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系统玉器”观点形成与研究展望
17:53:08 丨 来源：《名家论玉》
邓淑苹 丨 评论： 丨 点击：
与好友一起分享这条资讯：
一、1993年&华西系统玉器&与1995年&古玉三源论&观点的提出
& &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密集且有系统的考古发掘，在华东地区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器，最受瞩目的有：辽西地区的兴隆洼&&红山文化，太湖流域的崧泽&&良渚文化。因而考古学界普遍认为史前时期只有华东地区发展了玉器文化。
& & 笔者于年，曾在欧美各博物馆考察20世纪前半叶流散的中国古玉，见到许多质地并非莹秀温润的玉刀、牙璋、大璧、大琮等。它们不但用料特殊，制作技术也很独特，常留有片切割与单向钻孔的痕迹。20世纪80年代末期，读到戴应新先生发表&文革&后在陕北神木县高家堡乡石峁村征集的玉器[1]，才了解海外流散数量庞大的刀、铲、牙璋等，主要来自黄河中上游。
& & 台北故宫博物院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购藏了多件这类玉器，我选择其中三件委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陈光祖博士，以X射线绕射仪分析测定质地，确定这类以灰褐色为基调，带有团块与条斑的矿物，虽与一般人认知的萤秀美玉不类，但其质地确为闪玉nephrite(俗称软玉）[2]。
& & 1990年，笔者前往西安，邀请戴应新先生将他在石峁征集的128件玉器，撰文发表。1993年为配合这批资料的发表，笔者也连续在六期《故宫文物月刊》上，以&也谈华西系统玉器&为题，发表研究心得[3]。正式提出&华西系统玉器&的概念。
& & &华西系统玉器&概念提出之初，甚受考古学家的怀疑，当时多认为华西地区根本没有玉器。1996年笔者出席纪念良渚文化六十周年学术会议时，曾公开呼吁内地考古界应尽快重视&华西系统玉器&的研究。上海博物馆的黄宣佩副馆长率先组团前往陕、甘等地考察，并发表论文。与此时间相若的还有杨伯达先生，他也在考察甘肃境内玉器后，发表了相关报道[5]。不过由于科学考古出土的资料不多，那些征集而得的玉璧、玉琼，多被视为齐家文化遗物，由于齐家文化的绝对年代（公元前2100~前1600年）晚于良渚文化&公元前3200~前2200年），故学界多推断那是受到来自华东良渚文化向西北传播的余绪。而且当时多认为华西玉器是粗糙、简率且光素的。
事实上清末民初时流散至欧美的华西玉器数量甚多。年的&文革&期间，华西玉器更遭到空前浩劫。陕北神木高家堡乡的农副公司鉴于石峁出玉绵延不绝，且数量庞大，就与该县外贸部门联手开展收购业务，将这些玉器当作玉料改刀，雕琢小件玉饰以赚取外汇，十年内大约收购了1500件[8]。戴先生曾向笔者转述农副公司职工段海田的回忆，当时多优先挑选厚大者收购，厚重大刀是最受欢迎的。而在&文革&之后被戴先生收集，又发表在《故宫文物月刊》的，多是当时淘汰不要的单薄器物。我们结合清末民初海外流散数量，以及&文革&期间销毁数量分析，可推估公元前二千余年至一千六七百年间，在今日陕北至内蒙古一带，曾存在一个大量制作使用玉器的方国[9]。
除了陕北外，青海东部至甘肃、宁夏，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也大量盗掘流散史前玉器[10];可以说在学术界正视华西玉器的考古学研究前，黄河中上游已经历了百余年的严重盗掘与大量流失。
事实上，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光素的华西系统玉器一直大量流传，也常被改制利用。笔者常检视本院清宫旧藏古玉，发现不少周、汉时期玉器，是利用今日可通称为&龙山一齐家系&的玉璧、玉琼改制而成的。图一就是汉代时利用史前龙山一齐家系玉琼改制的玉筒[11]。而未经改刀的华西风格光素玉琼，大量存在于各个公私立博物馆中，数量远多于良渚式雕纹玉琼[12]。图二的19件华西风格玉琼都收藏在芝加哥美术馆(ArtInstituteofChicago)[13]。经笔者核对该馆1952年的出版品可知[14]，最高的一件高约18.4厘米。
就是因为笔者有机会仔细观察大量的传世玉器，以及百余年内的各批流散古玉，再结合有限的考古资料加以分析，才于1993年提出&华西系统玉器&的说法。&华西系统玉器&除了包括黄河中上游之外，还兼及岷江流域，与他人所称的&西北玉器&是不同的。曾有学者认为用&华西系统玉器&一词涵跨如此广大的地区，值得商榷，还有待仔细分区研究，但基本上也承认此一广大地区玉器风格的确存在相当的&共性&[15]。
除了提出&华西系统玉器&的观念外，笔者又在几位前辈学者的启发下[16]，发现史前玉器风格的地域性，与古史传说中的三大氏族集团的分布大致相合。自1994年起，撰文讨论此一看法[17]。1995年在伦敦的国际会议中，正式发表&中国古代玉器文化三源论&一文[18]。近年，此一看法逐渐得到学术界的认同。
图二芝加哥美术馆藏19件华西风格玉琮（最高的一件高约18.4厘米）
但笔者注意从玉器风格划分的三大板块，与严文明先生以陶器划分的三系统[191]，大致扣合，只有在山东半岛上略有出入。依据严先生的划分，山东半岛与大片东南沿海属于用陶鼎的稻作农业区。但从玉器风格分析，山东半岛正是东北的夷系与江南的越系的交汇区。这或许因为陶器属生活用品，与生态环境有关；而玉器则为精神文化的表现，与氏族信仰的源头有关。
二、华西玉器的研究现状
& & 广袤的华西地区大致可划分为三区：黄河中游、黄河上游、岷江流域[20]。在公元前5000年以来，分布于各区出土玉器的考古学文化及其年代范围大致如表一所示[21]。
& & 今日成都东北广汉市一处名为月亮湾的地方，在20世纪20年代曾出土大量玉器，但多流散海外，少数存留在四川博物馆及四川大学博物馆[22]。从牙璋等玉器的形制来看，那批玉器的年代，大约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时代一致。比1986年在广汉三星堆发掘的，约属商晚期至西周早期的两个大祭祀坑中的玉器来得早[23]。但是后者中除了牙璋的造型比较对称呆滞外，部分斧、凿、圭类的质地与形制，颇相似于甘青地区同类玉器。所以笔者将岷江流域纳入&华西系统玉器&的范畴中，但本文以公元前1600年为讨论的年代下限。
& & &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以来，有关黄河中、上游史前玉器的研究论述逐渐增加，有的介绍博物馆的征集品，有的报道考古发掘品[24][25]。但因地域辽阔，需要很多的人力投入研究的行列，目前研究的队伍还不够大，累积的资料也有限，对于遗址性质与出土玉器的文化归属，有时也有不一致的说法。
表一公元5000年以后华西地区出土玉器的考古学文化
& & 以晋南地区为例，过去曾将&庙底沟二期&当作仰韶文化最晚阶段，近年逐渐称之为&庙二文化&。关于其年代下限就有公元前、年四种说法[26]。而陶寺遗址一般都归为中原龙山文化陶寺类型，或直接称为陶寺文化，并认为直接从庙二文化发展而成[27]。但近年有学者将之分为庙二文化与龙山文化两个阶段[28]。
& & &宋建忠先生对下靳出土的玉石器发表专文，认为质地属真玉的不到百分之十。器类为钺、刀、璧、环四种。因为在晋南地区找不到这类玉器的源头，所以推测可能是受到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甚至江淮地区薛家岗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认为此一玉石器传统继续向西传播到陕北与甘青。下靳的璧环类多套于手臂上，宋先生认为应该只是礼仪活动时戴的装饰品。他认为&复合环&与&凸唇环&（也就是&多璜联璧&与&凸缘璧&)可能是此区先民所创造的[29]。
& & &陶寺的发掘较早，器类与下靳玉器相似，而多了琼、梳、笄、圭等。发掘者高炜先生注意其与红山、大汶口、良渚、薛家岗诸文化之间的关系。由于墓葬中玉琼戴于人的手腕上，因而被解释为装饰品，认为在陶寺文化中玉琼的宗教意义相对淡薄，更重在权力和财富等世俗观念的体现[30]。其他学者也有持类似的看法[31]。事实上，这是不了解在良渚文化中、晚期，玉琼也可戴于手臂或手腕上才产生的误解(详后)。
