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同胞们，不要问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全世界的公民们，不要问美国将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我们共同能为人类的自由做些什么。”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美国第35任总统。他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也是首位信仰天主教的总统。1960年11月，时年43岁的肯尼迪以极微弱多数当选为美国总统。但在他就任后，得到了绝大多数美国人的支持。　　肯尼迪是一个有着良好知识结构的总统，懂得新闻、军事、外交，还有经济。学过经济学的他不但有着敏锐的目光和灵活的头脑，也非常善于在实践中学习。在他的周围集聚着美国历史上可能最有学识、最有发言权的一批经济学家，他不仅善于听，更善于决断，在经济建设方面有着独到见解。在肯尼迪就职后的四年里，美国经历了这个国家的现代史少见的时间长、势头猛的经济发展。在这四年里，商品和劳务供应的增长超出了先前的八年。1960年，国民经济增长率不到3%，而年三年的平均增长率则几乎比这一水平提高了一倍。到1963年年底，美国国民总产值达到创记录的1000亿美元，增长率为16%，为275万多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同时劳动收入也有了创记录的增长。在他之后，只有克林顿可以与之相媲美。　　在他3年不到的总统生涯中，肯尼迪总统处理了一系列重大危机，如“古巴导弹危机”、“柏林危机”以及与前苏联签署了《核禁试条约》，相对缓和了美苏两国的冷战紧张对峙。在国内方面，肯尼迪做出的许多决策都没来得及完成，但在他的任期内，美国的太空计划获得了重大突破，为美国赢得了全世界的声誉。　　1、才华横溢积极乐观肯尼迪短暂的人生富有传奇的色彩。在成为总统之前，他不仅做过鱼雷艇艇长、国会议员，还是优秀的新闻记者和畅销书作家。肯尼迪23岁时就出版了《英国为什么沉睡》，并很快成为畅销书；而他在1956年出版的《英勇的人们》则成为了一部历久不衰的畅销书，译成了好几十种文字；而他一生中受到的最使他高兴的荣誉则是1957年获得的传记奖“普利策奖金”。对于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领导人，后人不禁感慨地说，创造了那么多历史的美国总统中没有几个人具有象他那样的历史意识或写作才能，也没有几个人乐于象他那样开诚布公，他不仅能够客观地估量自己的行为，而且深切地关心着未来的历史学家和当代的选民会怎样估量他的行为。肯尼迪曾打算一离开白宫就写回忆录，人们相信那将是像丘吉尔的二战回忆录那样精彩的巨著，但遗憾的是，历史没有给他成为畅销书作家的总统的机会。　　在二十三岁时，肯尼迪把受人高度重视的大学四年级论文扩大篇幅，写成了一本出色的书。英国何以沉睡，就那个国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缺乏准备，作了条理分明、很受重视的分析。他写信给父亲说他在那篇论文上所花的工夫“比我有生以来在任何工作上所花的都多”。在三十五岁时，他继续广泛地阅读历史、传记和政治学著作。但他对抽象的理论没有多少兴趣。他主要探索可以作为依据来采取行动的真理和可以在其职务上使用的一些观念。　　肯尼迪对自己接受的高等教育很自负，但并不认为所有的智慧都集中在哈佛或东部的其他学校。他以总统的身份接受耶鲁大学的名誉学位时曾经说：“现在我已获得教育领域内两个最好的东西——耶鲁的学位和哈佛的教育。”同时，他对被选入哈佛大学校董会感到很光荣，因为没有几个天主教徒曾被选入。1955年他未被选入校董会，对一个习惯于胜利的人来说是一个令人失望的新经历。不过他在选择他的参议院和白宫的助手时，并不考虑他们是在哪里接受的教育。他认识到自己的名牌大学出身并不总是一笔政治资本。　　显然，肯尼迪的强烈的自我实现的意识，对行动的渴望，对高标准行为的追求，坚强的取胜意志，不仅迎合了年轻人的口味，也成为鼓舞这个国家不断走向强大和文明的力量，并使无数人牢记着肯尼迪中俄关系名字。肯尼迪艺术中心、肯尼迪学院、肯尼迪号航空母舰、肯尼迪航天中心……都是为纪念他而命名的，既“记载”着他的业绩，也承载着人们的理想——追求文明、追求实力、热爱艺术、向往蓝天。在某些地方，甚至连肯尼迪的名字都获得了如此的魔力：有一位在刀片厂当库房管理员的约翰，F.