻瑑，此亡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也。然则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余年，此亦教化之渐而仁谊之流，非独伤肌肤之效也。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下也。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趣利无耻；又好用憯酷之吏，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此之谓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极群下之知，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来加焉。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它，在乎加之意而已。”愿陛下因用所闻，设诚于内而致行之，则三王何异哉！陛下亲耕籍田以为农先，夙寤晨兴，忧劳万民，思维往古，而务以求贤，此亦尧、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获者，士素不厉也。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是以阴阳错缪，氛气弃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陛下加惠，宽臣之罪，令勿牵制于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尽愚！于是天子复册之。制曰：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上嘉唐虞，下悼桀、纣，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虚心以改。今子大夫明于阴阳所以造化，习于先圣之道业，然而文采未极，岂惑乎当世之务哉？条贯靡竟，统纪未终，意朕之不明与？听若眩与？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复之。《诗》不云乎，“嗟尔君子，毋常安息，神之听之，介尔景福。”朕将亲览焉，子大夫其茂明之。仲舒复对曰：臣闻《论语》曰：“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虖！”今陛下幸加惠，留听于承学之臣，复下明册，以切其意，而究尽圣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对，条贯靡竟，统纪不终，辞不别白，指不分明，此臣浅陋之罪也。册曰：“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后，天下常亡一人之狱矣。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以此见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变古则讥之。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圈豹槛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谊；知仁谊，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理；乐循理，然后谓之君之。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为君子”，此之谓也。册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纣，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虚心以改。”臣闻众少成多，积小致臣，故圣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显。是以尧发于诸侯，舜兴乎深山，非一日而显也，盖有渐以致之矣。言出于已，不可塞也；行发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故尽小者大，慎微者著。《诗》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胡尧兢兢日行其道，而舜业业日致其孝，善积而名显，德章而身尊，以其浸明浸昌之道也。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之销膏，而人不见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为悼惧者也。