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中国经济的一剂良药
近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对此存在不同的理解和争论。中国的经济改革，从来是问题导向的。供给侧改革要改什么，要看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面临的要害问题是什么。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正处在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过程之中，背后则是结构、动力、体制政策环境的转换，由此也可以称其为“转型再平衡”，即由高速增长平台上的供求平衡转向中高速平台上的供求平衡。以往长时期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设施、房地产等相继出现历史需求峰值，出口的高增长也由于国内要素成本和汇率上升而难以为继。在需求增速回落的同时，供给侧相对应的重化工业也开始调整，但调整幅度远不及需求回落幅度，于是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并引发了PPI超过40个月的负增长，最新的PPI已达-5.9%，导致了中国式的结构性通缩。与增速下行压力相比，更具挑战性的工业企业利润超过一年的负增长。利润负增长非同小可，持续下去将会加大金融财政风险压力。最新数据显示，这种负增长仍在加剧。分析显示，煤炭、钢铁、铁矿石、石油、石化、建材等过剩最为严重行业在PPI和利润下降中占到70%以上的份额。
中国经济达到中高速增长平衡点，将会有两个“底”。一个是“需求底”。房地产投资增速已经由以往的高增长回落到最新的月度同比负增长，当房地产投资增速由负转正时，将是房地产投资乃至中国经济从需求侧来看的经济增速触底的信号。估计这个“需求底”有较大可能在明年年中左右看到。另一个是“效益底”，即工业企业利润增速由负转正，并保持可持续的增长。这个“效益底”的出现，直接取决于减产能的力度和进度。但目前来看，仍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如果“效益底”滞后于“需求底”迟迟不能出现，经济很可能落入低效益、高风险的特殊困难时期。
摆脱这种困局，首当其冲是高度重视并大力度减产能，同时解决其他领域“低效率洼地”问题。这样就涉及到需求侧政策的局限性。供给和需求是现代经济活动互为关联的两个方面。所谓“三驾马车”是对需求侧消费、投资、出口活动的通俗描述。有人以为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否定“三驾马车”。这种看法会导致误解，而且低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义。解决中国经济当下面临的转型期结构性问题，需求侧政策并非不可用，而是不能只靠需求侧政策，也难以将其作为重点。例如，对一个时期以来的通货紧缩现象，主张放松货币的声音很大。从成因看，中国目前的通缩与某些西方国家曾经出现的通缩全然不同，不是由于流动性不足，而是源于增长阶段转换期的结构性严重过剩。对此类通缩，仅是放松货币不大可能有效，这正是近些年连续降准降息、过剩问题有增无减的原因所在。在增长阶段转换的大背景下，需求侧的刺激政策主要是防止短期内增速下滑过快，而不可能通过刺激政策使过剩产能不再过剩。这个“度”过了，所刺激起来的很可能是短期内无现金流和经济效益、长远效益和社会效益也难以确定的低效或无效投资。另一个同样不能忽视的问题是，注意力放在需求侧刺激上，很可能错过减产能、实现转型再平衡的有利时机。
在这种情景下，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显而易见了。供给侧改革也有宏观和微观之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排除宏观政策的必要调整，比如采取供给学派所强调的减税等措施，但重点还是在微观层面，通过实质性的改革措施，进一步开放要素市场，打通要素流动通道，优化资源配置，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具体地说，优先和重点的改革领域包括如下几项。
第一，对减产能要采取果断管用办法，在一定时间内取得实质性进展。理想办法是通过市场化的优胜劣汰挤出过剩产能，但在现有体制条件下，尤其对国企占主导地位的重化工业领域，市场机制作用有限。可考虑由国家层面确定减产能总量，按现有产能将减产配额分配到各地，同时允许配额交易，这样优势企业可以不减，还可以去买劣势企业配额。同时在解决“人”和“债”问题出台得力政策，如将部分国有资本转入社保基金，解决职工安置问题；对相关银行坏账允许核销等。同时要推动优势企业主导的市场化的兼并重组。
第二，进一步放宽准入，加快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放宽准入，既要“放小”，更要“放大”，在行政性垄断问题突出的领域，如石油天然气、电力、电信、铁路、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领域，引入新的投资者，鼓励和加强竞争。有的领域，表面上看投资已经不少了，如果放宽准入，还有降低成本、提供效率的很大空间。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那些能够真正提高效率的投资。
第三，加快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中国城市化还有很大发展潜力，但重点不在现有的大城市，而在大城市之间。要把以往孤岛型城市转变为网络型城市，进一步拓展城市带、城市圈，在大城市之间带动大量小城镇发展，推动互联互通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带动人口居住和产业布局的再配置，由此将可引出可观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机会。农民要进城，城里的人员、资金等也有到小城镇和下乡的意愿，要下决心打破城乡间土地、人员、资金等要素流动、交易、优化配置的诸多不合理体制和政策限制。农民所拥有的资产只有的确权的基础上允许流动、允许交易，价值才能充分显现，利益才能得到真正维护。
第四，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精致生产。尽管服务业比重超过制造业，但制造业仍然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所在。服务业中发展潜力最大的生产性服务业，直接服务于制造业转型升级。必须牢固确立制造立国的理念和政策导向，推动制造业由粗放经营转向精致生产，倡导“工匠精神”，把活做精做细，提高附加价值比重，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提升。借鉴日本等国的成功经验，全面实行加速折旧政策，此举相当于向企业减税，同时起到促进设备更新、扩大投资需求的多种效应。