肯尼迪曾经两次当选为马萨诸塞州的司库，他不过是把自己的名字写到了候选人的名单上。　　在很小的时候，肯尼迪的父亲就迫使他去竞争，除非取得第一名，否则永远不要满足，这使肯尼迪一生都富有战斗力和豪迈的气概。即便在困难重重的时候，肯尼迪仍能给华盛顿和整个国家带来希望和冒险的情绪，在苏联登月成功之后，肯尼迪提出，美国必须在“这片新的海洋中扬起风帆”，必须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太空旅行国”。最后，美国终于在月球上击败了苏联。1963年在达拉斯准备发表的那篇演说稿中，肯尼迪这样写道，“如果我们强大，我们的实力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言论。如果我们软弱，我们的言论也毫无帮助。”这也正是肯尼迪所追求的“重要的是争取第一”的理念，对后来的美国总统有着很大的影响。　　2、重视人材不拘一格1960年11月，时年43岁的肯尼迪以极微弱多数当选为美国总统。　　在离肯尼迪就职前仅仅七十二天时，他着手拟定了一份全新的政府人选名单。美国政治没有规定在野党应组成“影子内阁”，并且肯尼迪的工作人员和顾问们也不等于影子内阁。他在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时候，并没有对民主党的任何领导人承担义务。在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他动员了一个竞选班子，筹集了一笔竞选经费，也没有答应以任何职位作为报酬。在他自己心里，他甚至也没有对任命职务的事作过任何盘算。竞选期间，肯尼迪坚决地抵制了记者们和史蒂文森的支持者们想说服他透露出国务卿人选的种种努力。他说，那样做是不适当的、是冒昧放肆的，而且回想到杜威在1948年所作的相反的决定，这更是不必要的对命运的挑战。他感到（尼克松也采取了相似的立场），过早地宣布人选只会把两个总统候选人之间的问题搅混。与此相反，他把全部时间和注意力都集中在赢得这场选举上。新闻界能够而且确实对肯尼迪可能组成的内阁进行了推测，但是他们从这位候选人那里既未得到任何帮助也未得到任何暗示。　　因此，当年大规模搜罗人材的工作于11月10日开始时，他的选择并不受到任何明确的政治义务或竞选诺言的限制。在此后的五星期里选定了来组成肯尼迪正式内阁的十名部长，至少可以从五个方面反映出肯尼迪并没有受到任何政治限制。　　肯尼迪认识到，他在种族隔离主义者、反天主教的人们和农场主中没有得到什么选票，但他并没有因此就任命他们中的任何人入阁，就象他不愿仅仅为了装点门面而任命任何一个妇女或黑人为阁员那样。　　虽然很明显，如果他的内阁阁员都是天主教徒，那他将会感到关切，但是他在选择阁员时并没有考虑到宗教问题。　　肯尼迪需要的是一个人材内阁。他在搜罗最优秀的人材的过程中，受到了一些限制和压力。还有时间因素造成的种种压力。安排新政府人选的过程既是漫长的、审慎的，又是艰苦的。　　但是就最高一级的三十至五十个职位而言，大部分工作和所有的最后决定都归肯尼迪负责。他亲自会见了几十个人，研究了另一些人的著作和资历，并同全国各地通电话去核对情况。他总问道：“你知道点这个人的情况吧？”“你对他熟悉到什么地步？——他是不是就好说上许多空话？”他在衡量人材方面具有一种非常出众的本能。他还很幸运地具有个人的魅力和劝说的本领，使他能够把人材吸引了来，争取到他的旗帜下，指引他们为祖国服务。　　他认为避免选择任何不会得到参议院的确认或者不会通过保安审查的人比较好。但是他对于极右派热衷攻击的所有人物却是毫不踌躇地予以任命。其中许多人相互之间也是意见很不一致的：鲍尔斯、史蒂文森、艾奇逊、加尔布雷恩、罗斯福夫人、施莱辛格、凯南、波伦、尼采、邦迪兄弟、罗伯特·韦弗、默罗和门南·威廉斯。万贯家财的人并不能打动他，才智过人的人也并不使他害伯。当他那才气横溢的经济顾问詹姆斯·托宾最初表示犹豫，认为自己多少是个“象牙塔里的经济学家”时，当选总统回答说，“这没有关系，我多少是个象牙塔里的总统”，实际上，他所任命的重要官员里，学术界人士——其中包括十五个罗得斯奖学金获得者——所占的比重比历史上任何别的总统，包括罗斯福在内，所任命的都高——甚至比某些欧洲政府都高，在那里，知识分子只在级别较低的文官中人数众多。据说，他任命的官员所写的书，比总统在四年任期内即便以每分钟一千二百字的速度所能阅读的还要多。　　不过肯尼迪班子里的学术界人士大多数过去就有政府工作的经验，正如他任用的那些政治家和商人中有许多从前曾经是作家和教师那样。他需要的是既能思考又能行动的人。“能办事的有才能的人……有敏锐的判断力的人。”