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王总：&& 非常感激您近五年来的关爱与培养，使我从一个普通的初涉社会的设计师，培养成一个能在多方面小有成绩的者。回首过去，从公司组建，经历了诸多的困难，今天终于有所成就，公司也逐渐步入正轨，这是众人所期望已久的，看到公司的今天我感到无比的欣慰，也希望能够一如既往地向前发展。 && 可是今天我不得不鼓起勇气，提交这份辞职报告，我想是时候该离开了，其实早在XX年就想过要离开，可那时候正是公司面对巨大挑战的时刻，也是您事业的一个关键时刻，为了报答您对我的培养，我没有理由不留下来与您并肩作战。现在，我们终于看到了胜利的光芒，我想应该离开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每个人都在怀揣着自己的理想，在社会中不停地奋斗与拼搏。我想我也应该向自己有个交待了，十年的梦想未能实现而深感不安，我坚信在不远的时候我会成为一个教育者，一个有思想的设计师，并且，我会一直向着我的理想去憧憬与奋斗。&& 姜总，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加速而坚定了我的离开。四年八个月的时间里，我把全部的精力放在了工作上，没有一点自己的空间，对家人，朋友和自己都无法交待，我需要时间去学习和成长，去陪我的家人，但我无法做到。其实，我喜欢忙碌的生活，充实并且让自己能够充满激情。可是，我更喜欢去专注设计，让自己能够更有思想，但这一切做不到。每一天办公室，工地，会场，三点一线的工作方式，繁杂的琐事，无法让自己的大脑清醒，可以说对于一个报有一生为设计而奋斗的人来讲，这无疑是一种残酷的桎梏。近五年这样的工作时间里，我得到了很多东西，比如经验，比如为人处事，比如金钱等，但我可能会失去设计师应有的激情与敏锐，这是我无法接受的。&& 再有，经过了几年的工作上的认识，对华彬集团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华彬是一个伟大而充满激情的企业，董事长有着超越常人的远见与把握全局的能力。但是，这样的企业中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管理漏洞。人事，架构，以及行为方式，有的让人无法理解，也许，像我这样层面的人是没有办法理解的，毕竟我不是专业的者。但我想，对于集团，对于华彬大业，怎样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这才是能够持久发展的关键。在过去的日子里非常感激董事长和您的厚爱，把我从设计师提到设计部经理，再提到副总的位置。除了感激对我的信任之外，我想说我并不适合这样的工作，这样只会使我更加地疲于奔命，而并非发挥我应有的作用。&& 最后，感谢您对我工作与生活上的帮助，给予我成长的环境，给予我发展的舞台，感谢对我的信任，同时也感谢所有华彬大业的同事们对我的帮助与肯定，希望华彬大业越来越好。我会在XX年的最后的四个月里，用一样的热情，用一样的投入，结束最后的工作，划一个完整的句号。&&&& 此致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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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孔宪铎：我的科大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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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科大十年》目录
北京大学出版社
科大十年有成
第一章创建科大的机遇
　　第一节创建的历史
　　第二节独得的机遇
　　第三节独具的特色
第二章创建科大的理念
　　第一节创校的理念――着眼世界
　　第二节创校的基石――以人为本
　　第三节创校的支柱――游戏规则
第三章科大十年的工作历程
　　第一节年――加盟科大的心路历程
　　第二节年――任职理学院院长阶段
　　第三节年――首任学术副校长阶段
　　第四节年――继任学术副校长阶段
　　第五节年――我在科大的最后三年
第四章科大十年的心路历程
　　第一节科大十年的风雨
　　第二节内外压力与机遇
　　第三节退休后的第二春
第五章科大经验的总结
　　第一节科大经验的启示
　　第二节科大经验的特点
　　第三节科大经验的运用
后记坦然走一回
　　附录一六十自述
　　附录二我为什么要办临沂大学
　　附录三中药现代化
　　作者中英文编著总目
=================================================
前言 科大十年有成
　　从书中收集的这些创校期间的历史照片来看，你就知道我写这本书的动机不会是偶然
的。在人的一生中，能有机会和一大群从事教研又志同道合的人，由世界高等教育主流的
北美大学院校，回到自己出生或成长的故土，来创办一所完全独立自主的大学，是多么难
得！ 在人的一生中，能有机会和一大群同辈同行的佼佼者，从东方文化圈迈向西方文化圈
，东西结合之后，再回到东方来创办一所凭借切身经验设计的现代大学，是多么的“理想
　　我一开头就意识到了这一历史时机的难得和可贵。因此，我一开头就想写下我个人将
经历的这项难得和可贵的际遇。本书开头第一章挑明的便是“创建科大的机遇”。这个机
遇，从个人，从科大，从香港，从海峡两岸来说都是千载难逢的。这个难逢的机遇，吸引
了遍布全球有归心的中国留学生，回到香港，同心协力，创建了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所全由
华人留学生所创办的大学。单单这一创举，就值得大书特书。
　　由这项独特的机遇和创举，带来了许多独具的特色，烘托出了“创建科大的理念”，
本书的第二章就阐述了这一理念。这个理念就是顺着世界大学理念的主流往前走。这个主
流的形成自有其渊源，先是源自英国，其大学理念是“教学的机构”。接着就是德国，在
他们的理念中，大学是“研究的中心”。美国所具有的包容和兼并精神，是把这两个分支
合并为一主流。毫无疑问，美国今日的大学理念代表着当前世界大学理念的主流。一方面
是继承了德国大学重视研究之传统，另一方面也继承了英国大学着重教学之传统。所以，
我说创建科大的理念是放眼世界，就是要正步跨入世界主流。现代世界上研究型的大学，
多有三个功能：教学、研究和服务社会。为此，科大要求所有的教员既要是教学的良好教
师，又要是研究的优秀学者，也要是对香港乃至中国南部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贡献的好公
民。三者合而为一，缺一不成。
　　很自然的，美国大学的主流理念，就成了创办科技大学的理念。大学从精神上，没有
国界，没有洲界，只有世界，一个世界。
　　要实现这项理念，必须“事在人为”，就是“以人为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
须要有公平的“游戏规则”。在把各项游戏规则建立之后，科大就照着这个普世的规则，
到全球去请人，其实是“求才”。“求才”的精神是“Recruit the best people and ke
ep them happy”（延聘一流人才，并使得他们快乐），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说
科大今天是十年有成，依靠的基石就是这种不容易做但努力去做到的精神。
　　当我把创建科大的机遇和理念交代清楚之后，才开始叙述“我在科大十年的工作历程
”，便是第三章，也是这本书的主体。在这一章里，我首先解说了加盟科大的心路历程，
是从一条人生必须走的路，转上了一条自己选择并且喜欢走的路。当然其中过程没有像说
的这么容易。接着就一步步留下了在理学院院长任期内奔走的足迹，像踏在初雪上的足迹
一样，每一步都是新的。
　　在创校的十年当中，我在学术副校长的跑道上，整整地长跑了七年，不敢说容易。我
深深地相信，科大要有成就，一定要靠着人。创建科大，必须“以人为本”；找对了人，
就会创造出研究的环境。有了研究的风气，成果就源源而来，有了成果，产、学、研都可
兼顾。于是我把全部精力投入在“人”上，也就是在“求才”上。 说到底，“人”好找，
而“才”难求。也别忘了，“求才”难，“留才”更难。我的工作，都是围绕在这一连串
的难上，不管是直接或间接的，很多时候是难上加难。这便是为什么在这本书里，我用了
很多篇幅去描
述“人才难求”和“人才难留”。我举了三个例子，一位是张立纲，一位是杨祥发，另一
位是丁邦新。他们三位都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而且前两位又都是美国国家科学
院的院士。这三位都是名家大师，在科大求才的过程中，这三位的例子最具代表性。他们
都是我自己经手，都是曲曲折折，也多多少少有些戏剧性，都曾经出现过“山穷水尽”的
危急，到头来又都是“柳暗花明”，每次我都会说“上天不负有心人”。
　　另外，我也提及了从工作中知道的许多位对科大很有贡献的人。还有更多有贡献的人
，我不知道，也就没有细说。科大十年有成，靠的是科大的每一位同事，不只是一两位，
或三四位。我写这本书，也只是从某一个角度写，别人若是从另一个角度写，一定会写得
和我不同。况且，我的人生体验又不寻常：虽没有读过万卷书，却走了何止万里路；睡过
街头也睡过总统套房；没读完中小学，却当过大学副校长；在纱厂做过小工，也在中南海
做过座上客；几十年来走遍世界各地，看过不同肤色的面孔，也听到过不同言语的声音；
再因生活的折磨和煎迫，贫困和歧视，使我把眼光放大，知道个人能力有限。这些经历都
影响我在写这本书时的着眼点与着墨处。我抓住我认为重要的点之后，就细致地去叙述。
但是我没有忘记在结论上不要近视、斜视，要大开眼界。
　　无可讳言，写人最不容易，写人最生是非，所以在我计划写这本书的当初，担心自己
不够小心，朋友们也担心我会不够小心，其他的人就担心我的用心，连三联书店都在担心
。可是在执笔之后，我的心情开朗得好像是淡云轻风，一切都是凭借着一笔在手时的天地
良心。我的良心没有要我去违心地褒任何人，更没有要我去违心地贬任何人。“直话直说
”和“快人快语”是笔者的良心，也是原则。
　　从写人的观点来说，占篇幅最多的就是科大的创校校长吴家玮。这也很自然，他当了
我七年多的顶头上司，他让我吃尽苦头，也给我享尽乐趣，他鞭策过我，也鼓励过我，他
有时把我打入冷宫，到头来还是重用我。所以在我写科大的时候，笔头上处处都有他。可
是在我描述他的时候，因为情节不同，有的地方写脸，有的地方写脚，介乎脸与脚之间的
部位也写过，统统凑在一起，就是我所知道的吴家玮。于公于私，我会给他打满高的总分
。请读者不要只看到他的一只手或只看到他的一只脚的时候就下定论。
　　聪明的读者可以看得出来，我和吴校长最大的差别是，我做事用理，他做事用法。很
明显的是他宜于从事，我宜于为人。这也许就是有人说我和吴校长的合作是一加一居然会
大于二的原因。
　　这本书的第三章既是主题，占有绝大部分的篇幅，而且记的又都是在我的岗位上和从
我的观点上如何开荒和如何求才。在撰写过程中，我就很忠实的依着回忆去记录值得记录
下来的事迹，但求千万不要沦为一笔流水账或恩仇记。好像近年来在台湾流行的回忆录，
成了名副其实的恩仇记――有人写了好几本书专骂一个人，也有人写了一本书去骂好几个
人。你写书骂人，大家看你沉沦。这种歪风，实在要不得。施明德先生说得对，写书不能
“只有情绪，没有是非”，也不能“只有利害，没有原则”，否则就会“带坏社会”。
