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制度和古代的科举制一样吗?为什么?_百度作业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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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制度和古代的科举制一样吗?为什么?
现在制度和古代的科举制一样吗?为什么?
正式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1）乡试,（2）会试,（3）殿试. 乡试通常每三年在各省省城举行一次,又称为大比.由于是在秋季举行,所以又称为秋闱.参加乡试的是秀才（生）,但是秀才在参加乡试之前先要通过本省学政巡回举行的科考,成绩优良的才能选送参加乡试.乡试考中后称为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 会试在乡试后的第二年春天在礼部举行,所以会试又称为礼闱,又称为春闱.参加会试的是举人,取中后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会试后一般要举行复试. 以上各种考试主要是考八股文和试帖诗等.八股文题目出自四书五经,略仿宋代的经义,但是措辞要用古人口气,所谓代圣贤立言.结构有一定的程式,字数有一定的限制,句法要求排偶,又称为八比文、时文、时艺、制艺. 殿试是皇帝主试的考试,考策问.参加殿试的是贡士,取中后统称为进士.殿试分三甲录取.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第一甲录取三名,第一名俗称状元,第二名俗称榜眼,第三名俗称探花,合称为三鼎甲.第二甲第一名俗称传胪. 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儒林院编修.其余诸进士再参加朝考,考论诏奏议诗赋,选擅长文学书法的为庶吉士,其余分别授主事（各部职员）、知县等（实际上,要获得主事、知县等职,还须经过候选、候补,有终身不得官者）.庶吉士在翰林院内特设的教习馆（亦名庶常馆）肄业三年期满举行“散馆”考试,成绩优良的分别授翰林院编修、翰林院检讨（原来是第二甲的授翰林院编修、原来是第三甲的授翰林院检讨）,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或分发到各省任知县.……“范进中举”这个片断选自《儒林外史》的第三回“周学道校士拔真才,胡屠户行凶查捷报”.这一回写的是范进中举的故事.小说描写广东学道周进,到广州上任,先考两场生员,考完两场以后,第三场是南海、番禺两县的童生来进行考试.童生里就有范进,范进考完这场考试后就进了学,取得了第一名,人们称他为“相公”.范进进了学以后想进一步考举人,考上举人后人们就会称他为“老爷”.中举是科举考试的一个过程,在我们讲评这个故事之前,先简单介绍一下清代的科举考试制度. 清代的科举考试制度分两个阶段,一个是科举的初步考试,一个是科举的正式考试.科举的初步考试有这么三种,一种叫童试,一种叫岁试,一种叫科试.童试,一般又叫做“小考”.凡童子开始应初试的时候称做“童生”,童生经过一定的考试选拔,在县里面选拔了以后到督学进行考试,督学考试合格就可以称做“秀才”了.范进是多年的童生,最后终于考上秀才了.秀才每一年考一次,这也是一个选优的过程,这叫“岁试”.每三年还要参加一次大的考试,叫“科试”.每三年考一次,主要是为了推举举人考试的资格,通过这个考试的提名,便有资格参加举人的考试.范进刚好赶上童试这一年也是科试的同一年,他考上了童试的第一名秀才,自然就有资格参加举人的考试.这是科举的初步考试. 接下来是科举的正式考试,它也有三种：乡试、会试、殿试.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即在子、卯、午、酉这四个年中的八月举行乡试.乡试考中了以后就称为举人,举人实际上是候补官员,有资格做官了.按清代的科举制度规定,举人可以到吏部注册,可以取得一定官职,可以当县官、县太爷了.当然这个职位很少,每年大概就40人到130人的名额.举人的名额很少,那么举人当中候补做官的人就更少了,这样就往往有候补官.这是第一种乡试.接下来是会试.会试是紧接着乡试,在第二年的二月份举行.乡试是头年的八月份考完,第二年的二月是春天,到京城考试,叫“春试”,这就是会试.会试如果考中了,称为进士,进士每年的名额大概有300名左右.会试考完以后还要进行第三场考试殿试,在会试以后的第二个月,大概在4月份前后.殿试是皇帝在太和殿亲自考试,考中后就是钦定的进士,可以直接做官了.这是清代的科举考试制度,自明代开始形成的一套很严格的科举考试制度. 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八股文.八股文主要测试的内容是经义,《诗》《书》《礼》《易》《春秋》,五经里选择一定的题目来进行写作.题目和写作的方式都是有一定格式的.八股文中有四个段落,每个段落都要有排比句,有排比的段落,叫四比,后来又叫八股.八股文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它关系到一个人能不能升官,能不能科举考试中进士升官.所以在小说中说：“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汉”是指汉代的文章,“唐”指的是唐诗,汉代的文章也好,唐代的诗歌也好,都不如当今皇帝所看重的八股文,八股文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时的人们都一门心思地扑在八股文上,只有八股文章才能敲开科举考试的大门. 参考资料：
/view/13684.htm求采纳中国古代的科举制什么时候取消的?
