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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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文史艺的自由发展
魏晋南北朝的乱世裂变，儒学失落，文学、史学、艺术从儒家伦常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自由而自然地发展，在玄学的影响下，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和《诗品》出世，标志着中国文学已从自然阶段进入到自觉时代。小说乘乱而出，私家竞相修著史书，奔放的草书问世，等等，乱世裂变的文化自由时代给我们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文化遗产。
一、五言诗的发展
1、三国五言诗的成熟
这一时期的诗歌以五言诗为主。五言诗始于汉乐府，三国时趋于成熟，六朝时达到鼎盛，齐梁出现宫体诗之后走向没落。
三国时的五言诗题材丰富，内容广泛。王粲《七哀诗》写乱世裂变的凄惨景象，一字一血，一字一泪，曹植的《野田黄雀行》写自己渴望自由的意念。标志着五言诗成熟的代表人物是“三曹七子”，三曹是曹操、曹丕、曹植，七子为孔融、陈琳、王粲、阮瑀、应瑒、刘桢、徐幹，史称建安七子，文学称建安文学，因多诗歌，又称建安诗。“三曹七子”的作品多气势雄伟、慷慨悲歌，如曹操《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观沧海》“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气韵深沉，风格苍劲。五言诗多用词简洁，意境深远，朗朗上口，如曹植《煮豆燃萁》，广为传诵。
另外，三国时七言诗已基本成型，以曹丕的《燕歌行》最为有名也最早最完整，写的是思妇秋夜怀念征夫的情景，文笔流畅，意境突出。
2、西晋五言诗的顶峰
著名诗人陶渊明和谢灵运的功劳。
陶渊明（365—427），东晋诗人，田园诗派的开创者。一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治今江西九江）人。官至彭泽县令，不久辞官归隐。诗多描写田园风光及其在农村生活的情景，其中往往隐寓着他对污浊官场的厌恶和不愿同流合污的精神，以及对太平社会的向往，也写对人生短暂的焦虑和顺应自然、乐天安命的人生观念，有较多的哲理成分。诗风恬淡爽朗，语言质朴自然，精练独到。代表作为《归园田居》和《读山海经》，其中所表现出的真情实景，如“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图片及视频）。
谢灵运（385—433），南朝宋诗人，本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移籍会稽（今浙江绍兴）。晋时曾封为康乐公，入宋曾任永嘉太守等。后因谋反被杀。其诗多描写会稽、永嘉、庐山等地山水名胜，善于用精丽语言刻画自然景物，是山水诗派的开创者。其山水诗可说是回绝千古，但现代人很难读懂了。（图片）。
之后的鲍照（414—466）和庾信（513—581）又有所发展，也使七言诗趋向成熟。
3、齐梁宫体诗
到了南朝齐梁间，五言诗主要演变为宫体诗，专写宫廷贵族及其女子生活，文笔纤巧，辞藻绮艳，讲求音律和对偶，为宫体骈文。代表人物有萧纲、庾肩吾、谢 朓、何逊等。宫体诗辞藻华丽，空洞无物，使五言诗成为一种失去灵魂和血肉的美丽外壳，五言诗到此走入没落，后世虽然也有，成就都没能超越陶渊明和谢灵运二人了。另外，齐、梁、陈三朝还涌现了—些妇女诗人，梁人刘孝标还将她们的创作编为《玉台新咏》诗集，成为中国第一部妇女诗歌总集。
二、乐府民歌繁盛
民歌在魏晋南北朝呈现出繁荣景象，北方民歌的代表作是《木兰诗》，描写少女木兰代父从军，胜利归来的故事，语言明朗刚健，具有北方民族特色。传世北朝民歌约有30曲，《陇上行》、《敕勒歌》脍炙人口。南朝民歌传世44曲，代表作为《子夜歌》，42首，子夜是个女歌手的名字，她唱的歌就叫子夜歌，后成了乐府歌牌名。其中第七首是：“始欲识郎时，两心望如一。理丝入残机，何悟不成匹？”《子夜歌》写爱情生活中的悲欢离合，多含双关隐语，如“丝”谐“思”、“匹”喻“匹配”。另有《子夜四时歌》存75首，为《子夜歌》变化而成。六朝民歌脍炙人口，千古传诵，至今读来仍然朗朗上口。
三、散文多有佳篇
魏晋间的散文佳作，
一是诸葛亮（181—234）的《出师表》，情真意切，感人肺腑，所谓“出师表惊人文字，千秋涕泪”。
二是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非汤武帝而薄周孔”，嬉笑怒骂，直抒胸臆。
三是李密（224—287）的《陈情表》，写父亲早亡、母亲再嫁、与祖母相依为命、固辞晋武帝征召太子洗马的深情，语气恳切，委婉动人。
四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有曲折新奇的故事，有栩栩如生的人物，更刻画了没有剥削压迫、百姓怡然自乐的理想世界，为千古之至文。
四、小说混世而出
乱世裂变，无奇不有，佛教华化产生了大量的寺院建筑和巨型石窟，玄学盛行和道教初步发展虽然没有像佛教那样的物化成果，却产生了不少新的精神产品。魏晋南北朝是小说的开创时代，不仅作品多，而且内容丰富，大体上可分为笔记小说和志怪小说两类。
一是笔记小说，代表作为刘义庆（403—444）的《世说新语》。 主要记载汉末到晋朝士大夫的言谈轶事，对当时士族的思想、生活的颓废和清谈放诞的风气有较多的反映，语言精练、叙事生动，对后世笔记小说影响很大，且自成体系。
二是志怪小说，有东晋干宝的《搜神记》和陶渊明的《后搜神记》。
魏晋南北朝小说开唐代传奇小说之先河，还启发了明清的神魔小说。
五、私家修史风行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封建史学的初步发展时期。在乱世裂变的社会大动荡条件下，各个统治者为了总结历史经验，尤其是要为自己的统治制造历史根据或争取历史地位，都对修史极为重视；加之造纸术的发展，士人多由解经转而治史，因而出现了官、私修史的热潮。魏晋南北朝的修史热潮及所取得的成就主要表现为：一是纪传体和编年体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起居注、官仪刑法、地理方志、人物传记、谱碟、史注、史评等也都勃兴和发展起来，出现了—个史学新高潮。二是谱学与传记的兴盛并对纪传体史书产生了深刻影响，史书传记几乎成了家族列传。三是少数民族史学有了很大的发展。正由于此，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才在学术领域中取得了仅次于经学的重要地位，形成了“经、史、子、集”的图书分类次序。二十四史中有五史诞生在这一时期，它们是南朝宋范晔（398—446）《后汉书》120卷、西晋陈寿（232—297）《三国志》65卷、南朝梁沈约（441—513）《宋书》100卷、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60卷和北齐魏收（506—572）《魏书》130卷。西晋常璩的《华阳国志》、谯周的《古史考》、东晋袁宏的《后汉纪》、北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等，都是重要的历史文献。
六、书法日臻完善
1、中国汉字形体演变
中国汉字形体的演变，大体为：图形文字→甲骨文→金文（籀文即大篆）→石鼓文→小篆（李斯）→隶书（程邈）→章草（隶草）→今草（张芝）→今隶（楷书，钟繇）→行书（王羲之）→行草（王献之）→狂草（张旭）（图片、）。
2、书圣王羲之
三国以后，出了不少书法艺术家，如钟繇、皇象、梁鹄等。钟繇（151—230），三国魏书法家，化隶书为楷书的关键人物，中国第一位楷书大家（图片），与王羲之并称“钟王”（钟繇书法图片、）。钟繇之后，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贡献或成就最大的是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
王羲之（321—379），字逸之，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官至右军将军，人称王右军。世奉五斗米道，博采众长，兼纳道教云篆即道符，成妍美流便的行书新体，又备精诸体，尤以正行为最，攀上了古今书法的顶峰，被誉为“书圣”（视频）。王羲之喜欢白鹅 ，以一卷《道德经》换山阴道士一只鹅，韩愈《石鼓歌》曰：“羲之姿媚逞俗书，一纸尚换数白鹅”（图片、、）。 《兰亭集序》乃败笔所书，为天下第一行书 ，可惜真迹永绝于世，比较公认的说法是被唐太宗作为殉葬品埋入了昭陵。《兰亭序》充分展现了王羲之的气度、神韵、襟怀和情愫，唐人李嗣真称王羲之的行草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堪称绝妙的比喻。今见最好的摹本是唐太宗时冯承素的《兰亭神龙本》（图片、、、）。《万岁通天贴》影响武则天改年号。
王献之（344—386），亦精通诸体，在其父行书基础上创行草（图片、），并称“二王”。南朝文字训诂学家顾野王（519—581）成《玉篇》三十卷，是为中国第一部楷书字典。到此，中国汉字形体演变已经定型。
3、“三希之宝”
王羲之《快雪时情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羲之侄王询《伯远帖》，被乾隆称之为三希之宝（图片、、）。三件书法作品出神入化，达到极致境界，被康熙皇帝称为神品！
七、绘画又上一层
汉画像为平面故事画和生活画，立体感不强。到三国时，已出现色彩浓郁的彩画，立体感已很强，从一些出土的墓葬壁画来看，画面栩栩如生，如《童子对棍》，开晋代人物画之先河。两晋时期的墓室壁画已有很强的动感（图片、）。两晋南北朝时期，出了三位大画家：
