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o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
18:33:5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马克思
　　通过军事政变上台，打着人民主权旗号的贵族政权，通过限制政治自由来保障社会稳定以实现经济高速发展。一开始贵族政权为巩固自身地位需要而给予人民物质好处和承诺，但由于贵族政权本身又是个强势不受约束的利益集团，其逐步壮大必然伴随大众利益被逐步掠夺，限制政治自由逐渐转变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阻力，限制政治自由和发展经济两者最终会成为尖锐的矛盾，引发深层次的社会危机。　　============================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一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科西迪耶尔代替丹东，路易·勃朗代替罗伯斯比尔，年的山岳党代替年的山岳党，侄儿代替伯父。{日的西山会议代替日的西山会议。--批注}在使雾月十八日事变得以再版的种种情况中，也可以看出一幅同样的漫画！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例如，路德换上了使徒保罗的服装，年的革命依次穿上了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服装，而1848年的革命就只知道拙劣地时而模仿1789年，时而又模仿年的革命传统。就像一个刚学会一种新语言的人总是要把它翻译成本国语言一样；只有当他能够不必在心里把新语言翻成本国语言，当他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来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才算是运用自如。　　在观察世界历史上这些召唤亡灵的行动时，立即就会看出它们中间的显著差别。旧的法国革命时的英雄卡米尔·德穆兰、丹东、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拿破仑，同旧的法国革命时的党派和人民群众一样，都穿着罗马的服装，讲着罗马的语言来实现当代的任务，即解除桎梏和建立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前几个人粉碎了封建制度的基础，割去了长在这个基础上的封建头脑；另一个人在法国内部创造了一些条件，从而才保证有可能发展自由竞争，经营分成小块的地产，利用解除了桎梏的国内的工业生产力，而他在法国境外则到处根据需要清除各种封建的形式，为的是要给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在欧洲大陆上创造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适当环境。但是，新的社会形态一形成，远古的巨人连同一切复活的罗马古董--所有这些布鲁土斯们、格拉古们、普卜利科拉们、护民官们、元老们以及凯撒本人就都消失不见了。冷静务实的资产阶级社会把萨伊们、库辛们、鲁瓦耶－科拉尔们、本杰明·贡斯当们和基佐们当作自己真正的翻译和代言人；它的真正统帅坐在营业所的办公桌后面，它的政治首领是肥头大耳的路易十八。资产阶级社会完全埋头于财富的创造与和平竞争，竟忘记了古罗马的幽灵曾经守护过它的摇篮。但是，不管资产阶级社会怎样缺少英雄气概，它的诞生却是需要英雄行为，需要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间战斗的。在罗马共和国的高度严格的传统中，资产阶级社会的斗士们找到了理想和艺术形式，找到了他们为了不让自己看见自己的斗争的资产阶级狭隘内容、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需的自我欺骗。例如，在100年前，在另一发展阶段上，克伦威尔和英国人民为了他们的资产阶级革命，就借用过旧约全书中的语言、热情和幻想。当真正的目的已经达到，当英国社会的资产阶级改造已经实现时，洛克就排挤了哈巴谷。　　由此可见，在这些革命中，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在想象中夸大某一任务，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　　在年间，只有旧革命的幽灵在游荡，从改穿了老巴伊的服装的戴黄手套的共和党人马拉斯特起，直到用拿破仑的死人铁面型把自己的鄙陋可厌的面貌掩盖起来的冒险家止。自以为借助革命加速了自己的前进运动的整个民族，忽然发现自己被拖回到一个早已死亡的时代；而为了不致对倒退产生错觉，于是就使那些早已成为古董的旧的日期、旧的纪年、旧的名称、旧的敕令以及好像早已腐朽的旧宪兵复活起来。