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乡镇板杉计生服务站站技术人员,工资待遇与工作年限不符怎样维权

乡镇计划生育服务站工作总结_单位工作总结_第一范文网
乡镇计划生育服务站工作总结
今年以来,我乡党委、政府将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纳入当前工作的重点,坚持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配强计生分管领导和计生办干部,加大基础设施和技术服务网络建设,建立和完善乡、村计划生育服务网络体系,加强计划生育宣传教育,促使群众转变婚育观念,基本上杜绝了多胎生育现象,干部群众法制观念普遍增强,计划生育工作逐步走上了法制化管理轨道。 然而,受农村经济水平的制约和农民落后的婚育观念影响,以及在工作措施方面的不到位,随着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发展,我乡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面临很多困难和问题。 据调查,去年全乡计划生育率很低,与目标值相差很远。分析原因:一是计划生育“七不准”的依法行政给计划生育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过去那种措施不能用,面对计划生育对象,不参加“三查”,不落实节育措施的对象和不交社会抚养费的对象,即不能动手搬东西,也不能收押金,罚款,只能反复做思想工作,而大多数群众对只动嘴不动手而无动于衷,计划生育人员对此兴叹束手无策。加之部分领导干预,说亲的太多,拉扯起来都是亲戚关系,还没来得及执行政策,加大处罚措施,上级领导,业务部门等打电话说这样那样的原因,从轻处罚,致使村与村、户与户之间的执行政策不平衡,严重走样,还有知情选择政策的规定,部分育龄妇女就不愿接受“上环、结扎“等长效的避孕措施,致使计外怀孕,抢生、超生现象较为严重。不少二女大龄已婚育龄妇女结扎户想方设法采取输卵管复通术生育多胎。二是流动人口管理失控。由于经济的发展,退耕还林的好政策,许多年轻人在家没有农活干,纷纷外出打工,而外地好多地方对流动人口不查验《婚育证明》,使外出人口办证率低,许多外出人口流向不明,再则,所有流出的人口90%以上是生育旺盛的青壮年,对庞大的流出人口,从人员、精力、经费等方面都无法管理,给外出人口管理造成很大困难。流出人口钻管理上的空子,躲在外地超生。据调查,流动人口超生占计划外出生总数的80%以上。而流入本乡的已婚育龄妇女,天天打抗击,让你查不到实情也见不上人,还有我们租房子的房主,只收房费,不管计划生育的长与短,虽然填了流动人口房东责任书,给他们说清责任书的内容,可就是不理会这些,也不给你说真实情况让你无法查清,无法落实。三是“三查”率低,由于对育龄妇女不参加“三查”没有任何约束措施,只能靠计生部门做工作,凭群众的自觉性参加“三查”,所以“三查”率难以提高,对外出打工人员,不能强求其返回户籍所在地做“三查”一年两次,她们在外地寄回的“三查”证明看上去是真的,其实不真实,也无法查清真假,这能认定已做了“三查”。四是早婚、早育现象严重,据调查不少地方出现先生孩子后结婚的现象,今年我乡有3例对象都是到了法定婚龄而未领结婚证生育的非婚生育对象。五是“三查”人员技术不过关,有的留亲候友的现象发生,据调查去年发现有2例已婚育龄妇女每次“三查”结果都是“有环无孕”,到今年3月份三查时已身孕6-8个月了,而无法处理,这无形之中又增加了计划外生育的控制难度。 二、出生婴儿性别比仍然居高不下 根据报表分析,全乡出生婴儿性别比为100∶102但二孩性别比为185∶100,分析原因:一是群众生育男孩意愿仍然强烈;二是受到利益驱动,不少卫生技术人员仍然隐蔽地进行性别鉴定和开展人工终止妊娠手术;三是缺乏有效的打击力度,一方面非法鉴定人员行动诡秘;四是性别比整治责任不清,从部门配合的角度上面,公安、卫生部门不予以配合就计生部门一家抓性别整治,实质上就是一句空话。 共3页,当前第1页1
乡镇计划生育服务站工作总结 相关文章:查看更多>>乡镇经管站、财政所、统计站、计生办等单位中高级、初级专业技术人员是乡镇党委政府、事业单位工作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工资及晋升空间怎样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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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和计划生育参考信息》2014年第17期
发布时间:
省人口与发展统计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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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和计划生育参考信息&
  2014年9月16日&&&&&&&&&&&&&&& 第17期(总第141期)&&&&&& &&&吉林省人口与发展统计信息中心
  王国强:倡导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实现预防出生缺陷从孕前开始&
  9月12日,2014年预防出生缺陷主题宣传活动在京举行。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国强、中国残联副理事长贾勇出席活动并讲话。&
  每年9月12日是预防出生缺陷日。今年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国残联以此为契机,共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以“预防出生缺陷从孕前开始”为主题的宣传周活动,并在京举办主题宣传,旨在普及优生科学知识,提升群众优生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在全社会营造重视和关注预防出生缺陷的良好氛围,全面推进出生缺陷综合防治工作,不断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王国强在讲话指出,我国是人口大国,也是出生缺陷高发国家,全国每年新增出生缺陷约90万例,严重危害儿童健康,影响家庭和谐幸福和国民素质提升。在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下,在残联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近年来卫生计生部门启动实施一系列预防出生缺陷重大公共服务项目,包括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项目、新生儿疾病筛查项目和地中海贫血防控试点项目,数千万家庭从中受益。经过不懈努力,2012年、2013年我国围产期出生缺陷发生率连续两年下降,神经管缺陷单病种发生率明显降低,出生缺陷预防工作已初见成效。&&
  王国强强调,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是出生缺陷一级预防的重要手段,积极、有效、无痛苦,符合“预防为主”的原则,可切实减少出生缺陷的“发生”,是低成本高效益的预防措施。要宣传和强调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的重要性,广泛倡导计划怀孕夫妇参加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实现“预防出生缺陷从孕前开始”。要以孕前预防为起点,构筑出生缺陷三级防治体系。&
  贾勇在讲话中强调了预防出生缺陷的重要性。他说,中国残联高度重视出生缺陷预防工作,连续多年开展系列宣传活动,普及优生优育和预防残疾相关知识。“十二五”期间,在全国40个城市开展残疾儿童随报及早期康复工作试点,探索建立残疾儿童早预防、早筛查、早转介、早治疗、早康复的工作机制。通过实施彩金项目、七彩梦行动计划等国家重点项目,加强残疾儿童早期康复服务。成立中国残联残疾预防和控制中心,制定定点康复机构管理办法和准入标准,不断建立完善残疾预防和控制体系。&
  贾勇表示,中国残联将继续与相关部门密切合作,不断推进部门协作工作机制,加大出生缺陷患儿康复救助力度,努力建立出生缺陷患儿康复保障体系,推动形成覆盖所有残疾儿童的福利保障制度。(来源:国家卫生计生委网站2014年9月12日)&
  海南:海口回应甲子镇计生办开证明收费非法&
  为了给上幼儿园的孩子申请幼儿生活补贴,海口琼山区甲子镇一村民专门赶到镇计生办开证明材料,没想到计生办工作人员开口索要500元费用。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村民交了200元,才领到了盖有琼山区甲子镇计生办公章的证明。对此海口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政策法规处工作人员明确表示,这种收费是一种非法收费,应立即停止。&
  自2012年起,海口市开始发放学前教育助学券,每名儿童每年400元。其中琼山区要求符合3个条件可申请幼儿生活补贴。首先所在幼儿园是经过海口市教育主管部门审批的幼儿园;其次儿童为海口户口;最后家长符合计划生育政策。&
  琼山区甲子镇琼新村绿塘村民小组农民林坤的儿子今年正好入园,林坤于9月2日下午4时多来到甲子镇计生办,要求开一份证明来申请幼儿生活补贴。计生办工作人员告知林坤当年生育时没有办理准生证,必须交500元现金才能开证明。林坤表示自己身上钱不够,双方一番讨价还价后,林坤最终交了200元领到证明材料。计生办工作人员给林坤开出了一张盖有“海口市琼山区甲子镇人口和计划生育办公室”公章的收据,但收款日期写成8月26日。&
  无独有偶,据甲子镇“启迪幼儿园”负责人介绍,今天也有其他家长到甲子镇计生办开证明被索要费用。其中一名包姓家长2日下午去开证明时也被索要500元,当时他身上钱不够,今天上午带够钱去开证明时,恰好碰到一名在镇里工作的熟人,那位熟人帮忙据理力争,最终才免费开出了证明。而这位包姓家长是办理过准生证的法定内生育。&
  甲子镇计生办一杨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如果有准生证的可以不收费,但没有办理准生证的必须交500元钱才能开证明,交钱后就可领到盖有公章的证明。&