夫善恶之相从，如景乡之应形声也。故桀、纣暴谩，谗贼并进，贤知隐伏，恶日显，国日乱，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终陵夷而大坏。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渐至，故桀、纣虽亡道，然犹享国十余年，此其浸微浸灭之道也。册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臣闻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之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亡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欲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举贤良方正之士，论议考问，将欲兴仁谊之林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闻，诵所学，道师之言，廑能勿失耳。若乃论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辅佐之职，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窃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上下和睦，习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奸邪，民亡盗贼，囹圄空虚，德润草木，泽被四海，凤皇来集，麒麟来游，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远也！安所缪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有所诡于天之理与？试迹之于古，返之于天，党可得见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浸，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不上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故公仪子相鲁，之其家见织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禄，又夺园夫红女利乎！”古之贤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从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缓于谊而急于利，亡推让之风而有争田之讼。故诗人疾而刺之，曰：“节彼南山，惟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尔好谊，则民乡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由是观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着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当君子之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亡可为者矣。《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对既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骄，好勇。仲舒以礼谊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问仲舒曰：“粤王勾践与大夫泄庸、种、蠡谋伐吴，遂灭之。孔子称殷有三仁，寡人亦以为粤有三仁。桓公决疑于管仲，寡人决疑于君。”仲舒对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对。闻昔者鲁君问柳下惠：‘吾欲伐齐，何如？’柳下惠曰：‘不可。’归而有忧色，曰：‘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此言何为至于我哉！’徒见问耳，且犹羞之，况设诈以伐吴乎？由此言之，粤本无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为其先诈力而后仁谊也。苟为诈而已，故不足称于大君子之门也。五伯比于他诸侯为贤，其比三王，犹武夫之与美玉也。”王曰：“善。”第一页&上一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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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本AV女优董仲舒《举贤良对策》
