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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版 剑桥中国晚清史(年)(上下卷) [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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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晚清史(年)》(上下卷)原为《剑桥中国史》的第10卷和第11卷，起自清代的道光时代，止于辛亥革命。这两卷能够自成体系，可以单独成书，我们特先译出，以飨我国读者。为了兼顾《剑桥中国史》原书名和它所论述的晚清时代的实际内容，此书定名为《剑桥中国晚清史》。
剑桥历史丛书的历际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对《剑桥中国史》已出的各卷，国外纷纷发表过书评，予以肯定。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截至出书前为止的西方中国史研究的水平和动向。我们希望这两卷中文的出版，对促进中外学术交流能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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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一共有哪几册，还有哪些没有出版的？
有哪位钟情历史的网友能够告知答案;系列一共有几本《剑桥中国史&gt？名称分别是什么，在下不胜感激！
谢谢了？还有哪几册待出版的
我有更好的答案
　此套丛书计划出版16卷。丛书各卷皆由国外知名学者担当主编，卷内各章节亦由研究有素的专家撰写，并注意吸收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反映了国外中国史研究的水平和动向。
　　截至目前剑桥大学出版社已陆续出版12卷，目前已出版各卷包括：
　　《剑桥中国秦汉史》、《剑桥中国隋唐史》、《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65年）》、《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82年）》
　　剑桥中国上古史（文明的起源-公元前221年）（中文本尚未出版）
　　第1卷 剑桥中国秦汉史（公元前221-220年） 第2卷 尚未出版 第3卷 剑桥中...
有《剑桥中国秦汉史(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隋唐史
辽西夏金元史
明代史（上下） 《中华民国史》
《晚清史》
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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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費正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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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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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　
关于乾隆时期的价格上涨问题，见王业键：《数世纪的价格波动与中国的农民经济， 年》，亚洲研究协会年会散发的论文，1973 年。关于清代价格一般上涨的材料选集，见南开大学历史系编：《清 实录经济资料辑要》，第 410—433 页。又见冯桂芬：《显志堂稿》卷 9 第 3—4 页。①
彭泽益：《鸦片战后十年间银贵钱贱波动下的中国经济与阶级关系》，载《历史研究》，卷 6（1961 年），第 49 页。又见王业键：《l 年中华帝国的土地和租税》，第 59—61 页。关于货币混乱对十九世 纪五十年代湖南税制的影响，可看骆秉章《奏议》，第 1450—l455 页。关于谎报“天灾”一点，可看冯桂 芬：《显志堂稿》，卷 9 第 3—4 页。②
横山英：《太平天国前的抗粮运动》，载《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卷 7（1955 年），第 311—349 页； 李汝昭：《镜山野史》，载向达等编：《太平天国》，卷 3 第 15—19 页；库恩：《中华帝国后期的叛乱及 其敌人》，第 98—99 页；佐佐木正哉：《咸丰二年鄞县的抗粮暴动》，载《近代中国研究》，卷 5（1963　　地方的小名流在抗税运动中的态度是非常模棱两可的。似乎无可置疑的 是，他们作为政府和人民的中介人经常卷入非法的包 税活动（“包揽”）中， 这也使他们容易在思想感情上卷进抗税运动中去。在货币混乱的情况下，官 吏的残暴压迫行为现在似乎为他们自己的剥削兼管理者的角色提供了一个令 人尊敬的社会目标：他们能够成为地方社会和敲诈勒索的税吏之间的缓冲 人。这一新的角色似乎给包税人的形象增添了光彩，使他们有办法获得人民 的支持。①
可是，如果认为这些地方领袖真正有觉醒的社会良心，或者认为他们为 了地方社会的利益会反对国家，那就大错特错了。生员-监生集团缺少上层绅 士能够借以得到官吏青睐的那种社会显赫地位和联系。因此他们是一个脆弱 的集团。但同时它们又是一个有文化和有地方影响的集团，是地方行政中一 个关键性的中间阶层。所以他们取得抗税运动的领导权是不足为奇的。但是 作为学者（有时作为包税人），他们的倾向性取决于现存的国家制度，所以 他们的政治观点是矛盾的。国家总有办法使他们就范，因此这些运动没有产 生过持久的抗议传统。但是他们进一步分裂了地方社会，加深了人民对清代 官僚政治的憎恨，从而为太平军运动——它的军队在抗税运动最激烈的长江 各省征集了数十万兵员——的到来铺平了道路。年）。第 185—299 页。①
库恩：《中华帝国后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 98—99 页。叛乱的根源　　虽然无疑问的是，人口压力是晚清叛乱的根源，但也应该注意，这种叛 乱的火焰在新开发的边疆地区比在人口稠密的长江、珠江及其流域更容易点 燃。因此，人口压力的后果通过清代的大量国内移民而扩散开来，而在从十 八世纪初年起就已出现人口不断涌入的地区一般最容易发生叛乱：例如在台 湾岛、四川省多山的边区、 广西省落后的农村和湖南贵州交界线上土著苗民 的寨子等地方，即是如此。这些地区的社会特点仍然未经充分研究，但是从 中也可以发现有几种促使发生叛乱的共同因素：一种强烈的共同体或少数民 族的心理意识——它因边境地区人口的复杂种族来源而变得尖锐化，而且常 常由于语言歧异而得到了加强；另外就是高度军事化组织，这是由于边境地 区的土匪活动或村社械斗的需要而产生的。随着十九世纪社会危机的加深， 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叛乱往往扩展到平原和三角洲的定居人口中而取得不同 程度的成功。
苗民叛乱 汉人和满人对中国中部和西部土著社会的压迫，部分是由于清政府在原来自治的地区推行正规官僚统治的结果，部分是由于汉民迁移到内部山地边区寻求农业土地的结果。所谓“改土归流”的政策开始于十八世纪二十年代， 引起了苗民的猛烈反抗。接着便发生了一系列苗民起事，它们在整个十八世 纪以及十九世纪的好多年内一直持续不断。苗民叛乱招致文武官员的进一步 高压。叛乱苗民的土地被国家没收，一系列军事要塞建造起来以支撑在苗民 地区建立的政府权力。随着清政府的行政和军事控制，汉族移民前来寻求土 地，汉族商人和高利贷者前来追求利润。湖南贵州边境 1795 年苗民大叛乱之所以发生，显然是“客民”——即寻找土地的贫苦的汉族移民——大量涌进边境地区的结果。虽然政府也曾试图 在十八世纪后半期控制这一移民趋势。但移民的压力已显得太大，控制行动 也太不得力。到 1795 年，已没有有效方法来拦阻大量移民了。移民和地方官 及书吏在一起，发现苗民为容易掠夺的对象，苗民土地开始迅速地转入到汉 人手中。苗民领袖石三保和石柳邓领导的 1795 年初的武装叛乱，促使大量清 军分遣队进入了苗区。冲突是长期而残酷的，只 是在 1806 年才以最后粉碎 苗民的抵抗而告结束。①