& & &自20世纪70年代起，山西西南角的芮城清凉寺墓地先后出土为数丰富的玉器。两城博物馆、运城盐湖博物馆以及太原的山西省博物馆都有典藏。笔者于年两度前往山西省博物馆参观，图三石琮曾于1997年展出，它虽为石质，但做工精细，四个转角都琢磨成规整的圆弧形[32]。2004年我又在该馆库房参观清凉寺玉璧与玉琮等，质地多为一*种大片墨绿与苋条灰白共存的闪玉，也就是本文下节所称的&第&^种闪玉&。图四是藏于芮城博物馆的玉琮，从图片上看，应该也属于这种玉料[33]。图三、图四两件的外壁都是光素平直的。2000年春，该地又收缴了一批，连同以前征集的，目前芮城博物馆与运城盐湖博物馆共藏51件玉器、6件石斧[34]。
与芮城一河之隔的河南省灵宝西坡今年发掘到仰韶文化中期的墓地，出土了玉钺与玉环，陕县的庙底沟遗址属于庙二文化期，出土玉璜2件。虽然河南省的大部分地区都是平原，但西端的灵宝市与陕县已在黄土高原的东缘，可归入华西地区。已有学者对灵宝西坡出土玉器做了初步研究，确定所出的玉钺已属非生产工具的礼器。其质地属硬度约4.5?5.5的蛇纹石，最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件玉钺上留着清晰的线切割痕，是研究制作技术的重要资料[38]。
陕西境内的史前玉器也有专文报道[39]。陕南汉水上游的龙岗寺与何家湾遗址，出土了仰韶文化早期的玉质斧、铲、锛、凿类，质地已是真玉中的闪玉。陕中的渭河流域散布着自仰韶文化至龙山时期客省庄文化的遗址：临潼、客省庄、武功、宝鸡等，出土的玉器多属斧、锛或管、环之类的常见器类。值得注意的两处，一为长安上泉、一为陇县王马嘴。前者在1965年曾同时出土一件大女卩草帽的玉璧，与一件高达20.7厘米的玉琮（图七）[40]。后者于1975年出土十分气派的超大号玉刀铲（图八）[41]。
各考古报告中器名的使用标准不太一致，我曾观察过许多华西系统的带刃器，发现有的在一件器上有两条刃线，既可用作刀，又可用作铲。这类双刃的玉器可称作&刀铲&。有的刀f产是最初就设计好的器形，但也有的是长期使用过的，可能局部伤缺的玉铲或玉钺，加以剖半再钻上一排圆孔，当作刀子使用，也就变成一器双刃的&刀铲&了。
&图六庙二文化玉戚(山西芮城出土）
& & &1998年时，学界还笼统地将陕北地区的龙山时期遗址都归入客省庄文化[42]。近年来有了新的认知。前文曾提及早在清末民初曾有大批玉器从陕北流散至欧美，有关此点张长寿先生将西文资料整理得相当详尽。他请了德国教授详查科隆远东美术馆内部资料，萨尔摩尼（A.Salmony)生动地记录1929年他在Jt京附近与来自榆林府的几个农民见面，从他们带来的36件黑玉、6件绿玉的牙璋与长刀中，为科隆远东美术馆选购了四件[43]。大英博物馆的出版品中也图文对应地记录，1937年捐入该馆的尤默斐普鲁士（GeogeEumorfopoulos)收藏中的一件牙障与一件长刀，是来自中国陕北榆林府之东的神木[44]。前文也已说明&文革&时约有1500件厚大玉器被当作玉料改刀，所淘汰的128件才被征集发表。图九、图一〇的牙璋就属这批[45]。在此笔者要说明的是，据我观察，虽然128件多为陕北史前先民制作的玉器，但其中也混杂了自其他地区传入的玉器，包括山东龙山文化的牙璧，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的鹰纹笄。从风格分析发现，图一一的人头像也明显不是陕北先民的作品，可能来自长江中游某个与石家河文化有关的文化。
近年在神木新华发掘到一个竖插三十多片玉器的祭祀坑。通过周详的研究分析，目前将陕北、晋北、内蒙河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龙山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定名为大口文化，延安以dt的陕北与内蒙中南部可称为该文化的寨峁类型。而新华遗址大约为公元前2150?前1900年[46]。
& & &延安芦山峁出土的玉器十分精彩，图一二是征集的七孔大刀，据发现者追忆，当初在农田被发现时，是四把玉刀叠放一起的。这样的布局应该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把玉刀的两侧都雕有凹凸齿棱，1998年4月，笔者与刘云辉副局长一同检视实物时，才赫然发现短边上的齿棱居然雕作一个侧面人像，后文再作讨论。图一三的玉琮也出于芦山峁，笔者检视实物后，认为它可能是陕北史前居民的杰作，玉质、器形都与黄河中上游的光素玉琮相同，但四个转角以凸弦纹雕琢上下两节仿良渚式面纹，每组面纹的方向与其左右相邻的组正相反[47]。
图一一新石器时代晚期玉人头像&两面，高4.5厘米，石峁出土）
图一二大口文化寨峁类型玉刀(长546厘米，芦山峁出土）
图一三大口文化寨峁类型玉琮(芦山峁出土）
& & &从这些现象可知，公元前2000余年至公元前1600年间[48]，陕北曾发展出势力强大的方国，大量制作使用玉礼器。虽然也用璧与琼，但主要是牙璋、大刀、圭、钺等[49]。综合前述资料，可将黄河中游地区史前玉器出土情况暂列为表二。
表二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中游地区玉器出土表
& & 黄河上游的资料更为琐碎。谢端琚先生在2001年参加台41故宫举办的&黄河流域史前玉器学术研讨会&，他的论文对于黄河上游史前玉器作了较周详的报道与分析。他认为早年安特生在甘肃广河半山瓦罐嘴采集，目前存于瑞典远东博物馆的玉器[50]，应该都属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根据他的统计[51]:
& & &&斧、锛、铲、凿等生产工具玉器，从仰韶文化直至齐家文化，历三千年始终未衰。是其主要的传统玉器。在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宗日文化、齐家文化时期，增添了刀和多孔刀。齐家文化时又出现了钺。这些生产工具型玉器有的可能在发展中转化了它的使用功能，如铲、钺、多孔刀，已由工具成为礼器。&
& & &&作为装饰用的镯、笄、坠饰、珠也一直存在，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马厂类型、齐家文化中有了臂饰，齐家文化出现了玦。自半山类型始，珠和坠饰等除绿松石和玉质外又采用了玛瑙和水晶，玉材的使用范围进一步的扩大。璧、璜、琼类玉礼器的出现是在半山类型中，宗日文化、菜园文化都有这类礼器，至齐家文化时玉礼器的比重大为增加[52]。&他又说：&齐家文化的礼器除了传统的璧、琼、璜外，新增了圭、牙璋形器等。&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的年代公元前2600~前2300年。根据谢端琚先生的分析，璧、璜、琼在黄河上游出现的时间应早于齐家文化，大约在半山类型及宗日、菜园等文化。他不但将青海同德宗日遗址独立为宗日文化，同时指出不远的贵德、兴海等黄河沿岸地区也有类似的遗存。
& & &罗丰先生除了详尽地报道宁夏境内征集的出土玉器外，对于这些玉器的文化类别未作十分明确地划分。但提示性地指出：固原地区的所谓齐家文化遗存与（甘肃永靖）秦魏家、大何村等典型齐家遗存有明显的区另'J，而认为菜园遗址可能是陕、甘、宁交界地区文化的主要源头。文中更明说：&菜园、页河子遗址的发掘者有意无意不将其归入所谓齐家文化的范畴，依我的理解或许不在说明时代的差异，而在于区分实际文化中内涵[53]。&
表三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上游地区玉器出土表
& & &近年来叶茂林先生对齐家文化作了较深入的研究，但是部分被谢端琚先生归为宗日文化、菜园文化的玉器，叶茂林先生多纳入齐家文化中。他指出六盘山一带的甘肃宁夏地区是齐家文化的重要区域。甘肃的定西至临夏、武威、天水一带可能是齐家文化的中心区域[54]。他认为齐家文化可能有重璧轻琼的观念，也怀疑一些素面简陋的玉器，是否有可能作为将要输出的商品而存在[55]。
综合前述资料，可暂时完成表三。
三、华西系统玉器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 & &虽然目前多数学者已能接受&华西系统玉器&的概念，但由于学界长期忽略此一课题，许多出土或征集的玉器多陈压仓库无法发表。即或本院有心让库藏冷货得以公之于世，2001年邀请罗丰先生发表宁夏出土的五十余件玉器，其中包括了九件玉琼[56]，但笔者发现虽然大陆近年研究玉器风潮已兴，论著迭出，但直到2006年底，还没有任何大陆学者在讨论所谓&西北区&玉琼时，引述过罗丰先生的论著。
& & &由于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华东地区史前玉器研究就累积了较多的成绩。笔者曾撰文将学术界对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玉器的研究现状，就三个方向作了比较分析[57]。我认为未来华西系统玉器的研究，至少也要朝这三个方向去做。