董仲舒《举贤良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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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颂篇第六十
　　本篇明显地表现了王充向汉章帝献媚邀宠的精神状态。
　　王充认为，后代知道古代帝王道德高尚，主要是由于有得力的臣子加以颂扬记载；汉代名声不扬，“咎在俗儒不实论也”。他指责那些“俗儒”、“拘儒”、“育喑之儒”，“信久远之伪，忽近今之实”、“好称古而毁今”、“涉圣世不知圣主”，或“知圣主不能颂”，致使汉代在“百代之下”。因此，他在本篇中反复论述汉代“天下太平”，有待“鸿笔之臣”的颂扬。他表白说：“今上即命，未有褒载，《论衡》之人，为此毕精。”他写《论衡》就在于“为汉平说”，但他感到遗憾的是自己未受重用，因此“褒功失丘山之积，颂德遗膏腴之美”。他希望能到皇帝身边工作，以便“论功德之实，不失毫厘之微”，“彰汉德于百代，使帝名如日月”。
　　【原文】
　　60?1古之帝王建鸿德者，须鸿笔之臣褒颂记载，鸿德乃彰，万世乃闻。问说《书》者：“‘钦明文思’以下，谁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谁也？”“孔子也。”然则孔子鸿笔之人也。“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也。鸿笔之奋，盖斯时也。或说《尚书》曰：“尚者，上也；上所为，下所书也。”“下者谁也？”曰：“臣子也。”然则臣子书上所为矣。问儒者：“礼言‘制’，乐言‘作’，何也？”曰：“礼者，上所制，故曰制；乐者，下所作，故曰作。天下太平，颂声作。”
　　【注释】
　　钦明文思：这是《尚书?尧典》中一句歌颂尧的话。王充以“钦明文思”以下为孔子所言，系指《书序》而言，汉人皆以《书序》为孔子所作。
　　卫：春秋时卫国，在今河南北部滑县一带。反：同“返”。鲁：春秋时鲁国，在今山东西南部。自卫反鲁：指孔子周游列国，于鲁哀公十一年冬从卫国回到鲁国。
　　乐正：指孔子对古乐曲进行整理，使它符合自己的标准。
　　《雅》、《颂》：《诗》内容分类的名称，也是乐曲分类的名称。《雅》是朝廷用的乐歌，内容分《大雅》、《小雅》两部分。《颂》是宗庙祭祀用的乐歌，内容分《商颂》、《周颂》、《鲁颂》三个部分。《雅》、《颂》各得其所：指孔子按自已的政治标准，对《诗》中的乐歌进行分类，使它们都能恰到好处地发挥维护礼治的作用。引文参见《论语?子罕》。斯时：指孔子自卫返鲁以后。《白虎通?五经篇》：“孔子自卫反鲁，自知不用，追定《五经》。”
　　《白虎通?礼乐篇》：“乐言作，礼言制。乐者，阳也，动作倡始，故言作也。礼者，阴也，系制于阳，故云制也。”
　　颂声：《公羊传?宣公十五年》注：“颂声者，太平歌颂之声，帝王之高致也。”
　　【译文】
　　古代建立了鸿大功德的帝王，必须要有擅长写作的臣子赞美记载，他的鸿大功德才会显著，万代以后才能知道。问解释《尚书》的人：“‘尧敬慎节俭，明察四方，善治天下，思虑通达’以下的话，是谁人说的？”答：“著作家说的。”“著作家是谁呢？”“是孔子。”这样说来孔子是擅长写作的人了。“从卫国返回鲁国后，才把《诗》的乐曲进行了整理使它纯正，《雅》乐和《颂》乐各得其适当的位置。”孔子挥动大笔整理乐曲，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有人解释《尚书》的含义说：“‘尚’就是‘上’（君王）的意思；君王的所作所为，下面的人把它记录下来，因此叫《尚书》。”“下面的人是谁呢？”“是臣子”。这样说来臣子是应当记录君王的所作所为的了。问儒者：“为什么把礼说成是‘制定’的，把乐说成是‘创作’的呢？”答：“礼是君王制定的，所以说是制定；乐是下面的人创作的，所以说是创作。天下太平，歌功颂德的乐曲就创作出来了。”
　　【原文】
　　60?2方今天下太平矣，颂诗乐声，可以作未，传者不知也，故曰：“拘儒”。卫孔悝之鼎铭，周臣劝行。孝宣皇帝称颖川太守黄霸有治状，赐金百斤，汉臣勉政。夫以人主颂称臣子，臣子当褒君父，于义较矣。虞氏天下太平，夔歌舜德。宣王惠周，《诗》颂其行。召伯述职，周歌棠树（11）。是故《周颂》三十一，《殷颂》五，《鲁颂》四，凡颂四十篇，诗人所以嘉上也。由此言之，臣子当颂，明矣。
　　【注释】
　　传：当为“儒”。隶书儒或作■，故易讹为传。
　　拘：拘泥，狭隘，目光短浅。
　　孔悝（kuī亏）：卫国大夫。鼎：礼器。铭：铭文。古代的一种文体，常刻在碑石或钟、鼎一类的器物上，以称颂功德或以示鉴戒。卫孔悝之鼎铭：孔悝曾辅佐丧失君位的卫庄公重新获得帝位，庄公为了表彰他的功劳，特地在一座铜鼎上铸刻铭文，赞孔悝祖先的功劳。参见《礼记?祭统》。周：东周。周臣：春秋时期，周天子和各国君王之间名义上还存在着君臣关系，各国的臣子都算是周天子的“陪臣”，所以这里的周臣也包括各国的君臣在内。