一是顾恺之 东晋画家，字长康，小字虎头，晋陵无锡（今属江苏）人。官至通直散骑常侍。多才多艺，尤精绘画，以画人物肖像见长，传世作品为《女史箴图》和《洛神赋图》，是今见中国最早的专业画家作品，为唐人摹本。《女史箴图》是根据西晋诗人张华的赋创作的，共十二段，现存九段，每段包含一个古代宫廷女人的“模范”故事，并在每段前面抄录张华的一段赋。画面人物线条圆转，后人称之为“春蚕吐丝”，又叫“高古游丝描”，技法上受篆书影响。画后有顾恺之自己的签字，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有画家签字的画。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被掠走，现收藏于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24.8×348.2厘米，图片、）。《洛神赋图》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取材于曹植《洛神赋》，为连续性的神话故事画。故宫博物院所藏《洛神赋图》为绢本设色长卷，纵27.1厘米，横572.8厘米，全卷分为惊艳、陈情和离别三个部分，曲折细致而又层次分明地描绘着曹植与洛神真挚纯洁的爱情故事，结构精妙，设色古艳，人物神采如生，虚实疏密相接，处处抒发着诗一般的情调（27.1×572.8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图片、） 。
二是陆探微 （？—485），南朝宋画家，吴（治今苏州）人。同样擅长人物肖像画，笔法学顾恺之，特点是笔迹周密，紧劲连绵如春蚕吐丝，并有“一笔画”之称，和顾恺之并称“顾陆”，笔法称“密体”画法。
三是张僧繇，南朝梁画家，吴郡（治今苏州）人。曾在宫廷秘阁掌管画事，历官右军将军、吴兴太守。善画人物故事画和宗教画。梁武帝崇佛，凡装饰佛寺，多命他画壁。所画佛像称“张家样”，尤精于画龙，“画龙点睛”的典故说的就是张僧繇，说明这一时期的绘画已经相当逼真。其绘画特点是点画时有缺落而形象具备，与唐朝吴道子并称“蔬体”画法。作品有《五星二十八宿图》，为唐朝梁令瓒摩本。(图片)。
总结：从总体上来说，乱世裂变中的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化继春秋战国后的第二个自由时代，儒学继续保持着独尊孤傲的姿态，佛教乘机东来并被华化，道教则渐趋成熟，其它科技文化艺术也乘乱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展。至此，儒、玄、佛、道相与激荡，中国文化的主体多元格局已经形成，打开了盛唐时期中国文化儒、释、道三教共弘的恢弘博大气魄。找一部武侠小说：男主角东方玉龙，女主角梅吟雪，刚开始梅吟雪喜欢嵇康_百度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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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但吃药后的发冷刚刚要相反：衣少，冷食，以冷水浇身。倘穿衣多而食 热物，那就非死不可。因此五石散一名寒食散。只有一样不必冷吃的，就是 酒。　　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 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比方在广东提倡，一年以后，穿西 装的人就没有了。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豫防皮肤被衣服擦伤， 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 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都 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　　还有，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 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像或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 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　　更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于穿旧的，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 便多虱。所以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扪虱而谈”，当时竟传为美事。 比方我今天在这里演讲的时候，扪起虱来，那是不大好的。但在那时不要紧， 因为习惯不同之故。这正如清朝是提倡抽大烟的，我们看见两肩高耸的人， 不觉得奇怪。现在就不行了，倘若多数学生，他的肩成为一字样，我们就觉 得很奇怪了。此外可见服散的情形及其他种种的书，还有葛洪的《抱朴子》。　　到东晋以后，作假的人就很多，在街旁睡倒，说是“散发”以示阔气。 就像清时尊读书，就有人以墨涂唇，表示他是刚才写了许多字的样子。故我 想，衣大，穿屐，散发等等，后来效之，不吃也学起来，与理论的提倡实在 是无关的。又因“散发”之时，不能肚饿，所以吃冷物，而且要赶快吃，不论时候，一日数次也不可定。因此影响到晋时“居丧无礼”。——本来魏晋时，对于 父母之礼是很繁多的。比方想去访一个人，那么，在未访之前，必先打听他 父母及其祖父母的名字，以便避讳。否则，嘴上一说出这个字音，假如他的 父母是死了的，主人便会大哭起来——他记得父母了——给你一个大大的没 趣。晋礼居丧之时，也要瘦，不多吃饭，不准喝酒。但在吃药之后，为生命 计，不能管得许多，只好大嚼，所以就变成“居丧无礼”了。居丧之际，饮酒食肉，由阔人名流倡之，万民皆从之，因为这个缘故，社会上遂尊称这样的人叫作名士派。 吃散发源于何晏，和他同志的，有王弼和夏侯玄两个人，与晏同为服药的祖师。有他三人提倡，有多人跟着走。他们三人多是会做文章，除了夏侯 玄的作品流传不多外，王何二人现在我们尚能看到他们的文章。他们都是生 于正始的，所以又名曰“正始名士”。但这种习惯的末流，是只会吃药，或 竟假装吃药，而不会做文章。　　东晋以后，不做文章而流为清谈，由《世说新语》一书里可以看到。此 中空论多而文章少，比较他们三个差得远了。三人中王弼二十馀岁便死了， 夏侯何二人皆为司马懿所杀。因为他二人同曹操有关系，非死不可，犹曹操 之杀孔融，也是借不孝做罪名的。　　二人死后，论者多因其与魏有关而骂他，其实何晏值得骂的就是因为他 是吃药的发起人。这种服散的风气，魏，晋，直到隋，唐，还存在着，因为 唐时还有“解散方”，即解五石散的药方，可以证明还有人吃，不过少点罢　　了。唐以后就没有人吃，其原因尚未详，大概因其弊多利少，和鸦片一样罢？ 晋名人皇甫谧作一书曰《高士传》，我们以为他很高超。但他是服散的， 曾有一篇文章，自说吃散之苦。因为药性一发，稍不留心，即会丧命，至少 也会受非常的苦痛，或要发狂；本来聪明的人，因此也会变成痴呆。所以非 深知药性，会解救，而且家里的人多深知药性不可。晋朝人多是脾气很坏， 高傲，发狂，性暴如火的，大约便是服药的缘故。比方有苍蝇扰他，竟至拔 剑追赶；就是说话，也要胡胡涂涂地才好，有时简直是近于发疯。但在晋朝更有以痴为好的，这大概也是服药的缘故。 魏末，何晏他们以外，又有一个团体新起，叫做“竹林名士”，也是七个，所以又称“竹林七贤”。正始名士服药，竹林名士饮酒。竹林的代表是 嵇康和阮籍。但究竟竹林名士不纯粹是喝酒的，嵇康也兼服药，而阮籍则是 专喝酒的代表。但嵇康也饮酒，刘伶也是这里面的一个。他们七人中差不多 都是反抗旧礼教的。　　这七人中，脾气各有不同。嵇阮二人的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很 好，嵇康就始终都是极坏的。　　阮年青时，对于访他的人有加以青眼和白眼的分别。白眼大概是全然看 不见眸子的，恐怕要练习很久才能够。青眼我会装，白眼我却装不好。后来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嵇康却全不改变。结果阮得终其天年，而嵇竟丧于司马氏之手，与孔融何晏等一样，遭了不幸的杀害。 这大概是因为吃药和吃酒之分的缘故：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骄视俗人的； 饮酒不会成仙，所以敷衍了事。他们的态度，大抵是饮酒时衣服不穿，帽也不带。若在平时，有这种状态，我们就说无礼，但他们就不同。居丧时不一定按例哭泣；子之于父，是 不能提父的名，但在竹林名士一流人中，子都会叫父的名号。旧传下来的礼 教，竹林名士是不承认的。即如刘伶——他曾做过一篇《酒德颂》，谁都知 道——他是不承认世界上从前规定的道理的，曾经有这样的事，有一次有客 见他，他不穿衣服。人责问他；他答人说，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 衣服，你们为什么进我的裤子中来？至于阮籍，就更甚了，他连上下古今也 不承认，在《大人先生传》里有说：“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 我腾而上将何怀？”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无意义，一切都不要，所以 他觉得世上的道理不必争，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他便沉 湎于酒了。然而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饮酒不独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 在环境。其时司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名声很大，所以他讲话就极难，只好 多饮酒，少讲话，而且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谅。只要看 有一次司马懿求和阮籍结亲，而阮籍一醉就是两个月，没有提出的机会，就 可以知道了。　　阮籍作文章和诗都很好，他的诗文虽然也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都是隐 而不显的。宋的颜延之已经说不大能懂，我们现在自然更很难看得懂他的诗 了。他诗里也说神仙，但他其实是不相信的。