  海口市人口计生委政策法规处工作人员符桂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甲子镇计生办开证明收费的做法属于非法收费,绝不允许存在这种收费。(来源:《海南日报》2014年9月4日)&
  广东:梅州失独家庭补助上调为每人每月1000元&
  广东省梅州市今年起大幅度提高计生特别扶助标准,加大对计生特殊困难家庭(指独生子女死亡家庭和独生子女伤残家庭)的帮扶救助,将独生子女死亡家庭政府救济金从原来的每人每月150元调至1000元;独生子女伤残家庭从原来的每人每月100元调至500元。与此同时,省计生协会、省人口基金会为符合条件的“失独”家庭每人每年200元购买涵盖意外保障、重大疾病、住院医疗、住院补贴、重症补贴等险种在内的综合性保险。据了解,目前我市有98户失独家庭,其中涉及154人。此保险不受城乡居民医保的影响,可以重复报销。&
  近年来,梅州市从政策上对积极响应生育政策的家庭倾斜,尽可能为“失独”家庭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通过更多的人文关怀给予“失独”家庭更多的关爱和温暖。据介绍,“失独”家庭的状况大致有两类,一类是城市人口,大部分都有退休金和一些退休保障;还有一类是农村农民,基本没有任何保障。“这两类人群在精神上的痛苦是一样的,‘失独’家庭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从丧失亲人的悲痛阴霾中走出来。”市卫生计生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出台综合性保险政策,为的就是加强对“失独”家庭的关心,使“失独”家庭重燃生活信心。(来源:《梅州日报》2014年9月5日)  &
  山东:开展查处纠正计生收费“三乱”行动&
  据悉,山东省将在今后一个时期,对一些地方存在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屡禁不止,保障房分配弄虚作假,社会救助徇私舞弊等侵害群众利益的种种行为,进行专项整治、严肃查处。其中,针对计划生育工作领域开展计划生育收费“三规范一公开”行动(规范收费项目的主体、标准、程序,实行收费公开制度)。重点检查社会抚养费征收主体、标准、程序是否合规;办理《生育证》《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等证件、证明时是否违规收取费用、保证金;提供技术服务时是否违规收费、强迫育龄群众接受有偿服务,以及协助推销药品、保健品、商业保险等。凡是没有法定依据的项目,一律取消;收费主体、标准、程序不当的,要依法整改。(来源:《大众日报》2014年9月7日)&
  湖南:每出生100个女婴男婴就多14个&
  湖南近日发布了《湖南省妇女儿童发展规划监测统计分析报告》,一半以上监测指标已提前达标,其余大部分指标基本符合正常发展要求。出生性别比高于国际公认正常值等问题亟待解决。&
  出生性别比逐渐下降,仍然偏高&
  出生人口性别比是衡量男女两性人口是否均衡的重要标志。统计学上是以每出生100个女婴而相应出生多少个男婴来计算的。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口生育史说明,在不进行人为控制的情况下,出生人口性别比在102-107之间。这是由人类生殖过程的生物学特性决定的。&
  湖南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值一直高于正常值。《分析报告》数据显示,2013年,全省出生性别比为114.33,虽然比上年有所下降,但仍然偏高。&
  城镇的出生性别比已高于农村&
  省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处此前发布的报告指出,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以来,湖南出生人口性别比一直处于“高危”数值范围。主要呈现这几个特点:&
  一方面是分孩次性别比偏高,一孩性别比大幅上升。1989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湖南省一孩的出生性别比分别为106.03和108.74,还都处于正常范围之内,从二孩开始,出生性别比大幅上升。&
  另一方面,城镇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的迹象,特别是城镇的数据大幅上升,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城乡差别在缩小。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城镇的出生人口性别比高达127.73,首次超过了乡村,城市出生人口性别比也达到了118.35的高位。&
  此外,湖南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市州差异明显,根据2010年数据,只有张家界在110以内。&
  对于出生人口性别比异常偏高的原因,省统计局此前发布的报告认为,是生育行为中强烈的性别偏好与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之间的矛盾,导致女婴漏报、瞒报,溺弃女婴与选择性人工流产等现象发生。&
  减少直至杜绝胎儿性别鉴定&
  省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处给出建议,近期要重点减少直至杜绝胎儿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性人工流引产,割断男孩偏好实现路径,遏止出生性别比上升的态势;中期要重点调整和完善经济社会制度和生育政策,弱化男孩偏好,促使性别比下降;长期要通过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变革传统的家庭、性别和文化制度,消除男孩偏好,使出生人口性别比稳定在正常水平。(来源:《潇湘晨报》2014年9月9日) &
  江西:启动村级卫生计生服务融合试点&
  9月8日,记者获悉,江西省在鹰潭市启动村级卫生计生服务融合试点工作,计划于2014年完成30%的村级卫生计生服务室建设,2015年全面完成建设任务。&
  鹰潭市启动村级卫生计生服务融合试点&
  据鹰潭市卫生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村卫生室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后,村医收入大幅减少,村医停业、流失情况严重;无集体产权的村级卫生室受利益驱动明显,难以完成公益性任务。同时,村级计生工作技术服务人员短缺明显。为解决上述问题,该市决定整合村级卫生、计生资源,筑牢农村医疗卫生计生服务“网底”。对此,该市专门出台《关于加强农村村级卫生计生工作的意见》《关于村级卫生计生服务室标准化建设实施办法》等文件。按计划,两年内投入7000万元建设322个产权公有的村级卫生计生服务室,实行一体化管理,并将其纳入计生目标管理考核主要内容。&
  该市提出,村级卫生计生服务室由诊疗室、治疗室、计生技术服务室、观察室、药房(计生药具室)、人口学校、值班室、档案信息室、公共卫生间等8室1间组成。村级卫生计生服务室推行“五统一”管理体制。&
  合并让村医心里有了种归属感&
  该市规定,建成后的村级卫生计生服务室按辖区人口数的1.2%,配备乡村医生和计生技术人员。&
  各县(市、区)制定完善乡村医生(计生技术人员)养老办法和方案,可由政府缴纳一定比例的社保经费,帮助他们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或享受村委会干部养老保险政策待遇,确保其养老金收入不低于当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
  对于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乡村医生(计生技术人员)纳入乡镇卫生院(计生服务站)统一管理,享受乡镇卫生院(计生服务站)人员同等待遇。&
  “合并以后一个村一个服务室,村医统一归乡镇卫生院管理,心里有了种踏实和归属感。”得知合并消息的贵溪市罗河镇樟槎村卫生所乡村医生江爱福说。(来源:中国江西网2014年9月9日)&
  甘肃:四原因造成单独两孩审批率低于全国水平&
  昨日,甘肃省卫生计生委通报了全省实施单独两孩政策进展情况。截至7月31日,4个多月来,全省共受理再生育申请2843对(城市2416对,农村427对),已审批2105对(城市1793对,农村312对),已怀孕422对(持证怀孕180对、未持证怀孕242对),已生育82对(持证生育55对、未持证生育27对)。全省单独两孩再生育审批率仅为74%,远低于5月份全国88.9%平均水平。目前全省没有出现扎堆申请、扎堆生育现象。&
  省卫生计生委认为,全省单独两孩政策实施中主要存在以下4方面的问题:&
  部分地方政策宣传不够深入到位,部分地方宣传工作浮在面上,政策讲解不到位,造成群众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知道有这么回事,但对为什么调整、调整了什么内容不清楚,或者对在哪儿办、怎么办、要提供什么证明材料不清楚,严重影响了政策的实施。&
  部分市县审核审批工作进度缓慢。除个别因不符合政策规定未通过审核以外,大部分是由于审批不及时造成的。其中,陇南、临夏、平凉、庆阳、兰州等市州审批率低于70%。&
  部分基层工作人员对政策还不够精通,综合分析基层对个案咨询情况、维权处通报群众上访情况以及12356阳光热线群众投诉情况反映来看,90%以上的问题集中在适用对象资格确认、申请审批证明材料、再生育申请办理地域等3个环节,造成部分符合条件的群众不能及时享受政策。&
  个别地方重视程度不够、工作拖沓,一些地方在再生育审核审批过程中,存在手续复杂、让群众反复跑路,或者相互推诿、拖延办理,或者政策把握不准、解释不当,引发了群众不满。(来源:《西部商报》2014年9月11日)&
  湖北:出生证与结婚证脱钩 未婚生子也可落户&
  日前,湖北省卫生计生委、省公安厅近日联合制定下发的《湖北省〈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办法》规定,湖北省境内出生的婴儿均应依法获得《出生医学证明》,该证明与结婚证、生育证等脱钩。这就意味着,在湖北,未婚妈妈可以为宝宝上户口了。这项新规目前引起极大关注,因为包括北京在内的其他省市给孩子上户口时,“准生证”和“出生证”缺一不可。&
