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北平纠察总队史研究——北平纠察总队怎样处理学生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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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纠察总队怎样处理学生闹事
首先学习一段主席语录，习主席教导我们说：“现在也有不少谍战影视剧不尊重历史，给观众造成了不良影响……”
先引上一段主席语录，然后再评论现在正播映的“正能量”影视剧。在几个月前，为纪念红军长征而专门播放的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我一篇评论这部影视剧的文章，因为揭露了这部电视剧中情节的离奇和虚假，看来打到了疼处，被删了帖。删帖的意思很明确：“不许批评！！！”
在主要电视台的黄金时段播放的“正能量”电视剧，全都有着强硬的后台，否则你挤不进这个黄金时间段。于是，有意思的地方就出现了：你可以打着“正能量”电视剧的招牌胡编乱造，情节离奇可笑，甚至拿红军战士当猴耍。
你想象一下：两个红军战士，父子关系，儿子是发报员，身负重伤；父亲是战士，背着负重伤的儿子爬山逃跑，同时还背负着一部沉重的电台，还要不时的停留下来发报，引诱后面的一队敌人跟踪追击。所以，边作战、边逃跑、边发报是一气呵成的，缺一不成。老爸是文盲，不懂发报，于是发报员的儿子用后脑勺往地上敲击打密电码，边教给老爸发报。用后脑勺敲地，这个高难的发报“特技”连身体健康的好人都难以办到，何况一个自己都难以行走的重伤员。幸好老爸是“天才”，虽“无师”却能“自通”，发起报来得心应手，居然电码一字不差。最感激的，其实还是在后面一直追击的“白匪军”，每逢红军战士发报的紧要关头，白军都会很体谅的停下追击，耐心等他们发报完毕再继续追击。尤其最关键时刻，发报员临牺牲前，发出数百字的长篇大论，陈述参加革命的心得，我暗自计算了一下，转换成后脑勺敲地，至少应该在上千下吧？若不是儿子有“特技”、老爸是“天才”，一般人都是不行的。
你想，人是脊椎动物，不是啄木鸟、磕头虫，即使磕头，也是向前、从未见过向后频繁磕头的景象。这明显违背人的生理常识。眼看着情节如此离奇可笑，却不许人们直言揭露出来。这不是“皇帝的新衣”的翻版吗？明明是在光着屁股游街，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挑破窗户纸，说出真相。不让批评，难道就可以永远隐瞒真相吗？
现在谈正题。这一次，我想通过《北平无战事》这部电视连续剧，谈谈北平解放初期的流亡学生问题。
在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中，有很长的几个镜头都是学生游行示威的。1948年的北平学生，上街游行反饥饿、要回家，这是真实存在的。我看到在镜头中，衣衫整洁的学生们聚集在一座什么机关的大门前（很抱歉，这部电视剧我没有全看，只看了很少的几个镜头），唱起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我之所以关心，耐心的看下去，是因为我最初将这个场面当作了1935年学生们要求政府抗日的“一二九运动”。后来再细看，才发现是1948年的北平学生反饥饿游行。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有一句名言：“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
马克思、恩格斯很欣赏这句话，在自己的著作中加以引用。
《松花江上》这首歌，写于东北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青年们被迫流亡关内，创作了这首思念家乡的歌曲。为的是鼓动国民政府起来抗战，早一天打回老家去。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在北平的流亡学生们高唱着这首歌，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抗日，打回老家去。而当时国民政府拖延立即抗战的意思，是为了先“安内”，“剿灭红军后，再休养生息几年，然后再进行抗战。可是日本侵略者没有给中国这个时间”，1937年7月就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见国民党一级上将郝柏村对这段历史的解读）。
