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思远：1992年才是邓小平的历史转折点
作者：&&&& 16:45
看了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前两集，觉得剧作者没有真正研究邓小平的思想和一生的事业，仍然鹦鹉学舌，将1978年的改革开放作为历史转折点，观点之陈旧可见一斑。　　笔者认为，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才是他一生思想和事业的真正转折点，也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真正转折点。要说明这个观点，就必须回答两个问题：为什么1978年不是转折点，以及为什么1992年才是真正的转折点。　　谁都知道，邓小平首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那是1982年。从1976年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新的历史决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再到1989年“六四事件”，邓小平始终没有离开社会主义道路，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点很多左翼网友是一致反对我这个观点的，但我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据理说服，尽管说而不服。因为有些左翼网友的脑瓜子是相当僵化的。　　这个时期的邓小平没有离开中国社会主义大道，总的理由是这个阶段的改革开放的确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自我完蛋。具体来说，农村改革虽说实行土地包到户，但坚持了土地集体所有，不仅如此，他还强调双层经营，即在农户经营层次之上，还有集体经营层次。和毛泽东时代相比，坚持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经营层次基础上的家庭承包和农户经营的农村改革，可以说是对旧的集体所有集体经营体制的破除，这个破除绝对是必要的、正确的。这个时期的农村改革得到了包括小岗村在内的绝大多数农民的欢迎，代表了农村进步的方向。这两天一些左翼网友看了电视剧前两集，将眼光放在挑刺上，这是左翼立场决定的，我赞成这类严肃的电视剧绝不能捏造什么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生前部署”、江青要求中央枪毙邓小平之类的谣言，但我劝左翼同志们全面看待这个电视剧的主题。仅就前两集来说，小岗村在当时具有中国农村缩影的意义，广东频繁的大规模偷渡也是事实，邓小平对中国革命前途的担忧，“中国到底怎么啦”的痛苦诘问是时代的主题，离开这个宏大叙事的主题，满足于挑出细节上的虚假以全盘否定全剧是十分可怜、可鄙的心理。　　为什么改革和开放是必须的，根子在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走到末路。这个体制在对抗帝国主义的威胁，在极端落后的基础上迅速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捍卫新生的人民政权，曾经发挥了不可抹杀的历史作用。但当这种威胁在冷战格局稳定下来后，在农村不断为工业化提供积累走到尽头，逃荒、偷渡依靠公安部队阻挡时，改革就是不可避免的。大家看看当时人们缺吃少用、票证供应、穿的除军装只有蓝黑两色，就不难发现计划经济管得了大事，管不了小事这个事实。搞活经济，一定范围内引入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竞争，这是绝对必要的。这种改革没有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仍然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进步事业，从这个意义上说转折点也不是不可以，但这是小微叙事，是小微转折点，不是伟大转折点，不可以和1949年、1956年两个伟大转折点相提并论。说到底，年的转折没有离开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得到农民、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老干部普遍欢迎，证明了改革的正当性和进步性。“小平您好”是北大学生打出的标语。这个时期的邓小平在政治上反对西化，拿掉胡赵，绝不是什么虚的，是历史事实。有的人说当前打掉周永康破除了“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这是历史无知。胡赵就是常委，就是正国级大老虎。邓小平这个时期的改革也好，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好，都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都是在搞社会主义，他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他不是“走资派”，他是“走社派”，“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很多左翼网友对“特色”两个字很感冒，从汉语修辞来说，特色两字的确可以删掉。“中国社会主义”是毛泽东同志早就提出来的概念，中国本身就是一个特殊国家，再用“特色”就是蛇足。但在中国官场文化当中，总有人喜欢把别人的东西换个说法搞成自己的东西，这也不必细究，这种剽窃作风在政界、学界、商界都存在。本质上是无能之辈在创新时代的无奈表演而已。我们不能要求人人都有本领开创新事业，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创者永远属于毛泽东。习近平同志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到底是社会主义，而不是什么别的主义。这个说法很好，表明改革开放继承的是毛泽东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从这个意义上讲根本就没有什么转折，更谈不上什么根本转折和伟大转折。　　这个时期的城市改革坚持了两条：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发展非公经济;国营企业改革目的在于搞活企业。引入合法的非公经济是邓小平改革的贡献，国营企业活力有所增强也是改革的功绩。对外开放上坚持独立自主。经济发展上重视农业和轻工业，是对长期重工业优先战略的必要调整。在分配上反对两极分化，把出现百万富翁的邪路与自己的改革开放做切割，这些主流都是好的。当然只要一个人工作，难免存在一些不足。如造船不如买船，如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毛泽东文革事业和思想的彻底否定，党领导人民的十年文革被视为浩劫，是错误的。一方面以反对文革给四人帮定罪，一方面又全盘否定文革，到现在也没有自圆其说，也不想自圆其说，更不屑于自圆其说。在坚持社会主义理念和共产主义信仰方面重视不够、措施不力、效果不好也都是存在的。但我们不能否定这个阶段的邓小平起到了小微转折的意义。　　六四之后的历史才是重大转折，不过重大转折绝不等于伟大转折，所以，邓小平一生与伟大转折无涉，他只在伟大转折时期生活过，但没有开创伟大转折的新时代。这个重大转折的国际背景是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美国在冷战中取得胜利，这个国际变局震慑住了邓小平的头脑;国内背景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革小有成就，邓小平被小微改革成就冲昏了头脑。一个震慑，一个冲昏，以致使他无法面对在苏联解体后如何坚持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经过两三年的权衡，惯于权变的邓小平终于在南方谈话中提出“发展是硬道理”、“不争论”、“不论姓社姓资”、以抽象的生产力标准取代制度标准，彻底褫夺了计划经济的合理性，导向新自由主义的市场怀抱。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冷战中的和平胜利当作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而当失去苏联制约的美国到处挑事时，他又说两个主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充分暴露出他缺乏战略家的眼光和胸怀。