  新政:未婚妈妈也能为孩子办户口&
  “出生证”和“准生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生育服务证》,俗称准生证。而出生证全称叫《出生医学证明》,是证明婴儿出生状态、血亲关系的法定医学证明。11月20日,湖北省发布关于《出生医学证明》新办法。新《办法》规定,从2014年起,父母无需提供结婚证和准生证,签发和管理机构就可办理宝宝的《出生医学证明》,并严禁在签发《出生医学证明》时收取工本费、搭车收费等违规收费行为。&
  据了解,根据新《办法》,未婚妈妈们需由母亲写出书面情况说明并签字,新生儿出生所在地医疗保健机构对有关资料进行审查,确认材料齐全,情况属实的,可以签发《出生医学证明》。&
  观点:尊重生命还是纵容未婚先孕?&
  如果按照惯例,为新生儿落户需要父母结婚证、准生证、户口簿等,也就是说,如果父母没结婚,新生儿是无法落户的,这也会影响到今后孩子的入幼儿园、入学等现实问题。但近年来,未婚妈妈、单亲妈妈群体出现,由此带来的“黑户”“黑孩子”现象屡屡发生。&
  湖北省的这一新政发布一周以来,网友们对此事的评论也日渐激烈,并且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支持者认为,出生证与结婚证脱钩后,孩子可跟随父母一方落户,可以解决以往的“黑户”“黑孩子”现象,这是对父母生育权、孩子生命权的尊重。但反对方认为,不要结婚证和准生证就给孩子落户,更易产生未婚先孕、婚外生育等问题。不过也有网友表示,婚外生育应该是婚姻法等法律法规约束的范畴,比如限制家庭财产的转移、继承等。(来源:《北京晨报》2014年9月11日)&
  万余案件暴露非法鉴定胎儿性别新动向&
  国家卫计委最新数据显示,2013年以来全国共破获“两非”案件1.1万多件。&
  9月3日,国家卫计委会同公安部、工商总局、食药总局发布《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征求意见稿)》明确,介绍、组织实施“两非”行为的,最高可处罚3万元;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针对“两非”新动向,征求意见稿还有哪些针对性的举措?为有效遏制伸向胎儿的“黑手”,监管措施和相关法律还应如何调整应对?&
  “地下团伙”非法鉴定胎儿性别猖獗&
  今年7月底,国家卫计委召开全国会议,要求坚决打压采血鉴定胎儿性别的蔓延势头。然而,话音刚落,8月初,深圳罗湖海关就截获96份试图携带出境的疑似孕妇血液样本。&
  同在8月,厦门、温州破获多起验血鉴定胎儿性别案,犯罪嫌疑人采血后将血样转送境外做性别鉴定,每鉴定一人收费3000元至6000元不等。&
  除采血送检外,近年来,非法鉴定胎儿性别新手段层出不穷。&
  民营医院非法鉴定、非法人流“一条龙”。安徽省凤阳县一民营医院以查治妇科病为名,为怀孕育龄妇女鉴定胎儿性别和选择性别终止妊娠,仅两个月就有人流、引产180例。经核查,2011年3月至2014年5月,该院一直非法进行节育手术,每例人流、引产手术费用在3000元至2万元。&
  利用便携式B超机流动“作案”。厦门警方破获一个驾车流动“作案”的非法鉴定胎儿性别犯罪团伙。这一犯罪团伙,利用便携式B超机,在车上为孕妇进行非法鉴定胎儿性别,每个孕妇收费600元。已初步查证40余人次参与非法鉴定活动,其中有8名孕妇因鉴定结果是女孩而到医院或自行流产。&
  此前,声称可以验尿识性别的“验胎灵”也曾一度在网上大行其道,尽管“验胎灵中文网”已关闭,但它仍不时出没在网络上。&
  山东、安徽等省卫计委的有关人员均表示,随着科技发展,“两非”行为越来越隐蔽,且形成团伙组成产业链全程服务,发现线索、调查取证、处理处罚的难度加大。&
  “两非”伤及无辜生命,推高出生人口性别比&
  非法鉴定胎儿性别不仅剥夺胎儿、尤其是女胎的生命权,对孕妇也造成严重的身心伤害。&
  “孕妇非法鉴定胎儿一般是要男婴,不少鉴定出女孩的孕妇选择流产或者引产。而在非医学需要的情况下,正规医疗机构一般不会为她们做手术。”厦门市妇幼保健院一位专家说,“孕妇不得不选择地下诊所,而地下诊所医疗设备差,一些工作人员甚至没有行医资格,一旦孕妇在手术过程中发生意外,很可能发生一尸两命的惨剧。”&
  同时,还有个别孕妇因“地下鉴定”结果不准而流产。厦门翔安区人口计生局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有位孕妇做B超鉴定,结果显示胎儿是女的,结果人流出来以后发现是男胎,“她悔恨又气愤,就向我们举报了。”&
  “两非”还是导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高位运行的重要原因。2013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7.6,而国际上通常认为的正常水平为103-107。&
  厦门市翔安区人口计生局副局长林天生说:“男性比例高,女性比例少,易导致社会犯罪率升高、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儿童等现象。”&
  山东大学医学伦理学研究所副所长曹永福认为,对下一代的性别选择是“过了界的干预”,必将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资料推算,目前我国19岁以下年龄段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到2020年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2400万。&
  提高违法成本,向流动性隐蔽性作案“开刀”&
  当前的“两非”活动呈现明显的“流动性”,“打一枪换一地”,有的甚至是跨省跨境作案。针对这一作案新特点,国家卫计委要求,加大区域协作力度,形成全国“一盘棋”治理格局。&
  针对“两非”的隐蔽性,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明确,鼓励举报违规行为。山东省已建立有奖举报制度,发动群众,对举报查实的举报人给予2000元到5万元不等的举报奖励。对于重点人群,则落实包保责任制,做到孕情早发现、早服务、早管理。&
  非法鉴定胎儿性别的嫌疑人常通过网络发布信息。记者在某大型购物网站搜索“便携B超”几个字,出来百余种可选择产品,价格从5000多元到5万元。这些产品虽然标识用于牛羊猫等动物怀孕检查,但同时又暗示用于“高档动物”,可查腹部、心脏、小器官等。&
  对此,征求意见稿中专门规定,食药监管部门应对超声诊断仪、染色体检测专用设备等实行电子监管码管理;医疗器械销售企业应当核查、登记购买者的使用资格证明,不得将这些专用设备销售给个人和不具有使用资格的单位。&
  非法鉴定胎儿性别与非法行医常常纠缠在一起。山东、湖南等地计生、法律界人士认为,应降低入刑标准,对于实施非法引产手术的非法行医者保持高压态势,一旦证据确凿,必须依法取缔黑诊所,严肃追究非法行医者的刑事责任。&
  我国刑法规定,未取得医师执业资格的人从事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情节严重的,以非法行医罪论处。安徽省卫计委副主任高俊文认为,这一规定只限定没有执业资格的人,但实际上一些具有执业资格的医生或医疗机构从事“两非”就无法惩处。建议取消犯罪主体的资格限制,并明确对非法胎儿性别鉴定的行为进行定罪量刑。&
  湖南省卫生厅妇幼保健与社区卫生处副处长彭中华等人还建议,在打击的同时,还应加大利益导向的力度,落实好有利于女孩和计划生育女孩户的各项社会经济政策、奖励扶助政策,引导群众逐步消除性别偏好,根本转变婚育观念,使群众自觉抵制“两非”行为。(来源:新华网2014年9月4日)&
  生孩子去美国 越来越多中国人选择海外就医&
  2012年,林涛被确诊患有致命的脊柱肿瘤。当时,杭州的医生告诉他,他在中国只有一个选择——做置换两节脊椎骨的手术,但这种手术可能会导致瘫痪。&
  林涛和妻子作出了另一种选择。&
  夫妻二人飞往旧金山,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中心支付了7万美元。那里的医生建议林涛试一试放射治疗,而不进行手术。现在,林涛的家人说他身上的肿瘤已经消失,而且仍能走路。&
  目前,包括林涛在内的一些中国人开始选择出国看病,因为国内医疗机构对一些疾病要么无计可施,要么治疗无效。但眼下几乎不可能确定这种“医疗游客”的人数。&
  据海外就医服务机构北京盛诺一家介绍,这类旅行者大多持有的是旅游签证,他们在签证面试时通常都不说明自己的出行目的。&
  近年来,不少中国中产人士纷纷赴韩国整容,前往香港或美国生孩子。在体检方面,日本和新加坡则是最受欢迎的目的地。&
  据美国的医院和中介机构介绍,为了治疗危及生命的疾病,选择海外就医的中国患者越来越多。&
  设在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的梅奥诊所表示,一年来其接待的中国患者增加了一倍以上。该诊所目前设有中文网页,还为医务人员配备了翻译。&
  梅奥诊所国际事务部门的迈克尔·普列托说:“目前,中国大概是所有国家中患者人数增长最快的。”他拒绝提供具体数字。&
  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中心表示,几年来,其接待的中国患者人数每年都增加25%以上。马萨诸塞综合医院预计,该院今年接待的中国患者人数将比去年的40人增加一倍以上。&
  中国的医院都在努力赚钱。哈佛大学教授萧庆伦说,开药拿回扣是普遍现象,而这加重了患者的经济负担。&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卫生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蔡江南说:“有些医疗程序并非完全是为患者着想,而是出于经济原因。强调为患者服务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
  去年,中国的医疗卫生支出增幅超过13%,达到8200多亿元人民币。这大约相当于全国公共财政支出的6%。麦肯锡咨询公司称,到2020年,中国的医疗卫生支出预计将超过1万亿美元。&
  但对于越来越多受到糖尿病、心脏病和癌症等疾病困扰的中国民众而言,这一支出只是杯水车薪。&
  随着中国走向富裕,人们愿意多花一些钱来得到更好的治疗。世界银行称,2008年以来中国的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增加了一倍以上。(来源: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2014年9月5日)&
