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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历史周期律”与“资本周期律”:重启改革的底线共识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内容摘要 传统的“历史周期律”与近代的“资本周期律”均产生社会的周期性动荡，在这一点上两者是相通的。其原因亦均与贫富分化趋于严重的状况下，底层大众的生存及安全感受到周期性威胁密切相关。通过制度化的民主及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等使底层大众获得可持续性的生存保障，可以避免社会周期性的剧烈动荡，从而超越“历史周期律”与“资本周期律”。这是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基本成果和经验，对于重启改革所需的底线共识的形成，具重要启示。 中国论文网 /5/view-4046556.htm　　关键词 历史周期律 资本周期律 重启改革 贫富分化 底线共识 　　作者 刘方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理论室副主任、马克思主义文艺与文化批评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 100732） 　　一 　　现在，重启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而如何进一步改革，需要形成一定的社会共识；这其中又首先需要形成一些有关社会和谐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底线共识”：人的生存及与此相关的安全感问题，乃是一个社会能否稳定的底线。在当代知识界相关探讨中，“历史周期律”常被提到，但“资本周期律”很少被涉及。传统的“历史周期律”首先是政治问题，近代的“资本周期律”首先是经济问题，但两者相通之处在于：底层大众的生存及安全感受到周期性威胁，造成社会周期性的动荡。“历史周期律”是黄炎培1945年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谈话中提到的一个说法；温家宝总理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又提到与这种“黄炎培周期律”相关的“黄宗羲定律”；最近，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指出，关于“历史周期律”的延安谈话，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1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对社会长治久安之路的不断探索和高度重视。而在市场条件下探寻社会长治久安之道，“资本周期律”同样不应被忽视，在我看来，应把这两种“周期律”充分结合在一起来加以探讨，这种结合对于凝聚改革的底线共识当有重要启示。 　　思考和探讨中国未来发展之路，首先要立足于当下现实，而没有纵深的历史意识，我们对当下现实的判断就会产生偏差。重启改革所不应回避的有两个较为严峻的现实，一是“贫富分化”，二是在GDP成为世界第二的情况下的“产能过剩”：前者是与经济相关的社会政治问题，后者是与社会政治相关的经济问题，两者又皆关乎社会和谐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应综合加以分析。置于历史长河中来审视：“贫富分化”是人类社会老之又老的问题，“产能过剩”则是人类社会工业化以来遭遇的相对而言的新问题；而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看，“贫富分化”的严重后果是王朝周期性更迭、革命或战争周期性爆发——这被黄炎培概括为“历史周期律”；“产能过剩”与马克思所谓的“生产过剩”有关，其严重后果是造成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我们不妨称之为“资本周期律”：如果说“历史周期律”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周期性大动荡的话，马克思所分析的基于“生产过剩”的“资本周期律”，则揭示了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周期性大动荡——两次世界大战与这种周期性大动荡密切相关——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找到超越这两种周期律的路径：如果说我们的古人只面临历史周期律的困扰、19世纪西方人只面临资本周期律，那么，当代中国人则同时面临着这两种周期律所造成的双重困扰——现实很严峻，但同时机遇也很好：如果能同时成功超越这两种周期律的话，那么，我们就可能实现一个或许更为悠久的“中国梦”：为万世开太平。 　　当代西方国家一定程度上超越了19世纪的资本周期律，或者说基本上将其限制在可控制的范围内而不再导致社会周期性的剧烈动荡，这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而其中最应该重视的是：对于社会的“规律”不是简单地顺从而无所作为，而是在充分认识的基础上有所作为。