“发展是硬道理”将制度标准变成软道理，甚至无道理，这是不论“姓社姓资”的根子所在。既然姓社姓资是软道理、没道理，也就不要争论了。在主要是“防左”中，越来越右。在国际战略上，韬光养晦这种只能心机暗藏且极需多方加以掩饰的战略，竟然拿到会上去说，更有愣头青拿到世界各国宣扬。“绝不当头”，一方面显示他缺乏应对美国独霸以推进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胆气和胆略，另一方面说明他真的被震慑住了。　　南方谈话直接敲打的是第三代。六四之后到南方谈话之前的三年治理整顿时期，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外反和平演变，内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为执政理念。这个治国纲领虽然与六四之前邓小平的小微改革不矛盾，因为外反西化，内反自由化是坚持社会主义所必须的，但这个纲领与小微改革的取向矛盾，即坚持社会主义是不够的，必须改革以完善社会主义;更重要的是与六四之后邓小平自己发生的转折相矛盾，他准备放弃社会主义了。南方谈话中有一段令人玩味的话：“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其实，真正惊慌失措的是邓小平本人，如上所述，这可以从他全部讲话所引导的基本趋向上看出来。虽然嘴上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没用了，但他不主张群众去读马克思主义的大本子。　　问题在于，邓小平此时已经和盘托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已经亮明自己高举的是社会主义旗帜，要立即放弃社会主义在现实政治上行不通，单从理论上也讲不通，所以，重要的不在于还要不要在嘴上坚持社会主义，重要的是基本趋向往何方引导。这为到目前为止的“政左经右”或“言左行右”开了先河。　　回到电视剧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才是他的事业从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革到社会主义自我完蛋的改革的历史转折点，1978年不是什么历史转折点，那时他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搞社会主义改革，此后实际放弃了社会主义，当然也不是搞资本主义，而是搞了官僚资本主义。在《政左经右，可以持续》一文中，我反复强调，官僚资本主义不属于资本主义范畴，而属于官僚专制主义范畴。用邓小平自己的话说，如果出现两极分化，出现了百万富翁，那我们就真的走到邪路上去了。联系中国今天的现实，我们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这条邪路上。在正上路不管怎么走都不是转折，从正路走到邪路，才是历史转折，所以，最好拍一部真正的《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而现在这部反映年邓小平的电视剧则文不对题，因为这个时期没有什么历史转折，这个时期还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往哪儿转折?而真正离开社会主义走向官僚资本主义的重大历史转折却没有发生在年，而是始于1992年南方谈话，此后的历史，才真正符合邓小平的邪路标准。从《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大剧看“歌爹史学” 张宏良：《我的父亲邓小平》拉开了“歌爹史学”的历史大幕 　　“读史可以使人明智。”这是17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的一句名言。这话说的按照道理来说没错。但事实上并非所有的“读史”都可以让人明了智，有的“史”甚至使人糊涂，变得除人云亦云外还疯疯癫癫，像中了邪气似的!这就是读信史和伪史的差别。　　何为伪史?当下最流行的“歌爹史学”就是伪史。何为“歌爹史学”?即儿女们给自己父亲树碑立传，通过各种研讨会座谈会在把自己父亲捧为圣贤。有人总结这个现象的出生和发展为：“如果说《我的父亲陶铸》拉开了“歌爹文学”的历史大幕，那么《我的父亲邓小平》则拉开了“歌爹史学”的历史大幕。而把“歌爹史学”推向高潮的，莫非胡耀邦后代莫属。胡耀邦后代当仁不让地把胡耀邦定义为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伟大人物，作用堪比美国历史上的林肯。”这样的儿女为父亲写史的“史学”，很难保证有客观和公正，只有吹捧和吆喝。”，其特点是如何能拔高先人就如何编造，一切为了“歌爹”需要。“堪比林肯”的“史学”，就是“歌爹史学”不可靠和虚伪的明证。　　“歌爹史学”，不容多说，大家谁都知道应归于伪史之列或者“做鬼也幸福论”谄媚文学之列，毫无史学价值。　　最近投资约1.2亿元的史学大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隆重上演了。不少党史专家一片点赞之声。这部由邓家指导下完成的大戏，搜狐新闻《特型演员“邓小平”：被邓家子女赞就是我们老爷子》进行了披露： 　　为了能更加活灵活现展示一个完整的邓小平，在一些重要节点的戏份时，马少骅都会专门给邓家人打电话，听他们聊聊“老爷子”的故事，为自己的表演累积素材。　　“这部戏邓家对我帮助很大，刚开始我担心两件事，一个是邓家人认可;二是观众认可。”马少骅和邓家有过几次接触，尤其是借他们家场景拍摄时，马少骅发现，邓家人很和善，他们从不干涉拍摄。　　在一次和邓榕交谈时，马少骅获知了一个细节，邓榕告诉他：“我爸爸走路都是手背朝前。”当马少骅把这一细节加入在自己的表演里以后，发现这个微小的动作，让他整个人气质，突然一下，更接近了邓小平。　　还有一次和邓家人的接触，让马少骅深受感动。在拍戏期间，由于工作劳累，他的糖尿病犯了，邓林知道以后，立刻关心起了他，还告诉他，用天麻和鸡蛋煮在一起，吃了对身体好。说完后的第二天早上，一到剧组，马少骅看到，一碗由邓家人做的天麻煮鸡蛋已经放在了那里……　　“几天以后的一个早上，我收到一个包裹，打开来看，里面是一包天麻，还有邓林亲手给我用纸条写好的天麻煮鸡蛋的具体做法。”那一刻，马少骅被深深感动了。　　对于马少骅所塑造的形象，邓家人也十分认可，马少骅告诉四川新闻网记者，有一天拍摄结束后，邓楠对剧组的工作人员说：“大家都很辛苦，‘老爷子’我们大家都认可了。”邓楠不经意说出来的话，给了马少骅莫大的勇气和自信。后来，该片导演吴子牛也向四川新闻网记者证实，在试看片会上，当观看完第一集后，邓家子女只说了一句话：“这就是我们的老爷子!” 　　这样的“歌爹史学”，其历史真实性如何呢?“《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获赞细节打动观众”一文披露说：“就剧作题材而言，当代人写当代史，难度可想而知。编剧团队绞尽脑汁，竭力让电视剧生动起来、好看起来。……办法之三，敢于虚构故事。编剧团队在铺陈邓小平等实线人物的同时，设计出一系列虚构人物。”结果，8月8日《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播出第一、二集，网友们就指出该剧“足以震惊世界”： 　　第一集就爆惊足以震惊世界的两个重大秘密：1华国锋说：“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生前的部署”。2 “据可靠消息，四人帮准备在10月10日发动武装暴动”。　　仅仅两集就出现四大谎言：1、“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生前部署;2、四人帮10月10日要武装暴动;3、76年10月发生大规模逃港事件(实际大规模逃港发生在79年);4、公交车上没人学雷锋给老人让座(社会风气败坏是在80年代后)。 　　读史可以知兴衰，可以明智，这样的“歌爹史学”的大剧如何去表现历史由此就可见一斑了，难怪它和“堪比林肯”一样获赞“这就是我们的老爷子!”其实，这样是大剧花钱虽多，仍然可以归于“歌爹史学”之列。　　读史要明智就是要去读真史，读信史，值得一说的是，一直没有获毛家子女点赞的中共党史出版社的《治国录：毛泽东与1949年后的中国》倒是值得去读读的中国现代史学著作。这本书的作者非毛家后代，也与之毫无交往，是纯粹搞研究的大学教授。但是，书中的史料全部来自作家潜心多年的史料挖掘和走访，写的亲真意切，既宏大，又真实，深刻总结了毛泽东治国的得失和智慧。读之知兴衰，明得失，被网友称为“全面肯定建国后28年历史的第一书”。说是“第一书”，史料完全有根有据，叙述符合史学的真实，评论总结客观。尽管还有值得补充和完善的地方，但是与《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这样的“歌爹史学”来比，我要说的是，请把看《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的时间来读《治国录》(当当网、亚马逊有卖)吧，你的收获会更大。　　