  胎儿性别鉴定 一禁未必了之&
  持续30多年出生性别比偏高,已使我国累计多出生2400万至3400万的男孩。为保持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平衡,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安部、工商总局、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等共同起草新规《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征求意见稿)》。然而,这一纸禁令能否真正叫停非法胎儿性别鉴定?&
  罚款能否挡住选择胎儿性别?&
  为加强惩罚力度,正在征求意见的新规要求,对介绍、组织孕妇实施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或者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县级以上卫生计生、公安等部门应当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对情节严重的,可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医疗保健机构或者人员未取得母婴保健技术许可,出具虚假的医学需要的人工终止妊娠相关医学诊断意见书或者证明,制作虚假手术记录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5000元的,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5000元以上的,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非法鉴定性别很暴利。一份药成本30元,收3000元,药流后输液还另收费用。”濉溪县检察院检察员郑万胜在查办安徽淮北濉溪县4·12大案时,发现“两非”案件利润极高,犯罪成本低。&
  蒙城县“两非”办主任戴建认为,本次的四部门禁令中,可以适当加重对于从事“两非”人员的处罚,起到真正的震慑作用,减少犯案的反复性。&
  B超仪器、终止妊娠药物如何监管?&
  在四部门新规中,对于药物和器械也作出了相应规定:药品生产、批发企业只能将终止妊娠药品销售给药品批发企业或者获准施行终止妊娠手术的医疗保健机构。药品生产、批发企业销售终止妊娠药品时,应当严格查验购货方资质,并按规定做好销售记录和药品电子监管码核注核销。禁止药品零售企业销售终止妊娠药品。国家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应当对超声诊断仪、染色体检测专用设备等医疗器械实行电子监管码管理。&
  医疗器械销售企业销售超声诊断仪、染色体检测专用设备等医疗器械,应当核查、登记购买者的使用资格证明,建立真实、完整的购销记录;不得将超声诊断仪、染色体检测专用设备等医疗器械销售给个人和不具有使用资格的单位。&
  “B超技术趋于成熟并逐步得到普及及更新,使得性别选择成为可能,一些B超机为便携式,在空间狭窄的车上就能操作;还有流产所需的药品和器具成本逐渐下降,流产仅需吃几片药就可实现,都降低了出生人口性别选择的难度,为‘两非’不法分子提供了便利。”安徽省卫计委副主任高俊文说。&
  凤阳县计生委主任方光前表示,在刚刚查处的凤阳中山医院“两非”案件中发现,该医院对育龄妇女开的流产、引产药物都用字母表示,只有开处方和药房人员才知道药物的具体名称。此外,这些终止妊娠的药物没有任何票据,难以追溯购买渠道。&
  对此,基层计生干部呼吁,要切实做到“征求意见”中“建立真实完整的终止妊娠药品购进记录”,对未为终止妊娠药品使用者建立完整档案的要严厉查处,杜绝终止妊娠药品的滥用。&
  跨省流动作案、“寄血验子”管得了吗?&
  孕妇独自上车检测、让孕妇到宾馆检测、车接车送到出租屋做流产手术、将孕妇介绍到其他省或从其他省接到镇上进行检测手术……安徽省蒙城县计生委主任苗桂民告诉记者,为了避免被警方查到,“两非”人员往往选择流动、隐蔽的方式进行交易。&
  对跨省流动作案等问题,四部门新规虽未专条规定,但明确要求,各级卫生计生、公安、工商行政和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应当建立查处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违法行为的协调机制和联合执法机制,共同实施监督管理。&
  “实施共同监管很重要。”高俊文认为,全国应尽快实现“两非”案件查处“一盘棋”,加大考核权重,规范处理标准,以考核来推动省际区域协作,在全国范围真正形成严打“两非”“一盘棋”格局。&
  “出生性别比彻底恢复正常需要标本兼治。”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专家组组长、南开大学教授原新说,治标主要是约束行为,严厉打击“两非”;治本则需要普及社会性别平等和社会性别主流化意识,这是弱化和消除男孩偏好的长效根本举措。(来源:《新华每日电讯》2014年9月10日)&
  完善生育保险&建立人口生产社会保障制度&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罗萍&
  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现状是:对物质生产及其社会活动认定社会价值并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五大保障制度。而对人口生产及其家庭抚育、儿童社会化、病老残幼的照顾等,由于父权文化的“公”“私”两分理论不认定其社会价值,欠缺相关社会保障。相对于物质生产而言人口生产保障基本缺位,目前的“生育补偿”是对国家职工生育行为的补偿,它只是父权文化框架下的病假待遇。笔者认为,我国应依据物质生产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完善的人口生产社会保障制度。&
  现行的生育保险存在缺陷&
  现行的“生育保险”是对担当人口生产的女职工一定意义上的重视与关怀,是对贬低人口生产的一次公开否定,是自私有制社会以来对待人口生产的一个重大进步,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人性的复归,是在某种程度上正视人口生产中女性的贡献,是将“生育”由私领域事务转变为公私领域事务的前奏,可视为是对人口生产价值肯定的第一步。&
  不可讳言,现行生育保险还称不上是对担负人口生产的全体女性的正视。因为现行“生育保险”实质上还是一种“帮助”性的慈善行为,且建立在从事了物质生产基础上,还不是真正正视生育自身的社会价值。这表现在:一是没有担当社会工作的家庭妇女没有生育保险;二是现时的生育保险是将生育妇女视为有“病”而给予的病假期间的一种医疗费用报销待遇。所以,目前的“生育补偿”并非对“生育”本身的补偿,更不是保障。&
  这从相关政策界定的生育保险也可看出,生育保险是指女职工因怀孕、分娩而无法从事正常的生产劳动,中断经济来源时,由国家和社会给予医疗保健服务和物质帮助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就是说是对 “无法从事正常的生产劳动”,“中断了经济来源”的分娩、哺乳的“女职工”,国家给予的“保健服务和物质帮助”,实际上是出于对新生婴儿的保险。取得生育保险的前提是从事了物质生产而不是生育行为本身,是国家主动帮助从事了物质生产的生育中无助的女职工。&
  现行的“生育补偿”是局限于生育过程的生育疾病险,实质上就是女职工生育中享受病假、报销医药费和误工待遇的生育疾病保险;而且将生孩子的“病假”待遇限定在生孩子的时刻,而生育孩子导致的疾病或生产中死亡并不包括其中;人口生产中没有物质生产中的“工伤”或“因公死亡”一项。&
  目前人口生产社会保障严重滞后&
  女人为承担人口生产,其身体构造、生理过程都呈现出与男性不同的特征,女性有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四期”。四期中女性的身体脆弱,繁重的体力劳动、污染的环境、噪声、光电辐射、水下(采矿)作业等等都会伤害女性身体健康,带来各种身体疾病,如果已经怀孕还可能影响到胎儿,留下无穷的后患。由于父权文化影响,各种避孕、节育措施大多用在女人身上,女性承担着避孕、节育,承受着由此带来的麻烦与各种疾病折磨及风险,这是女性为人口生产作出的另一项贡献。凡此种种,生育保险没有过问。生育保险应该将“四期”保护中的疾病,避孕、节育中的疾病,按照计划生育政策生产中的死亡包括其中。而现在的生育保险只是女职工生育中的医疗费报销与误工待遇,而不是将人口生产视为一个复杂的系统的生产过程对待,更谈不上真正的人口生产社会保障。&
  与“四期”保护不够并存的还有对“四期”的“过度保护”。有媒体提出对女性的“经期”应该立法规定“休息”,不上班,也有好心的代表提出“3年产假”。我们不否认这份“好心”,但难免有“过度保护”之嫌!同时这些保护的出发点都是基于父权文化,是为了婴幼儿的抚育,其基点还不是出于人口生产的社会价值,更不是出于肯定女性人力资本。“过度保护”还可能给女性就业带来更多困难与不良影响。&
  目前我国对职业妇女生育补偿是基于:生育中的女性体力不支,生命难保,不能正常从事原本的工作,像“生病”一样需要休息,国家因此给予生病期间的工资待遇与生育费用的报销。可以说,它仍然是父权文化框架下的“生育病”报销医疗费用的制度,是父权文化框架下解决妇女为人类社会生育的一种权宜之计,即生育病假制度。因此,需要进一步建立完善的人口生产社会保障制度。&
  建立完善的人口生产社会保障制度&
  完善的人口生产社会保障制度是相对于物质生产及其社会公共事务的保障而言。人口生产“工伤”的认定可以参考目前已有的法律条文,如社会保险法、工伤保险条例以及最近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对“上下班途中”四种情况,即在合理的时间、合理的路线受的伤可以认定为“工伤”。这是社会文明的进步与发展,是大趋势。人口生产应该有“工伤”与“因公死亡”。具体包括:&
  1.“四期”保护中的疾病,如因浸水而致月经紊乱,因重体力劳动而腰椎劳损、子宫下垂、流血不止乃至大出血等疾病,应认定为“工伤”。&
  2.绝育手术、避孕及避孕手术中带来的疾病,如不孕、腰椎病、致残、避孕药致病等,应认定为“工伤”(同样适用于男女两性)。&
