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里征途：农民工就业调查_00_废弃栏目_中国寿光网
冬天里征途：农民工就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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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里征途：农民工就业调查
<font face="楷体_GB年02月19日10:49 　 南方新闻网年年年关，只是这个年关不一样，中国第一次遭遇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周期。由于工厂倒闭或放假，他们中有很多人提前回了家，这让习惯了人口输出的中西部感到了不安，毕竟，人多了又没活干，还都是血气方刚的年龄。西部有一位地方官甚至放言，如果那些享受了人口红利的沿海发达地区不和中西部一起解决返乡农民工的就业等问题，那将是中国未来30年最大的制度不公。紧张气氛可见一斑。工作机会是减少了，但令人意外的是，劳动强度大的纺织行业却还在经历着"民工荒"，有的甚至比往年更甚。即使逆市加薪，也很难吸引80后和90后的农民工。除了薪水之外，新一代的农民工同样看重娱乐时间、城市生活以及工作的尊严。令人欣慰的是，在危机之中，我们也看到了种种转型的努力：务工多年的农民工转型为企业主，地方政府从埋头发展经济转型为更加重视社会管理的短板，产业结构正在进行从沿海到内陆的梯度转移，像东莞这样的全球车间正在酝酿着向现代化城市转身。-- 南方周末找工作难，找工人也难记者在采访中观察到，昆山、常熟等地的工作岗位其实不缺，缺的是“好工作”。工作时间过长的纺织业，即使逆市加薪，也很难吸引80后和90后的务工者。除了薪水之外，新一代的农民工还看重娱乐时间、城市生活以及工作的尊严来了又走年后来昆山寻工未果返乡者，多为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他们往往在城市并无可安居之处。找到工作之前可以撑多久，取决于出来时钱包的鼓瘪。2月8日下午，22岁的董春富又请了半天假，送表姐、表妹去昆山火车站回山东菏泽老家。过去的一周，在一家电子厂工作的董春富一直请假，陪着表姐、表妹找工作。好在厂里也没什么活，请假倒也容易。“工作是找到了，她们不乐意干。”累得一塌糊涂，却无功而返，董春富不免有些失落和抱怨。“你找的那也叫工作？”19岁的表妹小声抗议。董春富有点不好意思：“工资是低一些，不过……好歹是有份工作。”董春富给表妹找到的这份工作，每天加班的话，大致和去年好年景的时候不加班的工资差不多。表姐则是董春富和表妹共同嘲笑的对象：她本来在上海有一份工作，却在下半年辞职回家。“都金融危机了还辞职。”表姐则不好意思地以手掩面：“别说了。”“就权当是来昆山旅游吧。”姐妹俩自我安慰。不过，除了工厂门口和职业介绍所，姐妹俩哪也没去。“听说周庄的门票要80块吧？”几米之外，率领着七个姑娘小伙的“娃娃司令”王丽娟格外引人注目。王年纪不大，辈分却很高。七个“娃娃”都是王的表侄女、外甥、侄孙女一类的亲戚，最小的才15岁，初中还没有毕业。王的河南永城老乡在昆山开了一个工厂，缺人手，于是让王带着娃娃们浩浩荡荡地过来了。来了一看，“跟铁打交道，都是男人干的活，一个月还只七百多元。看了看，周围别的厂工资更低，还不如回家抗旱呢”。一周前，才从河南濮阳赶来昆山工作的张琴和同乡现在不得不回家了。之前给一个同乡700元的中介费后，她得到了昆山的一个工作机会。但是只干了一天，张琴和同乡就打了退堂鼓。“干活累、工资低不说，车间里有个饮水机，我们渴了去喝水，结果上面写着‘一杯水一元’。你还不如直接写‘就不让你们喝水’呢！”张琴抱怨。700元中介费也未被退回。她们得到的解释是，“钱都交给劳动局了，没法退。”涉世未深的张琴所不知道的是，昆山市劳动局绝无可能收取她的所谓招工考试费。此外，当地即便是“黑中介”，亦允许有一天试工，不满意可全额退回中介费。据南方周末记者在昆山、常熟两地的观察，春节后因招工未果而返乡者，并非孤例，但亦尚未成潮。在两地多个乡镇的职业中介所，记者注意到众多求职者骑车而来。相比珠三角，长三角的农民工更喜欢出来租房住，然后慢慢将亲人接来。对于他们来说，这里不仅仅是一个工作的场所，亦是生活的地方。寻工未果返乡者，多为出来未久、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他们往往在城市并无可安居之处，在找到工作之前可以撑多久，取决于出来时钱包的鼓瘪。2月12日，记者在常熟市东南开发区小康村见到郭夕平时，他正在“扫街”：街边有中介所，郭就去登记个名字，“有枣没枣打一竿子”。看到新世电子在招人，郭问中介老板：“从那出来的还能进去吗？”郭本来在那有一份工作，去年12月，企业不景气，工资不高，看到周围的人一个个离去，郭也觉做得无味，便也辞职。今年再想进去，就要交400元中介费，还不一定进得去。郭不由感慨“造化弄人”。郭现在住在中介家里，住宿费每天十元。他已经记不清在过去的一周里，到底在多少家中介所登记过，他只知道，自己离开湖北枝江时带的一千多块钱，已经所剩无几。初来时曾经把中介家里塞满的如郭一般的年轻人，如今都已离去。“有的找到了工作，有的回家了，有的没钱住了。”郭不知道，如果钱花完了还没有找到工作怎么办，“可能跟同乡借点路费回家吧”。挑工作中介老板都急了：“你想去哪一个？其实都差不多的。”或得益于昆山的产业基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数据显示，1月份的就业，虽然同比依然春寒料峭，但环比去年12月，已有小幅上升，正在悄然回暖。