“资本周期律”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规律”又与另一“规律”即所谓“工资铁律”有关：根据公平交易原则，工人收入只能限定为再生产其劳动力即维持其基本生存的费用，因为他们出卖、交易的只是其劳动力。这就是“工资铁律”，其后果是大众消费需求不足，从而造成生产过剩，进而周期性出现经济危机。市场自由主义认为这是无法改变的规律，人只能顺从这种规律而无所作为，让市场自我调节、自我修复，完全无视工人大众在市场自我调节中所付出的惨重代价及社会所面临的彻底崩溃的可能性。20世纪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为应对经济的周期性危机、社会的周期性动荡，西方国家推行社会福利保障等改良政策，正是这一系列有所作为的制度建设，一定程度使西方跳出了资本周期律。同样，我们古人所谓的“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其实也是把“历史周期律”当作无法改变、无法逃避的“规律”，而毛泽东面对“历史周期律”所开出的“民主”药方则强调：面对历史规律，人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二 　　我们首先看“历史周期律”。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田制三》开篇即云：“斯民之苦暴税久矣，有积累莫返之害，有所税非所出之害，有田土无第等之害”，所谓“黄宗羲定律”所揭示的封建社会的发展规律是：历朝历代有过多次税费改革，初衷是为维护社会稳定而降低农民负担，但结果却总是：农民负担下降一段时间后又大幅度反弹，其进一步的后果自然是社会动荡、朝代更迭。因此，与黄炎培所谓历史周期律相关的“黄宗羲定律”所涉及的就并非只是税费问题，而是社会如何才可以长治久安的问题。自从著名学者秦晖提出这一命题以来，真正领悟其内涵的人寥若晨星。 　　社会的持续稳定，乃是人类早就有的理想。我们的先儒早就提出“大同”理想，宋儒张载更是具体提出“为万世开太平”的宏愿。但是张载提出这个宏愿后，中国社会根本没能使朝代更迭停下来，因而也就从来没真正太平过。极宽泛地说，社会稳定，乃是绝大多数人的基本诉求，即使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也是如此：既定社会的稳定或所谓长治久安的最大受益者当然是上层统治阶级，那么，对于底层被剥削、被压迫、被统治的阶级呢？我们古人说：“兴也百姓苦，亡也百姓苦”，社会稳定似乎对于被统治阶级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但是，我们古人还说：“宁为太平犬，不作乱世人”，社会的剧烈动荡对于底层被统治阶级来说是更糟糕的事——根据“理性人”假设，社会稳定也应是底层被统治阶级的理性选择。如此看来，社会稳定似乎是上层与底层阶级共同的诉求。有关社会稳定似乎并不缺乏社会共识，但是，人类社会的既有历史却为什么是社会稳定不断被周期性瓦解的历史呢？富贵的上层作为既得利益者显然特别想维持既定的秩序化的社会——我们的“始皇帝”的自我命名就显示了这方面的强烈诉求，但千秋万代、一统天下的幻想却只止于“二世”——这无疑是最大的历史讽刺，但更具讽刺性的是：我们历朝历代的“始皇帝”们依然继续这种幻想，并且开始总是力图以史为鉴，但却总也无法阻止这种幻想的破灭而陷入无休止的历史循环中。我们的“始皇帝”相信暴力压迫和观念钳制（焚书坑儒）可以力保长治久安，直到大清末代皇帝依然相信这一点，但历史是打在他们脸上最响亮的嘴巴，“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颠覆社会稳定主要的破坏力量其实并不来自颠覆的观念。从知识精英的角度来看，拥有令我们值得骄傲的二十四史，但说实话，我们古代圣贤们的“史识”实在难以令人恭维，哪朝哪代不嚷嚷着以史为鉴，但这些“鉴”为什么总把我们带向毁灭？或许可以说我们的“史学”发达，但恐怕很难说“史识”发达。没有哪个执政集团及其知识精英不渴望长治久安，问题在于我们为什么总不能长治久安？面对王朝更迭、历史循环，我们古人无可奈何地说：“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种说辞所暴露的只是缺乏真正“史识”的极度的文化虚弱而已。明末清初就已出现了所谓“黄宗羲定律”，现代中国则还有所谓“黄炎培周期律”，皆与摆脱历史循环的探讨相关。 　　历史上统治阶级维护社会稳定的常用手段是暴力控制和意识形态的观念控制，但是，我们的古人（孟子）早就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再强大的暴力、再迷惑人的意识形态神话，也控制不住由基本生存受威胁而爆发出的社会破坏力量。我们这个星球上的既有历史已无数次的反复证明了这一点，但历史上不同的统治集团或既得利益集团，又总是无视这一点而始终迷恋着暴力压迫和观念钳制。今天的我们或许应该回到更基本的常识与道理，我们这个星球上各处已有的文明史都说明：威胁社会稳定的大致有两方面因素，一是财富、权力流动性缺失；二是底层大众生存受威胁。用一种极俗套的话来说：在可预见的未来，社会的等级差异总会存在。社会等级差异是由财富不均造成的，而威胁社会稳定其实并非一般财富的不均，而是“必要财富”与“剩余财富”之间的比例，如果一种社会建立在挤压乃至剥夺许多人维持生存的“必要财富”的基础上，也必难获得可持续的稳定。若不从道德等方面来考究，解决了生存困扰而拥有“剩余财富”的富人贵人们不玩金钱、权力游戏，还能干嘛？这似乎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底层草民的基本生存。