  3.人口生产中的伤亡应视情况认定为“因公死亡”,主要指遵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生产。对产妇应该像士兵在战场上伤亡,在抗洪抢险、抗震救灾中伤亡一样看待。据联合国统计,全世界每年死于人口生产的妇女不下50万人。&
  4.女人为人口生产带来的一切不便给女人带来了极大痛苦,如必须经常看妇科,月经不调、痛经、流产、采取避孕措施(如放环)、喂奶、婴幼儿预防疾病、照顾生病孩子、“四期”保护,以及女人十月怀胎的艰辛,妊娠反应的煎熬与度日如年,分娩的阵痛,哺乳期的彻夜难眠,婴幼儿成长期智力开发……从怀孕到生育,从生育到抚养,每一步都渗透着女性的辛劳,母亲的付出。不能将怀孕反应,分娩阵痛,哺乳期母亲的不眠,抚养期女人行动的不便仅仅看成这是女人应该做的事与正常现象而泰然处之,更不能看成这是女人的麻烦,而应认定这是女人担当人口生产经受痛苦作出的贡献,是女性人力资本的必然价值。&
  5.不论男女担当的家务劳动、抚养婴幼儿以及青少年社会化、孝敬老人、照顾病弱等一切与人口生产密切相关的事务都应视为有社会价值,而给予保障。&
  建立完善的人口生产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观念革命,同时也是社会治理体系的重大变革。目前我们应该做的是:首先完善生育保险,最终建立人口生产社会保障制度。(来源:《中国妇女报》2014年9月2日)&
  全面开放二胎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 穆光宗&
  单独开放二胎的人口新政走的是分群式改革的路线,即先双独、后单独、再非独(官方称非独开放二孩尚无时间表),这从非独家庭权利平等的强烈诉求和反应可以佐证。如果中国走的是年龄别渐进式改革路线,尚能保障取得相对公平的社会效果,这就是先开放高年龄组女性的生育权限,后开放低年龄组,以缓解可能的生育堆积现象,这尚可理解,也符合民情。生育对夫妇和家庭来说,有时机优选问题。笔者倡导的“适度生育”包括了适时、适龄、适量三个维度的理解,过于晚育显然不利于孩子的优孕优生。一些非独女性属于70后,她们的年龄等不起了,即便今后完全开放生育,有了二孩的“生育权限”,也不一定有勇气冒险怀孕生育。现在还不普遍开放二孩,不仅对非独家庭关闭了一道门,造成了新的社会不公,而且国家会断送本可弥补日趋严峻和显化的“人口亏损”有限的战略机遇。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人。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家国天下,不可分割。&
  生育对国家和社会来说,有机遇抢抓问题。我们要清醒认识到,中国已经掉入政策性和意愿性叠加的双重超低生育率陷阱。早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我国育龄妇女的平均生育水平就跌破1.3,只有1.22,2010年更是只有1.18,出现了持续的超低生育率趋势,令人担忧。经过三十余年一孩化的生育严控,中国产生了至少1.5亿个政策性独生子女高风险家庭,严重削弱了传统家庭养老的人力基础,而且由于独生子女死亡伤残风险的客观存在,迄今已经存在一个失独伤独人数众多、精神痛苦、老无所依的特殊困难群体,问题不断积累、扩大和外溢,中国已经进入人口学意义的“风险社会”,掉入难以自拔的超低生育率陷阱。何况,中国人口亏损、人力短缺问题已经逐渐显化,2012年,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上年减少了345万,2013年进一步减少244万,这是过去长期的低生育率后果,而且表现出长期的劳动年龄人口萎缩趋势。&
  所以,为保护家庭的利益,为遏制人口衰退趋势,最理想的状态莫过于当机立断,坚守计划生育至少倡导二孩的底线伦理,全面开放生育并鼓励二胎(今后可能奖励多胎),全面振兴人口,还权于民,造福国家。一方面,控制和减少独生子女风险家庭和残缺家庭,发展和增加具有更强抵御风险能力、更好自我发展能力的至少有两个孩子的“合适之家”和健康家庭;另一方面,人口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变数,是国家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口安全是人口战略的出发点,人口安全不仅需要人口平衡、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而且能够具备抵御风险的能力,为此需要持续地通过适度生育和优化人口保证年轻人口、劳动力和人才资源的战略储备。&
  现在中国要担忧的是生育率继续低迷,而不是生育率的反弹。理由是,中国的计划生育已经产生出一种内在的力量,避孕节育已经成为基本的生活方式,高养育成本时代已经到来,年轻夫妇越来越趋向于晚婚晚育、少生优生,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不过1.7-1.8,即便全面放开二孩,实际生育率也很可能低于1.5。生育率有所波动是正常的人口现象,生育率再怎么反弹也不可能超过更替水平,对理想子女数的很多调查证明了这一点。对此,中国要有清醒的判断。事实证明,所谓的“多生”大多数只不过是希望有两个孩子而已,这是毫不过分的要求,问题在于,现在希望少生或者说只要一个孩子的年轻夫妇越来越多,甚至有超过想要两个孩子的夫妇的趋势。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孩子的养育成本越来越高,直至很多家庭不堪重负、望而却步。从单独二孩政策出台后各地符合条件的家庭纠结于“生”还是“不生”、对政策并没有做出热烈回应的情势来看,中国已经毫无疑问进入了内生性低生育率陷阱。即使对非独家庭网开一面,普遍开放二胎,生育率也一定在更替水平之下,这是由人口转变和生育转变的双重规律所内在规定了的。&
  计生改革之困的根本在于中国迄今尚未摆脱“负人口观”的思想导航,始终没有在意识深处清除人口多是坏事、人口增长是负担和压力这种消极悲观又根深蒂固的错误看法。其实,人口是人力和人才产出的母体,是一切资源中最可宝贵的资源,具有能动性、创造性和再生性,人口是人的集合,而人是天地之秀,是世界上第一宝贵的。中国需要早日端正对人口价值、人口优势、人口力量、人口贡献的正确看法。正如中国没有一寸土地是多余的,也没有任何一个同胞是多余的。天地之大道曰生,文明之大道曰育,对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我们都应该敬畏和欢喜,而不是冷漠和害怕。新生人口对家庭和国家都是希望,人口增长就是希望的增长、力量的积累,人口增长需要在继替中平衡,在平衡中持续。婴儿潮,如果有的话,不仅不应该惧怕,反倒应该欢迎,因为婴儿潮具有抵御未来人口亏损、人口萎缩、人口失衡三大风险的意义,至于它对公共资源、公共服务的挑战完全是可以应对和化解的。(来源:《南方都市报》2014年9月6日)&
  公共管理视角下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选择分析&
  南京邮电大学人社学院教授庄国波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陈万明&
  2013年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到“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标志着“单独二孩”政策将正式实施。2013年12月23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决议(草案)》。2014年1月开始,浙江、安徽等省开始实施单独二胎政策,其他省也陆续开始实施这一政策。中国人口政策的走向再次成为各界关心的热点话题。&
  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文献多从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分析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发展趋势、未来走向与调整方案。但从公共管理视角来研究生育政策的相关文献较少。我们认为,在公共管理视角下对中国人口政策问题进行梳理,对各方观点进行分析,一些问题就不成其为问题,许多争论就容易平息,为下一步人口政策的走向提供决策参考。&
  一、对计划生育政策的争论&
  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以来,两种相互对立观点的争论就没有断过。&
  1.持续实行从紧生育政策的观点&
  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官方人士或有官方背景的学者,他们认为只有进一步减少人口,才能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李小平研究员认为“人口负增长前绝对不应放宽现行生育政策”。他还认为“中国在人口政策上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并尽更大努力鼓励更多的家庭只生一个孩子,以加速实现人口零增长的进程。”他在接受《国际金融报》采访时表示:“放开二胎政策,百害而无一利。”&
  中国社科院程恩富教授一直主张在人口尚未收缩到适度规模(5亿人左右)以前,应坚持不懈地推行“一胎化”政策,他的观点在2010年发表的“先控后减的‘新人口策论’”一文中阐述得比较系统。文章充分肯定30年来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所取得的成就: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降至现在的1.8左右,到2005年全国累计少生4亿多人,资源和环境压力得到有效缓解,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他的“先控后减的新人口策论”主要观点是:不断增加的中国人口总量,正在逼近国内主要资源和国内生态安全所能承载的极限;只有严格实行“先控后减”(总人口先控制在15亿左右,后逐渐减至5亿左右)的人口调控政策,才能有效缓解我国社会主要经济矛盾和巨大就业的压力,才能实现人口素质的较快提升,真正实现高标准的共同富裕和科学发展目标;所有城市均不宜推行独生子女结婚可生二胎的政策;要像1980年中央决定实行“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那样,通过各种措施,尽快大力推行先控后减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新政。&