可你在1948年底，北平解放前夕再来唱这首歌曲，重现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的场景，你编导的目的是什么？是“思念东北家乡？”此时的东北已经被共产党解放了，你为什么不回家乡去呢？你不回家，却在北平唱“松花江上”上，是不是有点驴头不对马嘴，不伦不类？此时，1948年底的东北被谁占领了？还是日本鬼子吗？不是，是眼下正在包围着北平的解放军。学生们在国民党军面前哀唱的“家乡沦陷”，是指的被共产党军队占领吗？你这部鼓吹“正能量”的电视剧，公然站在国民党立场上，将共产党领导的东北野战军和当年占领东北的日本鬼子一样看待，不觉得太可笑了吗？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1948年下半年大批聚集在北平的东北流亡学生，基本上都是亲国民党的。1947年，共产党在自己占领的东北解放区广泛实行土改，难免会殃及到那些富裕家庭的子女。其中许多是正在求学的青年。于是，大批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青年为了躲避家乡的土改运动，避免被“清算”，被迫离开家乡。他们有的参加到国民党军，有的流亡到关内，北平也聚集了大批东北流亡青年。当然，这其中许多并不是学生、而是来自乡村、城市的富裕人家子弟。因为他们所在的地区被共产党军队占领了，这些不愿与共产党融合的青年们，被迫选择了流亡的道路。
尤其在东北辽沈战役结束之后，长春、沈阳这些大城市落入共产党军队手中，数十万国民党军队被缴械投降，这其中在国民党军队中的许多青年学生，也选择了离开军队，流亡到关内北平、天津这些华北大城市的道路。
有关这一段的历史详情，可参看《柏杨回忆录》。当年，作为国民党军文职人员（军官训练班教官）的柏杨回忆：“我和徐天祥、孙建章三个人（廖衡回他的故乡哈尔滨探亲，稍后也辗转来到台湾），终于穿过山海关，到仍在国军控制下的唐山，再坐火车转往北京。这是一个悲凉的下场，我们住在一个朋友介绍的小公寓里，眼睛望着天花板，口袋里空空如洗，肚子开始饥饿。孙建章去投奔在十六军当连长的朋友，我和徐天祥忽然想到，我们以第三军官训练班教官的身份，可以投奔设在北京旃坛寺的陆军军官学校第一军官训练班。”
1948年下半年到达北平的东北流亡学生，集中在天坛公园。国民党军为这些流亡而且亲国军的东北学生提供了美军的帐篷。当时在东单广场和天坛公园，有国民党军修建了两座临时机场，大批的空运粮食、物资都集中在这里，说东北流亡学生没有饭吃？与事实不符。
这是当时东北流亡学生的老照片可以作证。
1948年10月以后临时居住在北京天坛公园的东北流亡青年。1949年春天解放军广泛征兵之后，部分学生参加了解放军、部分追随国民党的学生南下，选择了继续流亡、部分青年回到了东北家乡。
柏杨回忆：“两天后，人民解放军堂堂皇皇进入北京，街上挤满了人群，一半以上是大学生，当然也有小市民，可是他们跟站在两旁看热闹的国军的残兵败将一样，脸上充满了疑惧。那绝对不是一个万人空巷以迎王师的场面，但却是年轻学生们长久盼望的日子。他们在街头兴奋的奔跑，扭着秧歌，还在旁边用口琴斯斯文文的伴奏（秧歌是东北农村插秧时的民间简陋舞蹈，跳起来时，你说它有多丑，它就有多丑，那是一个绝对上不了台面的舞蹈）。可是，共产党既然提倡它，它就成为青年们的光环，很多学生乘着还没有涂掉国徽的国军十轮大卡车，在街上奔驰高歌。
就在东单，突然间一个国军少校军官在马路上把鱼贯而进的车队拦下，抓住驾驶座右座的两个大学生，一面哭，一面咒骂：‘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大学生，政府对你们有什么不好？当我们在战地吃杂粮的时候，你们吃什么？雪白的大米、雪白的面粉、肥肉。可是，你们整天游行，反饥饿，反暴政。你们饥饿吗？八路军进城那一天起，你们立刻改吃陈年小米，连一块肉都没有，你们却不反饥饿，今天还这个样子的忘恩负义，上天会报应的，不要认为会放过你们。’
那位少校已经失去理智，一边哭，一边骂，一边殴打，一时间全街都呆住了。最后还是他的同伴把他强制架走，才没有惹下大祸。”
可这位国民党军的少校军官不知道，这些在北平的流亡学生，同样给刚进北平的共产党军队带来了麻烦。
1949年3-4月间，青黄不接，北平城内的粮食供应供给不上，只能从乡间调集陈粮送到城里。这就是那位国民党少校所说的“陈年小米”。当时的北平纠察总队，已经到了吃陈年杂粮掺树叶子的地步，这在抗战期间的冀西山区是寻常之事。自古以来，贫瘠的易县、涞水县、涞源县山区许多地方都是以树叶来度过“春荒”的。可北平人是“天子脚下”的臣民，还有那些富裕家境过来的东北流亡学生，哪吃过这样的苦头。对刚进城的共产党政府，学生们无法再聚集起来游行抗议，于是就要闹点事情。