“歌爹史学”已经走到了悬岩边上了!司马平邦评《邓小平》:吴子牛导演的逻辑错误《历史转折中国的邓小平》导演吴子牛 　　《历史转折中国的邓小平》导演吴子牛回应网友对该剧的质疑，态度好像还是很开放的，集中于剧中几处情节的真实与否，但说实话，吴子牛导演的的思维方式很奇怪，以下一一列出：　　吴子牛强调，这不是一部红色、重大的革命历史题材，而是深刻、尖锐的现实主义作品。在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纪念之时播出，能够传递出中国改革开放坚定不移的信心，剧中的历史也是与当前国家及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的。　　——吴导演自己说《邓小平》不是红色、重大革命历史题材，这只是他自己的说法，您能替我找出这部剧里哪一个情节不“红”?不“高大全”吗?邓小平，一个在中国和中共当代历史中如此重要的政治领袖，关于他的“现实主义”传记如何又不是“重大历史题材” ?但您说它很“深刻、尖锐”我却一点儿也没看出来，它除了趁火打劫、落井下石地再一次尖锐丑化(而不是批判)了“四人帮”，除了按照已经对华国锋做出的结论对华进行了两面性的描写，还有何尖锐之处?　　电视剧第一集就是一场大雨中对“四人帮”的抓捕行动，有外媒和观众却指出，历史资料显示日当天并没有下雨。吴子牛解释说，当天确实没有下雨，但是为了烘托当时的政治气氛，这场雨属于艺术创作的部分。　　——吴导演终于承认剧中10月6日夜的那场大雨是剧组“编”出来的，既如此，您也不要怪观众将这种“编”理解为“造假”;你说“造假”下雨是为了烘托气氛，但我从那场大雨中的天安门城楼和毛主席画像的阴暗意像可看得出这绝不止在烘托气氛——若不服，你将自己的头像处理在这样一种氛围里，电闪雷鸣，鬼雨阴风，去试试那到底只是一种气氛，还是有别的;吴导演，一部发动了中共最权威的党史机构、在中国最重要媒体平台播出的如此重要人物的传记剧集，它未来必然是要留给后人作为历史档案参考的，必然要成为后人写史的依据，您领导的剧组居然用长达40分钟的时间，对一重大事件发生的真实氛围“完全造假”，而且欲盖弥张，我在此质疑您曾经作为第五代导演领军人物的艺术素养和人格品质。　　剧中邓小平得知“四人帮”被捕的消息后，表示“我可以再干20年”，历史资料却显示邓小平说的是“我可以安度晚年了”。吴子牛表示，根据叶永烈的记录，邓小平当时确实是说“我可以安度晚年了”，但“我可以再干20年”这句话他也说过不止一次。　　——现在还说不好吴子牛导演在此处的故意“造假”有什么深刻的影响，编造的“我可以再干20年”大不了是说邓小平在逆境中一直心怀抱负，不服输，而真实的“我可以安度晚年”(据叶永烈)似是说明当时的邓小平没有那么明确的改造中国的自觉，只想独善其身，我个人以为，其实真实的“我可以安度晚年”更接近人性真实，不过，这些都可以成为《邓小平》剧情造假的又一个证据。　　“过去想拍这样的电视剧，恐怕不太可能。即使能拍，也不会像现在这样饱满。”吴子牛说，这部剧对文化大革命基本全盘否定，还有大量人物第一次出现，他从艺术创作环节真实感受到了国家和时代的进步。　　——我亦同意吴导演说的，这部剧能拍是时代进步，但其实在您之前已经有多部关于邓的传说影视拍成，恕我直言，您的这部剧真的并没有看出多大的突破;吴导演说该剧“艺术创作环节”让他“真实感受到了国家和时代的进步”，但对不起，我认为您的“艺术创作环节”其实许许多多是对历史真实的“造假”，如此“造假”的历史让您“真实”感受到了国家和时代的进步，按您的这种逻辑，是不是我们中国的“现实主义”作品造假越多越好，越敢造假越好呢?是不是那些手撕鬼子的抗日神剧更能让您“真实感受到国家和时代的进步”?　　吴子牛生于1951年，基本上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全过程。他回忆说，从小家里有右派，生活很暗淡，三年自然灾害时见过饿死的人，阶级斗争中看到很多人不共戴天，“文革”后则是上山下乡的第一批插队知青，当时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要在农村“修地球”了……吴子牛特别感谢邓小平，让像他这样的“黑五类”子弟不受家庭出身的影响而进入大学。他认为，如果没有邓小平，当时的知识分子就得不到保护，中国后来的经济建设恐怕不堪设想，他自己的人生也会不堪设想。　　——1，我想问一问吴导演，是不是，有了这些“个人理由”就足以支持您在电视剧《邓小平》里可以抛却艺术真实的创作方式，用大量“造假”的方式改写历史事件呢? 2，您个人说当年因不必在农村“修地球”而感谢邓小平，是不是这又可以理解为现在仍然在“修地球”的人们就不必如您一样感激，您创作此剧的理由到底是出于感激一个人还是出于要公正、客观、真实地表现一个人?3，上述这些让你拍出一部如此《邓小平》的理由，是不是可以证明我们中国知识分子但凡有了某些表达的权力时，有了表达的机会时，就可以就不尊重历史，也可以不为自己的不尊重历史脸红，而按照自己的需要去任意剪裁历史?　　——其实，关于《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假造”情节不止上述，还有许多，如华国锋说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生前布署”、将1979年大量发生的逃港潮生搬到1976年等等这样明显假造的情节，但在新华社的这篇“命题采访”中，或者是被记者、或者是被吴子牛回避掉了，也许是剧集创作方和官方宣传机构事前对此剧的传播逆势明显估计不足，仓卒应付;另，关于吴导演，我从来是持赞赏态度，20多年前我还是一名大学生时，写的第一篇“影评”就是关于他的《晚钟》(《晚钟》：人道主义的弘扬)，他的《天下粮仓》我亦非常欣赏--但这仍改变不了我个人对《邓小平》的失望，说实话，在中国，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氛围下，更需要得到表达机会的创作者，忠实于历史，忠实于现实，真诚地尊重历史真实，后人留下足资参考的真实种子(若无这样的创作环境，可以不拍嘛)，而不是“子系中山狼，得意便猖狂”的那种……　　－－－－－－－－－－－－－－　　附新华社对吴子牛的采访：　　新华社北京8月14日新媒体专电，题：　　传递中国改革开放坚定不移的信心——专访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导演吴子牛　　新华社记者　缪晓娟 王健　　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首播后立即引发海内外媒体及观众的热烈讨论。共和国成长亲历者、本剧导演吴子牛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这部剧得以播出，正意味着中国政治的进步。　　“过去想拍这样的电视剧，恐怕不太可能。即使能拍，也不会像现在这样饱满。”吴子牛说，这部剧对文化大革命基本全盘否定，还有大量人物第一次出现，他从艺术创作环节真实感受到了国家和时代的进步。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全景式反映了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84年实行全面改革开放的重要历史，真实呈现了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邓小平访美、知青返乡、包产到户等历史事件，华国锋、胡耀邦等也在剧中出现。该剧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不足一周时间，收视率已经频创新高。　　吴子牛强调，这不是一部红色、重大的革命历史题材，而是深刻、尖锐的现实主义作品。在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纪念之时播出，能够传递出中国改革开放坚定不移的信心，剧中的历史也是与当前国家及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的。　　他特别提到，年轻人多看看这部剧，可以帮助他们思考这个国家的现在和未来。“要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不仅看到真实的故事，更要体会中国走到今天的沉重脚步，看到那些坑坑洼洼的脚印有多么艰难和结实。”　　回应外媒“挑刺”　　该剧对邓小平的家庭生活做了细致描绘，让国内的观众感到眼前一亮。有意思的是，不少海外媒体也在密切关注剧情发展，还忙着给剧中的历史细节“挑刺”。吴子牛也表示，剧中确实有虚构的人物和艺术的发挥。　　电视剧的第一集就是一场大雨中对“四人帮”的抓捕行动，有外媒和观众却指出，历史资料显示日当天并没有下雨。吴子牛解释说，当天确实没有下雨，但是为了烘托当时的政治气氛，这场雨属于艺术创作的部分。　　