他所寻求的人品条件，大体上反映出了他自己所具备的品质：在思想观点上，重实际胜于重理论，重逻辑胜于重意识形态；办事精确干练；乐于学习和工作，勇于创新和改革；以及具有艰苦、耐久、富有创造性、富于想象力和卓有成就地进行工作的本领。　　他搜罗人材的工作是成功的。他所挑选的人大多数都抱着和他同样的思想，和他有着共同的语言，并把祖国和肯尼迪置于一切重大事情之上。他们是审慎正直的，甚至没有一点丑闻的嫌疑得以玷污肯尼迪内阁。他们象肯尼迪一样，全富有献身精神而又不感情用事，全很年轻而又经验丰富，全能说会道而又温和动听。这里并没有十字军骑士式的人物，也没有盲从者或极端主义分子，他们既非左派也非右派，而较接近于中间派。大家讲话都具有他们的首长所特具的那种低调的克制，然而他们同他一样都深信自己能够改变美国的航向。他们喜欢政府工作、喜欢政治、喜欢肯尼迪，并且完全信任他。　　终于得到任命的那些人，并不总是肯尼迪最先考虑的人选。虽然肯尼迪任用的企业家远比他的前任为少，但他还是在企业界仔细搜索，寻找一些能干的行政人员，特别是关于对外援助计划的职务。尽管肯尼迪坚持他手下的人员必须忠于他的哲学思想，但他留用的前政府官员和派到机密职位上的反对党党员全比八年前其前任所安排的要多得多。实际上，我很怀疑，在政党交替执政之际的任何新总统，在他初步任命官员时是否要表现出如此明显的两党合作色彩。　　这几百个官员的全部名单，从内阁级往下，将会表明并不是完美无瑕的。有些人的表现超过了总统的期望，有些人则未能达到他的期望。知名人士难得名副其实——有些人比较好，有些人则比较差。有些事例表明，恰当的人担任了不恰当的职务。但是作为一个集体而言，肯尼迪任命的官员是具有显著的高质量的，这反映出了他本人为组成一个真正的“人材内阁”所进行的出色的搜访。　　3、兼收并蓄力行节俭在约翰·肯尼迪就职后的四年里，美国经历了这个国家的现代史中时间最长、势头最猛的经济发展。在这四年里，商品和劳务供应的增长超出了先前的八年。1960年，国民经济增长率不到3%，这是他在竞选中经常谈起的一个要点。年三年的平均增长率几乎比这一水平提高了一倍。　　作为总统，肯尼迪能以其超人的才能吸收各种知识和提出各种适当的问题，这就大大弥补了他在经济方面的有限阅历。在他的周围集聚着美国历史上可能最有学识、最有发言权的一批经济学家。他认识到，经济学在他的各项决策中所起的作用，因而他总要请沃尔特·赫勒出席他在举行记者招待会前的早餐会和他向国会提出国情咨文前的准备会议。　　肯尼迪认识到他在经济方面面临着根深蒂固的呆滞局面，这种局面提出的问题比单从衰退走向复苏具有更加严重和更加长期的性质。就某种意义来说，他所遇到的问题同三十年以前罗斯福所遇到的问题很相象。　　约翰·肯尼迪的富有从未使他对别人的痛苦漠不关心，而在富裕中存在着的贫困现象也使他感到不安。他在新英格兰和西弗吉尼亚的经验使他比较善于用特殊的办法去解决特殊的问题——萧条地区问题、非熟练工人问题、低于法定标准的工资问题等。不过他认识到，对一般经济问题和特殊问题都必须予以处理。他对国会说：“在经济衰退时期，大规模的失业是很糟糕的，而在繁荣时期，大规模的失业则是不能容忍的。”　　为了促进工业现代化和刺激发展，肯尼迪政府在1961年建议由政府垫付新的机器和设备的商业投资税款的7%。这项建议在1962年获得通过。同时，政府还放宽了国内收入署关于机器和设备折旧的年限和计算标准，使各公司为了达到减税的目的，可以比以前快将近三分之一的速度把那种资产注销，井购置更多的替换生产设备。这种折旧办法的改革——长期以来是企业界提出的要求中的第一个项目，可是上届政府认为实行起来太难而把它放弃了——连同投资纳税的优惠加在一起（1962年使各种企业税款减少约二十五亿美元），等于给各公司减税11%。　　肯尼迪认识到，新的设备和机器既带来希望也带来威胁，带来的希望是较高的生产率，而带来的威胁则是日益增长的自动化。　　肯尼迪评论说，西欧的稳定的繁荣提供了证明，迅速自动化不一定会导致严重的失业。他指示他的经济顾问们使他经常了解欧洲政府的经济政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说：“我们希望，自动化并不是我们的敌人……我认为机器能够使人们的生活更舒适点，如果人们不让机器来支配他们的话……自动化能够提供一些新的就业机会，但是……这将需要劳资双方以及我们这些在政府中工作的人好好地开动脑筋。”　　不过即使肯尼迪是在经济衰退到达最低点时接任总统的，他对失业问题的攻击还是没有引起公众多少兴趣，这一点也是实在的。