老师说中国的科举是1905被废的,可我发现那年什么都没发生,可否解释一下.
10-03-27 & 发布
1905年，中国正式废除了已在中华大地上推进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至今已整整百年。千年古制，一朝改废。1905年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的分水岭。“废科举，立新学”，启动了现代政治，也开启了现代教育。 1905年，是二十世纪中国史上重要的一年。这一年，犹如“万历十五年”一般，没有惊人动地的大事发生，既没有革命发生，也无君主更替。然而，对千万中国精英来说，其震撼却不亚于6年以后的辛亥革命：持续了千年之久的科举制度，在这一年寿终正寝了。 　　 　　 科举制度，从表面看来，只不过是中华帝国众多制度的一种，解决的无非是精英选拔的问题，它的命运，难道比皇帝的存废更重要？然而，我要说的是：没有1905，何来1911？没有废除科举，何来辛亥革命？ 　　 　　 还是要从中华帝国自身的结构说起。两千年的中华帝国，看起来是君主绝对专制，事实上是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四民社会”。“四民社会”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乃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士农工商这四大阶级，形成了以儒家价值为核心的社会分层。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不同，四民社会的等级分层，是上下之间有流动的社会分层。隋唐以后，作为社会中心的士大夫阶级，正是通过制度化的科举制度从社会中选拔精英，保证了精英来源的开放性和竞争性，也维持了社会文化秩序的整合和稳定。 　　 　　 凭借着科举制度，士大夫阶级在古代中华帝国，成为了帝国王权制度与社会宗法制度相互联系的中枢和纽带。士大夫阶级所信奉的道统——儒家价值观既是帝国官方的政治意识形态，也是宗法家族社会共同的文化传统。余英时先生说：儒学对传统中国的主要贡献在于提供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政治、社会秩序，儒家是一种“建制化”的理论，上至朝廷的礼仪、典章，国家的组织与法律，社会礼俗，下至族规、家法、个人的行为规范，无不被儒家建制化了。之所以如此，乃因为儒学有自己的价值担当者：士绅阶级，而众多的芸芸士子，能够凝聚为一个共同价值观、道德规范和行为模式的阶级，科举制度乃是最重要的建制，正是科举制度，使得本来只是社会宗法家族传统的儒家价值观，一方面成为了国家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也论证了中华帝国制度的合法性，从而使儒家获得了全面“建制化”的力量。 　　 　　 以儒家价值和科举制度为核心所得以建构的士大夫阶级(亦称为士绅阶级)，其一身兼二任也，在朝廷辅助君王统治天下，在乡野为道德表率和地方精英领导民间。以士大夫阶级为重心，古代中国的社会与国家浑然一体，表现出有机的整合。 　　 　　 明代以后，这一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四民社会慢慢发生了一些变化，随着江南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商人的地位开始上升，虽然还是在士之下，但已经在农工之上。到了晚清，由于镇压太平天国和抵抗外国列强的需要，出现了地方士绅领导的私家军，本来一直被压抑的军人集团在乱世之中脱颖而出，渐渐成为左右中国政局的重要力量。伴随着军人和商人地位的上升，士农的位置急剧滑坡，特别是士大夫的核心位置，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在激烈的社会大动荡之中，四民社会逐渐解体。 　　 　　 军人和商人的地位的上升，虽然威胁到士大夫作为社会中坚的核心地位，但只要科举制度存在一天，国家对精英的身份认定，依然是通过功名的途径加以确认，而精英对国家的向心力依然有其建制化的保障。你可以家产万贯，可以名声如日中天，但只要没有传统的功名，依然只是地方的精英或社会的精英，而不是国家的精英，无法进入国家的统治者行列。