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一根“平乱”的药引_在星光下徒步回家_天涯博客
谢宗玉：中国作协会员，一级作家。著书11部。《与子书——作家父亲写给儿子的性+爱经验》目前正在市面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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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晁错：一根“平乱”的药引　　　　
谢宗玉　　　　
晁错，两千多年前的一个知识分子。凡上过中学的人，对这个名字就不陌生。高中语文中有一篇古文名为《论贵粟疏》，就是这个人的大作。另外，西汉历史上著名的“七国之乱”，打的也是这个人的牌子：“诛晁错，清君侧”。本人读史不多，一次那么高规格的叛乱，指名道姓要杀的，居然只是一个知识分子。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应该是绝无仅有的吧？这是我要研究他的原因之一。　　还有一个原因：古今文人对晁错的死因莫衷一是，很难读到一个准确而全面的解读。因此我觉得还有必要把这柄折戟从历史的沉沙中淘出来，洗磨干净。再根据他的死因，重新评议那一段历史。　　晁之死因，虽然各执一词，但有一点，大家普遍认为晁是冤死的。被他的同僚袁盎等人用借刀杀人之计给害了。我翻阅史料，对这种通识不敢苟同。我以为当时当地，晁错非死不可。撇开人伦人道的因素暂且不管，单以国事来论，以时局来论，以利害得失来论，晁错之死，真是死得其所，有百利而无一害。是汉景帝用最小的成本，成就了最大的功业。晁错，生平的最大意义，就是他的死亡。而他一生所努力的方向，就是不知不觉地把自己制成公元前154年中国最大的一根药引。正所谓求仁得仁，又何怨哉？　　　　一、　　　　晁错是河南颖川人。年轻时曾在轵地向一个名叫张恢的先生学习申不害、商鞅的刑名之学。由于他文采好，知识丰富，被任命为太常掌故，负责写一些祭祀之文。但政法专业出身的晁错，显然志不在此。　　不久，汉文帝听说全国只有济南一个先秦的老博士还在研究《尚书》。因怕绝学失传，文帝急想召他入宫，著书立说。可老博士已经九十多了，根本无法动弹。文帝就让太常派人前去学习。晁错得到了这个学习的机会，由此，他开始发迹。　　从济南学成归来，晁错深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把毕生的功底都用在了这次学习报告上，把博大精深的《尚书》，用深入浅出的文笔，描述得天花乱坠。文帝一看，当即惊呆了，帝国竟有这样的才华横溢的人？！这种青年才俊不把他纳入人才库中岂不可惜？于是下诏把他派给了太子。从某种意义上讲，太子府其实就是当时国家的人才库，里面能人异士，要有尽有。都是老子为儿子将来登基执政，做的充分准备。收罗帝臣王佐之才来教喻他、辅助他、鞭策他、锤炼他。　　晁错以诠释儒家经典《尚书》而蒙帝青眼，如果他从此安心治儒，又天假寿年，那么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武帝时代，将会迎来怎样一个辉煌灿烂的前景啊！但晁错没有。他重新拾起自己的老本行，以法家的面目出现在历史的这个大舞台上。在太子府晁错先是做太子舍人，后升为门大夫，很快他就给文帝上了一疏，称：　　“人主所以尊显功名扬于万世之后者，以知术数也。故人主知所以临制臣下而治其众，则群臣畏服矣；知所以听言受事，则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万民，则海内必从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则臣子之行备矣：此四者，臣窃为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议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为也，臣之愚，诚以为不然。窃观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庙而劫杀于其臣者，皆不知术数者也。”　　这段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务之急要对太子进行“术数”教育。什么是晁错眼中的“术数”？就是让太子懂得如何制约大臣，使大臣因敬畏而俯首贴耳；如何察言观色，合理处事，不被下面的臣工蒙骗；如何用小恩小利来安抚民众，让民众顺从；如何提倡忠君孝亲的思想，让臣民们都有良好的品行。晁错还危言耸听地说：以前的那些君主，之所以不能奉其宗庙而为臣子所杀，就因为不懂“术数”。　　汉文帝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就任命晁错为太子家令，教太子“术数”。晁错可叹可恨的悲剧命运，在这时便已埋下了深深的种子。　　当时太子刘启还只有十几岁，正是白纸上好画画的年纪。年长太子十一岁的晁错，就用“术数”在这张白纸上尽情地画呀画呀。太子听得如痴似醉。波诡云谲的生存哲学，从此便在这个青年的头脑扎下了根。晁错也由此从这个人才库里脱颖而出，太子府上下所有人都尊称他为“智囊”。晁错与其说是太子的幕僚，不如说是他的恩师。　　 “术数”这东西，说到底，其实就是一种撇开情感因素、只计成败、利害、得失的为人处世之法，这种法则与“丛林法则”有异曲同工之妙，即“不问是非，只问得失”，“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正是深得晁错的真传，深谙术数的刘启，才会在登基后不久，就导演了一出“七国之乱”的好戏来。同时老谋深算地把他的恩师晁错当作了戏中承接转合的“戏眼”。　　