“百分之九十四的就业人员对百分之六的失业者不能再漠不关心了”，他与其说是尖刻地，还不如说是实事求是地这样说道、等衰退一过去，国会立即就会阻止实施他的经济纲领中的某些重大的项目，特别是关于不断地加强失业保险，以及关于总统在经济衰退时期有权降低税率和加速公共工程等规定。国会议员们赞同他的加强住房信贷和小型企业信贷、放宽萧条地区计划以及改进公共福利等提案。但是总统说，在我们这个富裕的社会里，重大的支出和改革总遭到“安于现状的人们”的反对。改变总是为一些人所喜欢，而为另一些人所不喜欢的。他自己的哲学已经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概括地说过：“如果自由社会不能帮助众多的穷人，就不能保全少数富人。”这种哲学他并不仅仅是对外国应用的。　　肯尼迪在贸易方面享有的权力比他的任何一个前任所享有的仍然要大好几倍，而且甚至在同欧洲开始一轮新的讨价还价以后——欧洲在1963年称之为“肯尼迪回合”，这使他多少有些不自在——美国的出口和出口顺差还是比过去的水平有显著的增加。然而，贸易对于解决国际收支问题只不过是一个长期的办法。共同市场降低它自己的关税壁垒是缓慢的，特别是在农产品方面，在这方面美国有着极有利的竞争条件。　　肯尼迪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都是一个真正的节约者。他就职后的两个主要任务是，恢复经济繁荣和维持国防开支。这两项任务都不能通过乱砍一个完全不充足的预算来完成。不过他认为，由于过多人失业而造成必要的赤字同无节制的花费所造成的赤字，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他不想允许后一种情况存在下去。他说，“在华盛顿，具有献身精神的人比比皆是。他们感到，政府的经费应该用在这个或那个目标上。”他打算弄明白这些目标是否就是他自己的目标。他使大部分计划项目的经费基本上没有动用，他对所有有关人、事方面的要求全表示怀疑。他乐意首先从白宫做起，削减庭园和勤务人员的费用，使开支降低下去。　　他亲自用冷静的目光仔细审查政府机构的各项要求，并且鼓励预算局长“不轻易批准”。总统和他的预算局长，在每项财政预算提交国会之前，总从各个机构的首长和各军种的首长所要求的总数中削减掉二百亿至二百五十亿美元之多（在削减各军种首长的要求方面，还由国防部长协助着）。实际上，对于增拨经费给真正的社会和经济福利项目的问题，他比他的前任更为坚定些，但是，通过增加邮资来降低邮政赤字，通过使剩余谷物和棉花不致付出较高的储存费用，通过把抵押契据和其他联邦财政资产出售给私人债权人，通过在邮局和其他机构增加自动化，通过卡车和汽油的增税把州际公路计划置于自筹资金的基础之上，通过要求各个机构紧缩其他费用，以承担相当于联邦政府增加工资所付出的将近一半的费用，通过控制人员数字，通过废除不必要的办事手续和机构，通过节余国会的拨款，以及通过把新的国内计划的费用控制在尽可能低的水平上等等，这样，到了1963年终于能够显示出，在他的三年任期内“国内民事开支”的累计增加数小于前三年艾森豪威尔的执政时期。在增加了新的计划和扩大了老的项目的同时，做到这一点确实是一大功绩。实际上，1963年1月提出的削减国内开支的建议，在过去十五年间只完成过四次。　　肯尼迪的赋税法案，最后借助于他的继任人终于制定为法律，这项法律颁布的前后，对美国经济带来了一个空前的发展时期，这项法案及其成果已成为约翰·肯尼迪在经济方面的智慧和政治方面的坚韧性的纪念碑。对于曾经长期支配这个国家的那些最为顽固的财政上的神话和恐惧心理来说，这座纪念碑标志着对它们的断然的否定。虽然国际收支逆差和保守的国会阻止他过分倚恃民主党惯用的更低的利息率和更高的预算案这种补救办法，但是他还是摆脱了陈规，开创了新的途径，从而打破了战后经济衰退的趋势。虽然我们不能说全国和国会在接受他的法案的同时也完全接受了他的哲学观点，但是他的行动比一代人的演说和讲学更能阐明一度被称为“沉闷的科学”的经济学。　　在制定这项法案的过程中，肯尼迪自己的思想不久就很起作用。他在一封给加尔布雷恩的信中要求就国际收支方面的一个特别问题提供资料，他要求提供“你认为适当的、尽可能多的技术性细节，而不要受到你在同一个非职业经济学家讨论问题时可能感到的那种限制”。对此，他还草草地加上一句道：“——但是，在哈佛大学拉斯·尼克松的指导下上过经济学课程的人，对经济学知道的可也真不少。”　　不管肯尼迪在经济学课程中学了些什么，他在白宫却接受了良好的经济学教育。作为一个具有其他重任的人，肯尼迪是一个好学生，而就整个国家来说，他是一个好老师。　　4、见解独到勇担重压前苏联于1957年抢先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之后，又于1961年把人类第一名航天使者送上地球轨道。