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崇德徐氏与福建闽侯林氏的渊源略述_名人网>>浙江崇德徐氏与福建闽侯林氏的渊源略述文/如是我闻浙江崇福在清代为石门县治所在地,故崇福之地多称石门。石门因有徐自华徐蕴华姊妹与鉴湖女侠秋瑾的生死交义,而在中国近代史上声名远播。石门徐氏乃乡里望族,自华祖父亚陶公徐宝谦,晚号语溪老人,是一位诗人、书画家。光绪庚辰年(1880)考中进士,官至刑部郎中、安徽庐州知府。归里后,主讲传贻书院。自华父徐多鏐,号杏伯,国学生,风流倜傥,生前曾任石门县商务分会总理。近研读《徐自华诗文集》,旁涉浩瀚的文史知识,语溪之历史,浔溪之旧事、南社之同仁,革命之风云,如行山阴道上,让人目不暇接。特别耐人寻味的是,与崇福徐氏一族有涉的闽候林氏相关人物,绵延三代,且都是当时才俊之士。如林长民宗孟与徐自华姐妹故旧之谊,林景行寒碧与徐蕴华伉俪情深,林学衡庚白与林北丽传奇姻缘,可说徐林两族,渊源颇深。徐林的几代交往,对研究乡贤徐自华的生平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佐证,对清末民初时代风云中的学林士林界以及女界之变化也可一斑窥豹。一、儒官乡绅的君子之交——崇德徐氏与林孝恂福建闽候林氏,乃一大姓。相传其姓源头是殷商忠臣比干,比干因忠心进谏,被无道的商纣王与妖姬妲己剖了心肝。也许真是有着千百年七窍玲珑心的遗传,闽候林氏世代可谓英才辈出,仅清末民初的风云中,以文治武功“轩轩然争雄于数百里间(柳亚子语)”的,就有林则徐少穆,林旭暾谷,黄花冈七十二烈士的林广尘、林觉民与林尹民更被称为“黄花三杰”。林孝恂,光绪己丑科(1889年)进士,1899年至1905年间曾三任石门知县。1994出版的《崇福镇志》把林孝恂归入“历代兴镇人士”,载文介绍:“林孝恂,闽县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改书院为学堂,废八股,兴学堂,为镇上创新学之首。”林孝恂初任石门知县时,还把他的侄儿林觉民、林尹民带到镇上的传贻书院来读书。而徐自华祖父亚陶公归里后主讲传贻书院,虽然早在1897年卒,但是以石门徐氏在当地的声望地位,时知县林孝恂当无不识徐家人之理由。周永珍编《徐蕴华、林寒碧诗文合集》中有林北丽自传体文章《二十七年的旅程》,其中第三节中写道:“父亲的伯父是母亲家乡的父母官,所以父亲与母亲又多了一层家庭间的世交关系。”林北丽是徐蕴华和林寒碧的女儿,文中“父亲的伯父”就是指林孝恂。林孝恂与徐家的直接交往尚未找到文字记载,但徐蕴华在《记秋瑾》一文中提到过林孝恂对徐家是颇为友好的。文中说的是1908年:“不料是年冬季,清御史常徽奏请削平秋墓,同时参奏吴芝瑛与家姐为秋瑾余党。清廷准之,勒令迁墓,并通缉吴女士与家姐。家姐避居沪上日侨丸乔医院半年。当时我在爱国女学读书,浙江巡抚增韫以我姐妹事,就近问及仁和县令林孝恂。林曾任石门知县六年,与我家有好感,以‘徐自华妇人之仁,物伤其类(指浔溪同事),徐蕴华(我书名)是女孩子,少不懂事,盲目附从’答之。吴女士又运动两江总督端方。一场风波,方才平息。增韫鉴于张曾敭及贵福受中外舆论围攻而离职,所以不敢株连,不了了之。”自林孝恂知县石门始,福建闽候林氏与浙江崇福徐氏之交往,绵延三世,颇演绎了几段悲欢离合的人生故事。二、暗香浮动的洛神之遇——徐自华与林长民林长民,1876年生,福建闽县人。又名则泽,字宗孟,号双括庐主,自称苣苳子,桂林一室斋主。今人知林长民多因其女林徽因,实则林长民也曾经是一时风云人物。在清末民初风云变幻之际,主张改良主义和立宪的政治主张。他以善治事、善辞令、有胆识的诸多优势,在当时深具影响。甚至很多的历史评论都认为,“五四”运动的导火索乃林长民日在《晨报》上发表的《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一文,文中写道:“今果至此,则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一石激起千层浪,5月4日,爆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林长民与徐自华的故旧之谊,可见于自华1905年的几首诗词:《剑山人苣苳子为题拙稿感而有作》、《和苣苳子东京万翠楼避暑原韵(二章)》、《秋暮感怀再和留别韵寄苣苳子》、《水调歌头·和苣苳子观菊》、《浪淘沙·和苣苳子忆旧感事词》。(郭延礼《徐自华诗文集》)诗文中有“莫怪花中偏爱,别有孤标高格,偕隐总相宜。对影怜卿瘦,吟癖笑侬痴。”“秋水剪双眸,颦笑温柔。花前一醉暂忘忧”等句。其所隐隐透出的缠绵绯侧之意,曾经让以疑古考据著称的顾颉刚起疑,当时还成了一桩颇有意味的小小公案。事起林长民与徐志摩的虚凰假凤之游戏。1920年徐志摩与林长民相识于英国伦敦,徐志摩一则爱慕林徽因,二则与宗孟先生的确意趣相投而接触频繁,终成忘年之交。后来,两人竟突发异想,由徐志摩扮演有夫之妇仲昭,林长民扮演有妇之夫苣苳子,互写情书,诉说那“万种风情无地着”的情怀。1926年二月六日,徐志摩在《晨报副刊》上公开发表了当年林长民写给他的《一封情书》,文字中所表现出来的炽热情怀,实在难以让人相信林长民是真的写给徐志摩的游戏之作。连徐志摩自己也说:“这话得解释,分明是写给他的情人”。徐志摩又说:“实际上我们各写各的,情节并不对准。”(徐志摩《致顾颉刚》,参见虞坤林编《志摩的信》,学林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因为写得实在太真切太热烈,1926年4月,顾颉刚在读到了徐自华的《忏慧词》中与“苣苳子”有关的几首后,起了探究的兴致,致书徐志摩:“《水调歌头》一阙中,如‘西风帘卷,倚声愧乏易安词’,说得太亲密了,很使人起疑。我想,这或者便是仲昭吧?或不是仲昭而是与她处同一地位的吧?”徐志摩回信答说:“我记得我当初也曾问过宗孟,他所谓‘仲昭’也者究竟是谁。他第一次只是笑而不言;又一次说起,他笑着说:‘事情是有的,但对方却是一个不通文墨的有夫之妇,我当时在难中想着她也是有的,但交情却没有我信上写得那样深。”又说:“因为宗孟的老太爷林孝恂公在石门做知县年份很久(他也做过我们海宁的父母官),徐女士是石门人,他们有机会接近是很可能的。”(《顾颉刚致徐志摩》、徐志摩《致顾颉刚》,参见虞坤林编《志摩的信》,学林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此事后来没有资料表明进行了后续的考据,近代史上也就留下了这一个不大不小的索隐案。不过徐自华与林宗孟相识是无疑的,因为自华胞妹徐蕴华也留下了有关苣苳子的诗词。《徐蕴华、林寒碧诗文合集》中,徐蕴华亦有词三阙与林长民有关,《水调歌头·和林宗孟词人观菊》《浪淘沙·和宗孟词人忆旧憾事》《满庭芳·送别宗孟词人》。如此看来,林长民在父亲林孝恂任石门知县时,的确是与徐家有过交往,并与徐氏姐妹有诗词唱和之作。而徐氏姐妹与林宗孟的诗词唱和中,有两首都是送别之作,徐自华留别诗中注的“闻因取缔事,东京大起风潮”事指1906年东京留学生风潮,而徐蕴华词中“东瀛胜地,两度豪游”说明此词作于林长民第二次去日本之时。“1906年,林长民赴日留学,不久回国,在杭州东文学校毕业,后再度赴日……1909年,林长民从日本留学归国”(陈新华《“名教叛徒”林长民》,参见陈新华《百年家族——林徽因》,河北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那么,这些文字说明,1909年以前,林长民与徐氏姐妹联系应未中断。至于顾颉刚所疑林长民《一封情书》中仲昭即徐自华的猜测,到底无从查证,至多事出有因罢了。1925年,林长民因参加郭松龄讨奉之战,不幸死于关外乱战。“卿本佳人,奈何作贼”,此事在当时的中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也许是立宪派的林宗孟毕竟与革命派的徐自华姐妹殊途相背,翻遍资料,竟找不到1925年徐家姐妹对于宗孟先生之死的一字半语。三、蕙兰芬芳的诗侣之情——徐蕴华与林寒碧林景行,原名昶,号寒碧,字亮奇,福建闽候人。光绪乙酉年(1885年)生(参见郑逸梅《南社丛谈》,中华书局,2006年版)。在《徐蕴华林寒碧诗文合集》所附的《凤池林氏族谱》与《百年家族——林徽因》所附的《林徽因家族世系简表》中可知:林寒碧父孝简,与林孝颖(字可珊)为从兄弟,林孝颖(字可山)(笔者注:“可山”与上文“可珊”当同音之误,当属同一人)与林孝恂(字伯颖)为从兄弟。两族谱相合,可得出林寒碧父孝简与林长民父孝恂亦为从兄弟,林寒碧与林长民应是堂兄弟关系。林北丽(林寒碧与徐蕴华之女)自传体文章《二十七年的旅程》中也写到:“父亲的伯父是母亲家乡的父母官,所以父亲与母亲又多了一层家庭间的世交关系……”此亦为两人关系的有力佐证。林寒碧与徐蕴华的初识,据周永珍编《徐蕴华年表》中记载应在1907年,“光绪卅三年,在秋瑾沪居处,得识林景行。”