叛乱迫使清朝的官员注意到必须稳定边区汉苗民族关系这一紧迫问题。 负责残酷镇压苗民的县官傅鼐，起草了据以严密监督汉苗关系的条例。建立 了军事农垦地（“屯田”），它的双重目的是把汉移民和苗民都置于军事纪 律之中，同时建立汉人的民兵力量来保卫政府当局。贸易只许在官方严格控 制下在指定地点进行。苗民头人可以担任象苗弁这样的地方职务，汉人衙役 则禁止进入苗民村寨。这就是要求把种族间的接触减少到最低限度，同时就 不会发生双方土地互相转让的情况。地方官员后来又感到很难保持军垦地的 统一性，因为有大量移民继续涌了进来。下面种种原因事实上导致了进一步①
关于苗乱的起因，可看鄂辉等：《钦定平苗纪略》（1797 年版），卷 1 第 1— 3、8—9 页。这部官方文献史书中的上谕最足以说明问题。另见马少侨：《清代苗民起义》，第 34—51 页。的冲突：在政府没收的土地上要求苗民佃农付出高得使自己无以为生的佃 租；傅鼐精心制订的政策，即引进汉族教育和禁止传统的宗教仪式活动来摧 折苗族文化。1855 年又爆发了大规模苗民起事，一直延续了十八年。②这些 事实上是与汉人文化世界相隔绝的苗民群众的起事，与汉人的叛乱没有产生 过持久的联系。然而它们却是晚清社会内部正在产生的无情的人口压力的征 兆，即它们表明中国人开始蚕食当时看来是他们最后的边疆。　　　　　　　　　　　南方的秘密会社 通常被称为“三合会”（Triads）的会社实际上是一种组织松 散的结社，它有许多不同名称，例如三合会、三点会、天地会，或者集体地称为洪门。这种三合会出现在清代初期，或许是去台湾的福建移民所创建。它们在十八 世纪流传到大陆上的福建、广东和广西诸省，到十九世纪的开头数十年已发 展到长江各省。这一结社的最初成员是内陆河渠上的劳工和船户、流徙的城 镇工人以及官府中的小吏员。它也变成了海面和陆地上匪帮效忠的中心。三 合会势力的扩展显然与清代社会的某些主要发展趋势有关，特别是与国内移 民、城市化运动和国内外贸易的发展有关。其中每一个进程都产生了象下面 这样的人民群众：他们传统的社会纽带已经削弱或被割断，只有秘密结社这 种假亲属结构能够给他们以安全、互助和组织安排。从国家的观点来看，这些秘密结社最危险的方面是，它与诈骗及盗匪活动相结合就可能最终导致叛乱。但是三合会的犯罪的一面和政治表现是可以 截然分清的。结社的基层分会（“堂”）是盗匪帮伙、走私者和沿海海盗的 理想组织形式，它们的成员多少脱离了定居社会的母体。同样地，它们的内 部联系和纪律是用来在集市和城市中搞欺诈和赌博活动。它们的成员之所以 免受告发，是因为有人渗透到了衙役中间。它们在这些牟利领域中活动的主 要目的是想与正统社会求得共存，以便利用它为自己谋利，而不是想搞垮它。 但是，秘密会社也是南方诸省的无望的、但又是坚持不渝地忠于明室思 想的汇聚地。它们的仪式和政治倾向都是为了复辟（“反清复明”）。它们 反满的调子是斥骂北方入侵者，因为入侵者篡夺了王位并败坏了汉人土著文 化。然而，这些南方会社的思想意识中没有什么东西表明要推翻现存的社会 和政治制度。它们的观点不仅是复辟派的，而且还有些保守派色彩，因为它 们在力求加强内部纪律方面所用的语言是以传统的亲属原则为基础的。它们 的平等主义与真正血缘家族中的平等主义没有什么不同；在这 种血缘家族 中，（理想地说来）经济竞争受到压制以利于血亲集团范围内的互助。他们 对于君主和官吏的看法完全是传统的看法。恢复明室的思想仍然是用来发起零星的地方反抗的正当理由，但几乎不能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工具。 可是，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的社会危机产生了三合会行动主义的浪潮，也造成了秘密会社社会性质的异常的变化。1786 年台湾移民集团在三合 会领袖林爽文的领导下爆发了大规模暴动。虽然它很快地被镇压下去，三合 会的活动在后来几十年内在大陆上迅速蔓延，导致了福建、广东和广西许多②
傅鼐：《治苗》，载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 88 第 2—3 页；清史编纂委员会：《清史》，第 页；罗振玉：《皇清奏议》，补遗，卷 1 第 7—11 页；王云五：《四朝奏议》，卷 1 第 2 页，马少侨：《清 代苗民起义》，第 59—69 页。县里的地方起事。在十八到十九世纪之交，三合会参与了安南人支持的、骚 扰中国南部海岸的海盗活动。十九世纪最初几十年，三合会的影响扩展到了 湖南与江西交界的南部多山地区，即横跨在从广州北上的贸易和走私道路上 的地区。到十九世纪中叶，秘密会社已在某种程度上深入到了湖南广西边境 地区的少数民族中间。　　但对政府说来，更加危险的是秘密会社新近在珠江三角洲周围富庶诸县 组织定居农民的能力发展了。这一过程似是开始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它标 志着该会社的社会基础有了明显的变化。它们的组织原来主要在城市和贸易 道路上的破产者以及在山间和海上的亡命者中间招兵买马，现在能在富饶的 三角洲诸县的定居社会中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了。其原因至今还不清楚。练 武术（包括传统的拳术）的三合会会员在互成世仇的宗族中间找到了方便的 庇护所。或许更加重要的是，三合会有能力使一部分农民抱有得到集体保护 和在经济竞争中幸存下来的希望，因为他们得不到正统家族制度的好处。以 公共捐赠的田地及其收益为形式的宗族的资产往往归富户豪绅掌握；它们的 利益很少泽及贫苦农民。在人口过剩和激烈的经济竞争的情况下，濒临赤贫 境地的农民可以通过加入三合会会堂得到幸存的机会。三合会会堂的网络结 构也向西延展到广西省的各河流域，它们在这里变成了小股盗 匪和走私活动 的大本营。由“米饭主”主持的会堂的公共金库把赃物分给会徒。虽然这种 组织与流浪的盗匪建立了紧密的和谋求财物的联系，但它们本质上仍然保持 着地方的性质，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村庄和集市社会中有尚待填补的社会和 经济需要。这种由共同神话连结起来的信徒们的网络结构使广泛的动员有了可能性；所以紧接在鸦片战争的大破坏之后，广东的分裂的社会产生了一些更加 野心勃勃的三合会冒险活动。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叶开始，人数达数千人 的各股三合会会徒开始集结；它们侵占城市；广州城也受到威胁。地方民团 和政府军队的镇压行动只取得了暂时的成功。高潮是 1854 年红巾军的大规模 暴动，数万名三合会会徒攻占了许多县城，包括广州西南的大镇佛山在内。 但是在他们最得势的时候，叛乱领袖却失去了势头。他们的恢复明室的口号 没有得到地方名流的支持，同时他们想建立文官政府和整饬掳掠行为的企图 使他们与其追随者离心离德。城内的三合会被隔绝，得不到乡村的支持，因 为地方名流领导的、以宗族组织为骨干的民团与之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民团 得到政府的坚决镇压行动的帮助，使红巾军在 1855 年初被击溃。由于没有新 的、令人相信的皇室旗号可资利用，又没有新的社会幻想足以动员和训练它 们的徒众，这些秘密会社便注定地陷入了瓦解和失败的命运。①　　　　　　　　　　　　白莲教叛乱 以三合会来衡量，白莲教不是一个秘密的会社，而是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集会的网络结构，它是西起四川省东到山东省这一 地带几个省的民间宗教的主要传布工具。这一教派发源于十一世纪的一个世俗宗派，是更古老得多①
