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为什么会爆发革命
中国近代史为什么会爆发革命
09-03-24 &匿名提问 发布
中国近代史始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止于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权覆亡，历经清王朝晚期、中华民国临时政... 1883年中法战争-标志着中国西南的门户被打开了。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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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朝政府郁积着的愤怒和仇恨的大爆发。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和封建压迫的加重，使中国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趋激化，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因而不断高涨。中国人民为了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用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进行前仆后继，英勇不屈的斗争。在革命斗争中，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每个阶段又充满着胜利和失败，前进和暂时的后退。近代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前一阶段是后一阶段的准备，后一阶段是前一阶段的继续和发展。一切为中国独立、民主、富强而奋斗牺牲的烈士都永垂不朽，一切为中国革命作出过贡献的人都受到人民的崇敬和怀念。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丰富多彩，可歌可泣。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农民阶级为了反抗清朝封建专制的残酷统治和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这些斗争的高峰，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和义和团运动。19世纪80—90年代，中国年轻的资产阶级，在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不得不仓促地走上历史舞台，勇敢地领导了救亡运动——发动了戊戌维新运动。但这些斗争都没有避免失败的结局。中国历史的发展充分说明，在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强大压迫下，旧式的中国农民战争和资产阶级改良运动，都不能挽救中国的民族危机。只有通过革命，打碎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枷锁，才能取得民族的独立，也只有冲垮封建主义的桎梏，才能开拓社会发展的道路。民主革命，唯有民主革命，才是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奴役、封建主义专制和国家贫穷落后，使中华民族走向独立、民主和富强的必由之路。中国的民主革命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辛亥革命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继续和发展，但它又不同于此前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它是在中国出现了新的社会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和新的社会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因此，资产阶级成为当时社会的主导力量。民族资产阶级下层领导的辛亥革命不仅提出用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去替代旧的生产方式，而且还要用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民主共和制度去代替封建专制主义制度，所以它具有更新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重大意义。毛泽东说过：“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开始的。”孙中山开始革命是以他在19世纪90年代建立兴中会作为标志的。兴中会的建立是中国正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端，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13年“二次革命”结束，辛亥革命失败，这场革命运动历经了近20年，大致可分为两大时期和6个阶段。两大时期为：1912年前兴中会和同盟会发动和领导革命时期；1912年后组建中央政府和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时期。6个阶段为：从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起至1900年11月兴中会领导的惠州起义失败，此为辛亥革命的最初酝酿阶段；从1901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到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前，是辛亥革命运动的兴起阶段；从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至1911年10月武昌首义前夕是辛亥革命运动的发展阶段；从1911年10月武昌首义至11月下旬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各省区宣布起义或独立，为辛亥革命运动的高涨阶段；从1911年11月下旬，光复的各省都督代表在汉口举行会议筹组临时政府至日南京临时政府解散之前，为辛亥革命运动的胜利阶段；从日南京临时政府解散至1913年9月“二次革命”失败，是辛亥革命运动由胜利到失败的阶段。从整个革命运动的进程看，斗争是异常复杂和曲折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有过胜利的亢奋和喜悦，更有失败的悲愤和痛苦。胜利和失败都来得很迅速，说明当时中国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反动，爱国与卖国两种势力、两条道路、两种前途的斗争极其尖锐和激烈。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不成熟，革命派的力量十分软弱，不能在极端复杂和困难的环境下战胜敌人，在推翻封建帝制之后未能把政权巩固起来。革命的果实被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袁世凯篡夺，革命以失败告终。然而，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的封建君主制度，建立了共和国，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伟大事件。作为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它的历史功绩是永存的。辛亥革命简介1911年(清宣统三年)中国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该年以干支计为辛亥年，故名。它是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成长的基础上发生的。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领导这次革命的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政党 同盟会 及其领袖 孙中山 。这次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2000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革命的准备1894年11月(光绪二十年十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 。1895年2月，孙中山在香港建立兴中会总部，规定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建立合众政府，鲜明地提出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个纲领。兴中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开始。20世纪初，留日学生创办的刊物首先出现排满字样，有的刊物明确主张颠覆清政府。1903年，东京留学界思想愈益活跃，宣传民族主义、民权学说的刊物相继出ban。上海知识界也出现了新气象，公开倡言革命。组织革命团体，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向革命化的一个重要标志。1903年11月，黄兴建立华兴会。以后，上海成立了以蔡元培为会长的光复会，江苏、四川、福建、江西、安徽等省也都建立了革命团体。1905年7月，孙中山、黄兴、 陈天华 等70余人在东京集hui，决定成立中国同盟会，作为全国的革命领导中心。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其他小团体的成员陆续加入。8月中旬，孙中山在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了《中国应建设共和国》的演说。同月20日，同盟会召开成立大会，孙中山被推为总理，黄兴被推为执行部庶务，会议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16字纲领。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出ban，孙中山在发刊词中首次提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核心内容的三民主义。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 流亡海外，仍以保皇相号召。《民报》创办后即同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展开论战。辩论结果，革命派占据上风，改良派的政治影响大为衰落。革命派积极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使同盟会的精华遭到重大损失，但有力地冲击了清王朝的统治，扩大了革命影响。