从表面上看，前苏联在航天领域屡拿金牌，遥遥领先。这大大刺激了技术力量雄厚的美国人，美国总统肯尼迪惊呼：“我们落后了！”　　为了打破前苏联的航天优势，日美国总统肯尼迪批准了航空航天局的登月计划，并在国会上大胆地提出了在1970年以前先于前苏联把人送上月球的任务。肯尼迪以一种历届美国总统都没有的坦率态度警告美国人民，除非他们具有跑完全程的毅力，否则就不要接受这项任务。这项任务就是后来以希腊神话中太阳神的名字命名的著名的“阿波罗”载人登月探险计划。　　为研制大型运载火箭，著名的火箭专家布劳恩及其4人小组划归国家航空航天局。政府同时为“土星——5”号火箭的研制经费拨款1.4亿美元。在以后的日子里，尽管失败、事故和来自某些方面的苛刻批评接连不断，但美国人民和肯尼迪政府在支持“阿波罗”的计划中从来没有动摇过。他们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苏联人摔倒在月球上”，以雪屡屡败北之耻。　　肯尼迪的继任者约翰逊也坚定不移地关心和支持“阿波罗”计划，甚至于当这一计划连在政治上的收益都被怀疑时，也不动摇。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还没有一项国家政策受到过这样持久的、坚定的支持。　　“阿波罗”计划早在1957年便开始设想。1960年左右曾认为登月的途径无外乎两种：一种是“直接登上月球”，一种是从地球轨道发射站上发射。后来兰利实验室的一个名叫霍搏尔特的工程师提出了一条全然不同的月球轨道会合方案，就是用一艘比较小的航天飞船从月球轨道上下降到月球上，完成探险任务之后再在月球轨道上与母船会合对接，返回地球。经过一场激烈的内部大争论之后，霍博尔特的设想被采纳了。据较保守的估计，这一技术途径使“阿波罗”的登月着陆至少提前了两年。　　在最初的登月舱设计中，在每位航天员座椅前方的舱壁上各安排了两个窗口。较大的一个舷窗口与航天员的眼睛齐平。因航天员是坐着的，窗口距航天员的眼睛的距离为60cm。较小的一个舷窗口靠近航天员的膝盖。两名航天员前的4个舷窗口的总面积达11平方米。这样的设计很不理想。首先，由于舷窗的总面积过大，暴露的阳光太多，而缩小面积又会影响航天员的视野；其次，由于窗口离航天员的眼睛较远，视野非常有限，给月球着陆过程中航天员对着陆地点情况的观察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此外，因为窗口大，重量也大，侵占了其他设备的重量。　　为了找到一个使窗口缩小、重量减轻、视野又好的合理的设计方案，设计师们绞尽了脑汁，并经常为此争论不休。一天，航天局的一名叫乔治·富兰克林的工程师发牢骚说，“登月舱从与服务舱、指挥舱分离到在月面上着陆总共只有1小时，甚至更短，为什么非得让航天员坐着，站着难道不行吗？！”“站着？”“是的，站着！”一句牢骚话为设计师们打开了思路。一个新的合理的新方案由此产生了。航天员站着，可以使眼睛靠近窗口向外观察，视野大大地扩展了。在这种条件下窗口可以设计得很小，从而也减轻了重量。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阿波罗”计划是一项宏伟庞大的任务。没有哪一个单位、部门或公司能够单独完成它。在实施该计划的过程中，大约有40万人和2万多家公司参加，耗资总计239.15亿美元。　　肯尼迪是制订阿波罗计划的主要负责人。如果今后人类不会被彻底毁灭的话，人们完全可以确信，月球之行从现在起甚至到今后的5000年中仍被看作是一个真正的重大事件，人类史上伟大的里程碑之一。那么这项政治决定是怎样做出的呢？即使没有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不是迟早也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吗？当然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并不是不顾公众的反对来强行实施阿波罗计划的。因此不难看出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的领导才是使阿波罗计划开始实施的真正原因，是他在1961年5月使美国做出在“本年代结束以前”发射一架载人飞船登月的保证；是他从国会得到资金并且是在他的领导下制订出了计划。人们可能会相信登月计划迟早总会制订出来（这是不能完全肯定的），但是肯尼迪是实际上制订出了这一计划的人。即使阿波罗计划后继无人，它也将永远作为人类最伟大的创举之一留在人们的记忆中。