怎么闹事？在舒云的《卫戍中南海》一书中有所披露。我查了书中舒云采访过的人员名字，先后有张明河、李青川、郑旭煜、李明、马永臣等人。
我用黑体字将舒云的这段采访记述摘录出来：
在剧场里，北平的一帮流亡学生闹得一塌糊涂，他们又没钱，看戏白看。张明河对这帮学生是打不得，也骂不得，头疼得要命。
参谋长李青川说：“你不会学过去的山东主席韩复榘。”
“什么意思？”张明河问。
“用汽车把他们拉到北平以外，再把空车开回来，让他们走到天亮。旧社会，韩复榘处理要饭的就这么干，拉出山东省，车开回来。”
对付闹剧场的北平学生，也这么干。很快把几个大的戏院整顿好了。
关于这些流亡学生的处理，实际上还有更多的举措。考虑到这些学生总聚在北平，早晚会生事，说不定会被暗藏的敌特分子所利用，不如找到个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更何况面临着中共中央马上就要迁到北平，对这些不能当作敌人对待的学生们，还是要想办法把他们给“请出去”的好。据说，当时中央让北平市军管会拿出处理方案，北平市军管会又让北平纠察总队“像解决乞丐问题一样找出解决办法”来（当时北平市军管会把北平聚集的大量乞丐问题给了北平纠察总队，纠察总队解决得很好，受到表扬）。
在张明河亲自主持的团以上干部会上，宣布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只有一个，怎么样才能尽快地把这些学生们彻底“请走”？杜绝后患。会议宣布开始后，在场的学生出身的干部不少，张明河、张迺更、李青川，也都是从学生过来的，大家轻车熟路，七嘴八舌，最后归结为八个字“动员参军，随军南下”。
听到这个结果，张明河哈哈大笑，马上大声宣布：“问题解决，散会。”前后不过十来分钟。
以后，据说张明河汇报到北平市军管会，北平市军管会又立即反馈到中央，实际上是“英雄所见略同”，中央也想到了这个解决办法，只是想再听听下面部队同志的想法。于是，最先是第四野战军，在平津地区展开大规模的青年学生的参军运动，征集学生们参军，加入到南下工作队之中。
紧接着华北军政大学、华北革命大学（今天的中国人民大学）都开始宣布对学生招收新生。最后彭真催促聂荣臻、薄一波：你们怎么回事？还不动手？再不动手就晚了。于是，华北军区也开始在学生中大规模招兵。张行忠十八兵团随营学校的数百名平津学生青年，北平纠察总队的数百名各地学生青年，都是在这个时期招进来的。
为动员这批学生参军，当年也确实采取了一些新措施，比如不计较出身和家庭成分，但对曾经担任过国民党军政职务的青年做了些登记。柏杨等人，还有一些东北籍学生不大信这套，也因为政见的不同，继续选择流亡道路，向南边逃亡。其余选择参军的，至少有数千人吧？
这些人到了部队，在北平纠察总队的，既带来了新鲜血液，也带来了些麻烦，比如结婚事件（当年很多排级干部的大学生都确定了对象关系，要求结婚），“大米酒事件”（大城市的学生饭量小，吃饭慢，专门为他们调拨来了大米，他们用大茶缸打回去慢慢吃，结果时值夏天，天热，用米饭酿成米酒）等等。到了南方，尤其四川、贵州、广西的南下干部工作队中，因当地土匪的猖獗，南下的学生干部牺牲的不少。
因为是在1949年10月1日以前征收的战士，这些老兵在八九十年代都卑列为“离休干部”，享受全工资、全医疗待遇。我今天有些关于往年的老事，也均出自这些当年的学生新兵。
《北平无战事》的编者有言在先，这是一部虚构的电视剧，不能完全与历史情节划上等号。我深表赞成。这一次谈这件往事，算是对《北平无战事》电视剧的一点历史补充吧。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北平纠察总队史研究——北平纠察总队怎样处理学生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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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纠察总队怎样处理学生闹事
首先学习一段主席语录，习主席教导我们说：“现在也有不少谍战影视剧不尊重历史，给观众造成了不良影响……”
先引上一段主席语录，然后再评论现在正播映的“正能量”影视剧。在几个月前，为纪念红军长征而专门播放的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我一篇评论这部影视剧的文章，因为揭露了这部电视剧中情节的离奇和虚假，看来打到了疼处，被删了帖。删帖的意思很明确：“不许批评！！！”