一个民族的感觉，就好像贝德勒姆那里的一个癫狂的英国人的感觉一样，这个英国人设想自己生活在古代法老的时代，他每天悲痛地埋怨繁重的劳役，因为他要在地下监狱般的埃塞俄比亚矿场挖掘金矿，借着系在自己头上的一盏暗淡油灯的灯光，在一些手持长鞭的奴隶监工的监督下劳动；矿洞口站着一群乱哄哄的野蛮兵士，他们既不了解劳役囚人，相互之间也不了解，因为大家讲着不同的语言。疯癫的英国人叹道：“我这个生来自由的不列颠人被迫忍受这一切，为的是要替古代法老找金子。”“为的是要替波拿巴家族还债。”--法兰西民族叹道。这个英国人在头脑清醒的时候总不能撇开找金子这种固定观念。法国人在从事革命的时候总不能摆脱对拿破仑的追念，12月10日的选举就证明了这一点。由于害怕革命的危险，他们曾经退回去追求埃及的肉锅，1851年十二月二日事件便是对于这一点的回答。他们所得到的不只是一幅对老拿破仑的漫画，他们得到的是漫画化的老拿破仑本身，是在19世纪中叶所应当出现的老拿破仑。　　19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己的任务的。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19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从前是辞藻胜于内容，现在是内容胜于辞藻。　　二月革命对于旧社会是一个突然袭击，是一个意外事件，而人民则把这个突然的打击宣布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壮举，认为它开辟了一个新纪元。12月2日，二月革命被一个狡猾的赌徒的骗术所葬送，结果，被消灭的不是君主制度本身，而是一个世纪以来的斗争从君主制度方面夺取来的自由主义的让步。结果，不是社会本身获得了新的内容，而只是国家回到了最古的形态，回到了宝剑和袈裟的极端原始的统治。1851年12月的轻率行为报复了1848年2月的勇敢打击。来得容易去得快。然而这两个事变之间的时间并不是白过了的。在年期间，法国社会总算获得了教训和经验，而且是以革命的、因而是速成的方式获得的。这些教训和经验在正常的即所谓按部就班地发展的进程中，本来应该在二月革命以前预先获得，如果这次革命不只是一种表面的动荡的话。看起来仿佛社会现在落到它的出发点后面去了，实际上社会还只是在为自己创造革命所必需的出发点，创造唯一能使现代革命成为真正的革命的形势、关系和条件。　　资产阶级革命，例如18世纪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的；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彩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学会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于长期的酒醉状态。相反，无产阶级革命，例如19世纪的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作一遍；它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行动的不彻底性、弱点和拙劣；它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前面挺立起来；它们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时为止，{经常自己批判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也使得当前的公有制正在退到无路可退的地步。--批注}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　　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　　但是，每个平庸的观察家，即使他没有逐步研究过法国事变发展的进程，也不免要预感到，这次革命必将遭受前所未闻的屈辱。只要听一听民主派先生们当时那种自鸣得意的胜利叫嚣就够了，这些先生们曾经互相祝贺，满以为1852年5月第二个星期日一定会带来良好的结果。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在他们头脑中成了一种固定观念，成了一个教条，正如在锡利亚信徒脑子里基督再临和千年王国到来的那个日子一样。弱者总是靠相信奇迹求得解救，以为只要他能在自己的想像中驱除了敌人就算打败了敌人；他总是对自己的未来，以及自己打算建树、但现在还言之过早的功绩信口吹嘘，因而失去对现实的一切感觉。这些英雄是想以彼此表示同情和结成团伙，来驳倒关于他们显然庸碌无能的意见，他们收拾起自己的家私，预先拿起自己的桂冠，准备把他们的有名无实的共和国（这些共和国的政府人员已由他们毫不挑剔地在暗中确定了）拿到交易所里去贴现。