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宫词里的韦氏是什么人？_百度知道
大明宫词里的韦氏是什么人？
　　　中宗庶人韦氏，京兆万年人。祖弘表（韦弘表），贞观中曹王府典军。 　　帝在东宫，后被选为妃。嗣圣初，立为皇后。俄与帝处房陵，每使至，帝辄恐，欲自杀。后止曰：“祸福何常，早晚等死耳，无遽！”及帝复即位，后居中宫。 　　是时，上官昭容（即上官婉儿）与政事，方敬晖等将尽诛诸武，武三思惧，乃因昭容入请，得幸于后，卒谋晖等诛之。初，帝幽废，与后约：“一朝见天日，不相制。”至是与三思升御床博戏，帝从旁典筹，不为忤。三思讽群臣上后号为顺天皇后。乃亲谒宗庙，赠父玄贞上洛郡王。左拾遗贾虚已建言：“非李氏王者，盟书共弃之。今复国未几，遽私后家，且先朝祸鉴未远，甚可惧也。如今皇后固辞，使天下知后宫谦让，不亦善乎？”不听。神龙三年，节愍太子举兵败。宗楚客率群臣请加号“翊圣”，诏可。禁中谬传有五色云起后衣笥，帝图以示诸朝，因大赦天下，赐百官母、妻封号。太史迦叶志忠表上《桑条歌》十二篇，言后当受命，曰：“昔高祖时，天下歌《桃李》；太宗时，歌《秦王破阵》；高宗歌《堂堂》；天后世，歌《武媚娘》；皇帝受命，歌《英王石州》；后今受命，歌《桑条韦》，盖后妃之德专蚕桑，共宗庙事也。”乃赐志忠第一区，彩七百段。太常少卿郑愔因之被乐府。楚客又讽补阙赵延禧离释《桑条》为九十八代，帝大喜，擢延禧谏议大夫。 　　于是昭容以武氏事动后。即表增出母服；民以二十三为丁，限五十九免；五品而上母、妻不繇夫、子封者，丧得用鼓吹。数改制度，阴储人望。稍宠树亲属，封拜之。昭容与母及尚宫贺娄等多受金钱。封巫赵陇西夫人，出入禁中，势与上官埒。繇是墨敕斜封出矣。三年，帝亲郊，引后亚献。明年，正月望夜，帝与后微服过市，彷徉观览，纵宫女出游，皆淫奔不还。国子祭酒叶静能善禁架，常侍马秦客高医，光禄少卿杨均善烹调，绵引入后廷。均、秦客蒸于后，尝丧免，不历旬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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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凌志军、马立诚：胡耀邦与“文章救国”(2)
凌志军、马立诚：胡耀邦与“文章救国”(2)
发布时间: 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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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怀着这样的念头回到党校。人家都在学习贯彻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他却找来一帮人写了一篇文章。你华国锋不是说“组织路线”是正确的么？我这文章的题目偏偏就是《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文章说，其实“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可是他们这些年却受到“百般挑剔，无限上纲，造谣诬陷，残酷迫害”。文章前后经过17次修改。这一年10月7日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整整一个版，将近一万字，浩浩荡荡地涌向华国锋的“正确的”组织路线。从这一天起，读者的来信和电报也浩浩荡荡地涌进报社。到11月7日，编辑部就接到一万多封来信和电报。中共中央组织部那里就更加热闹，不是信多，是人多，把大门围了一层又一层。这些人手上拿着那张报纸，不是表扬什么“正确的组织路线”，而是反反复复地讲述自己的冤情，非要把“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组织部长郭玉峰把这些人叫作“上访的”。他每天进出这座大楼，脸上冷若冰霜，旁若无人，对那些要求见他一面的人，不是不理不睬，就是冷眼相向。此人原来是军队里的一个政委，“文革”的高潮当中到这座楼里来支左，渐为康生倚重。据康生当时对他的评价，他是全军“最优秀的军政委”。那时候所谓“组织路线”不过如此，你只要被中南海里的谁看中了，你就有了飞黄腾达的最重要的动力。郭玉峰官至部长，到1977年的秋天，已经两年四个月，从来没有把哪个“上访的”放在眼里。在他看来，这些人全都是无理取闹，甚至连那个舒同也不例外，别看他过去是山东省委书记，或者是什么书法家，现在可什么也不是，只不过是一个“走资派”。这样的人居然敢来上访，全是报纸上的文章从中作祟。“这是一株大毒草”，郭玉峰指着那篇文章对他的下属说，“通篇都是右派言论。”冷漠的部长激怒了站在门外的那些人。这些人大都是被打倒的老干部。过去他们吃够了大字报的苦头，现在就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也拿起毛笔，写了无数的大字报贴满中组部的大楼内外。郭部长看在眼里，心里嘿嘿冷笑：这些办法都是我用过的，难道还怕了你们不成。他叫人把大字报撕下来。没过几天，他听说文章的后面有胡耀邦在暗中指挥，就说：“把大字报送给胡耀邦。”