在主要电视台的黄金时段播放的“正能量”电视剧，全都有着强硬的后台，否则你挤不进这个黄金时间段。于是，有意思的地方就出现了：你可以打着“正能量”电视剧的招牌胡编乱造，情节离奇可笑，甚至拿红军战士当猴耍。
你想象一下：两个红军战士，父子关系，儿子是发报员，身负重伤；父亲是战士，背着负重伤的儿子爬山逃跑，同时还背负着一部沉重的电台，还要不时的停留下来发报，引诱后面的一队敌人跟踪追击。所以，边作战、边逃跑、边发报是一气呵成的，缺一不成。老爸是文盲，不懂发报，于是发报员的儿子用后脑勺往地上敲击打密电码，边教给老爸发报。用后脑勺敲地，这个高难的发报“特技”连身体健康的好人都难以办到，何况一个自己都难以行走的重伤员。幸好老爸是“天才”，虽“无师”却能“自通”，发起报来得心应手，居然电码一字不差。最感激的，其实还是在后面一直追击的“白匪军”，每逢红军战士发报的紧要关头，白军都会很体谅的停下追击，耐心等他们发报完毕再继续追击。尤其最关键时刻，发报员临牺牲前，发出数百字的长篇大论，陈述参加革命的心得，我暗自计算了一下，转换成后脑勺敲地，至少应该在上千下吧？若不是儿子有“特技”、老爸是“天才”，一般人都是不行的。
你想，人是脊椎动物，不是啄木鸟、磕头虫，即使磕头，也是向前、从未见过向后频繁磕头的景象。这明显违背人的生理常识。眼看着情节如此离奇可笑，却不许人们直言揭露出来。这不是“皇帝的新衣”的翻版吗？明明是在光着屁股游街，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挑破窗户纸，说出真相。不让批评，难道就可以永远隐瞒真相吗？
现在谈正题。这一次，我想通过《北平无战事》这部电视连续剧，谈谈北平解放初期的流亡学生问题。
在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中，有很长的几个镜头都是学生游行示威的。1948年的北平学生，上街游行反饥饿、要回家，这是真实存在的。我看到在镜头中，衣衫整洁的学生们聚集在一座什么机关的大门前（很抱歉，这部电视剧我没有全看，只看了很少的几个镜头），唱起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我之所以关心，耐心的看下去，是因为我最初将这个场面当作了1935年学生们要求政府抗日的“一二九运动”。后来再细看，才发现是1948年的北平学生反饥饿游行。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有一句名言：“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
马克思、恩格斯很欣赏这句话，在自己的著作中加以引用。
《松花江上》这首歌，写于东北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青年们被迫流亡关内，创作了这首思念家乡的歌曲。为的是鼓动国民政府起来抗战，早一天打回老家去。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在北平的流亡学生们高唱着这首歌，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抗日，打回老家去。而当时国民政府拖延立即抗战的意思，是为了先“安内”，“剿灭红军后，再休养生息几年，然后再进行抗战。可是日本侵略者没有给中国这个时间”，1937年7月就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见国民党一级上将郝柏村对这段历史的解读）。
可你在1948年底，北平解放前夕再来唱这首歌曲，重现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的场景，你编导的目的是什么？是“思念东北家乡？”此时的东北已经被共产党解放了，你为什么不回家乡去呢？你不回家，却在北平唱“松花江上”上，是不是有点驴头不对马嘴，不伦不类？此时，1948年底的东北被谁占领了？还是日本鬼子吗？不是，是眼下正在包围着北平的解放军。学生们在国民党军面前哀唱的“家乡沦陷”，是指的被共产党军队占领吗？你这部鼓吹“正能量”的电视剧，公然站在国民党立场上，将共产党领导的东北野战军和当年占领东北的日本鬼子一样看待，不觉得太可笑了吗？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1948年下半年大批聚集在北平的东北流亡学生，基本上都是亲国民党的。1947年，共产党在自己占领的东北解放区广泛实行土改，难免会殃及到那些富裕家庭的子女。其中许多是正在求学的青年。于是，大批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青年为了躲避家乡的土改运动，避免被“清算”，被迫离开家乡。他们有的参加到国民党军，有的流亡到关内，北平也聚集了大批东北流亡青年。当然，这其中许多并不是学生、而是来自乡村、城市的富裕人家子弟。因为他们所在的地区被共产党军队占领了，这些不愿与共产党融合的青年们，被迫选择了流亡的道路。