关于红巾军叛乱，写得很好的一篇著作是小韦克曼的《 年广东的秘密会社》，载谢诺编：《中国的民间运动与秘密会社， 年》，第 29—47 页。关于三合会影响的增长和性质，见谢兴尧：《太平天国前后广西的反清运动》；钟文典：《太平军在永安》，第 159—165 页。的佛教净土宗的继承者。它的僧侣能结婚，主张吃素和念诵白话经文，这使 得它同时受到正统佛教僧侣和儒家文人的反对。白莲教由于扎根在地方社会 中，它所信奉的经典因地而异，而且各个教派的信仰是兼收并蓄的。白莲教 在它原来的阿弥陀佛教义中又增添了创世的神话和民间道教的养生法，以及 弥勒佛的千年太平说和摩尼教教义。这后两种因素看来是使它参与叛乱的手 段。“未来”佛——弥勒佛——的降世表示要进入世界历史的最后阶段和建 立一个和平与富饶的盛世。而且一个降生的摩尼教神祗——“明王”——将 在世界最后大劫难中使光明战胜黑暗。象三合会那样，白莲教在各地方的村 社中有一个普遍的、分权主义的组织基础。另外，它与三合会不同的是，它 把热诚的信仰和叫人非信不可的末世论具体化起来，使这些宗教因素能够动 员广大的信徒群众起来反对现存的国家制度。①　　还有一点与三合会不同，白莲教以能够回顾自己的一个重大的历史功绩 而感到自豪，即它在十四世纪中叶的大叛乱中帮助打垮了异族的蒙古王朝。 虽然它在元朝的继承者明朝的统治下遭到残酷的镇压，可是在明代快要垮台 之前，这个教派仍然不断地参加了动荡不安的十七世纪的许多次起事（最著 名的是 1622 年的山东叛乱）。　　它在清初的地方社会中挣扎着生存了下来，但直到十八世纪的最后二、 三十年它才又开始显示出大肆活动的新迹象。乾隆时代重新恢复起来的白莲教领导是由教首们组成的松散 的网络结构：这些教首的地位是通过世袭获得，他们的内部关系则是通过师徒的纽带 结合起来的。他们的信徒用捐钱来支持他们，有些人便当上了游方的传教师， 并把白莲教教义传布到了许多省份里去。例如，未来的叛乱基地鄂川陕地区 是由河南和安徽来的人广为传道而改变了宗教信仰的。政府的迫害实际上反 而使这种传教活动得到了发展，因为它的领袖们总是迁移住处以避免被抓 获。使白莲教恢复活动的先驱是河南人刘松，他早在 1775 年便被认为是白莲 教的组织者，并被驱逐到甘肃省。他的传教事业被他的主要门徒刘之协所继 承，后者显然是一位有魅力的人物和能干的战略家，他马上宣称发现了明宗 室的合法后裔，并且宣布刘松的一个儿子是弥勒佛转世。这些启示性的政治 信条是爆发人民叛乱的强大推动力。恢复明室的思想（与在元代有恢复宋室 的思想一样）看来是一个附属要素，一个主要是乞灵于汉族种族主义的机会 主义提法，而不是白莲教教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刘之协负责在湖北西部建立 了许多组织，但他没有能够把领导权集中在自己手里。他的一个门徒与他闹 分裂，自己另外招募了一批追随者。各地方的组织迅速发展了自己的领袖， 但它们只把刘之协等人在精神上尊为巡方式的先知。
1793 年，政府意识到了叛乱迫在眉睫，下令调查整个中国中部的白莲教 组织。对地方政府中掠夺成性的人来说，这证明是一次特许他们敲诈勒索的 好机会，于是农村笼罩上了恐怖的统治。白莲教的组织在被迫要么出钱或要 么教徒死亡的情况下，纷纷拿起武器自卫。湖北西南部的宜都和枝江等县由 于附近的湖南和贵州在 1795 年爆发苗乱而实行了军事化措施。在白莲教的影 响下，这些地方自卫组织变成了抵抗的核心。这些武装起来的村社面对着不①
奥弗迈耶的《中国民间的佛教宗派》（芝加哥大学未发表的博士论文，1971 年）是对白莲教传统重新评价的一篇重要论著。铃木中正的《中国的革命和宗教》则是论述中国传统整个叛乱题材的主要著作。又可 参看他的《清朝中期史研究》。可忍受的官吏压迫（地方官还往往暗示它们与苗民勾结），便于 1796 年 2 月爆发了公开的叛乱。叛乱沿着湖北西部边境山区迅速向北扩展，并且迅速 席卷了湖北、四川与陕西的三省 交界的地区。白莲教徒从一开始就缺乏保卫 和治理战略城市的能力。他们攻占过行政中心，但都不能长久占领。白莲教 徒退回山区中的设防乡村，袭击山谷里的市镇来取得给养和征集兵员，顽强 地抗拒派来消灭他们的清军。　　中国民间宗教和叛乱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难以解释清楚的问题。铃木中正 和奥弗迈耶等人的最近研究①表明这种糅合诸说的教派，如白莲教和它的许多 地方性变种形式，主要的宗旨是拯救灵魂和治疗疾病，因而这些功能便形成 了它们村社集会的主要重点。怎样说明这些信神的村社教派与大规模反王朝 叛乱的爆发之间的历史联系，这已经成了研究传统中国叛乱的主要课题。由 于华北及华中诸省受佛教影响的教派同华南秘密会社之间在形式与宗旨上存 在着混淆不清的现象，所以这个研究题目变得复杂了。如果说三合会包含有 一种充分发展然而是暗藏的、结合在秘密结社的仪式中并有神话做背景的反 王朝意图，那么，民间佛教宗派难道就一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吗？禁欲式的 摄生法和虔诵佛经，不是也可以作为掩饰得很深的政治意图的掩护物吗？　　白莲教信条的复杂性确实能起到巧于解释的作用。摩尼教与弥勒佛的混 合信仰中有一种启示性的说教，在社会和政治状况处于最恶劣的时候它能起 到它的历史作用。救世主的降临，不管是摩尼教的明王还是“未来佛”（弥 勒佛），都能够预示一切世俗制度将有变化，从而在分散的信徒集会组织之 中点燃武装暴动之火。深深地融合在白莲教观点和教义中的这些千年太平盛 世的预言，能够在经济极端贫困和政治极端压制的时候起到号召公开叛乱的 作用。看来这时白莲教已扩大它的队伍了，这些新参加进来的人拥护千年太平的幻想，但不一定学什么禁欲的摄生法，也不一定具有原来集会组织中的那 种虔诚的献身精神。与此同时，巡方领袖如刘之协等在地区分散的地方组织 中促进了较大的团结。个别集会组织现在在会员之间发展更大程度的互相依 赖——包括用军事化方式进行共同防御，借以应付日益恶化的社会状况。① 但集会组织内部的发展并不能充分说明白莲教运动终将显示出来的军事 能力。只有把信仰向外面传布出去并与惯于暴力方式的集团建立联系，才能 爆发大规模叛乱。白莲教现在与之结盟的那些军事化的集团（铃木中正称它 们为“老百姓中间的军人集团”）必须同白莲教教派本身区别开来。虽然边 境地区的武装匪帮也信奉白莲教的某些宗教信仰，但这些集团却有另外的传 统，即精于老百姓当中细心训练和传授的“武术”，它包括为了自卫而操练 的徒手拳术和棍棒对打的技术。正是这样一些集团，而不是个人主义的、以 祈祷为能事的、以期望超度为宗旨的一般白莲教教派，形成了叛乱的军事骨 干。虽然对“军人集团”与宗教教派之间的主要联系尚待提出有效的证明文 献，但大致上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即这种联系一旦形成，就成了白莲教和①
奥弗迈耶的《中国民间的佛教宗派》（芝加哥大学未发表的博士论文，1971 年）是对白莲教传统重新评价的一篇重要论著。铃木中正的《中国的革命和宗教》则是论述中国传统整个叛乱题材的主要著作。又可 参看他的《清朝中期史研究》。①
见铃木中正的《中国的革命和宗教》一书。他在研究明清白莲教叛乱的基础上，发挥了这一带有普遍性 的模式。特别可看第 117—119、205—220 页。其他类似的叛乱所不可缺少的因素。 就白莲教来说，“军人集团”的主要组成成分是“啯噜”股匪，它们的起源可以相当肯定地追溯到乾隆初期。“啯噜”在三省边区的森林里过着军 事化的股匪生活，但在某种程度上仍和农民社会维持着正常的关系。在特定 的情况下，他们与村寨中的自卫队（“团”）的领导形成了互利关系，也与 基层地方政府中的衙役和保甲长形成了互利关系。这种武装的黑手党掠夺地 方社会而不需 要进行战斗。由于“啯噜”被认为在叛乱时期在白莲教中起过 重要的作用，所以应该有理由假定，他们早已与地方上的宗教教派建立了联 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颇象南方三合会传统的“堂匪”，后者也包括武 装的小集团，这些小集团是和现存社会单元中的生活及活动紧密地连结在一 起的。　　与“啯噜”紧密连结在一起（或许形成为他们的一部分）的是私盐贩子 和诈骗犯，国家对这些人曾经采取过武力镇压措施。私盐问题特别重要，因 为它是十九世纪华北发生的许多叛乱（包括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 捻军大叛乱）的根源。促使陶澍等省级官员之关心改革官盐制度，其部分原 因就是出于私盐问题所产生的社会动乱。当鸦片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 年代变成最有价值的走私物品时，这种动乱形式也出现在南方诸省。在评价白莲教教派本身与整个白莲教叛乱的关系时，重要的是要看到在官方估计的叛乱者人数表面下的东西。实际上形成信教者内层圈子一部分的 叛乱者所占的比例，一定比人们想象的要小得多。许多与白莲教毫不相干的 地方农民起事，也由于清代行政法律的特点把它们错划了类别。例如当某官 员的官署被叛乱分子夺占，如果这事件是由于他们自己的吏治不当引起的， 他应受严厉处分；但如果能证明这些叛乱分子属于“邪教”，那他就只是丢 官了事。官员的报告有假，自然是不足为奇的。据一位御史在 1800 年估计， 由真正教徒组成的白莲教军队不会超过全部人数的百分之十。