第五，尊重创新规律基础上培育创新环境。与模仿为主的发展相比，创新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必须通过市场上的大量试错，提高创新成功的概率。政府习惯于居高临下地做产业规划，但创新从本质上说是很难规划的，最重要的着力创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包括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稳定企业家、科研人员的预期，排除泡沫经济的扰乱，促进创新要素流动，培育人力资本，改造金融支撑体系等。要把培育创新环境与地方竞争结合起来，推动形成若干个有吸引力、影响力的创新中心。
以上重点领域改革，集中于要素市场，这将是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过剩产能、低效无效要素要出去，有竞争力的、创新的要素要进来，通过生产要素的进一步解放、流动和优化配置，攻占经济生活中仍然随处可见的低效率洼地，形成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新格局。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企业盈利水平是需要特别关注的核心指标。中国经济转型，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企业盈利模式的转型。增长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相当复杂，在特定增长状态下，存在中一个最优结合点。上面的分析表明，存在严重过剩产能的较高增长速度，将会降低企业利润，这就存在着稳增长与稳效益的矛盾。只要企业盈利处在一个正常或改进的状态，增长速度高一点、低一点就不会成为很大问题。也可以说，与企业好的盈利状态相对应的速度就是一个合理的、好的速度。我们曾经提出过“企业可盈利、就业可充分、财政可增收、风险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资源环境可持续”的“六可”目标，其中核心是企业可盈利，这一条好了，其他几条才有保障。供给侧改革是否深入并取得成效，企业盈利水平将是一个关键的度量指标。
对于供给侧改革，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五中全会已经讲了很多，大的部署都有了，关键是要把文件变成实践，顶层设计和基层试验互动。顶层设计主要是管方向、划底线。改革中到底哪些措施真正有效管用，还是要给出地方、基层和企业更大的空间来试验，通过试错、比较、改进，找出符合实际、确有实效的办法。这也是我国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最为重要的一条成功经验，应该说现在依然适用，并可在实践中进一步拓展和提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刘世锦）
[责任编辑:重磅 | 政策转向！习大大说的供给侧改革究竟是神马？ : 经理人分享
这几天小编看新闻又看不懂了，因为大家都在谈&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是神马？它与之前的改革有什么不同？哪些是真正关乎老百姓的利益的？
消息丨政策有变！　
在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
这几天小编看新闻又看不懂了，因为大家都在谈“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是神马？它与之前的改革有什么不同？哪些是真正关乎老百姓的利益的？
消息丨政策有变！　
在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17日，李克强在主持召开“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时强调，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
对于高层领导人多次提及“供给侧改革”，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军表示，这将意味着在外需不足、内需潜力和空间有限的情况下，今后经济发展的着力点将从原本的重需求逐步转变为供给需求共同发力。
释疑丨啥是供给侧改革？刺激政策都走开！
之前中国一直侧重于需求侧管理，需求侧管理认为市场无法出清，因此首先想到的就是扩大需求，增加消费，这就需要采用刺激政策（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恢复需求。其强调提高社会需求来促进经济增长。
而供给侧管理则是认为市场可以通过价格调整等自动调节方式来自动出清，当前产出可以自动回归潜在产出。所以根本不需要所谓的“刺激政策”来调节总需求。其强调拉动经济增长需要提高生产能力即提高潜在产出水平，其核心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政策手段上，包括简政放权、放松管制、金融改革、国企改革、土地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等，从供给侧管理角度看，本质上都属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方式。
分析丨为啥中国要实行供给侧改革？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贾康指出，中国之所以要现阶段提出供给侧改革三大“国情约束条件”决定：
1、粗放型经济增长导致资源能源耗用过渡和环境压力过大
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一种“非常之局”，在巨大能源、环境、空间压力约束下十几亿人口组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体，它的百分之九十四的人口集中在百分之四十几国土的东南半壁，实际增长的资源环境压力绝对不是按一般理解的那样一个数量级。这种“非常之局”要得到破解，一定要有“非常之策”，一定要用供给管理调整结构、优化结构，释放增长空间。