尤其在东北辽沈战役结束之后，长春、沈阳这些大城市落入共产党军队手中，数十万国民党军队被缴械投降，这其中在国民党军队中的许多青年学生，也选择了离开军队，流亡到关内北平、天津这些华北大城市的道路。
有关这一段的历史详情，可参看《柏杨回忆录》。当年，作为国民党军文职人员（军官训练班教官）的柏杨回忆：“我和徐天祥、孙建章三个人（廖衡回他的故乡哈尔滨探亲，稍后也辗转来到台湾），终于穿过山海关，到仍在国军控制下的唐山，再坐火车转往北京。这是一个悲凉的下场，我们住在一个朋友介绍的小公寓里，眼睛望着天花板，口袋里空空如洗，肚子开始饥饿。孙建章去投奔在十六军当连长的朋友，我和徐天祥忽然想到，我们以第三军官训练班教官的身份，可以投奔设在北京旃坛寺的陆军军官学校第一军官训练班。”
1948年下半年到达北平的东北流亡学生，集中在天坛公园。国民党军为这些流亡而且亲国军的东北学生提供了美军的帐篷。当时在东单广场和天坛公园，有国民党军修建了两座临时机场，大批的空运粮食、物资都集中在这里，说东北流亡学生没有饭吃？与事实不符。
这是当时东北流亡学生的老照片可以作证。
1948年10月以后临时居住在北京天坛公园的东北流亡青年。1949年春天解放军广泛征兵之后，部分学生参加了解放军、部分追随国民党的学生南下，选择了继续流亡、部分青年回到了东北家乡。
柏杨回忆：“两天后，人民解放军堂堂皇皇进入北京，街上挤满了人群，一半以上是大学生，当然也有小市民，可是他们跟站在两旁看热闹的国军的残兵败将一样，脸上充满了疑惧。那绝对不是一个万人空巷以迎王师的场面，但却是年轻学生们长久盼望的日子。他们在街头兴奋的奔跑，扭着秧歌，还在旁边用口琴斯斯文文的伴奏（秧歌是东北农村插秧时的民间简陋舞蹈，跳起来时，你说它有多丑，它就有多丑，那是一个绝对上不了台面的舞蹈）。可是，共产党既然提倡它，它就成为青年们的光环，很多学生乘着还没有涂掉国徽的国军十轮大卡车，在街上奔驰高歌。
就在东单，突然间一个国军少校军官在马路上把鱼贯而进的车队拦下，抓住驾驶座右座的两个大学生，一面哭，一面咒骂：‘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大学生，政府对你们有什么不好？当我们在战地吃杂粮的时候，你们吃什么？雪白的大米、雪白的面粉、肥肉。可是，你们整天游行，反饥饿，反暴政。你们饥饿吗？八路军进城那一天起，你们立刻改吃陈年小米，连一块肉都没有，你们却不反饥饿，今天还这个样子的忘恩负义，上天会报应的，不要认为会放过你们。’
那位少校已经失去理智，一边哭，一边骂，一边殴打，一时间全街都呆住了。最后还是他的同伴把他强制架走，才没有惹下大祸。”
可这位国民党军的少校军官不知道，这些在北平的流亡学生，同样给刚进北平的共产党军队带来了麻烦。
1949年3-4月间，青黄不接，北平城内的粮食供应供给不上，只能从乡间调集陈粮送到城里。这就是那位国民党少校所说的“陈年小米”。当时的北平纠察总队，已经到了吃陈年杂粮掺树叶子的地步，这在抗战期间的冀西山区是寻常之事。自古以来，贫瘠的易县、涞水县、涞源县山区许多地方都是以树叶来度过“春荒”的。可北平人是“天子脚下”的臣民，还有那些富裕家境过来的东北流亡学生，哪吃过这样的苦头。对刚进城的共产党政府，学生们无法再聚集起来游行抗议，于是就要闹点事情。
怎么闹事？在舒云的《卫戍中南海》一书中有所披露。我查了书中舒云采访过的人员名字，先后有张明河、李青川、郑旭煜、李明、马永臣等人。
我用黑体字将舒云的这段采访记述摘录出来：
在剧场里，北平的一帮流亡学生闹得一塌糊涂，他们又没钱，看戏白看。张明河对这帮学生是打不得，也骂不得，头疼得要命。
参谋长李青川说：“你不会学过去的山东主席韩复榘。”
“什么意思？”张明河问。
“用汽车把他们拉到北平以外，再把空车开回来，让他们走到天亮。旧社会，韩复榘处理要饭的就这么干，拉出山东省，车开回来。”
对付闹剧场的北平学生，也这么干。很快把几个大的戏院整顿好了。
关于这些流亡学生的处理，实际上还有更多的举措。考虑到这些学生总聚在北平，早晚会生事，说不定会被暗藏的敌特分子所利用，不如找到个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更何况面临着中共中央马上就要迁到北平，对这些不能当作敌人对待的学生们，还是要想办法把他们给“请出去”的好。据说，当时中央让北平市军管会拿出处理方案，北平市军管会又让北平纠察总队“像解决乞丐问题一样找出解决办法”来（当时北平市军管会把北平聚集的大量乞丐问题给了北平纠察总队，纠察总队解决得很好，受到表扬）。