　　颖：当作“颍”，形近而误。颍（yǐng影）：郡名。战国秦王政十七年（公元前230年）置，以颍水得名。治阳翟（今禹县），在今河南中部一带。黄霸：人名。汉宣帝时由颍川太守升为丞相，封“建成侯”，以政绩清平著名于当时。
　　较：通“皎”。明显，清楚。
　　夔（kuí葵）：相传是舜的乐官。夔歌舜德：《史记?夏本纪》：“舜德大明，于是夔行乐。”宣王：周宣王。惠周：对周朝作出了贡献，指宣王中兴。
　　《诗》：指《诗?小雅》中的《六月》、《车攻》、《斯干》等篇。《诗》颂其行：《汉书?董仲舒传》：“周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灿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召（shào绍）伯：周武王之弟姬]。述职：诸侯向天子报告统治情况。这里指勤于职守。《孟子?梁惠王》：“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
　　（11）棠：甘棠，俗称棠梨。周歌棠树：传说召伯为了不误农时，在农忙时曾离开城邑到甘棠树下去判案，诗人因此写了一首《甘棠》诗来歌颂他。参见《诗?召南?甘棠》、《说苑?贵德篇》、《韩诗外传》一、《盐铁论?授时篇》。
　　【译文】
　　当今天下太平了，歌颂功德的诗歌乐曲，可不可以创作，释经的人不知道，所以称他为“拘儒”。卫国孔悝受到鼎铸铭文的表彰，周代的臣子互相激励操行。汉宣帝称赞颍川太守黄霸有优良的政绩，赏赐一百斤金子，汉朝的大臣都尽职政事。因为君王称颂了臣子，所以臣子应当颂扬君父的功德，这在道理上是很清楚不过的。虞舜统治的时代天下太平，夔歌颂舜的功德。周宣王使周朝中兴，《诗》里就颂扬他的品行。召伯勤于政事，周人歌颂他在棠梨树下判案的美德。所以《周颂》有三十一篇，《殷颂》有五篇，《鲁颂》有四篇，总共颂有四十篇，都是诗人写来颂扬君王的。照此说来，臣下应当颂扬君王，是很明白的了。
　　【原文】
　　60?3儒者谓汉无圣帝，治化未太平。《宣汉》之篇，论汉已有圣帝，治已太平。《恢国》之篇，极论汉德非常，实然乃在百代之上。表德颂功，宣褒主上，《诗》之颂言，右臣之典也。舍其家而观他人之室，忽其父而称异人之翁，未为德也。汉，今天下之家也；先帝、今上，民臣之翁也。夫晓主德而颂其美，识国奇而恢其功，孰与疑暗不能也？
　　【注释】
　　《宣汉》：指本书《宣汉篇》。
　　《恢国》：指本书《恢国篇》。
　　右：据章录杨校宋本当作“古”。
　　先帝：死去的皇帝，指汉明帝。今上：当今皇上，指汉章帝。
　　【译文】
　　儒者认为汉代没有圣明的帝王，统治教化尚未达到天下太平。《宣汉篇》中，论述了汉代已经有了圣明的帝王，国家的治理已经太平。《恢国篇》充分论述了汉代功德非同一般，确实超过了过去所有的朝代。表彰颂扬功德，宣扬称颂皇帝，《诗》中写有颂诗，这是古代臣子的职责。抛开自己的家而赞赏别人的家，轻视自己的父亲而颂扬别人的父亲，不能称为美德。汉朝，就是当今天下人的家；已死的汉明帝和当今皇上，就是老百姓和臣子的父亲。知道君王的功德而称颂他的完美，看到汉朝的杰出而表彰它的功德，这和那些愚昧而不能这样做的人相比，谁高明呢？
　　【原文】
　　60?4孔子称：“大哉，尧之为君也！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或年五十击壤于涂。或曰：“大哉，尧之德也！”击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何等力？”孔子乃言“大哉，尧之德”者，乃知尧者也。涉圣世不知圣主，是则盲者不能别青黄也；知圣主不能颂，是则喑者不能言是非也。然则方今盲喑之儒，与唐击壤之民，同一才矣。夫孔子及唐人言“大哉”者，知尧德，盖尧盛也；击壤之民云“尧何等力”，是不知尧德也。
　　【注释】
　　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参见54?15注。
　　击壤：参见19?13注。
　　引文参见晋皇甫谧《帝王世纪》、本书《艺增篇》。
　　乃：当作“及”，下文“孔子及唐人言大哉者”可证。
　　乃：当作“皆”，章录杨校宋本亦作“皆”。
　　喑：《类要》二十一引“喑”作“”，下同。《说文》：“，不能言也，从疒，音声。”
　　【译文】
　　孔子称颂说：“真是太伟大了，尧这样的君王！只有天最伟大，只有尧能够效法它。尧的功德浩大无际，老百姓不知道如何称颂他才好。”有位年纪在五十岁的人在路上作击壤游戏。有人说：“真伟大呀，尧的功德！”击壤的人说：“我太阳出来就干活，太阳落山就休息，挖井而饮用井水，耕田而食用粮食，这里边尧有什么力量呢？”孔子及称颂“真伟大呀，尧的功德”的人，都是了解尧的功德的人。经历了圣明之世而不了解圣明的君王，这就像瞎子分不出青色黄色一样，知道有圣明的君王而不能称颂，这就像哑巴不能说明是非一样。这样说来，当今的又瞎又哑的儒者，和唐尧时代击壤的老百姓，才智是同样的低劣了。孔子和唐尧时代称颂“真伟大啊”的人，是因为了解尧的功德，因为尧的功德确实很伟大啊；击壤的老百姓说“这里边尧有什么力量”，这是因为他不了解尧的功德啊。