　　大字报就这样送到党校来了。胡耀邦对郭玉峰其人并不陌生，40年代，胡是军队当中的兵团政委，那时候郭玉峰是他所属的一个团政委。胡耀邦怎么也没有想到，他昔日的部下会对这些南征北战的老革命如此无情，不仅连连感叹：“郭玉峰怎么会变得这样厉害？”他可没有想到，在阶级斗争的大染缸里，一个人被染成任何一种颜色都是可能的。但是胡耀邦可不愿意改变自己，他决定背水一战了。“关山险阻，一关一关闯过去。”他对望着自己讨教对策的下级说，“但丁在《神曲》里面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们的说法是，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党校里面的这些人当场决定把中组部里的大字报都送到《人民日报》，给那些曾经编辑过他们的文章的人看，然后又决定再接再厉，不到一个星期，又一篇文章的清样送到胡耀邦办公桌上。这时天色已晚，停电。胡耀邦点起两支蜡烛，与杨逢春一起将文章逐句修改了一篇。过了几天，11月2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把文章发表出来，题目是《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署名“本报评论员”，通栏。与此同时，还发表了五封读者来信，全都表示要把颠倒了的是非再颠倒过来。
　　那时候，《人民日报》的风骨和勇气，叫后来的报刊圈子里的人议论起来感慨万端，惊羡不已。他们明知胡耀邦的文章不符合华国锋的十一大报告，却自作主张地发表了。现在又把批评中组部长郭玉峰的大字报汇编成册，既不核实，又不送审，就用报社党委的名义上呈中央。要是用“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或者是什么党纪政纪新闻纪律来衡量，这种行为算是什么？不过，没有人这样问，至于汪东兴严厉批评《人民日报》党性不强，还要等到几个月以后。
　　胡耀邦和邓小平再一次走到一起。两年以前这两个人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当中天各一方，便很少直接联系。此后种种情由，在这两人之间，大都是不谋而合，心心相印。现在，《人民日报》将那些大字报搞成《情况汇编》送到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案头。这导致了叶剑英、邓小平和陈云三个副主席合力驱郭的行动。连华国锋和汪东兴也无可奈何了，只是询问谁来接替郭玉峰。“胡耀邦”。那三个副主席毫不犹豫地说，其实他们早就商量好了。要想让千万干部重见天日，非胡耀邦莫属。这样一来，出乎意料的结局出现了：“下油锅”的居然是郭玉峰。胡耀邦不仅毫发无损，还顶替郭玉峰成为新的中组部部长。
　　部长的任命在日这一天下达，五天以后，胡耀邦的办公地点即由幽静的西山脚下迁至闹市中心。不过，他的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职务仍未免除。他将所有的校长事务移交给他的接班者，唯有《理论动态》一事仍由他本人亲自掌握。事实上，他在离开党校赴中组部就任的时候，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加强了他的理论阵地。他成立一个叫做“理论研究室”的机构，任命吴江为主任，孟凡和耿立为副主任，不久以后，又有孙长江和阮铭加入进来任副主任。在京城，这些人是“文革”后出现的第一支具有叛逆精神的理论新军。要不了多久，他们的作为便轰动天下。但在当时，他们的名声并不大，所有理论方面的研究与写作，也照常在胡耀邦的策划之下展开。
　　新校长现在同时还是新部长了。一身兼有这样两个职务，这在共产党过去的历史上没有先例，更不要说那还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时期呢。12月19日，新部长正式上班。他对手下的工作人员说：“积案如山，步履维艰。这山究竟有多高？是喜马拉雅山、唐古拉山、还是泰山？”接下来他便列举了一大堆人人心知肚明而又不敢说出来的重大冤案：“天安门事件”、“六十一人”问题、内蒙古“内人党”问题、东北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新疆马明方等人所谓“叛徒集团”问题、河北丘县的国民党大案、为刘少奇鸣冤和“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案件、“攻击林副统帅”而被杀头的“现行反革命”案件……