郑逸梅在《南社丛谈》中记载了徐林二人由吴江陈去病(蕴华之师)作媒的事情。“当石门徐自华、徐小淑姊妹追悼秋瑾于杭州,陈巢南前往参加,这时亮奇才弱冠,巢南见其温文尔雅,识为奇才,而小淑为巢南女弟子,便由巢南作媒,成为佳偶。”此事在陈去病《林亮奇哀词并序》文中得到印证:“戊申初春,余自沪入越,道出杭州,值寄尘、小淑追悼璿卿秋氏与湖上,余往莅焉,始识亮奇于宾座……并为委禽于小淑,作蹇修焉。”林寒碧与徐蕴华的结合,由于不符合林家对长子婚姻的要求,并没有得到林家长辈的支持。林北丽在《二十七年的旅程》文中写道:“他们俩自友谊而恋爱,在父亲22岁的时候,他接受了母亲‘不效劳清廷,决不作官’的条件下和母亲结了婚,这是对祖父一个致命的打击,母亲不但夺取了他的儿子,并且毁掉了继承他传统政治生命幻想的对象。”虽然林家反对,林徐二人还是在宣统元年(1909年)春结婚,徐蕴华也在这年秋天加入了南社。婚后,两人共生育有两个女儿。长女惠,乳名禾儿,次女名隐,字北丽。在林北丽出生不久的日,林寒碧遭车祸不幸身亡,年仅三十岁。而时隔五年后的1921年,长女禾儿也患病夭折。四、徐林余韵——烽火鸳鸯林北丽与林庚白林庚白,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丁酉)生于福建闽候一个士绅家庭。谱名学衡,字浚南,后更名庚白。柳亚子在《林庚白家传》中有云:“庚白簪缨奕世,而少失怙恃,独姊氏抚育之。赋性颖悟,负神童之目”。林庚白1910年由汪精卫介绍加入同盟会,第二年参与武昌起义,南北议和后南下上海,1912年结识柳亚子并加入南社。庚白诗文俱佳,抱负不凡,自民国元年,辗转于政治时局。他先与姊之小姑结婚,期间又与南京张璧恋爱,不久离婚,而后张璧负林。才子心性的林庚白陆续有与谢冰莹、柳无垢(柳亚子女)生情愫的传闻,终未结局,庚白的情感婚姻之路可谓走得波澜起伏。1936年林庚白以四十岁之年与年仅二十一岁的林北丽相识相恋。“我和庚白的正式认识,是到南京那年,……他的历史我知道得很清楚,尤其他和某小姐的恋爱曾轰动过全南京(‘某小姐’指南京张璧女士——笔者注)”。“他(指林庚白——笔者注)时常来亨利(陈去病之女陈绵详——笔者注)家访我,某一个例休日,他邀我同去参观一个漫画展览会,那夜,是第一次单独请我吃饭。在餐桌上,讲起了他的旧恋人,忽然嚎啕大哭,吓得我手足无措,从此这位矛盾的先生,又给我多了一个痴情郎的印象。”(参见林北丽自传体文章《二十七年的旅程》)北丽与庚白恋爱一年,1937年两人结婚,伉俪情深,抗战中辗转革命征途。1941年12月,林庚白在香港九龙殉于日军枪下。庚白逝世后,林北丽竭力护持丈夫遗稿,并与柳亚子合力整理成《丽白楼诗集》,然而由于时局颠簸,惜未能出版。1996年,终于由周永珍整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丽白楼遗集》上下卷。2006年,林北丽逝世,享年90岁。自清末民初直至抗日战争,崇德徐氏与闽候林氏半个世纪的交往历程,正印证着那个大时代的风云袭卷在每一个炎黄子孙身上的烙印,也见证着中华民族在五十年的风雨飘摇中开民智,求民主的艰难前行之路。本文参考文献:郭延礼:《徐自华诗文集》,1990年中华书局出版周永珍:《徐蕴华、林寒碧诗文合集》,1999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周永珍:《丽白楼遗集》,1996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郑逸梅:《南社丛谈》,2006年中华书局陈新华:《百年家族——林徽因》,2003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虞坤林:《志摩的信》,2004年学林出版社沈惠金:《忏慧词人徐自华年谱》,2005年编印《桐乡县志》编委会:《桐乡县志》,1996年上海书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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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56123456123456123456采访时间 2002年10月采访地点 北 京采访对象 徐文伯(时年65岁) 徐海东的长子 原文化部副部长采访记者 董雅丽“黄陂有个臭豆腐”“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能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埃德加·斯诺《》记者：1936年的夏天，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秘密前往陕北苏区，要探寻“红色中国”。他采访了和很多红军，后来在书中对您父亲的描写用了“大名鼎鼎”和“神秘”这两个词，他对这位出身贫苦的将领的身世非常着迷。有人叫他“泥巴人”，有人叫他“臭豆腐”“徐老虎”，甚至徐海东也不是他的本名，给我们讲讲您父亲的身世？徐文伯：我老家是湖北黄陂县，我最早是1960年回去过，那时候他出生的屋还在，他烧的窑也还在。“泥巴人”就是做窑的，我们家七代都是窑工，父亲是第七代，做了11年的大水缸。做水缸很累，要很有力气，累的时候总要喝点酒来解乏，所以我父亲的酒量是比较大的。他参加革命以后也离不开酒，打仗的时候，警卫员给他背的水壶里装的都是酒。上不能说拿酒来啊，他就说拿水来润润嗓子，警卫员就知道了，就把酒拿给他。我父亲家兄弟姐妹14个，父亲是老幺。他和我大伯的孩子一起出世，那在农村是不光彩的，我爷爷就准备把他淹死，我奶奶舍不得，就这样把他留下来了。上学的时候，我父亲就好打抱不平，看不惯就要讲，就要打，不管你是谁。后来，他打了一个大地主的儿子，私塾也不敢教他了，一共读了三年书，于是就开始了他的窑工生涯。记者：其实徐海东并不是他的本名，为什么要改名呢，而且改了不止一次？徐文伯：对，他原名徐元清，后来参加北伐改名为“少奎”，觉得“元清”不够革命的气魄。到1928年他搞暴动，家里人被杀，暴动没成功，为了表示决心，一定要把革命再搞起来，他改成“徐海动”，大海闹动，要像哪吒一样把大海闹动起来，后来人们听来听去，就听成“海东”了，都喊他“海东哥”，“海东哥回来了”，所以爸爸就干脆改成了“徐海东”。记者：您父亲很能打仗，是当时第二大苏区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在整个四方面军有“徐老虎”之称，但是“臭豆腐”这个绰号是怎么来的呢？徐文伯：我记得陈再道叔叔给我讲：文伯，你知不知道关于你爸爸的民歌，他就唱起来了，“黄安有个赵次吾，麻城有个邱江埔，黄陂有个臭豆腐”。“黄陂有个臭豆腐”就是我爸爸，也是当地最早起来闹革命的，这三个人在当地广为流传。“臭豆腐”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我爸爸家里很穷，到10多岁了，还没有衣服穿，光着身子，一身泥巴，他的嫂子们看到他，说简直就像一个臭豆腐，就这样叫起来了。参加革命以后，就是不能消灭徐海东，打一仗败一仗，蒋介石就讲徐海东跟他的名字“臭豆腐”一样，粘了就甩不了。这个故事是陈赓叔叔跟我讲的。他说蒋介石讲这个“臭豆腐”就是惹不起，粘了就跑不了。而且这个“臭豆腐”整个世界都知道。在东北，解放军最初的王牌部队，一支是三十八军，一支是三十九军，三十九军就是由爸爸的十五军团，就是原红二十五军，与刘志丹的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合起来组成的。抗美援朝的时候，有一次，美军39辆重型坦克一下子冲到三十九军阵地，结果一辆都没回去。这个部队美国人没有见过，后来他们一调查，就报了：三十九军，徐海东旧部，后面加了一个括弧，里面写“臭豆腐部队”。记者：真是惹不起的“臭豆腐”，据说他最早组织农民自卫军时只有一支手枪，八粒子弹？徐文伯：1925年，爸爸和他的两个入党介绍人，想到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到了广东正好碰到国民第四军，就是叶挺的那个部队，师长是张发奎，我父亲当代理排长。第一仗就是打汀泗桥，他领的一个排消灭了吴佩孚4个炮兵连，缴获了12门炮。张发奎非常高兴，全师集合，把我父亲叫到前面，当众表扬，把父亲提为少尉排长。汀泗桥以后，我父亲就随着北伐军打了贺胜桥、南昌，一直打到郑州，又返回武昌。这时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开始了，党组织告诉我父亲，说你赶快离开部队，蒋介石对共产党下手了！有一次值班，他带着1支手枪，8粒子弹，把花名册一扔就走了，跑回老家。结果老家正在组织农民自卫军，缺乏军事人才，他就担任黄陂的军事部长，一开始确实只有13个人，1支手枪，8粒子弹。