　　【原文】
　　60?5夜举灯烛，光曜所及，可得度也；日照天下，远近广狭，难得量也。浮于淮、济，皆知曲折；入东海者，不晓南北。故夫广大，从横难数；极深，揭厉难测。汉德广，日光海外也。知者知之，不知者不知汉盛也。汉家著书，多上及殷、周，诸子并作，皆论他事，无褒颂之言，《论衡》有之。又《诗》颂国名《周颂》，与杜抚、固所上汉颂，相依类也。
　　【注释】
　　浮：飘浮。指乘船。淮：古河名。地理位置相当于今淮河和新淮河河道。济：古河名。地理位置相当于今山东境内黄河河道。
　　原本校语“一又有广大字”。
　　从：通“纵”。
　　揭（qì气）：掀起衣服涉水，这里形容水浅。厉：涉深水，这里形容水深。《诗?邶风?匏有苦叶》：“深则厉，浅则揭。”
　　：同“丰”。
　　外：外表。这里指水面。
　　前一个“知”同“智”，下句“不知”的“知”同此。
　　诸子：指汉代学者。
　　颂国：当作“颂周”。颂周名《周颂》与班固颂汉名《汉颂》相同。“固”字上应有“班”字。本篇累称班固，皆不省班字，且杜抚不省杜字，可证。本书《宣汉篇》“观杜抚、班固等所上《汉颂》”，更可证应补“班”字。
　　【译文】
　　夜间点燃灯烛，光亮所达到的地方，是可以测量到的，太阳照耀天下，普及远近广狭之处，难于测量。在淮河、济河中乘船，都知道它们的曲折；乘船进入东海的人，就分不清南北了。所以，如果过于广阔，长宽就很难计算；非常深，深浅就很难测量。汉朝功德盛广，如同太阳的光辉、大海的海面一样。明智的人知道汉朝功德的盛广，愚昧的人就不知道汉朝功德的盛广了。汉朝人写书，大多上溯到殷、周时代，汉代的作者都在写文章，论述的都是其他的事情，没有褒颂帝王的话，而《论衡》里面就有。又有《诗》里称颂周代的叫《周颂》，与杜抚、班固所呈献的歌颂汉朝的辞赋，是相类似的。
　　【原文】
　　60?6宣帝之时，画图汉列士，或不在于画上者，子孙耻之。何则？
　　父祖不贤，故不画图也。夫颂言，非徒画、文也。如千世之后，读经书不见汉美，后世怪之。故夫古之通经之臣，纪主令功，记于竹帛；颂上令德，刻于鼎铭。文人涉世，以此自勉。汉德不及六代，论者不德之故也。
　　【注释】
　　列士：指建立过功勋的杰出人物。汉列士：指汉宣帝时画像表彰霍光、苏武等十一位功臣。《前汉纪》四：“甘露元年冬十月，赵充国薨，谥曰壮武侯，以功德与霍光等，图画相次于未央宫。第一曰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霍光。。次曰典属国苏武。皆有功德，知名当世。”纪：通“记”。
　　竹帛：古代书写用的竹简和丝织品。
　　六代：唐、虞、夏、商、周、秦。
　　【译文】
　　汉宣帝的时候，画像表彰汉朝的功臣，有的人不在画像表彰之列，子孙为此感到可耻。为什么呢？父祖辈不贤良，所以没有受到画像表彰。那些称颂的话，不仅仅是画张像而已，而是文字记录。如果千代以后，读经书看不到汉朝的美德，后代的人就会感到奇怪。所以古代通晓经书的大臣，记载君王的盛功，记录在竹帛之上；称颂君王的美德，铸刻铭文于鼎上。文人经历世事，以此来自我勉励。汉朝功德被认为不如唐、虞、夏、商、周、秦六代，是由于论述的人不注意颂扬汉朝君王美德的缘故。
　　【原文】
　　60?7地有丘矗视懈咂剑蛞轧锸平而夷之，为平地矣。世见五帝、三王为经书，汉事不载，则谓五、三优于汉矣。或以论为锸，损三、五，少丰满汉家之下，岂徒并为平哉！汉将为丘，五、三转为匆印：胤且唬阆镣玻鞲筒庵钋晨啥取：河氚俅阄饕玻刀壑帕涌杉９什皇鞒じ停恢钋持龋晃蕖堵酆狻分郏恢帕又怠：涸诎俅嫌氚俅系拢叵嘤氡纫病Ｎ藓璞手郏幻庥褂怪Ｂ酆贸乒哦俳瘢趾航诎俅拢裢酵眨
　　【注释】
　　矗wū屋）：池塘。
　　（jué决）、锸（chā插）：都是挖土的工具。
　　三、五：二字宜互倒。上下文皆作“五三”。五，五帝；三，三王。
　　司马相如《难蜀父老》李奇注：“五帝之德，比汉为减；三王之德，汉出其上。”“论”下当有“者”字。
　　【译文】
　　地面上有山丘有池塘，所以有高有低，有人用锸填满池塘挖平山丘，地面就成为平地了。一般人看到五帝、三王的事迹写成经书了，而汉朝的事迹不见记载，就认为五帝、三王时代比汉代好。如果有人把议论当作锸，减掉一点对五帝、三王的颂扬，略微增添到汉代名下，岂止会把二者拉平啊！汉代将会成为山丘，五帝、三王时代反而成为池塘了。湖和池不一样，尽管面积相同，立起竿子去测量它们，深浅是可以测量得到的。汉代君王与以往各个朝代的君王，同样都是君王，依据事实评论他们，他们的优劣就可以看出来了。所以，不树立长竿，就不知道湖池深浅的程度；没有《论衡》的评论，就不知道历代君王优劣的真实情况。汉代在百代的最后，往上与百代比较功德，如同湖和池互相对比一样。没有大手笔的评论，仍旧不能免掉平庸的名声。议论的人喜欢颂古非今，这样恐怕汉代就会在过去所有的朝代之下了，岂止是与它们相同呢！
　　【原文】
　　60?8谥者，行之迹也。谥之美者，“成”、“宣”也；恶者，“灵”、“厉”也。成汤遭旱，周宣亦然，然而成汤加“成”，宣王言“宣”。无妄之灾，不能亏政，臣子累谥，不失实也。由斯以论尧，“尧”亦美谥也。时亦有洪水，百姓不安，犹言“尧”者，得实考也。夫一字之谥，尚犹明主，况千言之论，万文之颂哉！