　　在1977年3月到1978年12月这21个月里，胡耀邦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一天天显示出他过人的胆魄和无限的精力。他不许工作人员阻拦要见他的上访者，也不许工作人员代阅写给他的那些来信。他每天和十几个人谈话，每周阅读一麻袋来信、几百件材料。他一边看一边感慨，为那些被损害与被侮辱的人们鸣不平，也为我们国家居然造成这种种悲剧扼腕叹息。有人问：“毛主席批的怎么办？”他回答：“照样平反。”他的大杀大砍的作风很快引起中南海里某些人的反感。“这些大案都是毛主席生前亲自定案的”，汪东兴说，“中共中央组织部无权推翻毛主席定的案。”还说“谁翻案谁就是反对毛主席”。胡耀邦却对这样的申斥置之不理。他当着几百人说：“凡是不实之词，不管什么时候，不管是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组织，是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这些话令一些人更加惶惶不安，却令更多的人吐出了积蕴已久的一口闷气。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严令《人民日报》不要将这些话予以报道。但这些话还是不胫而走。胡耀邦的魅力也很快风靡全国。他把各地的冤情都吸引到中央组织部里来了。按照后来的历史学者的统计，当时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当中，被立案审查的占总数17.5％。每100名部长和省长当中，有75人被立案审查。下层官员和百姓的冤假错案就更多，有300多万件。受到牵连者数以千万计。在那些日子里，党中央给200多万个走资派平反，给552877个右派分子摘了帽子，给440万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摘了帽。给70多万工商业者恢复劳动者身份。这些事情当中全都凝聚着这位中组部部长的心血。比如他在1978年2月下旬到4月下旬，就昼夜不停地研究了100多个案例。其中一个“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案件，就使得87000多人遭刑讯逼供而终身残废，16000多人含冤而死，总计346000多人遭殃。现在，胡耀邦却要让这些人全都重见天日。还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胡耀邦却说：“什么‘五·一六’，不就是三个阿拉伯数字吗？”一时间，“胡青天”的名字流传开来。到他这里来申述冤情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些申冤信中，包括了薄一波、彭真从陕西商县写来的信，杨尚昆、安子文从安徽写来的信。还有些人已经不在人世，他们的亲属现在也开始鸣冤叫屈，包括刘少奇一家人，还有彭德怀的侄女。她将保存多年的彭德怀的“八万言书”，交给黄克诚，又辗转交给胡耀邦。胡耀邦说：“我当作珍贵的历史文物转给中央。”这些情况是如此动人心魄，就算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不能不为之感叹。以他当时的地位，当然还没有权力来决定这些问题，但是他却有权力将这些人的明显的冤情送到中南海主要领导者手里。至于像温济泽、葛佩琦这些并非国家领导人但却极有影响的人物，他就可以凭藉自己的力量来为他们昭雪。
　　他每天做着这些解救苍生于水火的事情，人家也全都热泪盈眶地感恩戴德。但是他却仍然想着他的《理论动态》。他每五天便要审阅一篇文章。一边为人们伸冤一边想像着这样那样的理论难题。就这样，从1977年的夏天到1978年春天，《理论动态》就出版了至少40期。他喜欢这些文章，一边看一边对身边的人说：“我死了以后，在我的悼词里面一定不要忘记写上，胡耀邦办过《理论动态》。”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只是在治疗旧时代留给我们国家的伤痕，还说不上同旧的时代分道扬镳。至于开辟新的时代，就更加说不上了。虽然邓小平已经说了“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说了“实事求是”，这已经遏制了“两个凡是”的潮流，但是，新时代的开创者此时还缺少一个非常具体的突破口，所以还不能给予旧时代以致命的打击。
　　背水一战
　　1977年12月，胡耀邦在那个幽静的党校里面，面对1000多位党的高中级干部发表了演说，含蓄地指出即使是对毛泽东的话也不必过于认真。他的表述非常婉转，仅仅是要大家完整和准确地理解毛泽东的话，听来没有任何要否定毛的意思。这句话其实已由邓小平在1977年夏季复职前后多次阐述，其潜在的逻辑在于，可以抛开毛的个别指示。但是，既要维护毛泽东的权威又要扬弃他的具体指示，这实在不容易做得恰到好处，而要党校的一位副校长来以强硬的方针推动此事，就更加难能做到。胡耀邦克服这一难关的办法，乃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他说，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不是权威，而是实践。这个思想毛泽东曾在30年代充分地阐述，那时候毛泽东还没有掌握全中国的权力，文章中充满了藐视权威的犀利。但是，现在，也即70年代后期，胡耀邦要藐视的权威正是毛泽东本人。