  2013年初,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翟振武教授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表示: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不会根本改变,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压力沉重的局面不会根本改变,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持续紧张的状况不会根本改变,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长期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道路。&
  2.持取消或放开计划生育政策观点&
  近十几年来学者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呼吁放宽或放开计划生育政策的人数比较多。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叶廷芳等29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提案,要求尽快停止独生子女政策的执行,这一提案在社会上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全国政协委员、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玉庆认为,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比较突出,人口红利也到了一定阶段,这一政策可以在城市逐步放开。他认为,放开二胎政策不会导致人口暴涨。  北京大学穆光宗教授指出,“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他认为:全面放开二胎政策能够满足一些家庭被压抑的生育意愿,有利于从政策的层面减少“风险家庭”的产生,确保年轻家庭发展的安全性,缓解一胎化带来的人口亏损、人口萎缩、人口失衡的风险。南京大学陈友华教授认为:中国目前最突出的人口问题已经由人口数量过多转变为人口结构不合理,一方面是人口老龄化加速,一方面是生育率下降过快,性别比严重失调,独生子女政策还导致了家庭的高风险。&
  近两年,几位呼吁放宽生育政策的代表人物在大陆出版了相关著作,如:何亚福的《人口危局——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梁建章、李建新的《中国人太多了吗?》,刘忠良的《大国危途——民族兴衰与人口政策再思考》,王广州、胡耀岭、张丽萍的《中国生育政策调整》;李建新的《中国人口之殇》,曾毅、顾宝昌、梁建章、郭志刚的《生育政策调整与中国发展》。&
  特别要提到易富贤的《大国空巢——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他认为,人口的再生产与物质的再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两大基本支柱,应该停止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这两年他在国内多所高校讲台上阐述他的立场。2010年11月11日他在光明网发表的“停止‘计划生育’刻不容缓”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基本要点是:1980年中央的《公开信》明确提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2010年距1980年已经三十年了。停止计划生育时机已经成熟,应该利用好三个天然台阶(《公开信》发表30周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制定十二五规划),如果错过了这些天然的台阶,今后将很被动。文章认为,劳动力是国家的“精气”、核心竞争力。人口拐点其实也是社会危机的拐点。在人口危机拐点之前,什么都不会发生;但是在拐点之后,什么都可能发生。并且中国不但是未富先老,还有光棍危机。尤其是中国计划生育是强制性的。人口危机露出了冰山一角,现在还来得及将民意压力转变为调整政策的动力,在政府的主导下应对今后的人口危机。这是化“危”为“机”的最后机会,是以应付小危机的代价来缓解今后的大危机。今后几年人口危机全面爆发,而如果计划生育这一政策没有改变,人口危机所激发的政治破坏力将是巨大的,政府将很难掌握主动权了。文章还认为:中国人口政策的方向是鼓励生育。与其半遮半掩地用各种方案过渡还不如大大方方地停止计划生育。停止计划生育有一些问题,不停止计划生育问题更大。&
  在2013年下半年国家决定放开单独二胎以后,很多一直坚持放宽生育政策的人鼓励国家应该迈开更大的步子。比如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赖明勇在2014年3月7日起草的“关于加速人口政策改革,全面放开二胎生育”的议案在湖南团很快达到30人以上的连署,和他起草的“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建议”一起,已经上交到全国人大。&
  上述对立双方的观点中有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持从紧政策一方认为:中国现在取得的各方面的成就,计划生育政策功不可没,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后还要长期坚持下去。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显示出了巨大的成效,有统计称,“年间,由于实行计划生育,全国少生了约4亿人,出生率下降到1.8%,为家庭以及国家节省了74000亿元抚养费。”现在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计划生育政策功不可没;持放宽的一方认为:出生率下降到远不到1.8%,事实上已经很低了,现在出现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实行从严的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再不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将产生严重的后果。现在存在的社会问题主要是计划生育政策没有及时地按照人口出生率的变化及时调整造成的。(来源:光明网2014年9月9日)&
  中国“人口禁区”的叩门者——专访梁建章&
  三年前,从美国回国不久的梁建章开始尝试着和众人探讨“中国人太多了吗?”的问题。而现在,他则可以大大方方地呼吁,“中国人可以多生!”&
  一个“?”一个“!”两个标点符号的变迁,折射出中国社会对人口问题,由禁区、误区,到开放、纠偏的过程。&
  2014年8月,梁建章再版了他于2012年4月出版的《中国人太多了吗?》一书,书名改为《中国人可以多生!》。&
  三年时间,越来越多的民众对中国人口问题的态度,逐步从无知,变成惊讶,再转为担忧。&
  而这三年,梁建章也重返携程CEO之位,收拾旧山河,应对全新挑战,实现二次创业的商界历程。&
  在人们更多关注的携程商战传奇背后,作为人口经济学家的梁建章还在思谋如何让公众、让决策者摆脱“中国人太多”的思维窠臼。游走在两个角色、两个江湖之间,梁建章的“携程”、“人口”之路都走得惊心动魄。&
  2014年8月28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2014人口与城市化发展论坛”召开。这是梁建章与博士后导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o贝克尔(Gary Becker)在一年多前筹划的事情。如今,恩师不再,但关于中国人口与经济的话题梁建章仍在努力突围。&
  来自中国的质疑者&
  财新记者:观察你38岁前的人生——13岁被称为电脑神童,会用电脑作诗, 15岁就读复旦大学第一届少年班,20岁在美国获得硕士学位,随后加入硅谷著名软件公司甲骨文,1997年回国,1999年创办携程旅行网,2003年携程在纳斯达克上市,一直到2007年赴美攻读博士学位,似乎都与人口毫不搭界。是什么时候,因何机缘,你关注起了人口问题?&
  梁建章:携程在纳斯达克上市后,事业进入平稳期,自己还年轻,而且上学时跳了几次级,感觉读书不够,于是2007年决定去美国。&
  刚到斯坦福时,我也不知道该学什么。负责录取的教授也不太相信,一个中国老板能够静下心来研究学术。唯一打动他的理由是,“以前是复旦大学少年班的,数学与计算机还不错。”&
  正因为比较喜欢数据、逻辑,我最后选择了经济学。当时的博士导师正是美国人力资源经济学权威Edward Lazear。我的研究方向确定为创新、创业。在分析了许多国家的数据后,我发现,创新、创业与人口结构有很大关系。&
  最直观的例子是美国和日本:美国百分之七八十的公司都是最近二三十年由最年轻的企业家创办的,甚至开创了整个行业;而日本,老的企业虽然也在不断申请专利,有一些微创新,但却被美国新兴公司颠覆,现在都面临困境。&
  我专门去了日本多次。有一次,我带领携程高管去拜访一家日本同行公司,发现虽然两家公司规模差不多,但我们的高管都是30出头的青年人,而对方都是60岁左右头发灰白的老年人,难得走过一两个年轻人,都是秘书和助理。&
  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进入老龄化的国家,企业员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二三十岁为主、三四十岁为主,从90年代直至现在,都是四五十岁、五六十岁的人为主。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日本的经济活力、创新活力和经济增长率就一直非常低迷。&
  斯坦福毕业后第一年,我在芝加哥大学做博士后研究,跟随加里o贝克尔正式研究老龄化和创新、创业。&
  财新记者:你的研究如何与中国牵上了关系?&
