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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TXT电子书下载） 作者：郑玄注|贾公彦疏（已完结）可在电脑|手机|平板|MP3上阅读
中国古代的礼乐文明 ，礼乐文化，不能不提到《周礼》、《仪礼》和《礼记》，即通常所说的&三礼&。《三礼》是古代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对礼法、礼义作了最权威的记载和解释，对历代礼制的影响最为深远。 　　《周礼》是儒家经典，西周时期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周公旦所著，今从其思想内容分析，则说明儒家思想发展到战国后期，融合道、法、阴阳等家思想，与春秋孔子时思想发生极大变化。《周礼》所涉及之内容极为丰富。大至天下九州，天文历象；小至沟洫道路，草木虫鱼。凡邦国建制，政法文教，礼乐兵刑，赋税度支，膳食衣饰，寝庙车马，农商医卜，工艺制作，各种名物、典章、制度，无所不包。堪称为上古文化史之宝库。 　　以人法天的理想国纲领《周礼》，西汉的景帝、武帝之际，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征得一批古书，其中一部名为《周官》。原书当有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篇，冬官篇已亡，汉儒取性质与之相似的《考工记》补其缺。王莽时，因刘歆奏请，《周官》被列入学官，并更名为《周礼》。东汉末，经学大师郑玄为《周礼》作了出色的注。由于郑玄的崇高学术声望，《周礼》一跃而居《三礼》之首，成为儒家的煌煌大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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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三传详释》笔记
1、隐公元年：开卷第一义，一个不当不正的开始
《汉书·艺文志》曾经说过"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古代的史官是有两套书写传统的：一是记言，记录的是重要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尚书》里就多是这样的内容，还有不少是铸在青铜礼器上的，长篇大论在所多有；一是记事，就像《春秋经》这样的体例，言简意赅，不温不火，如同《人民日报》上的新闻标题。
为什么《春秋经》要从鲁隐公元年开始呢？如果说《春秋经》是一部鲁国的编年史，那么，从鲁国的第一代国君伯禽算到鲁隐公，这中间还有好几代世系、好长的时间段呢，难道全都抹杀了不成？
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伯禽始封、鲁国建国，那还是西周初期的事，几百年下来，周幽王烽火戏诸侯（无论此事是否为真），天下大乱，周平王东迁洛邑，标志着东周的开始，而鲁隐公元年和周平王东迁基本在一个时间段上，所以呢，《春秋经》大体是以东周的开始来作为自己的开始的。
这是一个相当合情合理的说法，也是一个相当经典的解释，晋人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的序言里大体就持这一说法。杜预说：周平王是东周的第一任国王，鲁隐公是甘心让位给弟弟的贤君，两人在时代上差不了多少，况且鲁隐公乃是大圣人周公的后人，如果周平王能开创中兴事业，鲁隐公也能光宗耀祖的话，那么，西周当年的盛况也就复兴有望了，周文王和周武王也算后继有人了。所以《春秋经》才特意选择这个时间作为开端，"采周之旧，以会成王义"。
孔颖达进一步解释杜预的话，说《春秋经》虽然看上去是鲁国的国史，是站在鲁国这样一个诸侯国的立场上说事的，讲的似乎也只是"诸侯之法"，但杜预之所以说它"会成王义"，是因为《春秋经》里写的那些事情尊卑尽备，等等等等，所以，虽然是根据鲁国国史而成书，却"足以成王者之义也"，因此可以"垂法将来"，使后世的天子们可以好好从中学习王者之道。
孔颖达给了我们另外一个不知是好是坏的暗示：《春秋经》是一部以教育意义为重的经书，至少，它的教育意义大于史料意义——用现代的话来说，《春秋经》的写作或编纂是属于所谓"观念先行"的。这个圣人传统对中国古代史书编纂的影响极大，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就是《资治通鉴》，这部书里存在着不少因为意识形态的需要而"加工"或删削史料的痕迹，这就使得《资治通鉴》是一部当之无愧的帝王教科书，却不是一套老老实实的历史书。