徐海东在红军将领里是出了名的能打，一次他以2000人的部队击溃了敌人一个师，并俘获了敌军师长。被俘的国民党师长输得不明白，问他：“你是黄埔几期？”他说：“我是‘青山大学’毕业的！”徐海东曾在北伐中担任少尉排长，大革命失败后，徐海东回到家乡成立了农民自卫军。鄂豫皖根据地逐渐发展为全国第二大苏区，红军创建初期，在国民党的缉拿名单中，徐海东和毛泽东、彭德怀是悬赏额最高的三个人。“战场上是个凶老头，战场下是个好老头”一天，彭德怀为斯诺引见了一位年轻指挥员，斯诺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那个人马上面露笑容，脸涨得通红，嘴里露出掉了两个门牙的大窟窿，使他有了一种顽皮的孩子相，大家不由得都笑了。”而这位羞涩的军人就是斯诺急切想要见到的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大名鼎鼎的徐海东。记者：当年斯诺在去十五军团驻地的路上，到处可见国民党飞机散发的传单，上面印着：“凡击毙彭德怀或徐海东，当赏洋10万。”斯诺对徐海东的身世、性格非常着迷，我们现在看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的描写，眼前出现的便是一位羞涩、内向的军人，我们很想知道徐海东在战场上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徐文伯：我也是听他战友说：“战场上是个凶老头，战场下是个好老头，跟大家打成一片。”我父亲这个人脾气暴，他讲自己的缺点是有军阀作风、脾气急。打仗的时候，不能讲第二声，叫你马上冲，你就得马上冲，你要搞慢了，他手里有一条马鞭子，“啪”就一鞭子，全军都知道他严格。长征途中，有一次与国民党刚打了一仗，特别劳累，大家都睡觉醒不了。当时还下着大雪，马上要出发，吹号大家都没听见，他就着急了，他一个一个房间去找，他拿着一个棍子打出200多人，当时假如晚了，就全部被国民党抓了。还有一次在于家河战斗中负了伤，子弹从脸上打穿了，警卫员说：“军长，你负伤了。”他就很凶地说：“谁负伤了？”他怕影响军心，结果警卫员很委屈，明明是负伤了嘛，事后他就诚心地向警卫员道了歉。在下面他与全军打成一片，是个好老头。我父亲负了9次伤，8次枪伤，1次是红枪会往屁股上戳了一枪。所以他身上有17个枪眼，17个洞，他洗澡的时候我就帮他数。他负伤多，所以知道负过伤以后需要什么，打完仗第一要慰问伤兵。有一次他负伤后正是年三十，没有一个人来看他，那时候心里非常难受。所以他打仗，所有的伤兵他都一一看到，全军上下特别敬重他。1932年，国民党对鄂豫皖根据地四次“围剿”，张国焘被迫率领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苏区开始长征，留下红二十五军一部和第七十五师、第二十七师在苏区坚持斗争，此时摆在他们面前的是20万国民党大军和满目疮痍、日渐缩小的根据地。张国焘只留下一封信，指示军事方面由徐海东负责。记者：在张国焘后来的自传《我的回忆》中对徐海东的评价非常高，因为他最终把红二十五军带到延安，并且途中还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当时他率领的红二十五军非常年轻是吗？徐文伯：对，平均年龄18岁。红四方面军发展的人很多，而且在老苏区牺牲的人很多，所以后来参加的都是比较年轻的，前面死了后面上。当时红二十五军的战斗部队都是以18岁以下的战士为主，战士都很年轻，我母亲参加长征的时候才16周岁。所以，后来苏联也出过一本书就是《徐海东和他的童子军》。他这个部队非常年轻，但很能打。二十五军有个传统，就是凡是来参加二十五军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问你怕不怕死，你要怕死就不要到我们二十五军来。记者：当时国民党对各大苏区全力“围剿”，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全部被迫长征，留在鄂豫皖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与中央几乎断了联系，是怎么决定北上的？徐文伯：我父亲他们从报纸上看到一、四方面军在松潘会师了，后来交通员又送来消息，说中央红军过来了。我父亲和政委吴焕先就决定要去迎接中央，留下一部分人坚守鄂豫陕。红二十五军被称为第二抗日先遣支队，第一支队是方志敏，被消灭了，没有走出去。我父亲和吴焕先带着部队一直打到天水，还接不上消息。但是蒋介石看到这支部队挺强的，就连下5道命令，要先消灭“徐匪”，再消灭朱毛，集中精力来打我父亲领导的部队。父亲就跟吴焕先叔叔商量怎么办，我父亲当时讲了三策：迎接到党中央是上策，进陕北和刘志丹会合是中策，回陕南是下策。吴焕先问为什么回陕南是下策，爸爸讲太平天国石达开的教训我们要接受，现在在我们的身后也有一条跟大渡河一样的泾水，你要渡不过这条泾水，就要全军覆灭，吴焕先同意了这个意见。但这时他们打到天水还没有迎接到主席，而且失去了联系，这样父亲和吴焕先决定先进陕北，与刘志丹会师。记者：就在北上的路上，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牺牲，当时您父亲跪在坟前大哭，他给您讲过当时的情景吗？徐文伯：讲过。他与吴焕先的感情很深，非常怀念焕先叔叔，每次跟我讲都会流泪，他们是一起共患难、同生死的战友。长征中红二十五军一文一武，文是吴政委，武是我父亲，他们俩配合得非常默契，你离不了我，我离不了你，到这种地步了。打仗的时候、最后决策的时候，爸爸总要找吴焕先，因为他是政委。从鄂豫皖到长征，他们是二十五军的两个灵魂。他牺牲以后，爸爸抱着他的尸体大哭，把吴焕先平时爱穿的呢子大衣准备好，亲手给吴焕先洗脸、洗身体，然后把呢子大衣给他穿上，买了最好的棺材，把他埋葬。埋的时候，爸爸跪在坟头当众宣誓，下定决心，一定要把红二十五军带进陕北。徐海东带领红二十五军突破层层堵截，一步步向陕北进军。1935年9月，与陕北刘志丹会合。1935年11月初，徐海东终于见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杀绝徐族”记者：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党为革命牺牲最多的是海东同志，在您的老家有一座10米高的“徐海东亲属烈士墓”，上面刻着徐向前手书的四个大字“光荣流血”，究竟徐家有多少人在革命中牺牲？徐文伯：死了66口人，近亲27人，远亲39人。斯诺采访的时候就问到这个问题，斯诺都不相信他的耳朵，就问：“什么？”我爸爸说66人，这件事情使斯诺理解了中国的阶级斗争。这66人是多次杀的，有一次杀了20多人，其中参加革命的不少，我的伯父、大伯他们后来都牺牲了。在鄂豫皖打仗的时候，爸爸见过我的奶奶，但是他也没办法，尽忠不能尽孝，当时已经死了不少了。最初没有想到闹革命的严重后果，但是随着他的名望越来越大，蒋介石就下令杀绝徐家。1930年，一开始是“杀绝徐族”，后来是捉到女的就卖，逮到姓徐的就杀，都不敢姓徐。父亲离开鄂豫皖参加长征的时候，家里已经死了66人。解放后，在家乡已经没有跟他同辈的老人了。毛主席就说我们党为革命牺牲最多的是海东同志，66人，他跟我父亲也讲这个事情，爸爸讲我在家里是行孝，我在外面闹革命，我就要尽忠，家里面的事情我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尽忠尽孝不能两全。我只能选择尽忠，只能选择一个。“沉疴不起经三载，髀肉重生已白头”多次的死里逃生，使徐海东对自己的身体很自信。1939年，徐海东被派往华中担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在指挥并取得新四军抗击日伪军的第一次胜利后，他吐血病倒了。记者：您父亲第一次吐血是什么时候？徐文伯：他第一次吐血是1932年，就是四方面军走后，他23天没有睡觉，都穿着衣服，有时打个盹，结果把敌人打败了以后，他一连睡了三天，起来以后就吐血，那时他当师长。记者：在华中病倒前，您父亲指挥了在新四军上任后的第一仗，这一仗对当时的新四军来讲意义很大是吗？徐文伯：是的。1939年11月到了华中，12月周家岗战斗，消灭日伪军160多人，还抓了一个日本少校。原来新四军在华中不敢打，因为日军太强，所以这一仗是个奠基仗。这一仗是我父亲亲自指挥的，但他自己很不满意。日，父亲就病倒了。积劳成疾的徐海东在华中病倒时年仅40岁。从那时起，这位驰骋沙场的战将永远离开了战场。那一年，抗日的烽火正在熊熊燃烧，他个人的军事生涯才刚刚到达顶峰。徐海东万万没有想到在以后几十年的岁月，他都要与病床为伴。记者：您父亲的病究竟重到什么程度？徐文伯：那时候，父亲的担架都是特制的，因为他发病的时候，肺都肿起来了，不能盖被子。