  梁建章:在研究中,我逐步发现中国有很大的问题。首先是数字不对。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当年生育率仅1.22,但官方却还在报1.8。不可信的是,1.8这个数字维持的时间很长。任何国家在这种收入大幅增加,城市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都会经历生育率大幅下降的情况,中国不可能特殊,因此,这个数字肯定是需要质疑的。&
  在写毕业论文期间,我开始与中国的学者接触,像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赵耀辉教授等,他们告诉我中国的生育率已经很低。后来还有一个数据,就是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2010年的生育率仅有1.18,即使考虑到15%的漏报率,生育率也不过1.4;而国家统计局2010年人口调查,生育率不到1.1。&
  这个数字比较可怕。它意味着中国未来面临的是人口萎缩而不是人口爆炸。就像日本,未来几十年,中国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将拖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财新记者:你师从加里o贝克尔教授,很不幸他于2014年5月去世,他对你研究中国人口问题有哪些影响?你的哪些观点或者著述得到他的赞赏?&
  梁建章:年,我于芝加哥大学读博士后,在加里o贝克尔教授的指导下做人口政策研究工作。他非常乐于帮助年轻学者,我在人口政策改革方面的思想、观点,就是在和他多次交流后逐步形成的。他非常关心中国的人口政策问题,并且在“中国急需放弃计划生育”这个观点上,立场鲜明地声援我们的人口政策呼吁,并在多个场合推荐我有关老龄化社会有碍创业活力的最新研究。&
  加里o贝克尔教授非常关心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的社会和人口问题。他会经常询问一些中国的情况,特别是中国的贫富差距、教育、生育等社会问题。有一次,在他家里喝茶时,他问我:“中国是不是来不及建小学?”我说:“不是,城市里很多小学都关了。”当时他就直言,既然有足够的教育资源,中国就不该施行一胎政策了。他的逻辑很简单:只要有能力培养人才,就不应该刻意减少人口。因为对所有国家来说,人力资本是最宝贵的。后来我才知道,他当时认为中国还有1.8的生育率。&
  如今,虽然他不在世了,但他的学术成果、理念和精神仍将光照后人,我继续推动人口政策改革的决心更加坚定。&
  “人口禁区”的叩门者&
  财新记者:2012年,你回到中国,看到现实中的情况是怎样的?&
  梁建章:回国后我开始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做研究教授,接触到更多的中国学者,对中国的低生育率问题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我认为,中国计划生育成本太高了。当时一个北大的同事,想生第二个孩子,但会因此失去工作,他就不生了。我觉得这样粗暴干涉他人私生活,太不合理了。&
  财新记者:这是不是和你刚回国不太适应“国情”有关?政策就是这样规定的,甚至很少有人觉得不合理了。&
  梁建章:确实,当时这个问题没有太多人关注,可没人关注并不是因为这件事情不重要,而是真相被蒙蔽。首先是舆论上不让讨论。2010年在撰写博士论文期间,我自己写脚本并拍摄了一部讲人口趋势的纪录片。后来给了新浪网视频,点击超几十万次,但播了没两天就被拿掉了。当时我还想出书,写点东西,可人口话题就是不让公开讨论。这很危险,99%的人可能都不知道真相。&
  整个社会观念偏差很大,都认为人多是个问题,但理由根本站不住脚。这些所谓理由,大众不是一下就能明白,经济学家是一说就通,可他们又不太关注这件事。因为他们得到的信息是中国生育率为1.8,虽然已经比维持人口正常繁衍的更替水平低不少,但还不算太低。这就形成了一个僵局,一定要有人把它捅破。&
  财新记者:政府部门坚持说生育率为1.8是什么原因?&
  梁建章:很简单,如果说是2点多,那说明它的工作没做好,如果是1.3或者1.4,那就不需要它了嘛,所以这个1.8就维持了10年,现在报给联合国的数字还是1.6-1.7,稍微降了一点儿。&
  财新记者:那你如何打破这个僵局呢?&
  梁建章:形势紧迫,我觉得自己能做一些别人做不了的事。一是作为一个企业家,声音比较响一点,大家可能比较愿意听;二是有学者的身份和背景,有些独特的研究,能把问题讲得比较清楚。所以我非常愿意推动这个事情。&
  2012年4月,我和北京大学人口学教授李建新合著的《中国人太多了吗?》一书出版。书名一开始定的是《中国人可以多生》,但不让用,改呀改呀,改了半年多,也只有一个出版社愿意出。&
  不过,这毕竟是中国大陆第一本正面批评计划生育政策的书,标志着对人口政策的讨论终于不再是一个禁区。在此之后,直接批评计划生育的各种书籍、文章和媒体采访,逐渐多了起来。&
  财新记者:你有两个微博账户——一个是梁建章-关注人口问题,目前有61万粉丝,发了1083条微博;另一个是携程梁建章,有粉丝7.8万,发了52条微博。很明显,在人口问题上,你的微博“营销”更给力,也更受关注。&
  梁建章:微博对我们人口思想的传播很有力。在这方面,我是花了一些工夫的。微博上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包括任志强、潘石屹,我都去一一拜访。我发现,他们对人口问题了解得更少,而且还有很大的误区,比如城市里的人少生了,但农村的人还会生很多。其实这也是假象。我把自己的书送给他们,发现他们逐步转变了观念。&
  另一个重要的人群是经济学家。三年前,即使是经济学家,认同我观点的也不多,一是他们不知道中国生育率有多低,二是他们更关心短期问题。&
  那时唯一已经关注这一领域的经济学家就是茅于轼,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影响其他的经济学家,像陈志武、许小年教授等,都开始慢慢认可,并逐渐地坚决支持我们。&
  财新记者:于是有了一次比较成功的上书?&
  梁建章:是的。2012年11月20日,我联合茅于轼、许小年、陈志武等三十多位主流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共同发起一份签署建议书,呼吁新一届国家领导人尽快停止计划生育政策。&
  以前有过另外的呼吁,比如一些法学家从人权角度呼吁,而这次是这么多主流经济学家第一次发声,还是引起不少关注。虽然不能希望官方有什么正式的反馈,但确有影响。此外,在光华管理学院这边,我也写过一些正式的内参,但不知道有多大作用。&
  财新记者:不管怎样,这样的声音越来越多,禁区就越来越少,真相离人们也越来越近。&
  梁建章:从媒体开放程度来看,人口问题越来越可以公开讨论。三年前好几次电视台讨论人口问题被计生委叫停,不过后来发现我们可以不予理睬,继续做,更高层并没说不可以讨论。就这样,公开讨论的门推开了,其实可能门并没有锁,或者锁在某个时间已经被打开了,只是需要有人去推一推。&
  人口常识的传播者&
  财新记者:你就是那个愿意去推一下门的人吧。这些年,你抓住一切与人口相关的事件,及时发声,像2013年张艺谋“超生”事件,河北“超生”父亲自杀事件,以及今年北京等特大城市提出严控人口等,都引起广泛关注。你觉得自己像不像一个布道者?&
  梁建章:我愿意做一个人口科学的传播者,以及中国人口政策变革的推进者。热点事件吸引眼球,也是我们抽丝剥茧,纠正人口认识误区的重要时机。&
  2013年5月上旬,著名导演张艺谋涉嫌“超生”一事被媒体热炒。对此事件,我们剥离出的第一个认知误区是社会对生育率的高估。我们指出,假想全社会生一胎、二胎、三胎的家庭各占1/3,此时家庭平均生育孩子数是2,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2。但每6个孩子中,来自一胎、二胎、三胎家庭的孩子分别是1个、2个、3个,独生子女仅占全社会孩子的1/6,来自三胎家庭的孩子却占到一半,给人感觉是到处都是超生孩子。这个例子意味着,只有当人们感觉三孩四孩很普遍时,生育率才能勉强达到更替水平。&
  同样的问题也呈现在河北“超生”父亲自杀事件中,我们称,中国社会对“五孩家庭”如此大惊小怪恰恰说明,在极端思维的影响下,中国人对生育状态的感知已远远偏离了维持民族繁衍所需的正常观念。&
  最终,张艺谋夫妇缴纳了高达748万余元的“社会抚养费”,对此,我们撰文称,荒唐的社会抚养费,是时代的悲哀,是中国的耻辱。在社会养老体系下,父母是养育孩子的付出者,但孩子将来支撑的却是整个养老体系,所以说多生孩子是利国利民的行为,尤其在中国生育率如此低下的当下。对多生者征收社会抚养费违背了最浅显的经济规律,也颠倒了正常社会该有的养育观念,让人们觉得多生孩子是自私自利,是占了国家的便宜。&
  财新记者:除了社会热点事件,你们还系统地阐述了低生育率威胁国家安全、全面放开生育与自然资源、与城市病等方面的问题。&
  梁建章:确实,在中国的人口问题上误区太多。比如最常见的是,“中国资源不足以支撑这么多人口”的说法。中国多数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的确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少有人分析,世界资源分布极不均匀,少数资源丰富国拉高世界平均值,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均资源都要远少于世界平均。在耕地、森林、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等重要的自然资源上,中国的人均占有量都处于世界中间甚至靠前的位置。以世界人均为标准来认定自己人口太多并限制生育完全是削己足适他履。更重要的是,经济越发展,自然资源的贡献相对来说是越来越小,而人的价值越大,限制生育根本是本末倒置。&
  财新记者:进入2013年之后,人口政策即将调整的传言已经广泛流传。到了2013年11月,终于推出了开放“单独”二胎的政策。这是三十多年实行“一胎”政策以来的首次重大调整,当时你的反应是什么?&
  梁建章: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变化,但同时也令人失望,因为改革的步伐仍然太小、太慢。政策出台当天,我们即撰文《放开单独二胎对生育率恢复正常杯水车薪》,指出,中国早已陷入低生育率陷阱,即使全面放开甚至鼓励生育都难以走出困境。&
