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纳儒家道家法家怎么区别与法家的主张的不同之处

来源：蜘蛛抓取(WebSpider) 时间：2015-10-09 08:07 标签： 儒家和法家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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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主张法制，反对空谈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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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和法家在治国理念上的不同之处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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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和法家在治国理念上的不同之处及原因。参考答案：不同：儒家主张以德治民，实行“仁政”；法家主张以法治国，君主要以绝对的权威来震慑臣民。儒学在战国后期已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却没有被统治者重视。可客观（主要从历史发展趋势、生产力发展）和主观需要等方面思考分析原因。①儒学不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当时，诸侯士大夫兴起，阶级关系已经发生变化，再谈恢复周礼已经不合时宜。②儒学不利于天下争霸。儒家思想倡导“爱人”、“为政以德”，对醉心于争霸的诸侯来说没有多少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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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方面的吧，儒家就是“仁政”，以“仁”为中心，提倡“克己复礼”，“以德治民”；法家，“以法治国”，建立大一统的专制国家；不同的原因，肯定是因为，它们创始人不同，社会地位，家庭影响，人生经历，受教育情况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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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冯友兰谈道家、儒家与法家的异同
“无为，而无不为。”这是道家的思想，它也是法家的思想，在韩非子和法家看来，君王应当具备的一项品质便是“为无为”，自己表现出“无为而治”，不需要动手做任何事情，一切需要办的事情都假手别人去做。
法家与道家
“无为，而无不为。”这是道家的思想，它也是法家的思想，在韩非子和法家看来，君王应当具备的一项品质便是“为无为”，自己表现出“无为而治”，不需要动手做任何事情，一切需要办的事情都假手别人去做。韩非子说：君王应如“日月所照，四时所行，云布风动；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已；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韩非子·大体》)换句话说，君王拥有政府运作的机制和工具，他自己不必做任何事情，而事情却都办了。
道家和法家代表中国思想传统的两个极端：道家认为，人本来是天真无邪的，法家则认为人生来性恶。道家鼓吹个人绝对自由，法家主张社会控制一切。但是在“无为”这一点上，两个极端倒汇合了，就是说，它们两个极端之间具有同一性。
后期道家对法家所主张的治国之道，也持同样的看法，只是说法略有不同。《庄子·天道》篇中称帝王之德在于“乘天地、驭万物，而用人群”。在这一段里讲“无为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为天下用而不足。”在区别“无为”和“有为”之后，又说：“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君主的存在就是为统治天下。因此，他的作用和职责不在于做任何事情，而在于发号施令，让别人为他做事。换句话说，他的统治方法就是：以无为而用天下。另一方面，属下的职责和作用则是接受命令，按令行事。换句话说，属下的作用便是被使用去做事。这就是同一段末后所说“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庄子·天道》篇接下去又说：“故古之王天下者，知虽落天地，不自虑也：辨虽雕万物，不自说也；能虽穷海内，不自为也。”统治者就应该如此，因为如果他一旦去思想任何事情，就表明还有他未曾想的事情，而他的职责本应该想到在他统治下的一切事情。因此，君王就应该不想、不说、不做；只命令别人替他去想、去说、去做。这样，他便可以无为，而凡事都由别人办好了。
至于君王用天下的具体步骤，《天道》篇中说：“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义次之；仁义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赏罚次之；赏罚已明，而愚知处宜，贵贱履位，仁贤不肖袭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谋不用，必归其天，此之谓太平，治之至也。”
这些具体步骤的后半，显然和法家的主张是一样的。但是，《天道》篇接下去说：“古之语大道者，五变而形名可举，九变而赏罚可言也。骤而语赏罚，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忤道而说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骤而语形名赏罚，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于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谓辩士，一曲之人也。”
这是道家对法家的批判。法家的治国之道要求君王公正无私。他应当赏罚严明，即便当罚的是亲人朋友，也不徇私；即便当赏的人是仇人，也不歧视。如果君王不能公正无私，哪怕只失误几次，整个机制便将崩溃。法家宣称只要具有中人之资，便能治国，而实际上，只有圣人，才能具备君王的资质。