　　我在第四
章里坦诚地写出了“我在科大十年的心路历程”。在我写完许多在科大的代表性的人物和
他们对科大、对香港、对中国和对世界的贡献之外，我也写了自己，一个锲而不舍、屡逢
知遇、好运高照的人。我在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中加盟科大，又在科大十年有成的时刻自
科大退休，真是何其有幸！ 更有幸的是在两位绝顶聪明能干的学术副校长钱致榕和张立纲
教授之间接棒交棒长跑了七年，今生以来最充实最有经验也是最宝贵的七年。退休之后，
我将回到我出生的山东沂蒙山区帮助地方创办一所“临沂大学”，从此完成我一生要做三
件事的心愿。在美国做完了第一件我必须做的事，在香港做完了第二件我喜欢做的事，回
到山东老家去做第三件我应该做的事――教育家乡的后代，使他们能和我一样受益于教育
，有机会出人头地，对社会做更多的贡献。
　　香港科技大学是在日开学的，到了2001年的10月2日整整十年。在此创校
十周年之际，我谨以创校队伍一员的身份，献上这本书作为庆生礼物。在这份礼物中，用
作庆祝十周年的献辞则只有四个字，那就是“十年有成”。
　　十年以前，大家都说科大不知天高地厚，雄心太大，壮志太高，气焰太盛，怎么能梦
想和世界巅峰比高。十年以后，大家都知道，科大的纳米研究成果，被中国科学院院士们
评为2000年世界十大科技成就之一。大家也都知道，科大的工商管理硕士课程被英国《金
融时报》列入全世界的前50名（亚洲第一）。在十年内就有此成就，不是“十年有成”又
是什么？ 当然，我对有人称科大的成就为“奇迹”也无异议。只是希望，这样的成就在今
后会更多，不足为奇。
　　我描述了科大创校十年有成之路，想起鲁迅曾经说过：“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
多了，也便成了路。”十年以来，科大的人，从早到晚，同心齐步，用两只脚，一步一步
，在山水之间，走出了一条自己之路。
　　从我工作的角度上看，路是怎么走的，走出来的又是什么样的路，都写在这本书里，
用笔，更是用心血写出来的。能写成这本书，要谢谢所有帮助我的朋友和同事，尤其是张
立纲和丁学良教授，还有我的内人傅静珍、理学院秘书陈东娜小姐和香港三联书店的蔡嘉
　　于香港九龙清水湾
　　海天之间
===========================================================
创建科大的机遇
　　第一节 创建的历史
　　香港在过去150年殖民地的历史上，教育的发展是相当缓慢的，不够的，尤其是在高
等教育方面。第一所大学是“香港大学”，建立于1911年，先是以医为主，孙中山先生就
是在那里习医毕业的。在所有殖民地政策上，都以发展医、农为主，人民的开门七件事重
要，医药卫生重要。英国统治香港如此，日本统治台湾也是一样。只是在香港这个弹丸之
地，农业无处发展，才没有农学院。世界上没有一个殖民政策不限制法律和政治学科的设
置与发展，因为一有法律学科，人民就会争取平等；一有政治学科，人民就会争取自由。
在这种气氛之下，自1911年一直到1963年，整整过了50多年，才有第二所大学成立，叫做
“香港中文大学”。“中文大学”是把当时独立分别存在的三个书院，新亚、崇基和联合
并在一起而成的，其间遇到了不少的阻力，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不过用“中文大学”为名
，除了用中文授课之外，又与中文学科没有什么直接关系。这一点，后来不知费了多少口
舌向外人解释。又过了几乎30年，到了1991年才应时代与经济进展的要求，创建了第三所
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这是从一大堆名字中选出来的(表1)，选的是不错。但从“第三所
大学”的称谓上，你可以推算到大学的为数之少。 能够数到第三，已经令人觉得知足满意
。香港科技大学，顾名思义是以科技为主，但包括工商管理和人文社会科学。在每所大学
之前都冠以“香港”两字，多多少少会让外来的人误解，以为都是属于香港大学的一个体
　　表1 大学名称的建议摘自筹委会第一份报告(1987)。
　　1 冠以香港为名者(23建议校名的次数。)
　　香港科技大学
　　香港工商科技大学
　　香港中英大学
　　港华大学
　　2 冠以地区为名者(14)
　　南华大学
　　珠江大学
　　港珠大学
　　东方之珠大学
　　3 冠以人名为名者(34)
　　孔子大学
　　尤德大学
　　香港孙逸仙大学
　　香港伊丽莎白大学
　　4 其他(69)
　　明德大学
　　经纬大学
　　三才大学
　　博爱大学
　　香港的经济起飞，首先是靠加工制造，如棉纱、成衣和玩具，因为有廉价劳动力，而
晋升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以后的经济发展就要靠科技了。有识的香港当局是因应时代的
要求而大胆地、正确地创办了香港科技大学。在有远见的已故港督尤德爵士(年
任职)和一些社会知名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日，“香港科技大学”呱呱坠地。
　　早在1985年9月，香港的行政局就达成了要增加高校的共识。在教资会的建议下，于次
年的3月决定创立一所以理、工、商为主的大学，同时决定成立一个筹委会去筹划创立第三
所大学的工作。该筹委会暂时称做“第三所大学筹备委员会”，也是在未有校名之前的权
宜之计。两个月之后，港府就任命当时行政局的资深议员钟士元博士为筹备委员会的主席
，当时的交通司长 IMacpherson先生为秘书长。再过三个月之后，即1986年的8月，筹委会
成员的名单就发表了。由5位海外教育界的成员、6位本港教育界的成员和7位社会名流组成
。筹委会在1986年的9月成立。
　　日，香港赛马会捐出港币19亿元作为建筑校园资金。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赛马会不但捐以巨款，并且将负责建筑工作，将整个计划变成“Turnkey Project”。为了
沟通与合作，当时赛马会的副主席被增聘为筹委会成员。筹委会成立了，建筑费用有了着
落，以后的工作就顺利地如期进行了。
　　筹委会开始在所承担的任务下成立各项小组，如教学的规划与发展，校园的规划与校
产的管理，校园建设与管理，建校人员，财务和聘任等，分工合作。其中有一个临时小组
，就是创校校长的遴选委员会。1986年9月，召开了第一次筹委会的全体大会，并公开征选
校名，社会反应热烈，有超过百名以上的建议。筹委会从中选择了“香港科技大学”(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接着就选择校址，他们从屯门、粉
岭、马鞍山和大埔仔四处选了大埔仔。下一步就是公开征聘校长，为了选贤与能，征募世
界级的人才，征聘的网络伸展得很广，一共收到了44个申请、47个提名：其中大半来自英
国，有25位申请，30位提名；其次来自美国和加拿大，有9位申请，7位提名；再者就是有
2位申请和1位提名来自澳大利亚；5位申请和6位提名来自香港；另外的3位申请和3位提名
来自其他国家。几经细心审核考虑，遴选委员会请了14位前来面试，从中选了5位分别来自
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香港的候选人，再继续深入考虑。日，筹委会接纳了
遴选委员会的推荐，并上报港督，日获批准，并在11月5日公布，吴家玮教授
成了创校校长。
　　14年以后，当我写《我的科大十年》的时候，回头看看历史，对筹委会在选名、选地
和选人这三件工作上，可以说是选得“天衣无缝”。
　　筹委会的诸多工作中，值得一记的是一些有深远影响的决定。计划是最早在1994年开
学，开学五年后学生达到7000名。结果提早了三年于1991年开学。但学生总数仍维持7000
　　学校决定用英语教学。在学生方面，理学院25%，工学院40%和工商管理学院35%。在全
校7000学生中，研究生占20%。各学院院长是任命而非选举产生。这一点在香港算是创举，
以符合专人专职的原则。除了各学院的系所和学生人数之外，连各院的教职人员也都在数
目上有蓝图。工学院有教师214名，教授、副教授和助理教授的分配上为21∶54∶139；理
学院有171，分配为17∶43∶111；工商管理学院为160，分配为16∶40∶104，想得详细周
到。在这方面，也冲破了每系仅限一位教授的英国制度。现在允许有10%的正教授，平均来
说，每系可有三位以上。
　　科大能在创校不到十年，就能振翅高飞，这和当初孵化出来的良好雏形是分不开的。
回头看看历史，你无法不感谢筹委会的高见。
　　第二节 独得的机遇
　　下面我想讲一下创立科大的良好机遇。科大之能够在短短的十年中有如此公认的良好
成绩，不仅靠大家的共同努力，还有赖于天时、地利和人和等诸多有利条件结合在一起。
总而言之，创建科大是适逢其时：早五年办，迟五年办或在香港以外任何地方办科技大学
，都不会有这样的好成绩。即使是香港政府今天再出同样的人力、财力去办一所大学，其
成就和规模都会和科大不可同日而语，因为不会再有下面这些千载难逢的良机。
　　首先，创建一所大学，要有一大群志同道合的人。在同一时间内，去找这么一大群对
中国和对高等教育有献身精神的人，在平时，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但偏偏当创建科大的时
候，这一大群人出现了。他们源于一个时代，假如没有50多年前的内战，就没有这一大群
人。他们大部分都是生在内地，在内战时又都正逢童年，随着家人去了台湾，受完大学教
育之后再去美国深造。在美国学业(博士)完成之后，多数在大学或研究机构从事教学与研
究工作，而且都是在自己的领域内有相当的贡献。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是心向中国，这次
一有机会，就都回来了。回到香港报国，能尽报国之实，确又无报国之累。假使科大早办
五年，这一批人归来的时机尚未成熟；晚办五年，又都接近退休的年龄，所以说科大赶上
的还是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这样一个历史性或时代性的机遇，科大紧紧地抓住了。请回
来了这一大批50岁上下留学生中的专才，成了创建科大的支柱。
　　再者，就是在科大创立的初期，香港教授的薪俸远不如美国，所以向国外争聘好的教
授，有相当的困难。可是香港公务员包括教授的薪俸，由年创校之初的五年中
，几乎加了一倍，如果以十年为计的话，到了1998年，其增加的幅度是27倍，更为惊人
。这些都是拜“九七”回归之赐。港府为了留住人才，一路地加薪。谁都不能不承认，重
赏之下必有勇夫。目前香港教授的薪俸相当吸引人，这又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香港在150年
的殖民统治历史中，从来没有一次在十年里把公务员的薪俸加上两三倍，以前没有过，以
后亦不会再有，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个要150年才发生一次而且只有一次的机会，
又被科大一把抓住了。抓住并利用着这一大笔财富，引进人才。
　　虽然有了一群创校的人，有了很吸引人的待遇，仍不足以办成一所好的大学，还必须
要能够招聘到一大批一流的年轻人才行。这一点谁都承认。就当科大需要这样一批年轻人
才的时候，美国正好陷入了严重的经济不景气，新“出笼”的博士们，在美国很难找到合
适的工作，这又给科大制造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从年，科大在美国聘请了一大批从一流大学训练出来的一流博士毕业生。