与此同时，自发的群众斗争蓬勃发展，多达千余次。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因切身利益与帝国主义发生矛盾，参加并领导了收回路矿权运动和抵制美货运动 。为了消弭革命，拉拢资产阶级，清政府被迫作出一些开明的姿态。1905年7月，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1906年9月宣布 预备立宪 。月，下诏筹设资政院和咨议局，允许资产阶级可以通过选举取得向清政府提出建议等部分权力。上层资产阶级从中看到了希望，纷纷成立各种立宪团体，从事君主立宪活动，准备参预政权。但是满洲亲贵们对立宪并不热衷。1908年8月，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大清帝国万世一系，同时宣布预备立宪以9年为期。不久，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3岁的溥仪继承皇位，改元宣统。摄政王载沣采取集权措施，积极推行由皇族独揽国家大权的政策，满洲亲贵和汉族官僚之间的矛盾加深，1910年，国会请愿同志会在北京连续发起 国会请愿运动，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1911年5月(宣统三年四月)，清政府发布内阁官制，成立以庆亲王奕为总理的皇族内阁。立宪派分享政权的希望完全落空，少数人抛弃立宪的幻想，对革命活动开始表示同情。革命的形势愈益成熟。革命的爆发1911年5月，清政府唯帝国主义之命是从，将从中国人民手中夺得的权利拱手献给帝国主义，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与铁路国有直接相关的湖北、湖南、广东、四川等省人民强烈反对出卖路权，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四川保路运动尤为波澜壮阔。9月，保路风潮扩展为全省抗粮抗捐，群众暴动接连发生。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成都逮捕保路同志会和川路股东会的负责人，并枪杀请愿群众数十名，造成流血惨案。同盟会员龙鸣剑等和哥老会组成保路同志军进围成都，转战各地，攻城夺地，猛烈冲击清政府在四川的统治。四川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在清政府全力应付四川保路运动的时候，湖北新军中文学社、共进会等革命团体乘机发动武昌起义，揭开了辛亥革命轰轰烈烈的一幕。9月下旬，革命党人感到形势紧迫，决定于10月6日(中秋节)发动起义，后由于形势瞬息变化，起义推迟。10月9日(八月十八日)，在预定起义的那一天，共进社负责人孙武在汉口装配炸弹时不慎爆炸，湖广总督下令闭城搜查，汉口和武昌的起义指挥机关遭到破坏，一些起义领导人被捕、被杀或避匿。在这种情况下，新军各标营中革命士兵开始主动行动。10日晚7时，武昌城外塘角的辎重营和城内工程第八营几乎同时发动，各标营继起，经一夜苦战，11日晨革命军占领总督署，全城光复，首义成功。汉阳、汉口也先后为革命军占领。11日，起义士兵聚集到湖北咨议局，在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等人的参与下，宣布成立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革命党的领袖们未亲身参加起义，缺乏政治经验的起义士兵对自己掌握政权没有信心，清湖北新军协统 黎元洪 在革命士兵的枪口逼迫下任湖北军政府都督。军政府发布文电，号召各省为推翻清朝建立民国而奋斗。11月，湖北军政府公布《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它是全国第一个按照资产阶级民主原则拟定的地方宪法。武昌起义的胜利，在全国得到了连锁反应，各省革命党人纷纷行动起来。至11月底，全国宣告独立、脱离清政府的有14省。北方未独立各省，有的地方是清王朝统治较强，如直隶、山东、河南；有的远在边陲，革命党势力较弱，如新疆、奉天。这些省份也不平静，革命党仍然组织了一系列武装起义。武昌起义之后，立宪派纷纷表示赞成革命，这也加速了清政府的崩溃。广大人民群众在各省起义过程中表现了高昂的热情。新军士兵、会党群众、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城市贫民、海外华侨、爱国士绅、少数民族都作出了贡献。中国的政治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沸腾局面。革命的胜利与失败革命的胜利发展使清政府极为震惊。10月27日，清廷起用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授予指挥湖北军事的全权。11月1日，清军攻陷汉口。同日，摄政王载沣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交出全部军政大权，以袁世凯为内阁总理* **洪和黄兴、宋教仁等过高估计了袁世凯的力量和自身的困难，企图利用袁世凯和清朝贵族之间的矛盾，以大总统的位置动员他倒戈，把最终推翻清朝的希望寄托于袁世凯。11月27日，汉阳为清军攻陷。12月1日，双方议订停战3日。此后又拟定双方派出代表讨论大局。停战是辛亥革命从武装斗争走向政治妥协的一个重要转折。12月18日，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和革命军政府的代表伍廷芳在上海开始和谈。11月下旬，各省代表议决承认武昌为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以鄂督执行中央政务。接着14省代表会议在汉口英租界召开，筹备成立中央临时政府。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克南京，代表会议决定以南京为中央临时政府所在地，各省代表随即自武汉齐集南京。25日，同盟会总理孙中山自海外归来。29日，17省代表会议以16票的绝对多数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到南京就职，发布《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告全国同胞书》等文件，正式宣告中华民国的诞生。1月2日，通电改用阳历。3日，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确定临时政府组成人员，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28日，又成立南京临时参议院。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包括革命派、立宪派和旧官僚3种政治势力。独立各省的军政府多数为立宪派和旧官僚所操纵，南京临时政府和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对它们事实上不能行使中央政府的权力。革命派自身的弱点也更多地暴露出来，孙中山的许多正确主张都遭到反对。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袁世凯感到大总统的位置难以到手，立即撤销和议代表，造成谈判破裂的形势，迫使革命势力妥协。帝国主义列强拒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并且制造外国干涉的空气。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孙中山被迫退让。1月22日，孙中山声明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即向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得到孙中山的保证后，加紧逼迫清帝退位。2月12日，清朝皇帝终于接受中华民国对皇室的优待条件，正式退位。这样，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朝垮台了，延续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也随之结束。2月13日，袁世凯向临时政府正式声明赞成共和，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职。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因实力在北方，拒绝南下就职。孙中山派蔡元培为专使北上迎接，袁世凯暗中指使亲信部队在北京、天津、保定制造兵变;帝国主义也乘机调兵入京，制造紧张空气，以支持袁世凯。南京临时政府再次退让。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次日，孙中山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个约法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性质，是中国历史上的创举。25日，唐绍仪到南京接收临时政府，组织新内阁。该内阁中内政、陆军、海军、财政、外交等部均由袁世凯的亲信或拥护者担任，同盟会只分配到教育、农林、工商等几个点缀性的席位。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5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和该院迁往北京。至此，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所篡夺。辛亥革命失败了。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点深入人心。中国人民长期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以辛亥革命为新的起点，更加深入、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辛亥革命先烈榜陈甫仁 胡应升 陈与燊 陈文褒 冯超骧 黄裘訄丛允中 黄兴 黄际隆 黄体荣 黄忠炳 黄泽霖程家柽 黄为基 程良 丛琦珠 方远照 方次石白朗 方声洞 冯超襄 冯特民 蔡济民 卞鼐戴戡 樊毓秀 邓铿 冯如 白毓昆 方维韩伯棠 方孝慈 车钺 蔡锐霆 丛环珠 邓伯曜董振五 葛谦 蔡大辅 陈孔白 陈更新 陈可钧陈作新 陈佐黄 陈景华 陈敬岳 陈伯平 陈桂山陈安义 陈安人 陈守堂 陈涌波 陈文友 陈公木陈与？ 陈雄 陈森 陈涛 陈春 季雨霖迟德智 弟敏学 范鸿仙 范传甲 范光启 范金陈翼龙 黄方 高福楠 高照林 高彭年 高海廷高尚志 陈樵 陈樵 陈模 陈福 陈滔陈滔 黄之萌 何棠 何文 姜树玖 姜守旦姜文培 淡春谷 崔德聚 华金元 崔怀仁 胡应升耿世昌 耿直 胡廷佐 胡有棠 胡玉珍 胡仁辉侯鸿(钅)英 侯邦富 侯文蔚 侯文蔚 陈天华 侯郇陈子范 龚自沅 陈才 曹富章 曹印侯 陈其美贺金声 杜玉兴 杜凤英 黄鹤鸣 黄毓英 郭继枚黄家麟 郭典三 单鹏宴 黄钟杰 郭好苏 黄旭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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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祖朱棣为何选择郑和下西洋     《明史·郑和列传》说,明成祖朱棣派遣使团船队下西洋的动机之一,是“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那么，堂堂大明派一个太监率团出使,岂不会有损国威吗?原来,郑和一身兼具多种优势,是无可替代、首屈一指的最佳人选。 郑和雕像  一、郑和是元初重臣、色目贵族赛典赤·赌思丁的后代,是穆罕默德的后裔