在张明河亲自主持的团以上干部会上，宣布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只有一个，怎么样才能尽快地把这些学生们彻底“请走”？杜绝后患。会议宣布开始后，在场的学生出身的干部不少，张明河、张迺更、李青川，也都是从学生过来的，大家轻车熟路，七嘴八舌，最后归结为八个字“动员参军，随军南下”。
听到这个结果，张明河哈哈大笑，马上大声宣布：“问题解决，散会。”前后不过十来分钟。
以后，据说张明河汇报到北平市军管会，北平市军管会又立即反馈到中央，实际上是“英雄所见略同”，中央也想到了这个解决办法，只是想再听听下面部队同志的想法。于是，最先是第四野战军，在平津地区展开大规模的青年学生的参军运动，征集学生们参军，加入到南下工作队之中。
紧接着华北军政大学、华北革命大学（今天的中国人民大学）都开始宣布对学生招收新生。最后彭真催促聂荣臻、薄一波：你们怎么回事？还不动手？再不动手就晚了。于是，华北军区也开始在学生中大规模招兵。张行忠十八兵团随营学校的数百名平津学生青年，北平纠察总队的数百名各地学生青年，都是在这个时期招进来的。
为动员这批学生参军，当年也确实采取了一些新措施，比如不计较出身和家庭成分，但对曾经担任过国民党军政职务的青年做了些登记。柏杨等人，还有一些东北籍学生不大信这套，也因为政见的不同，继续选择流亡道路，向南边逃亡。其余选择参军的，至少有数千人吧？
这些人到了部队，在北平纠察总队的，既带来了新鲜血液，也带来了些麻烦，比如结婚事件（当年很多排级干部的大学生都确定了对象关系，要求结婚），“大米酒事件”（大城市的学生饭量小，吃饭慢，专门为他们调拨来了大米，他们用大茶缸打回去慢慢吃，结果时值夏天，天热，用米饭酿成米酒）等等。到了南方，尤其四川、贵州、广西的南下干部工作队中，因当地土匪的猖獗，南下的学生干部牺牲的不少。
因为是在1949年10月1日以前征收的战士，这些老兵在八九十年代都卑列为“离休干部”，享受全工资、全医疗待遇。我今天有些关于往年的老事，也均出自这些当年的学生新兵。
《北平无战事》的编者有言在先，这是一部虚构的电视剧，不能完全与历史情节划上等号。我深表赞成。这一次谈这件往事，算是对《北平无战事》电视剧的一点历史补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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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作家柏杨：曾书《丑陋的中国人》“引爆”中国传统观念之战
柏杨--台湾著名作家和人权教育基金会负责人
柏杨是《丑陋的中国人》一书的作者。有人问他是如何信神的，他回答说：“我们为什么不爱神呢?领袖会错，但神不会错。人很脆弱，我们的灵魂需要有归宿。”他非常坦率地说：“我承认自己很有福气，我是位基督徒，我非常感谢神的安排，感谢我的许多好朋友的帮助，也感谢张香华能嫁给我。”
柏杨以说话尖锐著称，他说：“基督教文化里面，有一个基础的信仰是非常好的，就是不承认人有等级之分，这是我们中国人所没有的。在神的下面，我们都是他的儿女，所以我们都是主内弟兄，大家完全相等，这是平等观念。假如否定了主内弟兄的话，就你一个人是老大，这不是基督教信仰，是另外一种信仰。在儒家思想里，人是分等级的。”“我为谁活着，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基督徒很简单，我荣耀神，你可笑他，但他有终极的关怀。”“中国的文化就是政治文化，而这政治文化的内容是顶着一个君顶着一个‘神’，所以它又是一个官僚文化。这官僚文化说起来就是一个马屁文化，就是一个屈从文化，就是奴隶文化。哪有说人可造神呢?可是在我们的文化里，人是造神的，只有一个人可造神，就是无上权威的皇上。”“中国文化是个酱缸，什么东西进来都要小心变质。”“中国文化的幽暗素质——暴力和说谎，依然固若金汤。……我们需要和平，乞求神赐给中国100年以上的和平，没有战争。”
柏杨与夫人张香华　　二十年前洛阳纸贵，二十年后再创经典，笔锋所指国人病症并未消失。中国的历史总是被匆忙地翻过去，但问题并没有解决，丰厚的遗产总是包裹着问题被永久寄存，而对未来的奢望必然注定了挫败的宿命。80年代不应该如此被简单地忘却，柏杨也依然有其重新阅读意义和价值。。
　　内容简介：
《丑陋的中国人》一书是台湾著名作家柏杨的作品
　　我们的丑陋，来自我们不知道自己丑陋。
