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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起得早,打开电视。中央六。  一个老师在上课,学生在睡觉。老师让学生旁边的同学把睡觉的方刚叫起来。叫方刚的孩子被方刚打了一拳,顺便老师的眼镜也被碰到地上,碎了。    没有换台。  看着看着,发现这就是二十几年前风靡全国的《少年犯》。小时候看没有太多印象,只刻那首歌,妈妈啊,妈妈啊。      少年犯    国家与地区:中国大陆     年代:1985 片种:故事片     片长: 色别:彩色         --------------------------------------------------------------------------------        导演: 张良     编剧: 王静珠 张良     摄影: 阎序中     演员: 胡大刚(刘队长)    吴媚媚(陈奶奶)    陆斌(方刚)    洪融(方刚母)    赵汝平(赵所长)    狄蓓莉(许虹)    吕薇(沈金明母)    邵逸云(肖佛父)    胡晓宝(暴连星)    奇梦石(方刚父)    蒋健(肖佛)    朱曼芳(谢洁心)    陈伟忠(阮五)    杜炯(方小妹)    沈光炜(冯志学)    杨涛(杨雄)    王劼(沈金明)    顾威(小肖佛)    刘新(陈林)    邬旭峰(高翠翠)            内容简介:        少年犯方刚、肖佛、沈金明等被押送到市少年犯管教所,囚车上还坐着一位40多岁的女同志,她是《社会与家庭》杂志的记者谢洁心,出于社会责任感,她正在进行一次青少年犯罪问题的社会调查。16岁的方刚因持刀杀人被判刑5年,他来到少管所以后恶习不改,经常打人,还顶撞管教人员。犯人暴连星欺负方刚是新进来的,在一次吃干饭时给他分了很少的菜,两个人当场打了起来。管教队长冯志学关了方刚的禁闭。赵所长通过调查,弄清了事情的起因,让冯队长把方刚放了出来,同时撤了暴连星分菜"掌勺"的职务。不久,方刚又在暴的煽动下,在课堂上打人闹事,还奚落劝阻他的冯队长,冯一怒之下打了他一巴掌。赵所长批评冯队长不该打人。方刚想乘机逃跑,便谎称自己吞进了一把折叠小刀。冯队长等人信以为真,千方百计组织抢救,使方刚良心受到责备,坦白了自己的错误。赵所长为了更好地教育他,没有进行处罚,这对他教育和触动很大。几进几出少管所的惯窃犯肖佛,看上去什么都不在乎,经常偷偷摸摸,惹事生非。谢洁心在和他接触中感到他机灵、聪明,又讲义气,很为他痛心。这天晚上,她找肖佛谈心,肖佛讲述了自己不幸的童年。原来他先后有过三个父母,他们全都把他当成负担而遗弃他。他从7岁起流落街头,慢慢地堕落成惯窃。肖佛变坏的过程引起谢洁心的深思,她连夜写稿,向社会、向所有的父母呼吁,要关心孩子们的教育。少管所的"家长接见日"那天,方刚和肖佛的家长没有来。方刚痛苦地吞下了折叠剪刀,所领导立即进行抢救,终于将他救活。谢洁心和冯队长又说服方刚的父亲到医院来看望儿子。方刚看到所领导这样爱护他,父母也做了自我批评,他暗暗下定决心,以后一定要重新做人。肖佛的父亲执意不认儿子,还痛骂前来找他的冯队长和谢记者。冯队长对他进行了义正词严的批评。沈金明从小生活在优裕的家庭环境中,幼稚、单纯,但求知欲很强。他因为受黄色手抄本的毒害而犯了奸淫幼女罪。来到少管所以后,他受到领导和老师的教育,逐渐悔悟,并发奋读书,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大学。谢洁心从他的事例受到启发,写了评论文章,呼吁对失足青少年不要歧视,更不要嫌弃。文章发表后在少年犯中引起强烈反响。可她万万没想到,就在此时,她自己的儿子却因流氓罪被捕。她由于忙于社会工作,忽视了对子女的教育,现在自己吞食了这个苦果,更加痛切地感到肩负挽救失足青少年的重大使命。  .cn 日11:42 新京报           1985年张良王静珠夫妇编导《少年犯》,在押少年犯饰演主角          学术顾问:陈山郝建陆弘石          1985年的《少年犯》曾经让众多的观众流下眼泪。