到了晚清，一方面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造就了大量没有功名的社会精英，他们中的许多人通过捐纳挤进士大夫阶级，这些“异途”出身的绅士比起通过科举考试的“正途”绅士来说，人数增长更快，据张仲礼先生的量化研究结果，到了晚清，上层士大夫中，竟然有半数是“异途”出身，作为国家精英选拔制度的科举，面临着名存实亡的境地。 　　 　　 1905年的科举制度的正式宣告废除，象征着以科举为建制化的士大夫阶级被彻底颠覆了，而以士大夫为核心的“四民社会”也从此宣告解体。自此，士大夫阶级失去了其制度化的再生机制，只剩下其无形的灵魂，不复其有形的躯壳。士大夫阶级没有了，然而读书人还是存在，他们摇身一变为现代的知识分子。晚清的知识分子与传统的士大夫相比较，有诸多的不同。首先是知识结构变化了，从四书五经变为亦中亦西的新学，从伦理政治的规范性知识变为应用性的自然知识；其次是知识的空间变化了，从过去的私塾、书院变为中西混杂的洋学堂，到民国以后又变为西方式的以学科化为中心的学校体制。最后是读书人的出路变化了，不再是像过去那样仕途一条路，他们与国家的制度化联系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被切断了，知识分子不再是国家精英，他们成为了王汎森先生所说的“自由浮动资源”，开始流向社会：军队、商业、金融、实业、媒体、出版业和学院，也有一部分生存在社会正式结构的边缘和外围，成为国家的反叛者和造反者。 　　 　　 大家都知道，1911年的辛亥革命之所以摧枯拉朽式的席卷全国，迅速成功，相当大的原因乃是因为作为国家军队的新军的反叛，而新军之所以反叛王朝，乃是因为那些年轻的新军军官们，不再是与王朝有同心同德的传统士大夫，而是产生了强烈疏离感的新式知识分子。岂止新军军官，社会上整个士绅阶级以及各种分化了的社会精英，无论是有功名的或无功名的，因为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这些体制内外的精英都与王朝发生了制度化的裂痕，不再具有过去那样的一体感。在一个非民主化的社会中，精英的认同趋向是至关重要的，只要精英们与国家产生了疏离感，政权的颠覆也就不远了。从，从科举废除到辛亥革命，个中有着十分隐秘的历史因果关系。 　　 　　 科举制度废除以后的社会，不再是一个以读书人为中心的“四民社会”，而是一个无中心的“断裂社会”。所谓“断裂社会”，有两方面的涵义，其一是国家与社会的断裂，其次是社会各阶层的断裂。士大夫原来扮演着将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枢纽功能，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士大夫阶级瓦解了，国家与社会之间再也无法建立起制度化的沟通，二者之间发生了严重的断裂。精英流失到民间，流失到社会各个领域，导致国家统治集团的非精英化。军人干政，武人弄权，大批边缘人物借助枪杆子和私人关系，进入从中央到地方基层的各级统治机构，导致政治黑暗腐化。国家权势与散布在社会的商业精英、知识精英和媒体精英发生了日益严重的紧张和冲突，最后在分崩离析的大乱局中，通过一场由上而下的社会大革命，建立了新的国家政权。 　　 　　 不仅国家与社会断裂了，社会各阶层之间也发生了断裂。在原来的“四民社会”中，以士大夫阶级为核心，士农工商之间存在着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和上下流动的有机联系。到20世纪以后，随着士大夫阶级的消亡、农民阶级的凋敝以及商人和军人地位的上升，阶级与阶级之间断裂了，社会不再有中心，彼此之间也缺乏制度化的有机联系。这种“断裂社会”表面看起来是一个现代的多元社会，因为现代性的本质就是分化，社会分化为不再有中心的多元社会。但“断裂社会”与此的最大区别在于：在多元社会中国家与社会之间、各个领域之间以及各个阶级之间，存在着基于合理的分工和分化基础上的有序联系，而分化了的秩序又是被制度化了的。但在“断裂社会”之中，社会各个阶级和阶层之间，由于缺乏公共的价值观和制度基础，无法形成有序的联系，也缺乏稳定的制度化分层结构，而是呈现出一种无中心、无规范、无秩序的离散化状况。 　　 　　 在这样一种“断裂社会”的乱局之中，知识分子与国家和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在传统社会中士大夫阶级与国家和社会的有机联系，如今都崩溃了。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现代的知识分子与国家不仅失去了内在的体制关联，而且对国家产生了强烈的疏离感。另一方面，大批知识精英离开家乡，离开乡村，进入都市，又意味着他们脱离了传统的民间社会，失去了自己的血缘、地缘和文化之根。