& & &第一个方向为：玉器与墓葬、聚落群关系的研究。主要依赖考古发掘所能掌握的具体资料，研究随葬玉器的规格(器类、数量、尺寸），与墓葬规格（地点、大小、葬具等）的相对关系，更深入探索玉器在整个墓地、整个聚落群、甚至整个文化圈中所具有的文化意义。换言之，借由玉器研究，洞悉史前社会结构。
& & &第二个方向落实在玉器本身上，包括：玉料与玉矿的研究，制作工艺的研究，以及艺术风格与宗教内涵的研究。
& & & 第三个方向是探索华西系统玉器对后世的影响，也就是从数千年的中华礼制史，看史前华西玉器的地位。
除了前述三个方向之外，还有一个非常迷人的大课题值得深入探索。那就是从华西系统玉器，可看出中华大地在公元前2600~前1500年间，也就是龙山时期至夏商之交，沿海的华东诸族与高原的华西诸族间的文化交流。由于玉器的形制与纹饰充分反映先民的宇宙观与宗教信仰，特殊的纹饰可随着氏族的播迁带到新的居住地区，并与当地本土文化作适度的融合。
& & &以上种种研究课题，都有待更多的团队，发挥潜力，努力不懈去完成。下文仅分五小节谈谈个人粗浅的研究心得。
四、对玉质的初步认识
& & & 回忆起年，我在欧美各博物馆库房中，仔细观察大批在20世纪前半叶流散出去的中国古玉时，经常看到许多牙璋、大刀、大圭等，将它们端在手中都相当沉重，当时心中也相当激动。若要拍照，还得将古玉放在地板上，甚至自己站在椅子上，才能将长度接近一米的大刀拍摄下来[58]。但是它们的质地常是不透明且不均匀的灰褐、灰绿色，甚至带着灰蓝色调的某种矿物，若仔细检视，会发现不均匀的颜色常呈不规则的大小团块，有的还分布深深浅浅、波浪般起伏的平行色带（图一四、图一五）。而这种矿物有时深得近乎黑色，但若观察磨薄之处，还是看得出团块或波浪纹理。这些玉器的质感与一般观念中的莹秀美玉差距太大。所以当时我实在不知道它们的质地是不是真的闪玉。
& & 前文已提及，我在1987年以后为台北故宫博物院购藏了一些这类质地的玉器，选择其中三件请陈光祖博士以X射线绕射仪测定质地，才确定这种以灰褐色基调，带有团块与条斑的矿物确为闪玉。此一分析结果，对于我日后提出&华西系玉器&的观点很具关键性。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认识了地质学家闻广教授，1995年，美国华盛顿的弗立尔博物馆（FreerGalleryofArt)请他去研究该馆的玉器，他研究这类玉质，认为它们保留了变质作用前母岩的沉积结构，而其母岩很可能是均匀细腻的沉积白云岩。他确切地形容大小团块与波浪般色带为&布丁石&文理与&韵律条带&[59]。这就是我在后文中所称的&第三种闪玉&。近年&华西系玉器&的概念普及后，这种闪玉常被一般爱玉族直接称为&华西玉料&或&齐家玉料&。
& & &事实上华西玉器的用料相当多样化。除了俗称&鸳鸯玉&&酒泉玉&的蛇纹石类矿物相当普遍外，据笔者统计，至少有三种闪玉大量存在于史前华西地区。
& & &第一种闪玉以青白色为主，清亮莹润，类似大家习称&和阗玉&者。在仰韶文化早期陕南的龙岗寺遗址中就已使用（图一六）。这类闪玉有时散布灰黑色大大小小好像虫蚁般的包裹物。这类包裹物常深埋致密玉料的内部，所以不能误释为因玉材表面有不规则的细小裂痕，经由次生变化而造成[60]。图一七玉铲出土于新华遗址，经鉴定确知为阳起石actinolite[61]，属于闪玉[62]。
& & 这种以青白色为主的闪玉，常在局部受褐铁矿（成分为三氧化二铁）的沁染而出现大片褐红斑，因为颜色接近红糖，所以俗称&糖料&。地质学家们多认为糖料是在山脉中形成[63]。图一八至图二一都是宁夏固原出土的玉璧等[64]，连接在褐红色部位的旁边又呈现不透明灰黄色。图一九是固原张易出土的九件玉质色泽文理大致相连的玉璧与圆片，经仔细比对，发现只有三片是完全相连（图二〇）。换言之，当初的玉料应该剖切出不只九片。笔者怀疑该处可能为玉器作坊。
& & &在华西地区，第一种闪玉不但出现的时间最早，而且使用的时间长、范围广。陕西延安芦山峁征集的玉璧（客省庄文化）[65]、晋南清凉寺庙二文化的玉琮（图五）、陶寺文化陶寺遗址出土玉璧、玉琮[66]，甘肃武威齐家文化遗址皇娘娘台出土玉璧[67]，青海齐家文化遗址民和喇家出土玉环、条形玉器等[68]，宁夏齐家文化遗址固原张易出土玉璧等（图一八至图二一），四川成都广汉出土宝墩文化玉璧、玉斧，三星堆文化玉矛[69]，都属于这类以青白色为基调，清亮莹润的闪玉。笔者要申明的是，虽然这些玉料外观较相似于和阗玉，但不能就此认定它们采自新疆和阗地区，甚至它们可能采自多个不同的矿区。
& & &华西地区常见的第二种闪玉，是细腻不透明的暗草绿至蓝绿色，常被灰白色的宽带包围。由考古资料可知，在晋南的庙二文化（图四）与甘、青、宁的齐家文化中都出现这类玉料。图二二玉璧就是清末民初时被美国的洛弗氏（BertholdLaufer)在华北征集，目前藏于芝加哥的费氏博物馆（FieldMusemofNaturalHistory)。图二三是宁夏隆德沙塘出土的。若只看此一单片，则不清楚这是什么玩意？本院收藏了六片，每片长度不一，约在22厘米左右，宽约16.5?18、厚约0.78厘米，六片可围成直径约57.5厘米的大围圈。不过围成后，外圈并非圆形（图二四）。
& & &第三种闪玉就是前文提及有明显沉积文理的玉料。它可能是使用量最大的一类。从考古资料可知，晋南襄汾陶寺文化遗址出土带有&8&字形嵌片的玉钺[71]、陕西陇县王马嘴客省庄文化遗址出土的长77.2，宽32.5厘米的大型玉刀铲（图八）[72]、陕北神木石峁大口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刀、牙璋，甘肃庄浪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刀铲（图二五）[73]、甘肃古浪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刀[74]、青海同德宗日宗日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刀[75]、青海大通孙家寨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刀[76]。四川三星堆文化有领玉璧、牙璋等[77]。事实上，这类玉料使用的时间很长，商代、西周时还继续开采使用，图一五就是流散到美国弗立尔博物馆的，刻有&太保&铭文的大玉戈。闻广教授曾取样分析，确定其质地为&透闪石软玉&[78]，即本文所称的&闪玉&。商至西周时，甚至将齐家文化的带刃玉器改刀制作小件玉饰，器表上常留有牙璋等器物上的平行阴线纹。以上三种闪玉，以第一种出现时间最早，仰韶早期就有使用了。第二、三两种出现的时间差不多，分别在庙二文化、宗日文化中出现，到了齐家文化时，三种闪玉都在使用。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第三种闪玉只用于制作圭、刀、牙璋之类的片状带刃器，而不用来琢制祭祀用的圆璧、方琮。可能与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关[79]。
& & 闻广教授指出，虽然第三种闪玉看起来疙疙瘩瘩的，好像不细致均匀，但从电子显微镜中观察，质量非常细致，在变质作用中发展出很多小的雏晶[80]。也正因如此，第三种玉料才能开剖出大块薄片。
由于闻广等地质学家们的分析，华西玉器的玉料研究已有些成果，但是有关玉矿的调查方面，还没有清晰的眉目。闻广教授曾对临洮地区讶洮河玉料做过分析测定，因洮河玉料不具备明显的沉积岩结构，尚无法完全证明洮河一带就是史前华西居民采玉料之处[81]。
& & 但也有学者认为晋、陕地区因为被巨厚的黄土覆盖，欠缺闪玉形成的时空条件，正因玉料短缺，所以晋、陕地区史前玉器颇多改制现象，而此区的玉文化也是&无脉络可循又内容纷杂&[82]。
& & 笔者认为是否巨厚黄土覆盖之下就没有玉矿？还有待地质界全面探勘。在此要澄清的观念是，玉料本属不易腐朽的珍贵资源，历代、各地都有用前代玉器当作玉料改制的现象。根据闻广教授的分析，只有前文所称沉积文理相当明显的所谓&第三种闪玉&，因为在变质作用中发展出很多小的雏晶，所以质量非常好，才能开剖出大块薄片，如良渚文化那样班杂结构明显的玉料，是无法切出薄片的[83]。
& & 前文已多次说明早在清末民初曾有大批玉器从陕北神木石峁流散至欧美，芦山峁的群众也追述，20世纪40?50年代仍有古董商在芦山峁收购玉器[84]。到了1966年文革以后，至少又有1500件石峁玉器被当作玉料改刀出售（详前）。所以至少可确定，史前时期陕北的制玉工艺相当发达，成品非常丰富。