12月2日对他们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人民在意气消沉的时代总是乐意让呼喊者的大喊大叫来压抑自己内心的惊愕，这一次他们也许已经了解到：鹅的叫声能够拯救卡皮托利诺的那种时代已经过去了。　　宪法、国民议会，保皇党、蓝色的和红色的共和党人、非洲的英雄、讲坛的雷鸣声、报刊的闪电、整个著作界、政治声望和学者的名誉、民法和刑法、自由、平等、博爱以及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所有这一切，都好像一片幻影在一个人的咒文面前消失不见了，而这个人连他的敌人也不认为是一个魔法师。普选权还保持了一刹那，好像仅仅是为了在全世界面前亲笔写下自己的遗嘱，并以人民自己的名义宣布：“一切现存的东西，都一定要死亡。”　　像法国人那样说他们的民族遭受了偷袭，那是不够的。一个民族和一个妇女一样，即使有片刻疏忽而让随便一个冒险者能加以奸污，也是不可宽恕的。这样的言谈并没有揭开这个谜，而只是把它换了一个说法罢了。还应当说明，为什么一个有3600万人的民族竟会被三个衣冠楚楚的骗子偷袭而毫无抵抗地做了俘虏。　　现在我们来把法国革命从日到1851年12月所经过的阶段大致总结一下。　　总共有以下三个明显的主要时期：二月时期；共和国建立时期，或制宪国民议会时期（从日到日）；立宪共和国时期，或立法国民议会时期（从日到日）。　　第一个时期，从日到5月4日，即从路易－菲力浦被推翻起到制宪议会开幕之日止（这是本来意义上的二月时期），这个时期可以称为革命的序幕。这个时期的性质，正式表现于这一时期仓促建立的政府自己宣布自己是临时性的。在这个时期所采取、试行和发表的一切，都像政府一样，一概宣布自己只是临时性的。无论什么人和什么机构，都不敢承认自己有权长期存在，有权真正有所作为。所有一切准备了或决定了革命的分子--王朝反对派、共和派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派小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派工人，都在二月政府中临时取得了位置。　　情况只能是这样。二月事变原先的目标是选举改革，以求扩大有产阶级内部享有政治特权者的范围和推翻金融贵族独占的统治。但是，当事变已演进到引起实际冲突，当人民已投入街垒斗争，当国民自卫军采取消极的态度，军队不进行认真抵抗而王室已经逃走的时候，成立共和国似乎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每个政党都按自己的观点去解释共和国。手持武器夺得了共和国的无产阶级，在共和国上面盖上了自己的印记，并把它宣布为社会共和国。这样就表露出了现代革命的总的内容，这个内容和在当时的情况与条件下、在群众已达到的教育水平上用现成材料所能立刻直接实现的一切都是极为矛盾的。另一方面，其余一切曾经促进二月革命取得胜利的分子，都因在政府里获得最好的位置而心满意足了。正因为如此，任何其他时期都没有当时那样错综复杂：浮夸的空话同实际上的犹豫不决和束手无策相混杂，热烈谋求革新的努力同墨守成规的顽固积习相混杂，整个社会表面上的协调同社会各个成分的严重的彼此背离相混杂。当巴黎无产阶级还陶醉于为它开辟的伟大前途并且认真地埋头讨论各种社会问题时，旧的社会力量却在集结，联合，醒悟，并获得了国内群众的意外支持，即获得了那些在七月王朝这个障碍物被推翻后立刻跃上政治舞台的农民和小资产者的意外支持。　　第二个时期，从日到1849年5月底，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创立、奠定的时期。紧跟在二月事变之后，不仅王朝反对派被共和派弄得惊慌失措，共和派被社会主义者弄得惊慌失措，而且全法国都被巴黎弄得惊慌失措了。由国民选出而于日开幕的国民议会，是代表国民的。这个议会是对二月事变的奢望所提出的活的抗议，并且要把革命的结果降低到资产阶级的水平。巴黎无产阶级一下子就看出了这个国民议会的性质，所以他们在国民议会开幕后不几天，即在5月15日，就企图用强力停止其存在，把它解散，将国民中起反动作用的思潮所借以威胁他们的这个机体重新分解为各个构成部分，但是这个企图没有成功。大家知道，五月十五日事变的结果，不过是使布朗基及其同道者，即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领袖们，在我们所考察的整个周期中退出社会舞台罢了。　　继路易－菲力浦的资产阶级君主制之后，只能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就是说，以前是由资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在国王的招牌下进行统治，今后将由全体资产阶级借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巴黎无产阶级所提出的要求，是必须终止的狂妄空想。