在此之前，关于太子的教育问题，他的同乡（都是颖川人）、且同龄（都生于前200年）的大才子贾谊也向文帝有一番建议，现录于此：　　“天下之命，悬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夫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开于道术智谊之指，则教之力也。若其服习积贯，则左右而已。夫胡、粤之人，生而同声，嗜欲不异，及其长而成俗，累数译而不能相通，有虽死而不相为者，则教习然也。臣故曰选左右、早谕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　　如果说晁错看重的是太子的心计城府，那么贾谊看重的则是太子的人格品性。晁错急于让太子精通权谋，贾谊则认为“明辨是非”是太子的首选，所谓正与不正是也。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梁怀王不坠马身亡，又被文帝选为太子，那么作为怀王太傅的贾谊日后必定处在晁错的位置。尽管贾谊在他“一痛哭，三流泪，六叹息”的疏折中，把“藩强国弱”作为帝国目前最大的隐忧来长吁短叹，痛哭不已。并认为“削藩”势在必行。但如果是他和梁怀王来唱这出戏，恐怕就温和多了。因为贾谊在他的奏疏已隐约提到，削藩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藩国再行自封，分得越细越好。藩国一细分，就没有强大的实力与中央对抗了；而藩王一多，也很难联合了。就算能联合起来，其保密工作也非常难做。后来汉武帝施行的《推恩令》，与贾谊的建议几乎如出一策。如果说晁错的削藩政策是从外部强硬分割，那么贾谊的削藩政策便是从内部悄然瓦解，孰高孰下，一看便知。我们几乎可以推定，如果是梁怀王和贾谊执政，那么历史上就不会有“七国之乱”了，贾谊也就不会像晁错一样“为国远虑，祸反近身”。　　新中国编篡的中学历史，几乎对历代所有改革家都不遗余力地大加颂扬。事实上，我觉得一个人空顶着个改革家的名号并没多大意义，关键得看他的方法和行动。　　　　得到文帝和太子的表扬后，晁错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接三连三，上了几十道疏折。其中著名的就有《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这些政论文现在看来，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弊端，但在当时，似乎篇篇切中要害。文帝读之，每每以手抚额，似有醍醐灌顶、豁然开朗之感。文帝是个半路出家的皇帝，大将周勃等人撬翻吕氏家族后，硬把他推上了皇帝的宝座。正因为是半路出家，所以为人特别谦逊，喜欢不耻下问。晁错的建议，凡是能够采纳的，就尽量采纳。　　大概是受了晁错疯狂上书的启发，前一六五年九月，文帝又下了一道诏书，要在全国范围内推举贤良和敢于直谏之人，由皇上亲自试问。当时贾谊已死，所以独显晁错之能。结果晁错以一篇《举贤良对策》，得到最高评价，被文帝提升为中大夫。如果说晁错以前在太子门下做事，还只是“潜力股”的话，那么现在他已开始“直线飙红”了。　　那么，晁错的那些治国方略，其实效究竟如何呢？现在已无法考究。现在我们只知道，汉代北方边疆一直纷攘不堪，战事连绵，且胜败无常。败因是多方面的。而获胜的原因，绝大多数是靠了边疆将领个人的胆识和谋略。如周亚夫、卫青、霍去病、李广等名将。史书上很少记载是朝廷采用了什么长远政策，从而禁绝了边患。对付匈奴，汉朝更多时候，采取的是“和亲”之策。这就表明，晁错那些看起来言之有理的守边策略，其实用价值并不大。　　晁错的历史意义，在我看来，就是他能够把法家和儒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实际出发，从人性出发，因势利导，制订了一系列客观上有利于民的政策。这是先秦以来以“薄恩寡情”据称的法家人物所从未有过的。　　“愚臣窃以古之三王明之。臣闻三王臣主俱贤，故合谋相辅，计安天下，莫不本于人情。人情莫不欲寿，三王生而不伤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节其力而不尽也。其为法令也，合于人情而后行之；其动众使民也，本于人事然后为之。取人以己，内恕及人。情之所恶，不以强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乐其政，归其德，望之若父母，从之若流水；百姓和亲，国家安宁，名位不失，施及后世。”（《举贤良对策》）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才会在《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中，要求文帝在迁民守边时，应该先看好当地的阴阳风水如何，品尝当地泉水的甘苦，然后才经营县邑，建立城廓，制定里闾，分划宅院，盖好房子，购置一系列生活器具用物，让百姓一到那里，就有一种家的感觉，住有房子，用有工具。再为百姓备好医生、巫祝，救治病人，从事祭祀，然后让男女及时婚配，生死都能互相怜顾。　　正是这些带有人文关怀的建议，使得千百年来的广大百姓，对晁错充满了好感。对他的惨死充满了同情，把他的诛杀看作是极不公正的冤案，历代文人，每每为此扼腕叹息。　　那么，晁错的“人文关怀”，在实际的生活中，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论贵粟疏》。　　在这次上疏中，晁错认为农桑是天下根本，朝廷应该重农抑商。在自然经济时代，这种立论当然没错。但接下来“贵粟”的操作方式，就让人有些哭笑不得了。晁错建议皇帝下召劝募天下之人向朝廷进献粮食，凡进献一定数额的人就可以赐给爵位，还能免除刑罚。他觉得这样一来，富人争先恐后纳粮，朝廷的供用有了，贫民的赋税又会相应地减少，岂不是两全其美？