& & &西安地质学院专家目验了戴应新征集的石峁玉器，对质料作了推测，其中有墨玉、碧玉等，并推测玉料来自陕北本地、关中的蓝田、富平和附近的内蒙古、甘肃一带[85]。姬乃军先生也引述日延安出版的《新中华报》曾报道：子长一区七乡非湾村发现梅（墨？）玉，安塞县发现玉石。还记录直到1995年时，陕北子长县内仍储藏了墨玉。
总之，晋、陕地区的玉矿分布情形有待地质界深入且全面调查。但史前晋、陕二地区都有本土的玉器雕琢工艺，陕北的制作与使用量更是大得惊人，因为所用玉料中有一种沉积结构明显的，能够被切割成薄片，所以先民也很聪明地运用这一特点而常将旧的玉器加以改刀。
&五、制作技术的发展与区域性差异的存在
前文已介绍黄土高原东缘的河南灵宝西坡仰韶中期遗址中出土了礼制用的玉钺，此一新资料已突破了以往对中原地区史前玉器发展的认知。值得注意的是该玉钺上的线切割痕，显示当时中原地区玉器制作工艺可能与华东地区有关。但是广大的华西地区主要流行用片状工具切剖玉料，为何线切割的技术只能流传到黄土高原的东缘就无法继续西进？倒是值得探索的问题。
华西地区片切割的技术随着时代早晚，片状工具的质地与厚度也有改变。20世纪早期瑞典学者安特生在甘肃广河半山瓦罐嘴采集的玉器，目前典藏于瑞典的远东博物馆中。图二六、图二七为该遗址出土的玉璧与玉琮。玉璧的尺寸不大，外径15厘米，器表一道直条切割痕，切痕的剖面明显地呈&V&形，上方开口处宽约1厘米，推估当初是用石刀之类的切割工具来开璞。图二七的玉琮，还没有发展出射口，下方还有一块伤缺，是否能算作&原始玉琮&？还值得研究。谢端琚先生认为瓦罐嘴是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年代比齐家文化早。从图二六、图二七呈现的原始性与朴拙性来看，瓦罐嘴的玉器的确比较古老。
& & 但到了龙山晚末期时，玉器逐渐大型化。已公布资料中有出土地点的最大玉璧直径36厘米（图二八），出土于宁夏隆德县沙塘乡和平村，目前藏于隆德县文管所，据报道当时与玉琮一同出土。目前宁夏境内有出土地点的最高玉琮，高19.5厘米(图二九），宁夏固原县河川乡店河村出土，目前藏于固原博物馆[86]。前文已提及长安上泉村曾伴随出土过大如草帽的玉璧与高20.7厘米的玉琮（见图七），事实上存世的史前华西风格玉璧直径可接近40厘米，玉琮可达32厘米[87]。据笔者旅行探访典藏中国古玉的欧美博物馆的经验，直径达35?40厘米的史前华西大璧存世的至少有六七件之多。
& & &图二三的玉围圈散片，也出土于隆德沙塘，单片的尺寸还超过台北故宫的藏品，由此推算它原来也是相当厚大气派的玉围圈。本院的玉围圈是目前已知资料中，存世最完整的一组。笔者曾详细研究它的色泽文理以及钻孔现象，确知这六片虽出自一个柱状玉料，但不是连续的六片，显然当初剖解出更多的玉片，分别由不同的琢玉者在每片玉的四角上钻孔，再随意选择大小合宜的玉片组合成圈。图二四c右下角的一片器表有明显的直条切割痕，图二四b就是该片的侧面图像。切割槽深0.96厘米，开口处的宽度为0.13厘米。由此可知，当时用来开料的片状工具在刃线之上0.96厘米处，厚约0.13厘米。
& & &图八是陇县王马嘴出土的大型玉刀铲。长77.2，宽32.5厘米，但最厚处才1厘米。笔者曾见过实物，的确是件非常气派，又制作精良的大件器。陇县在陕西边境，距离隆德、固原相当近便。这些遗址虽因分属不同的省份，而被冠以不同的文化别，但时代性大致相同，像图八、图一二那样的带刃玉器，甘青宁境内也很多。
& & 整合这些以前被忽略的零碎资料来看，隆德、固原、王马嘴一带，在龙山晚期曾经发展出相当强大的政治组织，此区可能是某个考古学文化（可能是客省庄文化、菜园文化或齐家文化？）的最高中心址。这里的统治者可能掌控了珍贵的玉矿资源，因为社会地位崇高而使用玉礼器的尺寸也较大，除了玉璧之外，玉琮、围圈也是重要的礼器。从玉器逐渐走向大型化可知，当时应该会开采山料，而且已发展出多人合作的玉作坊。
& & &前文曾引述叶茂林先生认为甘肃的定西至临夏（东乡附近）、武威、天水一带可能是齐家文化的中心区域。但目前公布的资料显示，这一带多璧少琮，除了古浪（地图上标示34)曾出土长达65.5厘米玉刀外，大部分出土玉器的体积不大，制作精良者也。
& & &叶茂林、罗丰二位先生分别对甘青地区与宁夏地区考古出土玉器情况有着不同的描述，前者少琮、也少大件器，后者多琮，也多大件器。前文已引述罗丰先生强调宁夏固原地区的遗存主要源头来自菜园文化与甘肃永靖的典型齐家遗存有明显的区别。那么我们或许可作如下的两种假设：
& & &第一种假设为'这二区本即属于不同的考古学文化，有不同的礼俗。
& & &第二种假设为'齐家文化分布范围颇广，真正的最高中心址是固原地区，玉琮是最重要的礼器，特殊身份者才能使用大璧、大琮、大联璧（包括围圈）来祭祀天地神明。甘青境内散居较次级的齐家文化贵族，使用中、小尺寸的玉璧。至于平民就使用石璧来祭祀。由于琼在礼制上的位阶高于璧，一般人不能随意使用。
& & &前述假设是否为真？必得仰赖日后积极且有系统的发掘与研究了。
& & & 青海出土的齐家文化玉器上的切割槽，槽宽也不足0.2厘米。有学者据以推测当时可能已有金属工具，并借助机械原理予以快速切割[88]。笔者认为这需要发展实验考古学才能证实。
六、特殊造型玉器的萌芽与传播
& & &一般的生产工具，如斧、铲、锛、凿、刀等，一般的装饰品，如：管、珠、坠、环、璜等，在许多地区都可以自然发展而成。但对于特殊造型，甚至具有特殊功能与意义的玉器，就未必处处都有。璧、琼、牙璋、联璧，这四种玉器比较特殊，所以对于它们的萌芽与流传，就有较多的讨论。也有学者将多孔大刀也纳入此一思考范围，但笔者认为刀子是日常生活用具，基本上各处都有。是否能发展出玉质的多孔长刀，可能与该地蕴藏的玉料能否剖解出大型薄片有关。
&&& &由目前考古资料看，中华大地上最早出现圆形玉璧的地区应该是黑龙江、吉林境内，该区的小南山、腰井子、洮南等遗址，公元前5500~前4000年[89]。此区的环璧形玉器应是辽西的红山文化玉璧的前身[90]。玉璧在江南地区出现较晚，公元前三千多年时崧泽文化、凌家滩文化中才出现玉璧。
& & &良渚文化早期张陵山墓葬中出土一件琼形镯，在圆筒形玉镯外壁，浅浮雕四个刻有面纹的长方形装饰片[91]。到良渚中期时，才发展出真正的外方内圆的玉琼。考古学界对良渚文化年代的看法向有争议，若按照目前多数人沿用的年代资料，良渚中期为公元前2900~前2500年[92]。基本上稍早于华西的庙二晚期或半山类型。
玉璧的造型简单，东北与江南玉璧的形制，自始就有区别。前者将外缘与孔缘处都加以磨薄，而后者没有此一现象。所以没有人认为后者是受前者的传播影响而发生的。在此前提下，华西地区自己发展出玉璧，也非绝不可能。
但玉琼的造型就很特殊了，连乾隆皇帝都曾感叹不知道这种玉器是作何用途。新石器时代各地出土的玉琼，除了纹饰有无与繁简的差别外，基本形制相当一致，但器物的尺寸却可以差距很大。从考古资料看，史前的江南与华西都曾大量制作璧与琼，璧的数量尤其惊人（虽然目前考古发掘的华西玉琼不多，但经过数千年的淘汰销毁，迄今各公私立博物馆中，华西式玉琼的数量一般都超过良渚式玉琼的数量，详注[12])。二者在日常生活中都没有实际功能，在尚未大量使用金属的时代，先民不但要开采运输沉重的玉矿，还要以石沙配合植物纤维、石板等工具，用线切割、片切割或原始砣具等朴拙的方法，将既硬又韧的闪玉等矿物琢磨成圆璧或方琼，不但需要高明的技术，更需要的。
& & & 所以能制作大量璧与琼的考古学文化，当时的社会组织必然已有相当程度的分化，技术分工达于某种程度，才能保持一大批人专业地制作玉器。而璧与琼一定具备了特殊的意义，而其意义是整个社会里的各个阶层成员都接受的，尤其是统治者深信不疑的，才能驱使先民发挥最大的耐心与毅力，经年累月地制作出如此多没有实用功能的璧与琼。结合各种现象，我们推测璧与琼可能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发展成有组配关系的祭祀天地的礼器[93]。
由于迄今考古发掘资料中，华西地区璧与琼出现的年代较华东晚，所以学者们多认为这是良渚文化向西传播的结果。虽然在山东、山西等地，出土了一些可能是中介型的玉琼，但资料零星且不成系统。前文已提及因为陶寺玉琼出于人的手腕上，有的学者认为玉琼已改变了角色或功能，只用做装饰品或财富的象征。
事实上，考古学家依据出土现象认为良渚中期瑶山墓葬中，成排的雕纹玉琼多是直接套在墓主人手臂上，且常在一只手臂上连续套好几个琼[94]。到了良渚晚期，如普安桥、新地里墓葬中，仍有墓主人手腕戴玉琼的实例，而且纹饰方向与墓主的头向相反。有学者推测墓主人是戴给自己看的，称之为&自赏性&[95]。但我倒怀疑，良渚的宗教人物是否在祈祷时将手臂高举，注视着玉琼上雕琢的面纹，与神对话。姑不论此一假设是否正确，但确定陶寺文化与良渚文化居民都将玉琼戴于手腕，不能因此推测黄河中上游的玉琼只用做装饰品或财富的象征。