从近代史上看，美国的经济不景气，过一段时期就有一次，这次正是科大创校的初期，这
个时期科大每年都要聘请120位教员，平均每月10位，其中70%是从美国邀聘的。所以科大
把不常见的一次机会，又抓住了，请回来一批又一批青年才俊。
　　接着就是亚洲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四小龙”的形成及其优越的表现，吸引了大批有
成就的中国留学生回流到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等地，这种趋势消除了以前留学生回归时在
心理上的许多障碍。此外，香港的经济快速起飞，多靠中国内地近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繁
荣。内地的进出口多经过香港，所以内地近年来在珠江三角洲特区的经济发展，使香港的
经济突飞猛进，水涨船高，香港变成在国际上非常突出而吸引人的大都会。从以前只供观
光购物的港口，变为成家立业的城市。这个机会也被科大抓住了，抓到了一颗闪耀多色光
彩的明珠。香港政府对高等教育及科研的投资，近年来大量增加。在80年代，18岁到22岁
适龄大学生的人数只有3%，目前已增加到18%(表2)。研究经费亦从十多年前的零，增加至
今年的四亿港元。就以建立科大的费用为例，这在当时可能是全世界高等教育的一次最大
投资。这个机会，科大又遇上了。抓住了时间，也抓住了金钱。
　　香港不仅为中西文化交流之地，更是中西文化混合之区。回港创业的侨胞，家眷来到
香港，不必费力，即能适应。而且在近百年来，从来未有像现在这么好的回国创业之良机
。回国人才来香港定居，较之定居内地或台湾都容易在文化上适应。因为内地和台湾都是
百分之百的东方世界，香港不是。香港是东方和西方各占一半。这个优点，也为科大带来
了前所未有的吸引人才的良好机会。这批人才中的一部分，都已走上成功的创业之路。科
大]抓住了不但是使人才回流的立业机会，更抓住了使人才回流的创业机会，不要忘了，立
业和创业的不一定是同一批人。在这两批人才之中，科大成了他们向往的中心。
　　以上这些重要的条件，都对创办一所世界级的大学有决定性的贡献。这些条件在历史
上很难重现，即使是可以重现，亦绝不可能同时出现。所以我觉得科大的创办，是名副其
实的“应运而生”，是名副其实的受益于天时、地利以及人和的天之骄子，别的大学很难
碰上这么好的机遇。
　　第三节 独具的特色
　　香港科技大学，不论是从建筑的外表上，还是师资的实质上看，都有很不平凡的特色
，我仅将显而易见的几项特色分述如下，以飨读者。
　　科大有一群优秀的师资：我们一开头就知道，要办一所一流的大学，一定要请到一批
一流的教授。这既然是一所由中国留学生创办的大学，所以在留学生中的一流人才，我们
都向他们招手，有的更是曾经三顾茅庐的。但即使如此爱才，亦没有能够把在留学生中的
一流人才都请回来。可是我们把留学生中在某一些领域中最有成就和最顶尖的人物请回来
了。举例来说：第一，在中国留学生中有史以来第一位在学成之后，被聘为美国大学校长
的吴家玮教授，就是科大的第一任校长。第二，在中国留学生中，有史以来第一位在学成
之后，被美国总统聘为科技顾问的是王佑曾教授，是我们科大的副校长。第三，在中国留
学生中，有史以来仅有两位在学成之后而被授予五个不同院士荣衔：第一位是冯元桢教授
，他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曾在1992年来科大访问过，1994年获香港科技大学荣
誉博士学位；第二位是张立纲教授，张教授是科大的理学院院长和学术副校长，1995年获
本校荣誉博士学位。第四，在中国留学生中，有史以来第一位在学成之后，获得农业 Wol
f 奖(1991)的是杨祥发教授，他是科大生物系教授。中国留学生获得Wolf奖的共有三人，
一位是陈省身教授(数学)，另一位是吴健雄教授(物理)，再就是杨祥发教授了。杨祥发教
授于1999年获本校荣誉博士学位。第五，在我的记忆中，美国加州大学到台湾去聘请的教
授只有一位，那就是Berkeley大学从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所请去的丁邦新教授
，丁教授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历史语言所所长，到Berkeley后，继赵元任后任讲座
教授，1996年任科大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至今。
　　科大是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所，亦是目前惟一的一所由留学生回来办的大学。从开创
到现在，由校长到教师，几乎一律都是留学生，我们在校的500多位同事中，有70%是从美
国回来的留学生，10%从加拿大回来，8%从英国回来，3%从澳大利亚回来。我们聘回来的留
学生都很专业化，每一个人都有博士学位，同时亦相当年轻化，平均年龄是40多岁。在目
前来讲，博士学位是进入大学任教的必备资格，但是由于学科不同和历史的原因，很多大
学的教师不可能百分之百地都有博士学位，科大是很少的一个例外。科大也是一所名副其
实的国际性大学，聘请的教学人员，若以居留地为准，来自26个国家；若以国籍计算，来
自29个国家；若以出生地为依据，来自35个国家；若以民族分类，来自30个民族。他们从
15个国家获得博士学位，其中以美国最多，占70%，在美国又以加州最多，在加州又以Ber
keley校区最多，其次是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真是集世界之大成。你走在校园里，看到教
授们，不论是他们的言行，还是他们的生活习惯，你都会觉得这是一个小型的联合国。是
的，你若有这种感觉，你没有错。科大的校园是一见难忘，这是一所在建筑设计上别出心
裁的校园。任何人参观一次后，一生再也忘不了。科大的校园不但依山傍海，山明水秀，
而且周围树木丛生，花草遍野，非常引人入胜。
　　科大是中国内地、香港、台湾科教人员大汇合的地方，科大的教员有1/3以上是生长在
香港的，1/4以上生长在内地，1/6以上生长在台湾。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一所高等学府，
能够吸引和聚集这么多在中国内地、香港、台湾生长而从海外学成归来的专业人才，共同
致力于高等教育和研究工作。在内地没有，在台湾没有，即使是在香港能有这种混合比例
的也不多。
　　科大在开创初期是一所在英国学制之下，完全采用美式运作的大学。科大的行政和教
学人员，有80%以上是从美、加礼聘回来的。所以，在行政组织、管理操作、教学方法、考
试制度，以及学生生活上，都采用美洲运作方式，这在香港还是很新鲜的。有好几次，当
我们在送走来科大参观的嘉宾时，他们都会异口同声地说：“这根本就是一所美国大学。
”还有许多美国来的交换学生也说“科大和一般的美国大学没有差别”。在中国内地、香
港、台湾有1000多所高等学府，内地有1300多所，台湾有130多所，香港也有8所，科大的
教员中有 3/4 为外籍学者，能与之比拟的大概没有。
　　由上述的例子可以看到，科大聘请到一大批优良的师资：到目前为止，在科大任过教
的有一位 Wolf Prize的得主；两位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四位美国国家工学院的院士；
两位加拿大的院士；六位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一位中国科学院的海外院士；还有一
位新当选的(2001)中国科学院院士。在中青年人中间亦有很多出类拔萃的佼佼者。譬如说
，目前请假前往Ohio大学就任讲座教授的李龙飞教授，是世界上发表论文最多的三位经济
学家之一；专攻中国思想史的张灏教授，是学界在这方面的三位权威之一。目前在休假而
被多伦多大学礼聘为讲座教授的段锦泉教授，是知名的财务学家；刚自澳大利亚回来的丁
学良教授，是论文被引用很广的政治社会学家；而郑树森教授是在人文方面编著非常丰富
的作家。还有林毅夫教授，在农业经济方面，不论在内地或国外都享有盛名。沈平教授和
同事们在高级新材料上的发现，及叶玉如教授和同事们在脑神经研究上的突破，都在《自
然》杂志上占着显眼的地位，也都在国际舞台上领先，令人生羡。负有盛名的数学家项武
义教授早就在《时代》杂志上留名。
　　在计算机科学上的专才沈运申教授和顾钧教授，多年来都是内地和香港政府争相聘用
的专家顾问，一位是香港创新科技的高级顾问，一位是“九七三”的首席科学家。还有一
大批的年轻学者，用巨大的后浪推着前浪，从他们波涛汹涌的形势上看，他们一定会青出
于蓝而胜于蓝，十年之后，都会是一个比一个强。这样优秀的师资阵容，在亚洲的新校园
里实在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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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科大的理念
　　第一节 创校的理念――着眼世界
　　不管你喜不喜欢，在美国，样样都有美国自身的标准，有时是独具的标准。而且这一
套标准，很多时候成了国际标准。全世界多数的人都
在追求、仿效。
　　科大的创建，要先有理念，理念是来自人。创建科大的第一批人，多半都是来自美国
的留学生，在美国生活工作了大半辈子的留学生。在美国久了，10年、20年、30年之后，
在文化上无法不认同，或不得不有某种程度的同化。当然，我在这里所说的同化只是有关
职业的那一部分而并不是全部。譬如说，这一批回来创建科大的留学生，多是所谓“学有
所成”的学者，都在美国各个大学从事各行各业的研究学者。对他们来说，高等学府的标
准，就是他们眼见耳闻的标准，他们日日工作的标准和天天所看到的标准，这也就是这里
所说的美国标准。除此之外，他们不熟悉也不去想接受其他的标准。
　　假使你从创校者的经历来看，他们多是来自美国和加拿大有名的大学，如Johns Hopk
ins, Brown Univers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Yale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So
uthern California, Chicago, Oxford, Washington, Stanford, Harvard, MIT, Calite
ch, UC Berkeley, UC Los Angeles, UC Davis, UC San Diego, Toronto, Michigan Uni
versity, Georgetech等等。很自然的，这些名校的水准，就成了他们了解、习惯、认可和
追求的水准。我当时任职于马里兰大学校总区，对于去香港创办科技大学的第一个反应就
是“办得不能比马大差”。这个心声，其实也是大部分科大教授的心声，无形中成了大家
创办科大的一个共识。
　　要在香港创建一所科技大学，第一就是要先为这所大学定位，也就是说，要为这所大
学定下标准。也许谁都没有仔细地在这标准上设想过，可是每个人都“回去办的大学，不
能办得不如我目前所在的大学”――自然而然的这就成了香港科技大学的标准，所以说第
一批要回去的留学生，在没有回去之前，就先为香港科技大学初步定了位，立了标准。因
此我说在创校者心目中的创校理念就是着眼世界，是不错的。那么美国大学的理念是什么
?我所说的着眼世界又是什么?