记者在昆山采访中观察到，工作岗位其实不缺，缺的是“好工作”。2月8日，离昆山市区十余公里的蓬莱路上一处中介，来自甘肃静宁的王瑶和男友逐一评点贴出来的职位，犹豫难决：“广明电子倒是近，在新星路，可惜指明不要甘肃人。”“正日电子是长白班，也包吃住，不过双休日工资比别的很多厂少0.5元，一个月算下来也不少。”“兴盟电子工作倒是轻松，也干净，但是在宾希，离蓬莱太远。”“星宝电子据说住宿不好。”……中介老板听了都急了：“你想去哪一个？其实都差不多的。台湾老板精得很，都算好了。有的工资低，但是吃住不扣钱；有的钱多，但是迟到扣钱，吃饭扣钱，算下来是一样的。”王瑶叹一口气，拉着男朋友走了。在这家中介对面，另外一家中介老板正极力劝说一位姑娘报名。这家亟需用人的电子厂女子包进，不过是在十公里外的出口加工区，而姑娘的家人却都在这个镇上。“还犹豫什么？这个厂待遇不错的。机会可转眼就没了，你也来了几次了，再不报名，烂工作都没有了。”中介老板对姑娘半吓半哄。姑娘捏着衣角，默不作声。“你快想好啊，今天可是最后一天，我11点就带人过去面试。”姑娘听了这话，还是沉默，一会，转身缓步走了。11点差10分的时候，姑娘又折了回来，交了280元中介费，又到门口报亭花1块钱买了一支圆珠笔，准备去面试。纺织业的民工荒一家服装企业告诉记者，他们甚至逆势加薪15%，依然鲜有人问津。挑工作表现得最鲜明的，或许还在常熟。在全国绝大多数城市，墙上、电线杆子上最常见的大概当属“办证”二字，但是在常熟的安定和花溪数地则是例外：这些服装厂聚集的地方，最常见的是“急聘”二字。这座全国县市中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服装之城，年产服装4亿件，销售额达400亿，产防寒服四五千万件套，占全国内销市场的1/3左右。来自劳动部门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和去年12月份相比，常熟仍未止住跌势。不过，据南方周末记者观察，这一数据可能并非事实的全部。作为常熟用工大户，业内人士估计，中小企业有一半以上不签订合同，或者签订也不为劳动部门所掌握。金融危机一片“找工难”的叹息中，常熟服装企业却再次遭遇“民工荒”，且势头猛于往年。“工人年年招，今年尤其难。”服装企业纷纷报怨。常熟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提供的数据显示，该市纺织类用工缺口在1万人，服装行业的用工只解决了80%。常熟市政府2月8日甚至为此专门召开解决重点行业用工问题座谈会，要求保证重点企业“吃饱开足”“内销企业受影响小一些，但是很多外贸企业停产了，难道这些厂里出去的人不需要工作吗？不知道人都到哪里去了。”太子港服饰招聘主管周女士不解。在常熟南三环转盘西角，一家挨着一家，摆满了服装企业招聘的摊位，一些周边城市南通、吴江的服装企业亦慕名而来。每有人驻足，招聘者便递上一张招工简章，热情介绍。不过，招聘效果似乎不佳。一家服装企业告诉记者，他们甚至逆势加薪15%，依然鲜有人问津。站在这些热情地只差把人拉进厂里的招聘者前面，安徽枞阳人姚文龙向记者感慨：“今年找工作太难找了。”或许是觉得有一点点不妥，姚文龙又冲着后面的招聘单位摆手，摇头：“这些，都不行。”对求职者来说，，服装行业通常意味着劳动时间太长。姚文龙三年前第一次接触服装企业，听到厂方说到“三天一休息”，不免亦喜亦忧：喜则以如此轻松，忧则以能拿多少钱。进去之后，姚文龙才恍然明白：所谓休息，是指当天晚上不加班，只需工作十一二个小时，而不休息的时候，工作十五六个小时都属正常。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每个月休息一天，姚文龙感觉自己成了缝纫机。河南姑娘顾秀云在一家服装厂，每天从早七点到晚十点，为400件衣服上袖子，一个月休息一天，每月可拿到1500元；同样劳动强度的话，她在电子厂的同乡，月入可达近3000元。此一差别，造成了二者在求职市场上的“高低贵贱”：在常熟，一些知名的电子厂中介费最高可达千元，而如果带一组人 （一个流水线，通常十几人）进服装厂的话，老板会很乐意按人头给组长每人400元的奖励。朱建华估计，每年差不多有五分之一的人，转入其他行业。而那些留着长发、打着耳洞的90后，光在门口张望一下，就已经被吓跑了，整个行业正在逐步萎缩。常熟的“民工荒”，亦非孤例。在素有中国针织名城之称的象山，针织企业普遍有15%—20%的用工缺口，全县针织企业用工缺口在千人以上。而今年招工尤其难，业内人士分析，其原因在于金融危机打乱了原有的用工节奏。以往，打工者都有明确预期，知道招工基本就在年后这一个月，即使不愿意进服装企业，但也不敢冒一年没工作的风险，继续耗下去寻找其他机会。但是危机袭来，打工者知道企业在一年中都有可能陆续开工，“过了这个村还有下个店”，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观望，不愿意轻易委身于服装、纺织企业。是否回暖，关键看5月——农民工“司令”张全收的牛年战争往年将工人送到工厂，张全收和老板们一签就是一年，但是今年，所有的合同都只签到4月30日。5月是国外下订单的高峰，一旦订单回暖，工厂就会开足马力，“到时肯定会闹民工荒。”但5月订单会不会回暖，张心里也没底。张全收被戏为“农民工司令”　图/张晓理/CFP 全收熊了，企业牛了双方最后达成一致：男女工1∶9搭配；吃饭问题由张解决，他派河南厨师过来，但日方需每人每月补贴200元。2月12日，元宵节后第三天。从深圳飞驰了四个小时后，下午1：30终于到达了韶关。安静的街道上半天看不到一个行人，候客的摩的司机聚在路边打牌，“又是个鸟不下蛋的地方，不知工人愿不愿意来。”张全收嘟哝道。这次他来是和韶关的一家日资电子厂进行用工谈判。“以前老板都来我们这抢啊，这个说我先来的，那个说他先来的。”