这个办法，其实古亦有之，始作俑者为先秦吕不韦。吕不韦曾令秦国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清人蔡元放认为这是吕不韦此法为天下第一坏事。明未王夫之曾一针见血地批判过晁错此策：　　“力耕而得六百石之赢余者几何？ 无亦强豪挟利以多占，役人以佃而收其半也；无亦富商大贾以金钱笼致而得者也。如是，则重农而农益轻，贵粟而金益贵。”　　这些暂且不论，最让我惊奇不已的是，这位法家代表人物，在制定规章制度时，居然学着秦朝商人吕不韦的做派，完全撇开了公正公平的原则，采取竟是“有奶便是娘”的态度。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富人横行霸道，鱼肉乡民，只要多交公粮，换得爵位，就可以免除刑罚。这样朝廷的廪饩是有了，可民间从此岂不失了天理人道？这样的帝国就算富强起来了，也是极不道德的。贫民要想向豪强讨个说法，只有先多交公粮，换取爵位才行。可粮食并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粮食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如王夫之所言，土地又多被富豪霸占，贫民就是想重视农业，也难为无地之耕。既然这条路被堵死了。那么剩下的，便只有变成暴民，铤而走险了。这么说来，言词恳切的《论贵粟疏》，其方法论完全是一派亡国之言，且极悖于现代民主法制，对当今社会的人们挟财富权势以害公理的现象有推波助澜之嫌，我就不明白，这样的文章，怎么就进了高中语文课本，且不是从批判的角度上来分析理解？　　事实上，从韩非子以来，古代法家人物比如商鞅、李斯、申不害等人阐述言论，制定策略，完全是站在帝王的角度，为帝国的长治久安考虑的。至于是否有利于百姓，这些并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就算纳于了他们的考虑范畴，也不过是手段而已，谋取帝王利益最大化的手段。既然这样，我们还有必要因某人在某篇疏折表达了有利于百姓的言论，就得把他在道德上标高一等吗？　　其实，在 “术”人的眼里，道德只是他们人生辉煌大计的一项成本而已。在他们眼中，道德是权谋的工具，可以量化成一项项指标。具体到一件事上，究竟掺不掺杂道德的成分，得视实际功效而定。而不是由自己的品行决定的。所以当灾难来临时，知识分子注重更多的是灾难带给人民的痛苦，所谓“长太息以掩涕兮，哀生民之多艰”。而政治家看重的则是由灾难迅速分泌出的政府公信度、国家凝聚力和民族自信心。所谓“多难兴邦”是也。两种视觉，正是知识分子与政治家的最大区别。说不上谁是谁非。知识分子重视个体的忧劳疾苦，政治家注重大局的兴衰存亡。只是从这一点来看，研习过儒家经典的晁错，其实算不上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他孤傲偏直的性格也许有知识分子的一面，但他的行为思想则完全是一个法家政客的作派。而晁错害人害己的地方，正是他这种模棱两可的身份。对法家理论，他不甚精通；对儒家学说，也只有半桶浆水。这使得他看起来满是道理的奏疏，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总困难重重。最后，他终于死在了自己的名篇《削藩策》下。事实证明，情感充沛、言词激烈的《削藩策》，只不过是他为自己准备的一曲挽歌而已。　　　　　　二、　　　　撇开感情的因素，来论晁错，就会发现，晁错之死，真是顺理成章。　　一般人受宠之后，往往会广结善缘，礼贤下士，曲意逢迎，以备将来不测之需。可晁错不是这样的。司马迁对晁错性格的描写，用了四个字：峭直刻深。所谓峭就是峻急的意思。直就是刚直。刻即苛刻，深即心硬。很多知识分子都是这种性格，这种性格的人爱人类，讲道义，坚持真理，有经国济世之才，却因为眼睛里揉不得沙子，常常与身边的人搞不好关系。这种人如果远离人群，著书立说，也许会成为一代思想巨擘。但这种性格的人，在西汉初年的朝廷，就显得特别不合时宜。　　西汉初年，灭秦之后，一班人跟着刘邦，又与项羽争战多年，把一个老大的江山打了下来。但如何坐好这个漫无边际的江山，大家心里都没有底。几朝皇帝和大臣们磕磕碰碰，互相猜忌，一直处在磨合期。从上到下，大家的心思都差不多，就是以静制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治国方针把黄老的无为思想奉为圭臬。始终坚持“休养生息”这项毫无特色的基本国策。“萧规曹随”不被认为是平庸无能，而被看成是一项美德。大臣们彼此承让，互相包勉，生怕害人不成，祸及己身。就算对同僚耍什么阴谋，也从不表露在脸上，只是暗暗使劲。　　而喜怒于形的晁错，根本不按牌理出牌。一开始就上蹿下跳，对朝廷的制度法令喋喋不休，这里也要改革，那里也要修订。恨不得一天时间，就营造出一种大汉新气象来。与众大臣的心思本来就格格不入，偏偏受宠后，还容不得别人对他稍加指责。《史记》记载“盎素不好晁错，晁错所居坐，盎去；盎坐，错亦去。两人未尝同堂语。” 两个大人斗气斗法，居然像小孩子过家家。两人为官之道，完全不像是成熟的政治家。都说性格决定命运，这种政治上的不成熟大概正是两人最后都惨死街头的原因之一吧？　　因为与袁盎不和，晁错就老找袁盎的岔子。等到自己做了御史大夫，马上找了一个理由，说袁盎接受吴王贿赂，要拿他法办。最后还是景帝赦免了他，将他降为庶人。其实袁盎为人并不坏。仅举一例，据《资治通鉴》记载，当初丞相周勃功高盖主，在文帝面前颇为高傲。袁盎建议文帝应该尽快将他的嚣张气焰打下去，以明臣主卑尊之礼。周勃知道后，就责怪他说：“我跟你哥哥都是好朋友，你却在皇上面前损我。”袁盎认为自己是对的，拒绝向他道歉。后来绛侯周勃被人以谋反罪加害。朝廷上下没有谁敢替他说话，只有袁盎力陈他无罪。周勃出狱后，与袁盎结为至交。司马迁把袁盎和晁错并在一起作传。