  1218年,成吉思汗在蒙古军消灭了盘踞在今新疆、中亚交界处的契丹西辽之后,曾向西域派遣了一支由400多商人组成的骆驼商队,以寻求贸易。不料,商队遭当时的中亚大国花刺子模截杀,货物被抢。暴怒的成吉思汗于1219年亲率20万蒙古军发动西征,不久即攻陷了花刺子模号称“文化之都”的不花刺城。     居住在不花刺城的赛典赤·瞻思丁(1211年生,1279年卒),这年只有8岁。他是回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后裔,他的名字前面的尊称“赛典赤”即“圣裔”之意。赛典赤向成吉思汗贡献了斑豹和白鹰,率部众千骑归顺,受到信任,被授予官职。
  当时蒙古统治者将西域归顺人称为“色目人”(因其眼珠多为蓝、黄、绿色),定为仅次于蒙古人的“第二等级”,重用“色目入”以协助维持统治。赛典赤成年后,历任太原、平阳、燕京等处地方官,参加过攻略四川和围困襄阳。蒙古第五任大汗忽必烈做了元朝皇帝之后,于至元十一年(1274年),任命年已63岁的赛典赤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相当于云南省长。 赛典赤在云南任职6年,将境内多民族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收拢至行省政权的统一管理下。对待武装抗拒的地方势力,他不主张以武力征服,而是以仁德感化。他在云南组织屯田,兴修水利,创办学校,还推广了内地先选的耕种技术。他还安抚了邻国,与其君主结为兄弟,使他们不再侵扰国境。
     至元十六年(1279年),68岁的赛典赤病逝,云南百姓为之“巷哭”。赛典赤的儿孙后代继任,世守云南,并被封为滇阳侯,驻扎昆阳,即今滇池南岸的晋宁县。至今那里的白鹤山还留有祖墓和古碑。 二、明军攻略云南,10岁的郑和被俘阉为宦官
  1371年,郑和生于昆阳的滇阳侯府中,小名“三保”。、郑和回祖父和父亲都曾去过回教圣地麦加朝圣,在回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当时穆罕默德的汉译为“马哈默德”,许多信徒都以“马”字作为自己的姓氏,以示虔诚。人们常说的“郑和本姓马,叫马和”,就是这样来的。
  1368年,元朝被推翻,朱元璋开创明朝,走此年为洪武元年,在南京登上皇位。但偏远的云南尚在元统治之下。
  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派征南将军傅友德、副将军蓝玉、沐英率军30万攻略云南。郑和的父亲兵败被杀。战俘及家属被擒获入宫为奴。年仅10岁的郑和遭阉割,送往南京充作宦宫,后又被“分配工作”至北平,至燕王府去侍侯朱棣。原为回教徒的郑和,为了排遣被阉割后的痛苦和郁闷,按当时宦官们的通例,又信奉了佛教。他的佛教法名叫“福吉祥”。 三、参加“靖难之役”，屡建战功，得到提拔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死去,由其早逝的皇太子朱标之子、皇太孙朱允炆继承皇位,因改下年为建文元年,又称建文帝。
  建文元年(1399年),建文帝的四叔燕王朱棣,借口朝中有奸臣,在北平起兵去南京争夺皇位,史称“靖难之役”。朱棣知道自己发动战争的借口非常牵强,他对带兵的将领存有戒心,于是重用自幼在燕王府长大的亲信宦官们,充任监军,掌控兵权。这一年28岁的郑和在战争中大显身手,屡建战功。
 建文四年(1402年),南京陷落,建文帝失踪,生死不明。朱棣抢到了皇位。永乐二年(1404年）,朱棣提拔“靖难功臣”郑和为内官监太监,并赐他姓郑,原来的“马和”此后才称“郑和”。
  内官监,是明代为皇家服务的十二监、四司、八局合称二十四衙门之一,掌管土木瓦石、油漆火药诸作坊,负责营造宫室陵墓类似皇家工程局。朱棣1421年迁都北京,内官监就设在今北京西城区恭俭胡同一带。而“恭俭胡同”,就是民国时期对“内官监胡同”旧称的雅化变更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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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是1911年清政府出卖铁路修筑权，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四川等地爆发保路运动。日，武汉地区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发动武昌起义，接着各省纷纷响应，因为1911年为旧历辛亥年，故称“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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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反抗，哪里就有斗争中国的近代史是各个列强侵略中国的屈辱史只有人们自己拿起武器才能救自己
请登录后再发表评论!李杨：蒋介石与《中国之命运》
关键字:&蒋介石中国之命运毛泽东
长期以来，大陆史学界对1943年出版的、当年影响极大的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有如下定论：蒋介石推出这部书的动机，是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作思想准备和舆论动员，目的是想挑起新内战。[1]
在审视这一结论的推导过程中，笔者发现结论背后的许多历史因素被简单化了，多数研究成果沿袭以往&定于一尊&的意识形态话语，未能深入讨论处于中外政治风云中的蒋介石的思想、心路变化因素，以及与此纠葛不清、错综复杂的国共两党之纷争等多方面的情势。因此，关于蒋介石与《中国之命运》的问题，值得重新探讨。
本文主要通过参与《中国之命运》初稿撰写、并负责校订出版的陶希圣档案记录、蒋介石日记以及相关的中共党史文献等，本着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的态度，在历史细节上下功夫，尽可能客观地解读这段众说纷纭的历史，并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一、蒋介石推出这本书的动机是什么？二、《中国之命运》被视为&反共宣战书&是如何提出的？中共为何说它是&反共宣战书&？三、围绕着《中国之命运》一书争论背后，国共两党领袖交锋的真正意图是什么？
一、蒋介石推出这本书的动机是什么？
关于蒋介石推出《中国之命运》的动机，大陆史学者几乎众口一词：是&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作思想准备和舆论动员&。何以出现这个定论？笔者放下一节解答，我们先来分析蒋介石本人的写书宗旨，再来推导蒋介石撰著的真实动机所在。
首先看当事人陶希圣是怎么讲的：
&自十月十日起，蒋委员长着手起草一本书。书的目的是在指出百年来所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一旦解除，一般人应如何以独立国家自由公民的资格，与世界各国的国民平等相处，同时应如何自立自强，共同致力于建国的事业，使中国真正成为独立自由的现代国家，与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各国分担世界和平的责任。&[2]
为此，陶希圣还特意作了解释，他说，《中国之命运》的宗旨出于蒋介石的两段训词。第一段训词指的是日蒋介石在庆祝&双十&节大会上的讲话。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国庆节。黄仁宇当年正好目睹这一场面，他说：&翌日为国庆日，他（指蒋介石&&引者注）往重庆较场口宣布。恰巧当时我和弟妹蹀躞街头，忽见蒋乘敞篷车至，车行极缓。虽有宪兵指挥群众清道，但无特别戒备，车行所至，两侧群众自动鼓掌。&[3]就在这次会上，蒋介石郑重宣布美、英两国政府将放弃一切特权，重新商定平等新约的消息，蒋介石声明道：
&我国百年来所受各国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至此已可根本解除。国父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遗嘱亦完全实现。我全国同胞从今日起，应格外奋勉，自立自强，人人要做一个真正独立自由的国民，始能建立一个真正独立自由的国家，以期无愧为同盟国之一员。&[4]
第二段训词指的是次年1月11日，中美及中英平等新约正式签字时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
&我国自清季开始与列强订立不平等条约以来，到了去年正是百周年，我们中华民族经五十年的革命流血，五年半的抗战牺牲，乃使不平等条约百周年的沉痛历史，改变为不平等条约撤废的光荣纪录。这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起死回生最重要的一页，亦是英美各友邦对世界人类的平等自由，建立了一座最光明的灯塔。尤其是我们同盟联合各国证明了此次战争目的之所在，是为人道、为正义而作战的事实。&[5]
陶希圣强调说：&《中国之命运》的宗旨，就是上述两段训词。&[6]从内容上看，两段训词都与废除不平等条约有关。作为蒋介石的御用秘书，陶的陈述难免有党派倾向，但他说出了撰写此书的历史背景。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宣战，次日，中国即对日本宣战，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国民政府遂成了美国和英国的地缘战略伙伴，甚至是心腹盟友。1942年元旦，以美、英、苏、中为首的国家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后，中国开始跻身世界四强地位，美、英允诺战后废除在华的治外法权。但蒋介石坚持战后废约与中国现有国际地位不相符，美、英应当在战时就放弃在华特权。恢复中国在国际的自由平等，是国民党的一贯主张。
从当时蒋介石一连串迫不及待的行动中，我们可以看到蒋废约愿望之迫切和强烈：
1942年3月，蒋介石不满外交部向盟国提出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战后应无条件取消&言论，蒋借助中国战场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及中国在新的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地位，推动国内新闻舆论界发起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4月23日，蒋介石通过宋美龄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如是我观》一文，将这一运动推向高潮。文章谴责了在华领事裁判权，提出取消外国在华的种种特权。宋美龄毫不客气地指责英国在远东作战不力却继续以帝国主义的态度对待中国，宋美龄要求那些以抗战名义的英国驻华大使馆的&大班门&滚回英国。文章措辞尖锐，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美国社会形成一股同情中国的舆论潮流，不少报刊发表文章要求美国政府立即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从4月起，华盛顿和伦敦为放弃对华特权一事频频商议。8月27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告诉英国外交部，现在是采取确切步骤的最好时机。