在传统中国，士大夫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枢，如今他们不仅疏离了国家，而且也游离了社会，成为无所依附的自由漂浮者。 　　 　　 不过，进入了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知识分子，虽然失去了土地，却获得了天空，那就是现代社会中属于知识分子的知识空间：学术社群和文化传媒。学术社群以大学为中心，辅之以基金会、学术社团和同人刊物。它们属于知识的生产领域。而文化传媒则属于知识的流通领域，由报纸、杂志和出版业组成。无论是学术社群还是文化传媒，这些相对独立的知识空间都是古代中国没有过的，或者说不曾以建制化的网络规模出现过。这是现代知识分子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空间。尽管如此，学术社群也好，文化传媒也好，它们都不再是社会的重心所在，与此同时存在的，还有以市场为核心的商业社会和以权力为核心的国家系统。事实上，随着商人和军人地位的上升，国家和市场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过学院和传媒，并且权力和资本的力量也不断渗透到知识的生产和传播领域，使得其无法保持应有的自主性。 　　 　　 当知识精英有了自己的小社会学术社群和文化传媒时，也使得他们失去了与国家与社会的有机联系。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关系变得象征化和符号化，只是以知识的符号形态影响社会，通过抽象的话语方式启蒙民众。知识分子与社会特别是乡土社会这种象征化的联系，背后所缺乏的，正是过去士大夫阶级那种制度化的渊源。而抽象的话语一旦匮乏建制化的基础，就会变得无足轻重。现代知识分子不仅不再是社会的中心，反而在“断裂社会”中愈趋边缘。 　　 　　 一百年的科举废除，就是这样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中国历史和中国知识分子。是历史的宿命，还是偶然之造化？ 日，袁世凯、张之洞奏请立停科举，以便推广学堂，咸趋实学。清廷诏准自1906年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并令学务大臣迅速颁发各种教科书，责成各督抚实力通筹，严饬府厅州县赶紧于乡城各处遍设蒙小学堂。 　　科举制度是隋以后各封建王朝设科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由于分科取士而得名。汉代已有考试取士之法，但系临时措施，并未形成定制。隋文帝废除为世族垄断的“九品中正制，于开皇七年(公元587年)设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炀帝时始置进士科。唐代于进士科外，复置秀才、明法、明书、明算诸科，又有一史、三史、开元礼、童子、道举等科。武则天亲行殿试，并增设武举。其由皇帝特诏举行者称制科。诸科之中，惟进士科为常设，最为重要。宋以后各朝科举制仅有进士科。唐宋进士科主要考试诗赋。宋神宗熙宁时，玉安石改用经义。元、明、清均用具法。明清两朝的经义以《四书》、《五经》的文句为题，规定文章格式为八股文，解释须依朱熹《四书集注》等书。 　　19世纪80年代后，随着西学的传播和洋务运动的发展，科举制度发生改变。1888年，清政府准设算学科取士，首次将自然科学纳入考试内容。1898年，加设经济特科，荐举经时济变之才。同时，应康有为等建议，废八股改试策论，以时务策命题，严禁凭楷法优劣定高下。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下令所有考试悉照旧制。 　　1901年9月清廷实行“新政”后，各地封疆大吏纷纷上奏，重提改革科举，恢复经济特科，1904年，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此时，科举考试已改八股为策论，但尚未废除。因科举为利禄所在，人们趋之若骛，新式学校难以发展，因此清廷诏准袁世凯、张之洞所奏，将育人、取才合于学校一途。至此，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最终被废除，科举取士与学校教育实现了彻底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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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中国正式废除了已在中华大地上推进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至今已整整百年。