袁盎在前，晁错随后，估计他的感情更倾向袁盎一些吧？　　　　景帝即位后，马上任宠臣晁错为内史，即首都的最高长官。晁错的干劲更足了，经常要景帝摒弃左右，让他单独进言。晁错一时“宠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朝廷大臣自然更加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正在这时，晁错因为从东边出入内史府不方便，便在太上庙的墙上打了一个南门。丞相申屠嘉大怒，抓住这个把柄，要把晁错杀掉。晃错听到消息，连夜进见景帝，老老实实把事情的经过原由详细告诉景帝。景帝原谅了他。等到第二天，申屠嘉奏请景帝诛杀晁错，景帝却说：“他打通的不过是外墙而已，算不上违法。”申屠嘉为之语塞，回到家里，就气得吐血死了。一个小小的首都市长居然把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总理都给活活气死了，满朝震惊。晁错从此益发显贵了。不久，他就被升迁为御史大夫。　　晁错做了御史大夫后，多次罗织诸侯的罪过，请景帝削掉他们的封地，收回他们的枝郡。弄得诸侯人人自危，一片恐慌。这时不但朝廷大臣不喜欢晁错，连外边的诸侯都对晁错恨之入骨。晁错就像处在沸汤之上的青蛙，已岌岌可危。可他这时居然还要上书削藩。　　没多久，以吴王为首的七国打出“清君侧，诛晁错”的反旗，公然叛乱。袁盎向景帝建议，只要杀了晁错，叛乱自然会停止。景帝便把晁错满门抄斩。　　在此之前，晁错的父亲听说了儿子的所作所为，心急如焚，风尘仆仆，从颖川赶到长安，对晁错说：“皇上刚刚即位，你当权处理政事，就要侵削诸侯，疏离人家骨肉，引起大家对你纷纷指责，与你结怨，你这又是何苦呢？”晁错回答说：“这个道理我也懂，但是不这样，皇帝得不到尊敬，刘氏宗庙得不到安定。”晁父叹道：“你这样做，他刘家安定了，而我们晁家却非常危险。哎，我还是回去等死吧！”晁父回到家，思前想后，毫无良策，诚惶诚恐，就喝毒自杀了，并说：“我真的不忍心看到大祸降临到我身上。”　　就这件事，明代李贽曾在《焚书》里发过这样的议论：　　“孰知错伤文帝之无辅，而其父反以伤晁错之无父乎！是故国尔忘家，错唯知日夜伤刘氏之不尊也。公尔忘私，而其父又唯知日夜伤晁氏之不安矣。千载之下，真令人悲伤而不可已。”　　可以看得出，李老先生对晁错非常同情，也并且赞赏。随后他批评了班固的大谬不然。班固曾在《汉书》里说，晁父应该学“赵母指括”，就是先跑到皇帝那里指明自己儿子的不是，那么到了祸发之日，或许可以像赵家一样保全家族。这种想法，在我看来，也不失为一条明路。但班固却把晁错比作“纸上谈兵”的赵括，伤害了李老先生的情感。李贽认为晁错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把自己的生死、荣辱、家族的兴亡都置之度外了，典型的高风亮节，属大丈夫行径。而赵括只是一个被建功立业、光宗耀祖的想法冲昏了头脑的纨绔子弟罢了。　　晁错死后，七国之乱并没有像袁盎所说的马上停止。景帝派出大将军窦婴和周亚夫迎战，只花了三个月时间，就将吴王等叛军给剿灭了。　　 　　三、　　　　正因为叛乱最后还得用战争的形式平定。所以很多人觉得晁错死得特冤，且毫无价值。历代都有文人，为晁错的身前之事，出谋划策。似乎他们若做了晁错的谋士，晁错就能躲过那场灾难。　　司马迁认为晁错“后擅权，多所变更。诸侯发难，不急匡救，欲报私仇，反以亡躯。”明代李贽也说：“晁错区区欲图袁盎，自速反噬，无足怪也。”两人说的都是晁错急于公报私仇，才被袁盎反咬一口，结果被腰斩东市。　　苏东坡在《晁错论》中则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于成功。”意思是说晁错的意志不坚定，对将要发生的事情没有判断力，而且过于急功近利，不知“徐为之图”。　　又说“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未免于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于其间。使吴楚反，错已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意思是说晁错在惹出祸端后，却不敢承担。如果他主动请缨，亲自披挂，那么皇帝也就不会听信谗言，十分草率地将他杀掉了。　　司马迁在《酷吏列传》中又指出“孝景时，晁错以刻深颇用术辅其资，而七国之乱，发怒于错，错卒以被戮。”把晁错归于酷吏的范畴，认为是他的性格和法家“术数”害了他。明末王夫之也有类似的观点。司马迁其实并不欣赏晁错的作派，他认为治乱在于道德，不在于酷刑。而晁错却是一个经常上书砍人脑袋的人。　　以上这些论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失之肤浅或片面，有雾里看花、隔靴抓痒之嫌。晁错真正的死因，其实是景帝深谋远虑的结果。自晁错教会景帝“术数”以后，他本人就同别的大臣一样，一直都是景帝攥在手心的一枚棋子而已。在这个问题上，清人梅曾亮就看得清清楚楚：　　“晁错以术数授景帝，景帝悦之，用其计削七国。七国反，景帝乃诛错。君子日：术不可不慎哉。以盗之术授人而保其不我盗，且曰是必不疑我为盗。”　　他说晁错教给景帝“术数”，就像要教给别人做贼之法一样，首先要保证两条：一是你学会了偷盗，绝对能够保证偷不到我家来；二是我教给你做贼之术，你不会怀疑我曾经就是一个盗贼。但晁错在这两条都没有保证的前提下，就急不可耐教景帝术数，结果被景帝用计害死，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以“七国之乱”的由头杀了晁错，这是景帝用师父教会的盗术跑到师父家去偷窃了。梅氏进而认为，就算这次晁错不死，到以后景帝也会用另一条潜规则，找个理由杀了他。“你这么会盗术，是不是你一直就是个做贼的呢？有一天你会不会用术数把我的江山也给偷去呢？”一动这种心思，晁错更是死路一条。