9月2日，蒋介石为促成和华盛顿速订新约之事，派魏道明替换对谈判&不甚热心&的胡适接任驻美大使。[7]10月4日，蒋介石对来访的美国共和党领袖威尔基表示，&中国今日尚未能取得国际上平等之地位，故深盼美国民众能了解中国，欲其援助被压迫民族争取平等，应先使其本身获得平等地位始&。[8]蒋介石并亲自草拟交涉要点，要求美方提前放弃不平等条约。5日，蒋致电在美国的宋子文，要他向美方表达中国希望立即废除旧约意向，带头声明放弃&对华条约中包含的不平等条约&。 [9]同一天，蒋授意陈布雷撰拟新闻稿，敦促美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发挥其一贯对中国友善的精神，做一件能够转移世界视听，彰明盟国道义权威的大事。[10]6日，魏道明向罗尔斯呈递有关废约内容的国书。7日，宋子文复电：&关于从速取消不平等条约，原则上美方当无问题，最好俟文回国面陈后再进行。&蒋介石不同意，迭电相催：&如美政府能提前讨论取消不平等条约，则我方应立即与之开始交涉，不必待兄回国也。& [11]
使蒋介石深感意外的是，没等宋子文开口，美国国务卿赫尔于9日正式通知魏道明：&美国政府准备立时与中国政府谈判，缔结一规定美国政府立时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国际问题之条约。美国政府并望在最近期内完成上述目的之草案，提交中国政府考虑。&[12]之前，美国政府曾于3日通知英国外交部，定于9日美、英两国分别发布。
就在这一天，美、英两国正式通知中国驻美、英使节，&立时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问题之条约&，[13]并于10月10日国民政府的国庆节之际公开宣布这一决定，接着，加拿大、荷兰、巴西等国相继表示了同样的态度。外长魏道明宣称：中国与西方关系进入新时代。[14]
翻检以上的国际外交变故，我们才能体会蒋介石当天在日记写下这样的话：&接获美、英自动放弃治外法权之通告，此为总理（国父）革命以来毕生奋斗最大之目的，而今竟得由我亲手达成。中心快慰，实为平生唯一之幸事。&[15]蒋介石立即致电美国罗斯福总统表达谢意：
&几十年为中国争自由的奋斗中，继续不断地梦想中国终必成为一独立并且是民主的国家；近日理想已成事实。谨自内心感谢阁下卓越的领导，鼓励和协助中国在盟邦取得平等的地位。&[16]
蒋介石激动地表示他为美国&此一壮举所感动，实无适当言词足以表达欣慰之感情&。行文至此，笔者也就理解黄仁宇说过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对蒋介石为一生大事&。[17]就在这一天，费城独立厅的自由钟敲响31下，以此向开始走上独立之路的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国庆节遥致祝福。蒋介石专此为美国特别于中国国庆日鸣自由钟向罗斯福致谢，并进一步提出&深望最近续订新约之时，将包括一切不合于国家平等原则或国际公法一般原则之现存特殊权益让与权特权等，一律加以废除。&[18]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找来陶希圣商议撰写一部书，目的&是要教导不平等条约束缚之下的国民，鼓舞其民族自尊心，与世界各国国民平等相处&。[19]
以上主要是陶希圣的叙述。蒋介石本人也记载有他写此书之目的，就在蒋与陶商量撰写《中国之命运》一周后的10月17日，蒋介石在日记写道：
际兹不平等条约取消，外交胜利之时，应不失机宜推行战时生活，改造民众心理，转移社会风气，革除政治习性，至于发展经济，平定物价，健全新县制各级组织与省县各级参议会，亦宜同时进行。使人民能为国家服务，不失为现代国民，而得能与联合国各国之国民并肩作战，对世界战争能有所贡献，如此方不愧为独立自由国家之国民也。[20]
从中看出，藉着&不平等条约取消，外交胜利之时&，&不失机宜推行战时生活，改造民众心理，转移社会风气，革除政治习性&，应是蒋介石推出《中国之命运》的思想发端。不久，蒋介石发表广播演讲，反复强调民众心理改造的重要性：&战时的生活没有能厉行，新生活的信条还不能普及，国家总动员令的法令还不能贯彻，经济管制的办法更没有普遍实施&，要求&纠正一切缺点，彻底革新生活&。[21]
在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努力争取下，日，中美、中英签订新约，废除两国在华特权。随后，中国又与比利时、挪威、加拿大、瑞典、荷兰、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等国签订了类似的条约。及此，百年来资本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形式上被废除了，&治外法权、租界、内河航行权、军舰驶入中国领海权、洋员管理海关行政权，北平使馆区及北平至海口交通线外国驻兵权，一一取消&。[22]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23]
对于中国人来说，取消西方列强近百年在华治外法权，无论如何也是值得记载的历史时刻，其意义之重要，我们从当时《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从重庆发来电讯可见一斑：
中国过去一年突出的事件是取消了与外国列强之间的不平等条约，结束了中国所称&一个世纪的压迫&，这是西方人很少把握的事实，但对于认识中国它却具有最为重要的意义。对中国人的情感来说，这场战争不是始于日，那只是一场更大规模斗争中的一个偶发事件。这一斗争可上溯到1927年的北伐战争，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及1840年的鸦片战争。在这一斗争的编年史上，将记录下这样一笔：只有6年来的抗日战争才使西方终于接纳中国成为国际大家庭的一员，站立在平等的舞台上。[24]
诚然，中国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与国际法的进步与发展分不开。1942年元旦，以美、英、苏、中为首的国家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其宗旨和原则都是强调主权平等、民族自决和禁止使用武力，这就为蒋介石一再倡议废约提供了重要的法理依据。
综上所述，在时间上，陶希圣叙述的蒋介石两段训词都与《中国之命运》一书出台密切相关，蒋介石发表第一段训词后，即找陶希圣商谈撰书一事。第二次训词时，正是蒋介石反复修订书稿之时。正因如此，蒋介石在撰写《中国之命运》时，关于不平等条约的内容也占据颇多篇幅。
当时书稿在党内高层征求意见时，被批评最多的也是关涉不平等条约的内容，他们认为此时批评友邦，有损心腹盟友关系。时任四川省主席张群就不无担心地认为：&书中指摘英美俄过去对华政策部分，深以其有伤友邦感情为虑。&[25]面对诸多批评，蒋介石不为所动。据时在侍从室的唐纵言：
&《中国之命运》一书，外间批评颇多。最多数的人，认为不平等条约业已取消，何必再责备和得罪英国人。有一次军事会报，何总长、白副总长提到此事，委座云，我正为此而写，你们军人，不应怕得罪外国人。&[26]
陶希圣解释说：
&委员长认为中国百年国家积弱之势与国民从自大转为自卑的心理，都是导源于列强的侵略与不平等条约的压迫。尤其是国父倡导三民主义国民革命，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主要目的。现在不平等条约由于革命抗战之坚贞奋斗而得以解除，一般国民如何改变其民族自卑感而培养起民族自尊心，国家如何与世界各国立于平等地位，而分担世界和平的责任，这就是中国今后的根本课题。因而本书不能不追述百年来不平等条约束缚的实况，与我们为国家平等自由而革命抗战的经过。倘如删去这些章节，那就是全书失其意义了。&[27]
蒋介石十分看重废除不平等条约，蒋坚持把中国的民族耻辱和其他现代弊端，几乎全归咎于外国列强的掠夺和不平等条约的危害。日，蒋在日记写道：&自道光廿二年鸦片战争中英白门和约起，及袁世凯接收廿一条，乃至华盛顿九国公约止，中华民族之人格与国家主权皆为此九国公约所埋葬。&[28]蒋介石誓言要洗雪百年民族耻辱。
在蒋介石的政治理念中，不平等条约是导致中国社会积贫积弱的根本原因，中国应该毫无例外地反对一切形式的帝国主义。蒋介石看来，为要救国，就须反帝。&蒋著的这点意思，国民党高层的相当部分人士始终没有读懂&。[29]
日，就在与美、英讨论重订平等合作新约之时，蒋介石在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发表的《建立平等互赖的世界，消灭任何帝国主义》一文就直截了当地提出，消弭任何形式的帝国主义。[30]西方观察家认为蒋介石有一种极端保守的民族主义幻想。早在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之初，蒋介石就把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新政府主要外交目标。次年，推行&改订新约，收回利权&。1929年，还未站稳脚跟的国民政府匆忙宣布该年是废除治外法权之年。虽然阻力重重，南京政府仍取得进展，如实现了关税自主。1930年1月，取消列强治外法权的谈判进入与各国会商阶段，后因日本入侵东北而停止。
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首篇里赫然声明：（国父）&弥留之际，确定废除不平等条约为中国国民革命的第一个目标，复将这个未竟的大业，留给我们后死的同志。&全书共分八章，其中直接涉及不平等条约内容的就占了三章。费正清说过：&该书为庆祝1943年英、美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出版&。[31]邓野也说过：&蒋介石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契机，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32]邓野并再次强调：1943年1月中国与英、美签署平等新约，中国至少在形式上废除了半殖民地地位。这个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主题之一具体经由国民党完成，对于蒋介石来讲也就具有相当的政治宣传意义，为此，蒋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33]
百年的屈辱记忆，使蒋介石十分强调民族自尊，蒋认为一个国家，首先必须自强、自助、自求。[34]在发展和各国关系时，要坚持自主，用人而不被人用。[35]全书甚至含有强烈的排外性的农民民族主义色彩，被毕仰高称为，它的&反帝国主义染有盲目爱国主义的色彩&。[36]美国驻中国代办艾哲逊（G. Atcheson）就对《中国之命运》一书持批评态度，指有排外偏见。
因此，当《中国之命运》在中国发行高达100多万册并成为国民必读书时，国民党的审查机关却在外国记者的电文中删去了一切有关此书的内容，英译本也一再推迟出版，&如译成英文须摘由意译，删略一切刺激外人之语，盖是书在供国内青年阅读，主旨原不在对外也&。[37]1946年1月份，美国六位国会议员提出要国务院自己翻译这本书，却遭到重庆方面的拒绝，理由是该书属于&绝密&文件。