　　不可否认，美国大学的理念是当代大学理念的主流。正如金耀基教授在他近著《大学
之理念》一书中(Oxford 2000)所述：“美国先进大学，一方面继承德国大学重研究之传统
，一方面也继承英国大学重教学之传统。”他更进一步地说：“美国的研究院采德国模式
，大学部则多少受英国影响。”更切实一点来讲，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功能有三：教学、研
究和服务社会。从这一角度而言，美国的大学已走出德、英传统而自成一格。为什么在美
国的大学理念中能包容并善用德、英模式并创出新的格局?很简单，就是因为能够着眼世界
，取法乎上，并从善如流。
　　任何一所好的大学，一定要着眼世界，才能学无止境，学无国境，才能与世界知名的
大学相竞争，而达到在世界平台上与他们平起、平坐、平行、平立，只有着眼世界，才不
变成井底之蛙，才不会拘于区域。因此，我们当时和一批早年就已回港服务的香港学者不
断地在争论，办大学要不要局限于以服务香港为惟一宗旨，很明显，大家的口径大不一致
。我相信，到现在还有人持着上述区域性的看法，我也害怕，有一天这种缺乏国际观的学
者，会把这种看法变成做法。
　　不管在哪里，任何一所大学，一旦本地化，一旦区域化，一旦设了局限，一旦画了圈
圈，就跳不出去，就无法无止境地发展。大家都知道，惟有着眼世界，见贤思齐，才能学
无止境，才能有希望走向并成为一所世界级的大学。尤其是在科技猛进的信息世界，整个
世界的知识都在网上。从前是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这个说法到了今天已经完
全落实了。现在我们是“一旦上了网，便知天下事”，根本不要出门。办大学，必须要具
有着眼世界的心胸，更必须在建校之初就有着眼世界的心胸，否则若是起步有所差误，以
后就会步步艰难。
　　创办科大的这一批人，所带回来的“着眼世界”的国际观，希望在今后的岁月里，香
港的居民与香港的政府都不要改变它们，千万不要改变!
　　我在香港工作生活了十年之后，对香港的国际化、透明化、法治化、廉政化、专业化
等等优点，都非常佩服，但对香港政府关注教育的程度和趋势，日感不安。从英国殖民地
末期的大手笔(创办科大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到回归初期的小家子气，如找大学算账和削
减大学经费，节节都是在走向下坡。连英国人治港后期都知道发展高等教育的重要，为什
么中国人自己却不自知？如果国民没有高尚的素质，国家如何能有强盛的发展?办教育是为
下一代，及以后一代一代的投资，是最好的投资。可惜的是，办银行的人和管钱的人，都
悟不出这层道理。
　　香港教育的前途，香港高等教育的前途，香港培养和吸引人才的前途，也就是香港的
前途，全看在香港的人和当局能不能开阔胸怀，能不能着眼世界。不要老是自以为是，老
是觉得自己比邻居了不起，老是觉得自己有钱就拥有样样东西。你得明白，走自傲的路，
是上了失败和落伍的捷径，光靠有钱，是葬送子孙的成功与快乐之路。钱和权一样，用之
不当，对当代的社会，对后代的子孙，都没有好处。
　　办香港科技大学的大手笔，无疑是因为操在港英政府的手里。香港科技大学，能够十
年有成，无疑是因为从海外延揽了一大批具有着眼世界而不局限于港岛一角的人士。
　　我婆婆妈妈地说了一大堆，因我以局外人的眼光，看到了香港的优势与劣势。我以科
大为例，因为从科大的成长中，我也看到了香港的足与不足，能够好好地善用优势，能够
好好地知道不足，香港才有长远的前途。别忘了，以前香港的成功，有一大半是时代和机
遇。现在时代不同了，机遇转移了，将来要靠创新与科技，可是，如果是上上下下的人，
却都在自求多福，以求自保，以求无过，不去冒险，你又哪能去创新，创新是从错误中创
出来的呀！你不能不胆大，你不能不犯错，怕什么，香港的今天，已不再是“九七”前的
佣人；怕什么，香港的今天，已经是“港人治港”的主人。做主人要有另外一套，一套与
佣人不同的胸襟、做法与方针。做佣人只要听话就好，只要对主人好就好。做主人则必须
要有一套好主意，要有一个容人的胸襟。
　　50多年以前，上海比香港好了不知多少倍，在经过50多年后的今天，香港却比上海好
了不知多少倍。其中的是是非非，因因果果已经超出了我能说的范围。但是我可以看得出
来，再过十年，上海在很多方面会赶上香港，因为上海知道怎么去做主人。因为上海只有
一个由政府所画的大框框，不像是在香港，每位港人都在为香港画出没完没了的小框框，
小得无法容忍，多得无法逃避。
　　最后，我还是要说，创建科技大学的理念是要着眼世界，靠全世界的人才。同样地，
再创香港辉煌的蓝图也是要着眼世界，靠全世界会做主人的人才。美国就是一个活生生的
　　要着眼世界，才能赶上世界，才能超越世界，才能不会被抛弃于世界主流之外。做人
要如此，办学要如此，治港也要如此。
　　第二节 创校的基石――以人为本
　　创校的蓝图是人画出来的，要把这张蓝图变成雄伟的建筑，靠的还是人。这就是为什
么我说创校的基石，不论从哪里看起，也不论从哪里
说起，一定离不开人，要以人为本。很简单，哈佛大学之为哈佛大学，北京大学之为北京
大学，靠的不光是建筑与设备，不光是名字与历史，靠的是人，有人才能创造历史。就像
一个出名的球队一样，出名出在每位队员的球技上，不是出名在球队的名字上。北大有蔡
元培，南开有张伯苓，就是这个道理。一所大学，有了名校长，就能请到名教授，有了名
教授，就能吸引到好学生。任何一所大学，有了名校长，有了名教授，又有了好学生，不
管这所大学的名字叫什么，一定是一所名大学。有了人，名就自然有了。惟一不同的是，
在从前，是靠名校长去招聘名教授。在目前，却要靠名教授去吸引名校长了。不管如何，
都是在说明，人的重要、人才的难求与难得。
　　其实，在天地之间，不论你做什么事，都是以人为本，只要找对了人，就会做好也做
对了事。别的不说，就以球队为例，假使你要成立一个属于甲组的球队，你必须先找到一
些合于甲组的球员，因为甲组球队之所以称为甲组，不是因为名称与级别，而是因为球员
的球技与积分，高出于乙组。更重要的是，在甲组球队组成之初，第一位加盟的球员，一
定是合格而又具吸引力的甲组球员，否则即不会有第二位甲组球员跟进加入。假使所有加
入的球员都仅仅是乙组的资格，那么这个球队就不属于甲组而是名副其实的乙组，不管你
起个如何响亮的名字。
　　基于上述的推理，参加科大第一批创校人的资格，就给科大的组别或级别定了位，所
以第一批人就成了很重要的指标。他们是什么样的教授，科大就是什么样的大学，不会更
好，但可能会更差。在这一点上，我对创办科大初期招兵买马的两位主将吴家玮和钱致榕
教授，致以十二万分的敬意，是因为他们想对了方针，找对了人才，定对了标准，科大才
能十年有成，才值得我们今天大书特书。
　　说到找对了人，有一件对我印象深得难忘的故事。在我刚刚抵达美国不久，有一天在
电视上看到一个魔术师把一张报纸撕成碎片，然后又重新拼起来，有人问他的绝招是什么
，他说：“报纸的反面是一张人脸，只要你找对了人，一切就都对了！”说的是多么生动
，多么简单，道理是多么深奥，多么真实。找对了人，就一切都对了。
　　我在中外高等学府的象牙塔里，上上下下打滚了40多年，其中有一半的时间，是钻在
处理人事任命、升迁和解雇的胡同里。工作的时日越久，经验越多，认人越快，与此同时
，染上的职业病越深。以后看人，不管是老是幼，是男是女，是生是熟，甚至是敌是友，
都用那套审核的标准，凡不是在科研、教书和服务三方面合格的，突出的，都不行。值得
安慰的是，在科大担任七年学术副校长期间，任何一件人事任命的事，从来没有人向我直
接或间接地游说或施压过，包括我的校长吴家玮教授在内，一次都没有。
　　在我还未提笔写《我的科大十年》之前，这本书的框架已经在我的脑子里转来转去好
几年了，至少是在三年之前，我就已经在脑子里酝酿着要写这一本书了。每当想及，在我
脑海里翻腾的时候，第一个跳跃出来的概念，就是“以人为本”四个大字。今天“以人为
本”已经和“科教兴国”一样是家喻户晓的口号，连手机广告时都用这四个字，可是真正
能够做到的甚少。但是，在科大，假使有人问我，科大十年有成的锦囊妙计是什么，我会
毫不思索地说是“以人为本”。又假使有人问我，你在科大主持学术行政七年，最大的贡
献又是什么?