诚如现代革命导师所指出的那样，打破社会稳定的一股重要力量来自“流氓无产者”，而“流氓无产者”的要害或许不在“流氓”，而在“无产”，“无产”加“流氓”才会成为瓦解社会的巨大破坏力；如果说“流氓”标示的是人无视社会秩序的“非理性”冲动的话，那么，由于“无产”、生存受威胁产生的反抗则可谓是一种“理性”选择即出于“生存理性”的选择。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摧毁社会的主导力量并非“非理性”而是“理性”力量：如果说“流氓”是瓦解社会的导火索的话，那么“无产”则是炸药包——你可以抱着启蒙的理想去用道德等驯化底层草民中一些人的流氓性，或者用暴力机器去压制这种流氓性，但只要炸药包存在，社会大厦就存在风险……富贵阶层的金钱、权力追逐战或“剩余财富”游戏，对于社会当然具有破坏力，但比起由生存压力而生发出的破坏力显然要可控制一些，可以争辩的是：为了生存而反社会，和不顾生存（为了享受、权力等等）而反社会，哪种瓦解、破坏社会的力量更大？“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由生存挣扎滋生出的社会破坏力，是法律乃至任何暴力机器所无法控制住的，更不用说道德驯化、观念钳制、话语操控了。 　　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对于社会的稳定乃至长治久安来说，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术语来表述，富贵阶层乃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向“下”指向底层的“启蒙”思路始终是有问题的，“宁为太平犬，不作乱世人”，“流氓无产者”和所谓“暴民”在底层大众中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底层大众为维持生存所作的选择是理性的，或者说是利益上的“理性人”，他们意识到在社会大动荡、大崩溃中自己更是受害者。今天或许应该有一种向“上”的“反向启蒙”，提醒富人贵人们：你们不妨玩你们的金钱、权力游戏等等“剩余财富”的游戏，但底线是不要突破“剩余财富”与“必要财富”的刚性比例，让底层草民能维持生存而具有一定的安全感——这是社会稳定的底线，突破这种底线，社会将面临巨大的灾难。① 　　三 　　如果说在经济上现代市场制度超越了封建社会周期性破坏生产力的历史周期律的话，那么，在政治上现代民主制度则可以超越封建社会王朝更迭的历史周期律。我们可以将这两方面视为现代人在探寻社会长治久安之道上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但摆脱封建王朝更迭的历史周期律后，直至19世纪的近代资本主义又陷入了“资本周期律”，“资本周期律”所造成的激烈的阶级斗争表明社会的长治久安依然面临着挑战，而在我看来：当代西方国家对19世纪“资本周期律”的一定程度的超越，是在探寻社会长治久安之道上所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这方面的历史经验，同样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并非常有必要加以借鉴。而如此做的前提，是一定程度要超越刻板的意识形态上的纷争和自我蒙蔽。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超越姓社姓资纷争及把社会主义与市场对立起来的观念；而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在市场框架下进一步改革的关键就是要超越“资本周期律”，而这同样首先要求我们不能把“资本周期律”视为市场的资本主义特性的体现，不能自我蒙蔽地认为社会主义的市场就不存在“资本周期律”。 　　古典政治经济学往往只把“资本周期律”当作单纯的经济问题，而马克思则揭示了“资本周期律”对底层大众生存的威胁，将其视作社会、政治乃至人道问题，因而也是关乎社会稳定的底线问题。封建社会历史周期律所产生的一个后果是造成对生产力周期性的彻底毁灭，马克思对此有所分析，而他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分析指出：“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每天都在重新发明，而且每个地方都是单独进行的。发达的生产力，即使在通商相当广泛的情况下，也难免遭到彻底的毁灭”，“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2 ]，一定程度上跳出封建制度反复破坏生产力的周期性从而“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乃是建立在大工业和具有世界性质的交往的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功勋之一。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另一方面，19世纪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依然“周期性”地“毁灭生产力本身”，恩格斯分析指出： 　　像目前这样，资本主义方式的生产所生产出来的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远比资本主义社会所能消费的多得多，那是因为资本主义方式的生产人为地使广大真正的生产者同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隔绝起来；如果这个社会由于它自身的生活规律而不得不继续扩大对它来说已经过大的生产，并从而周期性地每隔十年必得不仅毁灭大批产品，而且毁灭生产力本身，那末，“生存斗争”的空谈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呢？