　　【注释】
　　谥：参见20?10注。
　　《逸周书?谥法解》：“安民立政曰成，圣善周闻曰宣，乱而不损曰灵，杀戮无辜曰厉。”累：积。指罗列生平事迹。
　　尧：《白虎通?号篇》：“谓之尧者何？尧犹ii也。至高之貌，清妙高远，优游博衍，众圣之主，百王之长也。”
　　【译文】
　　谥号，是生前行为的评价。谥号好的，如“成”、“宣”之类；谥号不好的，如“灵”、“厉”之类。成汤时遇到旱灾，周宜王时也同样遇到旱灾，但是商汤死后给他加上“成”的谥号，宣王死后的谥号称为“宣”。偶然发生的灾害，不能因此而贬低他们的政绩，臣子依据他们的生平事迹所上的谥号，并没有违反真实情况。据此以评论尧。“尧”也是好的谥号。当时也发生了洪水之灾，老百姓生活不安定，仍然给他“尧”这个谥号，是因为如实考核了他的政绩。一个字的谥号，尚且能起到表彰君王的作用，何况千言的评论，万字的颂扬呢？
　　【原文】
　　60?9船车载人，孰与其徒多也？素车朴船，孰与加漆采画也？然则鸿笔之人，国之船车、采画也。农无疆夫，谷粟不登；国无强文，德暗不彰。汉德不休，乱在百代之间，强笔之儒不著载也。高祖以来，著书非不讲论汉。司马长卿为《封禅书》，文约不具。司马子长纪黄帝以至孝武。杨子云录宣帝以至哀、平。陈平仲纪光武。班孟坚颂孝明。汉家功德，颇可观见。今上即命，未有褒载，《论衡》之人，为此毕精，故有《齐世》、《宣汉》、《恢国》、《验符》。
　　【注释】
　　疆：据递修本当作“强”。强夫：强劳力。
　　强文：有影响的文章，好文章。这里指擅长写文章的人。
　　司马长卿：即司马相如。参见42?8注。
　　司马子长：即司马迁。参见3?4注（18）。
　　杨子云：即杨（一作扬）雄。参见3?4注（16）。据《史通?正史篇》记载，他曾续司马迁《史记》，原书已佚。哀：汉哀帝，公元前6～前1年在位。平：汉平帝，公元1～5年在位。陈平仲：陈宗，东汉章帝时任睢（今河南商丘南）县令。据《史通?才篇》记载，他曾和班固等人一起编撰东汉光武帝刘秀的传记。
　　班孟坚：即班固，字孟坚。参见38?16注。
　　【译文】
　　用船车运载人和让人步行比较，哪种办法好呢？没有装饰的车船和漆上彩画的车船比较，哪种更美呢？如此说来擅长写文章的人，好比是国家的船车和彩画了。农业没有强劳力，庄稼就没有收成；国家没有擅长写文章的人，帝王的功绩就幽隐而不显著。汉朝的功德显得不怎么美好，混杂在百代之中，是因为那些擅长著述的儒生不撰写不记载的缘故，自从汉高祖以来，撰文著书并非完全不评论汉代。司马长卿写过《封禅书》，文章写得简略，论述不够完备。司马子长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的史实。杨子云记录了汉宣帝以至哀帝、平帝的事迹。陈平仲记录了光武帝的生平。班孟坚颂扬了汉明帝的功业。汉代的功德，稍微可以观看到一些。当今皇帝即位，没有颂扬的记载，《论衡》的作者，为此费尽了精力，所以有《齐世》、《宣汉》、《恢国》、《验符》等篇的出现。
　　【原文】
　　60?10龙无云雨，不能参天。鸿笔之人，国之云雨也。载国德于传书之上，宣昭名于万世之后，厥高非徒参天也。城墙之土，平地之壤也，人加筑蹈之力，树立临池。国之功德，崇于城墙；文人之笔，劲于筑蹈。圣主德盛功立，莫不褒颂记载，奚得传驰流去无疆乎？人有高行，或誉得其实，或欲称之不能言，或谓不善不肯陈一。断此三者，孰者为贤？五、三之际，于斯为盛。孝明之时，众瑞并至，百官臣子，不为少矣。唯班固之徒称颂国德，可谓誉得其实矣。颂文谲以奇，彰汉德于百代，使帝名如日月，孰与不能言，言之不美善哉？
　　【注释】
　　筑：把土夯结实。
　　池：护城河。
　　莫：当为“若”之误，方与下句“奚得”云云相应。
　　谲（jué决）：奇异。“以”字当属下读，今本误倒。
　　【译文】
　　龙不借助云雨，就不能高入云霄，擅长写作的人，就好比是国家的云雨。记载国家的功德在传书之上，传播显赫的名声于万世之后，这样的高度就不仅仅是高入云霄了。城墙上的土，原来是平地上的土，是人加以了夯踩结实的力量，城墙才屹立在护城河边。国家的功德。比城墙更崇高；文人的笔，比夯踩更有劲。圣主的德行丰盛功业创立，如果不加以赞美称颂记载下来，怎么能迅速传播流传下去而没有穷尽呢？一个人有了高尚的品行，有的人对他颂扬得完全符合实际，有的人想称赞他却说不出来，有的人却认为他不好而不愿说一句称颂的话。判断这三种人，哪一种贤良呢？从五帝、三王时代开始，到汉代才算得功德最盛大。汉明帝的时候，各种祥瑞同时出现，各级官吏大臣，不算少了，只有班固等人称颂国家的功德，可以算是称颂得完全符合实情了。歌颂功德的文章写得既奇异又出色，用以表彰汉朝的功德在百代之上，使帝王的名声如日月在天，这和想称颂而又说不出来以及说它不好的相比较，哪一个好呢？
　　【原文】
　　60?11秦始皇东南游，升会稽山，李斯刻石，纪颂帝德。至琊亦然。秦，无道之国，刻石文世，观读之者，见尧、舜之美。由此言之，须颂明矣。当今非无李斯之才也，无从升会稽、历琊之阶也。弦歌为妙异之曲，坐者不曰善，弦歌之人必怠不精。何则？妙异难为，观者不知善也。圣国扬妙异之政，众臣不颂，将顺其美，安得所施哉？