过去，因国共两党纷争，民国史往往被人为裁为两节，两边都有自我设限，以致我们读史需作常识性补充。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不论从历史事实还是蒋介石的思想逻辑、心路历程来看，引发蒋介石推出《中国之命运》与废除不平等条约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是蒋介石推出《中国之命运》的最主要动机。
二、&反共宣战书&论断符合史实吗？
那么，几十年来，中共党史为何一直沿用蒋介石出书动机&是为第三次反共高潮作舆论准备和宣战书&、是&蒋介石欲挑起新内战的宣言书和动员令&等观点呢？[38]这一论断是怎么出台的，是否符合史实？
笔者发现，这一说法之所以影响深远，源于当年毛泽东亲自组织批判《中国之命运》运动中的一句关键词，提出者是被授意批判《中国之命运》的陈伯达。他在根据毛泽东意见撰写《评〈中国之命运〉》一文中说：&这是一本对中国人民的宣战书，是为发动内战的思想准备与舆论准备。&[39]陈文是当年中共组织批判《中国之命运》系列文章中最早和最重要的一篇，由毛泽东亲自修订并作为中共机关报《解放日报》社论发表，后还专门印了单行本广为散发。为写此文，陈伯达全情投入，写到激动处，陈可谓&笔泪俱下&。陈伯达不无得意地说：&这本书对于打退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起了作用&，他还借用李六如的话形象地概括道：这本书甚至&顶了几个师的力量&。[40]
翻查史载，陈伯达的话显然夸大了。陈伯达文章发表于日，此时，已是胡宗南部队撤出陕南的第11天、蒋介石公开声明对边区&无进攻之意&的第10天之后，也就是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处于退却阶段，何来&顶了几个师的力量&？如果《中国之命运》是一本对中国人民（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宣战书&，&是为第三次反共高潮作舆论准备和动员令&，按常理，书甫一出版当引起中共高度重视，而不是搁置四个月后才组织批判。
那么，这几个月时间里，国共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不妨深入一层分析。
从1942年下半年&1943年上半年，也就是《中国之命运》推出前后一段时间里，国共双方并未出现剑拔弩张情形，相反是双方频频往来的和谈时期，当时双方都希望将国共问题纳入政治解决轨道。两党出现这种新思维，主因是世界出现变局。
在中共一方。1941年6月德国突袭苏联后，苏联无瑕东顾，延安失去国际支持。同时，莫斯科希望共产党支持国民政府积极抗战，以解除东线之忧。面对新局势，审时度势的毛泽东意识到，随着苏联和美、英结盟，世界大势为之一变，战后的国际格局将出现一种妥协局面，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需作重新调整，做长期合作的打算。
在国民党一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成为中国的最大盟友，连一向瞧不起中国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也立即致电蒋介石：&我等向为良友，现则同对一敌共同奋斗矣。&[41]美、英的支持，令孤身抗日苦撑近5年的蒋介石突然有了&绝处逢生&的慨叹，他先前曾预言：&只要我能抗战到底，则国际情势终必演变而日本终归失败也&，[42]这一天终于到来。借助外部特别是大国美国的力量打败日本，是蒋介石&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一贯思路。[43]
现在，在美国支持下，中国正从战前的半殖民地状态迈向世界四强地位。在近代史上，中国的国际威望从未有如此之崇高。陶希圣感慨地说：&民国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增高到了顶点&之年。[44]1942年初，蒋介石就任中国战区（包括中国、法属印度支那、泰国等国家与地区）最高统帅之后，第一次成为国际头面人物。这年的6月1日，蒋介石的肖像再次出现在《时代》周刊封面上。个人声望逐渐高涨的蒋介石认为中共对他的威胁在消减。在这种背景下，国共双方都在寻求新的和谈方式，应该说，受莫斯科指示的中共一方更加主动。
1942年1月，在苏联养病的林彪带着莫斯科旨意回国，曾是黄埔四期生的林彪特意通过新疆督办盛世才向校长蒋介石报到，并大谈特谈国共合作，甚至主张国共合作建国。[45]蒋介石留意到他的学生林彪回国后，中共随即在政治上停止进攻，双方的军事摩擦顿减，两党关系明显缓和。
5月，苏联得到日军向中苏边境集结的消息，再次呼吁中共采取行动。6月15日，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致函毛泽东：&当前局势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一切努力改善同国民党的关系。&[46] 7月5日，中共驻重庆代表董必武约见国民党代表王世杰，表示希望政治解决国共纠纷问题。中共随即在发表的&七七宣言&中作出和解姿态：
我们愿尽自己的能力来与国民党当局商讨解决过去国共两党间的争论问题，来与国民党及各抗日党派商谈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及建设战后新中国的一切有关问题。[47]
国民党方作积极回应。7月11日，国民党派张治中和周恩来、董必武会晤，周恩来提出妨碍两党团结的军事政治问题可以通过谈判解决。7月21日，蒋介石亲自接见周恩来，肯定国共谈判之事。8月14日，蒋介石再次接见周恩来，提出&国内的问题应好好解决&，甚至提出希望一周后去西安会晤毛泽东。[48]
毛泽东获悉也表示：&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 [49]毛泽东并在他本人修改的一份《情况通报》中指出：国民党最近已放弃了5月间的军事反共计划，而采取政治上解决国共关系的方针。蒋介石两次见周恩来谈话，国共关系确有走向好转的趋势。[50]但由于中共中央一时摸不清蒋介石急切见毛的意图，担心蒋对毛不利，只派出林彪在周恩来陪同下面见蒋介石。林彪特别向蒋介石转告毛泽东的意见：今后国共两党&应彼此接近，彼此相同，彼此打成一片。&[51]林彪还说道，&中共虽奉共产主义，但绝不能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具体办法，&&依样行之中国。&&盼于委座（蒋）领导之下，奠立巩固基础，以底于最后成功&。[52]到了10月下旬，毛泽东仍对亲自见蒋谈判一事深感兴趣，但一再遭周恩来反对而作罢。
11月中旬，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中全会，通过《今后对共产党政策之研究结果案》，表示：&对共产党仍本宽大政策&，只要&服从政府命令，忠实的实现三民主主义，自可与全国军民一视同仁。&[53]对此，中共认为&这是对我们今年七七宣言的回答&，是&时局好转的开始&，即使国民党&今后不允许我们再组织军队，我们可以这样做。&[54]毛泽东还于12月1日，写了一封缄件给蒋介石，内称：&前承宠召，适染微恙，故派林彪同志进谒，嗣后如有垂询，敬乞随时示知，自当趋辕聆教。&[55]
12月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对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发表谈话，表示：&全会坚持抗战，加强团结之意图，吾人深同感&。并声称：在对外对内的最重要政策上，国共两党之见地，基本上并无二致。[56]14日，周恩来也指出：目前两党关系是&空气缓和&，&关系恢复&，趋向好转。
由于中共的积极回应，16日，蒋介石再度召见周恩来与林彪时，表示国民党是有诚意解决两党统一团结问题，希望真团结，不是政治手段。蒋介石甚至声称：只要他活着一天，就绝不会让中共吃亏。[57]林彪也表示拥护国民党十中全会宣言和决议精神。
次年3月28日，何应钦明白无误地告诉周、林：国共两党目前最要紧的是精诚团结一致对外，不能再有摩擦发生。敌人一贯政策，是以华制华，同时还进行挑拨离间，是我们内部不能团结，如果我们中了敌人的诡计，将来只有同归于尽。[58]周表示同意，林也说延安方面很希望两党彻底合作。这一时期，两党对于合作问题的态度均是积极的。
这段你唱我和时期，正是蒋介石酝酿、写作、修订和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的时间（1942年10月至1943年3月）。如果说，蒋介石一面与中共和谈，一面谋划撰写一部意在掀起反共高潮的&宣战书&，于逻辑和情理都说不通，更何况国际社会也不允许蒋介石&内讧&。美、英为共同对日，多次警告重庆政府不得发动内战，否则就会削减租借法案中的对华军事援助。史迪威甚至威胁，如中国内战他必将飞机带走。在重庆政府看来，美、英、苏三大盟友都不好得罪，重视&国际之地位&的蒋介石要保持他在国际社会的声誉，维持国内团结一致抗日的局面是必须的。
虽然，作为一种战略设想，毛泽东早在1942年4月就提出&国民党有可能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预设，并且认为&他们布置很久了。&[59]至于&高潮&迟迟未来，毛泽东是这样解释的：由于日军尚未发动反苏战争而进攻云南、浙江，使得国民党内部问题严重，有暂时延缓的趋势。[60]此后，随着国共进入和谈阶段，毛泽东也就不再提&反共高潮即到&言论，反而致电周恩来：&故应避免一切枝节，极力表示好意。&[61]
那么，《中国之命运》是如何与&反共高潮&沾上边的？
陈伯达说，1943年3月《中国之命运》出版一个月后，&延安也很快看到了&。但中共这段时期的工作重心在于整风运动，并没有过多关注重庆政府的一举一动，甚至连当时重庆《中央周刊》杂志组织的&《中国之命运》读后感&征文活动，熙熙攘攘地发表了300多篇文章的时候，延安也没有动静。至少到6月2日止，中共政治局召开的会议内容，&丝毫未提及中共对国民党的具体政策，对抗日统一战线的态度，以及共同抵抗日本法西斯的事情&。[62]
为统一全党思想、方针和路线的延安整风运动，是当时中共党内的头等大事。《中国之命运》尽管被捧为&领袖经典&，在大后方红极一时，却委实还没有进入毛泽东的视线。中共反而频频向国民党示好，为保持和谈气氛，中共还致电告诫周恩来，&如我们与国民党以外之中外人员团体或党派，有任何足以引起国民党借口之秘密协定，在目前都是不妥当的。&[63] 6月1日，毛泽东还致电前线的彭德怀，&对国民党应极力避免大的军事冲突&。[64]应该说，双方对和谈都怀有诚意。
这也意味着，《中国之命运》出版后的几个月内，并没有被视作&反共宣战书&，甚至还没有引起中共的注意，为何到了7月下旬，中共对《中国之命运》的看法会出现180度的转变？
导致国共关系趋向恶化的诱因是5月22日共产国际突然宣告解散。在蒋介石看来，中共是共产国际移植中国的&傀儡&，不是中国土壤里生根成长起来的，它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历史无关，也即是与国情无关。自称是反共的&先知先觉&的蒋介石，早年就反对苏共对中国革命的控制，认为中国革命无需&舶来品&，必须独立自主。
而且，蒋介石认为共产国际的解散，是美国对斯大林施加压力的结果。共产国际是在美国特使戴维斯出使莫斯科期间突然宣布解散的。美国注意到共产国际指导下的中国以及各国共产党所策动的&叛乱&工作，故对苏联给予军事援助为交换条件，压迫斯大林解散共产国际。蒋介石在5月25日日记写道：&此实为划时代之历史，而其关键全在美国总统之政策运用奏效也。&[65]