它是新时期第一部普法题材电影,是1986年度内地电影票房霸主,也是当年学生、家长甚至教师的一堂“必修课”。《少年犯        》让观众看到了揪心而痛苦的成长,看到被遗忘的灰色角落里一个“有罪”的群落。该片在当时产生的广泛社会影响更是它的最大价值所在。          提起该片的导演张良,他在1955年主演的电影《董存瑞》影响了几代中国人,银幕上那个有着深深酒窝的“董存瑞”更是深入人心。1985年张良同夫人王静珠呕心沥血,走进全国各大“少管所”收集素材,用监狱实景拍摄了这部影片,并大胆启用在押少年犯饰演主角。如今在我们回望这部影响非凡的电影时,仍然会隔着长长的二十年向它的勇敢和理想主义致敬。本报记者采访了现居广州的张良、王静珠夫妇,走进他们的拍片记忆。                                    上世纪80年代的内地少年大概都忘不了这部史上最成功的“寓教于哭”电影。          少管所见闻催发创作构思          在共同完成了《梅花巾》(1980年)的拍摄后,张良和夫人商量下部戏写什么,王静珠想以“文革”中八一厂被赶进鸡棚鸭棚的六家人为背景,去写“四人帮”对文艺工作者的迫害,为了补充素材王静珠来到北京,去公安部了解情况时被意外领进“北京市少年犯管教所”。王静珠之前几乎没听说过还有少年犯,步入“少管所”给她的震动很大,干脆住下来细致了解情况,也赢得了孩子们的信任,话匣打开很多悲剧故事就展开了,心情沉重的王静珠决定不写文艺工作者如何被迫害了,也不写老干部如何被迫害了,决心就写这一代少年,几乎“垮了”的一代。          回到珠影,王静珠逢人便说少年犯,希望文学部内能有人与她一起合作写这个题材的剧本。面对这个敏感的题材不仅没人敢合作,还受到很多非议,都劝她写些别的。王静珠开始说服先生张良,每晚讲采访笔记上有关少年犯的故事,这些孩子是因为“文革”受伤最重的孩子,二人都觉得不写出来如鲠在喉。于是决定一同闯“禁区”拍这个片子。          《少年犯》剧本被冷藏两年多          决定要写这个题材了,夫妻二人向厂里请了创作假,先从广东走起,第一站采访广东省监狱、广东拾少管所”,那时是1982年3月。在那里他们看到了很多耸人听闻的案例,为了知道得更多,他们又去了北京,然后是山东,参观了济南监狱以及潍坊监狱和位置偏僻、环境极为艰苦的北墅劳改常之后又北上辽宁采访沈阳市监狱,最后走访上海劳改场,一路下来,心情沉重压抑如灌铅一样,每一个孩子降生都是干净的、善良的,而他们赶上了“文革”,一切都是颠倒的,社会的倒退造成新的贫困和意识形态的混乱,多少家庭瓦解,孩子被推上街头铤而走险去犯罪。从上海回到广州,二人投入很大,前后写到第八稿。剧本的“难产”是注定的,尤其在对待犯罪少年的认识上与相关部门的人差距很大,究竟是以严为主,还是以挽救为主。          改到第八稿时,问题还没有解决,赶上中央下令“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厂里领导认为《少年犯》的剧本与严打精神背离,决定将剧本冷藏,继之又决定作退稿处理。退稿对于作者就意味着剧本被“枪毙”,那时是1983年,感觉背负一笔心债,希望能够让它复活。          解禁《少年犯》,开创多个“第一次”          《少年犯》被冷藏的时候,张良看到了一篇刚发表的中篇小说《雅马哈鱼档》,尤其是其中描写的那些街边“烂仔”,竟然像是在“少管所”里见到的那些刚被释放了的孩子,仍想捞世界。这篇小说也是立意挽救失足青年,很像《少年犯》的姊妹篇,可是《少年犯》被冷藏了,那就立即扶持这个,帮助这些街边仔支起“雅马哈鱼档”。张良夫妇说,他们尝试在这部影片里就让“个体户演个体户”,启用一批非职业演员,这为后来《少年犯》让“少年犯演少年犯”积累了很多经验。          