①虽然清军在 1793 年在保卫西藏藩属的好大喜功的战役中打败了尼泊尔的廓尔喀人，这曾使北京感到高兴，但它此后不久在中国本部的表现却显示 了清代军事已把锋芒丧失到什么程度。政府把讨伐苗叛的领导权最初交给了 满人福康安，此人与乾隆帝有 姻亲关系，也是和珅的密切伙伴。和珅的弟弟 和琳也参与了他的讨伐。当时的非官方记载指责他们说，他们生前就把军事 拨款用来肥了官吏们的私囊，并且让高级指挥官在战场上过舒适生活。他们 掩盖盗用公款的手法是一味乐观地谎传捷报。征苗之役的性质很容易做到避 免战斗和谎报斩获数量，后来的讨伐白莲教之役也是这样。汉人和苗人正规 军用传统战术打击游击队，即主要用追捕游击队首领的办法来搞搜索和歼灭 行动。平民伤亡过多和农民村庄被毁，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代价。乡村被破 坏的惨状与有城墙的城镇的命运形成鲜明的对照，因为大部分城镇从未被叛 军占领，也没有被长期围困过。将军们在叛军进攻时宁愿撤退到这些设防地 区，听任叛乱分子随意劫掠乡村，而且常常不许农民进城来避难。因此，乡 村——它们保护带兵统领们免得因丢弃城镇给叛军而遭受严厉惩治——便成 了代城镇受难的替身。①在历次战斗中被杀的“敌人”的组成成分从来是不清楚的。对这些战役①
罗振玉：《皇清奏议》补遗，卷 2 第 1—2 页。①
矢野仁一：《论白莲教叛乱》，载羽田享编：《内藤博士还历祝贺支那学论丛》，第 726 页。的指挥进行批评的官员们报告说，大部分死者不是叛乱分子，而是被裹胁来 作战的农民（“胁民”），他们或者是被暴力驱使而来，或者是出于私利来 的；而且在事实上，他们在战场上的对手往往不是官方的正规军，而是地方 的乡勇。　　福康安与和琳都在 1796 年殁于战阵，比和珅早死三年。次年，征苗的将 军们开始转移到湖北前线来打白莲教造反者，在苗区留下了约二万官军。②1800 年以前官方在这两条战线上恢复秩序的努力不断遭到失败，这显然是与 战场上的官吏当初给皇帝谎奏胜利消息（他们的继任者对这种谎报不敢指斥 其非）有关，也与嘉庆帝因他的父亲还活着而一般地不能乾纲独断有关。尽 管和 珅在军队中的两个心腹已死，上面两个因素似乎反过来说明了他的影响 是广泛存在的。　　现在得让地方官吏自己执行镇压措施了。他们借鉴明代以来的一项行政 传统，在战略村（“寨”）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地方控制系统。他们把老百姓 和谷物都集中在寨子里，不让这些人和物资敌。随着最著名的战略村战略家 龚景瀚最后把它定型，人们把这种行动称为“坚壁清野”。寨的组织以现存 的保甲制度为基础，用来补充以“团”这种编制为基础的新的乡勇征募制度。 龚景瀚等官员在举办民团时依靠的是地方名流，在这些人中已有许多人在举 兵保卫自己的家乡了。所用的办法是给这些地方领袖加官进爵，把他们拴在 官方的责任制度上。新任命的两位讨伐白莲教战役的指挥官明亮和德楞泰于1797 年正式向清帝提出了这个办法。他们建议，在叛乱时期应建造小型的地方性堡寨给农民提供庇护所。他们认为，这样会鼓励县官们组织他们自己的 防御，不用求助于中央的军事力量了。它也会保卫农民，使他们不致被迫加 入叛匪。清帝驳斥了这一建议，严词指斥了倡议者，并且重申他赞成现行办 法，即继续追捕叛乱领袖。①直到两年以后，即在和珅死后不久，上述方案由勒保等人再次提出时才被采纳；后来它成为胜利地打败白莲教叛乱的基础。②清帝这个一百八十度大 转变的决定是否可以归因于和珅的废黜？当然，新政策会威胁到以中央政府 为中心的那个军事庇护制网络结构。它意味着要分散决策和征兵的权力，减 少对中央调拨的军需和资财的依赖。反之，之所以需要实行这样的分权，直 接的原因似乎是中央集权的军事机构已没有能力打一场游击战争了。虽然和 珅的当权放慢了采纳这个政策的速度，但“坚壁清野” 策略却是另外一个例 子，它说明有关方面在大力寻求各种办法以解决那些旧式官僚组织不再能解 决的问题。　　在采用这一策略的动机中有一个复杂的因素，这就是官方记载中的“胁 民”的显著作用。所谓农民非甘心情愿地被胁迫参加叛乱的概念，不符合当 时同样被人经常提到的“官逼民反”的事实。白莲教蔓延的速度之快和范围 之广都表明，它的根子是在复杂的社会问题中，和珅的影响不过是这些问题 的一种表现而已。
虽然政府最后镇压叛乱的成功，应大部分归功于地方控制的加紧，但在 某种程度上也应该归因于正规军的能力有了明显的——虽然是短暂的——恢②
孟森：《清代史》，第 288 页。①
孟森：《清代史》，第 301—302 页。②
《十朝圣训》，卷 13 第 18 章第 8 页。复。在白莲教叛乱地区，支撑政府权力的是不惜耗资很大而直接从满洲调来 的大约七千名壮健的八旗兵，以及从贵州和云南开进来的、比较起来尚未腐 化的绿营兵。象额勒登保、明亮和德楞泰这些决心很大的八旗将军们着手使 他们的部队逐渐具备有纪律的外貌。但尽管作了这些努力，他们仍感到需要 雇用地方雇佣兵（“乡勇”）以补充正规军之不足。这些雇佣军中有些人是 冷酷无情的亡命之徒，他们经常被清政府用来做攻打白莲教的先锋。　　清军毫不留情的攻击渐渐地改变了战役的特点。被迫从他们的基地和保 垒中逃出来的、被打散了的白莲教军队，现在在四省的部分地区被追击。由 于战略村策略日益扩展，他们经常逃窜并且与地方社会断绝了联系，因而被 追捕，被歼灭。有一股一度数逾十万人的叛军，在 1805 年基本上被消灭了。 如果有人愿意大胆地把白莲教和两代人以后的叛乱的战略作一个比较的话， 他会主要地想到，人口稠密的河谷和盆地地区的农村社会还有残留的稳定 性。正统名流人士的权力在这里还是至高无上的。虽然叛军能够在三省交界 山区的不稳定村社中找到立脚点，但他们不能动员低地社会的财富和人力， 因此从未得到向旧制度进行胜利的挑战的势头。　　但是，从长远看，白莲教叛乱给了清王朝一个破坏性的打击。第一，它 表明，如果没有地方名流、新建的地方控制体系以及雇佣兵的合作，正规军 已不可能镇压国内的叛乱。雇佣兵归根到底是个权宜之计，既花钱，又危险。 约一万人在叛乱之后被并入了正规绿营，但事实证明他们动辄哗变，不可驾 驭。因此不是鸦片战争，而是白莲教，使人们看出清朝军事力量已不可逆转 地下降了。第二，十年斗争的破费对帝国的国库是毁灭性的。乾隆后期的盈 余约七千八百万两因镇压叛乱而消耗净尽，镇压叛乱耗资达一亿二千万两。 白莲教的幽灵也没有被弄得绝迹于大地。它的分散的细胞组织使它拥有 很大的死灰复燃的力量。1813 年，白莲教的一个支派叫天理教的，在林清和 李文成领导之下，在山东、河南和直隶举行了一次短暂而猛烈的暴动。它的 一个小分队还事实上渗进了北京的皇宫。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 豫皖边境不断地卷起了白莲教起事，它们通常与地方股匪和私盐贩子配合行 动。白莲教的种子在整个华北和华中遍地开花，其中有八卦教、义和拳、虎 尾鞭，以及不计其数的其他地方教派。他们无休无止的叛乱和政府决不心慈手软的镇压，成了十九世纪上半叶地方史中的主题。中央的软弱与学术界的新趋势　　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官场的腐化风气弥漫一时，这是由作为 清政府的特点而被精心制造出来的庇护制所培育和维护着的。有人敏锐地意 识到需要实行改革，改革问题也一再拿出来考察，使之在整个官僚界展开辩 论。朝廷里表示热烈拥护改革的人中有英和、王鼎和琦善。省级官员中主张 改革的有阮元、贺长龄和陶澍。但是在整个这一时期，朝廷中以清帝本人为 代表的 僵硬态度与在各省进行形形色色试验性改革的事业形成了对比，因而 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改革只是由各省领导自己资助和鼓励的。　　嘉庆帝在即位伊始就发布了要进行改革的诏旨。结果怎样呢？皇帝显然 低估了和珅时期滋长起来的腐败情况的深度。其次，嘉庆帝始终是在乾隆朝 传下来的老年顾问们的指导下进行统治的，这些人和他一样先入为主地看待 和珅问题，即满足于首犯既经去职就可以安然无事。这些顾问中的最后一人 是董诰，他死于道光帝继位之前不到两年时间的 1818 年。　　新皇帝 1820 年登极的时候，他马上把北京的显宦曹振镛（ 年）倚为心腹，此人至死一直都是皇帝的亲密顾问，身兼内阁和军机处的首 脑二职。没有人指责过曹振镛有贪污腐化情形。他被描写为一个俭朴的、严 于律己而正直的官僚，他的最大缺点是突出地表现为无懈可击的完人：他是 一位坚决遵循传统和惯例的儒者。有一件涉及他对官僚政治的影响但不甚可 信的材料，记载了他向新即位而焦急的道光帝最初上书言事的内容。据说曹 振镛要道光帝相信，不必要为官员们每天进呈的潮水般的上疏言事而大感痛 苦；因为官员们认为他们的职责就是要把问题条陈上来，不管有事无事都得 这样做。但也不要给上条陈者警诫或给予处分，因为那样做就等于忽视直率 的批评，而这不是一位儒者君主所应采取的态度。因此，应该让他们相信， 他们的申诉已达宸听，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他们申诉的数量应有所减 少。曹振镛的解决办法很简单。皇帝只要粗粗看看奏折中书写和行文的错误， 然后惩戒那些疏忽者就行了。用这种办法，他就能够显示他自己已注意到了 奏折中的细节，同时又能严惩那些庸人自扰的人，而对所请示的问题则可以 轻轻带过。①不管这个办法究竟是否提出过或实行过，但它清楚地表达了道光时代官僚政治的特征。上条陈的人被引导去集中地注意形式，不大注意内容了。给 皇帝上书言事时敷衍塞责和因袭时尚的奏疏数量过大，而这些弊端正是嘉庆 帝曾经对之激烈地作过斗争的。曹振镛的学究气据说曾在会试的程式规格中 占统治地位，结果是创造性让位于庸腐，有新义的文章被奚落。①