[3 ] 　　“广大真正的生产者同生存资料”的“隔绝”，表明19世纪的西方依然处在“普遍贫困”之中，而这种“隔绝”即广大工人大众的消费不足又造成生产过剩的周期性危机，进而造成社会的周期性动荡，这种周期性动荡累积起来的最终结果是两次世界大战。马克思、恩格斯曾经预测“资本周期律”必将葬送资本主义，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却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期。面对这样的现实，可以说马、恩的“预测”没有应验，但却不能说他们据以预测的理论本身错了：完全受“资本周期律”控制，乃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前提；而前提发生变化了，结果当然就会随之发生改变：恩格斯所说的“广大真正的生产者同生存资料”的“隔绝”，是符合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实际的，但却已不再符合现代西方当代资本主义的实际：至少在当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广大真正的生产者同生存资料”的“隔绝”问题已基本解决，如此也就表明摆脱了“资本周期律”的完全控制，而正是由于一定程度摆脱了“资本周期律”的控制，西方当代资本主义才避免了迅速灭亡的命运。从发展的理念来看，“广大真正的生产者同生存资料”的“隔绝”问题的基本解决，与罗斯福所倡导的“四大自由”尤其“免于匮乏的自由”等有一定关联。 　　在《新华日报》日所刊登的《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问》中，毛泽东说中国也要实现“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可见当时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这种当代发展理念已有所认识。“四大自由”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与“免于匮乏的自由”。与“免于匮乏的自由”相关，罗斯福强调“民主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体系”的基本内容包括“有能力工作的人要有工作（充分就业）”、“需要保障的人得到保障”，并强调“与我们社会经济相联系的许多问题都要求马上得到改善”，例如“我们应该让更多的人享有养老金和失业保险金”、“我们应该扩大充分医陪护理的机会（医疗保险等）”。置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史中看，其中的三种自由是老提法、老理念，“免于匮乏的自由”则是一种新提法、新理念，甚至与传统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相冲突——约翰·杜威在总结自由主义发展历史时指出：“早期自由主义强调无保障的重要性，认为它是一种基本的必需的经济动机，没有这种刺激，人们就不愿工作，也不愿节约和积累”[4 ]，也就是说，“早期自由主义”恰恰要限制乃至剥夺底层工人大众的“免于匮乏的自由”，并且从“学理”上对这种剥夺的合理性、合法性进行不遗余力地辩护，从而形成一种“工资铁律”——对此，美国当代经济学家加耳布雷思有深刻分析： 　　虽然绝少有人把斯密和下列观念等同起来，但这是在社会评论史上也许是最有影响而且肯定是最令人沮丧的格言的一个开端——这观念是：人民大众（所有借某种工作谋生而不问其在工业部门还是在农业部门的工作者）的收入不能够在很长时间内大大地高过必需维持种族生存的最低水平。这是不朽的（工资）铁律，由李嘉图加以肯定，再有马克思加以改装，最后成为在意识形态上向资本主义进攻的主要武器。 　　（马尔萨斯认为）只有赤贫才会限制被繁殖的与延续的人数。其结果是人们永远生存在饥饿的边缘上。 　　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所留给普通人的经济展望是非常暗淡的。他的正常希望是生活在饥饿的边缘上。比这更好的任何事情都是不正常的。经济进步将增加一般说来早已富裕者的财富，而不是大众的财富。我们对此无能为力。而这些已是超过他们这两位大师的荒唐结论了。这些结论可以被认作近代经济思想所赖以建立的命题。[5 ] 　　面对使底层大众“永远生存在饥饿的边缘上”的“工资铁律（iron law of wages）”，我们“无能为力”，也无法有所作为，因为这是人无法改变的铁定的“规律”。但是，“免于匮乏的自由”的理念及其制度化落实，恰恰打破了这种铁定的规律。“工资铁律”的后果是底层大众消费不足，进而使生产出现过剩，然后就出现经济危机，而且这种危机总是周期性地发生——此即我们所谓的“资本周期律”。在“早期自由主义”看来，这种危机周期律也是“铁律”，“我们对此无能为力”，而且市场会自我调节，总会走出危机再度繁荣，但是危机中底层大众所面临的生存威胁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动荡，或者被忽视，或者被认为是经济发展所应付出的社会代价，“我们对此无能为力”。