《雅马哈鱼档》上映后很受欢迎,这也是《少年犯》最终“解禁”的原因之一,1984年12月全国司法工作会议上司法部长邹瑜提议地方司法局筹资金帮助拍摄这部影片,这个提议相当于解禁《少年犯》,最终由上海劳改局投资六十万元,并与深圳影业公司双方共同出品,而双方推举王静珠为监制人,这在全国尚无先例,王静珠披挂上阵成为国内第一位女制片人。          深影是特区办的新厂,只有组织管理人员,还没有创作人员,摄制组必须在社会上独立招聘,结果摄制组五十个人竟来自二十几个不同单位,虽然担心拍电影经验不足,但是大家一条心,或者说是一种责任心。影片拍摄地选择了上海少管所,实景没有做任何加工,必须真实反映今日监所的现实,不美化,也不丑化。不仅第一次用监狱实景拍电影,更重要的是第一次用少年犯主演少年犯。关于演员曾经到剧团里找,没有合适人选;也想过去学校里找,但又担心让风华正茂的学生们演少年犯,不是挽救反而成了教唆,可以说也是迫不得已决定用在押的少年犯来演。神来之笔是影片的主题曲《心声》,本来请了电影厂的作曲家来写,缺乏特殊感受,后来正是犯罪少年编曲的《心声》一下子令大家泪如雨下,立刻决定就用它了。          日,《少年犯》在上海大光明影院举行首映式,参加拍摄的十八位少年被给予减刑、释放等宽大奖励,少年们与亲人相拥,观众无不热泪盈眶。          ■人物                                    张良1933年出生,辽宁本溪人。194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任卫士剧团演员。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前线战地宣传队任演员。1955年主演影片《董存瑞》。1959年进入八一电影制片厂做演员。后相继在《林海雪原》、《三八线上》、《碧空雄师》中饰演角色,曾于1963年获第二届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文革”后任珠江电影制片厂导演。          主要导演作品          1980:梅花巾          1981:回头一笑          1984:雅马哈鱼档          1985:少年犯          1987:逃港者          1989:女人街          1990:特区打工妹          ■电影笔记          电影泪腺与温情主义的乌托邦          影片《少年犯》的上映,就像在1985年的中国影坛投下一枚重磅催泪弹,引得无数痴男怨女“泪飞顿作倾盆雨”。据说,一位大妈听人讲这是一部好看的“苦戏”,便张罗着带外孙女前往观赏,临出门前还不忘叮嘱一句:“丫头,别忘了多带一条手绢1于是,这句话便成为那个年代少年们彼此打闹嬉戏时常用的一句口头语。          这个故事恰好印证了中国电影的一个事实:80年代的银幕空间仿佛格外“滥情”,从开始的《婚礼》、《泪痕》、《苦难的心》,到后来台湾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和电视剧《星星知我心》,几乎没人说得清这一时期的苦戏从观众那里赚取了多少眼泪,也没人统计过制片商从观众腰包里掏走了多少白花花的银子。说来也难怪,从“文革”后期到70年代末的旧片复映,人们在银幕上看到的大多还是那些吹胡子瞪眼又兼舞枪弄棒的男女英雄。与其说他们是一个个有着七情六欲的凡夫俗子,不如说都是些泪腺退化,不食人间烟火的天兵神将更为合适。你看,十来岁的潘冬子能眼睁睁看着自己亲娘让“白狗子”活活烧死,眼里除了往外喷火星子以外,愣是不哭不闹也不跳脚,这哪里还有一点“人”的味道?          大约从60年代初开始,中国电影的泪腺便开始明显萎缩了。一部《达吉和她的父亲》还没等人的泪水溢出眼眶,就被当作“资产阶级人性论”拉出去批判。好不容易熬到“文革”阴霾散尽,人道主义、人情人性的阳光再次照耀人间的时候,人们心中被压制已久的那股子怨艾、委屈、忧愤和感伤,便一股脑地迸发出来。这也许正如鲁迅所说:长歌当哭,须在痛定思痛之后。于是也就有了泪水滔天的“伤感文学”和“伤感电影”。          