　　今天我们仔细研究这一段历史，就可以发现，这是党内高级领导人首次使用“真理标准”来对付“两个凡是”。此时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的那篇轰动全国的文章，还摆在《光明日报》编辑的案头，没有改定。中央党校孙长江的文章还没有起草呢。《人民日报》发表张德成的文章《标准只有一个》，也还要等到3个月以后。仅仅在几个月以后，正是这几股力量合而为一，掀起了我们国家当代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一次变革。事实证明，正是这股力量对“两个凡是”构成了最为致命的打击。整个中国，也正是从这里开始摆脱了旧时代的约束。然而追根寻源，当时胡耀邦的政治勇气和理论灵感，至少有一部分是来自于邓小平和叶剑英。邓小平在8个月前即已提出“两个凡是不行”，虽然他还没有找到理论上的突破口令“两个凡是”彻底瓦解，但仅仅这一句话也就足以树立起一个政治上的支柱。叶剑英则在两个月前到中央党校的复校典礼上面大讲一通要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特别是第九、第十和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世人均知，叶所指的是刘少奇、林彪和“四人帮”这三个事件，这就等于是让大家重新来评价“文革”。胡耀邦的讲话，正是秉承叶剑英的主旨，来阐述研究“文革”历史的既定原则。不过，几个星期之后，这个原则就从历史研究的书斋里面走出来，成为我们国家现实的政治冲突当中一个尖锐的武器。
　　当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向大家讲述用实践作为标准来研究“文革”的时候，《光明日报》的哲学编辑王强华正在修改的一篇文章恰恰有着完全相同的主题，此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胡福明。这时的胡福明，还不是江苏省委党校的校长。他只是南京大学哲学系里一个鲜为人知的教师，作文著说，在他的职业里为常事。这篇文章在这个时候也只不过为其中一例。
　　整整10年之后，胡福明对《光明日报》记者张义德说，最初写作这篇文章，完全是“我个人的行动”，其本意是说他并未受到任何人的指使。今天来看，胡福明最初的动机确实有着很浓的偶然色彩。几个月前，也就是1977年盛夏，胡耀邦在北京中央党校组建他的《理论动态》的时候，南京胡福明的妻子患病住进医院里，胡白天在哲学课堂上为人师表，晚上到妻子的病床边尽为夫之道。医院里普通病人的房间酷热，令他无法入睡。万般无奈中，胡忽然想到王强华，他们在几个月前相识于一个讨论会上，他还记得王强华曾经约他为《光明日报》理论版撰写文章。于是，胡从家里抱来若干经典与材料，坐在妻子的床前构思他的文章。文章四易其稿之后，胡将它寄给《光明日报》。由于有了这一段经历，胡后来说，他的文章是在医院里孕育出来的。
　　1977年10月，胡福明的两篇文章寄到光明日报社编辑部里，除了含蓄地批评“两个凡是”的这一篇，另外一篇以批评江青为主要议题。王强华对于批判江青的文章弃之不理，而对于胡福明居然敢于向“两个凡是”发动袭击，有一种异常的兴奋。
　　尽管如此，报社在这时候仍然谨慎行事。他们的设想只是要把胡的文章作为一种学术探讨，发表在每月一期的“哲学”专版上。大样排出，按照既定的程序，要等上一两个月方能见报。假如不是后来发生的意外，胡的文章就只能和另外三篇文章一道，刊登于三版，其内容也只是含沙射影地对华的“两个凡是”表示不满，远不是后来人们见到的那个样子。
　　这个时候恰逢杨西光调任光明日报社社长。他在任内所遇到的第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就是看到《哲学》版清样上那篇署名胡福明的文章。杨本来就是舆论方面的老手，又是刚刚从中央党校学习归来。他在党校的那几个月里时时感受着胡耀邦的精神，胡耀邦在讲述实践标准的时候，他就恰恰在场，因之对胡耀邦正在设法冲击“两个凡是”的心情也能了如指掌，也知道中央党校里面有人正在试图撰写这方面的文章。他完全可以看出眼前这篇文章中的意味。这分明是一副可以作成“大满贯”的牌，老练的牌手在这种时候决不会放弃一搏的机会。可是文章的立意虽然高远，表述却不犀利。报纸内页《哲学》专栏的文章本来就过于学术化，读者极少，这文章发表在这里，十之八九就会无声无息。他当即将胡的文章从版样上撤下，准备大加修改之后拿到要闻版上去发表。几天后，胡本人应召来到北京，但以他个人的功力，此时已不足以达到杨的目标，于是，杨请来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高级研究人员组成一个小小的写作班子，修改工作也移至京城西郊那座与颐和圆相邻的院子里，持续了整整一个春季。至5月初，十易其稿，胡福明的文章也已面目全非。
　　如果事实真如胡福明在10年后所说，这篇文章的发表是一个有组织的行动，那么，所谓“组织”，当是始于杨西光的这个决定。副总编辑马沛文现在也加入进来，他修改文章的时候，似乎想要将心头之恨泼于笔端。他写道：
　　是真理还是谬误，
　　归根到底要由实践来检验。
　　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
　　大规模宣传证明不了真理，
　　许多人的赞成证明不了真理，
　　强大的权力证明不了真理，
　　而已被过去实践证明了的真理，