一位批评十八世纪末官僚政治的人曾警告说，如果和珅时期发展起来的 庇护制网络结构不完全摧毁，那它在另一位腐化大员上台时还会借尸还魂。② 这一预言不幸而言中，因为道光时代又兴起了一位通常被比做和珅的官员， 这就是满洲旗人、标准的官僚穆彰阿（ 年）。他很象他前面的和①
这件逸事载裘匡庐的《清代轶闻》中的《名人逸事，上》，第 8—10 页。关于曹振镛的性格，见姚永朴：《旧闻随笔》，卷 1 第 10 页。关于曹振镛的传记，见恒慕义编：《清代名人传》，第 739—740 页。①
据说，曹振镛应对著名的举子俞正燮在 1833 年会试中的落选负责。这一事件记载在俞正燮的传记中，传 记收在他的文集《癸巳类稿》中，载《安徽丛书》，卷 7 第 9—18 册。②
见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 10，补遗，第 8 页。载《洪北江先生遗集》，卷 1。珅，据说他也有意安插私人，使一大批亲信官僚支持他的个人利益；他在 1835 年取代曹振镛，当上了内阁兼军机处的头头。③　　但是，官僚的腐败在和珅时期和在穆彰阿时期也有重要不同之点。道光 时代的中央政府要更弱一些。帝国国库的白银储备已经枯竭，从十八世纪初 期的六千万两下降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八百万两。④帝国军队的力量已被侵 蚀。皇帝的统治已经失去了十七和十八世纪时期的雄伟气魄。皇权的式微隐 约地表现在那些 想实行变革的省级官员取得了主动权，但它在十九世纪四十 年代和五十年代才公开暴露出来。　　省级领导官员的志趣各不相同。阮元希望通过读经来振兴道德和文化。 陶澍想对正常的官僚行政试行制度上的改革。与被认为是曹振镛所扶植的官 僚迂腐气息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道光时期知识分子风气大开，风气之所以开 通，部分原因是在一个被中央的派系纷争和惰性弄得不能有所作为的政府中 有了这样一批人，以及他们作为省级官员所取得的有限的主动权。　　在十八世纪的学术界中占支配地位的是经验主义研究学派和汉学学派。 不是十八世纪的一切学者都搞考据，也不是一切学者都限于研究汉人对古代 经典的注疏。但是，知识方面的崇高地位和学者的声誉确实有取决于这种风 靡一时的学风的倾向。到十九世纪初，已开始看到这种经院哲学——它确实 是当时所代表的舆论——正在衰败下来。因为中央政府停止降恩举办象乾隆 时代《四库全书》这样大部头丛书的编纂，已不再从全国各地征召学者汇集 北京搞标准化的学术工作了。此外，地区的文学和哲学流派已开始对考据的 迂腐气持有异议。这时的制度问题和社会问题为创造一个有学术生气的新时 期提供了推动力。虽然十九世纪初年的大部分学者继续在研究古代经籍，但这时期新的学术潮流在于反对十八世纪经院哲学的两个方面。第一，折衷主义的儒家思想 家批评汉学抛弃了宋代哲学，一味专注于东汉时代写出的注疏。第二，另外 一些十九世纪的批评家坚持，十八世纪学者所主张的“实用之学”或“实学” 不仅无用，而且也没有责任感，因为它转移了学术界的注意力，使他们不能 真正致力于为社会和政府服务。虽然后来的学者们在谈到康熙、乾隆时代的 文字检查制度和清洗时，曾经把十八世纪学术的缺点归罪于满人的压迫，但 十九世纪初年的这些批评考据的学者却是忠于清王朝的人，他们的研究和著 作都是要为加强和复兴清帝国寻找 道路。这些批评家及其对经世致用之道的 关心代表了学术界的新方向。与此同时，占支配地位的“考证”正统学术也已经因有组织的反对思潮的兴起而有所冲淡。桐城文学派和常州今文学派两者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他 们对考证中那种狭隘的文字训诂和词源学的兴趣的不满。清初学者因反对明 末学术风气而曾经强烈谴责过的抽象思想和哲学论述，现在又引起了人们的 兴趣，这反映在他们着重抓经典和文学著作中的“大义”或“义法”这一点 上。同样地，替明代学风抹黑的倾向有了缓和，这表现在又恢复了研究宋代③
萧一山：《清代通史》，卷 2 第 887 页。穆彰阿的禁脔是通商口岸的关税收入（1842 年以后）和河道总督的税收。据说他控制了翰林院所有外放的差事。在朝廷里，他被公认为是王鼎（1842 年死）及其继任者 祁寯藻这两位军机大臣的政敌。见李岳瑞：《春冰室野乘》，第 63 页；又见欧阳绍熙：《清谭》，卷 5 第12—13 页。④
何炳棣：《中国人口的研究》，第 216 页。哲学家的“理学”的兴趣。在十八世纪末年的诸位大师如阮元、庄存与和姚 鼐等人身上都普遍存在着哲学上的折衷主义。①　　伴随着这些学术界变化的还有社会与政治的变化，后者既改变了学者在 社会上的地位，也改变了学者对于行政问题的想法。不仅学者们发现更难于 得到政府的位置，并且十八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的政府职务也不象从前那么吸 引人了。和珅时期腐化的后果在地方上能最明显地感觉到，因为州、县长官 在这里承担了收税和维持秩序的最后责任。因上级压力造成的盗用公款、繁 杂的诉讼问题、以及个人对镇压叛乱所负的责任——这就使得许多学者不愿 负起这一切义务来换取官职上的特权。相反地，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在各省高级官员的私人班子（“幕府”）中担任助手（“幕 友”）。
“幕府”是明末的一种制度，在清代变得重要起来了。②组成它的“幕友” 都是些法律、财政和文字方面的专家，他们被省一级 官僚雇佣为非官方的顾 问。“幕友”由他们的东家官员而不是由中央政府支付薪水，并且得随东家 的调动而去新任所。随着官员在省一级或地方一级职责的加重，“幕友”的 规模和人数也跟着增加。到十八世纪末，这些助手的总人数估计已达七千五 百人。①虽然没有可靠的调查统计数字，但可以假定他们的人数在十九世纪继 续有所增长，这部分地是由于当时的行政危机，由于国内秩序混乱和西方的 入侵，由于太平军叛乱时期及其以后的时期省一级政府承担了新增加的财 政、军事与商业责任之后，不得不对地方官员提出过多的要求而造成的。关 于这些年代“幕友”在制订政策中的决定性的作用，突出地表现在魏源及其 同时代的包世臣这样一些有名的助手身上，他们在盐务、漕运、边疆防务、 河道治理和地方吏治方面都研究过并提出了改革方案。他们工作的重要性不 仅可以从他们兴趣的广泛上看出来，也可以从他们活动的范围中看出来。①
见张灏：《梁启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第 14—20 页。②
缪全吉：《清代幕府制度之成长原因》，载《思与言》，卷 5 第 3 期（1967 年 9 月）。又见瓦特：《中 华帝国末年的县官》，第 143—144 页；弗尔索姆：《晚清时期的“幕府”制度》，第 41—47 页；以及波 特：《曾国藩的私人官僚班子》，第 23—24 页。①