对制宪国民议会的这个声明，巴黎无产阶级以六月起义作了回答，这是欧洲各国内战史上最大的一次事变。获得胜利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站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方面的有金融贵族、工业资产阶级、中间等级、小资产者、军队、组成别动队的流氓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牧师和农村居民。而站在巴黎无产阶级方面的却只有它自己。资产阶级共和国胜利以后，起义者被屠杀的有3000多人，未经审判就被放逐的有15000人。{借人民的名义进行屠杀和未经审判的判决，是资产阶级民主法制的必要前提。所以，美军会虐囚，还有黑狱。而且实行无罪推定的现代英国和美国的监狱也是爆满的。--批注}无产阶级从这次失败后，就退到革命舞台的后台去了。每当运动好像又进入高潮时，无产阶级就企图再向前推进，可是劲头越来越弱，成效也越来越小。每当无产阶级上面的某个社会阶层进入革命动荡时，无产阶级就跟它缔结同盟，从而分享了各个政党依次遭受到的全部失败。但是，这些相继而来的打击，随着力量分摊到全部社会的整个表面，也越来越弱了。无产阶级在议会和报刊方面的一些比较杰出的领袖，相继被捕判罪，代替他们挂帅的是些愈益模棱两可的人物。无产阶级中有一部分人醉心于教条的实验，醉心于成立交换银行和工人团体，换句话说，醉心于这样一种运动，即不去利用旧世界自身所具有的一切强大手段来推翻旧世界，却企图躲在社会背后，用私人的办法，在自身的有限的生存条件的范围内实现自身的解放，因此必然是要失败的。当六月事变中与无产阶级为敌的一切阶级还没有在无产阶级身边倒下的时候，无产阶级大概既不能使本身恢复自己原有的革命的伟大，也不能从重新缔结的联盟中获得新的力量。但是，无产阶级至少是带着进行过世界历史性的伟大斗争的光荣而失败的；不仅法国，并且整个欧洲都被六月的地震所惊动，而各个上层阶级后来的失败所付的代价却如此便宜，以致得胜的党派只有公然无耻地加以夸张，才可以把这些失败说成是事变。同时，失败的政党离开无产阶级政党越远，这些失败就越是可耻。　　六月起义者的失败，固然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奠基和建立准备和扫清了基地，但同时它也表明，欧洲的问题并不是争论“共和国还是君主国”的问题，而是别的问题。它揭示出，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这里是表示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实行无限制的专制统治。它表明，在那些阶级构成发达、具有现代生产条件、具有那种通过百年来的工作而使一切传统观念都融化于其中的精神意识的旧文明国家里，共和国一般只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变革形式，而不是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保守形式，例如，像北美合众国那样；在那里，虽然已有阶级存在，但它们还没有固定下来，它们在不断的运动中不断更新自己的组成部分，并且彼此互换着自己的组成部分；在那里，现代的生产资料不仅不和经常的人口过剩现象同时发生，反而弥补了头脑和人手方面的相对缺乏；最后，在那里，应该占有新世界的物质生产的那种狂热而有活力的运动，没有给予人们时间或机会来结束旧的幽灵世界。　　在六月的日子里，一切阶级和党派都团结成一个维护秩序的党来反对无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党。它们从“社会之敌”手里“救出了”社会。它们选择了旧社会的格言“财产、家庭、宗教、秩序”作为自己的军队的口令，并用“在此标记下你必胜！”这句话激励反革命十字军征讨。从这时起，许多曾经团结在这个旗号下反对过六月起义者的政党中的任何政党只要企图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而守住革命战场，它就要被“财产、家庭、宗教、秩序！”这一口号所战胜。每当社会的统治者集团范围缩小时，每当比较狭小的利益压倒比较广大的利益时，社会就得救了。任何最单纯的资产阶级财政改革的要求、任何最平凡的自由主义的要求、任何最表面的共和主义的要求、任何最浅薄的民主主义的要求，都同时被当作“侵害社会的行为”加以惩罚，被当作“社会主义”加以指责。最后，连那些“宗教和秩序”的最高祭司自己也被踢出他们的皮蒂娅的座椅，半夜里被拖下床，关进囚车，投入监狱或流放；他们的神殿被拆毁，他们的嘴被封住，他们的笔被折断，他们的法律被撕毁，这一切都是为了宗教、财产、家庭和秩序。一群群酩酊大醉的兵士对那些站在自己阳台上的资产者即秩序的狂信者开枪射击，亵渎他们的家庭圣地，炮击他们的房屋以取乐，这一切都是为了财产、家庭、宗教和秩序。最后，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败类组成为维护秩序的神圣队伍，而主人公克拉普林斯基就以“社会救主”的资格进入了土伊勒里宫。　　