　　我也会冲口而出地说是“以人为本”。譬如说，我聘请了四位院长，他们的能力学识
都比我强，在能力上，他们都能做大学校长，在学识上，他们一半都是有名的院士。假如
以人为本”的理念能以此类推的话，副校长请的院长比他强，院长请的系主任比他强，而
系主任请的教授又比他强的话，这个大学就马上强盛起来了。我记得，我曾在一次院长例
会上讲过，“希望日后请的教授们比现有的还好”。话好说事难做，但这种精神与心态是
绝对正确的。
　　“以人为本”，是我在马里兰大学担任学术行政工作时的座右铭，尤其是当 Dr D Br
own 告诉我他办卡内基研究所成功的主因是“Recruit the best people and keep them
happy”（延聘一流人才，并使得他们快乐）的时候，我更是信之弥笃，行之弥坚。但光“
延聘一流人才”才成功了一半，另一半是要“并使得他们快乐”。我自从1986年在马里兰
大学着手创办“农业生物技术工程中心”，开始就朝着这个方向走，结果是成功的。我当
时精心延聘的那一批年轻人，经过十年的考验之后，证明他们都很优秀，现在都成了明星
级的教授。我当时为他们提供了大力的支持，经过十年的岁月之后，证明他们都很心领。
这一连串的经验，对我到科大任职，都起了非常积极的正面作用。也可以说，我在马里兰
大学专管人事方面的长久之训练和不同之经验，到了科大样样都有用。而且，我在香港科
大有关人事上的种种操作，在心态上，在严谨上，在标准上，在取舍上，从来就没觉得和
在马里兰大学的操作有什么不同。更重要的是，我从来就没觉得，更没有想到应该有实质
的不同，如果有的话应该是熟能生巧、精益求精。
　　在我代理学术副校长不久，我就根据分层负责的原则，把职责内的工作分配给我的两
位协理副校长。而且我不会放心不下的逢事必问，即是分给他俩分内的事，他们有全权代
　　当然最后责任在我，不管谁出了什么错，都由我负责。留下来自己处理的就是人事。
所有在人事方面的案件，从聘任到续约，从升级到解聘，我都会从头到尾地阅读，除了例
行的公文程式，是由专职人事的李唯芳小姐准备之外，每一个案的审查意见和上呈的评语
，都会自己执笔，轻重有分，上下有序而更力求公平务实。遇到模糊不清的个案，我会多
等两天，多想两下再处理。我一直是站在科大的立场行事，这不是说，我不曾使自己为别
人设身处地考虑过，可是在重要的关头上，都以科大为先。
　　第三节 创校的支柱――游戏规则
　　在科大创校的理念中，我们把蓝图绘好了，要照蓝图行事的还是人，所以要先去选人
、请人。这和游戏一样，要遵守选人与请人的规则。
我们从一开始便即时着手起草制定一套完整的选人请人的规则。
　　在这一游戏规则中，首先是要言明你所选的以及所请的人的资格是什么。在大学里一
般聘请的都不外是教员，在教授之中，一般有三个等级，即正教授、副教授和助理教授。
在这里要说明的是，在当时的香港，所采用的仍是英国制度，与上述美国制度有一定之差
异，不过科大采用的倾向于美国制度。这三个级别间的距离，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有的
人，一辈子升不上正教授，有的人轻而易举地成为正教授。一般铁饭碗是设在助理教授与
正教授之间的副教授一级上，但是升成了教授也并不就是一步登天。
　　在美国的大学里，一般有2/3以上的正教授和副教授，其余的是助理教授。在香港的大
学里，由于受英国制度的影响，每系的正教授少之又少。科大打破了这个传统，渐渐地向
美国的制度看齐。
　　我们依照国际惯例，予以明文规定。正教授的资格是，在你的学术领域有所创新，并
开出一条像样的道路，有人选择并跟进这一条路。副教授的资格是，在你的学术领域有公
认的贡献，并保持着水准以上的质与量，千万不能在同辈中落伍。而助理教授的资格则是
，在你初出茅庐之际，一定要表现得有活力，有潜力，让人觉得假以时日，你会有贡献也
有创新。这些在级别上的资格分类，说来有理，做来不易。
　　资格规定了，明文也成了，那么要用什么程序和手续去审核鉴定呢？在科研上，靠的
是同行评议；在教学上，靠的是同学评议；在服务上，靠的是同事评议。在大学里，当你
还没有升到正教授之前，所有正教授都在有意无意地评价你，尤其是在助理教授的那段期
间，你会觉得，人人都在对你评头论足。可是，我的经验告诉我，人，都是在压力下才会
发挥出最大的潜力。在中国，早就有了“严师出高徒”的说法了。
　　在同行评议时，他们看的是论文著作，是研究经费的多少与来源。看完之后，会以书
信的方式申述评审的意见。一般而言，在信中会比较当事人与同辈之间的优劣与排名，会
估量当事人科研成果的多少与影响的大小。当然，在每一项都要举例说出来是什么和为什
么。最后才提出自己的建议，应不应任用或升级。最难的一项是要说出来，假若当事人是
在推荐人的学校里，会不会合格任用或升级，这所学校如果是哈佛或麻省理工学院，那么
难度就是挺大的。在一般的个案中，至少要有五六封评议的信。为了避免瓜田李下之嫌，
合作的同事、伙伴和昔日的导师都不能包括在写推荐信的人群里。
　　我的经验告诉我，在评议信中，大家所挑的是鸡蛋里的骨头。更重要的是，十句佳评
的推荐力，顶不住一句坏话的杀伤力。过这一关，的确不易，我自己经过了这样的同行评
议至少有两次，谋职的推荐信还不包括在这里。一次比一次不易。不公平，不是不会发生
，在资格审核中，有些不公平会在谋求公平的过程里出现的。
　　譬如说，在审评研究成果上，有基础和应用两个方面，在基础研究上的成果，有如前
述，容易评议。但是在应用研究方面的成果，则标准不一。为了公平起见，最好另立标准
。倘若如此，审核和评议的标准，就会分为两套。为此，花了很多时间探讨，还成立了一
个专题小组。但到头来，还是找不到合情合理的共识。学校当局，在行政方面，系主任、
院长、副校长和校长，都体会到这一项不足，但又不能以行政干预学术上的评议。因为在
执行上，是无法把基础和应用一视同仁的。
　　在大学里的教授们，也有特别的一套，在他们年轻还没有升级以前所反对的那些政策
，轮到他们登殿把关的时候，他们守得比谁都死。真是青年一时也，中年一时也，老年又
　　至于在教学上的评分，多以学生在每门课目授完时的评分为主，这个制度的后遗症，
是使得许多教授会在作业和分数上讨好学生。补救之法，最好是能够佐以其他同事的意见
　　在服务方面比较单纯和直截了当，你努力不努力，热心不热心，取巧不取巧，都是有
目共睹的，曲解的成分不太大，水分也不会太多。
　　那么，现在是标准有了，程序有了，下一步是要看如何执行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马
上要在系里、在院里、在校里成立了不同级别、不同组成、不同职责的委员会。在系里这
一级有聘任、续约和升级等不同的委员会，有时也会合而为一。这些委员会都由三至五人
组成，成员们只能在同一职别或低于你的级别的案件上投票，助理教授无权在副教授聘任
和升级上投票，而副教授也不能在正教授的聘用上投票。投票采秘密方式，结果交由系主
任处理。转呈到院里，院里有一个审核委员会，由每系选一位委员参加，依据上述规章行
事。其结果是作为院长的参考。院长在根据系里、院里两个不同的委员会，以及系主任的
独立评审报告作成决定之后，再交到学术副校长办公室。继而转去校级的聘用和实任审核
委员会，委员们来自四个不同学院，每院两人，由八人组成，其审核的意见，名义上是供
我参考，实质上有决定性的力量。
　　科大能聘请到如此之多的优良师资，除了前述的许多机遇之外，最大的因素是我们有
一套完整而又执行得很好的人事制度。开始的聘任固然重要，但以后的留任更是重要。到
目前为止，很多的教员仍然是以合同制度礼聘的，未被续约的人，百分比很高，压力很大
，能够经过这两次筛选而过关的人，都是有相当成就和造诣的。有人常常问我，为什么科
大能够在海外聘到一流的教授或他们为什么到科大来?这个答案很简单，科大具有吸引和聚
集一流教授的环境与生态。好像组成一个球队一样，当你聘任的第一位队员是甲组队员的
话，其他来应聘的队员亦都有甲组水平。假若第一位队员是乙组队员的话，这个球队一定
是乙组球队。在这方面，好的开始，不仅是成功的一半，几乎是全部。因为科大的聘任制
度严谨，当你得到一个很难得到的职位时，你会觉得特别有价值，人人也都会对来之不易
的东西特别珍惜。
　　科大创校时决定的“以人为本”的基石固然重要，而更重要的则是我们制定了很周密
的“游戏规则”，并严格执行。香港政府的廉政公署和我们的姊妹院校都对我们的严守规
章，或是称赞，或是模拟。
※ 来源:?饮水思源 bbs.?[FROM: 202.120.44.62]
[][] 发信人: (Aal izz well.), 信区: HigherEDU
题: Re: 孔宪铎：我的科大十年
发信站: 饮水思源 (日23:45:33 星期四)
科大经验的总结
北京大学出版社
　　我在科大的经历，相当丰富，在台上台下，在局里局外，在核心和边缘的角色都扮演
过。我做过两个月的生物系代系主任，8个月的理学院院长，7年的学术副校长，3年的生物
系教授，3年的兼任教授，前前后后加起来有14年之久。我也经历过科大的诞生之痛、长成
之苦、有成之快和登峰之乐。我还花了多年的思索，经过一年的笔耕，完成《我的科大十
年》一书，并在2002年春天在香港出版。当年印刷两次，次年又增加一次。目前，在国内
教育界，尤其是北京和济南的高等院校中流传很广。北大目前的改革、武大提倡的改革都
在借鉴科大十年的经验。我在全国各地大专院校中，讲科大的经验不下十多次。
　　我将我在科大扮演各种角色的不同经历和我目前退休以后的各种经历总结成文，为《
我的科大十年》一书增添了第五章“科大经验的总结”。其中包括：科大经验的启示，科
大经验的特点，科大经验的应用。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出来，科大的经验之中有什么可以和
有什么不可以借鉴之处。
　　第一节 科大经验的启示
　　在我去香港科大接任理学院院长之前，当时已从多伦多大学回港，并就任生化系主任