瓦特：《中华帝国末年的县官》，第 56、266 页（注 48）。魏源——经世致用论与今文学研究的范例　　把魏源（ 年）仅仅看作一个“幕友”，那当然会小看了他。 把他在十九世纪早期思想界的影响比做更早时期顾炎武或戴震对思想界的影 响，是不无道理的。②事实上令人感兴趣的是，可以在魏源身上看到他是集十 九世纪初一切主要思潮于一身的人。他这个人不仅是一位经世致用论作者和 今文学的拥护者，而且也是他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变化的一面镜子。　　魏源出生于湖南，在二十二岁去北京以前在那里就是一位优秀 的学者。 十六年以后，即 1831 年，他移居扬州，他在这里安家一直到死。他的师友中 有一个著名的湖南士大夫集团（包括贺长龄与陶澍）和一个出类拔萃的北京 官员与知识分子集团（包括林则徐、龚自珍、刘逢禄），他们中的许多人后 来在居省一级官职时也聘用了他。魏源的学术事业按常规开始于搞经学研 究。他最初感兴趣的是理学，但在他三十二岁的时候，即 1824 年发生漕运危 机的那一年，他成了一位经世致用论的专家，并上书详细地提出了主张采用 海运的批评性建议。他的这一建议是应当时的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请写的， 贺长龄同一年又委托他编辑了一部关于经世致用的文集。这个编辑计划于次 年完成，此书定名为《皇朝经世文编》，是一部从清代作者中广泛挑选而成 的文章汇编。①《皇朝经世文编》与后来他写的西方地理学的研究《海国图志》（见第五章）一起，是魏源两部最脍炙人口的著作。《皇朝经世文编》之所以重要， 不仅是因为它的影响，而且是因为他给“经世致用”下了一个含义广泛的定 义。这部书分为八个部分，头两部分是关于学术和中国政体性质的理论部分， 然后才开始论述制度和行政方面的专题。这些下余部分是按政府六部的权限 分类的。对《皇朝经世文编》内容的初步分析可以看出，它大部分是集中在 财政（特别是漕运）、公共工程和军事行政方面。②但是，论述经典研究和政 治理论的开头几部分也不是不重要的，因为他阐述了实际的经世致用怎样能 与传统的学术兴趣协调一致。这些部分和《文编》的主体都需要进行进一步 的研究。《皇朝经世文编》刊行之后的三十年，魏源写出了范围非常 广泛的关于制度改革方面的各种建议，在建议中他利用了竭尽全力挑选来的官方档案和 私人收藏。1831 年，他应邀前往扬州，为计划改革淮北盐务的陶澍当顾问。 在这几年的某个时候他开始起草一部完成于 1842 年——即南京条约订立的 那一年——的著作。这部书题名为《圣武记》，叙述了清代从开国起至道光 朝的主要军事战役。和《皇朝经世文编》一样，这部编年史也是兼以私人和 官方著作为基础的。魏源写《圣武记》的目的不仅在于描述事件。魏源在批 判地使用私人资料来核实官方档案的准确性时，以及他在序言及全书最后的 时论文章的言论中，都分析了清代政治体制中的问题，特别是清代军事上的 问题，这些问题很足以说明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的原因。②
对魏源在学术界和政府中的作用叙述得极好的，是齐思和的《魏源与晚清学风》，载《燕京学报》，卷39（1950 年 12 月）第 177—226 页。①
关于《皇朝经世文编》的内容，在英文中也有两篇短评，分别由小韦克曼与米切尔写成，载美国出版的《清史问题》，卷 1 第 10 期（1969 年 2 月），第 8—22 页；卷 2 第 3 期（1970 年 7 月），第 40—46 页。②
伦纳德：《十九世纪初期中国经世致用论者的改革》（未发表的论文，1974 年），第 4—8 页。　　魏源按照传统的方式把中国易受外部觊觎的脆弱性与内部弱点联系起来 看。他特别关心充实军事人才的问题，这是由于汉人只偏重文职，而种族界 限又把清代军事组织分成了两半之故。魏源一方面用历史观点提出他的论 据，一方面批驳中国文化中被人们广泛接受的准则，他坚决认为中国可以变 得富强起来，但应该采用新政策以改善士兵——特别是军官——的素质；可 以象西方那样建造和布署常备海军；可以稳定货币制度并消灭巨大的国库赤 字。这些政策包括对军职人员施以专门训练，给予优厚薪饷和特殊社会待遇， 以及对各地区实行灵活变通的征募办法（这最后一点是想利用某些地区应考 武举人数不均的情况）。魏源还要求仔细地检查军事花名册，以确保防止开 小差和虚报名额等情况，因为这两者是军事行政中贪污受贿的大财源。魏源 在他的财政改革建议中主张扩大和改进本国的银矿，作为减少中国对外国通 货供应的依赖和对付在鸦片贸易中使中国白银枯竭的最好办法。他还敦促在 使用国库资金方面实行更负责的会计制度，削减开支，终止作为表示皇恩浩 荡传统姿态的定期减免税收的惯例。在他以低沉和轻蔑的语气提及某些清代 前辈人的著作时，他并没有因考 虑到形成他们兴趣的原先那些意识形态因素 和政治因素而原谅他们。对他来说，这些人对外国愚昧无知，对中国本部以 外地区的战略地理特点丝毫不感兴趣，这不仅是不可理解的，甚至是轻薄可 哂的。在他看来，同样不负责任的态度是，官方对军事战役的叙述往往有低 估或避而不谈清帝国战败的倾向。魏源对今文经学感兴趣也反映了他对“无用的”烦琐哲学兴味索然，虽然他那个时代的今文学与汉学考据主流的相同之点多于与乌托邦式及弥赛亚 式支流的相同之点（后者与后来康有为的今文学运动有联系）。①和其他一切 时代一样，魏源时代的经学研究既是学术论说的手段，也是政治斗争和派系 斗争的手段。这样，今文学就变成了攻击东汉烦琐哲学的武器，同时也成了 推动学术新方向的媒介。上一世纪的经验主义的研究运动深深地受到所谓汉 学学派奠基人惠栋（ 年）的思想的影响。惠栋反对宋代理学教义， 主张恢复标准的汉代人的注疏作为经典研究中正统解说的本源来代替它。虽 然很少有人象惠栋那样死板地只专心致力于汉学，但他的影响确使人把注意 力集中在东汉注疏家郑玄等人的哲学和学术上，集中在他们曾经注释过而流 传下来的经籍的文本上。这种标准的经文是多种经籍文本的综合，包括被称为“古文”和“今文”者在内，这两个术语是指正文最初所用的书法体裁而言的。“古文”在这里 意指周代用的书法；“今文”意指较近时——即汉代——用的书法。今文经 是凭记忆以及根据经过汉初诸帝指定的学者在宫廷里讨论过的标准化的解释 传抄下来的。口头传述下来的抄本在当时被认为是必要的，因为所有经籍据 说都已在秦代被 毁。到西汉末年的时候出现了一批经书，是用先秦的古文字 书写的，它一度被欢呼为真正的经文，并且最后被合并成为标准的正统经文。 后来，大部分西汉今文，包括三家《诗经》在内，都废而不用，而且在往后 的朝代中都已失传了。直到宋代才对古文的真实性引起了怀疑，直到阎若璩（ 年）①
对十九世纪初的今文学仍有待于全面的研究。小韦克曼的《历史与意志》中有一章专门作了论述，它试图把这时期今文学派的主要发言人合在一起以简要地说明今文学运动的历史，见第 101—114 页。叙述今文 学论战的一本标准历史书是周予同的《经今古文学》。在十七世纪开始对《书经》（《尚书》）作了系统的词源学分析，才证明古 文经的许多部分其实是赝品。①到了十八世纪末年，阎若璩所发起的文字考订 工作和对古文经的真实性日益增长的关心，便推动了江苏常州小学运动的兴 起：这小学运动声称对今文经特别感兴趣。它们中间只有《春秋·公羊传》 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因此，《公羊传》成了今文学者研究的焦点。常州学 派的奠基人庄存与便是一个对汉学感到失望的人。他宁可采取折衷主义的态 度，即有选择地采纳了宋代哲学家的著作与西汉及东汉两代的注疏。他的学 生们——特别是刘逢禄（ 年）——后来变得对《公羊传》很感兴 趣，认为它是对西汉哲学和历史解释的一部权威的和正统的说明。刘逢禄和 他的同伙把他们认为是以微言大义和道义观点来看待《公羊传》中的历史材 料（在《公羊传》里，“所不书多于所书”）这一研究方法，同东汉注疏家 专心致力于名词术语和定义的研究方法作了对比。在他们看来，东汉学术界 只注意事件（“事”），西汉注疏家则企图解释事件的意义（“义”）。　　在刘逢禄的影响下，魏源很注意西汉哲学，特别是董仲舒的著作。由此 导致他批判地分析了《诗经》和《书经》的本文，写了两部题名为《诗古微》 和《书古微》的书。在这两部书中他企 图恢复自西汉以后已经湮没无闻或晦 涩难解的“古代微言大义”（“古微”）之说。这两部书在体例上都是遵循 经验主义的研究传统，艰苦地对本文和注疏作逐字逐句的比较分析。但是它 们作为校勘学著作的声望受到了损害，因为事实是，魏源研究东汉今文的大 部分材料都必然地受到了第二手史料的限制。因此这两本著作可以作为证 据，证明它们揭示魏源本人的历史观多于揭示他的西汉前辈的历史观。他认 为对这一有关经书的论战值得进行详细而刻苦的研究，这反映了以经书解释 当世政治及学术的重要性是持久的。毫无疑问，魏源把今文学看作是对十八 世纪汉学的攻击。与此同时，他继续认为经书仍是指导政治行动的极则。如 果没有经典做最后依据，他就无法确立新的政治秩序中的方向。他坚定地认 为，历史上变化无端和独特的形势所产生的决定性的意义，都必须在经书中 找到理论上的根据。魏源认为历史情况常变，认为必须调整旧制度以适应每个时代新的需要，这种概念通常与今文学研究的兴趣有关，虽然它至少早在宋代就已有了 历史先例。魏源和另一位今文学家龚自珍一样，创造了一个三个时代（“三 世”）往复循环的变化的理论：这三世就是太古、中古和末世。他本人亲身 经历的事件就使他相信，另一个“末世”正迫在眉睫，但是他认为，明智的 尽进忠言和开明的领导能够和过去一样加速下一个“太古”时期的到来。① 魏源并不苛责满人应对他们那个时代的问题负责。相反地，在他看来， 清代统治者已经成功地消除了使明朝大受其祸的那些主要弊端。在一篇雄辩 的分析文章中，魏源赞扬清政府废除了它的前朝的通病：主要是宦官的跋扈 和重税的压迫。清朝君主很“重民食”，不仅一再豁免了赋税，而且自从乾 隆以后没有使用强 迫劳动来经营河道总督所辖的工程。边境地区人民长期安 堵。到处呈现出和平与有秩序的气象，“民生其间，耳不闻苛政，目不见锋①