　　【注释】
　　会（guì桂）稽山：参见10?7注。相传秦始皇登此山以望南海，故又名秦望山。李斯：参见21?12注。刻石：指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在会稽山的刻石。秦始皇巡视全国时，曾在六个地方刻石立碑，碑文大部分出自李斯的手笔。
　　琊（yá牙）山名。一作琅邪，在今山东胶南县南海滨。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在山上筑台立碑。以上事参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历：一步步地登上。
　　将：扶持，扶助。将顺：顺势助成。这里是发扬光大之意。
　　【译文】
　　秦始皇到东南方巡视，登上会稽山，李斯刻石立碑，记载和颂扬秦始皇的功德。到了琊山也仍然这样做。秦国，是个无道的国家，刻石立碑粉饰当世，观看阅读碑文的人，仿佛看到了像尧、舜那样的美德。由此说来，必须颂扬帝王的功德是很明白的了。当今并不是没有李斯那样的人才，而是没有机会和条件像李斯那样跟随皇帝登上会稽山、琊山。弹唱的是美妙奇异的歌曲，听众不说好，弹唱的人必然会懈怠而不愿精心弹唱。为什么呢？因为美妙奇异的歌曲是很难弹唱的，听众却不懂得它的妙处。圣明的国家推行如妙异之曲一般的政治，朝中大臣不赞颂，不顺势发扬它的好处，又怎么能施行这种政治呢？
　　【原文】
　　60?12今方板之书在竹帛，无主名所从生出，见者忽然，不卸服也。如题曰甲甲某子之方，若言已验尝试，人争刻写，以为珍秘。上书于国，记奏于郡，誉荐士吏，称术行能，章下记出，士吏贤妙。何则？章表其行，记明其才也。国德溢炽，莫有宣褒，使圣国大汉有庸庸之名，咎在俗儒不实论也。
　　【注释】
　　方板：当是“方技”之误。汉时方技之书，包括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种。方技之书：此指医书。
　　忽：不重视，忽视。忽然：形容看不起的样子。
　　卸：据递修本当作“御”。御：用。御服：服用。
　　甲甲某子之方：当是“某甲某子之方”。《汉书?艺文志?方技略》中多言某氏之方。某甲某子亦汉代人常用语。
　　记奏：依本书文例，当是“奏记”，今互倒。奏记：向上级陈述书面意见。术：为“述”之借字，汉人多通用。
　　章下：奏章得到批准。记出：陈述的书面意见得到批准。
　　溢：水满外流。炽（chì赤）：火势旺。溢炽：形容功德伟大崇高。
　　【译文】
　　当今医书写在竹简丝帛之上，如果没有著作者的姓名和来源，见到的人就看不起它，不肯按它上面的方剂服用。如果题写有某某人的验方，并说尝试过很有疗效，人人都争着刻写传抄，把它视为珍贵的秘方。向朝廷上奏章，向郡守陈述书面意见，称赞推荐士子和官吏，称颂陈述他们的操行和才能，奏章和书面意见得到批准，这些士子和官吏就获得了操行好、才能高的美名。为什么呢？因为奏章上表彰了他们的操行，奏记中宣扬了他们的才能。朝廷的功德伟大崇高，却没有人加以宣扬和歌颂，使得圣明的大汉国只有很一般的名声，过错就在于俗儒们没有如实加以论述。
　　【原文】
　　60?13古今圣王不绝，则其符瑞亦宜累属。符瑞之出，不同于前，或时已有，世无以知，故有《讲瑞》。俗儒好长古而短今，言瑞则渥前而薄后，《是应》实而定之，汉不为少。汉有实事，儒者不称；古有虚美，诚心然之。信久远之伪，忽近今之实，斯盖三增、九虚所以成也，《能圣》、《实圣》所以兴也。儒者称圣过实，稽合于汉，汉不能及。非不能及，儒者之说使难及也。实而论之，汉更难及。
　　【注释】
　　累属（hǔ主）：连接不断。
　　《讲瑞》：本书篇名。
　　渥（wò沃）：厚。
　　《是应》：本书篇名。
　　三增：指本书《语增篇》、《儒增篇》和《艺增篇》。九虚：指本书《书虚篇》、《变虚篇》、《异虚篇》、《感虚篇》、《福虚篇》、《祸虚篇》、《龙虚篇》、《雷虚篇》和《道虚篇》。《能圣》、《实圣》：王充写的两篇文章。已佚。兴：作。
　　【译文】
　　从古至今圣王不断出现，那么他们遇到的符瑞也应当接连不断地出现。
　　当今符瑞的出现，不同于古代，或许已经有了，世人无法认识它，所以我就写了《讲瑞篇》。俗儒喜好颂古非今，讲到祥瑞就厚古薄今，我的《是应篇》对古今的祥瑞加以核实、判断，证明汉代的祥瑞并不比古代的少。汉代有具体的事例，俗儒不称颂；古代有不真实的美名，俗儒却真心诚意地相信它。俗儒相信远古时代不真实的美名，却不重视近代当代的事实，这就是我写作“三增”、“九虚”的原因，《能圣》、《实圣》也因此而写出来了。俗儒称颂古代圣王言过其实，用这样的标准来考核汉代，汉代就赶不上古代。并不是汉代赶不上古代，而是俗儒的解释使它难以赶上古代。如果根据实际情况来评论，汉代更是古代难以赶上的。
　　【原文】
　　60?14谷熟岁平，圣王因缘以立功化，故《治期》之篇，为汉激发。
　　治有期，乱有时，能以乱为治者优。优者有之。建初孟年，无妄气至，圣世之期也。皇帝执德，救备其灾，故《顺鼓》、《明雩》，为汉应变。是故灾变之至，或在圣世，时旱、祸湛，为汉论灾。是故《春秋》为汉制法，《论衡》为汉平说。
　　【注释】