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 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嵇康 做的《难自然好学论》，却道，人是并不好学的，假如一个人可以不做事而 又有饭吃，就随便闲游不喜欢读书了，所以现在人之好学，是由于习惯和不 得已。还有管叔蔡叔，是疑心周公，率殷民叛，因而被诛，一向公认为坏人 的。而嵇康做的《管蔡论》，就也反对历代传下来的意思，说这两个人是忠　　臣，他们的怀疑周公，是因为地方相距太远，消息不灵通。 但最引起许多人的注意，而且于生命有危险的，是《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非汤武而薄周孔”。司马懿因这篇文章，就将嵇康杀了。非薄了汤武 周孔，在现时代是不要紧的，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 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 那么，教司马懿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嵇 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嵇康的见杀，是 因为他的朋友吕安不孝，连及嵇康，罪案和曹操的杀孔融差不多。魏晋，是 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杀。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 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 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但倘只是实行不孝，其实那时倒 不很要紧的，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阮籍不同，不大说关于伦理上的话， 所以结局也不同。　　但魏晋也不全是这样的情形，宽袍大袖，大家饮酒。反对的也很多。在 文章上我们还可以看见裴?的《崇有论》，孙盛的《老子非大贤论》，这些 都是反对王何们的。在史实上，则何曾劝司马懿杀阮籍有好几回，司马懿不 听他的话，这是因为阮籍的饮酒，与时局的关系少些的缘故。然而后人就将嵇康阮籍骂起来，人云亦云，一直到现在，一千六百多年。季札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这是确的，大凡明于礼 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 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 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 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 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 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 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黩了礼教，不 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 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 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现在说一个容易明白的比喻罢，譬如有一个军阀， 在北方——在广东的人所谓北方和我常说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称山 东山西直隶河南之类为北方——那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 一大，他便挂起了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 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 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但既然在他 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 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像反对三民主义模样。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反对 礼教的人，有许多大约也如此。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礼教当作宝贝看待的。 还有一个实证，凡人们的言论，思想，行为，倘若自己以为不错的，就 愿意天下的别人，自己的朋友都这样做。但嵇康阮籍不这样，不愿意别人来 模仿他。竹林七贤中有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一样的饮酒。阮籍的儿子阮浑 也愿加入时，阮籍却道不必加入，吾家已有阿咸在，够了。假若阮籍自以为 行为是对的，就不当拒绝他的儿子，而阮籍却拒绝自己的儿子，可知阮籍并 不以他自己的办法为然。至于嵇康，一看他的《绝交书》，就知道他的态度 很骄傲的；有一次，他在家打铁——他的性情是很喜欢打铁的——钟会来看他了，他只打铁，不理钟会。钟会没有意味，只得走了。其时嵇康就问他： “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这也是嵇康杀身的一条祸根。但我看他做给他的儿子看的《家诫》——当嵇 康被杀时，其子方十岁，算来当他做这篇文章的时候，他的儿子是未满十岁 的——就觉得宛然是两个人。他在《家诫》中教他的儿子做人要小心，还有 一条一条的教训。有一条是说长官处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官长送人们出 来时，你不要在后面，因为恐怕将来官长惩办坏人时，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 又有一条是说宴饮时候有人争论，你可立刻走开，免得在旁批评，因为两者 之间必有对与不对，不批评则不像样，一批评就总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 见怪。还有人要你饮酒，即使不愿饮也不要坚决地推辞，必须和和气气的拿 着杯子。我们就此看来，实在觉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 就要他这样庸碌。因此我们知道，嵇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足的。 所以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社会上对于儿子不像父亲，称为“不肖”， 以为是坏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愿意他的儿子像自己的父亲哩。试看阮籍嵇 康，就是如此。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 他们的本态。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　　不过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因为他们的名位大，一般的人们就学起来， 而所学的无非是表面，他们实在的内心，却不知道。因为只学他们的皮毛， 于是社会上便很多了没意思的空谈和饮酒。许多人只会无端的空谈和饮酒， 无力办事，也就影响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计”，毫无实际了。在文学上 也这样，嵇康阮籍的纵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后来到东晋，空谈和饮酒的遗 风还在，而万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却没有了。刘勰说：“嵇康师心以遣论， 阮籍使气以命诗。”这“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的特色。 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 陶潜。他的态度是随便饮酒，乞食，高兴的时候就谈论和作文章，无尤无怨。 所以现在有人称他为“田园诗人”，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他的态度是 不容易学的，他非常之穷，而心里很平静。家常无米，就去向人家门口求乞。 他穷到有客来见，连鞋也没有，那客人给他从家丁取鞋给他，他便伸了足穿 上了。虽然如此，他却毫不为意，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 的自然状态，实在不易模仿。他穷到衣服也破烂不堪，而还在东篱下采菊， 偶然抬起头来，悠然的见了南山，这是何等自然。现在有钱的人住在租界里， 雇花匠种数十盆菊花，便做诗，叫作“秋日赏菊效陶彭泽体”，自以为合于 渊明的高致，我觉得不大像。　　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 候。但他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便博得“田园诗人”的名称。但《陶 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 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注意罢了。 