“当时的中国在风雨飘摇中寻找方向，整个国家是悲哀的。”吴子牛说，“我认为中国是在粉碎‘四人帮’后才迎来曙光，所以在抓捕时设计了这场雨，而第二天就是个大晴天。”　　外媒还提到，剧中邓小平得知“四人帮”被捕的消息后，表示“我可以再干20年”，历史资料却显示邓小平说的是“我可以安度晚年了”。吴子牛表示，根据叶永烈的记录，邓小平当时确实是说“我可以安度晚年了”，但“我可以再干20年”这句话他也说过不止一次。　　吴子牛透露，最早的剧本写的是“我可以安度晚年了”，这也是他个人喜欢的版本，因为当时对邓小平来说，粉碎“四人帮”意味着他可以活下来了。至于后来修改成“我可以再干20年”，是创作团队想要借此体现邓小平的政治抱负。　　还有外媒断言这是中共的一部“宣传大戏”，因为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正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对此，吴子牛说，“不管有没有这部剧，也不管改革路上有多少阻力，中国的改革都会继续向前，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如果没有邓小平　　吴子牛生于1951年，基本上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全过程。他回忆说，从小家里有右派，生活很暗淡，三年自然灾害时见过饿死的人，阶级斗争中看到很多人不共戴天，“文革”后则是上山下乡的第一批插队知青，当时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要在农村“修地球”了。　　他始终记得，1970年的一个中央文件说，下乡满两年就可以上大学、参军、当工人。几个公社的知青得到消息后，从四面八方举着火把，还凑钱买了红薯酿的酒来庆祝，而他连喝六杯后昏睡了过去，但是很快“凉水”就泼来了——出身不好的知青还是没有资格。直到1972年，他偶然得知乐山地区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学校在招学员，考上以后才从农村回到城市。　　在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吴子牛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他的同学中也有一半以上是“老三届”。他说，“如果没有恢复高考，就没有机会学电影、学艺术，所以我们和这个时代严丝合缝地同步发展。我们不是旁观者，而是身临其境的。”　　吴子牛特别感谢邓小平，让像他这样的“黑五类”子弟不受家庭出身的影响而进入大学。他认为，如果没有邓小平，当时的知识分子就得不到保护，中国后来的经济建设恐怕不堪设想，他自己的人生也会不堪设想。　　正是因为如此，吴子牛对于拍摄《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感到激动、神圣而责任重大。电视剧片尾曲的一句歌词——“我的人生和山河一起改变”，就是他的切身体会。暂时无派：“转折”这部戏，好就好在虚构为纪念邓小平先生一百一十周年诞辰，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四川省委组织指导、中央电视台等单位联合摄制的大型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本文将其简称为“转折”)，最近在中央电视台一套的黄金时间隆重播出。这部戏刚刚播出前几集，就引起了关心者的“热议”，在“主流”媒体的一片喝彩声中，一股不算小的“杂音”也出现了。“杂音”的主要成份是对剧中出现的若干“穿帮”或者“造假”之处的质疑，譬如，将76年抓捕“四人帮”的行为借剧中华国锋之口说成是毛泽东主席生前的部署，将发生在79年的大规模“逃港”事件“穿越”到了76年等等。对于这些质疑，有关方面的解释是，这是一部艺术作品，而作为艺术作品，有些地方是允许虚构的。更有人说，这部戏之所以精彩，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在编导上敢于“大胆虚构”。 　　这样看来，这部据说投资了一点二亿人民币，被当成纪念邓先生诞辰重头戏而拍摄的大型连续剧，并非是一部严肃的文献类的历史正剧，而是一个类似《戏说乾隆》和《还珠格格》一类的，供人们茶余饭后消遣的无聊野史。果真如此，人们也就没有必要将其认真对待了，你有闲钱就拍一拍，我有闲空就看一看，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感动也好，气愤也罢，一切围绕着“艺术”两个字就可以了。从前人们在嘲讽对文学作品过于投入的人时，就有“听三国掉泪，替古人担忧”一说。所以，为了不做这样的痴人，我劝看这部戏的人和打算看这部戏人，既不要有什么感恩之心，也不需有什么悲愤之意。既然是戏，你看戏就是了。 　　但是，对于那些不想看戏的人，我倒想和你们聊几句戏外的话。聊什么呢?简单谈几句“历史”吧。说到历史，2011年我在一篇题目为《将他们的罪恶记录下来》的短文里说过这样一句话：“历史是劳动人民无条件地创造的，是知识分子有选择地记录的，是统治者有目的地篡改的”。我们在历史教科书里看到的“历史”，和那些真实发生在历史上的事情究竟有多少是真正契合的，可能只有历史才知道。对于历史的把握，大势的抽象也许比细节的具体更能真实地反映它的本来面目。毛泽东是这样抽象历史的：“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鲁迅的抽象则更精炼，他把几千年的历史浓缩成了两个字：“吃人”。这样的抽象是哲学家的工作，“历史学家”不喜欢这样，因为这样他们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政治家”更不喜欢这样，因为这样他们就没有办法“政治”了;他们都喜欢在细节上做文章。“历史学家”喜欢在故纸堆里发掘“新”的发现，“政治家”则喜欢将已知的历史篡改成“新”的发现。 　　近年来，有个词在中国变得耳熟起来，这个词就是“历史虚无主义”。所谓“历史虚无主义”并不指将某一段历史给虚化或抹去，它的准确含义其实是“历史篡改主义”。历史的研究从来都是为现实服务的，“以史为鉴”，是一种服务，“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也是一种服务。坚持历史的本来面目，大体上是为了前一种目的，而“历史虚无主义”则大体上是为了后一种目的。近年来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里大行其道的“历史虚无主义”，尤其是对革命史和共和国史的篡改和丑化，其欲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应该是不言而喻的。问题是，大搞“历史虚无主义”的究竟是些什么人?是那几个在网上靠造谣生事挣几个小钱的混混吗?是一小批拥有几百万个“水军”的“公知”吗?是数量不算太多的“吃里扒外”的体制内的“汉奸”文人吗?都不是。这些人也许或多或少地都参与了否定革命史和共和国史的鼓噪，但如果将他们定罪为“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要推手，那就不仅是冤枉了他们，而且更是抬举了他们;他们既没有这样的动机，也没有这样的能力。试图篡改历史并有能力篡改历史的，永远都是“政治家”。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过去的三十几年，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被颠覆的决定力量是什么，今天大搞“历史虚无主义”的推动力量就是什么。