忆起辉煌岁月，张全收的脸上满是留恋。到企业谈判，他毫不掩饰自己的牛气，“叫你们董事长来，厂长、经理我不会和他说。”但是现在，形势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弯。谈判约定在4点钟，张给对方接待人员挂了个电话，“我们提前到了，如果方便的话，可否先见面？”对方婉拒了张的要求。张的心情本来就不好，来的路上，他和福州一电子厂打了不下15个电话，对方开始要250人，在张的游说下，又追加了350人，但条件一再压缩，张被迫一再妥协——在去年，这家工厂要了1700人，现在连一半都不到，张的心情当然更差了。看看还有两个多小时，张决定找个旅馆休息一下。这几天一直睡不好，他需要补觉。农民工“司令”张全收曾创下有名的“全收模式”：先将工人招进来，哪个工厂要人，再将工人“打包”过去。没活干的时候，免费为工人提供吃住，并且照付工资。他手下的工人最多上万人。然而，从去年11月份开始，张就开始不间断地失眠：工厂退人，来的新工人又送不出去，他公司收的民工越积越多，张第一次感受到了大洋西岸袭来的阵阵寒意。年后，张全收一直没闲着，几乎天天在跑珠三角的企业，推销自已手上的工人。谈判在四点钟准时进行，日方经理抱着笔记本电脑进来，连寒暄都没有，“我们的要求相当苛刻，这次我们只要16-23岁的女工。”这家工厂隶属于日本一家超大规模的跨国电子企业，主要生产电子马达。新年刚过，总部就对产品结构进行了重新调整，决定不再生产原来的主要产品DVD马达，转而生产微型马达。日方经理解释说，这种马达只有黄豆粒般大小，必须在显微镜下才能做出来。“年轻女工视力好，有耐心，比较适合。”张一听头就大了，工人们最怕的就是这种活，不但要穿着厚厚的防尘服，还要目不转睛地盯着显微镜。一天下来，头晕眼花。去年送出去的工人，有的做了不到几天就跑了回来。但张不能一口拒绝。他提出招8个女工，必须招2个男工，而且必须解决工人的吃饭问题——张的“兵”几乎全部来自河南，他们吃不习惯南方的米饭。听完翻译，日方经理沉吟片刻，“男工女工1∶9，只能提供中餐，早餐和晚餐自己解决。”谈判开始胶着，好不容易谈好这个问题，在另一个问题上又说不拢了。在管理费问题上，对方一降再降，差点谈崩。整个过程中，日方经理面无表情，一直在埋头敲击键盘，而张全收则始终陪着微笑。“金融危机”成了谈话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日方劝说张全收：今非昔比，先活下来为好；张也毫不相让：危机总会过去的，订单回流，到时找我再要工人可不容易。双方最后达成一致：男女工1∶9搭配；吃饭问题由张自行解决，他派河南厨师过来，但日方需每人每月补贴200元。全收不再“全收”接到老家打来的电话，张的第一句话就是：“男的女的？”如果是男的，就让他们在家缓缓；要是女的，还要问问年纪，“16-23岁的要，年纪大的就算了。”张的老家在河南驻马店上蔡县拐子扬村，他只上过小学五年级，十几岁便出来讨生活。他卖过冰棒，跑过运输，搞过建筑，修过铁路，对农民工的遭遇有着切身的感受。小有积蓄后，他在深圳平湖开了个加工厂。加工厂要招人，他就在深圳平湖汽车站挂了个大牌子：“河南人找工作，张全收与你搞合作。张全收的公司，将一流的服务为你承诺：内厂外厂任你挑，不欺不诈信誉高，若是骗了家乡妹，怎对家乡众父老。”彼时，对河南人的歧视如病毒一般在珠三角蔓延，许多工厂打出“不招河南人”的招牌。张的公司吸引了许多同乡，张几乎来者不拒，照单全收。自己的工厂消化不了，张就借给缺工的工厂使用，张的名气越来越大，找他的企业也越来越多，2000年之后，张开始专职“招人给别人使”，而他则从企业缴纳的管理费中赚钱。为了更好地组织民工，张的弟弟张来收驻点河南，有人戏称“来了就收”。他们甚至开通了河南到平湖的直达大巴。一车一车的河南人就这样被拉到张的公司所在地——深圳市平湖镇大草浦一路27号，然后再从这里发往各地工厂。张的服务范围遍及外资、港资、台资，跨越深圳、东莞、福州、厦门等地，涉及食品、玩具、电子等十几个行业。2008年，张因此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在他位于深圳平湖的办公室里，各种各样的荣誉和奖杯举目皆是。与张全收一起打拼多年的副总胡军付说，去年10月份，张甚至放出豪言，要将今年的用工规模扩大一倍，达到2.5万人。但还没等张全收反应过来，金融海啸的寒流就已经越过了太平洋，将他杀了个措手不及。张首先遭遇的是退工。日下午，河源一家工厂打来电话。电话那头说，要退回400名工人，工人们的饭卡没钱，已经没法吃饭了。张全收一听就火了，几乎吼着说：“×的，没饭吃怎么行。我明天过去。”但第二天，张全收首先要赶到的是东莞石龙镇。那里有一家日资电机厂，用了他们900名农民工，厂方刚刚通知，要退回600名工人，剩下的300名工人，也要看情况决定去留。凌晨4时，张全收就起床出发，窗外闪过的车灯，将张全收凝重的面孔映在玻璃上。他这一天的行程是：去了东莞、河源之后，还要踅回东莞长安。一日连跑四地，事情都是同一件：工厂退工人，他要亲自处理善后。张全收的公司成立了9年。9年的河东，转眼就成了河西。2008年，与张合作的企业有二十余家，但是春节过后，减少了将近一半。形势的变化逼迫张全收对公司策略进行调整。接到老家打来的电话，张的第一句话就是：“男的女的？”如果是男的，就让他们在家缓缓；要是女的，还要问问年纪，“16-23岁的要，年纪大的就算了”。女尊男卑女孩却要优待得多，她们不用接受这样的检查。人多没地睡的时候，女孩睡床，男孩就睡地上。副总胡军付说，女工吃得少，又勤快，坐得住，做事还认真，又不喜闹事，“工厂都喜欢”。张喜欢别人喊他“司令”，遇到正式场合，他的开场白都是，“我就是那个农民工司令，我的名字叫张全收。”张没当过兵，但是带“兵”却很有一套。每有新工人来，他都要举起他那个著名的小喇叭，从河南文化讲到上工注意事项，短则一二十分钟，长则一两个小时。