事实上，西汉初年，高祖和吕后就因为类似的怀疑，杀了很多居功自傲的诸侯。“诸位行军布阵如此了得，若有一天，要谋取我刘家的江山社稷，那还不如探囊取物？不如先解决你们再说。”　　慧眼独具的梅曾亮进一步指出：　　“帝特以错为饵敌具耳……削七国者；帝之素志也，而不欲居其名，故假错以为之用。”　　意思是晁错只不过是景帝引蛇出洞的一个诱饵罢了。削藩是景帝从小就有的打算，但他不想让别人把矛头指向他，就把它全推给了晁错。　　我非常赞同这句话，有了这句提纲契领的话，我们再来看公元前154年那段讳莫如深的历史，就一目了然了。晁错之死，一下子变得顺理成章起来。要不然，一向精明的景帝在这件事上的做法，总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外强内弱，藩大欺国。从贾谊以来，很多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削藩几乎成了大家的共识。但除晁错外，还没有人给出具体的方法和意见，只有晁错急忙忙跳出来，给景帝献计献策，出了不少削藩的具体方案，并且巨眼高悬，诸侯一有过错，就被他发现了。而一经发现，他就建议景帝砍对方的人头，削对方的封地。晁错的所作所为，激起了内外公愤，不知不觉就把自己扮演成了一根导火线。景帝只好因势利导，把这根导火线巧妙地演变成一根药引。　　而这时如果不牺牲晁错，景帝自己就会成为矛盾的焦点，成为叛乱名正言顺的导火线。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不妨回头看一看，自他登基不到三年，就三次寻找罪名，削夺外王的藩地。一是楚王戊前来朝觐，晁错对皇帝说：“戊以前为薄太后服丧期间，曾在丧庐和女人淫乱，请皇上杀了他。”景帝赦免了楚王，但削夺了楚国的东海郡。再是前年，赵王有罪，景帝削夺了他的常山郡；胶西王因为出卖爵位的时候有欺诈行为，景帝又削夺了他的六个县城。从后来史学家的研究来看，这些藩王的罪责其实都没有大到要削地的地步，但景帝一削再削，这就很可能让自己成为祸乱的导火索。因为每一次削藩，是不是他的主意且不管，但最后定夺的肯定是他。　　既要享受削藩成果，又要不祸及己身，景帝正在寻找良策脱身，这时晁错做了平生最大的一桩傻事，给景帝上书《削藩策》。《削藩策》主要针对齐、楚、吴三个大的藩国，而重点针对吴国。说：“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并且还详细分析了吴王反叛的原因和迹象。一是景帝还是太子时，与吴王太子下棋，一言不合，便用棋盘把吴太子给砸死了。吴王怀恨在心，称病不朝。这是反叛的重要原因。再是吴王开矿铸钱，煮海为盐，厉兵秣马，把天下作奸犯科的人都纳为己有，不让其他封国的办案人员前去缉拿。这是反叛的迹象。　　以前有关削藩之事，晁错大多数都是“请间言事”，只与景帝私下交谈。可这一回不知他哪根神经出了毛病，居然白纸黑字，指名道姓，把自己对于削藩的详细想法写成疏折，呈给景帝。景帝看了，顿时眼前一亮，所有的忧虑都在胸中迎刃而解。不但自己有了洗罪脱身的代替品，同时也有了引蛇出洞的诱饵。这代替品便是晁错，而诱饵便是《削藩策》。晁错认为“削之亦反，不削亦反”。迟反不如早反，长痛不短痛。景帝的看法跟他一样。那么怎么让他早反呢？就是把《削藩策》公之于众，交“公卿列侯宗室集议”。　　这等于是捅了个马蜂窝。如果说以前削藩还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架式。是因为你先有罪，我才削你。那么现在抛出《削藩策》，就意味削藩将成为朝廷日后的长期国策。这种胆大包天的言论，把整个朝廷都骇得一跳。但一时半会大家还不明白景帝的用心，也不知他是反对还是支持，也不知道他要大家议论什么，所以几乎没有人敢对这个敏感的话题开口。其实景帝并不需要他们议出什么结果来，他仅仅希望《削藩策》传出去，能传多远，就传多远。　　要说，吴王刘濞也算是个老奸巨滑之徒，但这一回，他上当了。《削藩策》一传到他那里，他就按捺不住了。但单单冲着这篇《削藩策》就兴兵造反，似乎又说不过去。所以他并没有马上去反，而是在遥远的吴国坐观其变。　　景帝成功转身后，发现这一石二鸟之计，还只成功了一半。于是又主动走了一步棋，找了个理由，削夺了吴王的豫章郡和会稽郡。这一下子终于把吴王给惹毛了，好，你皇上居然真敢听信晁错的谗言啊。现在造反，总算师出有名了，于是到处寻找盟国，正式举起了反旗。　　而反旗上，赫然写着：“诛晁错，清君侧”。景帝一看，乐了，正中下怀嘛！来吧来吧，等你的军队还没强大到危及中央时，我先把晁错杀了，你不就师出无名了吗？那时你进退维谷，就等着挨打吧。　　“七国之乱”这一年景帝35岁，而吴王62岁。我们不免会有疑问：难道老吴王就看不出小景帝的这种心思吗？既然是造反，按道理，打出的口号如果是“诛晁错，立明君”，也许更名正言顺些。　　可老吴王他有自己的苦衷和想法。他的苦衷是其他六国并不都跟他一条心。吴王派人游说胶西王时，胶西王就曾说过，“他皇上若是逼得急，我只有一死罢了，哪敢造反啊？”吴王不得已，对外只能祭出“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帜。他的想法是，一旦兴兵造反，自己控制了大局，那时不管晁错是死是活，都由不得他景帝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吴王和景帝都在拿晁错来做赌注。赌的是时间，就是景帝在什么时候能把晁错杀掉。杀得早，景帝占主动；杀得迟，吴王占主动。　　但最后，大家都知道，是年轻的景帝赢了这场赌博。　　景帝的胜利，还得归功于晁错。自景帝把《削藩策》公之于众时，晁错就已经是死路一条了。这时他不急着给自己谋条出路，反而还一心寻别人的不是。吴王造反后，他想到的第一件事不是如何组织力量去征讨，而急着找他的宿仇袁盎的麻烦。理由是袁盎曾在吴国做过太傅，那时皇上问他，吴王会不会造反，他只说不会。现在吴王反了，说明袁盎受了吴王贿赂，故意隐瞒反情不报。