事实上华西地区的史前考古还有待更积极地展开，无法预估日后是否会有新的资料修改目前的记录？笔者以为虽不能排除&传播&的可能，但或许因为古老的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原即是中华大地原始文明的底层，文明发展到某个阶段，各文化间相互作用，信息交流，自然产生相似的文化面貌[96]。而华西居民大量制造玉琼，却保持光素，是因为它们有自己的宗教思想与审美观。
像图九、图一那样造型奇特的玉器，是否就是古代文献中所称的&璋&或&牙璋&？似乎是学术界暂时无法解开的谜题。在此我们暂时沿用此一约定俗成的器名。迄今在山东境内有四个地点出土牙璋，其中两处在居住区之外的山上（沂南罗圈峪村、五莲石场乡上万家沟），被认为是祭祀坑。另两处虽有文化遗存，但牙璋都是在农田改造之类活动时意外出土（临沂大范庄、海阳司马台）[97]。有关的论文不少，经分析罗圈峪村(出土尚完整的三件）与大范庄（出土二件）的年代都可能跨入大汶口文化晚末期，故学者定其年代上限为公元前2700年[98]。图三〇、图三一两件石质的，被认为是最原始的牙璋，笔者注意到它们的刃部都是双面刃，而罗圈峪村出土的另两件石牙璋，刃线虽已呈浅凹弧，但也是双面对磨成刃的。图三二玉牙璋出于大范庄，浅凹弧的刃部虽是双面对磨，但已明显地偏向一边。图三三司马台出土的玉牙璋的浅凹弧刃部就完全发展成单面刃，一面磨斜，而另一面完全保持平整。由于该遗址为山东龙山文化前期，故司马台牙璋的年代定为公元前2600~前2300年。
& & 不过不知何故，山东地区的牙璋并未形成大的制作风潮，而陕北却大量制作，且发展出复杂多变化的凹凸齿棱与各种平行或交叉的阴线纹（见图九、图一〇）。山东与陕北的地理位置相距甚远，中间地带目前也还没有足够的资料证明这种传播关系。
& & &牙璋的造型奇特，但据笔者的检视，不少牙璋在弯弧形的刃部上，还留着相当明显的因为使用而造成的伤缺。如图三四就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一件龙山时期牙璋，它的刃部中段有着连续的大小伤缺[99]。虽然颇多学者认为牙璋是模仿农具中的&耜&，但它的形制与戈相似，只是头端不同，所以也可能如图三四b那般，绑缚木柄，成为砍杀敌人的兵器。
& & 目前的资料显示，陕北多牙璋、长圭、大刀之类的条状带刃器，但也征集到璧与琮。甘青宁较多璧与琮，也见圭、刀等。盗掘流散品中曾有传出于甘青地区的牙璋，但正式的报道只见到甘肃积石山银川齐家文化中出有牙璋[100]。晋南的陶寺、陕北的石峁，都有玉戈的萌芽迹象，玉戈是下一个阶段最重要的玉礼器之一。
& & 在众多的玉器类别中，联璧（包括&围圈&）可算是华西玉器中的独特器类。联璧出现于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瓦罐嘴）与庙二文化（芮城、下靳）中，在客省庄文化、齐家文化中，有越来越流行，也越来越大的趋势，几乎晋、陕、甘、宁、青都有出土。小型联璧可当手镯佩戴，但不少体积壮硕者，实在想不通作何用途？
& & &过去曾有人怀疑&联璧&的出现是因为玉料不够制作完整的玉璧，就只好&小料大作&用玉璜连接出完整的玉璧。现在已发现许多体积壮硕的联璧，它们的单片就足够制作一件玉璧，自然否定了这种假设。可能为了求大，最大型的联璧的单片常保留原来玉矿的边皮而不加以切磨，所以连接后周边并非正圆形，这样的可称为&玉围圈&(图二三、图二四）。
& & &宏观地分析华西居民的美学表现，或可洞悉华西先民偏好制作联璧的行为，可能隐含着特殊的哲学思想。这里陶器艺术的极致，就是马家窑文化彩陶上那种没有起始、也没有终结，勾连回转，令人目眩神迷的图案（图三五、图三六）。再看看联璧，不也是等分单元，无始无终，回环旋绕的设计吗？或许这样的&连续&设计，蕴含了华西先民追求生生不息的&永恒&意念呢！
七、东夷系神祖纹的西渐透露氏族播迁的信息
& & 龙山时期中华大地上各区域性文化彼此之间交流频繁，这已是考古学界的共识。前文曾提及神木石峁出土山东龙山文化的牙璧、石家河文化的鹰纹笄等。近日在晋南陶寺遗址也出土了石家河文化的抽象与具象的玉雕神面[101]。这些都是直接将其他文化的玉器搬离原作地，最后留在陕北或晋南。造成的原因可能是战争掠夺、商业贸易，或是人群的迁徙。
& & 但是黎城出土玉戚（见图六），以及芦山峁出土玉刀与玉琼（见图一二、图一三）就不是那么单纯了。它们都是在一件玉器上呈现两种或三种文化因素，这样的玉器我称之为&文化综合体&。
& & 前文已分析图一三玉琼的质地与器形都是典型的华西玉琼。但在四面器表雕琢了仿良渚式的面纹，眼睑的轮廓不像良渚中期的&卵形眼&，比较接近良渚晚期在福泉山或寺墩出土玉琼上面的&桃形眼&，但又非浅浮雕整块眼睑，而是用凸弦纹勾边，在龙山时期这种凸弦纹流行于石家河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中。所以这件玉琼正是结合了多种文化、不同风格于一体的&文化综合体&。
& & &由于山东日照两城镇出土的玉圭[102]，与台北故宫所藏玉圭的纹饰结构相同，证明台北故宫所藏的玉圭也是山东龙山文化的遗物，在这件玉圭的两面分别雕琢了抽象与具象的面纹。具象面纹的特征是有清楚的脸庞轮廓线，人眼、戴圆耳环、戴船形帽，留着长发；中央正面面纹（最宽处4厘米）双颊旁的长发被两个小的，造型相同的侧面面纹（最长处1.9厘米）所遮。笔者曾撰文考证抽象与具象的面纹都是东夷氏族信奉的神祖，长发戴帽者可能是传说的氏族女性祖先常仪（嫦娥）[103]。
& & &但是我们发现这样的东夷神祖面纹却出现在典型的华西系带刃玉器上。黎城玉戚的质地是前述第三种闪玉，迄今我还没有在大汶口或山东龙山文化出土器中看过这种玉质的器物。在黎城玉戚的左右两边，分别雕琢了抽象与具象的东夷式神祖面纹，但线条比较方正平直。观者可明显地看出神祖的帽、额鼻、嘴、下巴等正好形成凹凹凸凸的齿棱。若以器边为中心将两面的花纹左右平展，就成为图六b的样子。芦山峁出土大玉刀的两侧也有凹凸齿棱，较短的一边雕作戴帽神祖的侧面轮廓线，帽、额鼻、嘴、下巴等形成凹凸齿棱。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大刀右侧凹凸齿棱可能是抽象神祖的额、鼻、嘴的轮廓线了。
& & &除了这几件出土器外，早年流散到欧美的玉器中也有不少极富研究价值的。哈佛大学沙可乐博物馆（ArthurM.SacklerMuseum)收藏的一件[104]，由其黄绿萤透的玉质，宽短厚实的器形，可知属于山东龙山文化玉钺[105]。在其器表用浅阴线刻画抽象神祖面纹，结构与朱封出土的镂空玉饰非常相似，左右两侧线条作下垂状，非常柔美，但眼睛已不作漩涡眼，而较相似于良渚晚期的&桃形眼&。
& & &值得注意的是另一件玉刀，1980年笔者第一次上手仔细观察实物时，它还与沙可乐收藏的其他玉器一起寄存在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TheMetropolitanMuseumofArt)中[1%]。当时我记录了它的器形与纹饰的关系。在它的中央器表浅浮雕了面纹，在玉刀的两端都雕有纹饰，但较窄的一端已残破，较宽一端的两面器表都浅浮雕了抽象神祖面纹，结构颇相似于黎城玉器（见图六）。
& & 收藏在弗立尔博物馆的大玉刀，年我两度仔细观察实物。确知两面花纹基本相同。在较窄一端边缘的两面雕琢了具象的长发戴帽神祖面纹，帽缘、额鼻、嘴、下巴等形成四凸齿棱。此外，还在器表刻绘两组花纹，在野猪鼻端之前的，也是长发戴帽的神祖像。
& & &另有两件玉刀，质地都是本文所称华西第三种闪玉，而器形也与宗日文化、齐家文化玉刀相似。那么为什么上面刻绘着东夷式的神祖纹呢？笔者曾推测这是东夷族系在向西迁徙时，始终带着虔诚的宗教热诚，一面与在地文化充分融合，一面仍将自己信奉的神祖像雕琢在新的玉器上[107]。
八、从自然生态看不同风味的东与西
& & 华西地区范围广大，还有待日后更多正式的、系统的考古发掘，建立各地区玉器文化发展的脉络。虽然前文已提及各地区流行的器类略有差异，但整体风格呈现相当的共性。因为它们多光素平整，加上玉料致密易于解剖成片，历代多当作玉材改刀。即或如此，从残存的资料仍可发现华西玉器不乏质美工精，端正秀丽、气势磅磚的作品。因为过去缺乏系统的研究，导致许多人误以为华西玉器多是粗糙、拙劣且简陋。
& & 台北故宫典藏许多史前玉器，我也常需筹办各式展览及负责相关的出版品。每当我面对各种史前玉器时，我会从它们的形制、花纹、符号等，试着去体察先民雕琢它们时的心境。因为&物&是人创造的，古人生活在不同的环境，酝酿了不同的思维，发展了不同的宗教思想与艺术品味，也就制作出不同的器用。
& & &当我们面对东亚的自然地图时，会发现华东的沿海平原区与华西的高原峻岭区的分界线并不是南北垂直的，而是大约30&的东北&&西南的走向。太行山正是这条分界线的中段。华东与华西虽因生业不同而制作不一样的实用陶器、石器，但用来祭祀神明祖先的玉器，却是异中有同，同中有异。