　　《治期》：本书篇名。
　　治有期，乱有时：参见本书《治期篇》。
　　能以乱为治者优：这与王充本人在《治期篇》中提出的“国当衰乱，贤圣不能盛；时当治，恶人不能乱”的论点是自相矛盾的。
　　建初：汉章帝年号，公元76～84年。
　　圣世：指东汉王朝。
　　皇帝执德：王充认为，出现“无妄之变”，君王不应当轻易改变过去的道德和政治，但应该做一些“慰民心”的事情。参见《明雩篇》。
　　《顺鼓》、《明雩》：本书篇名。
　　应变：应付灾变。指提出应付灾难的办法。
　　时旱、祸湛：此处疑有脱误。可能“时旱”、“祸湛”是王充的已经佚失的两篇文章的篇名，也可能“祸”字为“偶”字之误，《太平御览》引作“偶”，“湛”字后所举的文章篇已缺失。《春秋》为汉制法：意思是孔子在《春秋》中已经替几百年以后的汉朝制定了治国大法。
　　【译文】
　　粮食丰收，年岁太平，圣王借此建立了功德教化，所以我的《治期篇》，是为汉朝发扬光大功德的。社会安定有一定的期数，社会混乱有一定的时数，能把乱变为治的人是第一流的。这种杰出的人物在汉代是存在的。建初初年，无妄灾变出现，正是东汉注定要遇到的期数。皇帝坚持一贯的道德和政治，做一些救灾备荒的事情，所以我在《顺鼓篇》、《明雩篇》中，为汉朝提出应付灾变的办法。所以灾变的出现，或许在圣明之世，有时旱灾，有时水灾，我为汉朝论述灾变的出现。所以《春秋》为汉朝制定了治国的大法，《论衡》为汉朝公平地论定是非曲直。
　　【原文】
　　60?15从门应庭，听堂室之言，什而失九；如升堂窥室，百不失一。《论衡》之人，在古荒流之地，其远非徒门庭也。日刻径重千里，人不谓之广者，远也；望夜甚雨，月光不暗，人不睹曜者，隐也。圣者垂日月之明，处在中州，隐于百里，遥闻传授，不实。形耀不实难论得。诏书到，计吏至，乃闻圣政。是以褒功失丘山之积，颂德遗膏腴之美（11）。使至台阁之下（12），蹈班、贾之迹（13），论功德之实，不失毫厘之微。武王封比干之墓（14），孔子显三累之行（15）。大汉之德，非直比干、三累也。道立国表（16），路出其下，望国表者昭然知路。汉德明著，莫立邦表之言，故浩广之德未光于世也。
　　【注释】
　　从门应庭：指服役于门庭之间。
　　堂室：指主人所在之处。
　　什：同“十”。
　　流：古代称边远之地为“流”。荒流之地：指王充的家乡浙江，在古代属于边远地区。日刻径重千里：据本书《谈天篇》“日刺径千里”、《说日篇》“径刺千里”，“重”字衍。“刻”当作“刺”。文句应为“日刺径千里”。刺径：直径。
　　望：夏历每月十五日。
　　圣者：指东汉皇帝。
　　中州：古地区名，今河南一带。
　　隐于百里：指皇帝居于深宫，一般人看不到。
　　计吏：即上计吏。是汉代郡国每年年底派到朝廷汇报治理情况的官员。汇报以后，又把朝廷的情况及指示带回郡国。《礼记?射义》疏：“汉时谓郡国送文书之使为计吏。”《后汉书?百官志》：“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国，录囚徒，考殿最。初，岁尽，诣京都奏事，中兴但因计吏。”
　　（11）膏腴（yú鱼）：肥沃的土地。这里指美好的功德。
　　（12）台阁：指兰台和麒麟阁、天禄阁，都是汉代宫中藏书的地方，设有官吏整理和审定书籍。
　　（13）班：班固。参见38?16注。贾：贾逵：参见38?16注。曾奉旨作《神雀颂》，为汉明帝所重。
　　（14）封：堆土。指加高坟墓上的土。比干：参见2?5注（17）。武王封比干之墓：周武王灭殷后，为表彰比干，曾为比干的坟墓封土。
　　（15）三累：三个受连累而被杀死的人。三累之行：指孔父（fǔ斧）、仇（qiú求）牧、荀息三人的忠君品行。参见《春秋公羊传?桓公二年、庄公十二年、僖公十年》。
　　（16）表：标志，指路标。国表：国家设立的路标。崔豹《古今注》：“今之华表木以横木交柱，状若花，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施焉，亦以表识衢路也。秦乃除之，汉始复修焉。”
　　【译文】
　　在门庭间服役，听堂室里的话，十句有九句听得不准确；如果登上堂屋窥探内室，一百句话不会有一句听不准确。《论衡》的作者，居住在自古荒僻边远的地方，那里距京城不只是门庭离堂屋那么远了。太阳直径千里，人们不认为它大，因为它离人太远了，十五的夜晚下了大雨，月光并不阴暗，人们看不见月光，因为月光被遮隐住了。皇帝的功德像日月一样放射光芒，因为住在中州，隐居在深宫，远远地听到别人传授的消息很不真实。日月的形状光辉看不真实就难以充分论述功德。诏书下达，上计吏归来，才了解了圣王的政治。因此，歌颂皇帝的功业就连丘山那么大的功绩也给漏掉了，赞颂皇帝的道德像膏腴般的美德也给遗漏了。假如让我到台阁去当官，继承班固、贾逵的事业，我论述皇帝功德的真实情况，不会有丝毫的失误。周武王为比干的坟墓堆土，孔子表彰三位受连累的人的品行。大汉朝的功德，不仅仅是比干和三位受连累的人那样的品行。大道上设立路标，道路标明在路标下，看到路标的人就能清楚地识别路途。汉朝的功德明显卓著，可是没有人写出像路标那样醒目的文章，所以汉朝浩大宽广的功德没有在世间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