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况评估 - 日
马里和几内亚卫生部在世卫组织支持下开展的调查工作阐明了马里首例埃博拉病例早期接触史。
马里指示性病例是一位与其家人住在几内亚贝拉城区的2岁幼女，她于10月23日在马里卡伊被诊断患有埃博拉，并于次日死亡。
这名儿童在几内亚居住时的病史强烈提示，其家中若干成员曾死于埃博拉病毒病。以下描述的大多数病人已由红十字会志愿者进行安全埋葬，但直到传播链出现后期才得到检测。
几内亚方面的病史揭示了卫生部、当地卫生官员、世卫组织和参与埃博拉应对的其它合作伙伴所面临的诸多艰难挑战。
这名儿童的病史始自她的父亲——已于10月3日遭遇不明原因死亡。
孩子的父亲是一位卫生保健工作者，也是红十字会的志愿者。他在其父亲所有（指示病例的祖父）的私立医疗诊所工作。孩子祖父是一名退休的卫生保健工作者。
孩子父亲在该私立医疗诊所工作期间，曾与另外一个村的一名农民有过接触，这位农民于9月12日死于没有得到诊断的疾病。这位农民在他两位女儿陪伴下求治。两个女儿都于9月23日在贝拉死于没有得到诊断的疾病，一人死在当日凌晨，另一人死在晚上。
世卫组织自塞拉利昂获得的数据强烈提示，私立卫生机构的埃博拉医护与接受公共资助的医疗保健或者由无国界医生组织运营的埃博拉治疗中心提供的埃博拉医护工作相比具有更高的感染风险。比如在凯内马，卫生保健工作者中出现的新发感染有87%发生在私人运营的非埃博拉诊所。
这名儿童的父亲在9月份第三周某时患病。贝拉本地的居民和邻居都认为，他是与村长发生争吵之后成为运气不佳的“魔咒”受害者。这次得病被怀疑为魔法所致，而非埃博拉。
因受到社区的避讳，并且在其父亲建议之下（指示性病例的祖父及家长），孩子父亲回到有70多公里之遥的Moussadou亚区Sokodougou村。10月3日他死在这里。
回到家乡老去或者死去，这种情形在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世界上许多其它国家都很常见。
带有症状的埃博拉病人通常借用公共交通频繁出行且距离很远，这无疑为高危接触制造了多重机会。这种危险发生在路上，也发生在病人到了家并受到家人和朋友迎接之际。
在贝拉期间，孩子祖父和家长于10月8日失去了因未知疾病死去的妻子。随后他允许卫生官员对与其死去的儿子（马里指示性病例的父亲）存在密切接触的16位家庭成员开展接触者追踪。
次日（10月9日），他另有两个儿子住进医院。医院将其转到马森塔由无国界医生组织开设的埃博拉转运中心。
第一个儿子同日死在前往马森塔的路上。10月10日，从两位儿子身上获取的样本经检测呈埃博拉阳性。这强烈提示其他家庭成员也曾死于埃博拉病毒病。
10月16日，孩子祖父前往马森塔，就他本人向医务人员描述的“类风湿性关节炎”求治。在进行全面医学检查时，对其作了埃博拉检测。10月17日从实验室获得了阳性检查结果。孩子祖父于10月20日死在盖凯杜的埃博拉治疗中心。
获知在几内亚的亲戚死讯后，患儿的姥姥（姥爷的第二位妻子）前往几内亚贝拉，对其亲戚表示哀悼。这位“姥姥”住在马里卡伊。
10月19日她离开几内亚回到马里，同时带着年龄2岁的指示性病例及其5岁的姐姐。孩子的一位舅舅（孩子母亲的兄弟）也曾陪着她们。当三人开始其长途旅行时，这位指示性病例在几内亚就出现出血症状。
孩子母亲依然健在，与马里的一帮家人定期保持着电话联络。她必须留在村子里，在其丈夫埋葬40天之内正式服丧，此后她才可离开。她三个月龄的婴儿与她一道呆在几内亚。二人正接受观察，迄今为止二人均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这个家庭群体乘坐公共交通旅行，在前往马里1200多公里的旅行途中，他们乘坐了至少一次公共汽车和三次出租车。公共汽车经常停下来加油，或者让乘客上车。四人在首都巴马科停留过两小时，看望一家有25人的亲戚。
10月19-20日，他们从巴马科坐了一夜公共汽车来到卡伊。在巴马科和卡伊之间，仅有两人在Niamiga村下车。经过持续不断的追踪，最终在塞内加尔达喀尔和法国巴黎的最终目的地找到了他们。
一到卡伊，姥姥和指示性病例就到两位传统治疗师那里看病。第二位治疗师将她们交由一位退休护士，孩子出现的40度以上的高烧使其有了警觉。当他得知她们最近曾在几内亚旅行时，他就怀疑埃博拉并建议她们到医院求治。
患儿于10月21日住到了卡伊的医院，并在10月23日获得了实验室检测阳性结果之后被诊断染有埃博拉。住院后利用已经部署到位的感染预防控制设备和工作程序对病人实施隔离治疗。病人于10月24日死亡。
卫生部与世卫组织合作成立了事件指挥机构，对包括监测和接触者追踪、病例管理、安全埋葬、社会动员和后勤安排在内的应对活动实施协调。