& & &华东的史前玉器上多雕琢各式动物纹样，传说与祖先生命来源有关的&玄鸟&主题更因南北生态差异而造型有所不同。北方（以红山文化为主）多鹰雕类，南方（以良渚文化为主）则多燕鸠类。但华西地区的先民，只在陶器上装饰具象或抽象的动物花纹，却不将活泼的生物图像带入玉器创作的领域。
& & &若进一步统计华西玉器玉料与器类的关系，会发现杂色斑驳、沉积结构明显的所谓&第三种闪玉&只用来制作带刃器，不用来制作最重要的通神礼器一一璧与琼。这些现象暗示：可能在华西先民的思维中，天人交流时，富含精气的纯净美玉最能发挥强大的感应力。唯有选择简单光素的几何造型，才能不破坏美玉的纯淨质感。或因基于此种信念，连最高级的大型祭器一一璧、琼（可能包括大围圈），器表可以拋磨光润，边角可以琢磨规整，但仍保持质朴无华的纯净风格。只有在象征人间统治者身份地位的瑞器，如大刀、牙璋等，器表才刻画平行或交叉的阴线纹。
& & 高旱的崇山大岳与湿润的湖泊海洋，是华西、华东在自然生态上最大的不同，因而孕育出不同的艺术传统，二区的玉器在制作技法及作品风格上都有明显的差异。华东流行线切割技法、象生母题发达，具神秘象征意义的耳饰玦广布。华西玉器却是片切割技术普及，多光素的几何造型，晚期更崇尚体大厚重的雄浑气势[108]。
& & &如果考古发掘无法探索出玉琼与牙璋在华西地区的本土发源，那么更需研究新石器时代晚期华西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内涵，探索为何这些器类在华西能如此蓬勃发展？而令中原地区能后来居上地成为中国文明起源地。从宏观的角度观察，夏商周三代主要承袭华西玉器传统。
& & &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大刀、牙璋，明显属华西风格。殷墟安阳小屯丙组坛祀建筑基址下埋有一苍璧、一白璧的现象[109]，令人联想到齐家文化喇家遗址在屋内墙边地面平置似有祭祀意味的两件玉璧[110]。我曾仔细观察小屯丙组基址下的两件玉璧，确知所谓&苍璧&者，是一件典型的华西玉璧，可能为马家窑、客省庄、齐家等文化的遗物。而那件&白璧&，则是典型商代的牙黄色凸缘璧，器表还琢有同心圆。自夏代起玉戈成为重要的标示身份的瑞器，商周时流行的扇形璜也明显属于华西系，有些扇形璜根本是龙山一齐家系联璧的散片，在商、周时加雕花纹，西周时组玉佩上玉璜的数目多寡更是佩者的象。
& & &因为辽西地区红山文化高度发达，因此有学者推论吉林、黑龙江的史前玉器为红山文化的外延区与波及区[111]。但后来的研究显示吉黑地区史前玉器的起源不晚于辽西，某些器类还传播至辽西，成为后者玉器文化蓬勃发展的源头之一[112]。由于江南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玉雕高度发展，很容易直观地推论该区属原生型玉文化，江淮巢湖地区属次生型玉文化[113]。但考古学家整体分析各种迹象后，多推论江淮宁镇地区（北阴阳营文化、凌家滩文化）较先发展玉雕技术，东传影响太湖地区，崧泽文化晚期以后，太湖地区的玉雕技术才逐渐进步发展[114]。看来史前玉器文化的发展轨迹较为复杂，并不像陶器那样容易排出清晰的谱系。
& & & 郭大顺先生指出公元前3000年前后，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都发生了&突变&，使得玉器作为这两支考古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因素，在社会文化总体发展水平上超越同时期相邻诸文化，使得这两支考古文化的&个性化&得到最充分的发展。但是产生&突变&的原因可能并不单一，是宗教改革导致神权独占的作用，还是交流形式变化如由吸收到碰撞引出的后果，或兼而有之，即神权的普及使文化间的交流频繁而层次更高，都尚待进一步的研究[115]。
& & & 如果说公元前3000年前后，华东考古文化的突变导致红山、良渚玉器文化高度发展，那么值得日后学术界深入探索的另一个课题或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黄河上、中游考古文化产生突变，当陶器上充满活力的彩绘逐渐消失时，玉器的制作却蒸蒸日上，不但数量惊人，且体积增大。大璧、大琼、大圭、大刀、大联璧以及牙璋等，建构起黄土高原上特殊的宗教信仰，刚劲质朴的玉礼器群与金属器用等，让这里的社会高度发展，逐渐步入文明时期，产生了国家。
[1]戴应新，《陕西神木县石峁龙山文化遗址调査》，《考古》1977，3。《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考古与文物》期合刊。
[2]邓淑苹，《故宫博物院藏新石器时代玉器研究之三&&工具!武器及相关的礼器》，《故宫学术季刊》八卷一期。1990。
[3]戴应新，《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探索（一）至（六）》，邓淑苹，《也谈华西系统玉器（一）至（六）》，均载于《故宫文物月刊》第十一卷第五至第十期，总号125-130。1993年8月至1994年1月。
[4]黄宣佩，《齐家文化玉礼器》，邓聪主编，《东亚玉器》，香港中文大学，1998。
[5]杨伯达，《甘肃齐家玉文化初探》，《陇右文博》1997，1。
[6]杨伯达1997(同前注），页15-16。黄宣佩1998(同注4)页190-191。黄翠梅，《传承与变
异&&论新石器时代晚期玉琮形制与角色之发展》，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良渚文化研究&&纪念良渚文化发现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科学出版社。1999。因村秀典，《龙山文化后期玉器的传播》《史林》第82卷第2号，1999。
[7]1979-80笔者曾在欧美探访多所收藏中国古物的重要博物馆，在每所博物馆库房中，仔细检视，并详加记录。但仅就牙璋一项做过初步统计，发表为拙作，《&牙璋&研究》，邓聪主编，《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庆祝郑德坤教授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周年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1994。
[8]戴应新，《我与石峁龙山文化玉器》，杨伯达主编，《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jt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
9&石峁玉器的年代向有争议，近年因神木新华遗址的发掘，才有了断代的依据。根据：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神木新华》，科学出版社，2005。新华遗存年代为公元前年。新华遗址发掘者认为石峁玉器年代与之相当。见孙周勇，《陕西神木县新华遗址出土玉器初步研究》，《故宫文物月刊》，第十九卷第十一期，总号227，2002，2。孙周勇、乔建军，《石峁玉器年代的考古学检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六辑，第二届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专辑，2004年。但综合其他考古资料（如二里头、广汉等）笔者认为石峁玉器的下限可能还晚至公元前1600年。
10&&20世纪80年代晚期，笔者为台:(t故宫执行购藏公务，B卩发现大量华西风格玉器流散肆间。台湾也有人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多次出人甘肃，购藏了大批史前玉器。
11&拙作，《古玉后雕的新认知》，《故宫文物月刊》，十五卷七期，总号第175期，1997年10月。
12&以台北故宫玉器库典藏的清宫丨日藏为例（不包括珍玩库中多宝格里的玉器），良渚文化玉璧只有2件，但史前华西系玉璧至少46件。良渚文化玉琮只有8件，但史前华西系玉琮约三十多件。笔者了解欧美多间收藏中国古玉的博物馆中，华西系璧与琮的数量也常远多于良渚文化的璧与琮。
13&ElinorPearlstein，&AncientChineseJades，TheSonnenscheinLegacy&，ArtsofAsia，Vol.29，No.3，May-June1999.
14&&AlfredSalmony，PH.D.，ArchaicChineseJades，TheArtInstituteofChicago，1952.