　　也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很难说这是论文，它更像是一首诗。不过，政治不是诗。杨西光提醒马沛文，注意“现实针对性”。作为京城新闻圈中的一个才子，马沛文很容易地明白所谓“现实针对”究系何指。他先写道，“四人帮”不问历史条件，“把个别词句奉为教条，把个别词句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用片言只语作准则，为了个别词句而牺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根本。”接着又说，“‘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改到得意的地方，他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凡是”牵了出来。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不认为凡是自己讲过的话都是真理，也不认为凡是自己的结论都要维护。”这样，文章虽然还没有大胆到直接批判“两个凡是”，但它的锋芒之露骨，以中国人的熟睹政治风云的眼光，一眼即可看出，以至于杨西光不得不将之改为更加隐晦的表述。他将“凡是”字迹删去。这样，就成了“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讲过的一切定论都是真理，也不认为自己作出的结论都不能改变”。文章改到了这种地步，用毛泽东当年对付蒋介石的话说，真可以叫做“有理，有力，有节”。但杨西光仍然不放心，他回身又到党校，在那里，他很容易地找到了两个同盟者，理论教研室主任吴江和他的下级孙长江。这时候，孙长江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大致写成，几个人一商量，将孙的文章和胡的文章合并起来，又在文题加上“唯一”二字，就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978年的春天已经结束。他们整日深居室内，盘桓于文章天地，字斟句酌，连窗外已经层林尽染也不知道。当然也没有意识到，一个“个人的行动”，将要演变成为一个有着重大政治目的的图谋。胡福明、王强华、张德成、马沛文、杨西光、孙长江和吴江，这些人的不谋而合似乎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力量，与“两个凡是”形成尖锐对立。所有洞悉中国政局的人都会感到，风暴就要来临。
　　万事具备，只缺少一个更有权威的力量在幕后支持。现在轮到胡耀邦再度出场。杨、吴、孙三人经过一番策划，由吴江去找胡耀邦，力陈此文的重要，应以尽可能多的理论舞台联袂上演这一出好戏。胡耀邦本来就在煞费苦心地终止旧时代的惯性，其具体的步骤是在两个关乎宏旨的地方采取行动，如他本人所说，一个是“精神枷锁”；一个是“组织枷锁”。后者的展开以平反毛泽东时代酿成的冤案为标志，结果大获成功，那些沦为阶下之囚的人一朝得见天日，无不感激涕零。然而他之所谓冲破“精神枷锁”的行动却苦于找不到有效的突破口。现在，胡耀邦看过文章，立刻就明白其中的价值：这不正是他一直在期待的么？接下来的讨论是，怎样才能使这篇文章不至于因新闻审查而石沉大海？有人提出一个瞒天过海的计划：先由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出来，第二天在《光明日报》上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将之全文公开，第三天由中国最大的两个新闻机构《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转载，这样就会迅速地蜚声全国。胡耀邦当然明白这个计划的良苦用心，以当时中国的新闻制度，重要文章若以社论形式发表，必须经由中央政治局中主持宣传的领导人来审定，此人正是副主席汪东兴，可以肯定他是不会同意发表这一文章的。若署以“特约评论员”之名，则可以避开这一个障碍。于是，这位排名第二的副校长自作主张，批准《理论动态》发表此文，居然没有请示党校的校长华国锋或者第一副校长汪东兴。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也是一种胆大妄为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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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òng jiàn tiān rì
ㄓㄨㄙˋ ㄐㄧㄢˋ ㄊㄧㄢ ㄖㄧˋ
重见天日（重見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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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见天日（重見天日）　
比喻脱离黑暗的处境。《古今小说·杨八老越国奇逢》：“幸天兵得胜， 倭 贼败亡，我等指望重见天日。” 向春 《煤城怒火》第三三章：“大批工农干部……支队战士进驻重见天日的村庄。” 清
蒲松龄 《聊斋志异·龙飞相公》：“但深在九地，安望重睹天日乎！” 郑振铎 《桂公塘》十三：“想不到今生得再见 中国 衣冠！真是重睹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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