还有一个原因，先已说过，是习惯。因为当时饮酒的风气相沿下来，人见了 也不觉得奇怪，而且汉魏晋相沿，时代不远，变迁极多，既经见惯，就没有 大感触，陶潜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当然的。例如看北朝的墓志，官位升进， 往往详细写着，再仔细一看，他是已经经历过两三个朝代了，但当时似乎并　　不为奇。 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 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 能忘情。譬如墨子兼爱，杨子为我。墨子当然要著书；杨子就一定不著，这 才是“为我”。因为若做出书来给别人看，便变成“为人”了。　　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 “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一 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　　自汉末至晋末文章的一部分的变化与药及酒之关系，据我所知的大概是 这样。但我学识太少，没有详细的研究，在这样的热天和雨天费去了诸位这 许多时光，是很抱歉的。现在这个题目总算是讲完了。□1927 年 11 月 16 日刊于《北新》半月刊第 2 卷第 2 号□收入《而已集》书苑折枝　　　余颇懒，常卧阅杂书，或意有所会，虑其遗忘，亦慵于钞写，但偶夹一纸条以识之。 流光电逝，情随事迁，检书偶逢昔日所留纸，辄自诧置此何意，且悼心境变化之速，有如 是也。长夏索居，欲得消遣，则录其尚能省记者，略加案语，以贻同好云。十六年八月八 日，楮冠病叟漫记。 唐欧阳询《艺文类聚》二十五引梁简文帝《诫当阳公大心书》：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　　　案：帝王立言，诫饬其子，而谓作文“且须放荡”，非大有把握，那能尔耶？后世 小器文人，不敢说出，不敢想到。 清褚人获《坚瓠九集》卷四：《通鉴博论》：“汉高祖取天下，皆功臣谋士之力。天下既定，吕后杀韩信彭越英布等，夷其族而绝其祀。传至献帝， 曹操执柄，遂杀伏后而灭其族。或谓献帝即高祖也；伏后即吕后也；曹操即 韩信也；刘备即彭越也；孙权即英布也。故三分天下而绝汉。”虽穿凿疑似 之说，然于报施之理，似亦不爽。　　　案：韩信托生而为曹操，彭越为孙权，陈豨为刘备，三分汉室，以报夙怨，见《五 代史平话》开端。小说尚可，而乃据以论史，大奇。《博论》明宗室涵虚子（？）作，今 传本颇少。 宋张耒《明道杂志》：京师有富家子，少孤专财，群无赖百方诱导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羽，辄为之泣下，嘱弄者且缓之。一日，弄者曰：云长古猛将，今斩之，其鬼或能祟，请既斩而祭之。此子闻，甚喜。 弄者乃求酒肉之费。此子出银器数十。至日，斩罢，大陈饮食如祭者，群无 赖聚享之，乃白此子，请遂散此器。此子不敢逆，于是共分焉。旧闻此事， 不信。近见事，有类是事。聊记之，以发异日之笑。
案：发笑又作别论。由此可知宋时影戏已演三国故事，而其中有“斩关羽”。我尝 疑现在的戏文，动作态度和画脸都与古代影灯戏有关，但未详考，记此以俟博览者探索。□1927 年 9 月 1 日刊《北新》周刊第 45、46 期合刊，署名楮冠□未收入自编文集书苑折枝二　　宋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下：盐官县学教谕黄谦之，永嘉人，甲午岁题 桃符云，“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为人告之官，遂罢。
案：元上谕多用白话直译，“怎生呵”“那般者”皆谕中习见语，故黄以为戏。今 人常非薄今白话而不思元时敕，盖以其已“古”也。甲午是忽必烈至元三十一年（1295）， 其年正月，忽必烈死。　　同上别集下：或作散经名《物外平章》，云，“尧舜禹汤文武，一人一 堆黄土；皋夔稷?伊周，一人一个髑髅。大抵四五千年，著甚来由发颠？假 饶四海九州都是你底，逐日不过吃得半升米。日夜宦官女子守定，终久断送 你这泼命。说甚公侯将相，只是这般模样。管甚宣葬敕葬，精魂已成魍魉。 姓名标在青史，却干俺咱甚事？世事总无紧要，物外只供一笑。”此语亦可 发一笑也。　　　案：近长沙叶氏刻《木皮道人鼓词》，昆山赵氏刻《万古愁曲》，上海书贾又据以 石印作小本，遂颇流行。二书作者生明末，见世事无可为，乃强置己身于世外，作旁观放 达语，其心曲与此宋末之作正同。 宋唐庚《文录》：《南征赋》，“时廓舒而浩荡，复收敛而凄凉。”词虽不工，自谓曲尽南迁时情状也。案：今日用之《民气赋》或《群众运动赋》，亦自曲尽情状。　　清严元照《蕙櫋杂记》：西湖岳庙有严嵩和鄂王《满江红》词石刻，甚 宏壮。词既慷慨，书亦瘦劲可观，末题华盖殿大学士。后人磨去姓名，改题 夏言。虽属可笑，然亦足以惩奸矣。
案：严嵩偏和岳飞词，有如是诈伪；后人留词改名，有如是自欺；严先生以为可笑 而又许其惩奸，有如是两可。寥寥六十字，写尽三态。□1927 年 9 月 16 日刊《北新》周刊第 47、48 期合刊，署名楮冠□未收入自编文集书苑折枝三　　明陆容《菽园杂记》四：僧慧暕涉猎儒书而有戒行，永乐中尝预修《大 典》，归老太仓兴福寺。??尝语坐客云：“此等秀才，皆是讨债者。”客 问其故，曰：“洪武间秀才做官，吃多少辛苦，受多少惊怕，与朝廷出多少 心力，到头来小有过犯，轻则充军，重则刑戮，善终者十二三耳。其时士大 夫无负国家，国家负士大夫多矣。这便是还债的。近来圣恩宽大，法网疏阔， 秀才做官，饮食衣服舆马宫室子女妻妾，多少好受用，干得几许好事来？到 头全无一些罪过。今日国家无负士大夫，天下士大夫负国家多矣。这便是讨 债者。”??　　　案：无论什么局面，当开创之际，必靠许多“还债的”；创业既定，即发生许多“讨 债者”。此“讨债者”发生迟，局面好；发生早，局面糟；与“还债的”同时发生，局面 完。呜呼“还债的”也！ 元人《东南纪闻》一：刘平国宰，京口人。（中略）有《漫塘集》，文挟伟气。其尺牍有云：“今之所谓豪杰士者，古之所谓破落户者也。”意有 所指，知者以为名言。（下略）
案：也可以说：豪杰士者，破落户之已阔者也。破落户者，豪杰士之未阔或终于不 阔者也。　　清陈祖范《掌录》上：行事之颠倒者：三国时孙吴立制，奔亲丧者罪大 辟；北齐敕道士剃发为沙门；宋宣和中，敕沙门著冠为道士；??元祐焚《史 记》于国子；??政和间著令，士庶习诗赋者杖一百！案：知道古来做过如许颠倒事，当时也并不为奇，便可以消去对于时事的诧异心不少。□1927 年 10 月 16 日刊《北新》周刊第 51、52 期合刊，署名楮冠□未收入自编文集复仇辨　　虞预《会稽典录》卷下引《御览》四百八十二：朱朗字恭明，父为道士， 淫祀不法，游在诸县，为乌伤长陈頵所杀。朗阴图报怨而未有便。会頵以病 亡，朗乃刺杀頵子。事发，奔魏。魏闻其孝勇，擢以为将。
案：春秋之义：当罪而诛不言于报；匹夫之怨止于其身。今朗父不法，诛当其辜； 而朗之复仇，乃其胤嗣。汉季大乱，教法废坏，离经获誉，有惭德已。岂其犹有美行，足 以称纪？传文零散，本末不具，无以考核，虞君之指，所未详也。□录自《会稽郡故书杂集》，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流氓的变迁　　孔墨都不满于现状，要加以改革，但那第一步，是在说动人主，而那用 以压服人主的家伙，则都是“天”。　　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儒者，柔也”，当然不会危险的。惟 侠老实，所以墨者的末流，至于以“死”为终极的目的。到后来，真老实的 逐渐死完，止留下取巧的侠，汉的大侠，就已和公侯权贵相馈赠，以备危急 时来作护符之用了。　　司马迁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乱”之和“犯”，决不 是“叛”，不过闹点小乱子而已，而况有权贵如“五侯”者在。　　“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 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 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浒》，说得很分 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 “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不 敢指斥奸臣，不敢直接为天子效力，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给他保 镳，替他捕盗，一部《施公案》，也说得很分明，还有《彭公案》，《七侠 五义》之流，至今没有穷尽。他们出身清白，连先前也并无坏处，虽在钦差 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 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然而为盗要被官兵所打，捕盗也要被强盗所打，要十分安全的侠客，是觉得都不妥当的，于是有流氓。和尚喝酒他来打，男女通奸他来捉，私娼私 贩他来凌辱，为的是维持风化；乡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来欺侮，为的是看不 起无知；剪发女人他来嘲骂，社会改革者他来憎恶，为的是宝爱秩序。但后 面是传统的靠山，对手又都非浩荡的强敌，他就在其间横行过去。现在的小 说，还没有写出这一种典型的书，惟《九尾龟》中的章秋谷，以为他给妓女 吃苦，是因为她要敲人们竹杠，所以给以惩罚之类的叙述，约略近之。由现状再降下去，大概这一流人将成为文艺书中的主角了，我在等候“革命文学家”张资平“氏”的近作。□1930 年 1 月 1 日刊于《萌芽月刊》第 1 卷第 1 期□收入《三闲集》　　　　　　　　　　　　　　　　　　　　　　　　　　　　歌德与玉娇梨①鲁迅先生：素不相识，请恕冒昧通信之罪。 为的是关于中国小说的一件事。在你的《小说史略》中，曾讲过明代的一部言情小说：《玉娇梨》，真如你所云，此书在中国虽不甚通行，在欧洲却颇有一时的运命。月前 去访耶鲁大学的德文系主任，讲到歌德的事。他说：歌德曾批评过一部中国的小说，颇加 称道；于是他就把校中“歌德藏书室”中的法德文译本的《玉娇梨》给我看。后来我又另 在耶鲁图书馆中找到一册英译。