千年古制，一朝改废。1905年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的分水岭。“废科举，立新学”，启动了现代政治，也开启了现代教育。 1905年，是二十世纪中国史上重要的一年。这一年，犹如“万历十五年”一般，没有惊人动地的大事发生，既没有革命发生，也无君主更替。然而，对千万中国精英来说，其震撼却不亚于6年以后的辛亥革命：持续了千年之久的科举制度，在这一年寿终正寝了。 　　 　　 科举制度，从表面看来，只不过是中华帝国众多制度的一种，解决的无非是精英选拔的问题，它的命运，难道比皇帝的存废更重要？然而，我要说的是：没有1905，何来1911？没有废除科举，何来辛亥革命？ 　　 　　 还是要从中华帝国自身的结构说起。两千年的中华帝国，看起来是君主绝对专制，事实上是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四民社会”。“四民社会”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乃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士农工商这四大阶级，形成了以儒家价值为核心的社会分层。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不同，四民社会的等级分层，是上下之间有流动的社会分层。隋唐以后，作为社会中心的士大夫阶级，正是通过制度化的科举制度从社会中选拔精英，保证了精英来源的开放性和竞争性，也维持了社会文化秩序的整合和稳定。 　　 　　 凭借着科举制度，士大夫阶级在古代中华帝国，成为了帝国王权制度与社会宗法制度相互联系的中枢和纽带。士大夫阶级所信奉的道统——儒家价值观既是帝国官方的政治意识形态，也是宗法家族社会共同的文化传统。余英时先生说：儒学对传统中国的主要贡献在于提供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政治、社会秩序，儒家是一种“建制化”的理论，上至朝廷的礼仪、典章，国家的组织与法律，社会礼俗，下至族规、家法、个人的行为规范，无不被儒家建制化了。之所以如此，乃因为儒学有自己的价值担当者：士绅阶级，而众多的芸芸士子，能够凝聚为一个共同价值观、道德规范和行为模式的阶级，科举制度乃是最重要的建制，正是科举制度，使得本来只是社会宗法家族传统的儒家价值观，一方面成为了国家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也论证了中华帝国制度的合法性，从而使儒家获得了全面“建制化”的力量。 　　 　　 以儒家价值和科举制度为核心所得以建构的士大夫阶级(亦称为士绅阶级)，其一身兼二任也，在朝廷辅助君王统治天下，在乡野为道德表率和地方精英领导民间。以士大夫阶级为重心，古代中国的社会与国家浑然一体，表现出有机的整合。 　　 　　 明代以后，这一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四民社会慢慢发生了一些变化，随着江南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商人的地位开始上升，虽然还是在士之下，但已经在农工之上。到了晚清，由于镇压太平天国和抵抗外国列强的需要，出现了地方士绅领导的私家军，本来一直被压抑的军人集团在乱世之中脱颖而出，渐渐成为左右中国政局的重要力量。伴随着军人和商人地位的上升，士农的位置急剧滑坡，特别是士大夫的核心位置，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在激烈的社会大动荡之中，四民社会逐渐解体。 　　 　　 军人和商人的地位的上升，虽然威胁到士大夫作为社会中坚的核心地位，但只要科举制度存在一天，国家对精英的身份认定，依然是通过功名的途径加以确认，而精英对国家的向心力依然有其建制化的保障。你可以家产万贯，可以名声如日中天，但只要没有传统的功名，依然只是地方的精英或社会的精英，而不是国家的精英，无法进入国家的统治者行列。