　　现在再回头来看这部“转折”，我们是否还会以为，耗费如此大的人力物力仅仅就是为提供一个为人们茶余饭后消遣的野史闲剧呢?不用多么丰富的想象力，简单的逻辑判断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它其实是规模宏大的“历史虚无主义”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里的“虚构”根本不是什么“艺术”，而是典型的政治。再看看这部戏的组织和指导单位的“吓人”名称吧，不是“中央文献研究室”，就是“四川省委”。由这些党政机关指导而“虚构”出来的历史，怎么可能是“艺术”行为呢? 　　当年毛泽东在评论《水浒》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让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借用毛泽东的这个辩证逻辑，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转折”这部戏，好就好在“虚构”，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谁在搞“历史虚无主义”? 尹广泰： 邓小平晚年思考的六大问题 邓小平的晚年思考，主要指他从1989年11月退休后到1994年底这段时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相关重大问题的思考。当时，国际上苏东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在国内改革开放正迈入新的阶段。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既要不遗余力地集中精力解决发展问题，也要重视和逐步解决初步发展起来以后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邓小平晚年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关系等方面的思考，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研究邓小平的晚年思考，对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一、“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如何看待改革开放的性质和作用，要不要坚持和加快改革开放，是经历1989年政治风波后，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邓小平晚年思考的重要内容。关于改革开放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就提出，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要贯穿中国整个发展过程，不是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也不是二十年，因为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5页。）。他说，要搞现代化建设，使国家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根据他的观点，党的十三大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对于要不要坚持改革开放的问题，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6页。）1991年，邓小平对江泽民等同志说：“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8页。）1992年，他进一步从理论上阐发了改革开放的意义：“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他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文化大革命’就是内战。为什么‘六四’以后的我们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1页。）由此，他得出结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371页。）为了帮助全党正确认识改革开放，邓小平提出并阐述了“三个有利于”标准。1993年，他在审阅《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编辑工作总结报告时亲笔写下：“我的文选第三卷为什么要严肃地多找点人看看，就是因为其中讲到的事都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不能动摇。就是要坚持，不能改变这条路线，特别是不能使之不知不觉地动摇，变为事实。”（《邓小平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5页。）邓小平晚年关于改革开放问题的思考，对于帮助全党坚定信心，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改革开放给我国带来了巨大活力，但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等也会带来相关问题。一部分人将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简单地归咎于改革开放，是不科学的。回顾30多年的奋进历程，我们国家过去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未来繁荣富强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二、“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参见《邓小平年谱（）》（下），第1343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邓小平晚年最重要的思考和理论贡献之一。1989年，正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经受检验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改革虽历经十多年的发展，但目标不够明确，人们开始争论如何看待计划和市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人主张放弃十三大提出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提法，要求在改革中加大计划经济的分量。更有人把当时中国经济和政治上的动荡归咎于经济体制改革，指责实现市场化就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在社会对“计划”和“市场”的争论中，退休后的邓小平在不同的场合，一次又一次地向人们阐述他关于计划与市场的思想。1990年12月，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邓小平年谱（）》（下），第1323页。）1991年，他在视察上海时明确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7页。）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再一次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邓小平晚年对市场经济的思考，摒弃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狭隘、陈旧的观念，突破了“两个等于”的思想束缚，不仅为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为十四大以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顺利发展开拓了道路。市场经济怎样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怎样才能做到既搞活经济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这是十四大以后邓小平重点思考的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邓小平留下了一个重要指示，就是“四个坚持”。他认为，没有“四个坚持”，中国就会出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四个坚持集中表现在党的领导。这个问题可以敞开来说。”“现在经济发展这么快，没有四个坚持，究竟会是个什么局面？”（《邓小平年谱（）》（下），第1363页。）实践经验证明，社会主义是能够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市场经济的有效作用能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带来效率和活力，而市场经济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克服缺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对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不能简单地将之归咎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有些问题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市场经济固有的缺陷，也有市场作用发挥不够充分的问题。