但是，且慢，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查查历代年表，周平王元年是公元前770年，这时在鲁国正是鲁孝公执政的晚期，鲁孝公的接班人是鲁惠公，鲁惠公是鲁隐公的爸爸，鲁惠公元年却是周平王三年，鲁隐公元年则是周平王四十九年--这也就是说，在《春秋经》开始的时候，东周已经过去了四十八年了。
我们最初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春秋经》到底为什么要从鲁隐公开始呢？
王树民就曾针对杜预的理由一一提出过质疑，大意是：如果说时代接近吧，可鲁隐公的爸爸鲁惠公和周平王的时代更为接近；如果说鲁隐公是大圣人周公的后代吧，可鲁国所有的国君全都是周公之后；说鲁隐公是位让国贤君吧，可他老人家只是有让国之意却未成事实，最后还被人杀了，此事原本就不足为训，以此来作为《春秋经》托始于鲁隐公的深意所在也太不着调了，杜预此论"牵强附会，无待深辨"。
最早捉摸这个问题的大概要算《公羊传》了。《公羊传》在鲁哀公十四年，也就是《春秋经》编年的最后一年里庄严问道："《春秋》何以始乎隐？"随即自问自答说："祖之所逮闻也。"根据一些专家们的注解和发挥，这句话的意思大约是说：鲁隐公时代的历史是祖父辈的人所能了解的历史上限，由祖父讲给父亲，父亲讲给作者自己，再由作者自己记录下来。
汉人相信孔子的《春秋经》是预先为汉朝制订宪法，对之犹为推重，加上谶纬流行，大家恨不得把经书的每一个犄角旮旯都挖掘出无限深意才好。《春秋经》上启鲁隐公，下迄鲁哀公，共历鲁国十二君，二百四十二年，在一些汉代经师眼里，这些数字显然是不可小觑的。王充在《论衡·正说》里给我们展示了当时的这一典型学风：有人讲《春秋经》，说鲁国十二君，这个数字和一年十二个月相当，这是效法天数呀，总共二百四十二年，有人解释《春秋》记载的二百四十二年，说上寿九十年，中寿八十年，下寿七十年，孔子是根据中寿年数的三代而作《春秋》的，三八二十四，所以是二百四十年。王充很较真，问："就算三八二十四，可是，242－240＝2，这还差着两年呢？"
唐人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引啖助的一番话很是说明问题：孔子到底为什么要修《春秋》，"三传"并无详说。
讲《左传》的老师认为孔子修《春秋》是秉承周公之志——孔子之时周德依然衰微，典制礼仪不复旧观，孔子这才根据鲁史修成《春秋》，匡正周礼，继往开来；
讲《公羊传》的专家却说：孔子作《春秋》，贬低周朝，尊鲁国以为王室（"黜周王鲁"），把周朝的"文"的风格变回"质"的风格；
讲《榖梁传》的老师又说：周平王东迁之后，周室衰落，天下动荡，王道已经完蛋了，孔子很伤心，这才作了《春秋》，为的是表扬好人好事，批评坏人坏事，"成天下之事业，定天下之邪正"，使好人上进，使坏人害怕。——这一说法的源头算来应是孟子，他老人家曾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啖助也好，他人也罢，许多解析《春秋经》缘起的想法都是从孟子之言生发而来的。
及至宋代，《春秋经》在群经之中更被特别尊崇，"尊王攘夷"和"借古喻今"是时代的主旋律，"北宋治《春秋》者好论内政，南宋治《春秋》者好论外侮"，孙复则是北宋《春秋》学的一代开山祖师，他的《春秋尊王发微》正是诸论中的佼佼者。该书论及《春秋经》为什么开始于鲁隐公，说道：孔子作《春秋》是因为感叹当时天下无王，和鲁隐公并没有多大关系。《春秋经》开始于鲁隐公，只是因为鲁隐公当政的时候正值周平王的末年。周平王已经算不上一个货真价实的国王了，周朝到了周平王这一代实质上已经结束了。我们看周平王东迁之后，王室越来越衰弱，诸侯越来越强大，尊卑无序，赏罚无凭，有人变乱礼乐，有人弑君杀父，有人窃国僭号。周平王是个昏庸之主，从鲁国的视角来看，他经历了鲁孝公和鲁惠公两代也没能搞成中兴之治，到鲁隐公的时候终于呜乎哀哉，这一来周朝王室再无复兴之望了。正是因此，《诗经》自《黍离》之后，天下不再有"雅"了（本来该在风、雅、颂里属于雅的那部分诗歌被降格为国风了），《尚书》自《文侯之命》而绝，天下不再有中央下发的红头文件了，《春秋》自鲁隐公开始，天下不再有王了。
清人何焯在《义门读书记》里就很认真地阐释过：《春秋经》为什么不始于惠公而始于隐公呢？答案很简单：《春秋经》是一部讨伐乱臣贼子之书，而隐公后来正是被乱臣贼子给害死的。
这一类的说法，无论细节如何不同，无论方法如何各异，核心原则基本都是一样的：第一，鲁隐公之时代是天下大势的一个转捩点；第二，虽然《春秋经》在形式上是以鲁国为本位，但那只是个幌子。宋儒赵鹏飞《春秋经荃》说得最是明确："《春秋》之作，为周也，非为鲁也"，而且还是一部"中兴周世之书"。
"述而不作"出自《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作《春秋》"出自《孟子·滕文公章句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