迄今为止，马里卫生官员在世卫组织、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无国界医生组织、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以及若干其它合作伙伴的支持下已经确定了这位出现症状病人的108位接触者，包括存在接触的33位卫生保健工作者。在这108位接触者中，有25位已被随访21天并已脱离监测系统。
有79位接触者出自患儿得到治疗的医院以及卡伊社区。所有人员都已得到监测。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出现埃博拉体征或疾病检测呈阳性反应。
政府已经加快完成在巴马科的疫苗发展中心隔离设施。隔离设施属于塞内加尔和尼日利亚成功控制埃博拉所采用的部分战略措施。
巴马科拥有一处运行良好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这是以往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支持设立的，用以开展结核病菌和艾滋病毒诊断工作。现在已对实验室作了功能调整，可安全检测埃博拉标本。
经过持续不断地深入开展接触者追踪、隔离和监测活动，人们越来越相信与指示性病例接触之后并没有在马里发生进一步蔓延。这位指示性病例在旅行期间有出血症状，但没有出现腹泻或者呕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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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碎片让人温馨又迷茫
作者：成都日报
文章来源：成都日报
更新时间：日
本网按：本文为旧文，读者阅读的时候请注意时间。
英国出版的《历史文献年鉴》撰文认为，&王笛的《街头文化》&&把研究的重心放在中国内陆城市成都，一个受西方影响相对较小但逐步现代化的地区，揭示了国家与地方精英、国家与大众文化的互动关系，生动地描绘了官方与精英试图改造大众习俗的努力。&王笛&研究日常、大众、下层，涉及历史观和方法论的问题&的治学向度，值得借鉴。
王笛，1957年生于成都，1978年进入四川大学历史系，师从著名史家隗瀛涛。1985年硕士毕业留校任教，1991年赴美，1998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为德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教授，获终生教职。同时任华中师范大学中心客座教授、特邀研究员等职。主要领域为中国近代、城市史、大众，作品《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是国内外公认的中国区域史研究的代表作。英文著作《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获2005年&美国城市史研究学会最佳著作奖&。
采访手记（日）
近几年，我比较留意川籍学人的著作，王笛的汉语著作我几乎是齐全的，不但他&微观史学&的治学风格引人入胜，就是他在川大就读期间，与何雅伦合著的《石达开覆没大渡河考察记》也在众多同类著述里显得独树一帜。
今年7月，王笛匆匆回蓉，竟错过了见面机会。在他从上海飞回美国的前夜，我终于与他取得了联系。在这之后，我分别采访了王笛的哥哥和父母，通过他们的回忆，他的形象透过重重叠叠的文字，变得清晰起来。
王笛成长在成都，主要著作均着眼于成都的历史。在他关于成都的众多著述中，《街头文化》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本著作，而《茶馆》无疑是他对成都的一次&深度俯冲&。在有关成都的作品中，我们往往读到的是名人逸闻、个人回忆以及对这个城市感情化的描写，很少有作品能像《街头文化》《茶馆》那样，以谨严翔实的细节，复原一个真实存在过的成都。诚如王笛所言：&当我生活在成都的时候，对她的文化感受并没有那么强烈；但当离开她，生活在一个与自己文化完全不同的社会时，记忆和感情的闸门好像才猛然打开了&&&
王笛的父亲王广源曾担任《四川音乐》的副主编，老人对我讲，&儿子的游泳是我手把手教会的。我骑车，他们一路小跑来到河心村锦江边。锦江水让他们知道了什么是&成都味道&。&王笛的哥哥王晶则详细讲述了两兄弟儿时的趣事：用泥巴做泥塑，在大慈寺路灯下打羽毛球，锦江边上钓鱼&&1960年代全社会流行锻炼身体，两兄弟每天一早都要跑步。&我们一般从文联大院出来，顺蜀都大道一路向东，跑到双桥子、五桂桥再折返，走新华大道，再穿小巷回家。那时的街道，旧而温馨。&王晶充满感情地回忆起那时的生活。我想，一个人在熟悉街巷犹如熟悉自己掌纹的城市穿越太多，一当他拉开了与故乡的距离，那种回望也许充满深情&&回忆到此为止。但王笛显然想弄清楚，到底是什么在感动自己。