　　台湾著名作家柏杨以“恨铁不成钢”的态度，强烈批判中国人的“脏、乱、吵”、“窝里斗”、“不能团结”、“死不认错”等，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滤过性疾病使我们的子子孙孙受感染，到今天也不能痊愈。
柏　杨 简 介
　　柏杨（），原名郭定生，后改名为郭立邦。祖籍河南辉县，生于河南开封。1949年前往台湾。自上世纪50年代初，用郭衣洞之名开始创作，1960年用笔名柏杨写杂文，揭露中国文化的病态与台湾社会的黑暗面。一生著述丰厚，以尖锐的思想和辛辣的批判独树一帜。
阴历九月初七，柏杨出生。
进入河南省立第四小学读二年级，入学后不久就发生九一八事变。
从许昌回开封读三年级，但河南省立第四小学已开学数月，入学被拒，父亲运用人事关系进入河南省立第六小学插入四年级。
因不见容于继母，父亲将他交给在河南大学读书的郭学澐带回到辉县老家，进入辉县县立小学，读四年级。遇到恩师克非，引发了内心潜在的阅读兴趣。
以同等学历考取百泉镇（在辉县北方约3公里处）新成立的私立百泉初中，成为一年级新生。
百泉初中二年级末期顶撞校长梁锡山被开除学籍。
回到开封进入“开明英数补习班”补习。
以同等学历考取开封高中（原来叫郭定生此时改名为郭立邦）。
出拳殴打继母。
升读开封高中二年级。
七七事变后，投笔从戎，投考河南省军事政治干部训练班，在河南省南阳县受训，为期三个月。
干训班结业后，被保送进入战干团，在武昌左旗营房受训六个月，并加入国民党。遇到恩师吴文义。
由战干团转入青干班，在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受训一个月。
冬季分派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直属豫北分团主任。
与艾绍荷结婚。
父亲病逝于开封（57岁），至开封奔丧并护送父亲棺柩回辉县。
女儿冬冬出生。
至河南省林县，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豫北分团。
至洛阳，被派到偃师县分团当干事。
被保送至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一个月。
回偃师，决定参加明年西北区大专联招。
在偃师防空洞躲警报时初次接触基督教。
购买甘肃省天水中学二年级肄业的假证件，报考西北区大专联招，考取甘肃学院法律系，赴兰州。
夏与友人至河西走廊。
因使用假证件被拆穿，遭学校开除。
至重庆，使用开封高中证件，以同等学历报考中央大学，未获录取。
与崔秀英发生感情，并与之同居。
被安置在教育部战区学生招致委员会的“重庆登记处”，当一名小职员。
伪造学历证件被分发至三台的东北大学，就读政治系三年（此时从郭立邦改名为郭衣洞）。
女儿毛毛出生。
升政治系四年级。
8月10日，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
在三台东北大学毕业。
送崔秀英至河南息县老家后因共军猛攻息县，与崔秀英分散。
三台的东北大学迁回沈阳，初冬到达沈阳，住进东北大学，后搬至小西边门日本商社的房子住，挂起“祖国文化馆”招牌。
当木材商人。
暑假，学校查出使用假证件进入东北大学就读，被教育部永远开除学籍。
在私立辽东文法学院当政治系副教授，并兼任北大营陆军军官学校第三军官训练班教官。
与友人徐天祥、孙建章在沈阳筹设《大东日报》。
11月沈阳陷入共军之手，逃出沈阳，南下北平。
北平沦陷，得徐天祥资助，逃到上海。
在上海得遇恩师吴文义，随吴文义到台湾。
至台湾左营，在台办户口时以11月1日为户口上正式记载的生日。
进入屏东农业职业学校当人事员。
因窃听共匪广播处有期徒刑六个月，但实际上被羁押了七个月。
因被捕，遭屏东农校开革。
至台南工学院“附工”当历史教员，并参加安息日会。
未获台南工学院“附工”续聘。
辗转流浪,最后至南投草屯初中当国文教师。
应胡蒂棻老师之邀至台北，认识齐永培。
暑假时，离开草屯，到了台北，至国际青年归主协会函授学校当教师。
1月5日，因不满外国人的种族岐视愤而离开了国际青年归主协会函授学校。
与齐永培结婚。
平生第一篇散文，在《自由谈》上发表。
至树林中学教书。
任职救国团。
长子城城出生。
任国立成功大学教职。
次子垣垣出生。
送回国参加暑期战斗训练的留日和留韩学生返长崎和釜山。
冬，救国团在日月潭举办“中国青年文史年会”，会中认识就读静宜英语专科学校的倪明华并与之陷入热恋。
因倪明华父母反对及阻扰下，失去成大教职并辞去救国团工作且与妻子齐永培仳离，后至《自立晚报》工作。
获得倪明华父母的接纳与倪明华结婚。
兼任台湾艺术专科学校教授。
中部横贯公路通车前采访，“柏杨”这个笔名即来自此一旅程。