2、“中等收入陷阱”历史性考验阶段的到来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是一种客观的统计现象。我们可以继续探讨、一定要至少居安思危地考虑，中国在“渐进改革”路径依赖下，这种制度性的后发劣势可能形成的制约，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矛盾积累。潜在存在的这些威胁的叠加摆在决策层面前，怎么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是一种历史性的考验，它有对优化供给环境的重大要求。
3、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弥合“二元经济”、走向共富过程的严峻挑战
实际生活中，怎么把城乡区域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财产差距保持在各个方面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应该说已经形成了一种严峻的挑战，深刻影响供给环境和机制优化的问题。我们也注意到，中央《建议》里在这方面比过去更鲜明地强调怎么处理好“收入分配优化”的问题。
当前，我国经济仍然面临严重的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是我们在改革深化中所必须解决的、实质性的供给端创新。中国新时期的增长动力构建，实际上是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加上政治闻名遐迩的民主法制化的发展过程。
焦点丨供给侧改革措施又有哪些？贾康建议：
第一，立即调整人口政策，从控制人口数量转向优化实施人口资本战略
整个这方面的思路，应该是将“以计划经济重点针对体制内人群的人口控制”过渡到“以整个社会全面优生和提高人口质量为核心的人口战略”，同时进一步改写“以教育和提升创新能力为核心”的人口资本战略。
第二，要积极审慎地推动土地制度改革
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流转制度，涉及大量的不同意见的争论和提出我们主要的意见建议。我们特别看重，从长期来看，在可做的促进农村集体土地流转等这些必要改革措施之后，有没有可能借鉴深圳特区的经验，最后对接到远景上的“国有平台，整合分类，权益求平，渐进归一”的境界上去。
第三，应该全面实施金融改革，积极解除金融抑制
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因为很显然，配置整个攻坚克难改革，我们在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方面的分析，已经无法回避一些带有决定性、关键性的改革举措。
虽然还有不同意见的争议，但是总体来说，大势所趋地推进改革，我们认为应该积极地掌握，这样才能解除金融抑制，真正把金融多样化的改革进程对接到支持中国实体经济的升 级换代，这种实体经济的升级换代直接关系到我们所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受历史性考验。
第四，我们建议是切实以改革为企业经营创业活动松绑、减负，激发微观经济的活力
大家都在注意，从自贸区为标杆的、进一步的简政放权、降低门槛、负面清单、打造高标准法制化的营商环境，到现在的社保怎么样按 照五中全会明确的“把基本养老保障统筹提到全社会层次”，还有就是同时要调整整个税费体系、降低企业实际负担，都有很多的可做之事。这些改革是通过问题导 向在制度供给方面发力，来使企业经营创业活动进一步得到“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环境和条件。
第五，实施教育改革和创新驱动战略
只有这样才能培养高水平的人才，有效建设创新型国家。这里面一系列的机制方面的优化，都是要专题研究的。
应该承认，我们科技创新的驱动力还是比较弱的，我们很多科技投入纠结于现在真正能产生绩效的特征远远不能令人满意，光是“科研经费使用怎么有效”就已经争论多年，实际生活中我们还是看到这方面机制的僵化和落后。在改革这方面，制度供给视角下应该承认政府职能和改革是不到位的，我们的制度供给仍然在现实过程中表现出严重滞后的种种特征。
探讨丨供给侧改革躲不过哪些问题？　　1、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在财经年会上表示，中国的供给体系和结构至少存在六个方面的问题，如供给体系总体呈外向型、主要面向低收入群体、 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过快等，其中高成本是供给侧最致命的硬伤。更早前，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思想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2、深化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下观点由贾康指出）
我们认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已经涉及到更深层的系统性体制性问题，要从“减少审批项目的数量”转到“真正使审批合乎质量要求”， “法制化、系统化、标准化、信息化、协同化、阳光化”必须结合大部制改革，内在逻辑是联系在一起的，职能机构的协调联动势在必行。
除了提高行政法制的程度，顺应精简机构的要求之外，要落到现在，就要扩充动态优化设计，以后择时启动整个大部制框架下的、行政审批的国家标准化工作。同时，也应该特别注重规划先行、多规合一。
我们现在不同的部门分头来处理的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可以具体化到国土开发、城乡建设、交通体系、环境保护、产业布局、财政跨年度规划等等，都应 该纳入“多规合一”的综合体系。这当然也需要全国统一的行政审批信息数据库和在线行政审批平台里的有效连通，提高政府官员的信息化水平，业务流程也要再造。
3、改善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相关制度
我们非常强调改善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相关制度，要积极打造橄榄型的现代社会结构，到了这个阶段上，有些难啃的硬骨头，特别关联到我们的触动既得利益格 局的再分配问题，比如财税改革里直接税，我们转移支付怎么样冲破原来的一些部门，真正系统化、体系化、合理化，这些都有一些硬碰硬的改革任务。
4、满足公共服务需要
再有我们非常强调满足公共服务需要，优化结构和调动潜能为大方向下积极理顺价格形成机制，有些配套的因素要抓住不放，今年已经有中央下发的关于电力部门改革的文件，中央已经明确要求在价格改革方面要有进一步的深化，这些部署怎么样真正落到实处，也是对我们的考验，也是触动既得利益格局对我们来说执行推动改革的事项。