实践已经证明，社会主义是可以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这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速而稳定发展的主要因素，也是中国发展道路成功的根本所在。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如何实现共同富裕，是他晚年论述的又一个重要问题。从1990年4月到1993年9月，在不同场合发表的谈话中，邓小平谈及分配问题就有6次。他直面两极分化的出现，指出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有预见性地提出公平分配、共同致富将会成为中国将来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1990年12月，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1993年9月，面对日益凸显的收入分配差距，邓小平在与弟弟邓垦的谈话中阐述了自己的担心与思考，他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邓小平年谱（）》（下），第1364页。）他坦言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的问题还困难。强调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他进一步认识到，即使是经济建设搞好了，还会出现一些其他难以解决的问题；而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好，同样会危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邓小平晚年之所以把“共同富裕”作为思考的重点，是因为这是他毕生的追求和理想。与强调公有制主体地位一样，共同富裕是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的最终目的。他一再强调这个问题，提醒新的中央领导集体要正视并在适当的时候着手解决，正确把握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的根本方向，意义非常明确。其一，如果不能实现共同富裕，就是失败或变质的社会主义。这不仅关系到全体社会成员能否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的成败。他说，“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参见《邓小平年谱（）》（下），第页。）。生产资料由谁占有，决定着人们在生产中的不同地位和在劳动产品中所占的不同份额，它决定人们在整个社会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和阶级势力。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核心内涵，贫富分化严重就会导致社会性质发生相反的变化。在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共同富裕提供根本的制度保证，因此不能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邓小平年谱（）》（下），第1317页。）。其二，如果不能实现共同富裕，最终也搞不成什么社会主义。因为贫富分化必然导致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势必冲击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所必需的社会稳定局面。邓小平告诫我们：“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邓小平年谱（）》（下），第1317页。）他指贫富分化会引发革命是极而言之，是根据历史经验提出的。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和我们党领导的革命从社会根源上来说，都是由于出现了贫富极为不均、社会极为不公而引发的。近些年出现的贫富分化现象，虽然是在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有了普遍提高的情况下出现的，但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样不可忽视。如果贫富分化的现象得不到有效地控制和解决，就可能出乱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就就会大打折扣。因此，邓小平强调：“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邓小平年谱（）》（下），第1364页。）邓小平对于解决贫富分化问题提出过设想和时间表，比如先富带后富、“两个大局”、“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页。）、对口支援、合理公平分配，他还说：“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邓小平年谱（）》（下），第1356页。）“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页。）。同时，他深知这个问题的解决并非易事。他在会见外宾时就说，“要我们所制定的每项政策都能照顾到各个方面，是不可能的”（参见《邓小平年谱（）》（下），第1266页。），“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仗’”（参见《邓小平年谱（）》（下），第1357页。）。现实证明，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正确的。“先富”是邓小平发展思路的一个部分、一个步骤，“共富”才是全部内容和最终目标。贫富差距决不是由“先富”造成的，从发展的角度看，这一现象是难以避免的。正是因为预见了这个问题，邓小平才一直思考和探索缩小贫富差距的途径，把“共同富裕”提高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他的这一认识对今天的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如何看待不断加大的贫富差距，怎样把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与初级阶段的实际状况联系起来，怎样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逐步消除贫富分化，这是我们正在面对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既要破除平均主义，不走普遍贫穷的老路，实现分阶段、分区域的发展，又要避免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四、“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邓小平一直重视制度建设，在晚年之所以再次强调这个问题，是因为深知它的重要性和艰巨性。他反复告诫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个重要环节，注重制度的完善，以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推进。“文革”后复出的邓小平，汲取沉痛教训，把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提到战略高度：“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邓小平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63页。）这一思考深刻揭示了制度建设在党的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是对我们党领导革命和建设历史经验的精辟总结，阐述了必须把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建立在不断完善的制度基础之上的重要思想。