元宵节后，每天都有人来，但人数比去年少了大半，张也就很少像以前一样训话。新人的培训主要由副总朱安伟和胡军付负责，他的培训讲话被制作成了DVD，在胡和朱讲完之后播放。但有一件事，张却始终不让别人做，那就是验看每个男生的身份证。每有新人来，他就拿着一沓登记表，让男生一个一个走到他面前，他看看身份证，又看看对方，长头发的要剪掉，染了黄毛的让站一边，过去在工厂犯过事的，不听话的，他都要叮嘱几句——只有拿到他的亲笔签名，男孩子才能登记注册。“现在工厂对工人很挑剔，尤其是男孩，不收拾整齐一点，就不容易送出去。”张说。张的脾气火爆，有时已不是叮嘱，是男孩子们熟悉的“乡骂”，所以走到他面前时，每个男孩都战战兢兢。但女孩却要优待得多，她们不用接受这样的检查。人多没地睡的时候，女孩睡床，男孩就睡地上。副总胡军付说，女工吃得少，又勤快，坐得住，做事还认真，又不喜闹事，“工厂都喜欢”。因为总有人来，同时又有人走，张始终无法给出个准确的员工数，但他心里有着大概的数字。春节过后，来了五千多人——差不多是去年的一半——送进厂了三千多，余下的一千多就被送到了公司位于东莞塘沥镇芦竹田村的培训基地。站在门口的保安感觉，今年只见人进，少见人出，基地成了名副其实的“屯兵场”。事实也确实如此，张去年只租北楼，但今年将南楼也租了过来。铁架床已经不够用了，新来的男生只能睡在地上。三十多平米的宿舍里，挤住着六十多个女生，床底下，角落里到处是箱子和摞起的盆桶，女生们需要相互贴身而过。由于男女严重失衡，集合的时候，女生先站队，呼啦啦地占了大半个操场。而男生则被放在操场的一角，等女生全部集合完毕，他们再站到队伍的最后。有男生和记者开玩笑说，“在这里是典型的‘女尊男卑’，不悠着点还真不行。”胜利在5月？张期望5月之后再将价格涨上去，“就像你买白菜，现在吃的人少，卖的人多。等到5月，大家都想吃白菜又没得吃的时候，白菜自然就贵了”。往年将工人送到工厂，张和老板们一签就是一年，但是今年，所有的合同都只签到4月30日。“工厂在看，我也在看。”由于控制了民工的流入，张全收由“司令”陡降成了“旅长”。但他并不喜欢这样的调侃，“你说，谁不想做司令？”张将他目前所做的一切，看成是对抗金融危机的战争。至于这一仗要打到什么时候，他心里也没底。但他知道，节点在5月。5月是国外下订单的高峰，一旦订单回暖，工厂就会开足马力，“到时肯定会闹民工荒”。张全收对自己的推理很自信：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工待工一天两天可以，如果待工一个月两个月就肯定不行了。他预计不久就会有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工返乡，5月将会形成一个新的用工缺口。张期望5月之后再将价格涨上去，“就像你买白菜，现在吃的人少，卖的人多。等到5月，大家都想吃白菜又没得吃的时候，白菜自然就贵了”。至于“吃白菜”的人到时会不会真的多起来，张心里也没有答案。但张眼前所面临的压力却是实实在在的。基地里一千多号人，张开都是嘴。厨房的师傅说，光干面，一顿就要下150斤。一到吃饭时间，蜿蜒的队伍就如长蛇一般扭动。以前张全收看着他们会满心欢喜，现在却有种说不出的忧愁。2月9日上午，张决定自己去买钢材，再焊200张铁架床。火花在厨房边的空地上飞溅，无所事事的男孩女孩们围在一起，看着师傅们干活。围墙之外，就是双向四车道，白天不敢放孩子们出去。这些80后、90后，正是荷尔蒙大量分泌的时候，为了释放孩子们的过剩精力，张决定在操场上搭个舞台，整个晚会只有一个节目：露天的卡拉OK。白天，张四处谈判，电话平均两三分钟一个，他已经不敢用听筒了，改用耳机——他不得不这样拼命，他算了笔账，一个人在这里平均要吃6元钱，加上水费、电费和房租，一人一天就得花去10元，再加上承诺给每个人的，待工一天，发工资40元，“如果没有5000人在工厂上班，根本养不起。”而到了晚上，张也不敢松懈。张的声音嘶哑，但会唱很多流行歌曲，兴致来了，还能哼几段豫剧。2月12日晚上，基地决定举行一场盛大的晚会。张特意剪了个头发，上台点了段豫剧《朝阳沟》。他唱，副总胡军付就在旁边做动作，又是挖地，又是除草，逗得底下的人群哈哈大笑。外出提前与滞后并存，3月或见分晓——全国25个农民工返乡及外出调查监测点之一 江西都昌县调查到3月底，没有找到工作的人不得不返乡，那时才能明确农民工就业情况到底如何人回来了，县城挤了过年时，都昌县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街上跑的小汽车最起码有三分之一都是广东、浙江、江苏等外地牌照的正月十八中午11点，江西都昌县南溪行政村新屋自然村一条坡路上，三四个看上去不到20岁的年轻人，正把一堆大包小包的行李搬上一个小三轮车，准备坐车出门打工。从正月十六开始，村里路上天天能看到不少背着行李外出的人。南溪村长曹青松，是全村对村民返乡和外出打工情况最关心的一个人。去年10月份开始，尤其是12月之后，曹青松就得把村里打工返乡的情况十天一上报。为了激励他完成好这个任务，他每上报一次数据，县劳动就业局就付给他200块钱。实际上，从9月份开始，曹青松就陆陆续续发现有个别人提前回乡，到了12月底，他发现，今年回来过年的人，多数比往年早了十多天。年后大家出去的时间也同样提前几天。提早返乡和外出提前这个特点，在整个都昌县都比较鲜明。都昌县位于洞庭湖东北岸边，人口78万多，39万劳动力，外出打工经商者就有近19万人，是江西九江市人口和外出务工者的大县，去年12月成为全国25个农民工返乡及外出调查监测点之一。县里发现，往年腊月初返乡的比例多在20%，而去年12月底，这个比例变成了58.5%，大量工厂放假和被裁员的工人都回了乡。往年，返乡过年的人达到这个比例，最起码要在十多天之后。2009年1月底，县里最后统计发现，今年回乡的人达到了外出人数的85%左右，比往年多了1万多人。