是我母亲想出的办法，上面弄个铁丝架，被子盖在铁丝架上，因为我父亲那时候，只要碰一下就吐血。到了反“扫荡”的时候，当时毛主席给新四军来了一封电报，讲海东同志是军队的一面旗帜，你们一定要保护好，任何时候不能出问题，更不能让敌人抓去。谭震林亲自组织警卫连，这个警卫连90%以上是红军，班排(级)来当战士，连营(级)来当排长，团长来当连长。这个连的战斗力非常强。记者：当时为什么不把徐海东送往延安或者医疗条件比较好的后方？徐文伯：1942年，周恩来在重庆，毛主席给他发电报，能否让蒋介石同意，让徐海东到医疗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去，结果蒋介石不同意。当时陈毅、谭震林都派人到南京、上海买药，对爸爸是实报实销，这在当时是最特殊的。记者：您父亲病倒时才40岁，正是军事生涯到达顶峰的时候，让他离开战场肯定心有不甘，内心非常痛苦。徐文伯：当时虽然他病了，但对时事还是非常关心，不管什么事他都要知道。他恨不得自己上去打，但是后来他自己也知道不行。皖南事变那一次，开始不敢跟他讲，后来跟他说，那对他简直是天大的耻辱，结果吐了一脸盆血，那次太危险了，已经是不行了。他的衣服准备好了，悼词也准备了，跟毛主席讲已经不行了。记者：您父亲的病越来越重，后来毛泽东亲自给他发了一封电报，电报是什么内容？徐文伯：当时是新四军领导陈毅、张云逸都向中央报告，说我父亲还在坚持工作，怎么办？主席就给我父亲发了个电报。父亲后来回忆说电报有200多字，讲主席在延安不能来看望，听说你还在坚持工作，送你八个字：“静心养病，天塌不管”！看到这个电报，我父亲流泪了。潘汉年探望徐海东后写下七言绝句：“劲绿成荫曲径幽，门前一湾小溪流。沉疴不起经三载，髀肉重生已白头。”“没有你妈妈，就没有我的今天”1935年，徐海东与红军战士周东屏结婚。他们相识在战火中，相爱在战火中，几十年的患难生死，他们的感情真切而深沉。记者：您父母的感情可以说是在战火中培养的，经历了战火的洗礼，愈久弥坚，他们是怎么相识的？徐文伯：我爸爸跟妈妈相识是在长征的时候，当时决定女同志都不要参加长征，因为路太远了。部队里只有7个女同志，就给她们一些钱，安置起来了。我母亲是童养媳出身，反抗意识很强，她不干，给我什么东西我也不走，就在田埂上跟参谋长闹。这时我父亲过来了，说这小姑娘怎么回事。然后问清情况，就把她们带着了。记者：当时是他们第一次相互认识，一位是军长，另一个是女战士。后来您父亲负伤，您母亲一直照料他，两人就是这样开始相爱的吧？徐文伯：对，那是爸爸负伤最重的一次，我母亲是二十五军的护士。谈恋爱就在这儿，当时爸爸负伤的时候，妈妈用口把血痰吸出来，后面三个月都是我妈妈照顾的。爸爸和妈妈结婚的时候，非常简单，是在永平跟刘志丹会师以后。结婚以后要到司令部去，妈妈不敢进，爸爸的大衣比较大，就把她遮在后面，就这么盖着进去。人们一看军团长怎么四条腿，他说这是徐海东式的大衣。(笑)记者：翻相册我们看到很多您父母在一起笑得很开心的照片，您父亲也曾经说过，“没有你母亲，就没有我的今天”，他们的感情非常好是吗？徐文伯：父母感情非常好。1938年一大批女学生到延安，其中有人就让我爸爸跟我妈妈离婚，说给你介绍个漂亮的。凡是来说的，他就骂太混蛋了，我们是战争中培养的感情。后来到了大连以后，苏联原卫生部长来给爸爸看病。看片子的时候，他说，这个人早就不在了吧。后来见了爸爸，大喊奇迹，说你能活着真是奇迹！又问妈妈怎么照顾，爸爸躺了这么多年，他身上没有长过任何疮。妈妈说就是每天都清洗，再就是吃些中药。那个苏联专家说，没有夫人，你活不到今天，夫人对你的照顾完全符合巴甫洛夫学说。1951年，总理到大连，对我妈妈说：“我代表党中央，代表毛主席感谢你，感谢你这么多年照顾海东同志。”1959年国庆节，中央专门发来请柬，让妈妈坐在上将席。爸爸病了近30年，一直讲，没有你妈妈，就没有我的今天。从辉煌到淡泊记者：您父亲的纪念文集上有一句：“徐海东早年辉煌、中年淡泊、晚年凄凉”，话说得或许不太准确，但是也反映出他的一种状态。从1940年到1970年他病了30年的时间，作为一名军人，我们很想知道，他是靠什么支撑下来的呢？徐文伯：如果静养肯定养不下来，他感到还有事可做，不是那么孤独。他睡在担架上，很多叔叔来给他介绍敌情，他就讲怎么打，结果后来一打准胜。所以当时在淮南就说我父亲能掐会算，神了。所以这些老叔叔们都信任他。这对他是很大的鼓舞，因为他是以打仗为生的人，一天不打仗就不行，他在延安跟毛主席讲，我一打仗病就好了，主席讲这是你的发明。记者：您父亲曾经多次病危，有没有撑不下去的时候？徐文伯：在我的记忆中没有，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很乐观。有好几次病危，他却反过来安慰妈妈、安慰我们。说人总要有一死嘛，这个没什么了不起。我们不能安慰他，他却反过来安慰我们，不要哭，说好多同志牺牲了，刚才还在说话，一出门就牺牲了，这种事情不是很多吗？1945年，日本投降了，父亲讲我这个老病号把小日本给熬垮了。他总是这么乐观。他相信：总有一天我能站起来。1956年，他被选为八大代表。这时爸爸在大连恢复得很好，能走得很远。到北京的第二天，主席打来电话要见爸爸，他们已经17年没见面了。爸爸下车，毛主席已经在门口等他了。毛主席那个院子很大，他们手挽手就这么样走进去了。我记得当时爸爸还跟主席讲，他很惭愧，你给我的任务没完成。毛主席讲，不是你没完成，是你病了嘛。1956年开会，中南海他都能走进走出，那时身体确实是好转了。到1958年，他想试一试，看看身体到底怎么样，就回老家。到了武汉参观、回老家，因为心脏不好，又病了。本来他想跟主席讲要正式工作，但这时他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其实我觉得还是有某种军人的尊严和荣誉在支撑着他。过了这么多年，有一个场面我记得特别清楚。1944年春节，新四军二师四旅，一个旅连以上的干部全都来了，200多人，好家伙，大炮仗，大竹子挑着20多挂炮仗；军号，一个连的军号吹着，来给爸爸拜年，全部到爸爸面前行军礼。爸爸起来，坐起来。这是1944年的事情，我记得非常清楚。非常壮观！那个场面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楚。全城老百姓都来看……疾病几乎是在瞬间彻底改变了徐海东的人生轨迹，在经历过辉煌后他面对的是人生突然的寂静，而比他早年传奇更令人敬服的是他面对淡泊的平静。逝去的岁月和往日的荣耀已经成为共和国一段永远难忘的历史，这位战斗不已的战士仍旧顽强地前行，他敬献的是一位军人对祖国的赤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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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抱香野人
在第123楼的发言：&以下是引用天山飞湖
在第119楼的发言：老毛的卸磨杀驴技术一流啊
CAO NI MA 你TMD看过再放屁
30年前是什么时候？还是解放前？本文内容于
15:05:49 被暴风龙吟编辑
1.1917年3月北洋政府与德国断交，随即派警察进入汉口德租界和天津德租界，8月，北洋政府对德奥宣战，同时收回天津奥租界，1918年，1921年北洋政府先后与奥、德签订和约完成了收回租界的法律程序。2.十月革命以后，北洋政府陆续采取措施于1920年9月收回天津俄租界、汉口俄租界，1924年北洋政府与苏联签订条约，正式收回这两个租界。3.1925年五卅惨案后，厦门地方政府以保护英国侨民名义接管了厦门英租界，1930年完成取消手续。4.1927年1月，汉口和九江英国水兵先后制造惨案杀害中国军民，武汉国民政府借机先后进入了汉口英租界、九江英租界，2月双方签订协定，3月武汉国民政府正式收回2个租界。5.1927年3月，北伐军接近镇江，英国镇江领事鉴于汉口、九江发生的事件，主动要求当地商会接收镇江英租界，10月中英双方签订协议，11月正式收回该租界。6.1927年1月比利时宣布愿将天津比租界交给中国，并开始与北洋政府谈判，经种种变故，至1929年才于国民政府签约，1931年3月，中国正式收回该租界。7.抗战爆发后，日本侨民先后从重庆、汉口、杭州、苏州日租界撤离，并将租界交中国政府“代管”，38年8月湖北省政府决定正式收回汉口日租界，但因为杭州、苏州已经沦陷，汉口不久就沦陷了，真正收回的只有重庆日租界。8.41年12月中国对日、德、意宣战后，理论上可以收回，日、意租界，但由于所在地均沦陷，无法事实上收回，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签订条约，英美两国认为应将上海、厦门公共租界行政管理权交予中国，英国还同意将天津、广州英租界行政管理权归还中国，接着，参加反法西斯阵营的比利时等国也签约同意将上海、厦门公共租界行政管理权交予中国，但由于这些地区均已沦陷，无法事实交还。9.