二　　现在让我们再接着谈下去。　　六月事变以后的制宪国民议会的历史，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统治和瓦解的历史，这个派别是以三色旗的共和党人、纯粹的共和党人、政治的共和党人、形式的共和党人等等称呼闻名的。　　这个派别在路易－菲力浦的资产阶级君主制度下是官方的共和主义反对派，因而是当时政界中一个公认的构成部分。议院中有它的代表，在报界它也有相当大的势力。它在巴黎的机关报《国民报》，和《辩论日报》一样，算是受人尊敬的。它的性质和它在立宪君主制度下的这个地位也是相称的。它并不是一个因有某些重大的共同利益而紧密团结、因有特殊生产条件而独树一帜的资产阶级集团。它是由一些抱有共和主义思想的资产者、作家、律师、军官和官吏组成的一个派系，这个派系之所以有影响，是由于全国对路易－菲力浦个人的反感，由于对旧的共和国的怀念，由于一群幻想家的共和主义信仰，而主要是由于法国人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对于维也纳条约和对于同英国联盟的憎恶，这个派别是始终予以鼓励的。在路易－菲力浦的统治下，《国民报》的很大一部分拥护者都是因为它鼓吹这种隐蔽的帝制思想而获得的，也正因为如此，后来在共和国时期，这种帝制思想就能以路易·波拿巴为代表，作为一个置人于死地的竞争者来同《国民报》本身对立。《国民报》也和其余一切资产阶级反对派一样，曾经对金融贵族作过斗争。反对预算案的论争在当时的法国是同反对金融贵族的斗争完全相吻合的，这个论争既然保证有可能博得非常便宜的声望，并吸取非常丰富的材料来写清教徒式的社论，因而是不能不大受利用的。工业资产阶级感激《国民报》，是因为它奴颜婢膝地拥护法国的保护关税制度，而它维护这个制度又多半是出于民族的动机，而不是出于国民经济学的动机。整个资产阶级感激它，则是因为它恶毒地诽谤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内的一些报纸和经济学家也因为“恶毒地诽谤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而得到了“感激”。只是当时法国人谋求的是国内资产阶级的感激，而今天的一些中国人是要谋求外国资产阶级的感激，而不惜致民族资产阶级于死地。--批注}此外，《国民报》派是纯粹的共和派，就是说，它要求把资产阶级统治的形式由君主国改为共和国，首先是要求保证自己能在这个统治中占优势。对于这一变革的条件，它的认识极其模糊。但有一点它看得十分清楚，而且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末期的改革运动的宴会上，这一点已很明显地表露出来了，这就是它在民主派小资产者中间，特别是在革命无产阶级中间是不受欢迎的。这些纯粹的共和党人，真是名副其实的纯粹的共和党人，本来已经准备好在开始时满足于奥尔良公爵夫人的摄政，恰好这时爆发了二月革命，因而他们那些最有名的代表人物都在临时政府里获得了位置。他们当然是一开始就受到资产阶级的信任并在制宪国民议会中占了多数。临时政府中的社会主义分子马上被排挤出国民议会开幕后成立的执行委员会；《国民报》派利用六月起义的爆发解散了执行委员会，从而清除了它的最切近的对手，即小资产阶级的或民主主义的共和党人（赖德律－洛兰等人）。卡芬雅克，这个指挥了六月战斗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将军，获得了一种独裁的权力，代替了执行委员会。《国民报》的前任总编辑马拉斯特，成了制宪国民议会的常任议长；政府各部部长以及其他一切重要职位，都由纯粹的共和党人占据了。　　这样，实际情况超过了早就自命为七月王朝的合法继承人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理想。但是，这个派别取得统治权并不像它在路易－菲力浦时期所幻想的那样是通过资产阶级举行反对国王的自由主义叛乱，而是由于无产阶级对资本举行了被霰弹镇压下去的起义。资产阶级共和派认为最革命的事件，实际上却是最反革命的事件。果实落到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怀里，但它不是从生命树上落下来，而是从知善恶树上落下来的。　　资产阶级共和派独占的统治，只是从日起存在到12月10日止。这种统治的结果就是拟定共和主义宪法和宣布巴黎戒严。　　新的宪法实质上不过是1830年宪章的共和主义化的版本。七月王朝的过高的选举资格限制，甚至把资产阶级的一大部分人也排挤在政治统治之外，这是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存在不相容的。二月革命立刻取消了这种选举资格限制而宣布了直接的普遍的选举权。资产阶级共和派不能把这一事件一笔勾销。他们只得补充了一个限制条款，规定选民必须是在选区居住6个月的。旧有的行政、市政、司法和军队等等组织，仍然原封不动；宪法上作了变更，而这种变更只涉及目录而没有涉及内容，只涉及名称而没有涉及事物。　　