到了晚清，一方面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造就了大量没有功名的社会精英，他们中的许多人通过捐纳挤进士大夫阶级，这些“异途”出身的绅士比起通过科举考试的“正途”绅士来说，人数增长更快，据张仲礼先生的量化研究结果，到了晚清，上层士大夫中，竟然有半数是“异途”出身，作为国家精英选拔制度的科举，面临着名存实亡的境地。 　　 　　 1905年的科举制度的正式宣告废除，象征着以科举为建制化的士大夫阶级被彻底颠覆了，而以士大夫为核心的“四民社会”也从此宣告解体。自此，士大夫阶级失去了其制度化的再生机制，只剩下其无形的灵魂，不复其有形的躯壳。士大夫阶级没有了，然而读书人还是存在，他们摇身一变为现代的知识分子。晚清的知识分子与传统的士大夫相比较，有诸多的不同。首先是知识结构变化了，从四书五经变为亦中亦西的新学，从伦理政治的规范性知识变为应用性的自然知识；其次是知识的空间变化了，从过去的私塾、书院变为中西混杂的洋学堂，到民国以后又变为西方式的以学科化为中心的学校体制。最后是读书人的出路变化了，不再是像过去那样仕途一条路，他们与国家的制度化联系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被切断了，知识分子不再是国家精英，他们成为了王汎森先生所说的“自由浮动资源”，开始流向社会：军队、商业、金融、实业、媒体、出版业和学院，也有一部分生存在社会正式结构的边缘和外围，成为国家的反叛者和造反者。 　　 　　 大家都知道，1911年的辛亥革命之所以摧枯拉朽式的席卷全国，迅速成功，相当大的原因乃是因为作为国家军队的新军的反叛，而新军之所以反叛王朝，乃是因为那些年轻的新军军官们，不再是与王朝有同心同德的传统士大夫，而是产生了强烈疏离感的新式知识分子。岂止新军军官，社会上整个士绅阶级以及各种分化了的社会精英，无论是有功名的或无功名的，因为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这些体制内外的精英都与王朝发生了制度化的裂痕，不再具有过去那样的一体感。在一个非民主化的社会中，精英的认同趋向是至关重要的，只要精英们与国家产生了疏离感，政权的颠覆也就不远了。从，从科举废除到辛亥革命，个中有着十分隐秘的历史因果关系。 　　 　　 科举制度废除以后的社会，不再是一个以读书人为中心的“四民社会”，而是一个无中心的“断裂社会”。所谓“断裂社会”，有两方面的涵义，其一是国家与社会的断裂，其次是社会各阶层的断裂。士大夫原来扮演着将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枢纽功能，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士大夫阶级瓦解了，国家与社会之间再也无法建立起制度化的沟通，二者之间发生了严重的断裂。精英流失到民间，流失到社会各个领域，导致国家统治集团的非精英化。军人干政，武人弄权，大批边缘人物借助枪杆子和私人关系，进入从中央到地方基层的各级统治机构，导致政治黑暗腐化。国家权势与散布在社会的商业精英、知识精英和媒体精英发生了日益严重的紧张和冲突，最后在分崩离析的大乱局中，通过一场由上而下的社会大革命，建立了新的国家政权。 　　 　　 不仅国家与社会断裂了，社会各阶层之间也发生了断裂。在原来的“四民社会”中，以士大夫阶级为核心，士农工商之间存在着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和上下流动的有机联系。到20世纪以后，随着士大夫阶级的消亡、农民阶级的凋敝以及商人和军人地位的上升，阶级与阶级之间断裂了，社会不再有中心，彼此之间也缺乏制度化的有机联系。这种“断裂社会”表面看起来是一个现代的多元社会，因为现代性的本质就是分化，社会分化为不再有中心的多元社会。但“断裂社会”与此的最大区别在于：在多元社会中国家与社会之间、各个领域之间以及各个阶级之间，存在着基于合理的分工和分化基础上的有序联系，而分化了的秩序又是被制度化了的。但在“断裂社会”之中，社会各个阶级和阶层之间，由于缺乏公共的价值观和制度基础，无法形成有序的联系，也缺乏稳定的制度化分层结构，而是呈现出一种无中心、无规范、无秩序的离散化状况。 　　 　　 在这样一种“断裂社会”的乱局之中，知识分子与国家和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在传统社会中士大夫阶级与国家和社会的有机联系，如今都崩溃了。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现代的知识分子与国家不仅失去了内在的体制关联，而且对国家产生了强烈的疏离感。另一方面，大批知识精英离开家乡，离开乡村，进入都市，又意味着他们脱离了传统的民间社会，失去了自己的血缘、地缘和文化之根。