日本政府为了扶持汪精卫傀儡政权，1942年将其夺取的广州、天津英租界移交给汪伪政权。日又与汪伪签订《日华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规定交还在华日租界行政权和尽快交还上海、厦门公共租界行政权，3月汪伪收回杭州、苏州、汉口、天津日租界，同时，日本将曾签约但事实上没有真正开辟的沙市、福州、厦门、奉天、营口等6个日租界也一并交与汪伪政权。2月意大利、法国维希政府宣布放弃在华租界及上海、厦门公共租界行政权，随后，丹麦等国也发表放弃上海、厦门公共租界行政权的声明，但事实上法国维希政府无意真正放弃这些权利，但在日伪武力威逼下，不得不签署条约，5月，汪伪政府收回了厦门鼓浪屿公共租界，6到8月又陆续收回天津、汉口、广州、上海4个法租界和上海公共租界。10.此时，唯一剩下的天津意租界迟迟不愿交还，8月，意大利投降，9月汪伪强行接收意租界，后墨索里尼重新上台，44年6月，墨索里尼政府与汪伪政府签约，正式交还租界。11.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受了这些租界并与法国戴高乐政府在1946年2月签约，追认了2个公共租界的收回。此后，丹麦、葡萄牙也在与国民政府的双边条约中也宣布放弃在公共租界中的权利，自此，中国完成收回在华全部租界的法律程序。
东北军的黄显声将军！黄显声将军怎么死的？-------通共，被老蒋杀的。-------蒋粉曰：黄显声死的活该，法律如此，谁叫你通共？蒋粉曰：土共杀了张灵甫！杀抗日将军！--------------这说明：蒋粉的逻辑是选择性失明的。
收复台湾和南海？－－南海啥时让挂名党“收复”了？应该是勾结美日，偷走我们的“台湾”，以及在“南海太平岛”占着茅坑不拉屎妨碍中国“收复”才对吧？消灭155万日军，打得小日本无条件投降？－－嘿，好伟大的功绩啊，看来，这跟美、苏和TG联盟统一战线都没啥事鸟，这是挂名党单枪匹马的“杰作”是吧？废除了满清签订的2644个不平等条约，收回了77个租界？－－拜托，别把北洋政府、军阀和汪伪政权的这些“功劳”都算到花生米及其挂名党头上好不？后者不过是狗尾续貂罢了。事实上，战后花生米及其挂名党跟美苏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远比满清时签订的要多。
——民国三十年七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长有关兵役状况的视察报告故北大教授蒋梦麟------------------------------------------------------------------------第一部分《剑桥中华民国史》的记载 来自中华网社区 * （《剑桥中国史》是一部世界上极具影响的国外研究中国历史的权威著作，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费正清、崔瑞德任全书主编。这是一部完全由西方学者撰写的中国历史，沿袭西方汉学研究一贯坚持的严谨作风，广泛引用文献材料。全书共15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已经翻译出版了其中11卷。《剑桥中华民国史》是其中第12、13卷） 第二部分《原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会长有关兵役状况的视察报告和有关文章》（这位红十字会会长被称为“国民政府的坚决支持者和蒋介石的一位知己”） 第三部分 前国民党“总参谋长”、“国防部长”郝柏村谈抗战期间抽壮丁亲历 第一部分 《剑桥中华民国史》之 《国民党的统治与年中国军事形势的恶化》 然而，退化在最下层，在应征入伍者中间最为明显。战时中国军队大部由征兵组成。所有男子，凡在18-45岁之间--除去学生、独生子和严重疾患者--均得服从征召。按照法令，他们以抽签的方式公平地被挑选。事实上，有钱有势的人逃避征召，而无钱无势的国民被强征入伍。征兵的军官们往往甚至连抽签的手续都不顾。有些农民简直是在田里劳作的时候被抓去的；另有一些则是被捕去的，那些不能买通路子出来的人于是就被编入军队。 服兵役是一种可怕的经历。没有运输车辆，新兵常常行军数百英里到他们被指定的部队--有意远离新兵家乡，以减少开小差的诱惑。新兵常常被用绳索套在他们的颈子上缚到一起。夜里，他们可能被剥光衣服，以防他们私逃。就食物而言，他们只得到少量的米，因为征兵的军官们为了一己私利，惯常克扣给养。就水来说，新兵可能不得不从路边的泥水坑里饮水--这是引起腹泻的一个普通原因。疾病很快在应征新兵队中流行开来。然而，他们得不到医疗，因为新兵在加入他们被指定的部队前，不被视为军队的一部分。②八年战争期间，这类死于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过100万。① 抵达部队的新兵们经受住了也许是他们服兵役的最坏时期，但他们的前景往往仍是黯淡的。在中央军里，食物和服装一般是充足的。但是，那些不幸被派遣到某些地方部队--诸如陕西和甘肃的部队--的人命运极为悲惨，谢伟思报道说：几乎像乞丐一般。② 造成国民党军队战斗效能减弱的首要问题并非武器短缺，而是食物短缺。1944年10月，魏德迈将军最初担任蒋的参谋长职务时，他主要关心部队的调动和部署问题。但是，不到一个月，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虚弱而不能行军，并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于他们是半饥饿的。按照部队规章，每个士兵发给每天24盎司米，一份盐；每月一份全薪，如果全花在食物上，一个月可以买一磅猪肉。一个中国士兵靠这些配额可以很好地维持生活。可是，事实上他真正得到的仅仅是分配给他的食物和钱的一部分，因为长官们习以为常地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结果是大多数国民党士兵营养不足。一位美国专家1944年广泛地检查了不同种类部队的1200名士兵，他发现57%的人表现出营养不良。这显著地影响了他们发挥士兵职能的能力。① 原始的卫生和医疗同样削弱了国民党军队，于是疾病成了士兵经常的伴侣。疟疾是一种最为流行并使人衰竭的病痛。战争期间，由于军队的体质状况恶化，痢疾发生率大为增加，这种疾病常被忽视，终至无法医治。最后，患者甚至不能进食，不久死去。疥疮、热带皮肤溃疡、眼感染、结核病和花柳病也很普遍。② 1945年在西南作战时，美国观察家发现第十三军甚至不能步行一小段距离，一大批掉队，而有许多人因极端饥饿而濒于死亡。③另外一位美国军官包瑞德上校报道说，看到国民党士兵们行军不到一英里，就摇摇晃晃倒下来死了。④受到高度重视的《大公报》的一位记者说：军队开过以后，在路旁能发现死亡的士兵，一个接着一个。⑤国民党军队中受到特别照顾的，或由美国训练的部队--如青年军和在印度训练的中国远征军--不间断地得到良好的给养和装备；但他们是例外。 确有一个军医团，但它所提供的医疗被中国红十字医疗济难总会会长罗伯特·利姆（林可胜）形容为前南丁格尔的。①医疗队的正规机构--包括急救队、包扎所、野战医院和后方医院--是无懈可击的，但因供不应求、人员不合格、设备和药品不足、腐败和麻木不仁，不能很好发挥作用。 在全部军队中，大约只有2000名大体合格的医生服务，其比率充其量大约为1700人有一名合格医生，相比之下，美军中大约每150人就有一名医生。另有28000名军医在医疗部队服务，但这些人大多没有受过正规训练，并且纯粹是从担架员到包扎员，到医生这样提升的。极少数真正胜任的医生，集中在前线重伤士兵所不能到达的后方医院服务。因为担架队常常人员不足，以及医疗运输工具稀少，在战斗中受伤--即便是轻伤--往往也是致命的。一名受伤士兵即便受到初步治疗，可能也要等上一天。然后他才需要转到包扎所和后方医院。1938年罗兹·法默看到过被运送到后方的伤员，他评论道：遍体坏疽，蛆虫蒋梦麟先生是国民党文教高官, 曾任北大教授, 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抗战时任中国红十字会长, 在台湾时负责石门水库的兴建. 下面是他在抗日时考察各地拉壮丁的情形, 从他所写的 “新潮“ 一书中取出:当时我是以红十字会的会长资格，去视察各地壮丁收容所的。管收容所的人，见我带了药品，他们以为我是一位医生，因为里面生病的人很多，所以都让我进去了。在贵阳一个壮丁收容所里，我曾经和广东来的壮丁谈话，我问：“ 你们从那里来的?”他们说：“广东曲江来的。”“你们一共有多少人?”他们说：“我们从曲江动身的时候有七百人，可是现在只剩下十七个人了!”我说：“怎会只剩下十七个人呢?是不是在路上逃跑了?”他们说：“先生，没有人逃跑啊!老实说，能逃跑到那里去呢?路上好多地方荒凉极了，不但没有东西吃，连水都没有的喝。