好在西方人并没有真正相信这种“铁律”神话，英国当代学者拉什、厄里分析指出：“它（罗斯福新政）也是同情弱者的新个人主义的论述，认为弱者应受到政府保护，并在本世纪40年代罗斯福呼吁的著名的‘四种自由’（言论、信仰、免于匮乏和免于忧虑）和‘经济权力法案’中得到具体化”[6 ]——“四大自由”的价值理念及其制度化落实，尤其有关底层工人大众生活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建立，对于西方社会摆脱19世纪的周期性动荡起到不小的作用。 　　“免于匮乏的自由”的理念，可以说是西方自由主义突破传统、“解放思想”所取得的一个重要的当代成果，但是一些中国当代知识精英尤其经济精英却罔顾这种成果，依然鼓吹包括“工资铁律”在内的19世纪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旧理念，比如对劳动者工资（劳动力成本）上涨所造成的国际资本的转移、外流大感痛惜等等。在我看来，堪与罗斯福提出的“免于匮乏的自由”理念相提并论的，是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Corrado Gini）提出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的概念，这一概念强调了社会稳定与贫富分化之间的关联，实际上是揭示了一种常识性的社会历史真相。这些或许并不深奥的当代理念，对于我们探寻重启改革之路应有较大启示：进一步深化改革确实面临着非常复杂的问题，理论探讨确实不能简单化，但是也不能因为过分复杂化而忽视基本的常识和经验——尤其在对社会稳定的认识上更是如此。 　　四 　　生产过剩、“资本周期律”在19世纪西方所造成的阶级冲突、社会动荡，表明其本身并非只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也表明“市场”作为一种经济运作方式本身并不能解决社会稳定问题，甚至如果没有与之相配套的其他制度设计，“市场”本身的周期性波动就会造成社会周期性动荡，市场波动越剧烈，社会动荡越剧烈。今天许多经济学家认识到：必须有相配套的法律体系，市场经济才能走向成熟。而在我看来，还必须有市场之“外”的相配套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体系，市场经济才能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状况下可持续发展——而这两方面的配套制度又是非常不一样的：法律制度可以是顺应市场逻辑的，比如保护产权、维持交易公平等等方面的法律，这些可谓关乎市场之“内”的制度设计；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则是市场之“外”的制度设计，这些制度设计与市场逻辑不是顺应的关系，而是逆反的关系，比如不出卖劳动力的人也会获得收益，也因此总会受到市场自由主义不断的攻击。那么，为什么需要市场之外的配套制度呢？这与人的需求有关。比如，我们现在面对的“产能过剩”，很大一部分只是从市场之“内”来说的，即只是从“卖不出去”的意义上说的，但却并非从一般的“需求”上来说的，因为造成“卖不出去”的原因之一也包括一些人“买不起”，比如低端的家用电器可能产能过剩，但广大的不发达的农村地区却可能依然存在巨大的需求。在这方面同样要超越19世纪西方市场经济学的一些主流观念，尤其是有关“需求”的主流观念——加耳布雷思指出： 　　凯恩斯观察到人类的需求“分成两类：一类是绝对的，意思是说，不管与我们同处的别人的情况怎样，这种需求总是存在的；还有一类是相对的，意思是说，只有当这种需求的满足，会使我们感到凌驾于同处的别人之上的一种优越感时，我们才会感到这种需求”。他虽然承认第二类欲望可能难以获得满足，但他认为第一类欲望是可能满足的…… 　　应该注意到凯恩斯常少受传统规则的束缚，他毫不迟疑地去犯区别需求种类的不可饶恕的罪过。[7 ] 　　“绝对的”需求就是维持生存的需求。西方经济学主流传统拒绝对“需求”进行分类，只关注有支付能力“有效需求”。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市场拒绝满足的“需求”并不必然对社会稳定造成较大影响，比如凯恩斯所谓的“相对的”需求，也就是必需品以外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对社会稳定的影响相对而言不会太大，但维持基本生存的“绝对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所产生的社会破坏力则是巨大的——这被已有的社会历史所反复证明。市场只能满足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没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即使是维持生存的需求，对于市场来说也是无效需求，“我们对此无能为力”。但被市场拒之门外的维持生存的无效需求，却可以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炸药包。如果说涉及市场之“内”的法律制度体系可以保证“市场”本身相对平稳的发展的话，那么，市场之“外”的福利保障制度体系则可以保证社会相对平稳的发展，市场内、外关系的协调，对于社会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来说同等重要。 　　“资本周期律”首先是经济问题，“历史周期律”首先是政治问题，而回到常识和经验，我们就会发现，两者其实存在相通之处：皆关乎底层大众的生存这一社会稳定的“底线”问题。