次日，蒋又写道：&此次俄国取消第三国际，乃积极与美合作之表示，日本必知之甚明也。&[66]蒋介石比同时代的大多数人更了解列宁的观点和共产国际的工作，从1923年底访问苏联时开始，蒋介石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形成一种固定看法，他称苏俄为&赤色帝国主义&，将是中国&最后、最大之敌&。[67]共产国际解散不久，蒋介石在5月31日《本月反省记》云：
&此实为二十世纪上半期之惟一大事，殆为世界人类前途幸福庆也，而吾一生最大之对象因此消除，此不仅为此次世界战争中最有价值之史实，且为我国民革命三民主义最大之胜利也。&[68]
蒋介石虽然高度评价共产国际解散一事，但如何转变为对内政策仍十分谨慎。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历来有戒备之心，和谈，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蒋介石明白，国共终不可能和衷共济。中共问题的解决始终是蒋介石的一大心病，&九一八事变&前，蒋的方针是，&不先剿灭共匪&，&则不能御侮&。事变后虽改为&团结内部，抵御外侮&，但双方时有摩擦。现在碍于国内外舆论，尤其国际舆论，蒋不敢过于明目张胆。
在共产国际解散的第三天，蒋介石仍表明：&对中国共产党问题，我应尽力向政治解决之途为最大努力；在宣传上尤不可造成政府准备以武力解决之印象。&[69]事实上，对于共产国际解散一事，国民党也一直克制，并没有在党报《中央日报》上置评一词，国民党对于共产国际解散事件的态度是&大题小作&。[70]
6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与蒋介石都有部署。毛泽东复电彭德怀，指出：国民党对我疑忌甚大，不愿解决问题，打击我党威信，厉行特务政策，企图从内部破坏我党。对国民党应极力避免大的军事冲突。[71]同一天晚上，蒋介石亲自主持召开官邸会报，声称：共产党如能照其所言者做到，中国政治无问题。共产党如能将军权、政权统一于中央，中央便可缩短训政时间而早日实施宪政。
6月10日，周恩来、林彪返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前夕，蒋介石覆缄毛泽东，内称：&兹承周（恩来）、林（彪）二同志回延之机，特泐数行，以伸悃忱，如能驾渝会晤，尤为欣慰。&[72]这也是蒋对之前毛泽东给他函件中表示&聆教&的客气回覆，蒋邀毛到重庆会晤。此时，双方谈判虽无成果，但谈判大门仍没关闭。
6月16日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到《中国之命运》一书。毛说，该书出版后，蒋介石转好的可能性很小。[73]显然，这句话里含有毛泽东对蒋介石的一种失望态度，共产国际解散后国共和谈重被搁置，毛感到不满。但此时的毛泽东，锋藏不露，势引不发。
将&中共问题&紧张化的是&戴笠方案&的提出。6月中，戴笠提出&解决中共问题&方案，其目的是&把握中共弱点，以达到政治解决为目标，惟在军事上仍须施极大压力，促其就范&，&以使中共将军权、政权交还中央为主要目的&。[74]也即是两手抓问题，胡宗南布防16个师边区南部，正是要对延安形成强大的军事压力。
国民党虽然萌生反击中共意图，但最终没有迈出诉之武力一步。7月6日，美国驻华使馆代办艾奇森致电美国务卿，传递了蒋介石的态度：国民政府不希望由于进攻共产党，被世人冠以挑起中国内战的头衔。面对美国人的一再疑心，蒋介石不得不表明这一姿态。
因此，蒋介石虽命胡宗南大兵压境边区，也只是希望&在军事上仍须施极大压力，促其就范&，最终意图还是希望能以&政治解决&中共问题。因此，当6月29日胡宗南已将3个军团16个师部署完毕，请求&收复陕北地区&，并称一周内可完成进攻计划时，蒋仍按兵不动：&切实准备，但须俟有命令方可开始进攻，否则切勿行动，并应极端秘匿，毋得声张。&[75]蒋介石明白&紧事三分输&的道理，不敢贸然行动。
虽然毛泽东认为早已预计的&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终于到来，但毛判断国内外形势都不允许国共开战，有一细节可看出延安的&镇定自如&：重兵压境之下，驻防在南泥湾前线的陕甘宁边区晋绥联防军警备八团的战士们，依然参加锄草劳动，他们的反应是&保险打不起来&。[76]这些细节隐藏着历史的真实。毛泽东采取&军事守势，政治攻势&方针，号召&各地应响应延安的宣传，在七月内先后动员当地舆论，并召集民众会议，通过要求国民政府制止内战、惩办挑拨内战分子之通电，发来新华总社，以便广播，造成压倒反动气焰之热潮，并援助陕甘宁边区之自卫战争。&[77]
正如毛泽东所料，在内外因素迫使下，7月10日，蒋介石果然令胡宗南停止行动，11日蒋、胡复电朱德，声明无进攻之意。杨奎松分析说，&蒋之紧急刹车，是因为他这时的基本方针仍旧是要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78]这一论点是符合事实的。7月23日，蒋介石提出，&中央对于中共，除对军令政令必须贯彻统一外，应采取宽大为怀的一贯方针&，对于中共内部问题，&中央决无干涉之意，更无强制之事&。[79]蒋介石以为可将中共容纳进一种政治结构之中，实现他所谓的&政治解决&。
综上所述，陈伯达说《中国之命运》这本书是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宣战书&、&动员令&一词，主要是出于一种党派斗争、政治宣传的意识形态用语，未必是中肯之言，甚至与事实无关，不应成为一种史学论断。就在陈文发表的前几天，也即是胡宗南撤兵的第二天，毛泽东分别致电彭德怀、董必武就说过：&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已迅速破产。&[80]总不会打败了&反动派的进攻&才来批判&宣战书&吧？此后蒋介石虽仍有剿共意识，但终未付诸行动。按照杨天石说法，&第三次反共高潮&并未成&潮&，更谈不上所谓&高&。[81]政治使历史记忆断层，时至今天，我们如果仍是沿用当年的政治宣传话语，未免遮蔽了历史的复杂性，也不符合史实。
三、国共两党争论《中国之命运》的背后
那么，毛泽东为何在7月下旬胡宗南大军撤离后，才突然把《中国之命运》作为&反共宣战书&大张旗鼓地进行大批判呢？主因有三：
（一）随着共产国际解散，国共和谈被搁置。
6月中旬，周恩来、林彪离开重庆返回延安时，张治中正式通知周恩来，谈判&须搁一搁&。不久，国民党16个师布防边区南部。这都使毛泽东大为不快，认为蒋介石让周恩来、林彪回延，继则陈兵边境，迫我作城下之盟。[82]毛泽东的&保持国共一年和平，我党即可能取得极有利地位&的愿望可能落空。
本来，作为一种战略预设，毛泽东早在1942年4月就提出&国民党有可能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并且认为&他们布置很久了&。[83]至于&高潮&迟迟未来，毛泽东是这样解释的：由于日军尚未发动反苏战争而进攻云南、浙江，使得国民党内部问题严重，有暂时延缓的趋势。[84]后随着国共进入和谈阶段，毛泽东不再提&第三次反共高潮&言论。
但是，随着共产国际的解散，国共和谈搁置，重庆政府不仅发起军事攻势，政治攻势也相随而至。在国民党宣传情报部门的鼓动下，6月到7月间，各地参议会、新闻、文化、妇女团体，致电毛泽东要求中共应同共产国际一起解散，将军令和政令统一到国民政府之下。就连毛泽东的同乡、青年党领袖左舜生也持有同样观点：一个国家政党可以有多个，而只能一个政党拥有军队，否则就要发生内乱。建议共产党放弃武装走议会道路。[85]
这种直言中共地方政权的不合法性，正是毛泽东最为羞恼和不能接受的。毛泽东马上将此与《中国之命运》中诬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搞&武装割据&言论联系起来，认为&第三次反共高潮&到来。
（二）批判《中国之命运》与中共安内的延安整风运动相呼应。
1943年，对于毛泽东来说是重要的一年。进行了一年多、旨在统一全党思想、克服党内对莫斯科权威迷信的延安整风运动，最终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为毛泽东从容、主动地处理国共关系提供条件。这一年，无论在组织上和思想路线上，毛泽东均确立了党内的领导地位。3月，毛泽东在党内首次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两个要职，握有党内&最后决定之权&。
这一年，按照陶希圣说法，是延安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重要论断的一年。由王稼祥率先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概念，被确定为&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由胡乔木整理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誉为&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成为共产党人整风必读文件。[86]
5月，历史的机缘又使毛泽东摆脱了共产国际多年来的直接领导。对毛泽东权力有制约的共产国际之终结，受到毛的欢迎。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召开会议并作出&解除对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的决定。[87]毛泽东在会上不客气地说，&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建议完全正确，共产国际已经活够了&，[88]&共产国际的策略是目光短浅，不现实的，脱离了中国的具体条件&。[89]此后，由毛泽东所长期担任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一职，也开始与党内最高权力划上等号。
在毛泽东看来，中共不再是一个地区支部，而是逐渐成为一个国家级的革命党。早在共产国际解散前的1939年5月，毛泽东就说过，我们要建设一个大党，一个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党。[90]经过多年的政治斗争历练，中共在理论和思想上逐渐成熟起来，&已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91]毛泽东要趁国民党军事威胁解除、当时的国际舆论于己有利之机，利用国民党政府的&有限民主&间隙，组织人马对这部&领袖著作&进行抨击和批驳，&以揭穿蒋记国民党实质，并教育自己&。[92]
毛泽东说的&教育自己&是有所指的：即批判《中国之命运》与延安整风运动互为呼应。首先，延安整风运动目的是为了反对和清算王明路线。在毛泽东看来，王明错误之一，是听信蒋介石，迷信国民党，反对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越是对蒋介石反动派彻底批判，就越能肃清王明路线余毒。共产国际的解散，毛泽东可以放开手脚清除党内残余的亲苏分子。
8月5日，在批判《中国之命运》高潮时，毛泽东以中共总学委主任的名义向全党及延安各机关、学校发出指示，要求各单位一律以主要力量进行一次关于国民党本质的教育，批判王明&蒋委员长怎么讲，我党中央怎么讲&的右倾论调，并声称，&他们对国民党采取投降政策，干了这么多危害党的事&，是&蒋介石的应声虫&。[93]以致后来延安甚至出现&王明是国民党&内奸&&，&王明是执行国民党破坏中共政策的代理人&的过激言论。多年后，在整风运动没整过人的林彪也私下说过，毛泽东&对王（明）斗绝了&。[94]