在学问方面，欧美作者关于歌德已差不多考证无遗，——独有在这一方面，讲到《玉 娇梨》的文字，尚付阙如。因此我想，倘使能将我国人所有讲及此书的材料，搜集整理一 下，公诸欧美研究歌德的学者，也许可算一点贡献，虽是十分些微的。但是苦于学问不足， 在此又无工具可用，竟无从入手。因此想到先生于中国小说，研究有素，未知能否示我一 点材料；关于原书的确切年代，作者的姓名及生活，后人对于此书的记载及批评，为帮忙 查考？此信拟由小峰先生转上，如能公开了，引起大众的兴趣，也是件“美德”。 祝学安鲁迅谨按——柳无忌上。十九年一月二十一日。　　我的《中国小说史略》，是先因为要教书糊口，这才陆续编成的，当时 限于经济，所以搜集的书籍，都不是好本子，有的改了字面，有的缺了序跋。《玉娇梨》所见的也是翻本，作者，著作年代，都无从查考。那时我想，倘能够得到一本明刻原本，那么，从板式，印章，序文等，或者能够推知著作 年代和作者的真姓名罢，然而这希望至今没有达到。这三年来不再教书，关于小说史的材料也就不去留心了。因此并没有什么新材料。但现在研究小说史者已经很多，并且又开辟了各种新方面，所以 现在便将柳无忌先生的信，借《语丝》公开，希望得有关于《玉娇梨》的资 料的读者，惠给有益的文字。这，大约是《语丝》也很愿意发表的。一九三○年，二月十九日。□刊于 1930 年 1 月 20 日《语丝》周刊第 5 卷第 45 期。（衍期出版）□未收入自编文集①
本篇在《语丝》“通讯”栏刊出时原无标题，现在的标题是本书编者所加。唐朝的钉梢　　上海的摩登少爷要勾搭摩登小姐，首先第一步，是追随不舍，术语谓之 “钉梢”。“钉”者，坚附而不可拔也，“梢”者，末也，后也，译成文言， 大约可以说是“追蹑”。据钉梢专家说，那第二步便是“扳谈”；即使骂， 也就大有希望，因为一骂便可有言语来往，所以也就是“扳谈”的开头。我 一向以为这是现在的洋场上才有的，今看《花间集》，乃知道唐朝就已经有 了这样的事，那里面有张泌的《浣溪纱》调十首，其九云：
晚逐香车入凤城，东风斜揭绣帘轻，慢回娇眼笑盈盈。消息未通何计是，便须佯醉 且随行，依稀闻道“太狂生”。这分明和现代的钉梢法是一致的。倘要译成白话诗，大概可以是这样：　　夜赶洋车路上飞， 东风吹起印度绸衫子，显出腿儿肥， 乱丢俏眼笑迷迷。　　难以扳谈有什么法子呢？ 只能带着油腔滑调且钉梢， 好像听得骂道“杀千刀！”　　但恐怕在古书上，更早的也还能够发见，我极希望博学者见教，因为这 是对于研究“钉梢史”的人，极有用处的。□1931 年 10 月 20 日刊于《北斗》第 1 卷第 2 期，署名长庚□收入《二心集》晨凉漫记　　关于张献忠的传说，中国各处都有，可见是大家都很以他为奇特的，我 先前也便是很以他为奇特的人们中的一个。　　儿时见过一本书，叫作《无双谱》，是清初人之作，取历史上极特别无 二的人物，各画一像，一面题些诗，但坏人好像是没有的。因此我后来想到 可以择历来极其特别，而其实是代表着中国人性质之一种的人物，作一部中 国的“人史”，如英国嘉勒尔的《英雄及英雄崇拜》，美国亚懋生的《伟人 论》那样。惟须好坏俱有，有啮雪苦节的苏武，舍身求法的玄奘，有“鞠躬 尽瘁，死而后已”的孔明，但也有呆信古法，“死而后已”的王莽，有半当 真半取笑的变法的王安石；张献忠当然也在内。但现在是毫没有动笔的意思 了。　　《蜀碧》一类的书，记张献忠杀人的事颇详细，但也颇散漫，令人看去 仿佛他是像“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样，专在“为杀人而杀人”了。他其实是 别有目的的。他开初并不很杀人，他何尝不想做皇帝。后来知道李自成进了 北京，接着是清兵入关，自己只剩了没落这一条路，于是就开手杀，杀?? 他分明的感到，天下已没有自己的东西，现在是在毁坏别人的东西了，这和 有些末代的风雅皇帝，在死前烧掉了祖宗或自己所搜集的书籍古董宝贝之类 的心情，完全一样。他还有兵，而没有古董之类，所以就杀，杀，杀人，杀?? 但他还要维持兵，这实在不过是维持杀。他杀得没有平民了，就派许多 较为心腹的人到兵们中间去，设法窃听。偶有怨言，即跃出执之，戮其全家（他的兵像是有家眷的，也许就是掳来的妇女）。以杀治兵，用兵来杀，自己是完了，但要这样的达到一同灭亡的末路。我们对于别人的或公共的东西， 不是也不很爱惜的么？所以张献忠的举动，一看虽然似乎古怪，其实是极平常的。古怪的倒是那些被杀的人们，怎么会总是束手伸颈的等他杀，一定要清朝的肃王来射死 他，这才作为奴才而得救，而还说这是前定，就是所谓“吹萧不用竹，一箭 贯当胸”。但我想，这豫言诗是后人造出来的，我们不知道那时的人们真是 怎么想。七月二十八日。□1933 年 8 月 1 日刊于《申报·自由谈》，署名孺牛□收入《准风月谈》豪语的折扣　　豪语的折扣其实也就是文学上的折扣，凡作者的自述，往往须打一个扣 头，连自白其可怜和无用也还是并非“不二价”的，更何况豪语。　　仙才李太白的善作豪语，可以不必说了；连留长了指甲，骨瘦如柴的鬼 才李长吉，也说“见买若耶溪水剑，明朝归去事猿公”起来，简直是毫不自 量，想学刺客了。这应该折成零，证据是他到底并没有去。南宋时候，国步 艰难，陆放翁自然也是慷慨党中的一个，他有一回说：“老子犹堪绝大漠， 诸君何至泣新亭。”他其实是去不得的，也应该折成零。——但我手头无书， 引诗或有错误，也先打一个折扣在这里。　　其实，这故作豪语的脾气，正不独文人为然，常人或市侩，也非常发达。 市上甲乙打架，输的大抵说：“我认得你的！”这是说，他将如伍子胥一般， 誓必复仇的意思。不过总是不来的居多，倘是智识分子呢，也许另用一些阴 谋，但在粗人，往往这就是斗争的结局，说的是有口无心，听的也不以为意， 久成为打架收场的一种仪式了。　　旧小说家也早已看穿了这局面，他写暗娼和别人相争，照例攻击过别人 的偷汉之后，就自序道：“老娘是指头上站得人，臂膊上跑得马??”底下 怎样呢？他任别人去打折扣。他知道别人是决不那么胡涂，会十足相信的， 但仍得这么说，恰如卖假药的，包纸上一定印着“存心欺世，雷殛火焚”一 样，成为一种仪式了。但因时势的不同，也有立刻自打折扣的。例如在广告上，我们有时会看见自说“我是坐不改名，行不改姓的人”，真要蓦地发生一种好像见了《七 侠五义》中人物一般的敬意，但接着就是“纵令有时用其他笔名，但所发表 文章，均自负责”，却身子一扭，土行孙似的不见了。予岂好“用其他笔名” 哉？予不得已也。上海原是中国的一部分，当然受着孔子的教化的。便是商 家，柜内的“不二价”的金字招牌也时时和屋外“大廉价”的大旗互相辉映， 不过他总有一个缘故：不是提倡国货，就是纪念开张。所以，自打折扣，也还是没有打足的，凡“老上海”，必须再打它一下。八月四日。□1933 年 8 月 8 日刊于《申报·自由谈》，署名苇索□收入《准风月谈》四库全书珍本　　现在除兵争，政争等类之外，还有一种倘非闲人，就不大注意的影印《四 库全书》中的“珍本”之争。官商要照原式，及早印成，学界却以为库本有 删改，有错误，如果有别本可得，就应该用别的“善本”来替代。　　但是，学界的主张，是不会通过的，结果总非依照《钦定四库全书》不 可。这理由很分明，就因为要赶快。四省不见，九岛出脱，不说也罢，单是 黄河的出轨举动，也就令人觉得岌岌乎不可终日，要做生意就得赶快。况且 “钦定”二字，至今也还有一点威光，“御医”“贡缎”，就是与众不同的 意思。便是早已共和了的法国，拿破仑的藏书在拍卖场上还是比平民的藏书 值钱；欧洲的有些著名的“支那学者”讲中国就会引用《钦定图书集成》， 这是中国的考据家所不肯玩的玩艺。但是，也可见印了“钦定”过的“珍本”， 在外国，生意总可以比“善本”好一些。　　即使在中国，恐怕生意也还是“珍本”好。因为这可以做摆饰，而“善 本”却不过能合于实用。能买这样的书的，决非穷措大也可想，则买去之后， 必将供在客厅上也亦可知。这类的买主，会买一个商周的古鼎，摆起来；不 得已时，也许买一个假古鼎，摆起来；但他决不肯买一个沙锅或铁镬，摆在 紫檀桌子上。因为他的目的是在“珍”而并不在“善”，更不在是否能合于 实用的。明末人好名，刻古书也是一种风气，然而往往自己看不懂，以为错字，随手乱改。不改尚可，一改，可就反而改错了，所以使后来的考据家为之摇 头叹气，说是“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这回的《四库全书》中的“珍本” 是影印的，决无改错的弊病，然而那原本就有无意的错字，有故意的删改， 并且因为新本的流布，更能使善本湮没下去，将来的认真的读者如果偶尔得 到这样的本子，恐怕总免不了要有摇头叹气第二回。然而结果总非依照《钦定四库全书》不可。因为“将来”的事，和现在的官商是不相干了。八月二十四日。□1933 年 8 月 31 日刊于《申报·自由谈》，署名丰之余□收入《准风月谈》重三感旧——一九三三年忆光绪朝末我想赞美几句一些过去的人，这恐怕并不是“骸骨的迷恋”。 所谓过去的人，是指光绪末年的所谓“新党”，民国初年，就叫他们“老新党”。甲午战败，他们自以为觉悟了，于是要“维新”，便是三四十岁的 中年人，也看《学算笔谈》，看《化学鉴原》；还要学英文，学日文，硬着 舌头，怪声怪气的朗诵着，对人毫无愧色，那目的是要看“洋书”，看洋书 的缘故是要给中国图“富强”，现在的旧书摊上，还偶有“富强丛书”出现， 就如目下的“描写字典”“基本英语”一样，正是那时应运而生的东西。连 八股出身的张之洞，他托缪荃孙代做的《书目答问》也竭力添进各种译本去， 可见这“维新”风潮之烈了。　　然而现在是别一种现象了。有些新青年，境遇正和“老新党”相反，八 股毒是丝毫没有染过的，出身又是学校，也并非国学的专家，但是，学起篆 字来了，填起词来了，劝人看《庄子》《文选》了，信封也有自刻的印板了， 新诗也写成方块了，除掉做新诗的嗜好之外，简直就如光绪初年的雅人一样， 所不同者，缺少辫子和有时穿穿洋服而已。近来有一句常谈，是“旧瓶不能装新酒”。这其实是不确的。旧瓶可以装新酒，新瓶也可以装旧酒，倘若不信，将一瓶五加皮和一瓶白兰地互换起 来试试看，五加皮装在白兰地瓶子里，也还是五加皮。这一种简单的试验， 不但明示着“五更调”“攒十字”的格调，也可以放进新的内容去，且又证 实了新式青年的躯壳里，大可以埋伏下“桐城谬种”或“选学妖孽”的喽罗。 “老新党”们的见识虽然浅陋，但是有一个目的：图富强。所以他们坚 决，切实；学洋话虽然怪声怪气，但是有一个目的：求富强之术。所以他们 认真，热心。待到排满学说播布开来，许多人就成为革命党了，还是因为要给中国图富强，而以为此事必自排满始。　　排满久已成功，五四早经过去，于是篆字，词《庄子》，《文选》，古 式信封，方块新诗，现在是我们又有了新的企图，要以“古雅”立足于天地 之间了。假使真能立足，那倒是给“生存竞争”添一条新例的。十月一日。