在这方面，把解决底层生存问题简单地依赖于经济发展（所谓做大蛋糕）的说辞，其实是非常不靠谱的：在经济发展、繁荣时，底层生存恰恰不成其问题，恰恰是在经济萧条时才成为问题，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这对于封建社会的“历史周期律”和近代市场社会的“资本周期律”来说都是如此。根据“黄宗羲定律”，为维护社会稳定而降低农民负担的税费改革为什么反而导致农民负担的大幅度反弹呢？封建王朝延续的世代越多，皇亲国戚及官僚的人数就越多，当这部分人口扩张超过经济发展的承受能力时，再发达的经济也会被打断，而经济发展被打断，底层大众的生存就会受到严重威胁，而到了“民不畏死”之时，再强大的国家机器也无法维稳了——中国不断更迭的封建王朝反复演绎这样的“周期律”。在19世纪的西方，在经济繁荣时，底层工人大众其实也是能“分享”到部分“发展成果”的，但一旦经济危机发生而陷入萧条，他们的基本生存就会受到威胁，如此会出现“民不畏死”的情况，社会稳定也是无法维持的。这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周期性的社会动荡，在19世纪的西方其实也反复演绎了不少次。坚定地选择了在市场框架下发展自己的中国社会，同样应该吸取西方19世纪的历史教训：如果说市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无法彻底避免的话，那么，这种周期性波动对社会稳定所造成的周期性威胁却是可以控制的。 　　“风物长宜放眼量”，如果把和谐稳定（为万世开太平）视为社会发展的目标的话，那么，超越“历史周期律”、“资本周期律”，从而一定程度上控制社会的周期性剧烈动荡，可以视为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在这方面取得的重要成果。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历史经验是：要重视制度建设，以可持续性的制度设计，应对周期性的社会动荡。毛泽东为治愈黄炎培所提出的“历史周期律”所开出的药方是“民主”，尽管存在很大争议，但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确实是被冠以“大民主”的称号的——对此可以从多方面加以辨析，我们可以说即使这是民主，但也只是一种社会运动式的民主，而非可持续性的制度化民主。在19世纪的西方，市场自由主义的倡导者（经济学家）和实践者（资本家），也绝非都是毫无道德良心之徒（最突出的例子当是斯密在发表倡导市场自由化的《国富论》之前就曾发表过《道德情操论》），他们中许多人也关注底层生存问题，但强调应通过富人的慈善活动来解决，而不应由政府通过有违交易公平原则的制度设计来“强制性”解决。我们会发现，尽管在意识形态上差别很大乃至针锋相对，这种“非制度化”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思路，与毛泽东的“大民主”却也存在相通之处。由此亦可见，在探寻社会和谐稳定、可持续发展之道方面，超越非“左”即“右”的狭隘的意识形态纷争，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20世纪以来西方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建设的实践表明，那种仰赖于封建社会式的“皇恩浩荡”固然无法获得可持续性，而仰赖于开明资本家的慈善良心同样不具有可持续性。我们也可以从这方面来看政治上的“民主”改革，当今世界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可以说是制度化民主发展所取得的重要成果，这一制度化成果一定程度上超越了19世纪的“资本周期律”，当然更可以帮助我们超越“历史周期律”，而这正是因为制度化的民主使底层大众基本生存的解决，从而社会的相对稳定获得了“可持续性”。“民主”当然不单纯只是为了解决底层生存这样的“民生”问题，但是脱离底层大众包括维持生存在内的基本权利，所谓“民主”就可能蜕化为上层精英权力分配的博弈或所谓权力制衡的游戏，这种权力游戏能否持续下去，依然取决于底层大众基本生存能否得到可持续性的保障。惟有解决底层大众基本生存及安全感的可持续性的制度设计，方可较为有效地应对周期性的社会动荡——这能否成为重启改革的底线共识的一部分呢？守住“底线”绝非反对在此基础上的其他改革，但“底线”失守，其他改革也就无从谈起。 　　注释： 　　①这方面的分析亦可参见笔者对于建嵘小说《父亲》的评论《真实的父亲，会安息吗》，《名作欣赏》2011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http：///1693027.shtml.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4. 　　[4]约翰·杜威.自由主义.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89. 　　[5][7]加尔布雷思.丰裕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9，127、128页注释1. 　　[6]拉什、厄里.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编辑 叶祝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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