往年多年没有回家的人，今年也终于回家乡过年了。年前和过年时，都昌县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街上跑的小汽车最起码有三分之一都是广东、浙江、江苏等外地牌照的，商场和商业街上熙熙攘攘，人满为患，走都很难走得动，整个县城显得拥挤不堪。前景难测先期去了温州皮鞋厂的人打电话回来说，那里的工厂并没有大量裁员，只是工资有所降低正月十八，曹青松大致统计出，全村近950人的劳动力中的620多名外出经商打工者，留在村里的还有近两百人。因为这几天正是外出高峰，他对这两百人到底还有多少人会外出，心里没底。南溪村外出者中，镶牙和打船是两大行业。镶牙是这一带祖传的手艺，打船是乡县老船厂培养出的产业工人基础。金融危机后，镶牙不受什么影响，但造船的影响却不小。年后至今，曹青松发现，等待开工通知的打船工人，有一半现在还没有接到复工通知。在村里，有不少人还在等待到广东、浙江、江苏、福建等地去的亲友的确切消息，想弄明白目的地招工和工资的行情，才有目的地奔过去。好在传回来的信并不都是坏消息。先期去了温州皮鞋厂的人打电话回来说，那里的工厂并没有大量裁员，只是工资有所降低。其他传回的消息表明，这些情况在浙江江苏等地似乎不是个案。2月15日，正月二十一，都昌县长途车站带着大量行李外出的民工仍然众多，90公里外，九江火车站，外出的民工仍然络绎不绝，成群结队。火车站甚至讲春运在广场上搭建的帐篷——临时候车室还搭在那里。但是，即便到正月十八为止，南溪村还有近两百人尚未外出，但真正打算不出去的人，曹青松听到的还是极少数。对于这些在外打工多年的中青年人来说，十年二十年没干农活，再回到田间地头，可能性已经很小了。34岁的曹年宝是年后村里唯一的返乡者——正月初五他就出门去南昌打工，但七八天过去了，他也没在建筑队找到工作，所带钱又剩下不多，无奈之下，只好在正月十三，又回到了南溪村，加入了一个包工队。在包工队，他每天也能挣七八十块，每年能挣个2万多，还能照顾家里，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在南溪出去的人之中，相当一部分是回原厂或者店，不存在找工作的问题，而另一些人是从已出去的亲友那里确定了需工情况之后才出门的，所以他们的就业问题并不大。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接收单位，出去才找工作的人而言，找到工作的几率到底有多大，没有人心里有底。而且，就是那些暂时有去处的人，也可能随着年后工厂订单的变化而失业。“只有经过一两个月找工作，到3月底，还是没工作的人不得不回家，才能看明白农民工就业情况到底怎么样。”曹青松说。九江市劳动就业局副局长陈瑞生也同意这样的看法。记者见到他的时候，陈正坐在办公桌前不断接着电话，应付农工部、发改委等市里众多部门催要返乡农民工外出数据的报告。陈瑞生为此感到苦恼。由于上级高度重视，现在农民工就业这块左一个领导小组，右一个领导小组，各个部门都想抓，都想插一手，也都给劳动就业局急切地催要数据，让局里疲于应付。“每个县那么多的乡，每个乡又那么多的村，每个村又有几个自然村，催得急了，下面的数据就乱报。”陈瑞生说，数据仅供参考，实际上并不可靠。他正在审查和琢磨一份汇报材料，对于上面数据的公布，他相当谨慎。“3月过了，再来看返乡的农民工数量，我们才能给出一个大致的判断。”陈瑞生说。返乡本地就业都昌工业园区2008年全部用工只有4000多，而都昌外出打工的人数达19万但也有人打算就在县里就业。刘美琴已经不打算再出去了。以前，她与爱人一起在汕头打工，自己在一家陶瓷厂做质检，每天从早8点干到晚上11点，工作时间很长，一个月能拿到一千三四。但10月之后工厂受金融危机影响而停产，她只好与厂里的老乡和丈夫一起回到家乡。幸运的是，刚一回来，刘美琴就被乡里劳动服务所的人介绍到都昌县工业园的民生电子厂工作。她对这里的工作比较满意，工作时间没那么长，工资也能到1000出头，最重要的是，可以照顾已经8岁的孩子。在生产汽车零配件的民生电子厂，现在有小一半的工人都是去年金融危机后回到家乡的返乡农民工。以前，因为工资比发达地区还有些差距，民生电子厂的工人严重缺乏。去年四季度，趁着农民工返乡大增，民生电子厂赶紧将100多人的工厂一下子扩充到400人。在民生电子所在的都昌工业园，大量农民工返乡，对不少企业确实是个机会。去年金融危机之前，这里的工资比发达地区有一定差距，很多企业的满员率不足一半，招人成为企业和政府劳动部门都非常头疼的问题。但现在，与刘美琴同在陶瓷厂工作的老乡，还想出去的已经是小一半了，当地企业的选择余地大多了。据工业园管委会统计，今年有大量招工需求，要求管委会提供招工帮助的企业有12家，现有员工1700多人，而需要招的工人也达到1700多人，比上年增加了约300人。不过，这些用工需求，仍然集中在服装纺织等劳动强度大的企业。1700多人用工需求中，服装企业就占到了一半多。在凯宏制衣厂，厂长陆秋林正月十五后的中心工作就是招工——员工从120人增加到360人，增加200%。由于工资比当地行业平均水平显得高，年后，处在员工高流动的服装业的凯宏制衣厂，老员工仍然回来了90%。但这远不能满足订单的需要。在大家不敢接外单的时候，凯宏制衣依靠充足的流动资金，加上下单时银行信用证的风险规避，接了大量外单，手上的棉衣订单达20万件，现有的工人根本忙不过来，只能扩招。但是，都昌当地的用工需求却并不能高估。都昌不靠高速公路和铁路，多处在丘陵地带，区位较差，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县财政只有2.5亿收入，整个县城只有十三四万人，工业园区2008年全部用工只有4000多，而都昌外出打工的人数达19万，根本不是一个等量级，靠当地就业根本不可能解决这么多人的就业问题。