阎若璩决不是怀疑现存《书经》真实性的第一人，但他是第一个通过系统的正文分析，而不是靠诉诸意识形态的理由来怀疑古经文文本的人。见戴君仁：《阎毛古文尚书公案》。①
见米切尔：《改革主义的极限：魏源对西方入侵的反应》，载《近代亚洲研究》，卷 6（1972 年）第 180—181页。镝”。在朝廷里，官员们可以慷慨陈词而无需害怕受到惩治。所以魏源总结 说，总之，清政府“岂独高出明代万万”。在乾隆的文字狱、长期而肮脏的 和珅丑闻以及对国内叛乱屡屡进行腐败而残酷的镇压之后，人们不禁奇怪他 竟会如此令人作呕地歌功颂德。但是，按照中华帝国末年的标准来看，魏源 完全可能认为，清代的政治成就在巩固王朝和紧缩财政方面标志着达到了较 高的水平。　　尽管有了这些成就，魏源接着写道，“天下事患常出于所备之外”。这 些灾祸包括漕运管理的不善和黄河由于无法控制的泥沙而反复出现洪水“无 一岁不筹河费，此前代之所无也”。通向文官的道路是“困于需滞”，军事 部队的预算则又“绌于度支”。与外国的接触更带来了苦难：“夷烟蔓宇内， 货币漏海外，漕鹾以此日敝，官民以此日困，此前代之所无也。”　　因此在魏源看来，晚清的问题不是起源于无能的和含有恶意的统治（按 照“节用爱民”的观点来说，清代可以比做众所周知的“三代”），而是起 源于中国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形势，特别是外国的商业与军事势力出现在沿 海，从而产生了货币与军事危机；还起源于无法控制的黄河，它的灾难性泥 沙（虽然魏源没有指出这一点）是上游山坡植被不佳产生的水土流失的恶果——这也是中国人口压力而产生的灾难性副产品。 魏源的这些话的含义是要使人确信，如果能发现合适的人才并使用他们，这些新问题也是能够解决的。面对着这些挑战，魏源认为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中国文人的精力尽“出于无用之途”。科举考试只强调语言学和词源 学，对官员们则只用毫无意义的尺度来考核：对于翰林只考察他们是否“书 艺工敏”，对于行政官员只考察他们“胥吏案例”的本事。魏源关于改革的 呼吁是写得用心 良苦的，他着重指出了按照一切传统标准来看应算作是清王 朝作出的主要功绩，指出了挑战的史无前例的性质以及制度上反应的不充分 的状况。他响亮地提出要用经世致用的态度来实行改革，即通过对新问题作 出新反应来加强国家，但一切要在不偏离忠君原则的范围内进行。①①
魏源：《明代食兵二政录叙》，载《古微堂外集》，卷 3 第 4 页。保卫边疆是关心的新焦点　　十九世纪初年象魏源那样的知识分子都关心边疆保卫的问题，这也有十 八世纪经验的坚实基础。《皇朝经世文编》的大部分材料，事实上是取材于 清代在军事上长期卷入西北边远地区和亚洲腹地的事势，在这方面，作为清 代军事战役编年史家的魏源本人便是一位专家。但是，在魏源那一代人的边 疆研究中似乎有某些特点。魏源本人深信，晚清的“盛世”（这是他的委婉 提法）正在于把边疆的危险置之脑后，因此需要提醒它。②在他写作的时候， 突厥斯坦已经因和卓（一些神圣家族的头目）所领导的叛乱（见本书第七章） 而陷于混乱，这场叛乱从 1825 年延续到 1828 年，它可能推动了边疆研究。 但是现在魏源和他的朋友龚自珍（他的文章在《皇朝经世文编》的边疆部分 是最大的一组）所提倡的解决办法，完全超出了关于战略地理的传统讨论范 围。他们两人都主张通过从人口稠密的内地省份移民的办法来发展东突厥斯 坦（即今天的新疆地区）。龚自珍提出了一个强迫移民并把这些西部地区变 成普通行省的庞大计划，这个计划实际上是关心减轻中国内部的人口压力重 于注意边疆的保卫。③　　对亚洲腹地边疆研究兴趣的高涨之所以以北京为中心，是徐松的著作在 北京推动起来的：徐松是一位研究边疆地理的多产作家，他本人曾在伊犁地 区生活过和旅行过。徐松的小集团中有张穆，此人是魏源很了解的一位学者， 他关于蒙古部落地区的系统书目后来被誉为是结合了汉学经验主义者的缜密 品质与经世致用论作者的实用精神这两种优点。①北京的这个集团同以程恩泽 为核心的一个集团关系极为密切；程恩泽这位命官因他在教育和科举制度中 的操守和他曾做过皇家师傅而受到尊重。程恩泽具有多方面的经验主义学 识，因而使他能够预言清代社会所面临的迫切灾祸。程恩泽小集团成员的明 显特点是，他们都认为清朝在迅速衰落，因而对他们同时代人的懒散和不切 实际感到不能容忍。程恩泽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兴趣各异的学者，其中包 括特别是对亚洲腹地的边疆地理作出经验主义研究和对海上诸国作出开拓工 作的学者们。也正是在这个小集团内，刘逢禄、魏源和龚自珍等人发表了今 文学派最早的一些理论，从而在汉学拥护者和宋学拥护者的鸿沟之间搭上了 桥梁。②通过个人之间和同乡之间的关系，这些北京学者必然在朝廷形成了政治联盟。程恩泽是安徽省歙县人，这使他成了曹振镛的同乡，而曹振镛是认识 程恩泽的父亲的。程恩泽和他的小集团——包括张穆在内——跟祁寯藻有密 切关系；祁寯藻后来做了军机大臣，并且也支持反对穆彰阿的方针。林则徐 以及龚自珍都有反对过穆彰阿的经历。这些关系的特点及其对朝廷制定政策 的影响，尚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①②
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 80 第 2 页。③
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载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 81 第 6—9 页；魏源：《答人问西北边 域书》，载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 80 第 1—2 页。①
张穆：《蒙古游牧记》，有祁寯藻 1859 年的序言。见商务印书馆版（长沙，1938 年）第 1—2 页。此书 在张穆死后由与长沙的经世致用论集团有密切关系的一位学者何绍基完成。②
楚金（化名）：《道光学术》，载《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论集》，卷 1 第 345 页。①
宣南诗社的作用是这种政治联盟的焦点，这个问题在波拉切克即将发表的关于嘉庆道光时代的政治的博　　国家的军事防御以及为此目的而进行的实际学术活动，也受到出身于另 一地点——内地西南土著边区——的一位士大夫的鼓励。湖南学者严如熤（ 年）只取得“优贡生”的中等功名，但变成了十九世纪初年经 世致用论最有影响的积极分子之一，而且还有一位镇压白莲教的领袖。他之 进入仕途是通过 1800 年的一次殿试，他在这次殿试中长篇大论地批评了征剿 白莲教的正统军事战略，主张应改用地方民团和土地分配政策，这与最后被 采纳的战略村办法相似。他原来是当教书先生出身，后来竟能在他家乡—— 湖南西部的溆浦——的群山中与叛乱的苗民作战。②他除了对军事学有兴趣之 外，还是精通那个地区的地理和人种学的专家。他写的镇压苗民的著作中包 含有关于苗民生活的详细材料，这本书的特点是他肯深入钻研表面现象以下 的东西，并且具体地描述了那些根本不相同的部落地区的文化。其他经世致 用论的学者在研究西洋蛮夷的时候，都只能缓慢地达到这样圆熟老到的程 度。在他本人后来做了平定南海海盗的顾问之后，又对沿海的防御表示关心。 他的《洋防辑要》的编纂显然要比魏源的《皇朝经世文编》早几年。此书叙 述了全中国海岸的战略地理，主要取材于顾炎武、清初的地理学家顾祖禹和 明代的军事组织专家戚继光（后者的著作经常被后来十九世纪的官员们所引 用）等人的著作。从他们各自的观点来看，论述亚洲腹地边疆和国内边境的著作之所以纷纷出现，是因为他们重又相信学术可为政治所用。这两方面的研究都吸收了 战略地理研究的长期传统，这种传统现在又因人们意识到清朝的软弱而重新 活跃起来。这种战略关心也许不可避免地会转到探讨海洋边疆的新问题上 来，就象魏源不久以后要做的那样。他后来在这个转变中得到下面事实的帮 助，即经世致用之术摒弃了价值论，赞成实效论，后者在对付那些讨厌的、 不论来自何方的蛮夷的文化时是一种防止利权外溢而不可或缺的东西。严如熤就学于长沙的主要学校——岳麓书院。这个书院和它的姊妹学校城南书院一起，在形成关心公共行政的风气方面——这是十九世纪湖南名流 的特点——似乎起过强烈的作用。从乾隆末年起到整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 止，岳麓书院的头头都是一些有坚实的政府工作经验的人。罗典（ 年）做过御史，并且是一位特别有成就的学政。他是著名的八股文训练专家， 本质上是一位使用标准的汉学考据技巧以追求经籍真理的人。后来岳麓书院 得到袁名曜（1801 年进士）来主持院务，此人是一位战略地理学专家，也是 严如熤和陶澍两人的好朋友。袁名曜在北京服官时曾为清帝职掌过起居注， 所以他有别人没有的机会来观察最上层政治的事件。