两句话全是圣人之言，但是"述而不作"和"作《春秋》"这明显就是一对矛盾：孔子要么这一辈子什么都没"作"过，那也就根本没作过《春秋经》；要么孔子'作'了《春秋经》，因而"述而不作"之言并不符合事实。
2、元年春王正月
"隐公元年"的全部经文：
　　元年春王正月。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
看上去只是很简单的编年记事，说鲁隐公元年，春天，正月；三月，鲁隐公和邾仪父在篾地会盟；夏天，五月，郑伯在鄢地"克"了段；秋天，周天子派宰咺（xuān）送来鲁惠公和仲子的赗（fèng）；九月，和宋人在宿地会盟；冬天，十二月，祭伯来了，公子益师死了。
"三传"解经，各有各的说法，在开篇第一句"元年春王正月"上便已经显出不同了。
疑点之一：为什么"隐公一年"要写作"隐公元年"，这个"元"字有什么深刻涵义在？
疑点之二：如果是"元年，春，正月"，这倒是合情合理的时间记录，可"春"和"正月"之间怎么有个"王"字呢，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连带影响到这句话应该如何断句的问题，到底该该怎么断呢？是"春，王正月"，还是"春王，正月"？
疑点之三：小学生写日记，在"2030年春天，1月5日，晴"这一时间记录之后是要交代当天所发生的具体事情的，可"元年春王正月"之后却什么都没有，紧接着便没头没脑地又开始"三月"了，这也太离奇了吧？
"元年春王正月"这句话本身是什么意思，《左传》和《榖梁传》并没有给出说明，只有《公羊传》说：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
　　春者何？岁之始也。
　　王者孰谓？谓文王也。
　　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问：什么叫"元年"呀？
　　答：就是国君即位的第一年。
　　问："春"又是什么意思？
　　答：春天是一年的开始。
　　问："王"是在指谁呀？
　　答：是指周文王。
　　问：为什么先说"王"而后说"正月"呢？
　　答：这是说，这个正月是周王历法的正月。
　　问：为什么要说周王历法的正月呢？
　　答：这是为了要重视开始。
据《春秋公羊传注疏》里何休和徐彦的权威注释，只有天子的纪年才可以称之为元年，诸侯是不能称元年的，鲁隐公的爵位是侯爵，根本就配不上称元年，发问者正是看到了这个矛盾所以才这样提问的。从字面上说，"元"在这里的意思就是"第一"，在纪年上就把第一年叫做元年，"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何休把"元"又赋予了一个神秘的"气"的意义，于是乎"元"就是天地宇宙的开始，所以，"元"之前什么都没有，而"春"字系于"元"字之后便很是合情合理了。
何休在此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说法：《公羊传》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注意这个"君"字，这是有涵义的。对于鲁隐公，可以称他为侯，可以称他为公，也可以称他为君，这里的"君"指的就是鲁隐公。"君"这个称呼是无论天子和诸侯都可以通用的。所以呢，《公羊传》这是用"君"这个有着宽泛涵义的称呼来赋予鲁隐公以天子之尊，而只有天子才可以改元立号，"《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鲁，故因以录即位，明王者当继天奉元，养成万物"。
这是公羊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是说天命从此便由周王室那里转到了鲁国，或说这种天命的转移只是孔子假托的，即"托王于鲁"，而《春秋经》贬斥周王室，尊崇鲁公室，是谓"黜周王鲁"，再往后发展下去，鲁国的孔子就继承天命，成了“素王”，他的这部《春秋经》就是王朝宪法。不过，这宪法既不是给鲁国准备的，更不是给周天子准备的，而是预先为汉朝准备的。汉朝尊崇孔子，这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董仲舒《春秋繁露·玉英》说道：称一为元，是为重视开始。"元年"是很有内涵的，告诉我们治国之道一定要从第一步就走好，而这个治国的第一步就是正名。……《春秋》的原则，是"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
说得够玄妙，从一个"元"字摆正万事万物的开始，从中央而地方，最后王政大行，天下大治。其实董仲舒如此深奥的道理大略可以用两句俗话来表达，一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二是"要正人，先正己，推己及人"（这是对皇帝说的）。