其次，批判《中国之命运》也配合了延安整风中的深挖国民党特务&反奸&任务。7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要求：&加紧进行清查特务奸细的普遍突击运动与反特务的宣传教育工作。&[95]7月15日，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日子，康生在这一天作了著名的《抢救失足者》报告，从此，审干运动进入群众性抢救运动。
所谓&抢救&实质是捕抓国民党特务。当时曾想自杀的刘白羽回忆说：&审干运动像是狂风暴雨，而真正的抢救高潮，却像延河夏天的山洪，充满巨大的恐怖。&[96]&你根本想象不到这种自我批判会是多么令人痛苦。&[97]这一天，被延安的知识分子称为&黑色的七月十五&。接着，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凡发现了特务活动并且有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的地方，就可动手审查他们&。[98]顿时人人自危，草木皆兵。8月22日，毛泽东满意地说：&过去宣传总是不痛不痒，唯独此次打到了痛处，故能动员群众压倒反动派气势。&
陶希圣未能悟出毛泽东所指的&反动派&语带双关。面对中共有备而来的进攻，处于风口浪尖上的陶希圣&适逢其时&地承受中共大批判。正当陶自己感到&犹不胜其遍体鳞伤之苦&时，他没料到，延安革命队伍里的&公家人&也正处于一种令人窒息的精神恐惧之中。
革命的张力和恐怖有时更多地来自革命内部，当时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师生约有300人，被打成特务的竟有267人。[99]据弗拉基米若夫的观察：&在许多机构中，揭出来的日蒋&特务&达干部总数的百分之百，在其余的机构中，也不少于百分之九十。&[100]这数字显然有夸大之嫌，但据高华研究，光是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被抢救出来的&特务&占全体人员的95%&，就连积极批判《中国之命运》的副总编艾思奇也成了嫌疑分子，被免去学委委员。[101]7月16日才回到延安参加整风的周恩来，很快发现由他直接领导的国统区中共地下党已被怀疑为国民党特务组织的&红旗党&。[102]就连周本人，也被指责为&教条经验宗派&代表人物之一。[103]据统计，被抢救成各类&特务分子&达15000人，[104]&仅延安一地自杀身亡就有五六十人&。[105]重读历史，一读一惊心。
毛泽东要在思想上改造、组织上改组，使得全党上下一致，确立和巩固独立自主的政治路线，以适应抗战后人民革命斗争夺取胜利的需要。如徐中约所言：&正是在延安经验中种下了人民革命最后胜利的种子。&[106]，
就在批判《中国之命运》期间，也即是从9月7日至10月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内容为反对国民党的阶级斗争与反对王明的党内路线斗争交织进行，会议清算十年内战后期的王明路线问题，毛泽东当年发牢骚的&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情形不复出现。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这次整风运动中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都进入克敌制胜阶段。延安整风使全党相信，在中国，只有毛泽东思想才是指导革命胜利的绝对真理。因此，被国民党奉为领袖经典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必然遭到对手批判，只不过是迟早问题。
（三）毛泽东选择这个时机批判《中国之命运》，也与莫斯科态度转变有关。
1943年前后，东线之忧略减的苏联忙于对德作战，中苏关系趋于冷淡甚至恶化。陶希圣认为，&这个时期可以说是中苏关系的扭转期。中国的国家与政府开始在国际与国内受到各种诬蔑与打击&。[107]从1943年7月起，莫斯科开始批评重庆政府，利用舆论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对中共表示同情。莫斯科《红星报》发表有关中日战争的专文。在陶希圣看来，作者别有用心地&将中国抗战的光荣都加到中共身上，而对国民政府不赞一词&。8月8日，&莫斯科发出了围攻中华民国与国民政府的信号，那就是《战争与工人阶级》杂志发表塔斯社中国分社社长罗果夫的长篇通讯，诬指国民政府里面有&绥靖主义者，失败主义者，及投降派所进行的阴谋活动&，阻止军事改革和工业建设，削弱战斗力，并且指出&中国将发生内战&。& [108]
一直留意国际动态的陶希圣认为莫斯科对重庆政府态度转变与它战后格局的安排意图有关，&史达林的战后计划是在大战中间安排战后的世局。&&亚洲方面，他以中华民国为第一个目标，要掠取中华民国长期抗战的战果，并控制中国战场作为其征服亚洲扰乱世界的基地&。[109]陶希圣认为大战结束之后，苏俄侵略的主要目标就是中华民国。
蒋介石一直怀疑&中共最近悖乱挑战&是&受原有第三国际某国之主使&，意在使中国抗战加速崩溃。[110]蒋介石认为苏联对中国有领土野心，蒋说，苏&迫盛（世才&&引者注）签订之&新锡协定&，比之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者犹有过之&。[111]
苏联的对华政策，目标始终是确保其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1941年，美国与重庆政府结成盟友后，苏联立即削减对华援助。至于苏联之前的对华援助，在蒋介石看来，主要是为加强苏联面对日本威胁时的安全。1943年夏秋，库尔斯克会战后，苏军展开战略反攻，盟军胜利，指日可待。斯大林开始考虑战后东亚新秩序的安排，他不希望在亚洲有一强国与苏平起平坐。
这年10月，莫斯科会议上讨论《四强宣言》时，斯大林断然反对中国加入战后以美、英、苏、中为中心的国际和平机构，认为中国在欧洲根本没有利权可言。罗斯福则针锋相对，决心要中国加入世界四强。罗斯福这一打算，一来加强中国的力量以最终打败日本，二来战后国民政府可成为遏制苏联野心的屏障。美国国务卿赫尔对苏表示：&美国的决心是，如果不以四强名义发表，则不惜流会。&由于美国态度强硬，反复无常的斯大林不得已才作出让步。[112]战后中国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地位，由此奠定。这是后话。
对于《中国之命运》遭攻击一事，陶希圣有一句话很值得玩味，他说：，&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增高到了顶点，同时又是我们国民政府的国际信誉受到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围攻的开端&。所谓&顶点&则意味着开始走下坡路。陶希圣似乎透过两党纷争的硝烟，看到国共两党力量对比即将发生变化的端倪。
就在这一年，世界大战格局发生转变，在欧洲战场，斯大林格勒之战后，苏军开始反攻德军，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垮台；在太平洋战场，经中途岛之战、所罗门岛之战后，日本海空军节节败退，美军转入反攻，开始收复南太平洋群岛，同盟国胜利在望。国共两党领袖都在为战后作准备，对于《中国之命运》的争论，凸显两党领袖都在激烈地争夺民心，他们心照不宣地关注着同一个问题&&未来天下。
毛泽东一开始将《中国之命运》当作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宣战书&来批判，是通过批判《中国之命运》，为中共在舆论上争取民心。应该说，争取一个怎样的抗战结果来安排未来中国的政治秩序，是两党领袖不约而同考虑的问题，他们为此各自展开其文韬武略。
《中国之命运》是蒋介石在个人威望最顶峰之时，展望抗战未来而提出的一套系统的建国方略。时《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发表社论，称：&这部大著中，已经指示了中国革命建国的南针，已经照耀了中国独立自由的大道。&[113]三青团书记长张治中称：&这是主宰现代中国命运的巨人的启示&。[114]蒋介石是为他在中国战后的地位作准备，蒋介石凭借日本入侵导致民族危机产生的民众向心力，以&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为口号，激发中国人在外敌入侵下的民族悲情和自尊，以树立其领袖权威。
而毛泽东1940年写就的《新民主主义论》，标志着中共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政策已经形成了完整体系。两党领袖的两本著作，虽然同是关注着中国的未来，走的却是绝然对立的两条道路。
延安中央党校校长邓发有段话很能说出毛泽东的想法，邓发说：&我们究竟走《中国之命运》的道路呢？还是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呢？我想一切有国家观念、有民族天良的热血青年，&&绝对不愿意走那法西斯黑暗统治的《中国之命运》的道路，我相信中国青年是会选择引导中国走向独立、自由、民主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道路。&[115]相形之下，《中国之命运》在青年学生当中，&是一个可怜的竞争者&。[116]彭德怀也指出一个事实，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已被党内奉为&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指针&。[117]毛泽东甚至也说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比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差，新民主主义的确比三民主义更进步，更发展，更完整。&[118]只是邓发和彭德怀都未曾预料到，1949年中共建国革命任务完成后，毛泽东却逐渐放弃了新民主主义。
毛泽东绝不轻视对手的《中国之命运》，国共论争停止以后，毛泽东在关键场合仍不时提到《中国之命运》这本书。1944年10月，毛在为新华社写的评论《评蒋介石在双十节的演说》一文中，两处提及该书。在被称为中共有史以来&最盛大、最完满&的中共&七大&会议上，毛泽东的开幕词，赫然以《两个中国之命运》为标题。毛泽东说：&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写了书的；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这本书就是《论联合政府》。日淮海战役结束前夕，中共通过新华社颁布战犯名单，文人陶希圣被列为第41号战犯，&国人皆曰可杀者&。这多少与陶参与这本书籍的起草有关。
在毛泽东批判《中国之命运》的背后，我们看到：1943年，中共虽然还未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主角，但毛泽东已洞察到，抗战后期的国共力量对比将彼此消长，必引起中国政局的变化。未来中国命运之争，具体落在国共双方争取不同的抗战结果之上。关于这一点，蒋介石远没有毛泽东敏锐。早在抗战初期，毛已将战局的发展与政局的转换联系起来。1937年8月两党统一战线刚形成，毛泽东就提出：在联合抗战的情况下，要把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贯通起来。[119]邓野解释说：&民族革命指中日问题，社会革命指国共问题&&这就是说，整个抗战时期，中共始终是将两个革命联系起来一并展开的。&[120]