但是,假如说电影的泪腺还与人道主义、人情人性这些思想价值畛域多少有些相关的话,那么,它对一场空前浩劫之后的伦理秩序重建的社会实践,到底又能起到多大作用呢?就拿《少年犯》来说吧,这部影片率先将“滥情”的笔触由“文革”的心灵痛史引入现实中的“动乱”后遗症,企图以一种温情主义的母性来规劝和疗救“文革”后失足少年的灵魂,为人们营造一个在历史的陷阱中进行自我救赎的道德乌托邦。影片中六个主人公均由上海市少年犯管教所的学员出演。那一个个被邪恶的神色所玷污,但又稚气未脱的脸庞,那一幕幕让人肝肠寸断的离别场面,尤其是少年犯们最后那一场为痛哭和忏悔所浸泡的歌舞表演,怎能不叫观众一洒悲悯之泪?然而结果又怎样呢?在影片上映不久后即有媒体报道称,曾主演这部影片的几个获释少年犯,又因再度犯罪而重归牢狱生涯。这仿佛是主人公对故事情节一种颠覆性的续写,又像是现实对编导的叙事动机一次颇有居心的讽刺。          当电影的泪腺与理性的贫弱彼此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人们眼前的社会与人生图景也就会因此而变得愈发迷离。尽管大灾之后,人们确实需要用眼泪和温情来慰藉曾经受伤的心灵,但真正能让人超越灾难和痛苦的,也只有人的理性和意志了。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电影“滥情”的大潮终于为“寻根”与“反思”的理性主义所代替。          □石川          ■真人秀          在押少年犯成影星          18名身着囚服、戴着番号牌的少年犯,清一色头皮泛着青光,清一色迷茫的双眼,那眼神里满是惶恐、不安和警惕。“少年犯”这个特殊群体,被他们演绎得入木三分,殊不知,当年电影里这18名少年犯,全都来自真实的铁窗内、高墙下。          影片中,方钢一口气吞下两把小剪刀的情景,多少年后还让人们心有余悸。饰演这位男一号的陆斌,原本就是个电影迷。当年在少管所里,他是影视小组组长,还和另一位学员编辑着一份《影视导报》。张良导演来少管所选演员时,正遇上一次劳教学员小组会,见陆斌长得高大结实,张良就问:“你想不想拍电影?”陆斌一点儿不露怯:“如果你让我演,我一定会演好。”和陆斌不一样,那年才十五岁的蒋健,满脸稚气,还是个真正的孩子。他饰演的是有三个“爸”三个“妈”的、可怜的偷儿肖佛。现实中的蒋健,和肖佛的身世差不多,也是离婚父母不负责任造成的悲剧。一次,影片正拍到肖佛偷同伴牙膏那段戏,导演“开拍”的话音未落,他已巧妙地将牙膏偷到了自己的口袋里。刹那间,大家都为他“出色”的表演哄笑起来,他却难过地垂下了头,这些“本事”都是过去学来的犯罪手段。在《少年犯》的拍摄过程中,蒋健和陆斌都已经提前获释,被安排到华东电焊机厂当学徒。          采写/整理:本报记者张悦(部分内容参考张良回忆录《情爱不老》)           作者:上海的春天 回复日期: 23:44:05 
    1985年·《少年犯》:我们的孩子怎么了?              日 02:17 深圳商报             它是新时期第一部普法题材的电影。        它是1986年度内地电影票房霸主,也是当年中国大中学生、家长甚至教师的一堂“必修”课。        它说的是人们所不了解的灰色角落里一个“有罪”的群落,它也曾挽救了一大批误入歧途的年轻人。        它就是《少年犯》。伴随着呼啸的警笛和长鸣的警钟,高墙内铁窗里声声绝望的呼喊,1985年一部电影《少年犯》,曾让多少人垂泪辗转,悲痛欲绝。        那一年,一曲撕心裂肺的《心声》成了满大街的流行曲,《少年犯》因为触及到几乎家家有份的青少年成长问题,再加上局部写实,获得了巨大反响。最重要的是,它让人们惊觉到社会风气的变化,惊觉到身边的困扰:我们的孩子怎么了?        《少年犯》较早回答了这个问题,也提供了一个相当理想化的解决方案。如今,当我们回望这部影响非凡的电影时,会发现《少年犯》虽不深刻却也温馨无比,隔着长长的二十年,我们仍然有理由向它致敬:为着它试图以“爱的感化”来解决严肃社会问题的真诚,为着它曾经带给我们的那些希望。        