1848年各种自由的必然总汇，人身、新闻出版、言论、结社、集会、教育和宗教等自由，都穿上宪法制服而成为不可侵犯的了。这些自由中的每一种都被宣布为法国公民的绝对权利，然而总是加上一个附带条件，说明它只有在不受“他人的同等权利和公共安全”或“法律”限制时才是无限制的，而这些法律正是要使各种个人自由彼此之间以及同公共安全协调起来。例如：“公民有权成立团体，有权和平地、非武装地集会，有权进行请愿并且通过报刊或用其他任何方法发表意见。对于这些权利的享受，除受他人的同等权利和公共安全限制外，不受其他限制。”（法国宪法第2章第8条）“教育是自由的。教育的自由应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并在国家的最高监督下享用之。”（同上，第9条）“每一公民的住所是不可侵犯的，除非按照法定手续办事。”（第1章第3条）如此等等。所以，宪法经常提到未来的构成法；这些构成法应当详细地解释这些附带条件并且调整这些无限制的自由权利的享用，使它们既不致互相抵触，也不致同公共安全相抵触。后来，这种构成法由秩序之友制定出来，所有这些自由都加以调整，结果，资产阶级可以不受其他阶级的同等权利的任何妨碍而享受这些自由。至于资产阶级完全禁止“他人”享受这些自由，或是允许“他人”在某些条件（这些条件都是警察的陷阱）下享受这些自由，那么这都是仅仅为了保证“公共安全”，也就是为了保证资产阶级的安全，宪法就是这样写的。所以，后来两方面都有充分权利援引宪法：一方面是废除了所有这些自由的秩序之友，另一方面是要求恢复所有这些自由的民主党人。　　宪法的每一条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对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废除自由。所以，当自由这个名字还备受尊重，而只是对它的真正实现设下了--当然是根据合法的理由--种种障碍时，不管这种自由在日常的现实中的存在怎样被彻底消灭，它在宪法上的存在仍然是完整无损、不可侵犯的。　　然而，用这么巧妙的方法弄成不可侵犯的这个宪法，如同阿基里斯一样，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只是这个弱点不是在脚踵上，而是在头脑上，或者不如说，是在两个头脑（在这里宪法便消失了）上：一个是立法议会，另一个是总统。只要把宪法浏览一遍，就可以看出：只有那些确定总统对立法议会的关系的条文，才是绝对的、肯定的、没有矛盾的、不容丝毫曲解的。要知道，这里所谈的问题，是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可靠地位。按照宪法第45-70条规定，国民议会可以用合乎宪法的办法排除总统，而总统要排除国民议会却只能用违背宪法的办法，即只有取消宪法本身。{如果宪法可以被取消后重新由少数人来制定和确定，那么就只有弱肉强食。人们会争取成为那个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制定宪法的强者。这也是为什么一些“民主”国家政变不断，以及伊拉克在美国大兵刺刀下制定的新宪法不被尊重，种族冲突日趋激烈的原因。此外，国内有学者认为，由于在中国没有实行三权分立，而是一切权力归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因此，在制定《物权法》时不应当写“依照宪法，制定本法”。在他看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拥有一切权力，包括制定宪法的权力，当然就不用郑人买履地按照宪法来制定其它法，而是想怎么定其它法律就怎么定，与宪法冲突也无所谓。也就是说，在他那里，其它法律的地位与宪法是平等的。但是，“一切权力归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条又是哪里规定的呢？难道不是宪法吗？绕过宪法制定其它法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否定宪法所强调的四项基本原则。把宪法置于与一般法律同等，甚至还不如一般法律的地位，成了当代中国法学界权威们的常识。真可谓中国无法学。--批注}可见，这里宪法本身是在号召以暴力来消灭自己。宪法不仅像1830年的宪章那样尊崇分权制，而且把这种分权制扩大到矛盾重重的地步。基佐曾经把立法权和行政权在议会内的争吵称为宪法的权力的赌博，在1848年的宪法中，这种赌博一直是孤注一掷的。一方面是由普选产生并享有连选连任权的750名人民代表构成一个不受监督、不可解散、不可分割的国民议会，它拥有无限的立法权力，最终决定宣战、媾和及商约等问题，独揽大赦权，因自己不间断地召集会议而经常站在政治舞台最前面。另一方面是具有王权的一切特性的总统，他有权不经国民议会而任免自己的内阁阁员，他掌握行政权的一切手段，他可以分封一切官职，从而在法国操纵着至少有150万人的命运，因为有这么多的人在物质生活上依靠于50万各级官吏和各级军官。