我们沿途来，根本没有准备伙食，有的地方有得吃，吃一点；没有吃的，就只好挨饿。可是路却不能不走。而且好多地方的水啊，喝了之后，就拉肚子。拉肚子，患痢疾，又没有药，所以沿途大部分人都死了。”听了这些话，我不禁为之伥然!当时那十七人中有几个病了，有几个仍患痢疾，我便找医生给他们诊治。照那情形看采，我相信他们的确没有逃跑，像那荒凉的地方，不但没有饭吃，喝的又是有传染病茵的溪水，能逃到那里去呢!第一部分《剑桥中华民国史》的记载 来自中华网社区 * （《剑桥中国史》是一部世界上极具影响的国外研究中国历史的权威著作，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费正清、崔瑞德任全书主编。这是一部完全由西方学者撰写的中国历史，沿袭西方汉学研究一贯坚持的严谨作风，广泛引用文献材料。全书共15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已经翻译出版了其中11卷。《剑桥中华民国史》是其中第12、13卷） 第二部分《原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会长有关兵役状况的视察报告和有关文章》（这位红十字会会长被称为“国民政府的坚决支持者和蒋介石的一位知己”） 第三部分 前国民党“总参谋长”、“国防部长”郝柏村谈抗战期间抽壮丁亲历 第一部分 《剑桥中华民国史》之 《国民党的统治与年中国军事形势的恶化》 然而，退化在最下层，在应征入伍者中间最为明显。战时中国军队大部由征兵组成。所有男子，凡在18-45岁之间--除去学生、独生子和严重疾患者--均得服从征召。按照法令，他们以抽签的方式公平地被挑选。事实上，有钱有势的人逃避征召，而无钱无势的国民被强征入伍。征兵的军官们往往甚至连抽签的手续都不顾。有些农民简直是在田里劳作的时候被抓去的；另有一些则是被捕去的，那些不能买通路子出来的人于是就被编入军队。 服兵役是一种可怕的经历。没有运输车辆，新兵常常行军数百英里到他们被指定的部队--有意远离新兵家乡，以减少开小差的诱惑。新兵常常被用绳索套在他们的颈子上缚到一起。夜里，他们可能被剥光衣服，以防他们私逃。就食物而言，他们只得到少量的米，因为征兵的军官们为了一己私利，惯常克扣给养。就水来说，新兵可能不得不从路边的泥水坑里饮水--这是引起腹泻的一个普通原因。疾病很快在应征新兵队中流行开来。然而，他们得不到医疗，因为新兵在加入他们被指定的部队前，不被视为军队的一部分。②八年战争期间，这类死于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过100万。① 抵达部队的新兵们经受住了也许是他们服兵役的最坏时期，但他们的前景往往仍是黯淡的。在中央军里，食物和服装一般是充足的。但是，那些不幸被派遣到某些地方部队--诸如陕西和甘肃的部队--的人命运极为悲惨，谢伟思报道说：几乎像乞丐一般。② 造成国民党军队战斗效能减弱的首要问题并非武器短缺，而是食物短缺。1944年10月，魏德迈将军最初担任蒋的参谋长职务时，他主要关心部队的调动和部署问题。但是，不到一个月，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虚弱而不能行军，并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于他们是半饥饿的。按照部队规章，每个士兵发给每天24盎司米，一份盐；每月一份全薪，如果全花在食物上，一个月可以买一磅猪肉。一个中国士兵靠这些配额可以很好地维持生活。可是，事实上他真正得到的仅仅是分配给他的食物和钱的一部分，因为长官们习以为常地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结果是大多数国民党士兵营养不足。一位美国专家1944年广泛地检查了不同种类部队的1200名士兵，他发现57%的人表现出营养不良。这显著地影响了他们发挥士兵职能的能力。① 原始的卫生和医疗同样削弱了国民党军队，于是疾病成了士兵经常的伴侣。疟疾是一种最为流行并使人衰竭的病痛。战争期间，由于军队的体质状况恶化，痢疾发生率大为增加，这种疾病常被忽视，终至无法医治。最后，患者甚至不能进食，不久死去。疥疮、热带皮肤溃疡、眼感染、结核病和花柳病也很普遍。② 1945年在西南作战时，美国观察家发现第十三军甚至不能步行一小段距离，一大批掉队，而有许多人因极端饥饿而濒于死亡。③另外一位美国军官包瑞德上校报道说，看到国民党士兵们行军不到一英里，就摇摇晃晃倒下来死了。④受到高度重视的《大公报》的一位记者说：军队开过以后，在路旁能发现死亡的士兵，一个接着一个。⑤国民党军队中受到特别照顾的，或由美国训练的部队--如青年军和在印度训练的中国远征军--不间断地得到良好的给养和装备；但他们是例外。 确有一个军医团，但它所提供的医疗被中国红十字医疗济难总会会长罗伯特·利姆（林可胜）形容为前南丁格尔的。①医疗队的正规机构--包括急救队、包扎所、野战医院和后方医院--是无懈可击的，但因供不应求、人员不合格、设备和药品不足、腐败和麻木不仁，不能很好发挥作用。 在全部军队中，大约只有2000名大体合格的医生服务，其比率充其量大约为1700人有一名合格医生，相比之下，美军中大约每150人就有一名医生。另有28000名军医在医疗部队服务，但这些人大多没有受过正规训练，并且纯粹是从担架员到包扎员，到医生这样提升的。极少数真正胜任的医生，集中在前线重伤士兵所不能到达的后方医院服务。因为担架队常常人员不足，以及医疗运输工具稀少，在战斗中受伤--即便是轻伤--往往也是致命的。一名受伤士兵即便受到初步治疗，可能也要等上一天。然后他才需要转到包扎所和后方医院。1938年罗兹·法默看到过被运送到后方的伤员，他评论道：遍体坏疽，蛆虫我看到好多壮丁被绳子拴在营里，为的是伯他们逃跑。简直没有丝毫行动的自由，动一动就得挨打了，至于吃的东西，更是少而粗劣，仅是维持活命，不令他们饿死而已。在这种残酷的待遇下，好多壮丁还没有到达前线就死亡了。那侥幸未死的一些壮丁在兵营里受训练，大多数东倒西歪地站也站不稳。这是因为长途跋涉，累乏过度，饮食又粗劣而不洁，体力已感不支，又因西南地方恶性虐疾流行，因此一般壮丁的健康情形都差极了。在伤口上蠕动。②经这样的治疗，即使是轻伤员也会迅速感染，而多数伤情，如胃部受伤或丧失一肢，往往致命。在战时中国很少看到跛子。③ 中国士兵给养差，受凌辱和嘲弄，不可避免地缺乏士气。集体开小差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点。大多数新兵，即使在到指定部队的行军中幸存下来，除了逃跑，也别无想法。许多人成功了。例如，第十八军第十八师被视为一支较好的部队，1942年还驻在后方未参加战斗，却由于死亡或开小差，它的1.1万人中有6千人失踪了。（评：十八军是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与整七十四师齐名的，也如此）高思大使评论道：这些统计数字并非例外，类似的减员率在所有军区普遍存在。即使胡宗南的精锐部队--因为他们被用于遏制北面的共产党军队，他们属于训练、给养和装备最好的部队（评：剑桥中国史不经意间又揭露了老蒋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真相，最好的部队用来对付西北的共产党而不是日本人）--据说1943年需要补充的比率为一个1万人的师每月600人。①官方的统计导致这样的结论：在800多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了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② 第二部分 抗战时国军是如何拉壮丁的？ 来自中华网社区 * ——民国三十年七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长有关兵役状况的视察报告 故北大教授蒋梦麟 ------------------------------------------------------------------------ 蒋梦麟先生是国民党文教高官, 曾任北大教授, 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抗战时任中国红十字会长, 在台湾时负责石门水库的兴建. 下面是他在抗日时考察各地拉壮丁的情形, 从他所写的 “新潮“ 一书中取出: 当时我是以红十字会的会长资格，去视察各地壮丁收容所的。管收容所的人，见我带了药品，他们以为我是一位医生，因为里面生病的人很多，所以都让我进去了。 在贵阳一个壮丁收容所里，我曾经和广东来的壮丁谈话，我问：“ 你们从那里来的?”他们说：“广东曲江来的。”“你们一共有多少人?”他们说：“我们从曲江动身的时候有七百人，可是现在只剩下十七个人了!”我说：“怎会只剩下十七个人呢?