  此后,我们一直关注着单独二胎放开的实际生育情况,到2014年7月,国家卫计委在相关新闻发布会上称,截至5月31日,全国提出再生育申请的单独夫妇共有27.16万对,已批准的有24.13万对,仅占符合条件的单独夫妻数量的2.5%。此前,国家卫计委预测“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全国每年新增出生人口约200万。现有数据表明,新增出生人口数远低于预期。其实,真正需要担心的不是放开后出生人数的短暂反弹,而是由于生育旺盛期的女性数量将急剧萎缩,导致几年之后新生儿数量再现1990年代那样的雪崩。因此,现在政府不仅应该全面放开生育,而且必须认真研究各种鼓励生育的奖励政策,加大鼓励生育的宣传力度了。&
  财新记者:今年北京等特大城市提出要严控人口,你提出了哪些质疑?&
  梁建章:我们从城市规模、城市管理、城市发展的角度分析指出,所谓北京人口太多达到资源极限的说法并不成立,北京目前大城市病的主要原因是规划和管理水平落后。而在长期的计划生育宣传下,人们早已习惯把人口当分母,只要一听人均更低、自给率不高,紧接着的反应就是人口太多。在这种下意识反应之下,制定不公平、损人又不利己的反人道的限制性政策也就顺理成章。然而,很少有人去反思过去的规划为何会屡屡失误,以及该如何制定更合理的规划。在把人口当成洪水猛兽的观念下,各种问题都被归咎于所谓的人口失控,其实掩盖了问题的真正症结,更加不利于问题的有效解决。&
  财新记者:凡此种种,你的努力有效果吗?你对未来中国人口政策的改革路径有什么预期?&
  梁建章:三年前我开始做的时候,可能社会上只有1%的人是认为计划生育是错的,现在可能到了20%左右,在精英阶层可能到了百分之六七十,这就是非常大的进步。什么时候做到50%的大众,80%的精英认可,中国的政策就可能会调整,因为民意是基础,而且生育问题上既得利益的人相对较少,比较容易推动。&
  现在的决策层应该还是没想太明白。放开单独二胎步子这么小,说明他们还是担心一旦放开,会生很多。其实,只要让大家公开讨论,公布真实数据,这个事情会越辩越明。&
  我预测,生育政策的彻底放开用不了太长时间。三年,应该够了。(来源:财新网2014年9月9日)&
  美国:单身人口增至成年人口半数以上&
  自美国政府于1976年收集此数据开始,单身美国人首次构成成年人口的半数以上。&
  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月度就业市场报告数据显示,8月约1.246亿美国人为单身,其中50.2%为16岁或以上。该比例自2013年初一直略低于50%,7、8月份略高于50%。1976年,该比例为37.4%,自此一路上升。&
  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 亚德尼在一项报告中称,单身比例增长至超过50%是值得注意的,亚德尼研究公司总裁称,这一增长“对美国经济、社会和政治具有影响”。&
  亚德尼称,单身者——尤其是年轻的单身者更可能租房,而非购买自己的住房。独身主义的年轻单身者不太可能生育子女,这些人可能与拥有成年子女的年长者结婚。这将影响这些单身者的消费数额和购买条目。(来源:美国彭博社2014年9月10日)&
  印度:计生办称人口未失控 重点是用好人口红利&
  2014年,印度人口达12.48亿,预计到2030年达到15.3亿,超过中国,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义为“人口控制失效的典型国家”。近日,《环球时报》记者走访“印度计划生育协会”,了解印度人口控制与发展情况。&
  印度人口失控了吗?&
  印度计生协会创立于1949年,是世界计划生育联盟创始会员之一,目前在全印度有40多家分支机构。“我们不算政府机构,却一直在承担政府在计生方面的各种工作,包括制订人口计划,落实生育政策,开展优生优育教育,组织宣传活动等”,印度计生协会外联部主任斯昆迪让·耐尔先生说,“我们工作很忙,就像你看到的,从为某个妇女解决具体问题,到评估每一个邦的人口比例,都是我们的责任。”从实干角度讲,或许印度计生协会比印度总理挂帅的“计划生育委员会”更为重要,后者仅成立十多年。&
  “你认为印度人口已经失控了吗?”面对记者的问题,耐尔先生似乎早有准备。他列举出一串数据:印度只有1951年之前的10年里人口出生率在1.3%,之后经历过高于4%的增长,但现在回落到2.7%之下,即一个印度女性一生平均生不到3个孩子,出生率比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理想值2.3%略高,但“印度的人口仍在有效控制中”,耐尔说。&
  中国去年的人口出生率已降至略高于1.2%的水平,比中国高出不止1个百分点的印度仍很乐观?耐尔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他认为中国不得不面对出生率低带来的负效应,即用工不足和老龄化问题。耐尔说:“出生率低带来的问题在很多发达国家普遍存在,但似乎中国必须提前应对这一问题。”&
  面积只有中国的1/3,却要养活几乎等同于中国的人口,印度靠什么?耐尔似乎很不同意“人口爆炸”的说法,他认为中国和印度都不能称为“人口爆炸”,只有像巴基斯坦、尼日利亚等每个妇女平均生四五个孩子的国家才能称之为“爆炸”。印度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政府如何利用好人口红利,让占印度人口近40%的30岁以下青年人贡献出他们的力量。“如果这些青年人都能有工作,发挥出他们的才能,那他们不但不是负担,而是让印度成为世界头号国家的决定性力量”,耐尔有些激动地表示。&
  难改“生女儿赔钱”观念&
  对于性别失衡问题,耐尔坦承,新德里官方公布的男女性别比为,即每出生1000名男婴,仅有749名女婴诞生。这在新德里这样的大城市是不可想象的。&
  据了解,印度社会一直持有“生女儿赔钱”的传统观念。不管是印度城市还是乡村,娶媳妇的嫁妆钱全部由女方家庭出,而且是出得越多越有面子,女儿将来在婆家才更有地位。在此观念下,印度家庭可以说是女儿越多,将来花销就越多,因此很多家庭逼迫儿媳一定要生出儿子,很多不富裕家庭就此走上了做B超堕胎女婴甚至是女婴出生后还将其杀死的犯罪之路。&
  男女比例失衡给印度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印度时报》曾撰文分析称,近年来印度频发的强奸案不得不说与男多女少有关,有些印度乡村甚至还在执行兄弟共用一妻的土政策。另外,社会偏见对女性就业影响很大,很多用人单位不招收女工,而另一些单位却又招不到女工。拿最近新德里警界筹建的妇女救助中心来说,该中心的设立就是因为新德里女警数量过少,以至于近年强奸案频发后,没有足够的女警来处理做笔录及安抚工作。&
  但耐尔表示,让印度人真正意识到性别平衡对社会的重要性很难,在印度北部很多地方,家里男孩的数量是家族显赫与否的标志。由于印度宗派众多,种姓结构复杂,每个宗族都看好人多力量大,希望计划生育是别人的事。不过什么事都有反例,在印度南部某邦,一直有尊崇女性的传统,从上学到就业以至从政,女性都优先,造成当地女性人口甚至多于男性。&
  对印度计生协会来讲,保障妇女的生育权是其工作重心。记者在协会大楼看到,虽然这里的设施相对简陋,但各项卫生服务项目很健全,而且很多项目免费或收费很低廉。据耐尔介绍,协会每年都会有定期的下乡宣传及问诊活动,也会联合各地的社团开展计划生育普及教育,还会对计生目标完成得好的地方及家庭予以奖励。虽然奖品并不贵重,大多是洗衣机、自行车之类的生活用品,但协会能长期坚持下来并不容易,毕竟资金大多来自企业捐赠。从印度计划生育协会的组成人员看,志愿者也占很大一部分,他们很多人是印度高校的学生。&
  “节制生育”令政府噤若寒蝉&
  “想要女人少生,除非让她上学”,印度社会流传的这句话一语道破计生问题面临的困难所在。目前印度女性识字率不到40%,是发展中国家洲部分国家以外的最低水平。&
  其实,印度政府早在1952年就提出“人口控制计划”,上世纪70年代还采取过严格的生育政策,一个月内迫使400万人做了绝育手术,但该政策遭到强力反弹,很快便告夭折,强推该政策的国大党政府也在大选中下台。此后,各届新政府对节制生育的议题无不噤若寒蝉。&
  耐尔表示,今天的印度政府再也不会用极端方法来控制人口,实践证明,教育和科技手段是行之有效的。他拿出一个统计小册子给记者看:印度西南部的喀拉拉邦人口出生率常年保持在1.5%左右,主要原因是当地妇女识字率达95%。“那里的人知道孩子多带来的负担,并且知道如何避孕”,他说。&
  目前,印度各邦自主实行计划生育,有些人口基数大的邦规定公职人员子女不得超过两个,有些邦则在职位晋升、住房补贴、奖励旅游方面鼓励人们少生、晚生。一些国际组织长期资助印度,帮助购买计生用品,但印度计生协会调查发现,这些努力成果有限,很多计生用品至今仍堆在仓库里。在该协会看来,注重教育,特别是对妇女的教育才是关键。&
  在印度,有一定知识及文化水平的家庭孩子基本上不会超过两个。来自新德里的莎玛尔是一家商贸公司经理,他的妻子来自较富裕家庭并受过良好教育,他们家只有一个上小学的儿子。莎玛尔的妻子对记者说:“结婚前我就跟丈夫有约定,只要一个孩子,现在我们过得很好。”&
  像莎玛尔这样能娶到知书达理女性的印度人毕竟是少数,2011年的数据显示,印度65%的妇女仅会写自己的名字,对她们来讲,命运更多是被安排的。在新德里做水果生意的普拉迪普有两个妹妹,都没上过学,普拉迪普平时要打3份工来支撑这个家,并努力帮妹妹找个好人家。“能生孩子的女人在婆家地位高,这在印度是不可能改变的,我可不想哪天她们被赶回来”,他说。&
  印度女性受教育的现状并不乐观。印度社会问题研究所女性权益专家莎拉对记者说:“计划生育不仅是印度计生部门的事,更不仅仅关系到女性权益。印度人口的基数已经很大,而且又不能采取极端的人口控制措施,这就要求政府一方面扩大就业,激发印度现有人口的活力,另一方面扩大基础教育,特别是保证女孩的入学率,不能再只强调精英教育了。”(来源:《环球日报》2014年9月12日)&
  日本:高龄人口再创新高 占总人口1/4&
  9月15日是日本的“敬老日”,这个国家的高龄人口再创新高。日本官方新近公开的数据显示,日本65岁以上人口比去年上升了0.9%,增加了111万人,达到3296万人,创历史新高。其中男性为1421万人,女性为1875万人。与此同时,75岁以上人口已上升到全国总人口的12.5%。2013年日本的总人口是1.273亿,也就是说,现在每4个日本人就有1个在65岁以上,每8个日本人就有1个在75岁以上。&
  数据还显示,去年高龄就业者为636万人,占15岁以上就业者的10.1%,连续10年增加。这些都刷新了最高纪录。(来源:&《中国青年报》2014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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