阿波罗事业终究会继往开来，遨游太空在将来所起的作用比过去要大得多。如果是这样的话，人类的子孙后代将会感到阿波罗2号之行会象哥伦布穿越大西洋一样，在人类史上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5、人人平等一视同仁1963年，肯尼迪深沉而热烈地献身于人权事业，认为这是同他的政治直觉不一致的一种道义上的需要。　　在他终于唤起全国注意的各种各样全国性弊端中——不仅是唤起政府某一部门或政党某一翼的注意，而是唤起全国的注意——历届政府竭尽全力回避提出的弊端就是种族歧视问题。在他作为总统所作的各项努力中，最重要的或受到最激烈抵制的事情，莫过于他不仅要使这种歧视非法化，而且还要使白人同胞明白歧视是错误的。用理查德·罗维尔的话说，“他抱的信念是：任何形式的种族隔离或歧视在道义上是无法辩护的，在社会上是不能容忍的”。他受到许多黑人家庭的尊敬，同时也受到许多南方白人家庭的辱骂，因为他是抱有这种信念的第一个总统。　　肯尼迪执掌总统大权后，加速了自己观念的改变。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总统，他不打算允许南方的州长和其他人藐视法庭和他的职责。他是争取自由的发言人，同时他也认识到，种族压迫是美国自由的污点。他对失业者、收入过低者、退学者和贫民窟居民都表示关切，同时也看出黑人中被迫处于这种境地的人数要比所有其他人占更大比重、种族歧视会造成分裂和浪费，约翰·肯尼迪是相信全国团结才有力量。　　种族歧视是不合乎理性的，而肯尼迪却是讲理性的。种族歧视是不民主的，而他却是一个民主派人士，甚至在他成为民主党人之前就是如此。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挑战，是一场危险的、不得人心的争论，也是我国最紧要的国内问题，而他是一位决心应付一切挑战并留下名声的总统。　　首先，一种深切的正义与公平的观念推动他这样做。肯尼迪不止一次宣称：“我不是说所有的人在其能力、个性或意志方面是相同的，而是说他们在发展他们的个性、意志和能力方面应有平等的机会。他们应得到公平的机会发挥他们具有的一切才能。”他不为人为的、武断的种族歧视观念所束缚，这一天性使他在1953年没有把黑人当作黑人来对待。而在1963年，这种天性又使他对那些不愿接受他的关于公平对待黑人的基本义务的人也不予重视。他在日的民权咨文的结束语中对国会说；单纯的正义感要求通过这项计划，“这不仅是出于经济效率、全球外交和国内稳定等原因——首先是因为这是正义的。”　　在1963年6月肯尼迪发出那篇咨文之前，肯尼迪已渡过了漫长的、艰苦的历程。这个历程始于日，那天约翰·肯尼迪坐在白宫前面严寒冻冰的看台上，检阅总统就职典礼的游行队伍。他注意到，在他前面行进的彩车和乐队队伍中，海岸警卫队的仪仗队里竟然没有一个黑色面孔。那天晚上，他打了个电话给财政部长狄龙，因为海岸警卫队是归他那个部管辖的。这就需要在招募工作中作出特殊的安排，而在1962年海岸警卫队学院在其八十六年的历史中将录取第一个黑人学生。　　肯尼迪要求每位阁员检查一下自己部门的情况。他强调他所关心的不仅是在人数上，而且是在各级岗位——如外事机关，高级决策、专业和管理工作——的任职机会上。在肯尼迪自己最早任命的人员中有副新闻秘书安德鲁·哈彻和住房建筑与房屋财政署署长罗伯特·韦佛，两人都是在他们黑人中“第一个”担任这种职务的。　　在以后的一百天、一千天里，肯尼迪的告诫受到了重视。黑人第一次被任命为驻非洲及驻欧洲国家的大使、合众国的检察长以及哥伦比亚特区的地方长官。（自从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将近一世纪前担任哥伦比亚特区的美国警察局长以来，这个职务第一次又由黑人担任。）奉命担任联邦高级职务的黑人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多——包括一名助理国务卿帮办、一名劳工部副部长，以及几个部门和委员会的成员。在多数部门里，担任高级专家或管理职务的黑人人数增加了好几倍。例如，在司法部，黑人检察长的人数从十人增加到七十多人。这些新任命的人中有些是从内部晋升的。其他人则是通过特别的人员充实计划以及文官委员会、外事机关和其他机构所召开的地区一级的会议聘请来的。　　肯尼迪还从黑人中任命了五名终身任职的联邦法官，比历史上任何其他总统所任命的都要多，包括在合众国大陆上第一次提名两个黑人担任地区法官。他任命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主要黑人律师、有才能的瑟古德·马歇尔到上诉法院任法官。