王笛坦言：&我到美国十多年了，几乎每年都回国，每次回国，都强烈感受到中国城市的面貌在发生剧变，变得更繁荣和现代化了，但也有某种担忧&&我们从南到北旅行，无论是大都市还是小县城，格局几乎是大同小异，中国城市过去由于地理、历史和文化形成的各自的外观和特点，幸存无多&&我只好通过一本书从一个侧面来重构这个已经消失的城市，来寄托对这个古都的怀念。&
谈到《茶馆》的写作，这几乎是他的一个心结：&我几乎每年夏天都回到成都，除了坐馆、馆外，便是泡茶馆，实地考察，采访各种茶客&&今后的学术研究方向肯定是与四川社会文化有关的课题。&对一般民众在社会剧变中的生活形态始终保持关注，王笛的微观史学与下层史观显得沉甸甸的。
&微观史&视野下的历史进程
人文素养不是一两天培养出来的
记者（以下简称记）：青少年时代你一直学习围棋，听说中国围棋第一个女子八段棋手孔祥明还是你的同学。为什么后来又放弃了呢？人们常说&人生如棋，为人之常乃围棋之道&，你认为呢？
王笛（以下简称王）：我并没有专门学围棋。当时我读的商业场小学就在成都棋艺学校附近，学校组织课外活动就经常带到那里去学下棋。小学还没有毕业，&文革&开始了，课外活动比如下棋，当然也就没有了。真没想到，小学同班同学孔祥明后来成了著名围棋手，记得她父亲就是棋艺学校的老师。
记：你喜欢阅读，喜欢文学、美术、雕塑、音乐等，并习画、雕塑。这方面的学养对一个人文学者影响大吗？
王：我是一个坐得住的人，从小喜欢绘画和读书。我母亲吴曜华在成都市群众艺术馆从事美术工作，我绘画是受母亲的影响。我从小就立志要当画家，先是母亲教，后来又跟着母亲的同事学习。当时群众艺术馆开办有美术班，我就跟着学。
读书的习惯应该受父亲影响较多，记得最早读的一本书是高玉宝的《我要读书》。父亲讲古典诗词，有的至今记忆犹新，如《琵琶行》《桃花源记》等。我现在喜欢远离尘嚣的生活，也是受《桃花源记》影响。过去书很不容易找，特别是&文革&期间。记得当时父亲所在单位四川省文联的馆，藏书都乱堆在布后街二号大院的一间房子里，我、哥哥以及小伙伴们翻窗进去偷书读。小时候读书没有目的，无非打发时光罢了，但这些早期教育对我以后成为一个学者的确有非常大的影响，因为人文素质不是一两天可以培养出来的。所以现在美国大学教育，本科也是通识教育，比如修历史课程的学生，许多都是理工科的。我们从中学开始分文理科，显然不利于培养人文素养的。
记：我听你哥哥说，你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开始接触写作，还记得写了些什么东西？你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美术》上的赏析？还是《英语学习》上的文章？具体发表的时间、刊物期数是多少？&处女作&得了多少稿费呢？
王：我是1978年进入大学后才开始写作的，内容有美术甚至还有音乐欣赏的文章，发表在一些通俗读物上，比如《课外学习》等，记得有罗丹雕塑赏析等。当时也在报纸上发表一些豆腐块，基本上都是杂文，如在《成都日报》上发表的由&哥伦布与鸡蛋直立&的故事发散的杂文，在《书讯》上发表的《古书中的忌讳》等。当时稿费一篇文章几元十几元，有时候几笔稿费到账，伙食费都够了，就不向父母要饭钱了。
关于我的姨父何满子
记：你对你姨爹何满子先生印象如何？他对你走向史学有无关系？
王：第一次见他，应该是80年代他和姨妈到成都来。他没有直接送过作品给我，但他的书都送给了我父母，我很喜欢，大多数都读过。我《茶馆》一书中译本后记写道：&当今年五月我正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授课并进行本书翻译时，从我父母那里听到姨爹何满子去世的消息。实际上我很多年没有见过他了，但每次回国，总是在我父母那里读到他寄的新书，对我有用者，则带到了美国，如《五杂侃》《何满子学术论文集》等。他对民国成都茶馆做出了非常生动而具体的描述，成为我了解成都茶馆的珍贵资料。我喜欢读他的杂文，对他的不媚权贵的知识分子骨气、疾恶如仇的批判精神非常钦佩。&
论点必须用史料来支撑
记：作为&隗门弟子&，你如何看待川中史学及中国史学的治学方法？
王：川大历史系自来强调基本功训练，所以学生都基本功扎实，为他们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这种训练对我以后的学术研究帮助是非常大的。当然，到了美国后又接触西学，中西方的学术训练，使我的眼界大大打开。
记：你曾经下乡几年，一直在阅读思考，即便是在成都铁路局砖瓦厂当工人期间。那时还读些什么书？有无读书笔记？
王：其实当时我还是想成为画家，绘画之余就是乱读书，读《资本论》《反杜林论》等，因为是名著，觉得应该有所了解。当时应该有笔记，但没保存下来。
记：到美国后，你的史学观应该说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由一种宏大叙事的先入为主、以论带史，逐步回到了非常细腻的微观史学笔调，由英雄、精英史观回到民众生活，你如何看待&论从史出&？