《少年犯》:        令人不安的前兆        80年代中期,对兀自沉浸在改革开放热情中的中国人来说,《少年犯》绝对是一记响雷——我们祖国的一些花朵,什么时候成了畸形的恶之花?凡事都有前因后果。改革开放的浪潮之中,偶尔泥沙俱下,道德的大堤已然开始松动,最没有免疫力的青少年,才成了不良社会风气巨变的第一批牺牲品。        当上世纪国门大开、西风渐入时,年轻的70年代人的记忆里拷贝了这样一系列场景:个体户、迪斯科、收音机、喇叭裤、电子表……同时,一些音像、书籍随着先进生产、管理技术以及产品、信息一涌而入,他们的感官被强烈冲击着:黄色小报、杂志开始蔓延,“初恋”这样的词语引起了家庭和教育界的恐慌,“黄祸”也开始在社会上悄然出现,“流氓罪”、“扫黄”、“禁毒”、“打非”这样的字眼则在媒体上频频露面。        每个年代的“坏孩子”都有不同的坏法,而80年代之初,物质贫乏,玩法土气,为了“坏”得卓尔不群,孩子们小小年纪就学会了争勇斗狠,一脸的戾气,《少年犯》中玩双卡录音机、穿着喇叭裤、吹了卷头发、叼根烟的孩子们就是80年代“坏孩子”的典型形象。进校门横着走,骂人、打架、命令瘦小的同学写作业……这些都还只是初期,到了时刻怀揣小刀、抡起砖头就砸人的阶段,“坏孩子”也就在懵懂无知中真正沦为“少年犯”了。其实,“坏孩子”们不过是处在青春叛逆期,梦想着当英雄或当杀手,梦想着另一种令人羡慕的、纸醉金迷的学生生活,所有这些愿望不过都是出于雄性的诗意和幻想。        张良:“董存瑞”的导演生涯        提起张良,年轻一代的观众可能会比较陌生,但他在1955年主演的电影《董存瑞》却影响了几代中国人,《林海雪原》、《哥俩好》之后,张良的银幕形象更是深入人心。只可惜一场“文革”中断了他的艺术生涯,1972年,张良调入珠江电影制片厂时已将近40岁,当他再次走上银幕出演《挺进中原》时,却发现青春逝去,他再也不可能演小战士了。深感表演空间受限的张良十分痛苦,在妻子王静珠的鼓励下,夫妻俩以王静珠的家乡苏州为生活背景,创作了《梅花巾》,张良从此走上导演之路。        而妻子王静珠,几乎成了张良的铁杆编剧。《雅马哈鱼档》、《逃港者》、《特区打工妹》、《破烂王》、《女人街》、《龙出海》、《岭南春秋》、《白粉妹》……几乎每一部都是这对夫妻珠联璧合的结晶。198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王静珠参观了北京一家少年犯管教所,这次参观让王静珠久久不能平静。她没有想到,青少年犯罪的情况是这么严重。而他们的悲剧,成人社会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王静珠与张良一起,先后到全国几家少管所进行社会调查,前后花费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在司法行政机关的协助下,他们终于拍出了这部让无数青少年和家长为之动容的电影《少年犯》。        说起拍摄手法,张良几乎是最早起用非职业演员的导演。由于屡屡取得不俗战绩,影坛上一时传为佳话。1984年,他在拍摄《雅马哈鱼档》时,就首创“个体户演个体户”的原则,大胆启用一批非职业演员,理想地再现了广东的人情风俗。1985年的《少年犯》,更是一场大胆的“真人秀”,在张良的指导下,这群稚气未脱、调皮任性又不乏可爱的孩子们,居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这部影片获奖无数,少年犯们的表演更加得到了国际公认。        真人秀:        创造电影史奇迹        18名身着囚服、戴着番号牌的少年犯,清一色头皮泛着青光,清一色迷茫的双眼,那眼神里满是惶恐、不安和警惕。“少年犯”这个特殊群体,被他们演绎得入木三分,殊不知,当年电影里这18名少年犯,全都来自真实的铁窗内、高墙下。