他提名其他三人，包括第一个黑人女法理学家、他竞选初期的助手马乔里·劳森夫人，到哥伦比亚特区法院任职——总共几乎有一半的黑人法官是由白宫提名的。　　在新旧政府交接的初期，肯尼迪曾要求副总统约翰逊主持几个有关政府签订契约和雇用人员等方面的反歧视委员会，并探索如何加强它们的权力。3月间，一项新的行政命令把以前的政府签订契约和就业委员会合并成为单一的总统就业机会均等委员会。它的管辖和审批范围扩大了，涉及大约两千万名受雇人员，这是一支相当大的劳动大军。　　没有一个承包契约被取消。肯尼迪和司法部长时常对委员会的工作进度感到不满，并对它那冠冕堂皇的统计数字感到怀疑。可是终于出现了重大的突破——在纺织厂里，黑人过去仅仅当清洁工；在飞机厂里，黑人过去被告知不必去申请工作；而这次在数千种新的职务和管理岗位上种族歧视被突破了。　　在所有这些旋风般的活动中——在黑人选举权、黑人教育以及黑人就业这几个领域内——还缺少一个组成部分：立法工作。在整个1961年中，根本没有做过立法工作，只是基本上是例行公事地扩大了民权委员会工作。1962年的立法工作只限于在选举权领域内的两项努力——阻止歧视性的文字测验，以及根据宪法修正条款取消人头税。要通过上述第一项措施的希望在参议院落空了，因为当时它连结束辩论以提付表决所需要的多数票也没有获得（需要有三分之二的票数）。这使两件事变得非常清楚：（1）要使它通过，事实上必须得到共和党仪员的一致支持，而这是办不到的，（2）阻挠议事进行的议员将会扼杀总统提出的大多数其他法案，包括那些能为黑人和白人提供较好的住房和较多的就业机会的法案。关于在联邦选举中禁止征收人头税的问题，这已经争取了二十年。肯尼迪在1947年刚当选众议员后就曾为此投下了他最初所投的一票。这时，这项法案终于经两院通过，并经总统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在各州州议会大力促进，成了宪法第二十四条修正案。肯尼迪相信，仅仅由于这条修正案而得到投票机会的黑人和不大富裕的白人人数，就会对他1964年在得克萨斯州和弗吉尼亚州争取重新当选的竞争产生影响。　　也许最重大的改变是，肯尼迪迅速而积极地在公众中一般地支持平等权利的原则，特别是支持最高法院关于取消种族隔离的决定，这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变化了。那些现在看来如此不相干的次要成果，在那个与现在迥然不同的年代里帮助树立了一种全新的风气。例如，政府官员拒绝在实行种族隔离的听众面前演说，并且（除了某些例外）表明他们抵制参加实行种族隔离的私人俱乐部。行政当局还用讥讽的语调通知格兰特第三领导的纪念内战一百周年委员会，他们只能使用非隔离性的设施。美国各个职业介绍机构全接到通知，要它们拒绝接受那些上面注有“只收白人”的征聘书。联邦各雇员工会和娱乐团体也得到通知，凡实行种族歧视的都不予承认。肯尼迪出席并发表演说的新闻俱乐部午餐会，不再全是白人参加了——他的特工随从人员和白宫的汽车司机也不全是白人了。　　在1961年中期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肯尼迪没有支持“自由乘车者”的全部战术——他们包租了黑白人同乘的公共汽车驶到迪克西去，以考验州际旅行工具取消种族隔离后的情况——却支持他们不受干扰地越过任何一州和所有各州界线的权利。“自由乘车者”发生的情况——包括阿拉巴马州的暴徒焚毁汽车、袭击教堂之类的肆无忌惮的暴力行为——是混乱状态即将出现的一种先兆。这不仅对肯尼迪，而且对司法部长的决心和耐心都是一个考验。　　这件事还考验了他们的机智，因为当时联邦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解决办法。“肯尼迪弟兄”——南方后来就这么笼而统之地称呼他们——调遣了六百名联邦执法警官到阿拉巴马州去保护“自由乘车者”，使南方的州长和市长们感到羞惭而去执行法律和维护秩序，对干扰州际交通或允许对旅行者施加暴力的警察官员和三党人提出诉讼，由州际商务委员会采取行动，在州际铁路和公共汽车终点站的餐厅、候车室和休息室内实行种族混合，并且促使主要的铁路线和公共汽车路线在一切终点站对全体乘客都取消种族隔离。他们利用联邦机场和其他航空经费作为讨价还价的力量，促使十五个航空终点站也取消了种族隔离，有两个是通过诉讼后才取消了的。早在1950年，最高法院在理论上就已经宣布在州际运输工具上实行种族隔离是非法的。