的王子晖教授对我说：“把我们中国人的头脑放在一起，一定会做出一番伟大的事业。”
没有料到，那时（1990）他鼓励我加盟科大的一句话，十多年（2003年）之后，变成现实
。科大不但是十年有成，而且可谓是登峰造极，把数百位中国留学生的智能聚在一起，创
出了一番惊人的教育事业。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一些无价的启示。
　　科大经验的第一个启示是，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一群中国人在一起也可以是一条长
龙，不一定非是一条虫不可。换言之，一大群中国人在一起，可以团结奋进，不一定非是
一盘散沙不可。我不止一次地说过，香港科大是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而且至今仍然是惟
一一所全由中国留学生所创办的大学，不靠外援，也不靠教会，不靠个人，也不靠财团；
靠的是从五湖四海一批一批成群结队归来的几百位留学生，他们结队一起，不是单枪匹马
，而是同心协力，齐步共进，把世界主流的大学理念，一同带到一个校园里实现，把世界
主流的东西方文化，一起放到一个校园里融合，把世界主流的法制精神，携手引到一个校
园里发扬；把世界主流的华人学者，共同吸引到一个校园里工作；把世界主流的华人爱国
梦想，一齐聚在一个校园里实现；还把世界主流的文化科技差距，协力拉到一个校园里缩
　　中国人可以团结，能够团结。创建科大是靠众志成城，是靠团结产生的力量。
　　科大经验的第二个启示是，中国人有智能，也有能力创立并办好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
。科大十年有成，从1991年开学到2000年，不到十年，就已崭露头角。在当年香港最佳大
学排名的七项评选标准中，香港科大即占有“最佳师资”“最佳研究表现”等四项“最佳
”。也是在2000年，科大的纳米研究成果，被内地科学院院士们评为该年世界十大科技成
就之一。自2001年起，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的全球工商管理学院MBA课程，香港科大连续
三年排进全球50强，亚洲第一。尤有进者，在2003年，《金融时报》更把香港科大的Exec
utive MBA列入世界十强之内，名列第九。同年，在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排名榜200
3”上，从两岸一千五六百所中国大学中，香港科大排名第三（266/500），排在科大前面
的只有台湾大学（190）和北京的清华大学（248），而北京大学（287）、香港大学（296
）、南京大学（341）和复旦大学（345）都瞠乎其后。
　　中国人自己也能办成世界一流大学。
　　科大经验的第三个启示是，要办成一所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具备“三昧”，那就是“
着眼世界”“游戏规则”和“以人为本”。一个人能够对人对事从国际观出发，就不会溺
于井蛙之见。这群来自五湖四海的学人，也都是走遍天涯海角的世界公民，具有在世界大
堂生存的世界目光与体验。说到“游戏规则”，他们自从步入五湖四海、五花八门的世界
舞台之后，玩的都是形形色色的游戏，靠的都是有板有眼的规则。有游戏，就有规则，没
有人有半丝异议。至于“以人为本”，更是他们耳熟能详、毫不生疏的立业基本原则，是
在学术和科研界的成功生存之道。正如每个甲组球队的队员，都具备甲等球艺和本事一样
　　世界一流的大学，是因为有世界一流的人才。只要是人才一流，他才不管你是男人、
女人、黑人、白人、东方人或西方人。我常常听到有人怀疑在中国能不能办成世界一流大
学，那要观乎在中国能不能吸引并留住世界一流人才，能不能，会不会“Recruit the be
st people and keep them happy”。
　　科大经验的第四个启示是，她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十年间登峰造极，是当初科大找到了
一批一批有登峰造极雄心的人。
　　世界上，登山越岭的人，都有登山越领的志趣与野心。假使你从来都不爬山，更没有
想到爬山，你怎么会有登峰的那一天呢？因发现DNA分子结构而获得1962年医学诺贝尔奖的
Watson很早就说过，在没有拿到诺贝尔奖之前，他时时刻刻，日以继夜，千方百计地想去
获得诺贝尔奖。这和与他同时获得诺贝尔奖的F Crick所说的一样，他说：“是的，我们是
歪打正着地碰到金矿。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一开始就一直在找金矿。”
　　你要日以继夜想想登峰，才会有登峰到来的一天。正如你要立志去找金矿，才能找到
金矿一样。
　　科大能有今天的登峰造极，是因为科大创校的第一批先驱们，一开始的目标，就是要
登峰造极，就朝着登峰造极的方面进军。
　　科大要去挖金矿，才会挖到金矿。
　　科大经验的第五个启示是，科大创校的精神是取法乎上，凡是具有进取性的和改革性
的措施，都会独排众议，勇往直前地引进采纳。大家所公认的事实是，科大为香港的高校
带来了竞争精神，不再因循昔日的平分、平均、平头主义。香港高校的睡狮终于醒来了。
　　其实，社会上的进步和生物的进化一样，也应该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良性的
竞争是进步的最大动力。自从香港科大创建之后，香港各个高校在吸引人才方面，在申请
研究项目方面，在遴选校长方面，无一不是面向世界，吸引世界级的教授人才，沿用世界
级审核标准，聘任世界级的学者为校长，科大的朱经武、港大的徐立之、中大的刘遵义，
无一不是世界重量级的人物。
　　科大、港大、中大近年来都能排入亚洲十强，科大的竞争精神，带动了大家。
　　科大经验的第六个启示是，树人不必百年。香港科大的十年有成是个好的例子，也许
是个奇迹，但不是梦幻。一所好的大学，要有从日积月累而奠定的基石，但不一定要历经
百年以上才达成。美国的加大圣地亚哥分校和英国的Warwick大学都是很好的例子，都在创
校30年左右就成名了。
　　科大为什么能够吸引并凝聚来自五湖四海的学人，因为科大有一个团结的团队。这个
团队为什么能够团结，因为“志同道合”是这个团队中每个成员所围绕相连的中心，大家
又都是生在同一个时代，有同样的时代背景，大家也都是长在同一个文化圈内，有同样的
文化认同，走的又多是学术科研之路，也多少有点可以告慰的成绩。物以类聚，人以心合
。可是不论是在五湖四海的哪一个角落，没有一个不是心向故土、情系祖国。时机一到，
大家自然而然地结合在一起，自动自发地奔向同一目的地。
　　大家想做的都是自己要做的事，要在中国境内创办一所使自己骄傲而又能纳入世界主
流的大学。
　　现在，你可以怀疑中国的环境条件，能否办世界一流的大学，不要再怀疑中国有没有
人才去办一流大学。田长霖和吴家玮校长都是很成功的例子。
　　科大十年有成，挤进世界十强，或中国三强，证明了中国人能够自己办成世界一流大
　　最近一期的《名牌》杂志(2004年5月份，总第10期/五月号）对十年科大何以超越百年
北大，有客观而详尽的探讨。科大的十年有成是该期的封面专题，题目很醒眼，也很有寓
意。是“五月花”号回航，其副题为“仅十余年时间，一群从美国到香港的华人留学生，
是如何缔造出一所比北大好的大学”。该书值得一读。
　　第二节 科大经验的特点
　　科大的经验是否可以用之于任何地方、任何时间，而能得到同样的效果，再建一所科
大?答案是“否”。即使是在香港，再投入一样价值的资金，
也不可能再有第二个科大，因为时机不再，人事全非。再建科大的资金可能还有，但是，
再建科大的那一批人、那一个团队、那一个时机没有了。没有人，没有环境，光有钱，建
不成一所好大学。这是科大经验最大的特点，也是应用科大经验最大的局限。
　　在科大经验中，最突出的特点是：
　　创建科大的自由度大：政治干预，几近于零。香港政府拨款之后，没有连带任何条件
、任何要求、任何框架、任何压力。科大在创建时期的自由度，在两岸是空前的。这一点
在内地和台湾都做不到。也就是说，在内地和台湾要引用科大经验时，这一点要考虑到。
创建科大的前瞻性大：历史包袱，一无所有。科大是从零开始，从头建起，人员是新的，
建制是新的，规章是新的，大家一同起步，大家一视同仁，没有新旧，没有差别，这是在
任何稍有历史的学校没有的。在科大有些规章，包括聘任、升等、离职等可以一刀切，但
是在有百年历史的北大老店就不行。
　　创建科大的模式超脱：美式主导，教授治校，你有什么水平和经验的人员，就会办出
一所什么水平的学府。正如你有多大的主梁，就会盖成多高的大楼一样。因此，我们把科
技大学办成一所在英国殖民地上的一所美国大学。说得更切实一点，我们在亚洲办了一所
美洲规格的大学。
　　这一批具有相当水平的美国大学教授们，把一所具有同样水平的美国公立大学，原封
不动地搬到亚洲。能够做到这一点，已经是非同小可。
　　于是，在亚洲有了一所属于美国中上等水平的公立大学。
　　创建科大的法规自拟：量身订制，适时适人。科大的创立，一切从头由自己做起。最
先要起草完成的是指导各项工作的法规，科大借鉴的是美国东西两岸两所公立大学：加州
大学和马里兰大学的法规，加上在香港创立科大的背景、环境、文化和经济条件。于是乎
，一套一套量身订制的法规出笼了，适于科大的宗旨，合于科大操作，又在世界主流大学
范畴之内。这套法规的特质是，立足于世界主流大学，适用于亚洲新创大学，既合传统又
合潮流。创建科大的团队精练：老马识途，把握方向。创建一所大学，要有精通世界主流
大学的团队，在草创科大的团队中，在行政上，有在美国大学担任过校长的、担任过院长