日,上海市劳改局与深圳影业公司签约,联合摄制了一部半纪实风格的《少年犯》,专业法律顾问全程跟踪,创造了由在押少年犯饰演主角的电影史奇迹。        影片中,方钢一口气吞下两把小剪刀的情景,多少年后还让人们心有余悸。饰演这位男一号的小演员陆斌,原本就是个电影迷。当年在少管所里,他是影视小组组长,还和另一位学员编辑着一份《影视导报》。张良导演来少管所选演员时,正遇上一次劳教学员小组会,见陆斌长得高大结实,张良就问:“你想不想拍电影?”陆斌一点儿不露怯:“如果你让我演,我一定会演好。”就是这股子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让张良在心中暗暗拍了板。        和陆斌不一样,那年才十五岁的蒋健,满脸稚气,还是个真正的孩子。他饰演的是有三个“爸”三个“妈”的、可怜的偷儿肖佛。现实中的蒋健,和肖佛的身世差不多,也是离婚父母不负责任造成的悲剧。一次,影片正拍到肖佛偷同伴牙膏那段戏,导演“开拍”的话音末落,他已巧妙地将牙膏偷到了自己的口袋里。刹那间,大家都为他“出色”的表演哄笑起来,他却难过地垂下了头,这些“本事”都是过去学来的犯罪手段啊。在《少年犯》的拍摄过程中,蒋健和陆斌都已经提前获释,被安排到华东电焊机厂当学徒。        “妈妈,妈妈,儿今天叫一声妈,禁不住泪如雨下。高墙内春秋几度,妈妈呀,你墙外可盼,泪水染白发……”还记得那首撕心裂肺的《心声》吗?它的原唱者,就是饰演沈金明的王?。拍《少年犯》之前,王?是少管所回春艺术团的头号歌手,会弹吉它,还会拉二胡,拉小提琴,张良导演就是在艺术团的一次演出中选出了他。王?很有音乐天赋,《心声》这首歌的部分谱曲工作,当年也是由他完成的。儿已被扶上骏马,去追回失去的年华。因盗窃罪被判五年的王?,在拍完《少年犯》之后减刑两年,他立志要追回失去的年华,像沈金明那样学英语,获释后去报考大学。        失落的青春,简单的主题        的确,1985年的一部《少年犯》曾经挽救了许多将要堕落、甚至已经失足的灵魂。但谁也没有追问过,那些血气方刚的青春在泄气之后是如何缝好的?他们最后去了哪里?有了什么样的人生?社会是否宽容地接纳了他们?而这些,相比较改过或忏悔,对那些人也好,对整个社会也好,似乎更有意义。        事实告诉我们,《少年犯》里的那些小演员们,一朝成名天下知的风光并没有持续多久,有些人刑满释放了又继续犯罪。1992年,因杀人被拘于高墙之内的夏华,至今还在监狱服刑。至于其他人,也不过在二十年的时光中褪尽光华,成为再平常不过的普通人。不得而知,当自由再次归他们所有时,归程漫漫,红尘滚滚,他们有没有无所适从?离开了高墙就真的能离开江湖?结局不同,社会对失足者的眼光却从来都是一致的。        于是,《少年犯》那“教育—感化—改造”的主题就显得十分简单了。如若这个世界的逻辑是如此简单,那么所有结局都应该皆大欢喜。不错,对于一个十年寒窗者来说,《少年犯》无疑是一部必须皱着眉头才能看完的电影。在此意义上,《少年犯》是一个需要手帕的年代里,一个需要手帕的故事。而成长是一件揪心而痛苦的事,因为灵魂的伤口比身体的创伤更难痊愈,它随时都有复发的危险。        二十年过去了,我们不得不正视,全球范围内青少年犯罪率在连年攀升。一些国际专家甚至把世界范围内的未成年人犯罪,列为继吸毒贩毒、环境污染之后的第三大社会公害。80年代的“少年犯”与今天的暴力少年、蛊惑仔们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孩子们越来越早熟,他们提前结束了青春期,把失落的青春不屑一顾抛在身后。        凡此种种,都是《少年犯》那简单的“感化”逻辑所无法解答的。《少年犯》前前后后二十年,这中间,我看到不少的残酷。我知道,他们不过是一群羊,却天真地渴望披上狼皮的威仪,一旦穿上那狼皮外套,却发现想要脱下来必须付出更加昂贵的代价。分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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