到了1962年年底，种族隔离在这方面才终于不复存在了，一个黑人第一次能够从国家的一端旅行到另一端，而不再在候车室内看到“白人专用”或“黑人专用”的招牌了。　　在此期间，肯尼迪还处理了选举权的问题。他深信给予南方黑人选举权——在那里，有许多县内登记的选民不到10%，而北方黑人登记的却有三分之二——将来会戏剧性地改变南方政治领袖在其他一切民权法案上所采取的不妥协态度，改变几个州政治权力的均势，并使南方政治摆脱那些在竞选运动中只会叫喊“隔离黑鬼”的蛊惑人心的政客们的影响。后来，他才认识到，赢得这种选举权还不足以迅速地根除掉因袭下来的百年积弊。但这是一个重要的开端。他在1961年最早采取的行动之一是，资助田纳西州海伍德县和费耶特县为争取投票活动而被逐出的黑人烟农。联邦法院下达的一项命令制止了驱逐他们的行动，同时在过渡期间，政府还用联邦剩余的粮食赈济了他们。司法部调查了南方其他各县的情况，列举出有十六个黑人占多数的县，可是竟然没有一个登记的黑人选民。　　根据1957年和1960年有限的选举权法律，三年中着手处理的诉讼案件不到十二起。没有一件发生在密西西比州——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的家乡州。1961年以后的三年间，起诉并获胜的案件就达三十六起以上，还有几十起在审查之中（包括密西西比州的许多起）。在种族歧视盛行的南方，几乎每一县内都进行了调查、处理或采取了法律措施。许多州县都接受劝告，自动放弃歧视性或种族隔离的选民登记和投票办法。在其他地区——例如密西西比州的福莱斯特县，他们的登记人员奉到法院命令后，接受了一百零三名黑人提出的申请书，但却认为其中的九十四名没有登记资格，包括有大学学位的——这就需要法院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在另外一些地区，担心报复是黑人登记的主要障碍，所以在这些地区行政当局提出了诉讼，或者向黑人提出了保证，以防止经济、肉体、法律和其他方面的恐吓。在路易斯安那州东卡罗尔教区，一系列的联邦诉讼案件使黑人自从南北战争以后第一次能够投票。在亚拉巴马州梅肯县，新登记的黑人占投票人数的40%——而且一个种族主义者候选人落选了。在其他地区，黑人候选人初次出现。一旦障碍拆除了，私人基金会和私人组织也展开工作，使黑人对选举登记感觉兴趣，并有所准备。肯尼迪在司法部长就两年选举进展情况提出的报告上批道：“继续解决各项案件。”　　根据1954年的决定，联邦政府无权解决学校为取消种族隔离而提出的案件。但是它起诉了一些案件去落实法院的裁定，同时还参预了私人提出的一些案件。早在1961年，新奥尔良的教师由于担任黑白人混合班级的教学工作，受到了州立法机关停止发薪的威胁，法院于是采取了行动，以保障他们的薪金。前一年，司法部拒绝了地方的联邦法官向联邦求助的要求。这时，合众国的所有法官都得到通知，政府决心不顾政治后果而执行宪法和法院的裁定。在亚特兰大、小石城、孟菲斯、达拉斯和其他城市，政府通过同地方官员进行静悄悄的非正式的磋商，不诉诸暴力便使当地的学校对黑白人学生同时开了门。在弗吉尼亚州爱德华王子县，公立学校可耻地关闭起来，以回避法院裁定的黑白人学生共同上课的办法。在对该县提起的公诉中，谈判和干预取得了效果。司法部长指出，该县是非洲南撒哈拉以外世界上少数几个不向全体学童提供免费初等教育的地区之——肯尼迪听到这种情况后直摇头，表示难以置信，并一再催促结束这种情况。司法部帮助作出安排，使这些学校重新开学，并在过渡期间安排了临时性的班级。政府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结束了在联邦资助的学校里，对居住在联邦土地上的学童，实行种族隔离的办法。　　同时，政府还采取了其他的行动和颁布了其他的命令，在武装部队的后备队中，在民防人员的训练中，在国外基地军事人员的待遇问题上，在联邦资助的图书馆里，以及在由全国科学基金会和根据全国国防教育法拨款办起的暑期学院训练班中，禁止实行种族隔离或种族歧视。司法部提起公诉，以终止联邦资助的医院内的种族隔离。它汇编了“法庭之友”简报，反映就业和公共食宿待遇方面的非种族歧视的情况，还对全国各地的警察暴行提起了公诉。　　在这些行动中，有些是悄悄地进行以减少抵抗，有些则是大吹大擂进行以儆戒效尤，有些是为了应付危机的，有些则是为了促成进步的。肯尼迪仍旧在寻求着最不致造成分裂的途径——而种族隔离的壁垒则逐步地被夷平了。　　[本书首发来自17K小说网，第一时间看正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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