□1933 年 10 月 6 日刊于《申报·自由谈》，署名丰之余□收入《准风月谈》选 本　　今年秋天，在上海的日报上有一点可以算是关于文学的小小的辩论，就 是为了一般的青年，应否去看《庄子》与《文选》以作文学上的修养之助。 不过这类的辩论，照例是不会有结果的，往复几回之后，有一面一定拉出“动 机论”来，不是说反对者“别有用心”，便是“哗众取宠”；客气一点，也 就“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而问题于是呜呼哀哉了。　　但我因此又想到“选本”的势力。孔子究竟删过《诗》没有，我不能确 说，但看它先“风”后“雅”而末“颂”，排得这么整齐，恐怕至少总也费 过乐师的手脚，是中国现存的最古的诗选。由周至汉，社会情形太不同了， 中间又受了《楚辞》的打击，晋宋文人如二陆束皙陶潜之流，虽然也做四言 诗以支持场面，其实都不过是每句省去一字的五言诗，“王者之迹熄而《诗》 亡”了。不过选者总是层出不穷的，至今尚存，影响也最广大者，我以为一 部是《世说新语》，一部就是《文选》。　　《世说新语》并没有说明是选的，好像刘义庆或他的门客所搜集，但检 唐宋类书中所存裴启《语林》的遗文，往往和《世说新语》相同，可见它也 是一部钞撮故书之作，正和《幽明录》一样。它的被清代学者所宝重，自然 因为注中多有现今的逸书，但在一般读者，却还是为了本文，自唐迄今，拟 作者不绝，甚至于自己兼加注解。袁宏道在野时要做官，做了官又大叫苦， 便是中了这书的毒，误明为晋的缘故。有些清朝人却较为聪明，虽然辫发胡 服，厚禄高官，他也一声不响，只在倩人写照的时候，在纸上改作斜领方巾， 或芒鞋竹笠，聊过“世说”式瘾罢了。《文选》的影响却更大。从曹宪至李善加五臣，音训注释书类之多，远非拟《世说新语》可比。那些烦难字面，如草头诸字，水旁山旁诸字，不断 的被摘进历代的文章里面去，五四运动时虽受奚落，得“妖孽”之称，现在 却又很有复辟的趋势了。而《古文观止》也一同渐渐的露了脸。以《古文观止》和《文选》并称，初看好像是可笑的，但是，在文学上的影响，两者却一样的不可轻视。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或选家 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册数不多，而包罗诸作，固然也是一种原因， 但还在近则由选者的名位，远则凭古人之威灵，读者想从一个有名的选家， 窥见许多有名作家的作品。所以自汉至梁的作家的文集，并残本也仅存十馀 家，《昭明太子集》只剩一点辑本了，而《文选》却在的。读《古文辞类纂》 者多，读《惜抱轩全集》的却少。凡是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 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并不在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 在出选本。　　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博览群籍，采其合于自己意见 的为一集，一法也，如《文选》是。择取一书，删其不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 新书，又一法也，如《唐人万首绝句选》是。如此，则读者虽读古人书，却 得了选者之意，意见也就逐渐和选者接近，终于“就范”了。　　读者的读选本，自以为是由此得了古人文笔的精华的，殊不知却被选者 缩小了眼界，即以《文选》为例罢，没有嵇康《家诫》，使读者只觉得他是 一个愤世嫉俗，好像无端活得不快活的怪人；不收陶潜《闲情赋》，掩去了 他也是一个既取民间《子夜歌》意，而又拒以圣道的迂士。选本既经选者所 滤过，就总只能吃他所给与的糟或醨。况且有时还加以批评，提醒了他之以　　为然，而默杀了他之以为不然处。纵使选者非常胡涂，如《儒林外史》所写 的马二先生，游西湖漫无准备，须问路人，吃点心又不知选择，要每样都买 一点，由此可见其衡文之毫无把握罢，然而他是处州人，一定要吃“处片”， 又可见虽是马二先生，也自有其“处片”式的标准了。　　评选的本子，影响于后来的文章的力量是不小的，恐怕还远在名家的专 集之上，我想，这许是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们也该留意的罢。十一月二十四日记。□1934 年 1 月刊北平《文学季刊》创刊号，署名唐俟□收入《集外集》古人并不纯厚　　老辈往往说：古人比今人纯厚，心好，寿长。我先前也有些相信，现在 这信仰可是动摇了。达赖啦嘛总该比平常人心好，虽然“不幸短命死矣”， 但广州开的耆英会，却明明收集过一大批寿翁寿媪，活了一百零六岁的老太 太还能穿针，有照片为证。　　古今的心的好坏，较为难以比较，只好求教于诗文。古之诗人，是有名 的“温柔敦厚”的，而有的竟说：“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你看够多么 恶毒？更奇怪的是孔子“校阅”之后，竟没有删，还说什么“诗三百，一言 以蔽之，曰：思无邪”哩，好像圣人也并不以为可恶。　　还有现存的最通行的《文选》，听说如果青年作家要丰富语汇，或描写 建筑，是总得看它的，但我们倘一调查里面的作家，却至少有一半不得好死， 当然，就因为心不好。经昭明太子一挑选，固然好像变成语汇祖师了，但在 那时，恐怕还有个人的主张，偏激的文字。否则，这人是不传的，试翻唐以 前的史上的文苑传，大抵是禀承意旨，草檄作颂的人，然而那些作者的文章， 流传至今者偏偏少得很。　　由此看来，翻印整部的古书，也就不无危险了。近来偶尔看见一部石印 的《平斋文集》，作者，宋人也，不可谓之不古，但其诗就不可为训。如咏《狐鼠》云：“狐鼠擅一窟，虎蛇行九逵，不论天有眼，但管地无皮??。”又咏《荆公》云：“养就祸胎身始去，依然钟阜向人青”。那指斥当路的口 气，就为今人所看不惯。“八大家”中的欧阳修，是不能算作偏激的文学家 的罢，然而那《读李翱文》中却有云：“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它人 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也就悻悻得很。但是，经后人一番选择，却就纯厚起来了。后人能使古人纯厚，则比古人更为纯厚也可见。清朝曾有钦定的《唐宋文醇》和《唐宋诗醇》，便是由 皇帝将古人做得纯厚的好标本，不久也许会有人翻印，以“挽狂澜于既倒” 的。四月十五日。□1934 年 4 月 26 日刊于《中华日报》副刊，署名翁隼□收入《花边文学》儒 术　　元遗山在金元之际，为文宗，为遗献，为愿修野史，保存旧章的有心人， 明清以来，颇为一部分人士所爱重。然而他生平有一宗疑案，就是为叛将崔 立颂德者，是否确实与他无涉，或竟是出于他的手笔的文章。　　金天兴元年（一二三二），蒙古兵围洛阳；次年，安平都尉京城西面元 帅崔立杀二丞相，自立为郑王，降于元。惧或加以恶名，群小承旨，议立碑 颂功德，于是在文臣间，遂发生了极大的惶恐，因为这与一生的名节相关， 在个人是十分重要的。当时的情状，《金史》《王若虚传》这样说——　　　天兴元年，哀宗走归德。明年春，崔立变，群小附和，请为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 书省命，召若虚为文。时奕辈恃势作威，人或少忤，则谗搆立见屠灭。若虚自分必死，私 谓左右司员外郎元好问曰，“今召我作碑，不从则死，作之则名节扫地，不若死之为愈。 虽然，我姑以理谕之。”??奕辈不能夺，乃召太学生刘祁麻革辈赴省，好问张信之喻以 立碑事曰，“众议属二君，且已白郑王矣！二君其无让。”祁等固辞而别。数日，促迫不 已，祁即为草定，以付好问。好问意未惬，乃自为之，既成，以示若虚，乃共删定数字， 然止直叙其事而已。后兵入城，不果立也。 碑虽然“不果立”，但当时却已经发生了“名节”的问题，或谓元好问作，或谓刘祁作，文证具在清凌廷堪所辑的《元遗山先生年谱》中，兹不多录。经其推勘，已知前出的《王若虚传》文，上半据元好问《内翰王公墓表》， 后半却全取刘祁自作的《归潜志》，被诬攀之说所蒙蔽了。凌氏辩之云，“夫 当时立碑撰文，不过畏崔立之祸，非必取文辞之工，有京叔属草，已足塞立 之请，何取更为之耶？”然则刘祁之未尝决死如王若虚，固为一生大玷，但 不能更有所推诿，以致成为“塞责”之具，却也可以说是十分晦气的。然而，元遗山生平还有一宗大事，见于《元史》《张德辉》传——　　　世祖在潜邸，??访中国人材。德辉举魏璠，元裕，李冶等二十馀人。??壬子， 德辉与元裕北觐，请世祖为儒教大宗师，世祖悦而受之。因启：累朝有旨蠲儒户兵赋，乞 令有司遵行。从之。 以拓跋魏的后人与德辉，请蒙古小酋长为“汉儿”的“儒教大宗师”，在现在看来，未免有些滑稽，但当时却似乎并无訾议。盖蠲除兵赋，“儒户”均沾利益，清议操之于士，利益既沾，虽已将“儒教”呈献，也不想再来开 口了。由此士大夫便渐渐的进身，然终因不切实用，又渐渐的见弃。但仕路日塞，而南北之士的相争却也日甚了。余阙的《青阳先生文集》卷四《杨君显 民诗集序》云——　　　我国初有金宋，天下之人，惟才是用之，无所专主，然用儒者为居多也。自至元以 下，始浸用吏，虽执政大臣，亦以吏为之，??而中州之士，见用者遂浸寡。况南方之地 远，士多不能自至于京师，其抱才缊者，又往往不屑为吏，故其见用者尤寡也。及其久也， 则南北之士亦自町畦以相訾，甚若晋之与秦，不可与同中国，故夫南方之士微矣。 然在南方，士人其实亦并不冷落。同书《送范立中赴襄阳诗序》云——
宋高宗南迁，合淝遂为边地，守臣多以武臣为之。??故民之豪杰者，皆去而为将 校，累功多至节制。郡中衣冠之族，惟范氏，商氏，葛氏三家而已。??皇元受命，包裹 兵革，??诸武臣之子弟，无所用其能，多伏匿而不出。春秋月朔，郡太守有事于学，衣 深衣，戴乌角巾，执笾豆罍爵，唱赞道引者，皆三家之子孙也，故其材皆有所成就，至学