应该砍头才是。　　而在这之前，袁盎已被贬为庶人，只是平头百姓一个，处江湖之远，跟朝廷已没有任何瓜葛。但听说晁错要砍他脑袋，连夜拜见窦婴，说他知道吴王为什么要造反，他愿意到皇帝面前与晁错对质。为什么要求见窦婴？因为朝廷上下，只有窦婴曾公然反对过《削藩策》，与晁错闹翻了。果然，窦婴一听袁盎要与晁错对质，忙上报景帝。　　按说，这是一件非常荒唐的事情，一个平头百姓有权力要求与御史大夫对质吗？但景帝现在特别需要这样一个人，来挑晁错的毛病。让他有理由尽快杀掉晁错。皇上问袁盎，“吴楚造反，对这事你怎么看？”袁盎说：“这不足为虑。”皇上说：“吴王用铜山铸钱，煮海水为盐，引诱天下豪杰，这么一把年纪了还造反，如果不是计划周密，他敢吗？你怎么说不足为虑呢？”袁盎说：“用利益能够引诱的人，都不是英雄豪杰，只是无赖小人罢了。真的英雄豪杰只会辅助吴王行义（说理的同时，也为自己洗罪，意思是说他在吴国当太傅时，都是助吴王行义），决不会助他谋反。”　　这时，站在一边的晁错居然就事论事地说了一句：“袁盎说得很对。”老天！难道他不知道袁盎进宫就是为了寻他晦气吗？他三番五次要杀袁盎，难道袁盎对他就没有加害之心？都火烧眉毛了，他居然还要夸他。心智不成熟如此，又怎么在这样复杂的政治环境下混？跟那个“纸上谈兵”的书呆子有什么区别呢？哦？我杀你袁盎，条条款款，都是依据法律而来，杀得很对。而我晁错又没有什么罪过，你袁盎要想加害我，那就是错误的。就算你想害我，皇上也不会同意的。　　但这回，他对形势的判断大错特错。他不知道，景帝杀他之心，甚于袁盎。　　景帝对袁盎说：“既然这样，你有什么破敌之策？”袁盎说：“请皇上把左右大臣摒开我再说。”景帝让其他人退开，只留下晁错。他不是要与晁错对质吗？景帝当然希望袁盎能当着晁错的面历数他的罪状。可袁盎又说：“我要说的话，做臣下的都不能知道。”景帝皱了皱眉头，最后还是把晁错叫开了。把晁错气得牙痒。　　等左右无人，袁盎对皇上说：“吴楚本没有反意，是晁错擅自谴责诸侯，削夺他们的土地，他们才造反的。为今之计，只有把晁错斩了，派出使者赦免吴楚七国之罪，恢复他们原有的土地，那么兵不刃血，就可使七国罢兵。”　　听了这话，景帝一颗脔心都差点跳出来了，胸中如打翻了一个五味瓶，《汉书》记载 ，“上默然良久。”他为什么要默然良久？自吴楚造反后，他等这话已等得太久太久，现在终于有人提出要杀晁错了，他激动得都不知要说什么话才好了。他当然知道，杀了晁错，七国也不会罢兵。如果真是冲着晁错来的，七国只要联名上书诛杀晁错就可，哪里用得着兴兵造反呢？他知道袁盎也明白杀了晁错，七国也不会罢兵。而这个平民之所以还敢这么向他建议，就因为看清了他早有杀晁之心。并且杀晁的真正原因，两人都心知肚明。只是，为了让对方师出无名而斩杀功臣，怎么说，都不是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所以两人都不说。　　我想，景帝在感激袁盎同时，一定也为袁盎猜破了他的心思而暗暗恼怒。心想，这家伙肚中的乾坤，实在比晁错深广多了。接下来该如何处理他，景帝在这次长久的沉默中，已经作了安排。　　晁错毕竟是他的老师、他的宠臣、他的智囊，真到了要杀他的时候，还是不忍心。沉默良久，景帝最后叹道：“顾诚何如，吾不爱一人谢天下。”意思是：也许只能这么办了？我不能因为爱惜一个人而置天下苍生于不顾啊。这话显然是给自己的良心找借口，但也算实话实说，因为在当时当境，晁错的死，完全抵得上一支强大的军队。　　十多天后，景帝受意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欧，捏造罪名，弹劾晁错。说晁错“亡臣子礼，大逆无道”，得将他腰斩，并将他的父母妻子同产，不论老少，都抓去杀头。景帝朱笔一颤，在奏折上批了一个字：可。　　景帝再派中尉陈嘉召见晁错，骗他一起乘车游行。晁错根本不知道自己已判满门抄斩，还急忙忙正装打扮，跟随中尉上车。车子走到东市，中尉一声令下，几个刽子手突然亮刀，将晁错推下车，剁成两截。　　易中天教授在中央台讲《汉代风云人物》时说皇上“没有给他自我辩护的机会，也没有给他请律师，所以他死得惨，死得冤，死得窝囊。”事实上，晁错的冤不在于他有没有自我辩护的机会，而在于他本身罪不至死，但历史的风云际会，却需要牺牲他这么一个人，来明朗七国叛乱后晦暗不明的局势。可又不能把杀他的真相公布于众，甚至都不能说是他削藩太急，逼反了吴楚。因为不管他削藩多急，都得景帝批准。如果以这条罪治他，那么景帝自己也要担当连带责任。还有，如果以这条罪治他，那就是彻头彻尾向叛军示弱之嫌。叛军指名道姓要诛晁错。好，我现在诛了晃错。却不是以叛军指责的罪名。说明我方虽然示弱，但但并没完全屈服叛军的淫威。那么朝廷的体面和皇帝的威严仍在。这分寸实在要拿捏得恰到好处。　　分寸是把握好了，但由这个分寸捏造的罪名自然不伦不类，跟纸糊的菩萨没区别，哪里经得住推敲呢？皇帝又怎么会给机会让晁错为自己辩护？可以想象得出，以晁错的心机，怎么会不明白皇上用意？他只是以为皇上会顾及多年的情分，不会走这一招罢了。既然走了这招，若还有机会面见皇上，晁错凭着一腔悲愤，发挥自己滔滔辩才，肯定会把景帝所有见不人的心思，都当众指出来，并一一加以驳斥。那时景帝就算恼羞成怒，却也无可奈何，最后估计还得放人。这叫置于死地而后生。　　西汉初年，就常有这样的事例，皇帝要杀一个人的头。但这人口才了得，一番慷慨陈词，把自己说得一点罪过都没有。皇帝便只能悻悻作罢，因为不这样，他便是昏君。而昏君的下场，秦二世便是榜样。当初一个叫蒯彻的人教淮阴侯韩信反叛，但韩信不听。结果被吕后所害。韩信死时，说悔不该没听蒯彻之计。汉高祖刘邦把蒯彻抓起来要砍头。蒯说，你砍我的头可以，但得准许我把话说完再砍。汉高祖就让他说。蒯说：“盗跖的狗对着尧大叫，并不是尧不仁，狗要叫是因为尧不是他的主人。那个时候，我只知道世上有韩信这么一个人，根本还不知道陛下您呢。再说当时每个有能力的人，都想当皇帝，最后只不过是实力不够罢了，你如果要杀，又怎么杀得了那么多呢？”高祖一听，这话在理，就把他给放了。