更重要的是，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在去年四季度的危机中，远在内地的都昌工业园，尤其是其中的出口企业，受到不小的影响。按照当地工业园管委会的概略统计，当地企业产值在第四季度，减少在15%—20%。而园区一家多晶硅制造企业，甚至曾在去年9月一度停产，直到年后才重新开业。当然，有着各行各业经验的返乡者，还有另外一个出路——创业。返乡创业今天，都昌芙蓉山工业园的120多家企业，75%都是都昌人返乡创业的企业实际上，返乡创业对都昌县并不陌生。2000年前后，有1.6万国企职工的都昌，有上万人下岗，一时之间都昌经济和稳定都成了大问题。2002年开始，都昌开始轰轰烈烈的创业运动，政府给与都昌创业的本地人以各种各样的优惠和便利，鼓励他们创业。那之后，在年，都昌出现了一个创业高潮。今天，都昌芙蓉山工业园的120多家企业，75%都是都昌人返乡创业的企业。实际上，经过一二十年的打工，农民工中的佼佼者，财富积累已达到一定程度。有3万人口、1.5万劳动力，外出打工经商者1万人的和合乡，是都昌普通的一个乡，但这个乡已经拥有了一百多辆家庭小轿车 （当然，摩托和电动车已经基本普及），在城里买了房子的人更多——对他们来说，经济上的地位并不比城里多数人差，只不过身份上，还是农民。虽然拥有土地，他们也已经回不了农村了！都昌工业区只有4万一亩的土地，对这些常常拥有一二十万财富的打工者和小业主，并不是遥不可及。但是，对于动辄几十上百几百万的投资而言，缺钱也是普遍现象。2009年1月，都昌县政府组织了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推介专场会。会上，入场的四千多人中，有创业意向，并想申请小额贷款的返乡农民工，就达到六十多人。现在，对于都昌来说，也许新一波创业高潮会到来，只不过大多还处在筹备期，最后实施情况还不明朗；也许，新一波农民工失业返乡潮也在酝酿之中，只不过，结论还没有事实依据。即便对了解农村情况的人而言，一切还得假以时日，至少还要等到3月份过后。政府能做的毕竟有限“如果国外的订单不来，政府着急也没有用，我们不可能强迫企业招工。如果3月之后，企业订单不回暖，压力就非常大。” ——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农民工就业处处长宋献华“使出了浑身解数，还不够”宋对保障局负责宣传工作的人说，“以后采访农民工就业的，你也可以分派一点给别人，我实在扛不住了。”春节过后，宋献华开门就三件事：接待媒体，写材料，“帮”农民工找工作。媒体来自全球，材料主要是对上的——但它们的主题都相同，指向的都是最后一件事：农民工找工作。宋是深圳市社会保障局农民工就业处处长，2月12日上午，他见到记者就开始诉苦：“我使出浑身解数，都快累惨了。”在记者来之前，宋刚刚送走中央某部委的调研团。该团来访，为的是向两会反映最新就业情况。就在前一天晚上，宋为了写汇报材料，一直熬到凌晨一点。“农民工找工问题上面关注，下面也关注，我们的压力很大。”宋捋了捋他的满头白发，猛地抽了一口烟。宋的手下有8个兵，但早不够使，只好从局内各处抽调，金融海啸爆发之后，宋意外地成了局里最忙的人之一。午间休息时，宋对局里负责宣传工作的祝云才说，“以后采访农民工就业的，你也可以分派一点给别人，我实在扛不住了。”宋说，就在前两天，中央某台远程连线，他在镜头前坐了整整45分钟，一动也不能动。宋的烟瘾特别大，这简直要了他的命。从节目上下来，他像毒瘾发作般猛抽了好几根。宋献华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深圳一直存在结构性缺工现象，每季度的求职缺口约40万人左右，求人倍率均在1.28以上，即1个求职者对应1.28个岗位。但从2008年第4季度以来，深圳人力资源市场供求情况出现拐点，由原来的“招工难”变为了“找工难”。第四季度人力资源市场的需求人数为150.7万人次，入场求职人数为161万人次，岗位缺口10.3万人次，也就是说，1个求职者对应的只有0.94个岗位。今年1月，找工难的现象变得更加明显，需求人数是14.6万人次，求职人数是18.6万人次，岗位缺口3.9万人次——1个求职者对应的是0.79个职位，差不多和缺工高峰掉了个个。“现在说什么都是错”“说深圳工作好找，大家都过来怎么办？说不好找，大家都不来了怎么办？”压力面前，无人敢掉以轻心。这从几处细节可以看得出来。为了帮助农民工找工，深圳市加大了公益性招聘的比重，往年大概举行300场，但是今年一上马就是1000场，换句话说，每天都有3场。这样的招聘会，往年都在元宵节之前举行，现在提至了新年的第二个工作日。深圳最早实行暂住证制度，这为其统计就业情况提供了方便。从日起，深圳市开始全面实施与居住证相结合的就业登记制度，到目前为止，已对全市11万家企业的550多万员工实行了实名制就业管理，其中农民工占80％。“今年要将这个比例提高到90％，要与公安部门联网，随时互通信息。”宋献华说，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准确了解情况，一方面也有利于及早发现“不稳定因素”。“但政府能做的毕竟有限，如果国外的订单不来，政府着急也没有用，我们不可能强迫企业招工。”宋对未来局势也没有底，“如果3月之后，企业订单不回暖，压力就非常大。”危机面前，政府着急，企业更加着急。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宣教中心副主任祝云才告诉记者，不久前，一家在深圳拥有五家工厂的日资电子企业向他咨询，由于最近没有订单，他们想裁掉三百多名工人，但如果按照新劳动合同法，企业将要付出上千万的成本。