的、担任过系主任的。在学术上，有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有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
士，有美国、英国、加拿大的名教授，以及名校的博士后。他们都是在校园中各阶层的“
识途老马”，虽是换了环境，但不会在校园中迷失方向。
　　在科大，也有论资排辈，但这种资格，这种辈分，都是在世界主流大学中早已排定的
，到了科大并未膨胀，所以无人不服，也无人不平。
　　创建科大的精神贯通：立法透明，执法严明。创建科大的先驱们，是因为志同道合才
聚在一起。所以，他们努力的目标一致，他们努力的精神一致。一致公开透明地制定法规
；一致公平严明地执行法规。大家多是知法守法，鲜有知法犯法的。因此，在扮演不同的
游戏中，都很注重遵守不同的游戏规则。
　　创建科大的经费充足：巧妇大米，柴油俱备。香港科大创立在香港经济的全盛时期，
加上赛马会的鼎力支持，经费充足，无柴米油盐之虑，而且待遇不菲。从1988年至1998年
十年之间，香港政府公务员的薪俸增加了两倍半之多。不像目前一直徘徊在减少经费、降
低薪水的挣扎中。
　　创建科大的声势澎湃：万紫千红，压倒群芳。科大创建初期，声势浩大，吸引力强。
在吸引人才上，主动出手，一改昔日香港姜太公钓鱼的方式，科大高层遍访专才，三顾茅
庐。故而，香港科大能够在欧美招聘到当时其他院校招聘不到的人才，因为从前没有这种
求才谋才的谋略和做法。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没有人不喜欢自己是被人家在争取的人才，也没有人不喜欢能
和世界知名的学者在一起工作。用世界名人，去世界各地觅才，为科大带来别人没有想到
　　以上八项特点多是由人为的干劲而形成的。既是人为的，其可仿性就很高。但又是人
为的干劲，所以难度也大。至于在政策和财政上的特点，则是远远超过内地高校权力和能
力的范围。
　　这些都可以作为在考虑科大经验可行性时的参政。
　　第三节 科大经验的运用
　　我把《我的科大十年》的草稿，拿给科大理学院院长和山东建工学院书记看。院长说
：“读者是谁？”他不相信在社会上能有读者。书记说：“从
事高等教育的人，应该人手一册。”
　　等到书出版之后，我分赠许多在高校工作的朋友，也在济南多所高校讲过。一般反应
是：在国内高校的改革潮流中，科大的经验，确有借鉴的价值。
　　一般来讲，收到书的人，大都置诸高阁，我向教育部的32所重点院校的校长都分赠了
一本我签名的《我的科大十年》，只有兰州大学和北师大的校长收到看过之后，来了谢函
，除了表述受益之外，并希望能去演讲。经验也告诉我，凡是读过的人，都感受很深，因
为大家都被“Recruit the best people and keep them happy”的几个案例所感动。
　　最好的例子是洪传岳医师，他曾任台湾阳明大学副校长，也曾在深圳科兴主政一段时
期。我送他一本《我的科大十年》。他就往行李袋一放，有个周末去广州度假，可是大雨
不停，他只有在旅馆看我那本书，看完之后感受很深，马上买了30本，寄回他任职董事会
的台北医科大学。
　　与其说是感动，还不如说是启发，因为很多在高校主政的人，从来就没有想到“Recr
uit the best people and keep them happy”这一招。
　　科大的名社会学家丁学良教授，多年来在中国推动和传播“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的
概念上，不遗余力。我的书出版之后，他更是购买上百本，赠予有关方面的重要人物，像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武汉大学副校长黄进、广州《南方周末》编辑刘小磊和
广州《名牌》杂志记者黄惊涛等。
　　推动北大改革的张维迎对我说：“你的科大十年，我看了三遍。”我真的受宠若惊。
“我把其中第二章‘创建科大的理念’中的三节着‘眼世界’‘以人为本’和‘游戏规则
’都复印出来，发给有关人士看。”他接着说。
　　科大十年的经验是否可以用为内地大学改革的借鉴?可以，但不能用为蓝图，也不能用
为一刀切的榜样。为此，我曾和马里兰大学一位年轻有为的化学系主任Dr Philip DeShon
g探讨过几次。在我下列的建议中，就有他的点子。再者，就是我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中
国政法大学、北师大，以及山东的济南经济学院、教育学院、建工学院、泰安学院、山东
大学等高校讲述“科大创校十年”时，大家所提出来的问题，几经考虑之后，也纳入下列
建议之中。我在日在中国政法大学讲完“科大创校十年”后，有位院长问我：
“你如果是我们的校长，你会不会实行改革，假使你是我们徐（显明）校长的顾问，你会
建议他做什么？”我说：“假若我是校长，我会改革，采用新的游戏规则。假若我是徐校
长的顾问，我会对他说，现在就去做你一直想为学校做却又一直不敢做的事情。”
　　至于什么是一般年轻有为的校长一直想为学校做而又一直不敢做的事情呢？就是建立
新的游戏规则和新的裁判制度，在公平竞争的大潮流中力争上游。这些我都在第二章里有
详细的叙述，在此不赘。不过，我还是要再三地提醒大家，别忘了要去“Recruit the be
st people and keep them happy”。要做到这一点，比说难得多。要做到这一点，要用“
心”去做，靠别的不行。
　　科大十年有成，不但是因为游戏规则详尽、适时、透明，而且是裁判制度严谨、公平
、公正。这些都条理分明地写在《教员手册》(Faculty Handbook)中。这个手册本来是一
小册子，现在已扩展成为有300多页的章典。其内容齐全，从大学的组织、教务政策和执行
程序、教务服务、学生服务、研究开发、成人与职业教育，到休假、财务与采购、其他相
关政策、对外公关、校园管理和紧急事项，洋洋大观，大事小节，样样俱全。其中最主要
也是所占篇幅最多的就是“教务政策和执行程序”一项，几乎占手册的一半。
　　其中又分聘任、审核、晋升、实任和规章五节，值得细读沿用。在这些规章中的重中
之重，当然是审核（Academic Review）。这是游戏规则的基石，基石的根本是“同行评议
”，而同行评议做得彻不彻底，要靠对同行的定义和选定。这一步做不好，很可能前功尽
弃。所选的同行，不但是要在你这行业中有功力、有声望、有信誉、公正而敢言，更重要
的是无私。评议你的同行，和你在公私两面无缘，甚至连瓜田李下之嫌都要注意避免。这
一切做好之后，就靠最后的把关，执法严明了。
　　在审核委员会中，不能有一位乡愿。一有乡愿，就会产生不平，不平则鸣，这会使这
个审核委员会的信誉扫地。依我过去的经验，系级委员会执法较松，因为系里的同事，天
天见面，铁面难做。院级委员会，比较超脱，执法公正。真正执法如山的是校级委员会。
所以，我常常称赞他们为守门大将。这就是为什么要在同行评议的实施中规定得那么严格
。评议者与受评者不能有丝毫私人往来和情谊。为了避免情面问题，校际性、国际性的委
员会成为上策。科大创校期间的校董会是国际性的，有多位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日本
的大学校长参与。除了校董会之外，还有一个强大的校长顾问委员会。吴家玮校长当时的
顾问委员会中，就有美国的李远哲、田长霖，台湾的李国鼎、张忠谋和香港的李鹏飞等，
他们都是学界精英、社会贤达和名流。我还记得，有一次校长顾问委员会开会时，张忠谋
先生非常忧虑，认为在香港办一所世界级大学的条件和时机都未成熟，觉得香港科大的前
　　直到今天，科大的每个学院还保留着创校时的传统，有一实力很强的顾问委员会，不
过，系级的国际顾问委员会已经多不存在了。
　　科大创校初期的校际和国际委员会之设置，在内地高校改革中，可以借鉴，并善为利
用。以上所说的规章制度，在内地可以采用，但是在执行上，则必须考虑到内地及各校的
特殊环境。诸如我在“科大经验特点”中所提出来的多项际遇，都如时光一样，一去不返
。这些都不该计算在改革程式中。
　　科大经验中的游戏规则，经过“因地制宜”的轻微修改之后，在国内高校中都能适用
，但不能改得太多，否则都是水分，没有实质。但是在实施时要照顾现状，不能置大家的
福祉于不顾。假如我是中国某一大学的校长，又假设这所大学已有70年的历史，现在教员
1500人，年龄35～60岁，满60岁者退休。我也下定决心采用科大成功的模式和游戏规则改
革。首先，我拟定改革所采用的游戏规则草案，并特别言明，这项规则在通过之后，仅仅
适用于依这项规则而聘请来的助理教授（年龄30上下）。譬如说，所有新聘的助理教授，
都要经过两个三年合同，一共六年的试用期。当然，其中的聘任、续约以及实任都照章办
理。我想这一点因为与目前在职人员切身利益无关，而又有利于提升校誉，反对之声不会
大得不能过关。
　　至于目前在职人员，都未经过新的规则和试用阶段，应该如何考核，我建议实行年龄
分段考核。
　　从35岁到40岁的助理教授，从实施新的游戏规则之日开始，不论在职的年
限多少，一律重新给予六年的考核期，不称试用期。凡是考核不及格者，可获三年重新申
请考核的机会，到此为止，下不为例。
　　在这个年龄阶段的人，如果是在30岁受聘，等于享受了14至19年的机会准备成功晋级
，不算苛求。
　　由41到50岁的年龄阶段，多已升至副教授或教授。在副教授这一层次，5年考核一次，
以两次为限，凡在5年左右退休者免去考核。教授级的学者，我建议不受新规则的约束，另
　　由51至55岁者，副教授5年考核一次，不愿接受考核者，可在5年后提前退休。教授级
同前，另案办理。
　　另案办理是什么，是另外成立一个同行和行政主管们所组成的评议，而非考核委会员
，不凭文件，只凭经验，凡是研究有成果的，可以减少授课时间，而在研究上疏远的，则
可以高幅度地增加授课时间，让研究有成的同事有更多时间做研究。