是不是在路上逃跑了?”他们说：“先生，没有人逃跑啊!老实说，能逃跑到那里去呢?路上好多地方荒凉极了，不但没有东西吃，连水都没有的喝。我们沿途来，根本没有准备伙食，有的地方有得吃，吃一点；没有吃的，就只好挨饿。可是路却不能不走。而且好多地方的水啊，喝了之后，就拉肚子。拉肚子，患痢疾，又没有药，所以沿途大部分人都死了。”听了这些话，我不禁为之伥然!当时那十七人中有几个病了，有几个仍患痢疾，我便找医生给他们诊治。照那情形看采，我相信他们的确没有逃跑，像那荒凉的地方，不但没有饭吃，喝的又是有传染病茵的溪水，能逃到那里去呢! 我看到好多壮丁被绳子拴在营里，为的是伯他们逃跑。简直没有丝毫行动的自由，动一动就得挨打了，至于吃的东西，更是少而粗劣，仅是维持活命，不令他们饿死而已。在这种残酷的待遇下，好多壮丁还没有到达前线就死亡了。那侥幸未死的一些壮丁在兵营里受训练，大多数东倒西歪地站也站不稳。这是因为长途跋涉，累乏过度，饮食又粗劣而不洁，体力已感不支，又因西南地方恶性虐疾流行，因此一般壮丁的健康情形都差极了。 押送壮丁的人，对于壮丁的死亡，似毫无同情心，可能因为看得太多，感觉也就麻木了。 我在湘西广西的路上，屡次看见野狗争食那些因死亡而被丢掉的壮丁尸体，它们常因抢夺一条新鲜的人腿，而红着眼睛厉声低吼，发出极其恐怖的叫声，令人毛骨抹然!有的地方，壮丁们被埋起来，但埋的太草率，往往露出一条腿或一只脚在地面上，有的似乎还在那边抽陷着，可能还没有完全死去，便给埋进去了! 在贵阳城外，有一块壮丁经过的地方，因为弃尸太多，空气里充满了浓烈的臭气，令人窒息欲呕。 有一天晚上，贵州马场坪一个小市镇里，屋榜下的泥地上零零星星的躺着不少病倒的壮丁。我用手电筒向他们面部探照一下，看见其中的一个奄奄一息。我问他怎样了?他的眼睛微微睁开，向电光注视片刻，只哼了一声，便又闭上，大概从此就长眠了。 在云南一平浪，我看见一班办兵役的人，正在赌博。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输赢的数目很大，大堆的钞票放在桌上，大家赌的兴高采烈，根本不管那些已濒于死亡的壮丁。有一个垂死的壮丁在旁边，一再要求：“给我一点水喝，我口渴啊!”办事人非但不理，反而怒声喝骂：“你滚开去，在这里闹什么?” 我沿途看见的，都是这些残酷悲惨令人愤慨的事。办兵役的人这样缺乏同情心，可以说到处可见。 有一天我看见几百个人，手与手用绳子穿成一串。他们在山上，我们的车子在山下驰过。他们正在集体小便，好像天下雨，从屋榴流下来的水一样；他们连大便也是集体行动。到时候如果大便不出，也非大便不可。若错过这个机会，再要大便，是不许可的。 有好多话都是壮丁亲口告诉我的。因为他们不防备我会报告政府， 所以我到各兵营里去，那些办兵役的人，都押送壮丁的人，对于壮丁的死亡，似毫无同情心，可能因为看得太多，感觉也就麻木了。第一部分《剑桥中华民国史》的记载 来自中华网社区 * （《剑桥中国史》是一部世界上极具影响的国外研究中国历史的权威著作，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费正清、崔瑞德任全书主编。这是一部完全由西方学者撰写的中国历史，沿袭西方汉学研究一贯坚持的严谨作风，广泛引用文献材料。全书共15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已经翻译出版了其中11卷。《剑桥中华民国史》是其中第12、13卷） 第二部分《原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会长有关兵役状况的视察报告和有关文章》（这位红十字会会长被称为“国民政府的坚决支持者和蒋介石的一位知己”） 第三部分 前国民党“总参谋长”、“国防部长”郝柏村谈抗战期间抽壮丁亲历 第一部分 《剑桥中华民国史》之 《国民党的统治与年中国军事形势的恶化》 然而，退化在最下层，在应征入伍者中间最为明显。战时中国军队大部由征兵组成。所有男子，凡在18-45岁之间--除去学生、独生子和严重疾患者--均得服从征召。按照法令，他们以抽签的方式公平地被挑选。事实上，有钱有势的人逃避征召，而无钱无势的国民被强征入伍。征兵的军官们往往甚至连抽签的手续都不顾。有些农民简直是在田里劳作的时候被抓去的；另有一些则是被捕去的，那些不能买通路子出来的人于是就被编入军队。 服兵役是一种可怕的经历。没有运输车辆，新兵常常行军数百英里到他们被指定的部队--有意远离新兵家乡，以减少开小差的诱惑。新兵常常被用绳索套在他们的颈子上缚到一起。夜里，他们可能被剥光衣服，以防他们私逃。就食物而言，他们只得到少量的米，因为征兵的军官们为了一己私利，惯常克扣给养。就水来说，新兵可能不得不从路边的泥水坑里饮水--这是引起腹泻的一个普通原因。疾病很快在应征新兵队中流行开来。然而，他们得不到医疗，因为新兵在加入他们被指定的部队前，不被视为军队的一部分。②八年战争期间，这类死于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过100万。① 抵达部队的新兵们经受住了也许是他们服兵役的最坏时期，但他们的前景往往仍是黯淡的。在中央军里，食物和服装一般是充足的。但是，那些不幸被派遣到某些地方部队--诸如陕西和甘肃的部队--的人命运极为悲惨，谢伟思报道说：几乎像乞丐一般。② 造成国民党军队战斗效能减弱的首要问题并非武器短缺，而是食物短缺。1944年10月，魏德迈将军最初担任蒋的参谋长职务时，他主要关心部队的调动和部署问题。但是，不到一个月，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虚弱而不能行军，并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于他们是半饥饿的。按照部队规章，每个士兵发给每天24盎司米，一份盐；每月一份全薪，如果全花在食物上，一个月可以买一磅猪肉。一个中国士兵靠这些配额可以很好地维持生活。可是，事实上他真正得到的仅仅是分配给他的食物和钱的一部分，因为长官们习以为常地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结果是大多数国民党士兵营养不足。一位美国专家1944年广泛地检查了不同种类部队的1200名士兵，他发现57%的人表现出营养不良。这显著地影响了他们发挥士兵职能的能力。① 原始的卫生和医疗同样削弱了国民党军队，于是疾病成了士兵经常的伴侣。疟疾是一种最为流行并使人衰竭的病痛。战争期间，由于军队的体质状况恶化，痢疾发生率大为增加，这种疾病常被忽视，终至无法医治。最后，患者甚至不能进食，不久死去。疥疮、热带皮肤溃疡、眼感染、结核病和花柳病也很普遍。② 1945年在西南作战时，美国观察家发现第十三军甚至不能步行一小段距离，一大批掉队，而有许多人因极端饥饿而濒于死亡。③另外一位美国军官包瑞德上校报道说，看到国民党士兵们行军不到一英里，就摇摇晃晃倒下来死了。④受到高度重视的《大公报》的一位记者说：军队开过以后，在路旁能发现死亡的士兵，一个接着一个。⑤国民党军队中受到特别照顾的，或由美国训练的部队--如青年军和在印度训练的中国远征军--不间断地得到良好的给养和装备；但他们是例外。 确有一个军医团，但它所提供的医疗被中国红十字医疗济难总会会长罗伯特·利姆（林可胜）形容为前南丁格尔的。①医疗队的正规机构--包括急救队、包扎所、野战医院和后方医院--是无懈可击的，但因供不应求、人员不合格、设备和药品不足、腐败和麻木不仁，不能很好发挥作用。 在全部军队中，大约只有2000名大体合格的医生服务，其比率充其量大约为1700人有一名合格医生，相比之下，美军中大约每150人就有一名医生。另有28000名军医在医疗部队服务，但这些人大多没有受过正规训练，并且纯粹是从担架员到包扎员，到医生这样提升的。极少数真正胜任的医生，集中在前线重伤士兵所不能到达的后方医院服务。因为担架队常常人员不足，以及医疗运输工具稀少，在战斗中受伤--即便是轻伤--往往也是致命的。一名受伤士兵即便受到初步治疗，可能也要等上一天。然后他才需要转到包扎所和后方医院。1938年罗兹·法默看到过被运送到后方的伤员，他评论道：遍体坏疽，蛆虫我在湘西广西的路上，屡次看见野狗争食那些因死亡而被丢掉的壮丁尸体，它们常因抢夺一条新鲜的人腿，而红着眼睛厉声低吼，发出极其恐怖的叫声，令人毛骨抹然!有的地方，壮丁们被埋起来，但埋的太草率，往往露出一条腿或一只脚在地面上，有的似乎还在那边抽陷着，可能还没有完全死去，便给埋进去了!不曾注意我。 以我当时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下一千四百万人（注1）。当然，曲江壮丁从七百人死剩十七个人，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可作为常例。当时我曾将估计的数字向军事高级长官们询问意见，他们异口同声的说：“只会多不少。”......