开始以笔名“柏杨”于《自立晚报》撰写“倚梦闲话”专栏，是为写杂文之始。
女儿佳佳出生。
开始在《自立晚报》连载《异域》。
在《公论报》辟“西窗随笔”专栏。
夏《中华日报》向美国金氏社订购“大力水手”漫画交给倪明华主编的家庭版刊出，由柏杨负责翻译。
1月2日，《中华日报》刊出将“fellows”译为“全国军民同胞们”等字样的“大力水手”连环漫画，成为十年牢狱的导火线。
3月7日，被调查局以“共产党间谍”及“打击国家领导中心”的罪名入狱，原判死刑后改判十二年有期徒刑，从此3月7日成为柏杨新的生日──稍后出现的文件上柏杨真正被捕的日子是3月4日。
7月7日，由调查局移送台湾警备司令部军法处。
倪明华提出离婚要求，结束十年婚姻，柏杨在狱中绝食二十一天。
囚禁台北县景美镇军法处监狱。
囚禁台北县景美镇军法处监狱。
台北所有政治犯全部解送国防部绿岛感训监狱。
因蒋介石逝世，蒋经国指示全国特赦，政治犯减刑三分之一，因此柏杨减刑为八年。
3月7日，柏杨入狱八年刑满后被软禁于台湾警备司令部绿岛指挥部。
4月1日，在美方的关切下柏杨获释（九年又廿六天），飞抵台北。
接获中国大陆问题研究中心聘书。
7月9日，在《中国时报》辟“柏杨专栏”，发表十年被迫搁笔后的第一篇杂文〈牛仔裤和长头发〉。
12月，狱中著作《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中国历史年表》出版。
2月4日，与女诗人张香华结婚。
1月，狱中著作《中国人史纲》出版。
在《台湾时报》写“皇后之死”。
1月，自萧桃庵手中接到外交部发的护照及警备司令部发的出入境证，得以接受新加坡《南洋商报》的邀请，至新加坡访问，并至马来西亚、香港。返台后写了一系列“新马港之行”。
女儿佳佳前往澳洲结婚。
7月，应世界诗人大会邀请赴美。
1月，《柏杨诗抄》出版。
2月，与夫人张香华访问泰北金三角地区。
4月，应马华公会之邀，再访马来西亚。
5月，报导文学《金三角·边区·荒城》出版。
7月，参加马德里举行之世界诗人大会，访问西班牙、德国、意大利、梵蒂冈、圣马利诺。
开始着手写《柏杨版资治通鉴》，9月第一册《战国时代》出版。
至台中东海大学演讲〈丑陋的中国人〉。
8-11月，赴美国爱荷华参加为期三个月的国际作家写作计划，并演讲〈丑陋的中国人〉。
8月，《丑陋的中国人》出版。
《柏杨版资治通鉴》当选为全国最有价值和最畅销的一部书，《中国人史纲》被列为对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十部书之一。
3月，香港电台举办青年阅读奖励计划“开卷有益”，受邀前往香港颁奖。
在香港见到阔别多年的女儿冬冬和毛毛。
姊姊郭育英过世。
年初嘱咐女儿冬冬在祖坟上立碑。
9月，与夫人张香华重返大陆。
10月29日，柏杨及其夫人张香华在北京饭店会见辽东文法学院代表佟书。
11月，回到河南老家辉县祭祖坟。
11月，至西安探望毛毛。
11月下旬，经香港返台。
5月，《家园》出版。
《家园》进入日本畅销书排行榜。
1月，参与国际特赦组织。
6月，赴旧金山参加国际作家会议，后转往温哥华渡假以及至西雅图出席美东华人专业年会。
7月末，到加州出席浩然基金会讲习会演讲。
7月，《异域》改编为电影。
10月，至香港参加电影《异域》酒会及记者会。
12月，至新加坡出席儒家文化的特质会。
《解放日报》批判柏杨。
《柏杨诗抄》获得本年度国际桂冠诗人奖。
河南辉县所立柏杨像被拆除。
6月，至马来西亚吉隆坡、马六甲演讲，探望穿山甲人张四妹。
8月夫人张香华获本年度得国际桂冠诗人奖。
3月7日，远流出版公司定本日为柏杨日，《柏杨版资治通鉴》全部完成。平装72册，精装36册。
9月，第二次大陆之旅，至北京，并赴郑州会晤失散五十年之久的一弟二妹。
3月，赴美讲演政治婆媳文化。
国际特赦组织中华民国总会成立，柏杨任创会会长。
入院动心脏绕道手术。
年初获颁“1994年度促进中国民主杰出人士”奖。
5月，柏杨作东餐会上与周碧瑟教授订下《回忆录》之约。
6月10日，阳明大学毕业典礼，柏杨出席致词，讲题是〈专业与人文〉──这是周教授答应柏杨写《回忆录》的条件。
6月13日，周教授与柏杨开始《回忆录》的访谈工作。
11月9日，《柏杨回忆录》完成。
1月，《柏杨回忆录》开始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连载。
５月，《柏杨回忆录》在远流出版公司出版。
4月29日凌晨一时十二分，病逝于台湾新店耕莘医院。
(原置顶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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