15&叶茂林,《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玉器初步研究》，邓聪主编，《东亚玉器》，香港中文大学，19980
16&&给笔者启发的论文有：牟永抗，吴汝祚，《试谈玉器时代&&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中国文物报》，第42期3版，日；牟永抗，吴汝祚，《试论玉器时代&&中国文明时代产生的一个重要标志》，《考古学文化论集（四）》，31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HongWu，&AGreatBeginning&AncientChineseJadesandtheOriginofRitualArt，&ChineseJadesfromtheMu-FeiCollection，London:Bluet&Sons，1990.邵望平，《〈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九州学刊》，第2卷第1期，1987。邵望平，《海岱系古玉略说》，《中国考古学论丛》，北京：科学出版社，1993年，pp.131-138。饶宗颐，《红山玉器猪龙与豨韦、陈宝》，《辽海文物学刊》1989，1。文中有关&医无闾之珣圩琪&&夷玉&就是兴隆洼一红山系玉器的说法。以及刘起，《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17&&拙作，《古玉的认识与赏析一由高雄市立美术馆展览谈起》，《故宫文物月刊》第十二卷第九期，总号第141期，1994年12月。《由蓝田山房藏玉论中国古代玉器文化的特质》，《蓝田山房藏玉百选》，年喜文教基金会。1995。
18&该会议论文延至1997年出版。&ATheoryoftheThreeOriginsofJadeCultureinAncientChina，，，ChineseJades&ColloquiesooArtN:ArchaeologyinAsicano.18EditedbyRosemaryE.ScottPercivalDavidFoundation.pps.9-25，LondonUniversity.但中文发表为《中国古代玉器文化三源论》，《中华文物学会1995年刊》。
19&严文明，《中国古代文化三系统说》，《日本中国考古学会会报》第四号。1994。
20&今日有的地理学者将宁夏归为黄河中游，但从史前考古学观点分析，该区与黄河上游属于同一个文化区。
21&年代范围大致依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考古学&夏商卷》，2003。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神木新华》，科学出版社，2005。谢端琚，《黄河上游史前文化玉器研究》，《故宫学术季刊》，十九卷二期，2001。页1-34。不过在《考古》2002，12刊出许新国，《青海考古的回顾与展望》一文，将马家窑文化定为公元前3000~前2000年，宗日文化定为公元前3600?前2000年。略有出人。庙二文化的年代有四家之说，本文选择较常见的一说。
22&D.S.Dye，SomeAncientCircles，Squares，AnglesandCurvesinEarthandinStoneinSzechwan，China，JournaloftheWestChinaBonderResearchSociety.Vol.&，1930-31.D.C.Graham，APre-liminaryReportoftheHanchowExcavation，JournalotheWestChinaBonderResearchSociety.Vol.#，1933-34.高大伦、邢进原，《四川两处博物馆藏三星堆玉石器的新认识》，邓聪主编《东亚玉器》，香港中文大学，1998。
23&林巳奈夫，《中国古代石庖丁形玉器与骨铲形玉器》，《东方学报》第五十四册，收人林氏的《中国古玉的研究》（日文），吉川弘文馆，1991。
24&黄河中游地区的相关论文，依出版年代为序有：戴应新，同注1。戴应新1993-94，同注3。邓淑苹1993-94，同注3。邓淑苹，《&牙璋&研究》。王克林，《论玉障起源演变与功能》。张长寿，《论神木出土的刀形端刃玉器》。杨泓，《中国古代刀形端刃玉器初析》。戴应新，《石峁牙璋及其改作一一石峁龙山文化玉器研究劄记》。以上五篇均载于：邓聪主编，《南中国及其邻近地区谷纹画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冈村秀典著、姜宝莲译，《中国史前时期玉器的生产与流通》，《考古与文物》1995，6。页78-87。姬乃军，《延安市芦山峁出土玉器有关问题探讨》《考古与文物》1995，1。冈村秀典，《公元前二千年前后中国玉器之扩张》。杨亚长，《陕西史前玉器的发现与初步研究》。高炜，《陶寺文化玉器及相关问题》。以上三篇均载于：邓聪主编，《东亚玉器》，香港中文大学，1998。邓淑苹，《晋陕出土的东夷系玉器的启示》《考古与文物》1999，5。刘永生、李勇，《山西黎城神面纹玉戚》《故宫文物月刊》总号204，2000，3。杨美莉，《院藏黄河上中游玉琮的研究》，《故宫学术季刊》第18卷第1期，2000年。杨美莉，《黄河上中游的玉围圈》，冈村秀典，《陕晋地区龙山文化的玉器》，邓淑苹，《故宫八件旧藏玉圭的再思》，以上三篇均载于：《故宫学术季刊》，第19卷第二期，2001年。高炜，《龙山时期玉骨组合头饰的复原研究》。杨美莉，《由器类组合看齐家文化玉器在渭河流域的流通》。魏京武，《龙冈寺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玉质生产工具》。以上三篇均载于：刘聪桂、钱宪和主编，《海峡两岸古玉学会议论文专辑》，台湾大学理学院地质系，2001。高炜，《龙山时代中原玉器上看到的二种文化现象》，费孝通主编，《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燕山出版社，2002。孙周勇2002，同注9。孙周勇，《神木新华遗址出土玉器的几个问题》，《中原文物》2002，5。宋建忠，《山西临汾下靳墓地玉石器分析》，Jt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等编，《古代文明&2》，文物出版社，2003。孙周勇、乔建军2004年，同注9。戴应新，《我与石峁龙山文化玉器》。孙周勇，《神木新华遗址出土玉器的几个问题&&兼论石峁玉器的时代》。以上两篇均载于：杨伯达主编，《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续编》，紫禁城出版社，2004。李健民，《陶寺遗址出土的玉石钺》。陶正刚等，《山西芮城县坡头遗址出土玉器与良渚文化关系的研究》。赵春青，《试论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的分期》以上三篇均载于：杨伯达主编，《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三编》。紫禁城出版社。2005。刘云辉，《陕西地区出土玉器概述》。宋建忠等，《山西地区出土玉器概述》。以上两篇均载于：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科学出版社。2005。马萧林、李新伟、杨海清，《灵宝西坡仰韶文化墓地出土玉器初步研究》，《中原文物》2006，2。
25&&黄河上游地区的相关论文，依出版年代为序有：吴平，《齐家文化玉石器》，《青海文物》1996，10。杨伯达1997，同注5。叶茂林，《齐家文化的玉石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编，《考古求知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叶茂林，《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玉器初步研究》。黄宣佩，《齐家文化玉礼器》。以上两篇均载于：邓聪主编，《东亚玉器》，香港中文大学，1998。阎亚林，《甘青宁地区史前玉器初步研究一以齐家文化为中心》，Jt京大学考古系硕士论文，1999。罗丰，《黄河中游新石器时代的玉器一一以馆藏宁夏地区玉器为中心》。谢端琚，《黄河上游史前文化玉器研究》。以上两篇均载于：《故宫学术季刊》，十九卷二期，2001。叶茂林，《齐家文化玉器的几个问题》，四j1丨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主编，《四jl丨大学考古专业创建四十周年暨冯汉骥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四j1丨大学出版社，2001。叶茂林，《从青海喇家遗址出土资料再论齐家文化玉器》。周述蓉等，《从齐家文化玉器的玉质、次生变化及工艺制作技术看齐家文化的玉文化与科学技术》。以上两篇均载于：刘聪桂、钱宪和主编，《海峡两岸古玉学会议论文专辑》，台湾大学理学院地质系，2001。李天铭、刘志华，《甘肃省博物馆藏齐家文化玉器》，杨伯达主编，《中国出土玉器鉴定与研究》，紫禁城出版社，2001。叶茂林等，《青海民和县喇家遗址出土齐家文化玉器》，《考古》2002，12。刘志华、孙玮，《武威皇娘娘台出土的齐家文化玉石器》，《故宫文物月刊》，第二十一卷第八期，总号248，2003，11。王国道等，《青海齐家文化玉器研究》，杨伯达主编，《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续编》，：(t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页240-265。叶茂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地区出土玉器概述》，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科学出版社。2005。叶茂林，《齐家文化玉器研究》第三屆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研讨会论文（出版中）。
26&&分别见：2003年出版的《中国考古学&夏商卷》，页46。赵春青2005，同注24。宋建忠2003，同注24。以及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市文物局、芮城县文物局，《山西芮城清凉寺新石器时代墓地》《文物》2006，3。
27&如发掘者高炜的意见，见其年论著，详注24。以及2003年出版的《中国考古学&夏商卷》，页59。
28&宋建忠2003、赵春青2005，详注24。
29&宋建忠2003，同注24。
30&&高炜 ，同注24。
31&&黄翠梅1999，同注6。黄建秋，《良渚文化分布区以外的玉琮研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八辑&纪念良渚遗址发现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
32&山西省博物馆，《河山之精英&&晋陕豫古代玉器精华展》，1997。
33&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芮城县博物馆，《山西芮城清凉寺墓地玉器》《考古与文物》2002，5。
35&陶正刚2005，详注24。
34&高炜2002，同注24。
36&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2006，同注26。薛新民，《山西芮城清凉寺庙底沟二期墓地》，国家文物局，《2004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
37&刘永生、李勇2000，同注24。
38&马萧林等2006，同注24。
39&杨亚长1998，同注24。
40&戴应新，《从上泉玉琮说起》《文博》1993增刊第二号。
41&肖琦，《陇县博物馆收藏的玉璋》《文博》1993增刊第二号。
42&杨亚长1998，同注24。
43&张长寿，《论神木出土的刀形端刃器》，邓聪主编《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他从1925年伯希和（P.Pelliot)的记录，乐提（S.C.Nott)1936年的论著，以及萨尔摩尼（A.Salmony)1931年德文、1963年英文论著等，作了综合介绍。不过在该文中称牙璋为&刀形端刃器&。
44&SoameJenyne，ChineseArchaicJadesintheBritishMuseum.LundHumphries，London，1951.plate
45&同注 1、3。
47&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神木新华》，科学出版社，2005。第六章。
邓淑苹1999，同注24。
48&从图一〇等齿棱比较复杂，器表又刻了平行或交叉线纹的牙璋来看，石峁的年代下限可到公元前1600年。
49&据戴应新先生追忆，石峁也有玉璧与石琮，但他因故没有征集。他又记载陕北的米脂、靖边府谷，内蒙古的准格尔旗都有发现与石峁类似的玉器。见戴应新1993，8。详注3。
50&J.G.Andersson，ResearchesintotheprehistoryoftheChinese，B.M.F.E.A.No.15.