在传统中国，士大夫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枢，如今他们不仅疏离了国家，而且也游离了社会，成为无所依附的自由漂浮者。 　　 　　 不过，进入了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知识分子，虽然失去了土地，却获得了天空，那就是现代社会中属于知识分子的知识空间：学术社群和文化传媒。学术社群以大学为中心，辅之以基金会、学术社团和同人刊物。它们属于知识的生产领域。而文化传媒则属于知识的流通领域，由报纸、杂志和出版业组成。无论是学术社群还是文化传媒，这些相对独立的知识空间都是古代中国没有过的，或者说不曾以建制化的网络规模出现过。这是现代知识分子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空间。尽管如此，学术社群也好，文化传媒也好，它们都不再是社会的重心所在，与此同时存在的，还有以市场为核心的商业社会和以权力为核心的国家系统。事实上，随着商人和军人地位的上升，国家和市场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过学院和传媒，并且权力和资本的力量也不断渗透到知识的生产和传播领域，使得其无法保持应有的自主性。 　　 　　 当知识精英有了自己的小社会学术社群和文化传媒时，也使得他们失去了与国家与社会的有机联系。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关系变得象征化和符号化，只是以知识的符号形态影响社会，通过抽象的话语方式启蒙民众。知识分子与社会特别是乡土社会这种象征化的联系，背后所缺乏的，正是过去士大夫阶级那种制度化的渊源。而抽象的话语一旦匮乏建制化的基础，就会变得无足轻重。现代知识分子不仅不再是社会的中心，反而在“断裂社会”中愈趋边缘。 　　 　　 一百年的科举废除，就是这样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中国历史和中国知识分子。是历史的宿命，还是偶然之造化？ 日，袁世凯、张之洞奏请立停科举，以便推广学堂，咸趋实学。清廷诏准自1906年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并令学务大臣迅速颁发各种教科书，责成各督抚实力通筹，严饬府厅州县赶紧于乡城各处遍设蒙小学堂。 　　科举制度是隋以后各封建王朝设科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由于分科取士而得名。汉代已有考试取士之法，但系临时措施，并未形成定制。隋文帝废除为世族垄断的“九品中正制，于开皇七年(公元587年)设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炀帝时始置进士科。唐代于进士科外，复置秀才、明法、明书、明算诸科，又有一史、三史、开元礼、童子、道举等科。武则天亲行殿试，并增设武举。其由皇帝特诏举行者称制科。诸科之中，惟进士科为常设，最为重要。宋以后各朝科举制仅有进士科。唐宋进士科主要考试诗赋。宋神宗熙宁时，玉安石改用经义。元、明、清均用具法。明清两朝的经义以《四书》、《五经》的文句为题，规定文章格式为八股文，解释须依朱熹《四书集注》等书。 　　19世纪80年代后，随着西学的传播和洋务运动的发展，科举制度发生改变。1888年，清政府准设算学科取士，首次将自然科学纳入考试内容。1898年，加设经济特科，荐举经时济变之才。同时，应康有为等建议，废八股改试策论，以时务策命题，严禁凭楷法优劣定高下。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下令所有考试悉照旧制。 　　1901年9月清廷实行“新政”后，各地封疆大吏纷纷上奏，重提改革科举，恢复经济特科，1904年，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此时，科举考试已改八股为策论，但尚未废除。因科举为利禄所在，人们趋之若骛，新式学校难以发展，因此清廷诏准袁世凯、张之洞所奏，将育人、取才合于学校一途。至此，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最终被废除，科举取士与学校教育实现了彻底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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