袁名曜的继任者欧阳厚均（1799 年进士）曾在户部任职十五年，因在公 共行政方面具有非凡的知识而受到尊敬。他在岳麓书院掌教二十七年，据说 门墙弟子逾三千人。虽然我们不知道该校的课程表，但至少很清楚的是，它 的山长们不可能是宋学或汉学某一学派的教条主义者，他们都通晓国家的实 际事务。①士论文中有所讨论。关于程恩泽，见楚金的《道光学术》一书，以及程氏的墓志铭。墓志铭刊印在程恩泽的全集《程侍郎遗集》中，载《丛书集成》，卷 96 第 2212 号第 5—7 页。②
关于严如熤平苗的活动，见魏源的《圣武记》（有 1842 年叙），卷 7 第 32—33 页。关于他的传记，见 清史馆编：《清史列传》，卷 75 第 45 页；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清史》，第 4502 页。①
《长沙县志》，卷 11 第 32 及以后诸页。李桓编：《国朝耆献类征》，卷 90 第 40—42 页；卷 132 第 43　　确实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认为，在十九世纪的头几十年有一种新精神在长 沙运行着。湖南的汉学-烦琐哲学的权威从来没有象长江下游诸省那样大，因 为正是在湖南，王夫之的能动主义和不可调和的道德观的榜样自从十九世纪 以来就一直流传不息。正象严如熤主张通过边疆的应用研究为实用之学开创 了局面那样，长沙士大夫唐鉴（ 年）变成了恢复宋人伦理哲学的 精神领袖。唐鉴是魏源的庇护人贺长龄的朋友，宣扬对程朱哲学应采取一种 严格而且有些狭隘的尊敬态度，从而使得严密和井然有序的心意训练能集中 地致良知于伦理的教诲上面。但是，唐鉴的一生也是重在行动；他以一位精 明能干的官员见称于时，并举例指出朱熹学说中的两面性，即一方面是自我 修养，与此相平衡的另一方面是有朝气的学习和为国效劳的精神。这种清教 主义的寻根究底的精神，与严如熤的行动主义和实用之学合在一起，变成了 唐鉴最著名的学生曾国藩的思想的基础；后者在 1850 年以后成了清王朝危难 时期忠君势力的领袖。　　1820 年阮元在广州创立的学海堂，是这时期另一重要的地方学术中心。 阮元是嘉庆新政中的一名省级新官员。他认为自己是一位学者和文学倡导 人，其风格在很大程度上象他的保荐人的兄弟朱珪所倡导的十八世纪的学 风。而且阮元也是一位精明的行政官员，求才若渴。他在朝廷里有影响，而 他的声誉使他在为官的各任所赢得了信任。1799 年以后他担任过好多省级职 务，他在其中的两个任命上创办了两个成为驰名的教育中心的书院：一为杭 州的诂经精舍（1801 年），一即学海堂。阮元对教育的看法足以说明这个时期学术风气的转变。各班级都规定必须熟习汉代注疏的词源学和语言学研究，以便掌握经典著作。重点是放在“实 学”上，以及搜讨事实材料和努力把经籍的原则应用在当代的问题等方面。 地方的学术传统有所恢复，并得到重新研究。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两者不同之 处只是一在时间 上，即前者早于后者二十年；一在地理上，即杭州是一个有 重大历史意义的文化和政治中心，广州则是南中国边疆上的一个贸易港口和 省会。另外，还有不相同的是两处书院开办时的主讲人不一样。1801 年任杭 州学监的是王昶与孙星衍；他们都不是本地人，都是进士，是既在朝廷又在 省里服过官的官场老手。他们两人都长年在北京，在收藏历史档案的机构和 四库全书馆工作过，也都是全国知名的学者。二十年后广州的书院的八位主讲就缺少这样举世瞩目的盛誉了。八个人中只有两人是进士出身，七人是广州本地人。只有一个人曾任过高于地方教 育职位的官职，而且他还是一位汉军旗人，部分仕途在武职。一句话，他们 并不是那些因跻身于全国知名的士大夫集团而出名的人们。他们的经历是在 地方的政治和学术上。例如熊景星是一位诗人，他只是个举人，没有能够在 考试制度中获得更大的功名。他不满意于学官之职，认为这是使他屈了才； 他也骑马射箭和打拳，因为他认为多数读书人太文弱。他的同事林伯桐也是 一位举人，曾做过学官和广州地区官宦之家的塾师。1810 年关于镇压广东海 岸海盗的建议是他应总督之命写的，为此他被授予了荣誉称号。林伯桐是一 位哲学家和军事战略家，他是主张对汉学和宋代理学取折衷态度的第一批广 州学者之一。教师中的第三位名叫曾钊，只是一位拔贡生，也只是在地方教育岗位上页；卷 138 第 35—36 页。工作。他最初被阮元聘为课子的西席。后来他来学海堂教书，1841 年被任命 为广州总督顾问，谋划城防以反对英国人。鸦片战争之后不久，曾钊上了一 个关于城防的十点条陈。他曾与林伯桐及学海堂最初八主讲的另一位吴兰修 一起，协助梁廷楠编撰广东海防地理志。梁廷楠本人后来也在学海堂任教。 徐荣为八名主讲人中最重要的一个人，他是驻广州正黄旗的汉人。他在 1836 年离开书院教职以后才考中了进士。他是广东一位著名 诗人的学生，他不仅 因善于写诗闻名，也以写了不少高质量的征剿海盗的军事论文而闻名。①　　这些军事战略家，又是诗人，又是学者，并且在一个边疆商业城市教书， 他们组成的这样一个小小的飞地式的集团，很难说是中国学术社会中的典 型。但是，他们确是代表了他们那个时代中国所发生的某些变化。中国东南 部财富的中心，在十九世纪初年开始从作为盐商领地的扬州转移到了作为公 行的天下的广州。危机的中心快要从亚洲腹地的边疆，即野蛮的游牧民族的 家乡，转移到东南沿海，即外国入侵者的势力范围。广州顿时变得重要起来， 因为它不仅是中央政府——特别是内务府——的财源，也是中国战略防御的 焦点。　　十九世纪初年通常被人们拿来与后来的事件作比较，即拿来与十九世纪 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鸦片战争和太平军叛乱那些事件作比较。但是，如果 拿它与前面的事件作比较，那就可从十八世纪末总的发展背景中更正确地了 解十九世纪初期。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会更尖锐地看出我们对许多重要问 题的理解有局限性；例如其中就有如何使传统的学术适应实际治理国家的方 法问题。这个时期积累了丰富的“非官方的”和非正史的史料，它们大部分还没有被人利用，但却清楚地指出了人们能怎样更好地理解 中国政治中的强烈的 个人关系。制定政策的动机并不是仅仅出于制度上和行政上的考虑，这是不 足为奇的。我们没有能够吃透这方面的问题，这反映了我们不能充分掌握传 统时代晚期政府的组织和运行的情况。人们对中国这个时期的政体的标准看法显然缺少多元主义的理解。个人集团的利益很少被认识，也很少被记载下来；派系斗争一直被忽视，只是到 现在才受到治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们的注意。十九世纪初的制度上和行政上的 困难却有文献记载，使我们能够研讨在此以前的背景下派系和利害不同的集 团的作用。象汉人官员中开始发展的排满思想，朝廷里的官员和省一级官员 之间的裂痕，以及各级政府庇护网络结构的作用等问题，这些都是需要进行 研究的。这种研究无疑会使我们修改我们持有的中国士大夫制度是铁板一块 的观点。
在对这个时期所作的研究中，清王朝的衰落问题不仅一再展现在我们面 前，也一再浮现在我们所接触到的史料中。对清王朝衰落的历史过程的意识 和认为
年是清代历史走下坡路的转折点这一普遍情绪，在十九世 纪初年官吏们和学者们所写的政治与社会评论中比比皆是。可是，他们想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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