校官，累累有焉。??虽天道忌满恶盈，而儒者之泽深且远，从古然也。　　这是“中国人才”们献教，卖经以来，“儒户”所食的佳果。虽不能为 王者师，且次于吏者数等，而究亦胜于将门和平民者一等，“唱赞道引”， 非“伏匿”者所敢望了。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及次日，上海无线电播音由冯明权先生讲 给我们一种奇书：《抱经堂勉学家训》（据《大美晚报》）。这是从未前闻 的书，但看见下署“颜子推”，便可以悟出是颜之推《家训》中的《勉学篇》 了。曰“抱经堂”者，当是因为曾被卢文弨印入《抱经堂丛书》中的缘故。 所讲有这样的一段——　　　有学艺者，触地而安。自荒乱已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 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观之，汝可不自勉耶？若 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谚曰，“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 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 这说得很透彻：易习之伎，莫如读书，但知读《论语》《孝经》，则虽被俘虏，犹能为人师，居一切别的俘虏之上。这种教训，是从当时的事实推 断出来的，但施之于金元而准，按之于明清之际而亦准。现在忽由播音，以 “训”听众，莫非选讲者已大有感于方来，遂绸缪于未雨么？“儒者之泽深 且远”，即小见大，我们由此可以明白“儒术”，知道“儒效”了。五月二十七日。□1934 年 6 月刊于北平《文史》月刊第一卷第二期，署名唐俟□收入《且介亭杂文》看图识字　　凡一个人，即使到了中年以至暮年，倘一和孩子接近，便会踏进久经忘 却了的孩子世界的边疆去，想到月亮怎么会跟着人走，星星究竟是怎么嵌在 天空中。但孩子在他的世界里，是好像鱼之在水，游泳自如，忘其所以的， 成人却有如人的凫水一样，虽然也觉到水的柔滑和清凉，不过总不免吃力， 为难，非上陆不可了。　　月亮和星星的情形，一时怎么讲得清楚呢，家境还不算精穷，当然还不 如给一点所谓教育，首先是识字。上海有各国的人们，有各国的书铺，也有 各国的儿童用书。但我们是中国人，要看中国书，识中国字。这样的书也有， 虽然纸张，图画，色彩，印订，都远不及别国，但有是也有的。我到市上去， 给孩子买来的是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印行的“国难后第六版”的《看图识字》。 先是那色彩就多么恶浊，但这且不管他。图画又多么死板，这且也不管 他。出版处虽然是上海，然而奇怪，图上有蜡烛，有洋灯，却没有电灯；有 朝靴，有三镶云头鞋，却没有皮鞋。跪着放枪的，一脚拖地；站着射箭的， 两臂不平，他们将永远不能达到目的，更坏的是连钓竿，风车，布机之类，也和实物有些不同。 我轻轻的叹了一口气，记起幼小时候看过的《日用杂字》来。这是一本教育妇女婢仆，使她们能够记账的书，虽然名物的种类并不多，图画也很粗劣，然而很活泼，也很像。为什么呢？就因为作画的人，是熟悉他所画的东 西的，一个“萝卜”，一只鸡，在他的记忆里并不含胡，画起来当然就切实。 现在我们只要看《看图识字》里所画的生活状态——洗脸，吃饭，读书—— 就知道这是作者意中的读者，也是作者自己的生活状态，是在租界上租一层 屋，装了全家，既不阔绰，也非精穷的，埋头苦干一日，才得维持生活一日 的人，孩子得上学校，自己须穿长衫，用尽心神，撑住场面，又那有馀力去 买参考书，观察事物，修炼本领呢？况且，那书的末叶上还有一行道：“戊 申年七月初版”。查年表，才知道那就是清朝光绪三十四年，即西历一九○ 八年，虽是前年新印，书却成于二十七年前，已是一部古籍了，其奄奄无生 气，正也不足为奇的。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处，想到昆虫的言语；他想飞上天空，他想潜入蚁穴??所以 给儿童看的图书就必须十分慎重，做起来也十分烦难。即如《看图识字》这 两本小书，就天文，地理，人事，物情，无所不有。其实是，倘不是对于上 至宇宙之大，下至苍蝇之微，都有些切实的知识的画家，决难胜任的。　　然而我们是忘却了自己曾为孩子时候的情形了，将他们看作一个蠢才， 什么都不放在眼里。即使因为时势所趋，只得施一点所谓教育，也以为只要 付给蠢才去教就足够。于是他们长大起来，就真的成了蠢才，和我们一样了。 然而我们这些蠢才，却还在变本加厉的愚弄孩子。只要看近两三年的出版界， 给“小学生”，“小朋友”看的刊物，特别的多就知道。中国突然出了这许 多“儿童文学家”了么？我想：是并不然的。五月三十日。□1934 年 7 月 1 日刊于北平《文学季刊》第 3 期，署名唐俟□收入《且介亭杂文》隔 膜　　清朝初年的文字之狱，到清朝末年才被从新提起。最起劲的是“南社” 里的有几个人，为被害者辑印遗集；还有些留学生，也争从日本搬回文证来。 待到孟森的《心史丛刊》出，我们这才明白了较详细的状况，大家向来的意 见，总以为文字之祸，是起于笑骂了清朝。然而，其实是不尽然的。　　这一两年来，故宫博物院的故事似乎不大能够令人敬服，但它却印给了 我们一种好书，曰《清代文字狱档》，去年已经出到八辑。其中的案件，真 是五花八门，而最有趣的，则莫如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冯起炎注解易诗二经 欲行投呈案”。　　冯起炎是山西临汾县的生员，闻乾隆将谒泰陵，便身怀著作，在路上徘 徊，意图呈进，不料先以“形迹可疑”被捕了。那著作，是以《易》解《诗》， 实则信口开河，在这里犯不上抄录，惟结尾有“自传”似的文章一大段，却 是十分特别的——　　　又，臣之来也，不愿如何如何，亦别无愿求之事，惟有一事未决，请对陛下一叙其 缘由。臣??名曰冯起炎，字是南州，尝到臣张三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 办此。此女名曰小女，年十七岁，方当待字之年，而正在未字之时，乃原籍东关春牛厂长 兴号张守忭之次女也。又到臣杜五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小 凤，年十三岁，虽非必字之年，而已在可字之时，乃本京东城闹市口瑞生号杜月之次女也。 若以陛下之力，差干员一人，选快马一匹，克日长驱到临邑，问彼临邑之地方官：“其东 关春牛厂长兴号中果有张守忭一人否？”诚如是也，则此事谐矣。再问：“东城闹市口瑞 生号中果有杜月一人否？”诚如是也，则此事谐矣。二事谐，则臣之愿毕矣。然臣之来也， 方不知陛下纳臣之言耶否耶，而必以此等事相强乎？特进言之际，一叙及之。 这何尝有丝毫恶意？不过着了当时通行的才子佳人小说的迷，想一举成名，天子做媒，表妹入抱而已。不料事实结局却不大好，署直隶总督袁守侗拟奏罪名是“阅其呈首，胆敢于圣主之前，混讲经书，而呈尾措词，尤属狂 妄。核其情罪，较冲突仪仗为更重。冯起炎一犯，应从重发往黑龙江等处， 给披甲人为奴。俟部复到日，照例解部刺字发遣。”这位才子，后来大约终 于单身出关做西崽去了。此外的案情，虽然没有这么风雅，但并非反动的还不少。有的是卤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儒，真的不识讳忌；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关 心皇家。而运命大概很悲惨，不是凌迟，灭族，便是立刻杀头，或者“斩监 候”，也仍然活不出。　　凡这等事，粗略的一看，先使我们觉得清朝的凶虐，其次，是死者的可 怜。但再来一想，事情是并不这么简单的。这些惨案的来由，都只为了“隔 膜”。　　满洲人自己，就严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称“奴才”，而汉人却称“臣” 就好。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锡以嘉名的，其实是所以别 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数等。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 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说：主子， 您这袍角有些儿破了，拖下去怕更要破烂，还是补一补好。进言者方自以为 在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说 的。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倘自以为是“忠而获 咎”，那不过是自己的胡涂。　　　　但是，清朝的开国之君是十分聪明的，他们虽然打定了这样的主意，嘴 里却并不照样说，用的是中国的古训：“爱民如子”，“一视同仁”。一部 分的大臣，士大夫，是明白这奥妙的，并不敢相信。但有一些简单愚蠢的人 们却上了当，真以为“陛下”是自己的老子，亲亲热热的撒娇讨好去了。他 那里要这被征服者做儿子呢？于是乎杀掉。不久，儿子们吓得不再开口了， 计划居然成功；直到光绪时康有为们的上书，才又冲破了“祖宗的成法”。 然而这奥妙，好像至今还没有人来说明。　　施蛰存先生在《文艺风景》创刊号里，很为“忠而获咎”者不平，就因 为还不免有些“隔膜”的缘故。这是《颜氏家训》或《庄子》《文选》里所 没有的。六月十日□1934 年 7 月 5 日刊于上海《新语林》半月刊第 1 期，署名杜德机买小学大全记　　线装书真是买不起了。乾隆时候的刻本的价钱，几乎等于那时的宋本。 明版小说，是五四运动以后飞涨的；从今年起，洪运怕要轮到小品文身上去 了。至于清朝禁书，则民元革命后就是宝贝，即使并无足观的著作，也常要 百馀元至数十元。我向来也走走旧书坊，但对于这类宝书，却从不敢作非分 之想。端午节前，在四马路一带闲逛，竟无意之间买到了一种，曰《小学大 全》，共五本，价七角，看这名目，是不大有人会欢迎的，然而，却是清朝 的禁书。　　这书的编纂者尹嘉铨，博野人；他父亲尹会一；是有名的孝子，乾隆皇 帝曾经给过褒扬的诗。他本身也是孝子，又是道学家，官又做到大理寺卿稽 察觉罗学。还请令旗籍子弟也讲读朱子的《小学》，而“荷蒙朱批：所奏是。 钦此。”这部书便成于两年之后的，加疏的《小学》六卷，《考证》和《释 文》，《或问》各一卷，《后编》二卷，合成一函，是为《大全》。也曾进 呈，终于在乾隆四十二年九月十七日奉旨：“好！知道了。钦此。”那明明 是得了皇帝的嘉许的。　　到乾隆四十六年，他已经致仕回家了，但真所谓“及其老也，戒之在得” 罢，虽然欲得的乃是“名”，也还是一样的招了大祸。这年三月，乾隆行经 保定，尹嘉铨便使儿子送了一本奏章，为他的父亲请谥，朱批是“与谥乃国 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 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钦此。”不过他豫先料不到会碰这样的大钉子，所 以接着还有一本，是请许“我朝”名臣汤斌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等从 祀孔庙，“至于臣父尹会一，既蒙御制诗章褒嘉称孝，已在德行之科，自可 从祀，非臣所敢请也。”