把这些处理好才能更好从经济利益调动所谓内生的潜力和活力，促使社会方方面面在价格信号和价格形成机制引导下形成有效投资。这个当然也涉及到我们积极推动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PPP（公私合营模式）创新上。
（本文综合整理自新浪财经，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国信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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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发展何以成为供给侧改革至为重要的保障
□左晓斯 “十三五”规划《建议》鲜明提出了共享发展的理念，强调“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在当前形势下强调共享发展，不仅是为了促进社会和谐与公平正义，更是在经济新常态下，遵循经济增长规律，助推我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人口基数巨大的背景下，2014年全国人均GDP8700美元，离中等发达国家10000美元的标准已经不远。但与此同时，我国还有超过7000万人生活水平处于绝对贫困线以下，6000多万农村留守儿童以及数千万留守妇女和老人，数以亿计游走在城乡之间、享受不到市民待遇的农民工，反映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近年来也一直高于国际警戒线。面对这些纷繁复杂的问题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以包容共享的理念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共享发展要求经济增长、消除贫困、减少不平等。继续保持经济持续的中高速增长是共享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在全球经济低迷的大环境中要保持中国经济可持续中高速增长实属不易。为此，中央明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要求全面提升包括企业在内的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包括资本、劳动、技术、制度等，其中最为活跃的是劳动、技术和制度，这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因素。但是，目前中国制造业一线劳动力的主体仍然是流动人口，是农民工，不仅素质参差不齐，而且流失率很高。这就迫切需要按照共享发展的理念改变这一局面，将制造业聚集地必需的农业转移人口通过户籍人口城镇化实现真正的市民化，将不符合智能制造和现代工业要求的农民工透过市民化、职业技术培训以及综合素质提升计划转化为当代产业工人。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绝非易事，需要公共政策、立法、规管、经济活动与就业组合、管理、劳动实践乃至习惯的变革或改变。这些变革绝不只是需要勉为其难、极不情愿的被动接受，而是需要全社会的积极共识和主动合作。如果更高生产率或更快生产率增长的收益大部分依然集中流向社会最富有群体而不是普通社会成员或一般劳动者，就不会有共识、行动和合作，更遑论积极和主动。也就是说，任何可持续的、成功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议程或计划都必须纳入分配的维度，遵循共享发展的理念。 与此同时，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内需、提高消费率以实现经济增长的努力并不矛盾，而是相互补充。事实上，在中国目前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出口因为国际经济疲软以及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回归而面临巨大压力，短期内难以扭转下行趋势；投资则因产能过剩和边际效益递减而逐渐失效；消费本应有巨大增长潜力，但从2000年到2011年，我国消费率（消费总额占GDP的比重）从62.3%下降到49.1%，其中居民消费率从46.4%下降到35.4%，远低于世界70%以上的平均水平。与此对应的是这一时期中国完成了社会民生事业领域的一系列市场化改革，看病贵、上（大）学贵、住房贵、养老贵等成为社会公众反响最为强烈的社会问题。普罗大众无法共享优质普惠的基本公共服务，不断压缩普通居民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是我国提高内需战略一直无法奏效的根本原因。因此，需求侧的改革其实也有很大潜力和空间，关键是需要我们以共享发展为准则，加大优质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加快实现以全体居民为对象的一体化和均等化。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和主要内容。 消除绝对贫困是共享发展的基本要求。中央已经提出了消除绝对贫困的时间表、路线图，要求签订责任书、立下军令状。到2020年，中国将不再有年人均收入低于2300元的群体和地区。但是，比消除绝对贫困更为艰巨的是减低相对贫困。这实际上是一个减少不平等、实现更高程度社会公平正义的过程。在这方面，最为突出的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群体之间在收入、机会、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由于资源禀赋、地理区位、制度安排等造成的巨大落差和不平等，不仅是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根源，更是横亘在我们共享发展道路上的巨大障碍和挑战，必须以最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去应对和逐步化解。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本专栏由广东省社科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方日报理论评论部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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