对于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和目的性，邓小平从多个层面做过分析。第一，就是通过制度建设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创造良好的秩序，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第二，制度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以保持党的方针政策的连续性，维护党内生活的正常秩序，避免朝令夕改或换一茬领导变一套政策的现象；不因地域不同而改变制度的功能，不因身份不同而改变制度的约束力，有效地防止因领导人的主观性而导致决策失误的现象，维护全党的团结和统一，保证中央的政令畅通，保证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第三，制度建设可以弥补带有“说服性”的思想工作的不足，对人更具威慑力。制度建设，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邓小平提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衡量制度好与不好的标准是什么？他提出了三条标准，第一，在经济上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二，在政治上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第三，造就出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他说，如果我们的制度建设能达到这三条标准，才能算是好的制度。邓小平针对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建立退休制度、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反对腐败、完善民主集中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建立退休制度，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是邓小平晚年最重视的问题之一，他认为这是自己对党和国家最后的贡献。邓小平认为，从党和国家的利益和大局出发，不建立退休制度，党的事业将难以为继。“不仅是数量问题，更重要的是活力没有了，战斗力没有了。”（《邓小平年谱（）》（下），第1364页。）邓小平结合自己的地位和影响说明这一制度的重要性：“现在看起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国家和党不利，有一天就会很危险。国际上好多国家把对华政策放在我是不是病倒了或者死去了上面。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0、311页。）这也是他坚决要求退休的主要原因。他特别提醒新的领导集体“要坚持党和国家的退休制度，任何人都不能例外”（参见《邓小平年谱（）》（下），第1292页。）。经历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邓小平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反腐败的紧迫性，“这次出这样的乱子，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0页。）。他深知腐败的严重危害并预见到反腐败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他主张反腐败“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邓小平对反腐问题的思考，为党中央制定和出台一系列党规党纪及相关重大决定提供了重要依据。恢复民主集中制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邓小平晚年对如何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进行了深刻反思。反复强调民主集中制是最便利的、最合理的制度，是我们的根本制度，这个制度不要丢。他说：“我们总有一天要找机会把这个问题表述清楚。不管怎么样，要树立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是民主集中制。”（《邓小平年谱（）》（下），第1351页。）邓小平的这一思考提示我们，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过程中，都必须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和削弱这个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制度，而且要不断地用新的实践经验来完善和发展民主集中制。邓小平晚年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在改革中遇到的难题比在开放中遇到的难题要多”（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7页。）。制度建设，任重而道远。他在南方谈话时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这一论断，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和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的高度，强调制度建设的决定性因素和规范化、法制化的必要，说明了制度建设的艰巨性，明确了制度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战略方向与保障。同时，这段话也是一份最后嘱托。邓小平深刻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到制度建设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必须始终将其作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来思考，期望制度建设要持之以恒，动摇不得；必须用三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完善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五、“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两个飞跃”是邓小平晚年关于我国农业改革和发展作出的重要思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吃饭问题，结束了中国农村贫困的时代；而农业现代化之路要靠科学技术、适度规模经营来实现。1990年3月，退休后的邓小平在谈到农业问题时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5页。）1992年7月，邓小平再次系统阐释了“两个飞跃”的大思想。第一个飞跃着眼于变革农村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第二个飞跃落脚于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参见《邓小平思想年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11页。）“两个飞跃”的构想总结了建国以来“三农”工作的经验教训，清晰地指明了我国农业改革和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阐述了从分散经营到适度规模经营，是农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要求，指明了中国农业未来发展的正确道路。对于邓小平关于农业规模经营这个“大思想”的认识，有些人仍然模糊不清，担心重走“人民公社”的老路。这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规模经营实质是生产要素的合理组合和配置，以联合、合作等组织形式，使小生产与机械化、大市场有效对接。农村集体经济也绝不是变更现有的生产关系，恢复过去那种“集体所有、统一经营”的旧体制，而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农业生产的需要，提高组织化程度，发展和壮大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根据邓小平关于农村经营体制的思考，中国农村开始对股份合作制的探索。