而晁错之才，又岂在蒯彻之下？景帝若不草草早早把他结果，稍有迟疑，再杀他，自己就成昏君了。　　历代文人为尊者讳，很多都说景帝是上了袁盎的当，错杀了晁错。事实上从他手忙脚乱的杀晁步骤来看，又怎么会是上了别人的当呢？　　那么在袁盎提出诛晁后，景帝为什么要停十多天才动手呢？当然并不完全是因为犹豫不决，更重要的是得让袁盎的建议在小范围内传开，为他杀晁营造一定范围内的舆论氛围。要不然，两个人的私聊，最后怎么会满天飞呢？全世界人都知道是袁盎向景帝进献了谗言。结果献言的人被钉在了历史的奸臣榜上，而执行的人，却仅仅是上了他人的当。这样的便宜买卖，真是太划算了！　　　　四　　　　把历史稍作展开，司马迁等人说晁错“欲报私仇，反以亡躯”的言论就站不住脚了。因为只要景帝有杀晁之意，即使袁盎不跳出来，其他人也会跳出来。后来给晁错捏造罪名的，就是丞相、中尉和廷尉嘛。　　苏轼在《晁错论》有很多观点值得商榷。但有一点是对的。“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于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责天下之祸，必集于我。”他的意思是，天下表面看起来一片太平的时候，这时无缘无故挑起事端，就要有能力收拾残局。到时天下人要来指责，自己也有个说法。要是事端挑起来了，却没有办法对付，那么最后肯定会大祸临头，遭千夫所指。晁错的毛病的确在此。他急巴巴要景帝削藩，并且还说：“削之，反亟，祸小。”既然料到他必反，那么不管祸大祸小，自己都得有相应的平乱之策。晁错之错，就在于没有想好平叛策略之前，悍然上书《削藩策》。结果真把吴楚七国给惹反了。大家都说要召集天下人马，共同征讨。晁错却说：“百万兵马，让手下的大臣带领，不安全，还不如皇上亲自带兵前往征讨。”并且还出了个馊主意，说：“徐县和僮县旁边的土地吴王还没攻下的，可以赐给他，先稳住他再说。”丞相陶青等人就是根据他的这番话定罪的，说他“不称陛下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吴，亡臣子礼，大逆无道。”根据这段史实来看，晁错的军事才能的确非常糟糕。　　指出晁氏之错后，苏轼给晁错出了一个主意，认为晁错这时应该站出来，勇挑大梁，主动担起平叛重任。那么景帝也许就会放他一马。从这一点来看，诗词写得好的苏轼也没有什么军事头脑。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看看晁错在这时挂师亲征，会是怎样一番情景？人家叛军指名道姓要诛晁错，你居然还要挂帅亲征，自己送上门来，这不是激起叛军的斗志吗？晁错一上前线，估计叛军所有将士，莫不以一当十，冲锋陷阱。七个藩王本来各怀心胎，这会儿也会众志成城，一致对外，想方设法，拿下晁错。　　而在朝廷内部，因为晁错人缘极差，见他得宠挂帅，自然会百般阻挠，要钱没钱，要物没物，要兵没兵，各个部门拖拖拉拉，推三阻四。晁错纵有奇才，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再是，晁错推出《削藩论》，虽然重点针对吴、楚、齐三个大国。但其实也是针对其他所有藩王诸侯的。七国造反，其他藩王诸侯个个心怀鬼胎，虽然并不希望叛军成功。但也不希望叛乱很快平息，至少要让景帝和晁错吃尽苦头，回头是岸，收回削藩成命，以保证他们的利益不受损才好。如果这时景帝派晁错出征，那么其他藩王和诸侯坐山观虎斗的心思会更浓。甚至还会跟着造反，让叛军滚雪球般越滚越大。　　在这种天时、地利、人和三不沾的情况下，晁错就算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最后肯定会众叛亲离，身死沙场。景帝那么聪明的人，又怎么会在这时把自己的江山绑在晁错身上，让它随“错”而逝呢？　　苏轼此议，实在迂腐至极。　　既然不能亲自领兵出征，对晁错来说，怎么办才是最好的呢？如果他真像李贽所说的大仁大义，我觉得他不如学学东周时期的叔詹。叔詹是郑国的大夫。郑国得罪了晋国，晋国大兵压境，郑国请和。晋文公说：“先把老替你们国家出馊主意的大夫叔詹交出来，再说议和的事。”郑君担心叔詹被杀，不想把他交给晋文公。叔詹却主动请婴，说如果牺牲自己一人就能消解这场兵祸，那是值得的。郑君只好洒泪送他前往。晋文公一见叔詹就勃然大怒，骂道：“你掌握郑国的大权，却让你们国家失礼于诸侯，这是第一项罪；既然跟我国结盟，却又怀有二心，这是第二项罪。”说完就要把他剐了煮了。叔詹说，“你要杀我可以，但容许我先说几句话。”结果他用三寸不烂之舌，把自己说得仁、智、忠、勇俱全。又说，“如果按晋国的法律，这样的人该当煮掉，那么你就把我杀了吧！”晋文公哑口无言，末了只好说：“我是开玩笑的呢，只是想试试你，想不到你是个真正的烈士！”最后不但不杀，还厚礼相加。现在吴王公然要“诛晁错”，晁错如果真想舍身成仁，何不主动去一趟？说不定也能置于死地而后生呢？就算最后被吴王所杀，但以他的辩才，临死前那番草木含悲、风云变色的慷慨陈词，也一定会搅得吴王军心大乱。　　但是晁错没有学叔詹。既然他不学叔詹。那么次好的办法是什么呢？次好的办法是由景帝动手杀他。好处一共有三：　　一是会让叛军名不正，言不顺。你们不是要诛晁吗？我现在杀了他，你们怎么还不罢兵？既然不罢兵，那就是公然造皇帝的反啊。这时叛军将士自会在心中惦量一下是非轻重，军心不说全部涣散，多少会松动几分，而朝野舆论也会马上向景帝这边倾斜。　　二是会让作壁上观的其他藩王诸侯迅速投入战斗。皇上虽然没有明说削藩之错，但他用杀晁的行动表示了自己的悔意。这时替皇上征战，战后也许还会论功行赏，不但原有的封地不会削夺，还能从吴楚七国瓜分得更多封地。　　三是会让朝廷大臣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晁错得罪朝野，却还分外受宠。大臣们嘴上不说，心里肯定连皇上一起恨了。心中藏怨，做起事来自然会相互推诿。