如果不裁，按照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企业每月照样要付出很大一笔开支。对方提出了个保全之策：这几个月可不可以不按最低工资标准来，给工人放假，付点基本生活费，等到来了订单，再让工人回来上班？祝不知怎么回答，政策上没有这样的规定，他不敢作任何表态。祝云才建议对方赶紧在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备案，他们再将这种情形加速上报，“看看上面怎么说”。采访中，当记者问深圳当前什么工作好找，什么工作不好找时，宋意味深长地嘘了一声，“还是不要说了吧，现在说什么都是错。说好找，大家都过来怎么办？说不好找，大家都不来了怎么办？”进退之间这个平均年龄不足30岁的移民城市一向以开放、包容和宽松著称，但是现在，它必须学会自私。深圳曾是整个中国的领头羊，它最早喊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在市场观念和市场制度上，他总是不断开创风气之先。早在1994年、1995年间，深圳决策层就认定真正的前途是高新技术产业。当时为了扶持高新技术产业，深圳宣布取消对传统制造业的许多优惠政策，导致这些产业纷纷迁到东莞、惠州、中山等地。1999年，这一努力结出了一批硕果：华为、中兴、金蝶、科兴等本地高新技术企业茁壮成长。一些跨国机构也纷纷在深圳设立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制造基地。同年，第一届高交会在深圳召开，确立了深圳在国内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正因为如此，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视察广东时指出：深圳受金融危机的冲击相对东莞较小，原因就在于深圳较早启动了产业升级。而今，周边告急，深圳还能独善其身吗？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过程中，不止一位官员向记者表示，深圳紧邻东莞、佛山、惠州等地，去年这些地方倒了不少企业，这让深圳市政府很紧张，“如果工人都往这涌，深圳的压力就会非常大”。“深圳不像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拥有广阔的经济腹地和充足的发展空间，深圳只有1948平方公里，大部分可开发土地已得到开发，今后发展的土地储备严重不足。”一位官员如此解释，虽然制造业在深圳仍然占据60％的比重，但去年亦同样受到冲击，从这个角度而言，深圳狭小的土地上，已不足以容纳更多的人口——这个平均年龄不足30岁的移民城市一向以开放、包容和宽松著称，但是现在，它必须学会自私。但南下找工的人们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脚步。深圳市宝安区职介协会会长汪祖庆介绍，往年找工人群陡然上升的曲线今年变得平缓，人是“一点一点地来”，时间跨度也比以前长了些。2月15日下午，记者在深圳火车站看到，背着大包小包的农民工席地而坐，虽然人数不多，但也很让政府部门头疼。为了扩大就业，对抗当前的危机，深圳市今年又加大了地方投资力度。这个早在若干年前就已修葺一新的城市决定，今年再建3到4条地铁。按照官方说法，届时，这座年轻城市的地铁总里程将达到250公里，达到国际发达城市地铁密度水平。有人创业无人贷款订单来了，可就是没钱让机器转起来，眼瞅着就业机会溜走了。80后回家创业：遭遇资金链断裂2月12日，元宵节后第三天。面包车嘎的一下停在离重庆万州区高粱镇不远的一条道路上，28岁的李相林跳下车，指着道边的两层民居，笑着对记者说，“到了，参观下我们的豪华厂区。”去年5月才成立的万州双赢塑胶制品厂，是李和他的发小罗洪川用多年打工的积蓄以及借来的资金办起的工厂。拉开工厂的卷帘门，里面的7台机器全都闲着。“这些宝贝全转起来，一年可有两三百万的营业额唦。”罗洪川看着机器，一脸的惋惜。有谁会想到，过去几个月里从这些不起眼的机器上走下来的产品，很多都进入了大公司，甚至奥运赞助商的产品链。工厂最忙的时候是在去年7月底奥运之前。为了要给奥运赞助商雷士照明生产一种灯饰上的塑料支架，李相林从镇上招了很多临时工，通宵达旦地忙了两个星期。正因为此，李相林逢人就自豪地说，鸟巢里的灯饰支架就是“双赢牌”。可如今，由于一些大客户的回款要在产品销售后一两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这家靠打工积蓄以及筹款办起来的工厂，资金链断裂。“我们把裤兜里所有的钱都算上，也就剩二十多元了。”罗洪川说。为此，他们最近不得不推掉了两个50万元的大单子。李相林抚摸着安静的机器，其中三台绿色的机床是去年他从广东拉回来的。“3台10万，我就要二手的！”李拍拍机子说。“一开始就该买多一些机器，客户过来参观也觉得踏实。刚起步半年咱能有一半时间转起来就算不错了，你指望一年收回成本？”李自我鼓着劲。“小样，年前蹲在机器下抽闷烟的谁唦撒？”罗洪川不服。创业机会：航母需要小舢板李相林16岁初中毕业后就去广东打工，在东莞市虎门镇的一家注塑模具厂干了8年，落模时压伤过小指，注塑时烫伤过眼睛。勤快、肯吃苦、学技术快，很受香港老板的器重。2006年，已升任注塑厂技术主管的李相林决定离开老板单干。“我佩服我老板，老板也是苦出身，年轻轻出来打工，后来创业。”罗洪川也在珠三角打过工，先于李相林回到家乡。每年春节两个光屁股玩大的年轻人都会碰头，聊聊高粱镇的情况。外出打工的时间越长，家乡的很多事情两人就越不知道，“镇长是谁都不知道了。”最近几年李相林每次回乡都发现镇上、乃至县里招商引资的力度越来越大，“外资公司，就是市外的大公司进来得越来越多。”