王：历史研究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中国学者喜欢概括，将复杂的过程用四个字概括。有一点我想强调，无论什么论点，都必须用史料来支撑。如果说&碎片化&不是我们所追求的结果，难道整体化就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吗？难道我们可以认为整体化就是历史研究中值得提倡的积极倾向？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现存的中国史学研究成果，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对历史的&整体&了解得多，&碎片&或细节了解得少。而缺乏细节或&碎片&的整体史，经常是一种有偏差甚至谬误的整体史。因此，我更倾向于对整体研究持挑剔的眼光，因为我们可以发现更多的研究是整体旗帜下的空洞化、重复研究，人云亦云，了无新意。
记：在国内，孔飞力、史景迁等人的著作影响很大。你如何评价？
王：他们两人的风格不同，但都是我景仰的历史学家，而且我和他们两位都有过交往，史景迁还来过我们学校做过演讲。他们两人的史料功底都很深，虽然我们也可以不时指出他们误读史料的失误，但他们的著作都能对我们认识理解中国历史有很大的启发。即便现在，我们史学研究的主流还是集中在上层、国家、政府、政治、精英这些方面，史景迁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将研究视野放在山东一个偏僻贫穷的农村郯城县，这是他眼光独特之处。
记：唐德刚的史学观在国内也深入人心。在美国呢？
王：唐德刚的著作很有可读性，但他有影响的著作都是中文发表的，所以对西方学术界影响有限。
通俗易懂可读所以畅销
记：你在国外多年，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无论生活还是治学方面。
王：生活上一直倒没有什么困难，因为一直都有全额奖学金，毕业后又顺利找到了一个不错的教职。刚到美国时，最大的困难还是语言，由于中学学的是俄语，大学开始学ABC，而且当时大学外语教学，基本上是哑巴英语，只能读，不能听、写、说。参加讨论课，根本就无法跟上。不过我在国内打下的史学功底，对我帮助不小，一旦语言关一过，可以说就是一帆风顺了。从博士论文答辩、找工作，到出版英文专著，从助教到副教授再升到正教授，都没有遇到什么障碍。
记：能讲述一两件治学过程中富有深意的事件吗？
王：美国有着一系列严格的学术著作出版规定，包括书中用的资料来源和版权问题。《街头文化》书中有三幅插图不具备上述资格，我必须找到拥有者大卫&格拉汉姆，他于1916年到1926年间在四川做田野调查，搜集到的民俗画对我重要异常。我用尽各种途径，终于找到了他的后人，取得了授权。也是这次寻找，我终于&结识&了这位大卫&格拉汉姆，原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葛维汉！20世纪30年代初，他在华西大学博物馆当馆长，1934年，由他牵头组织了最早的三星堆遗址发掘工作。华西医大现在已与川大合并，我与葛维汉竟为校友！如此迂回曲折的&结识&，历史的碎片让人感到既温馨又迷茫。
记：在《街头文化》与《茶馆》里，你的一些叙述甚至具有散文的文体特点了，也许正统史学界不大认可这种写法，你是如何考虑自己的话语系统的？国内有学者在司马迁文史不分家的基础上，提出打通文史哲，你如何看待？
王：其实国内应该很认可这种写法了，这两本书中文本出版后，对写作风格，正面评价非常多，文史不分家也基本上成为一个共识。至于该如何打通文史哲，可能每个学者会有不同的途径，对我来讲，写学术著作时，始终要考虑更广大的读者，我的原则是：宁愿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不愿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所以在表达观点及思想时，尽量通俗易懂，尽量有可读性。可能也正是这样的准则，才使《街头文化》成为学术畅销书。
记：你为什么写了多篇强调学术规范的文章？是否耳濡目染两种迥然不同的教育体系而发？
王：的确是这样，希望通过介绍西方学术界的一些具体做法，给国内学者一些参考。
记：目前除了《茶馆》第二部，还在做什么课题？
王：正在完成《进入中国城市内部：都市研究的方法、理论与实践》，2012年年底交稿，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茶馆》第二部完成后，将集中精力写一本四川袍哥的专著，目前资料全部搜集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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