一些有活力的、富裕的村庄，依靠资源配置更趋合理的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的地方，完善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和多样化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这些形式较好地发挥了规模效益，提高了集约化程度，推动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邓小平尽管强调农业发展的“第二个飞跃”要经历一个很长的过程，但并非可望不可及，需要我们用实践不断推动这一变革。它的实现不单是生产关系变动所能促成，关键在于生产力的进步，在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这一战略构想，闪耀着丰富的历史辩证法思想，不仅科学地规划了关于农业发展“两个飞跃”实现道路，而且为我国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明确了前进方向并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六、“社会主义是可爱的，为社会主义奋斗是值得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谁也动摇不了”苏东剧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中国怎么办，这些问题尖锐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社会主义遭受如此重大的挫折，是制度本身所致，还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在认识和实践上出现了偏差？在这严峻而关键的时刻，邓小平坚定地说，“社会主义是可爱的，为社会主义奋斗是值得的”（参见《邓小平年谱（）》（下），第1348页。），“社会主义的中国谁也动摇不了”（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8页。）。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他认为：“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383页。）这些有针对性的论断，不仅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使人们坚定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心，而且揭示了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的本质”，为我们完整准确地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提供了科学依据。这一思考表明，历史不会沿着笔直的道路发展。和其他事物一样，社会主义也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革命、全新的事业，没有具体的模式可循，在探索中出现失误是难免的。一定的曲折和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邓小平从社会历史发展总趋势和当今所处时代的高度，既指明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不可逆转性，又指明了其道路的长期曲折性。关于这一过程的长期性，他在南方谈话中讲了几个“时间概念”：我们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制改革，要“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恐怕还要“三十年的时间”（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如果从建国算起，要“用一百年时间”（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380页。）；至于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代替资本主义，所需要的时间将会更长。这就意味着这一过渡远比共产党人过去预想的要漫长、曲折和复杂，理想信念的坚定必须建立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上。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前途命运思考的一个重要闪光点，是他在吸取苏东剧变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以“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为核心，回答了中国应该怎么办的问题。“我们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只要历史证明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够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0页。）。所以，他反复叮嘱党内不能出问题，“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1页。）”。他一再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再大一些，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国家稳定的基础是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所以，“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他创造性地提出的一系列精辟论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焕发出勃勃生机，也使国际共运在遭受重大挫折后又出现了“柳暗花明”的新局面。社会主义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不仅在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得到实践证实，而且也必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化变革中得到证实。邓小平的晚年思考有四个特点：一是具有世界眼光，始终关注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把最新成果运用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二是紧盯发展进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根据发展变化着的实际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丰富和发展已有的理论；三是深刻汲取以往教训，警惕和消除“左”和右的影响，牢牢地把握住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四是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对国家民族的责任，追求真理、不断思考，具有超越自我的理论品质和政治勇气。他的这些思考是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和教训的过程中产生的，体现了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带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问题的深入思考。这是我们党巨大的精神财富，是邓小平理论形成体系和最终成熟的标志。其中，既有他对中国进入新阶段后出现新问题的洞察，又有对未来中国发展问题的筹谋。这些问题，正是中国当前面对的问题。因此，深刻领会邓小平晚年的这些思考，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