这回可真出了大岔子，三月十八日的朱批是：“竟 大肆狂吠，不可恕矣！钦此。”乾隆时代的一定办法，是凡以文字获罪者，一面拿办，一面就查抄，这并非着重他的家产，乃在查看藏书和另外的文字，如果别有“狂吠”，便可 以一并治罪。因为乾隆的意见，是以为既敢“狂吠”，必不止于一两声，非 彻底根究不可的。尹嘉铨当然逃不出例外，和自己的被捕同时，他那博野的 老家和北京的寓所，都被查抄了。藏书和别项著作，实在不少，但其实也并 无什么干碍之作。不过那时是决不能这样就算的，经大学士三宝等再三审讯 之后，定为“相应请旨将尹嘉铨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幸而结果很宽大：“尹 嘉铨著加恩免其凌迟之罪，改为处绞立决，其家属一并加恩免其缘坐”就完 结了。这也还是名儒兼孝子的尹嘉铨所不及料的。 这一回的文字狱，只绞杀了一个人，比起别的案子来，决不能算是大狱，但乾隆皇帝却颇费心机，发表了几篇文字。从这些文字和奏章（均见《清代 文字狱档》第六辑）看来，这回的祸机虽然发于他的“不安分”，但大原因， 却在既以名儒自居，又请将名臣从祀：这都是大“不可恕”的地方。清朝虽 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因为一学样，就要讲学， 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于是而有门户，于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足 为“太平盛世”之累。况且以这样的“名儒”而做官，便不免以“名臣”自 居，“妄自尊大”。乾隆是不承认清朝会有“名臣”的，他自己是“英主”， 是“明君”，所以在他的统治之下，不能有奸臣，既没有特别坏的奸臣，也就没有特别好的名臣，一律都是不好不坏，无所谓好坏的奴子。 特别攻击道学先生，所以是那时的一种潮流，也就是“圣意”。我们所常见的，是纪昀总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自著的《阅微草堂笔记》里 的时时的排击。这就是迎合着这种潮流的，倘以为他秉性平易近人，所以憎 恨了道学先生的谿刻，那是一种误解。大学士三宝们也很明白这潮流，当会 审尹嘉铨时，曾奏道：“查该犯如此狂悖不法，若即行定罪正法，尚不足以 泄公愤而快人心。该犯曾任三品大员，相应遵例奏明，将该犯严加夹讯，多 受刑法，问其究属何心，录取供词，具奏，再请旨立正典刑，方足以昭炯戒。” 后来究竟用了夹棍没有，未曾查考，但看所录供词，却于用他的“丑行”来 打倒他的道学的策略，是做得非常起劲的。现在抄三条在下面——
问：尹嘉铨！你所书李孝女暮年不字事一篇，说“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吾妻李恭 人闻而贤之，欲求淑女以相助，仲女固辞不就”等语。这处女既立志不嫁，已年过五旬， 你为何叫你女人遣媒说合，要他做妾？这样没廉耻的事，难道是讲正经人干的么？据供： 我说的李孝女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原因素日间知道雄县有个姓李的女子，守贞不字。吾 女人要聘他为妾，我那时在京候补，并不知道；后来我女人告诉我，才知道的，所以替他 做了这篇文字，要表扬他，实在我并没有见过他的面。但他年过五十，我还将要他做妾的 话，做在文字内，这就是我廉耻丧尽，还有何辩。
问：你当时在皇上跟前讨赏翎子，说是没有翎子，就回去见不得你妻小。你这假道 学怕老婆，到底皇上没有给你翎子，你如何回去的呢？据供：我当初在家时，曾向我妻子 说过，要见皇上讨翎子，所以我彼时不辞冒昧，就妄求恩典，原想得了翎子回家，可以夸 耀。后来皇上没有赏我，我回到家里，实在觉得害羞，难见妻子。这都是我假道学，怕老 婆，是实。　　　问：你女人平日妒悍，所以替你娶妾，也要娶这五十岁女人给你，知道这女人断不 肯嫁，他又得了不妒之名。总是你这假道学居常做惯这欺世盗名之事，你女人也学了你欺 世盗名。你难道不知道么？供：我女人要替我讨妾，这五十岁李氏女子既已立志不嫁，断 不肯做我的妾，我女人是明知的，所以借此要得不妒之名。总是我平日所做的事，俱系欺 世盗名，所以我女人也学做此欺世盗名之事，难逃皇上洞鉴。 还有一件要紧事是销毁和他有关的书。他的著述也真太多，计应“销毁”者有书籍八十六种，石刻七种，都是著作；应“撤毁”者有书籍六种，都是古书，而有他的序跋。《小学大全》虽不过“疏辑”，然而是在“销毁”之 列的。但我所得的《小学大全》，却是光绪二十二年开雕，二十五年刊竣，而“宣统丁已”（实是中华民国六年）重校的遗老本，有张锡恭跋云：“世风 不古若矣，愿读是书者，有以转移之。??”又有刘安涛跋云：“晚近凌夷， 益加甚焉，异言喧豗，显与是书相悖，一唱百和，??驯致家与国均蒙其害， 唐虞三代以来先圣先贤蒙以养正之遗意，扫地尽矣。剥极必复，天地之心见 焉。??”为了文字狱，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但一面却也使 昧于掌故，乾隆朝所竭力“销毁”的书，虽遗老也不复明白，不到一百三十 年，又从新奉为宝典了。这莫非也是“剥极必复”么？恐怕是遗老们的乾隆 皇帝所不及料的罢。　　但是，清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尤其是后两个皇帝，对于“文艺政 策”或说得较大一点的“文化统制”，却真尽了很大的努力的。文字狱不过 是消极的一方面，积极的一面，则如钦定四库全书，于汉人的著作，无不加 以取舍，所取的书，凡有涉及金元之处者，又大抵加以修改，作为定本。此　　外，对于“七经”，“二十四史”，《通鉴》，文士的诗文，和尚的语录， 也都不肯放过，不是鉴定，便是评选，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 而且他们是深通汉文的异族的君主，以胜者的看法，来批评被征服的汉族的 文化和人情，也鄙夷，但也恐惧，有苛论，但也有确评，文字狱只是由此而 来的辣手的一种，那成果，由满洲这方面言，是的确不能说它没有效的。　　现在这影响好像是淡下去了，遗老们的重刻《小学大全》，就是一个证 据，但也可见被愚弄了的性灵，又终于并不清醒过来。近来明人小品，清代 禁书，市价之高，决非穷读书人所敢窥?，但《东华录》，《御批通鉴辑览》，《上谕八旗》，《雍正朱批谕旨》??等，却好像无人过问，其低廉为别的 一切大部书所不及。倘有有心人加以收集，一一钩稽，将其中的关于驾御汉 人，批评文化，利用文艺之处，分别排比，辑成一书，我想，我们不但可以 看见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 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的罢。　　自然，这决不及赏玩性灵文字的有趣，然而借此知道一点演成了现在的 所谓性灵的历史，却也十分有益的。七月十日。□1934 年 8 月 5 日刊于《新语林》半月刊第 3 期，署名杜德机□收入《且介亭杂文》算 账　　说起清代的学术来，有几位学者总是眉飞色舞，说那发达是为前代所未 有的。证据也真够十足：解经的大作，层出不穷，小学也非常的进步；史论 家虽然绝迹了，考史家却不少；尤其是考据之学，给我们明白了宋明人决没 有看懂的古书??　　但说起来可又有些踌躇，怕英雄也许会因此指定我是犹太人，其实，并 不是的。我每遇到学者谈起清代的学术时，总不免同时想：“扬州十日”， “嘉定三屠”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罢，但失去全国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 二百五十年奴隶，却换得这几页光荣的学术史，这买卖，究竟是赚了利，还 是折了本呢？　　可惜我又不是数学家，到底没有弄清楚。但我直觉的感到，这恐怕是折 了本，比用庚子赔款来养成几位有限的学者，亏累得多了。　　但恐怕这又不过是俗见。学者的见解，是超然于得失之外的。虽然超然 于得失之外，利害大小之辨却又似乎并非全没有。大莫大于尊孔，要莫要于 崇儒，所以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对新朝的说法，就叫 作“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而这中国民族的有些心，真也被征服得彻底，到现在，还在用兵燹，疠疫，水旱，风蝗，换取着孔庙重修，雷峰塔再建，男女同行犯忌，四库珍本 发行这些大门面。我也并非不知道灾害不过暂时，如果没有记录，到明年就会大家不提起，然而光荣的事业却是永久的。但是，不知怎地，我虽然并非犹太人，却总有 些喜欢讲损益，想大家来算一算向来没有人提起过的这一笔账。——而且， 现在也正是这时候了。七月十七日□1934 年 7 月 23 日刊于《申报·自由谈》，署名莫朕□收入《花边文学》做文章　　沈括的《梦溪笔谈》里，有云：“往岁士人，多尚对偶为文，穆修张景 辈始为平文，当时谓之‘古文’。穆张尝同造朝，待旦于东华门外，方论文 次，适见有奔马，践死一犬，二人各记其事以较工拙。穆修曰：‘马逸，有 黄犬，遇蹄而毙。’张景曰：‘有犬，死奔马之下。’时文体新变，二人之 语皆拙涩，当时已谓之工，传之至今。”　　骈文后起，唐虞三代是不骈的，称“平文”为“古文”便是这意思。由 此推开去，如果古者言文真是不分，则称“白话文”为“古文”，似乎也无 所不可，但和林语堂先生的指为“白话的文言”的意思又不同。两人的大作， 不但拙涩，主旨先就不一，穆说的是马踏死了犬，张说的是犬给马踏死了， 究竟是着重在马，还是在犬呢？较明白稳当的还是沈括的毫不经意的文章： “有奔马，践死一犬。”　　因为要推倒旧东西，就要着力，太着力，就要“做”，太“做”，便不 但“生涩”，有时简直是“格格不吐”了，比早经古人“做”得圆熟了的旧 东西还要坏。而字数论旨，都有些限制的“花边文学”之类，尤其容易生这 生涩病。太做不行，但不做，却又不行。用一段大树和四枝小树做一只凳，在现在，未免太毛糙，总得刨光它一下才好。但如全体雕花，中间挖空，却又坐 不来，也不成其为凳子了。高尔基说，大众语是毛胚，加了工的是文学。我 想，这该是很中肯的指示了。七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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