从县里接记者过来的路上，李相林指着雷士照明偌大的厂区说，“航母需要小舢板，这样的大型公司也需要当地的配套厂。”从广东学来了技术，家乡又有市场，李相林、罗洪川，这两个在当地算见过世面的小伙一拍即合。贷款难：政府优惠政策难落实从2007年7月到李、罗领到营业执照的2008年5月，两个小伙子做得做多的就是融资。他们俩打工多年积蓄20万，离注册资金30万尚有不少距离，更别提先期买设备、租厂房等的投入了。那时候他们是个体户，不能享受企业贷款。李相林县里有套房子抵押了8万，罗洪川个人信用贷了2万，已是最大的额度。剩下的只有管亲友借了。当时李相林就跟向投行融资一样，向农村的亲戚宣扬自己塑胶项目的美好前景、市场调查，末了还加上一句，“如果到时候厂子破产，我大不了再去广东打工挣回来。”为此他还给亲戚看了他在广东打工的工资单，“2006年，我一个月能挣五六千。”12万。李相林从四户人家借来了这个数。利息比照银行存款利率，有些甚至按贷款利率算。至于借款期限，亲戚会常过来看看他们的经营状况，“如果保持稳定，就也不说啥时还，每年给利息就成；如一看苗头不对，估计他们也敢搬机器。”李相林苦笑。工厂开工后随着订单一张张飘来，他们开始发现钱还是不够，渐渐地很多大单子都不敢接。从开业到现在，加在一块儿，机器有三四个月是停转的。李相林决定转移工作方向，不再跑订单，转跑贷款。他开始研究政策。在一本2008年10月印发的《万州区小额担保贷款文件汇编》（以下简称 《汇编》）上，李密密麻麻地做满了标记。其中有一条政府贴息贷款给创业农民工的政策颇引人注目：合伙经营实体或小企业吸纳各类人员后申请小额担保贷款，贷款总额在100万元之内，可按人均5万元贴息计算，这里的各类人员包括城镇下岗职工和返乡农民工。李、罗二人手下招了四个当地下岗职工，并按照要求为他们支付了各类保险金。如将手头价值五十多万的机器设备抵押的话，以每人贴息贷款5万元来算，工厂可以获得30万元无息贷款。李相林很兴奋，马上去了区政府。“可能是我问的部门不对吧，那边跟我说没有这方面的优惠。”于是李就悻悻地回到镇里，正好看到镇社保局的一些职员在赶集的地方搞创业带动就业的宣讲会，闷闷不乐的李跑上去质问：“你们是在摆花架子！”大庭广众下被质疑，镇社保局自然较真，让李相林留下企业资料，过后就来视察了。镇里对他的创业行业很看好，因为当地大家都在争做养殖等行业，而李做的是技术含量较高的制造业。混熟了后，镇社保局的人很照顾他，给他指点贷款该去区里的哪些部门，找哪个办公室，具体找哪个人等。即使这样，李、罗二人跑了好几个月仍没有申请下来这笔贷款。他们跑到区劳保局，局里说目前还只执行对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优惠贷款。“而且手续很繁琐，区劳保局、银行一次次地跑，材料一次次地补齐，最烦心的是政府不提供一个范本，不一次性跟你说清楚要交多少材料，往往我们花了时间补了后面的材料又发现前面已经盖章的材料逾期不能用了。”李相林说。为了简化程序，李相林继续“研究”《汇编》，发现担保方式中有一条捷径：有稳定收入的公务员及部分事业单位员工个人可以提供担保，其担保额不超过其年收入的2倍，且最高不超过20万元。也就是说，以当地公务员年薪2万计算，如果李相林有5个公务员亲友，就能贷到20万元。不过李、罗二人只有一个在教育事业单位教书的亲友，跑到银行一问，也没有资格，“人家也不说话，拿出一份可提供担保企事业的名单，我一看都是电力公司、烟草公司的员工才有资格，”李相林笑笑，“我和洪川三辈子也没这样的贵戚唦。”导致李、罗放弃这笔贷款的最后一个原因是这笔贷款的期限：小额担保贷款期限为一年。“当时我们问劳保局能否一年后续贷，他们表示得先还清贷款后再说。”李说。“周期太短，我怕到时候把利润都投入到再生产中，资金链反而因为短期还款造成紧张。我们宁可不要贴息，就希望能够延长贷款年限，或者说政府贴息一年到期后，我们继续自己付利息。”李相林解释道。即使能够申请来贷款，8万就算不错的了，因为银行对农村贷款的资质考评特别严格。所以李相林很羡慕浙江中小企业互相担保的贷款模式。“金融危机中是凸显出这种企业互保贷款的不少弊端，一家资金链断裂会牵涉到多家。但是就重庆不是很蓬勃的创业现状而言，应该鼓励更多的资金进入到中小企业而不是保守。”李相林说，“我们和不少市外的企业都有良好的合作，如果放开的话是可以拿到企业担保贷款的。”去年李相林因为资金问题放跑了两笔50万以上的订单，“我看新闻说北京的不少银行提供订单贷款，有长期订单的小企业拿着签约合同直接到银行办理业务。”看出来李相林为贷款问题费尽了苦心，“都说订单链式贷款能够缓解农村贷款难的问题，可我们咋连这方面政策的影儿都没见到哩。”李相林理解银行的市场行为，他只是希望政府能够对辖区登记注册的小企业进行信用评估。“政府要引导农民工创业，首先得要了解底下农民工创业的状况。如果每个镇政府能够设一个创业指导员，时不时来辖区内的厂子考察工作，了解还款能力。这样就能把套国家政策贷款的皮包公司和我们这样真心做实业的工厂区分开来，逐步建立良性公司的信用等级。”李相林说。而现在万州的小企业贷款是不进行企业信用等级评定的。政府在农民工创业贷款中应该承担怎样的角色？西南交通大学西部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王习明的说法在某些地方和李相林取得一致。“地方政府应该出面提供担保，和银行加强沟通。政策落实有个时间差和执行力的问题。”王说。不过在免税方面，李相林他们倒是享受到了一些优惠，由于他们给厂子里签约的4个原下岗职工买了养老保险，每个人头可免交企业所得税4800元，一年下来共省下了19200元。过了一个空闲的年，2月16日，李相林在电话里对记者说，已经接了一个小订单，近一个月没有听到的机器轰鸣声又能在他耳边响起了。
责任编辑：崔万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