法家与儒家
儒家认为，要靠礼和道德，而不是靠法律与刑罚来治理百姓。他们主张沿用西周初期的体制，而没有觉察到，社会情况已经变化，先前推行礼治的社会条件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时，他们还指望靠老办法治国，就成为保守派了。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又是革命派，因为在他们的思想里，反映了时代的变化，他们不再坚持以出身贵贱和财产多少来划分社会阶级。孔子和孟子还继续强调君子和小人的分野，但这个分野，现在变成以道德来划分，而不是以家世来划分了。
本章开始时，我曾指出，先秦中国封建社会里，“礼”是君王统治贵族的准绳。“刑”是君王统治百姓的工具。儒家坚持以礼治国，这样，“礼”不仅是统治贵族的准绳，也成为统治庶民百姓的准绳；这是对庶民百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这一点说，儒家是革命的。
法家的思想，也和儒家一样，没有社会阶级高下的区别。人人在法律和统治者面前，地位都一样。但是，法家所作的不是把庶民的地位提高，而是把贵族的地位降低，靠奖惩来统治一切人，这就把“礼”抛到一边去了。
儒家的主张是理想主义的；法家的主张是现实主义的。在中国历史上，儒家一向指责法家卑鄙、粗野；而法家则总是指责儒家书生气，不切实际。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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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法家与儒家都主张“无为”，你知道它们的区别吗
道家、法家与儒家的“无为”吴钩我曾在微博上提到，儒家的理想治理形态就是“无为而治”。当时有好几位朋友都提出疑问：儒家也讲“无为”吗？“无为”思想不是道家的吗？其实，不仅道家讲“无为”，儒家也讲“无为”，甚至连法家都有“无为”的思想。但三种“无为”的境界又各不相同。道家“无为”思想应该众所周知。老子说，“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又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为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以我的理解，道家，至少老子的“无为”主张是跟“绝圣弃知”的反智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有点接近于现代政治思潮中的“无政府主义”。汉初的“黄老之术”为典型的道家“无为”之治，其特点就是政府不作为。汉朝全套因袭了秦朝的政制与法律，只是以“无为”冻结秦制的严酷条款，就秦制本身而言，是没有改变的。也所以，到了强势的武帝时代，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申韩之术的回潮，酷吏政治大行其道。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董仲舒“复古更化”的意义才凸显出来，“复古”就是局部恢复先秦的治理之道，“更化”就是改革掉秦制中严酷的法家色彩。与道家的“无政府主义”倾向相反，法家是典型的大政府专制主义论者，但法家也有“无为”的主张。韩非认为，“君无为，法无不为”，君王应如“日月所照，四时所行，云布风动；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已；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法家式“无为”的理想状态就是商鞅所说的，“有道之国，治不听君，民不从官”。这是什么意思呢？不要被字面的话所蛊惑。法家的“无为”，说白了，就是要实现国家专制机器的流水线自动化运转，人民和官吏都自觉自动服从君主的立法，这样，就可以“不听君”、“不从官”了。但“君”依然掌握着绝对的权力，不容违抗与质疑。——嗯，不妨想想纳粹时代的“集中营”内，“犯人”们自觉遵守铁的纪律、井然有序地劳动的场面。儒家经典谈及“无为而治”的章句，也不少见，如《周易o系辞》中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尚书o武成》说：“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南宋时的儒家陈亮说：“端拱于上而天下自治。”垂衣裳、垂拱、端拱，都是“无为”的意思。孔子心目中的舜帝圣王形象，正好代表了儒家式“无为而治”的境界。孔子说过三句评价舜帝的话，是我们理解儒家治理理想的最佳注脚。第一句话，孔子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这里说的是权力的来源。舜得天下，不是他自己争夺来的（“不与焉”），也不是尧私相授受的（参见《孟子o万章上》，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这里所表达的乃是“天下为公”的主权观。第二句话，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所谓“恭己正南面”，意思跟“垂拱而天下治”差不多，也就是说，在儒家看来，君主应当作为尊贵的权力象征而存在，并不需要管那么多，这就是“无为”。听起来儒家的“无为”似乎跟道家的“无为”差不多，其实大不相同，道家主张“无政府主义”，儒家则承认政府存在的必要，只是政府的权力应该限制到最小程度。君主要“无为”，但政府不可“无作为”。那么具体的治理权由谁掌握呢？来看孔子的第三句话：“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劳乎？”跟夫子此话可以互相参注的还有《新序o杂事三》中的一句话：“舜举众贤在位，垂衣裳恭己无为而天下治。”这是儒家式“无为而治”的第三个层面：君主尊贵而虚其位，君临但不统治，国家的治理权交给经由“乡举里选”而发现的贤能之士。这也叫做“共治”。儒家塑造的舜帝圣王形象：“不与”、“无为”与“举众贤”，实际上代表了儒家治理理想的三重涵义：天下为公，虚君共治，选贤与能。这样的治理理想既是古老的，又是跟现代“虚君立宪”制度相通的。在西方政治思潮涌入中国的晚清时期，儒家一下子就接受了其中的宪政思想（在时间点上不会晚于洋务运动），正是因为，“西宪”与儒家集体记忆中的“虚君共和”理想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吴钩讲述与您理解不一样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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