这两者的主次关系随着战争进程而转化。国民党理论家陶希圣自以为看到这点，他说：&中共及其国际同路人围攻中华民国和国民政府的用意，第一是要转化民族战争为阶级斗争。&[121]列宁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或者说阶级冲突，是解决国家政权的形式与功能的手段。格局将决定结局，富有战略眼光的毛泽东欲利用抗战后期两党力量的变化，争取实行两党关系的政治转型。
从以陶希圣为主的国民党理论权威回应中共批判来看，国民党的党治文化的权威主义扩展功能在消减。1943年是重庆政府内政与外交纠缠的一年。1944年，国民党的&一党训政&基础随着中共&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而发生动摇，在蒋介石看来，&联合政府&意味着国民党训政的失败。这也是中国经历了十余年的武装割据之后，毛泽东第一次向国民党提出国家政权再分配的政治要求。
在毛泽东看来，国家的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1944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认为力量重心正在逐渐转移到我们一边来，毛说：现在要准备应付将来的大事变，准备由乡村去夺取城市，中共已有夺取大城市的条件。刘少奇紧随着提出一个政治口号：&先到为君，后到为臣。&张闻天甚至说：&过去认为国民党是老大哥，今后我们就是老大哥。&[122]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站在新的水平线上重新打量对手。当时到延安考察的史迪威政治顾问戴维斯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中国的命运不是由蒋掌握，而是掌握在共产党手里。&[123]
逐渐壮大队伍的中共意气风发。相形之下，国民党的历史包袱太沉重。长期的战争消耗，以一个农业国应付一场现代战争的国民政府，不可必免地走向衰竭。战时寅吃卯粮的财政状况逐年恶化，1944年，国民政府的财政开支仅是1937年的五分之一。[124]为使战局撑下去，唯有饮鸠止渴，结果导致通货膨胀日趋严重，1945年的物价竟是1936年的1631.6倍。[125]战争对整个中国社会经济破坏程度惊人，从掌握的数字而言，仅是银行金银、产业以及交通设备，以1937年7月的美元币值换算，8年抗战的损失已达313亿美元。[126]战争对整个国家的人员伤亡和财产破坏史无前例：&中国先后征发兵员一千四百万人，伤亡官兵三百二十万人，人民生命牺牲以千万计，财产损失约四千八百八十亿美元。&[127]蒋介石遇到他当政时期最严重的危机。
古人云：更能消几番风雨，最可惜一片江山。到了抗战后期，国民党的政权统治不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已是急景凋年，国民政府已成为世界上最没效率的政府之一。这正是蒋介石之所以推出《中国之命运》所担心的，也正是毛泽东批判《中国之命运》目的所在。
世事如棋局。如毛泽东所预料，批判《中国之命运》次年，国共关系果然开始发生政治转型，毛泽东正式提出，今后要由共产党，而不是由国民党来担负起解放中国的责任。[128]毛泽东还告诫党内领导人：&这次抗战，我们一定把中国拿下来。&坐实了陶希圣所担心的&抗战的结果比抗战的进行更危险&。[129]这一年时局的变化，预示着近代中国历史即将进入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在毛泽东心里，答案逐渐清晰。
[1] 参见何虎生：《蒋介石传》（中卷），华文出版社，2007年，第643页；《中华民国实录》（抗战烽火），吉林出版社，1997年，第2904页；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修订本，第499、502页；朱汉国主编：《南京国民政府纪实》，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第822页；何仲山等著：《毛泽东与蒋介石》，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第179页；程舒伟等著：《蒋介石秘史》，团结出版社，2007年，第216页；张秀章编著：《蒋介石日记揭秘》（下），团结出版社，2006年第676页。
[2] 陶泰来：《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3] [美]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洲出版社，2008年，第214-215页。
[4] 陶希圣：《关于〈中国之命运〉》，载于《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03页；[日]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全译本，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05页。
[5] 陶希圣：《关于〈中国之命运〉》，载于《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03页。
[6]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04页。
[7]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第三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6页
[8] 《蒋介石与威尔基谈话记录》，参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之第3编《战时外交》，第1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出版， 5[（ &{ ^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第523页。
[9] 吴景平主编：《宋子文与战时中国》（），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2页。
[10] 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940页。
[11] 何虎生：《蒋介石传》，华文出版社，2007年。
[12] 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941-942页。
[13] 陈立文：《抗战期间中国争取国际地位之努力论文集》，第59-60页，参见吴景平主编：《宋子文与战时中国》（），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2页。
[14] 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942页。
[15] 《蒋介石日记》（10月10日），参见[日]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全译本，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05页。
[16] [日]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全译本，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05页。
[17] [美]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洲出版社，2008年，第214页。
[18] 见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942页-943。
[19] 陶泰来：《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20] [日]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全译本，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06页。
[21] 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页。
[22]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第三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6页。
[23] 何仲山等著：《毛泽东与蒋介石》，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第177页。
[24] 《时代》周刊，日，见李辉《封面中国》，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228页。
[25] 《王世杰日记》，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
[26]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事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第355页。
[27] 陶希圣：《关于〈中国之命运〉》，载于《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05页。
[28] 《蒋介石日记》（仿抄本），日，参见杨天石：《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69页。
[29]邓野：《蒋介石关于&中国之命运&的命题与国共的两个口号》，收录于邓野：《民国政治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08页。
[30] 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961-962页。
[31]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236页。
[32] 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页。
[33] 邓野：《蒋介石关于&中国之命运&的命题与国共的两个口号》，载《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第84页。
[34] 《五全大会对外关系报告》，见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3卷，第247页。参见杨天石：《蒋介石与南京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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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开放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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