附：民国三十年七月作者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长时一篇有关兵役状 况的原视察报告 梦麟此次视察桂朗红十字会医务工作，道经贵阳至独山，计程二百三十公里。再自贵阳至镇远，公路二百六十三公里，均东来壮丁必经之道。沿途所见落伍壮丁，骨瘦如才，或卧病道旁奄奄一息；或状若行尸，绑踢山道；或倒毙路旁，任犬大嚼。所见所闻，若隐蔽而不言，实有负钧座之知遇。谨举列上渎，幸赐垂鉴：
据镇远红十字分会长云：“分合有掩埋队，见有死而暴露者，有半 死而活理者，有将死而击毙者。”
韶关解来壮丁三百，至筑只幸余二十七人。江西来一千八百人，至筑只剩一百三十余人。而此百余人中，合格者仅及百分之二十。龙泽区来一千人，至筑仅余一百余人。 以上所述，言之者有高级文武官吏医生教员，所言大致相同。 注1：据《剑桥中华民国史》一段注释称：新兵中大量死亡的准确数字绝不可能得知。一份官方材料承认，战争期间丧失了1867283名新兵。（国防部所属战史局局长1978年7月根据《抗战史料丛编初集》第293页，向我提供的信息。）遗憾的是，没有对这个数字按死亡和逃跑的项目加以分析。国民政府的坚决支持者和蒋介石的一位知己蒋梦麟根据秘密文件估计，至少有1400万新兵在抵达他们的部队之前死亡。第三部分 前国民党“总参谋长”、“国防部长”郝柏村谈抗战期间抽壮丁亲历 ------------------------------------------------------------------------ 郝柏村7日上午出席由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主办的「七七抗战纪念会」学术座谈会时，提供了一则趣谈。与会者听完这段往事，无不感到有趣、好笑。（评：看看国民党的嘴脸，几十年后还不检讨，还不知道痛心，反而还“无不感到有趣、好笑”） 郝柏村说，蒋公当年为准备抗日，于1937年公布户籍法；1933年6月颁布兵役法； 1936年12月，第一次征集新兵5万人。他指出，当时首开办征兵，即发生很严重的 逃兵事件。 他指出，原来是大陆上当时根本没有户籍，大陆人也没有身份证，以致征兵之始，有钱人家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去当兵，往往花钱买人冒名顶替入伍，冒名顶替者入伍领钱之后，就趁晚上就寝后跑路逃兵，再到别的地方重施故技，继续冒名顶替入伍、领钱、再逃兵，如此周而复始。 郝柏村举例，他当时担任连长，如果在外领了100余个新兵要回连队，等到他领回营区连队后，如果还有60余人，成绩就已经算不错了，因为其它40人已经跑路了。 郝柏村说，因为逃兵的人实在太多了，逼得部队在晚上就寝前，要统一集中保管裤子，因为「阿兵哥总不敢光着屁股跑路吧！」后来蒋公还因为逃兵问题，把当时负责兵役任务的人拉去枪毙，当时不少军官都觉得错不在那个人，因为当时大家都没有户籍、身份证，实在很难管理兵役问题。在贵阳城外，有一块壮丁经过的地方，因为弃尸太多，空气里充满了浓烈的臭气，令人窒息欲呕。不曾注意我。 以我当时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下一千四百万人（注1）。当然，曲江壮丁从七百人死剩十七个人，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可作为常例。当时我曾将估计的数字向军事高级长官们询问意见，他们异口同声的说：“只会多不少。”......
附：民国三十年七月作者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长时一篇有关兵役状 况的原视察报告 梦麟此次视察桂朗红十字会医务工作，道经贵阳至独山，计程二百三十公里。再自贵阳至镇远，公路二百六十三公里，均东来壮丁必经之道。沿途所见落伍壮丁，骨瘦如才，或卧病道旁奄奄一息；或状若行尸，绑踢山道；或倒毙路旁，任犬大嚼。所见所闻，若隐蔽而不言，实有负钧座之知遇。谨举列上渎，幸赐垂鉴：
据镇远红十字分会长云：“分合有掩埋队，见有死而暴露者，有半 死而活理者，有将死而击毙者。”
韶关解来壮丁三百，至筑只幸余二十七人。江西来一千八百人，至筑只剩一百三十余人。而此百余人中，合格者仅及百分之二十。龙泽区来一千人，至筑仅余一百余人。 以上所述，言之者有高级文武官吏医生教员，所言大致相同。 注1：据《剑桥中华民国史》一段注释称：新兵中大量死亡的准确数字绝不可能得知。一份官方材料承认，战争期间丧失了1867283名新兵。（国防部所属战史局局长1978年7月根据《抗战史料丛编初集》第293页，向我提供的信息。）遗憾的是，没有对这个数字按死亡和逃跑的项目加以分析。国民政府的坚决支持者和蒋介石的一位知己蒋梦麟根据秘密文件估计，至少有1400万新兵在抵达他们的部队之前死亡。第三部分 前国民党“总参谋长”、“国防部长”郝柏村谈抗战期间抽壮丁亲历 ------------------------------------------------------------------------ 郝柏村7日上午出席由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主办的「七七抗战纪念会」学术座谈会时，提供了一则趣谈。与会者听完这段往事，无不感到有趣、好笑。（评：看看国民党的嘴脸，几十年后还不检讨，还不知道痛心，反而还“无不感到有趣、好笑”） 郝柏村说，蒋公当年为准备抗日，于1937年公布户籍法；1933年6月颁布兵役法； 1936年12月，第一次征集新兵5万人。他指出，当时首开办征兵，即发生很严重的 逃兵事件。 他指出，原来是大陆上当时根本没有户籍，大陆人也没有身份证，以致征兵之始，有钱人家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去当兵，往往花钱买人冒名顶替入伍，冒名顶替者入伍领钱之后，就趁晚上就寝后跑路逃兵，再到别的地方重施故技，继续冒名顶替入伍、领钱、再逃兵，如此周而复始。 郝柏村举例，他当时担任连长，如果在外领了100余个新兵要回连队，等到他领回营区连队后，如果还有60余人，成绩就已经算不错了，因为其它40人已经跑路了。 郝柏村说，因为逃兵的人实在太多了，逼得部队在晚上就寝前，要统一集中保管裤子，因为「阿兵哥总不敢光着屁股跑路吧！」后来蒋公还因为逃兵问题，把当时负责兵役任务的人拉去枪毙，当时不少军官都觉得错不在那个人，因为当时大家都没有户籍、身份证，实在很难管理兵役问题。有一天晚上，贵州马场坪一个小市镇里，屋榜下的泥地上零零星星的躺着不少病倒的壮丁。我用手电筒向他们面部探照一下，看见其中的一个奄奄一息。我问他怎样了?他的眼睛微微睁开，向电光注视片刻，只哼了一声，便又闭上，大概从此就长眠了。在伤口上蠕动。②经这样的治疗，即使是轻伤员也会迅速感染，而多数伤情，如胃部受伤或丧失一肢，往往致命。在战时中国很少看到跛子。③ 中国士兵给养差，受凌辱和嘲弄，不可避免地缺乏士气。集体开小差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点。大多数新兵，即使在到指定部队的行军中幸存下来，除了逃跑，也别无想法。许多人成功了。例如，第十八军第十八师被视为一支较好的部队，1942年还驻在后方未参加战斗，却由于死亡或开小差，它的1.1万人中有6千人失踪了。（评：十八军是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与整七十四师齐名的，也如此）高思大使评论道：这些统计数字并非例外，类似的减员率在所有军区普遍存在。即使胡宗南的精锐部队--因为他们被用于遏制北面的共产党军队，他们属于训练、给养和装备最好的部队（评：剑桥中国史不经意间又揭露了老蒋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真相，最好的部队用来对付西北的共产党而不是日本人）--据说1943年需要补充的比率为一个1万人的师每月600人。①官方的统计导致这样的结论：在800多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了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
到处抹黑蒋公形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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