51&谢瑞琚2001，页18-19，10。出版资料详注21。
52&文中引用阎亚林1999硕士论文记录甘肃武威海藏寺齐家文化遗址出土一件耳饰玦。笔者认为在新石器时代时玉玦流行于华东，未曾流行于华西。迄今海藏寺出土玦还是孤证，不排除是华东地区玉器经贸易等管道流传而来。
53&罗丰 2001，详注25，页4748。
54&叶茂林2005，同注25。
55&叶茂林 ，同注25。
56&罗丰2001，同注25。
57&拙作，《红山文化玉器与良渚文化玉器学术研究的比较与省思》，《红山文化研究&&2004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编，文物出版社。2006，6。
58&据笔者的探访可知，最长的一把玉刀在芝加哥美术馆（TheArtInstituteofChicago)，长101.9厘米。图片发表于Orientations，June，1993，p.42。
59&闻广，《中国大陆史前古玉若干特征》，邓聪主编《东亚玉器》，香港中文大学，1998。页220。钱宪和教授也有类似的研究，见其，《古玉之矿物学研究》，邓聪主编《东亚玉器》，香
中文大学，。
60&台湾大学地质系钱宪和教授曾如此推测，笔者甚为反对。
61&同注44，该玉铲编号99K1:23，质地鉴定见页369。
62&闪玉nephrite是阳起石actinolite与透闪石tremolite以任何比例构成的固溶体solidsolution。
63&杨伯达等，《中国和阒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页63^64。杨汉臣等，《新疆宝石与玉石》，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页89。
64&罗丰2001，同注25。
65&图片效果最好的是：邓聪主编，《东亚玉器》彩图66。
66&《中国出土玉器全集& 3》36、41。
67&《中国出土玉器全集.15》1。
68&《中国出土玉器全集& 15》145、167。
69&《中国出土玉器全集& 13》8、14、96。
70&BertholdLaufer，Jade，AStudyinChineseArchaeologyandReligitm，FieldMuseumofNaturalHisto-r，Publication154，1912.只有原版书才有此彩图。
71&《中国出土玉器全集.3》30
72&王马嘴出土的大型玉刀铲是非常壮观的一件玉器，1998年我在陕西省博物馆看过实物。彩图见王长启主编，《中华国宝&&陕西珍贵文物集成.玉器卷》，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页11。该书中称之为&五孔玉璋&。
73&高雄市立美术馆，《黄河文明&&甘肃远古彩陶特展》，2000。
74&《考古出土玉器全集& 15》图39。
75&宗日玉刀彩图见《考古出土玉器全集&15》图151。谢端琚先生认为属宗日文化，见：谢端琚2001，详注20。叶茂林先生归人齐家文化。见叶茂林2005，详注23。
76&《考古出土玉器全集.15》图150。
77&《考古出土玉器全集.13》图26，30。
78&闻广，《记召公太保二玉戈&&古玉续谈（二）》，《故宫文物月刊》第十八卷第四期，总号208，2000，7。彩图公布于ThomasLawton，AnAsianArtLegacy，Orientations，May，1993，p.86.
79&广汉三星堆1986年发掘的大祭祀坑中，有用第三类玉料制作的有领玉璧。此二祭祀坑的年代已晚于本文设定讨论的年代下限公元前1600年。也有学者认为有领璧是装饰用品，而非礼制的玉璧。
80&闻广1998，同注59，页221中仔细地描述了电子显微镜下看到的雏晶群，并对变质作用的二阶段作了合理的推现L
81&承蒙闻教授口头告知。但我从照片观察，洮河玉料的颜色分布（灰白色围绕深的蓝绿色）倒相似于本文所称的第二种闪玉。
82&黄翠梅、叶贵玉，《自然环境与玉矿资源&&以新石器时代晋陕地区的玉器发展为例》，许倬云、张忠培主编，杨晶助理主编，《新世纪的考古学&&文化、区为、生态的多元互动》，紫禁城出版社，2006。
83&有沉积文理的华西系带刃器在商周时持续被改刀利用，笔者所见最薄的一件是在山西侯马祭祀坑出土的，可形容为：&薄如纸&。
84&姬乃军1995，同注24，页29。
85&戴应新1993，8，同注3。页4748列出的矿物有：墨玉、玉髓、石英岩、大理岩、蛇纹岩、黑耀石、碧玉等。
86&罗丰2001，同注25。但该文第45页记录该玉琮出于隆德县沙塘乡，现藏于固原博物馆。笔者怀疑此处可能是误记。因为图片说明是记录固原县河川乡店河村出土。如果出于隆德县，
该藏于该的文。
87&两件都藏于台北故宫。
88&王国道等2004，同注25，页263。
89&周晓晶，《吉黑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探究》《北方文物》2000，4。刘国祥，《中国东北地区史前玉器发展阶段初论》，刘国祥《东^t文物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4。
90&周晓晶最先提出这个看法，同前注。
91&许多学者直接称之为&玉琮&，但我认为黄宣佩先生称之为&琮式镯&是比较合理的。见黄宣佩1998，同注4。良渚早期赵陵山77号墓出土一件内圆外方筒形器，也有人称之为&玉琮&，但没有射口。
92&栾丰实先生认为良渚文化年代为公元前3500~前2500年。若然，良渚中期应该更早些。栾丰实，《再论良渚文化的年代》，《故宫学术季刊》第二十卷第四期。2003。
93&过去大家都认为直到《周礼》一书编撰的战国时代，才将玉璧、玉琮组配成象征圆与方，用以祭祀天地的礼器。但近年来的考古资料显示，良渚文化晚期时，璧与琮的组配关系可能已经形成。因为在良渚晚期时，只有这两种玉器上才能刻画以鸟、日、柱子、祭坛等元素组成的通神密码。而在华西地区，陕西长安上泉村、甘肃静宁治平乡、甘肃天水师赵村等处，也有璧与琮成组出土的情况。笔者出版较多相关论述，较晚近的一篇为：《刻有天象符号的良渚玉器研究》，《石璋如院士百岁祝寿论文集&&考古&历史&文化》，宋文薰、李亦园、张光直主编，台北、南天书局，2002。
[94]瑶山等墓葬报告整理工作的参与者方向明先生的意见。
95&蒋卫东，《神圣与世俗&&关于良渚文化玉器功能的若干思考》，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六辑&第二届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专辑》，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页142。
96&有关&原始文明底层&与&相互作用圈&的观念，见于张光直，《中国古代文明的环太平洋的底层》，《辽海文物学刊》1989，2。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
97&四处遗址虽各有简报，但图片等资料丰富翔实的为王永波，《关于刀形端刃器的几个问题》，《故宫文物月刊》总号135，1994，6。于秋伟，《山东沂南新发现的牙璋和玉器》，（台湾）《故宫文物月刊》，总号179，1998，2。
98&邵望平、高广仁，《从海岱系玉礼器的特征看三代礼制的多元一统性》，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六辑&第二届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专辑》，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栾丰实，《海岱地区史前祭祀遗存二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八辑&纪念良渚遗址发现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
99&台北故宫收藏两件牙璋，图三五者只能确定属龙山时期，但尚不能断定它的地域性与文化类别，彩图发表于《故宫文物月刊》271期，2005，10。但另一件则明显地属于四川广汉月亮湾类型，年代下限可暂定为公元前1600年，在其刃部出了一块伤缺外，基本上没有明显的使用痕。发表于《故宫文物月刊》第194期，1999，5，以及271期，2005，10。
100&阎亚林1999，详注25。
101&抽象的玉神面见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墓葬》《考古》2003，9，图三。具象玉神面见于：中国文物资讯网。
102&该件玉圭系早年刘敦愿教授征集，发表于氏著，《记两城镇发现的两件石器》，《考古》1972，4。
103&拙作，《雕有神祖面纹与相关纹饰的有刃玉器》，栾丰实主编，《刘敦愿先生纪念论文集》，山东大学，1998。《论雕有东夷系纹饰的有刃玉器》，《故宫学术季刊》第十六卷第三期，页1-34，第四期，台北故宫博物院，1999。
104&图四二玉钺原为美国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FoggArtMuseum典藏之温索普收藏GrenvilleL.WinthropCollection中的一件，1975年发表于MaxLoehr，assistedbyLouisaG.FitzgeraldHuber，AncientChineseJades，FoggArtMuseum，HarvardUniversity.后因美国的大收藏家ArthurM.Sacklei出资在哈佛大学建立萨可乐博物馆ArthurM.SacklerMuseum，原典藏于福格博物馆中包括温所普收藏的亚洲艺术品，已拨交至ArthurM.SacklerMuseum。因ArthurM.Sack-ler又分别捐资给北京大学与华盛顿，分别兴建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ArthurM.Sackler
MuseumofArtandArcheology,与沙可乐博物馆ArthurM.SacklerGallery。为分辨三家博物馆，只能将其中文名略作区别。
105&相似于山东日照大孤堆出土玉钺（目前典藏于台北的&中央研究院&）以及山东临朐朱封出土玉钺。
106&20世纪80年代时寄存于大都会博物馆的沙氏收藏，日后典藏于华盛顿的沙可乐博物馆ArthurM.SacklerGallery中，注102中已说明华盛顿的沙可乐博物馆ArthurM.SacklerGallery成立情况。
107&&同注103。
108&注51中已说明海藏寺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玦还是孤证，可能自华东地区流传而来。
109&石璋如，《殷代坛祀遗迹》《&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1本第3分，&叶茂林2001，同注25。
111&孙守道，《中国史前东北玉文化试论》，邓聪主编《东亚玉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同注89!90。笔者在《试论红山系玉器》一文中作了综述。该文发表于许倬云、张忠培主编，杨晶助理主编，《新世纪的考古学&&文化、区位、生态的多元互动》，紫禁城出版社，2006。
113&黄翠梅，《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文化谱系初探》《史评集刊》创刊号，国立台南艺术学，2002。
114&张敏，《勾容城头山遗址出土的史前玉器及相关问题的讨论》，《玉魄国魂&&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页180-187。蒋卫东，《神圣与世俗&&关于良渚文化玉器功能的若干思考》，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六辑&第二届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专辑》，杭州出版社，2004年。138。
115&郭大顺，《从史前玉文化研究成果看中国史前史&&为庆祝杨伯达先生八十诞辰而作》，于明主编，《如玉人生&&庆祝杨伯达先生八十华诞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12。
(原载《故宫学术季刊》第25卷第2期，2007年)
上一篇：下一篇：
频道总排行
北京(总部)：
北京(市场)：
客服：010-
版权所有 (C) 北京古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