　　这样的分门别类，看来太复杂，但也是在改革潮流中的权宜之计，而且在十年之后，
不但学校会大大变样，教授水平也会大大提高。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提议，内容可以酌情修改，规章制度没有不随时随地而增减更换
的，这才合乎与时俱进的原则。科大的《教员手册》已经在着手更改了。很简单，创校和
治校的本质有异，所执行的措施不同，所应用的法规也就不同了。
　　学问是日新月异，法规也是。我以上所提的年龄阶段和审核年限、次数，都有可以伸
缩的弹性，目的是去除大锅饭制度，引进竞争压力。人潜在的才能是在压力下发挥出来的
　　橘子不加压力，不会变成橘子汁。
　　没有严师，也不会有高徒。
　　科大能吸引到从全国出去的留学生回来，内地高校也可以努力去吸引全校的留学生回
来。待遇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还是你们能不能有心胸“容才”，那就是要做到
“Recruit the best people and keep them happy”。
※ 来源:?饮水思源 bbs.?[FROM: 202.120.44.62]
[][] 发信人: (Aal izz well.), 信区: HigherEDU
题: 光明日报：我从香港科大来
发信站: 饮水思源 (日10:26:46 星期五)
我从香港科大来
　　这个春天，赵致真先生应香港科技大学之邀做访问学者。日前他从那里寄了一片春光
给我，让我也领略到科大的满园花色。欣喜与备受鼓舞之际，想到这么重要的信息资源，
应该与本报的读者共享，故在征得赵先生同意之后，公开发表这封来信。―韩小蕙
我从香港科大来
　　―赵致真
　　小蕙：你好！久慕香港科大盛名，最近谬鹰“艺术家”头衔驻校访问。这里的校园背
山面海，藏风得水，有萧然尘外之感。而一个多月间和师生们的朝夕浸染，更是令人体悟
良多。你曾嘱我“好音时惠”，愿将零碎的耳闻目见，身
感心触与你分享。
　　没有芳泽绵长的历史，没有积淀丰厚的传统，然而，香港科技大学却以喷薄的活力和
凌厉的蜕气，在建校10年间一举“窜升”为世界名校。这不仅是中国高教界绝无仅有的孤
例，也是世界大学发展史上罕见有其匹的创局。
　　当科大实验室里的最新成果接踵鸣世，所研制的当今最小的纳米碳管被485名中科院士
和工程院士选为2000年全球10大科技突破之一，低频噪声全反射材料被美国科学界列进20
00年10大物理及天文新发明；当科大工商管理学院作为亚洲唯一入选者被权威的《金融时
报》排进世界前10名，并认定其学生的国际经验全球第一，而美国评价机构又宣布这里的
会计学研究世界第一；当科大学者的论文在国际顶尖级的学术刊物上频频入选，数量连续
居亚洲之冠，一些领域的论文与哈佛、斯坦福等名校同登世界前5名；当科大的风洞实验室
、岩土离心机、微电子实验所等大批先进设备独步亚洲、领先世界，并让国内外同行遍蒙
蕙；当科大学生毕业后，被许多跨国公司青睐有加、争抢一空┄┄人们不能不对这所年轻
的大学乱目相看了。香港科大在世界高校之林中后来居上的地位，是靠不争的实力和过硬
的成果赢得的。
　　“得尽天时，占尽地利，享尽人和”；“没有老本，没有包袱，没有束缚”。不少论
者都试图诠释“科大现象”和奥秘。而“以人为本。因人成事，事在人为”，则更被科大
创校者视为诸多成功因素的核心与主线。
　　这是一座由百分之百“海归派”博士留学生开办的英语授课大学。首任校长、理论物
理学家吴家纬便是第一个入主美国重点大学――前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的华人。现任校长
朱经武则是世界超导物理的开拓者、当年和诺贝哈尔奖擦身而过的美国休斯敦超导研究中
心主任。至于副校长和各院、系主任，也全是英名灌耳、魁群冠伦的大师级人物；华人中
的首位美国科学院、工程院、中国科学院、台湾中央研究院和香港科学院“五料院士”头
衔的张立纲；第一位获美国农业沃哈尔福奖的美国科学院院士丁邦新┄┄他们的联翩而来
，印证了一流之善吸引一流之善的“雪球效应”。科大全校400多位教员，几乎八成以上出
自美国顶级名校，他们青春浩气，白首状心，怀瑛握玉，饱学深思，形成了科大人才的群
体优势和共生关系。这些卓然成家的领军人物们，又用各自多年的显赫声望、丰富经验和
旺盛人脉，使科大一起步便“高唱入云”，取得了世界同行公认的学术地位，并由此补救
了建校历史的短暂和文化积累的不足。
　　为了网罗世界级的人才，科大发生了太多动人的故事：校长亲自万里翱翔，6天飞到9
处礼聘高贤；副校长“三顾茅庐”，促膝掬诚，务求请来的教授个个胜过自己。学校上下
皆知的座右铭：“延聘第一流的人才并使他们愉快”。（RECRUIT THE BEST PEOPLE AND
MAKETHEM HAPPY。）这和剑桥大学桑格斯所说的“把最好的人才请来，随他们做什么事情
”有异曲同工之妙。人选对了，一切就都对了。所有成果都是正确选人的“副产品”。
　　当然，科大创校正值香港回归大局已定。对香港回归前充满信心并看准了这个报效祖
国、一展所学的难得机遇，则是大批海内外华人学者成群结队、相率来归的时代背景和历
　　创建一所“世界级研究型大学”，这是科大10年间经终清晰无误、宗奉不渝的办学理
念。“世界级”处处用世界眼光、世界标准自我定位，志在与世界名样平起平坐，绝不以
“本地化”，“区域化”级作茧自缚。“研究型”则意味着讲授知识以外，还要让自己的
实践证明，研究是提高教学的基础，也是服务社会的源泉。陈介中教授作为中国863计划项
目的首席科学家，主持了珠江口岸的南海水域环境监测系统；顾钧教授作为中国973计划项
目的首席科学家，领导了计算理论及基础算法研究；区子廉博士开发的视频压缩技术被选
定为国际多媒体应用标准；海岸与大气研究中心为香港机场提供的风切变预警系统、理学
院发明的芯片检测中药成分技术、人文学院首创的华南历史资料┄┄都是将“研究、教学
和应用”一炉共冶的成功范例。毫无疑问，科大是香港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型 大学
”。它自成高格，独领风骚，为香港带来了世界主流的大学理念，也提高了香港高等教育
整体的研究实力、竞争意识和学术地位。
　　如果说好的规章制度是一种良性秩序，让其中的人们能够最方便、高效地工作，那么
，科大的成功便得益于一整套健全的“治校宪章”。这里的创校先锋既然都曾在世界名校
备受陶熔并对那里有效的管理烂熟于心，科大“游戏规则”的建立就顺理成章、更臻完善
了。特别是遴选、甄拔人才的严格程序，更是实行得一丝不苟。“教授有权威，副教授有
成就，助理教授有潜力”，每项职务的资格都必须公之于众；同行评议、同学评议、同事
评议成为常规；申请书、推荐信、面试更无人例外。各系、院和学校一级，都没有资深专
家组成的委员会，对聘任、续约、晋升实行匿名投票。用行政权力干涉学术评议或领导随
意安插私人的事，在科大是绝无操作的，没有哪个“南郭先生”可以靠裙带提携而“过五
关、斩六将”，坐到不胜任的交椅上去尸位素餐。而不主张优秀学生留校则为了避免“近
亲繁殖”。尽管每次任满的教授有20%被淘汰，但在公平竞争的机制下无人不服。科大“有
典有则”的人事制度、行政总务人员的服务意识，还彻底摒除了产生内耗的“粘稠型人际
关系”和“酱缸文化”，也在香港高校中开了“打破铁饭碗”的风气之先。
　　一所好大学对于一个城市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当香港这座国际性商业都会正在摘掉
“文化沙漠”帽子时，科大的崛起，无疑从整体上提高了香港的文化品相，成为四海瞩目
的香港城市之光。在时变局新、充满挑战的今天，香港最根本的短缺仍然是知识的短缺，
香港面临的一切问题归根结底还要靠知识解决。而大学作为科学家的“大本营”和“人才
库”，又将成为香港向知识型社会转化的重要支点和有力杠杆。香港怎能不对地位非凡的
科大寄予更多的厚望！
　　中国内地大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响亮地喊出了“与国际接轨”，“建成世界一流大
学”，而教育改革不能先在试管烧杯里进行后再来推广。现在很好，我们自己家门口正有
一所按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规则和主流理念建立起来的香港科大，并且已经办了10年。它
并没有在中国这块特殊的地缘和文化结合部“越淮为枳”，而是挂满了累累硕果。科大该
有多么丰富的实践值得我们研究、取舍、借鉴和总结！难怪孔宪铎副校长的新作《我的科
大十年》一问世便不胫而走，让内地不少校长们都掩卷感慨说“新一时耳目，开多年茅塞
　　看到香港科大和北京大学、深圳市政府共同兴办的深港产学研基地和医学中心蓬勃发
展，看到内地报考香港科大的学生逐年激增，的确是让人欣慰和鼓舞的。这里也暗示了香
港科大下一个10年发展的端倪。不管从什么意义上说，香港科大都是属于整个中国的。作
为一块“天造地设”的“试验田”，值得我们共同呵护和加倍珍惜！
　　我在这里的主要目标还是写写科普电视片。没有大作，偶有小作。另外想给学生开几
个讲座，也算“爝火助日，掬水益河”吧。你要能来就好了，一定会发现更多的新的“美
点”。顺颂
　　春祺！
　　赵致真
　　日于香港科大
　　注：1.原文刊登在日《光明日报?文化周刊》；
　　2.赵致真先生现为武汉电视台台长、国内外知名的科普作家；
　　3.韩小蕙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光明日报?文荟》主编。
※ 来源:?饮水思源 bbs.?[FROM: 202.120.4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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