平时推诿且不管它，但战争时期，帝国就像一座庞大的机器，需要方方面面、每一个齿轮都正常运转，才有获胜的可能。　　这就是我说晁错不得不死、且死得其所的原因。从情理上来讲，晁错是冤死的，但从天下大势来讲，晁错却死得非常极时，且恰到好处。晁错选择了历史，历史也就当仁不让地选择了晁错。不说是用术颇深的景帝，换了历代其他皇帝，在当时当境，晁错怕也难逃一诛。　　晁错死后，从前线来了一个叫邓公的校尉，上书给景帝谈到军队作战的情形。景帝故意很傻很天真地问他：“你从前线来，听说晁错死了，吴楚罢兵了吗？”邓公叹道：“吴王谋反已有好几十年了，杀晁错之不过是借口而已。现在你居然顺了他的意，杀了晁错，我担心天下之人从此都会捂住自己的嘴巴，再不敢说话了。”景帝又明知故问：“为什么呢？”邓公说：“晁错担心诸侯太强，无法控制，所以才请求削夺他们的土地，让他们尊崇京师，这是对刘氏万代子孙都有利的。但计划才要实施，就被杀了。以后朝廷大臣谁还敢进献忠言啊？杀了晁错，却为反贼报了仇，真是亲者痛仇者快，我认为皇上你这次做错了。”皇上心想，你小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还嫩得很呢，表面却要装做恍然大悟的样子，用手拍拍额头，叹道：“真是一席话惊醒梦中人啊，我现在已经非常后悔了。”为了把自己打扮成从善如流的角色，忙提升邓公为城阳中尉。　　好，这么一来，自己“术”深似海、凶残狡诈的一面，就给遮得严严实实了。朝廷大臣见景帝这么做，肯定又要称颂他的贤明仁爱了。也是的，大家虽然恨晁错，但以晁错如此受宠，景帝说杀也就杀了。兔死狐悲，以后自己的下场还不知会是怎样的呢？现在景帝承认自己错了，并且还给仗义执言的邓公升了官，这对许多并没看透景帝用心的大臣来说，多多少少是个慰藉。为什么？如果景帝明知晁错没错，还要因为局势的需要将他牺牲掉。这说明景帝不是一个可以依靠的仁主。而如果景帝是因为一时糊涂，听了谗言，犯了错，那么晁错的悲剧只是一种偶然，类似的错误就很难降临到自己头上来。　　　　晁错死后，景帝的魔爪开始伸向袁盎。列位猜猜看，以景帝的个性，他将如何处置袁盎？不知这段历史的读者，肯定猜不着。　　景帝先升袁盎为太常。杀晁后，就派袁盎前去与吴王谈判。很好，你不是说吴王听说晁错死了，就一定会罢兵吗？那么你去给我把兵罢了吧。我想，接到这个任务，袁盎肯定是哭笑不得。不得不佩服景帝棋高一着。当初他建议杀晁错，还有一条，就是恢复叛军被削夺的封地，他们才有可能罢兵。现在晁错是杀了，你却不恢复他们的封地，他们怎么会罢兵呢？再说，就算恢复他们的封地，在这个时候，七国也不会轻易罢兵。你这么把我打发去，说是谈判，其实不是置我于死地吗？　　果然，袁盎到了吴国，吴王连他的面都不肯见，只是笑道：“我已经是东边的皇帝了，还要我去朝见他景帝小儿，做梦吧？”结果反要袁盎留下来做他的将军，袁盎不肯。吴王就把他的住地团团包围，要杀他。多亏一个都尉用酒把士兵灌醉，放走了袁盎。这次侥幸逃命，是由于他自种善因的结果。当初袁盎在吴国做太傅时，一个从史与他的侍儿私通。事情败露，从史匆匆出逃。袁盎亲自去追。追回后，不但不杀他，反而还把侍儿赐给他，并且仍让他做从史。这个从史，就是现在的都尉。　　但后来，袁盎还是死于乱刀之下。梁王想以皇弟的身份继位，袁盎公然反对，得罪了梁王，被梁王派刺客砍死。这应该也是他的性格造成的吧？如果说晁错之失，失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那么袁盎之失，则失在明知不可言而言之。两人大概都没有熟读《论语》。当初孔子的弟子子张要出去当官求禄，孔子对他说：“多闻阙疑，慎言其馀，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馀，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为官之道，就是多闻多见，慎言慎行。他们两个却完全背道而驰。　　哎，这对历史上的冤家，其实性格上有很多雷同之处，如果彼此胸怀再宽广一些，互相取长补短，也许会成了一对很好的朋友。读过《资治通鉴》的朋友就会知道，大多数时候，袁盎只会对皇上说，“你不能这么做。”而晁错大多数时候，只会对皇上说：“你应该这样做。”晁错善于立新，袁盎重在守成。如果两人很好地结合在，先由晁错立新改革，再由袁盎查漏补缺，岂不是一对黄金搭档？但历史偏偏让他们成了一对既不同座、也不同语的仇敌。　　班固说晁父明知大祸即将临头，何不学学“赵母指括”？问题是，晁父作为一个乡下财主，又怎么能像出身名贵族的赵母一样，能随时面见皇上呢？晁错若不想死，其实还有一计，就是给皇帝身边的宦官留书一封，吩咐只要皇帝一有杀他之意，就把书信呈上去。　　书上怎么说？就说为今之计，只有把自己杀掉，才能换取各方面的主动。如果自己的牺牲能换取平叛的胜利，能换取国家的长治久安，能换取刘家的千秋功业，能换取削藩的平稳过渡。那么就算肝脑涂地，也心甘情愿云云。景帝一看老师早已识破了他的计谋，却不逃不避。这时说不定就不忍心杀他了。纵使还要杀他，也不会杀他全族。事后，肯定还会把他评为烈士，优恤晁氏全族，封侯赐地，不在话下。　　但他并没有这么做。没这么做的原因当然不是像李贽说的“国尔忘家”、“公而忘私”，而是他过于相信景帝，对当时的危局没有一个明确的判断。最后，终于被景帝给彻底卖了。　　呜呼，其实世间芸芸众生，不都是统治者手中的棋子吗？假如有一天，统治者要牺牲你或你的利益。你根本就毫无反抗之力。问题是，他牺牲你，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还是为了他一党私利？这才是最为关键的。我对一个统治者的甄别，从来都是看他的行动，看他的治国方针，看他对重大事故的处理措施。从不迷信他说了什么，或者在镜头前“眼泪真情秀”。（2008。6）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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