他统率一切武装力量。他享有赦免个别罪犯、解散国民自卫军以及--经国务会议同意--罢免由公民自己选出的省委员会、县委员会、市镇委员会的特权。同外国缔结条约时，他具有倡议和领导的作用。国民议会永远留在舞台上，是公众日常批评的对象，而总统却在极乐世界过着隐居的生活，不过他眼前和心里老是有宪法第45条在提醒他：“兄弟，要准备牺牲！”你的权力在你当选的第四年，在美丽的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就要完结了！那时你的荣华就要完蛋了，这出戏是不会再演的，如果你负有债务，你就及时用宪法规定给你的60万法郎的薪俸一律偿清，不然你就不免要在美丽的5月的第二个星期一进入克利希！这样，宪法就把实际权力授给了总统，而力求为国民议会保证精神上的权力。可是，不用说，法律条文不可能创造精神上的权力，宪法就在这方面也是自己否定自己，因为它规定总统由所有的法国人直接投票选举。全法国的选票是分散在750个国民议会议员之间，可是在这里选票就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每一单个人民代表不过是某个政党、某个城市、某个桥头堡的代表，甚至只是表示必须选出一个人来凑足750个人民代表，人们并不去特别注意事情本身和被选举者本人，可是总统是由全国人民所选出，选举总统是行使主权的人民每四年运用一次的王牌。民选的国民议会和国民只有形而上学的联系，而民选的总统却和国民发生个人联系。国民议会的确通过它的各个代表反映着国民精神的多种多样的方面，而总统却是国民精神的化身。和国民议会不同，总统是一种神权的体现者，他是人民恩赐的统治者。　　海洋女神西蒂斯曾经预言阿基里斯要在盛年夭折。像阿基里斯一样有个致命弱点的宪法，也像阿基里斯一样预感到它命该早死。根本用不着西蒂斯离开海洋向制宪的纯粹的共和派泄露这个秘密，这些共和派只要从自己的理想共和国的高空云层间俯瞰一下罪孽的尘世，就可以看到，他们越是接近于完成他们那个伟大的立法艺术创作，保皇派、波拿巴派、民主派和共产主义者的傲慢自负以及他们自己的不孚众望，也就与日俱增。他们力图用立宪的狡猾手腕，用宪法第111条来躲过厄运，根据这条规定，任何修改宪法的提案都必须经过每次相距一个月的三次讨论，至少必须由3/4的票数通过，而且参加表决的至少必须有500个国民议会议员。可是这只是为了在他们将来成为议会少数派时（他们现在已经预感到这一点）保持自己势力的一种无力的尝试，这种势力现在当他们还在议会中占多数并且握有一切政府权力手段时，就已经一天天地从他们的软弱的手中滑出去了。　　最后，在一个特别滑稽的条文中，宪法把自己托付给“全体法国人民和每一个法国人的警惕性和爱国心”，而在前面的另一条文中，它已经把有“警惕性”和“爱国心”的法国人托付给它专门发明出来的最高法院所实行的温柔的刑事监护了。　　1848年的宪法就是这样。它在日不是被人头撞倒，而只是由于触摸一顶帽子而倾倒，诚然，这顶帽子是三角拿破仑帽。　　当资产阶级共和派在国民议会内忙于构思、讨论和表决这个宪法时，卡芬雅克却在国民议会外把巴黎控制在戒严状态中。巴黎戒严是处于分娩共和国的产前阵痛中的制宪议会的助产婆。如果说后来宪法被刺刀葬送了，那么不要忘记，在它还在母胎中时，刺刀，而且是对准人民的刺刀就保护过它，而且它是在刺刀帮助下出世的。“正直的共和派”的祖先们曾经拿着他们的象征即三色旗走遍了全欧洲。正直的共和派自己也作出了一项发明，这项发明自己给自己开拓了通向整个大陆的道路，但是它又怀着永不熄灭的爱回到法国，直到它终于在法国的半数的省里取得公民权为止。这项发明就是戒严。这是一项卓越的发明，每当法国革命进程处于危机关头，它就要被周期地加以运用。但是，既然兵营和露营是这样周期地重重压在法国社会头上，以便压制这个社会的意识并制服这个社会；既然马刀和毛瑟枪周期地受命进行审判和管理，进行监护和检查，执行警察和更夫职务；既然胡子和军服周期地被宣布为社会的最高智慧和指导者，那么兵营和露营、马刀和毛瑟枪、胡子和军服又怎么能不终于得出一个结论说：最好是宣布自己的制度是最高等的制度，并使资产阶级社会根本不必关心自治问题，从而一劳永逸地拯救社会！兵营和露营、马刀和毛瑟枪、胡子和军服必然要产生这种想法，尤其是因为它们在这种场合下可以希望自己所建树的更高的功劳得到更多的现金报酬，而当它们按某一派资产阶级的命令实行周期戒严和暂时拯救社会的时候，它们除了几个人的死伤和资产者的一些假笑之外，是很少获得实际利益的。为什么军方不可以终于搞出一次对它自己有利益有好处的戒严，同时把资产者的交易所也围攻一下呢？而且还不应忘记（我们顺便提一提），贝尔纳上校，即在卡芬雅克时期未经审判就把15000名起义者放逐的那位军事委员会主席，现在又是巴黎各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人了。　　如果说正直的、纯粹的共和派宣布巴黎戒严，从而创设了后来日的近卫军所赖以成长的苗床，那么同时属于他们的还有另一种功绩：在路易－菲力浦时期他们还点燃民族情感，而现在，当他们掌握了全国的力量的时候，他们却向国外列强跪拜，不去解放意大利，反而让奥地利人和那不勒斯人再一次来奴役意大利。路易·波拿巴在日当选为总统，结束了卡芬雅克的独裁和制宪议会。　　宪法第44条说：“曾经丧失过法国公民资格的人不能担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法兰西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不只丧失过法国公民资格，不只当过英国的特别警察，而且是一个已经归化了的瑞士人。　　关于12月10日选举的意义，我在另一个地方已经详细谈过，这里就不再谈了。这里只须指出，12月10日的选举是曾经不得不支付了二月革命的费用的农民反对国内其他各个阶级的表现，是农村反对城市的表现。这次选举得到军队方面的巨大同情，因为军队从《国民报》派的共和党人那里既没有取得荣誉，也没有领到附加军饷；这次选举还受到大资产阶级方面的巨大同情，大资产阶级欢迎波拿巴是把他作为恢复君主制度的一个跳板；选举也受到无产者和小资产者的巨大同情，他们欢迎波拿巴是把他作为对卡芬雅克的一种惩罚。下边我还要更详细地谈谈农民对法国革命的态度。　　从日到1849年5月制宪议会解散这个时期，包括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灭亡的历史。资产阶级共和派为资产阶级建立了共和国，把革命无产阶级赶下台，一时堵住了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的嘴，以后自己也就被资产阶级群众所排斥，这批资产阶级群众有权利把共和国据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可是这批资产阶级群众是保皇派，其中一部分，即大土地所有者，曾经在复辟时期居于统治地位，因而是正统派；另一部分，即金融贵族和大工业家，曾经在七月王朝时期居于统治地位，因而是奥尔良派。军队、大学、教会、律师界、学院和报界的显要人物，都分属于上述两派，虽然所占比例各不相同。这两部分资产阶级都把这个既不叫作波旁、也不叫作奥尔良、而是叫作资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当作它们能够共同进行统治的国家形式。六月起义已经把他们联合成“秩序党”，现在首先应该是把还在国民议会中占有席位的一帮资产阶级共和派排斥出去。这些纯粹的共和派曾经极其残暴地滥用武力对付人民，而现在，当需要捍卫他们自己的共和主义和自己的立法权以对抗行政权和保皇党人时，他们却极其怯懦地、畏缩地、沮丧地、软弱无力地放弃了斗争。我用不着在这里叙述他们解体的可耻历史。他们不是灭亡了，而是无形消失了。他们已经最终演完了自己的角色。在往后的时期中，不论在议会内或议会外，他们都仅仅表现为对过去的回忆，只要涉及到共和国的名称，只要革命冲突有下降到最低水平的危险，这些回忆便又复活起来。顺便指出，把自己的名称交给这个派别的《国民报》，在后来一个时期就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去了。　　在结束这一时期之前，我们还应该回顾一下两种力量，这两种力量从日起到制宪议会结束时止是并居在一起的，而在日那天，其中的一种力量消灭了另一种力量。我们所指的一方是路易·波拿巴，另一方是联合的保皇党，即秩序党，大资产阶级的党。波拿巴就任总统后立即组织了以奥迪隆·巴罗为首（请注意，是以议会资产阶级的最自由主义的一派的老领袖为首）的秩序党内阁。巴罗先生终于获得了1830年以来他朝思暮想的内阁职位，并且是内阁总理的职位。然而这个位置并不是像他在路易－菲力浦时期所幻想的那样以议会反对派的最先进领袖的身分得到的，而是以他的一切死敌即耶稣会和正统派的同盟者的身分得到的，而且他的任务是把议会送进坟墓。他终于把新娘迎来举行婚礼，然而只是在新娘失身以后才迎来的。波拿巴本人好像是完全退隐了。代他行动的是秩序党。　　在内阁第一次会议上就决定派出远征军去罗马，并且商定要瞒着国民议会来安排这件事，而经费却要假造口实向国民议会索取。这样，内阁就开始以欺骗国民议会和暗中勾结外国专制势力的办法来对付革命的罗马共和国了。波拿巴也用同样的方法和同样的手段准备了反对保皇党立法议会及其立宪共和国的十二月二日政变。不要忘记，在日组成波拿巴内阁的那个政党，又是日的立法国民议会中的多数。　　8月间制宪议会曾经决定，在制定并公布一套补充宪法的构成法以前，它不解散。日，秩序党通过议员拉托建议议会不要去搞什么构成法，最好是通过一项关于解散自己的决议。这时，不仅是以奥迪隆·巴罗先生为首的内阁，而且国民议会中的全体保皇党议员，都以命令口吻对国民议会说：为了恢复信用，为了巩固秩序，为了终止不确定的暂时状态而建立完全确定的状态，必须解散国民议会；议会妨碍新政府进行有效的工作，它只是由于执迷不悟才企图延长自己的生命；它已经使全国感到厌恶了。波拿巴把这一切攻击立法权的说法都记在心里，背得烂熟，并在日向议会保皇派证明，他确实从他们那里学得了一些东西。他把他们自己的口号拿来反对他们。&（责任编辑：刘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