事情真如何休所谓只有天子的纪年才可以有元年之称吗？是只有"王者"才可以改元立号吗？
这问题很重要，因为它暗示着公羊学的一个理论基础：《春秋经》是"黜周王鲁"的，不再把周天子放在最高位置上，而是认为天命到了鲁国这里，或者说是孔子作《春秋经》"托王于鲁"，如蒋庆说"《春秋》王鲁，并非真以鲁为王，而是托王于鲁，即假借鲁国的历史来说明孔子外王之义（孔子治理天下万世之义）"。历来在这点上《左传》学就是和公羊学相对立的，两派专
家为此可没少了论战。
宋代学者黄仲炎《春秋通说》：《尚书》的《虞夏书》和《商书》明明早在春秋之前就在历法上用到"元"这个字了，可见这不是《春秋经》的原创，而春秋诸侯各有各的史官，这也是史有明文的。"元年"二字就是鲁史旧文，是鲁国的史料档案上原本就这么写的，孔子原样给抄了下来，仅此而已，后人非要从这里边解读出什么微言大义，实在是研究过头了。
孔广森在这个问题上说：古时候诸侯分土而治、分民而守，和后世的所谓封疆大吏是不一样的，他们在自己的境内当然可以使用自己的纪元了。
清人何若瑶更举出了似乎显而易见的证据力驳何休之说，说统治天下的叫做君，统治一个诸侯国的也叫做君，《公羊传》里说的"君之始年"，只要是"君"都有这个"始年"。《白虎通·爵篇》提到过"王者改元即事天地，诸侯改元即事社稷"，《史记》里也没少出现列国各自纪元的记载，所以何休的注释曲解了《公羊传》的原意。
事情可能还真像黄仲炎说的这样。黄仲炎的立论，约略可以代表治春秋学的专家当中朴实的一派，在宋代而言，黄仲炎和朱熹是站在一边的，胡安国站在对面一边。但谁是谁非还真很难说。
胡安国虽然在学风上极尽深文周纳之能事，把春秋大义阐发得可能连孔子本人看了都会目瞪口呆，但他的经学紧扣时事、抨击弊政，更对北方被金人占领的失地始终在字里行间耿耿于怀。
胡安国的学问带有陆游和辛弃疾那种气质，他的学术著作也确曾和陆游的诗、辛弃疾的文学作品一样，以复国的拳拳之心激励过无数士人，让大家忠君报国、抵御外侮。所以，对胡安国的学问也许不该仅以学理来衡量，他就算在所有细节上都是错的，信念却是对的。
古代经学家解释《春秋经》的得名，神秘主义一派的经典意见如《三统历》"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故名《春秋》"，朴素一些的说法如《春秋说》，说孔子作《春秋经》春天动笔，秋天完成，所以叫《春秋》。
　　杜预还有过一种经典见解，说这是截取了"春夏秋冬"中的"春秋"来表示全年。
　　这个解释很有道理，但从现在的考古证据来看，在周原发现的甲骨卜辞显示了周人早年在一年之中只分春秋、并无冬夏，殷商时代同样如此。从中可以推测一年四季之分是相当后起之事，时间大约是在西周初年。　
　　这就意味着，"春秋"二字并不见得就是截取"春夏秋冬"而来，其本身就足以标志完整的一年了。而考之殷商甲骨，春、秋二字都是"年"的意思，说"今春"就等于说"今年"。
　　在这个问题上，曾经很迷惑人的就是《尚书·尧典》，如果这篇文献真是历史实录的话，那么早在尧的时候就已经分出四季了。
多出来一个"王"字。为什么不是"春正月"，而是"春王正月"呢？
这个"王"究竟指的是谁？《公羊传》说，这个"王"指的是周文王。周文王一向被认为是周人当中第一位接受老天爷委任的王，即"受命王"。
另一种常见说法（比如孔颖达说）是："王"指的是当时在位的周天子，即"时王"。这也算公羊学家和《左传》学家的一个基本分歧所在。
清代公羊家孔广森曾引述孔子"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由此而推想孔子作《春秋》之本意，并反驳《左传》学者说：这个"王"怎么可能是时王呢？周平王东迁之后，王室日衰，在位的周天子很久都没下发过月份牌了。
这种争执，看似拘泥小节、无谓之至，实则大有深意，关乎立国之本。我在《春秋大义》里讲过《公羊传》关于齐襄公九世复仇的一则大义如何被汉武帝拿来以论证打击匈奴的必要性：当初，齐国受纪国陷害，国君被周天子扔到锅里煮了，九世之后，齐襄公向纪国复仇。都过了九代人了，这个仇难道还要报吗？《公羊传》的回答是：当然要报，因为对国君来说，国家与君主是一体的，国就是君，君就是国，而国君的位子世代相袭，所以前代的国君和后代的国君也是一体的。如果结了仇，不管过了多少代也一定要报。当时汉武帝的意思就是：刘邦曾被匈奴欺负过，这个仇到我这儿虽然已经过了好几代了，但根据春秋大义，该报的就一定要报！
现在的金文证据很多，有"王正月"、"王五月"等等，从商朝就这么写了，而且所谓"王"也不一定都是周天子，有楚王，也有晋王，大家各用各的历法，不一定都遵从周天子的。
不管晋国怎么搞，鲁国还是奉行周天子的历法的，所以，《春秋经》里的"王正月"，指的应该就是当时周朝中央政府所制订的历法中的正月。那么"春王正月"这四个字的断句也就应该是"春，王正月"。
无非是周历正月而已，有那么重要吗？难道这里边还有什么政治意义吗？
这还真是不易被现代人理解的一个问题。古时候的习惯是：不同的政权有不同的历法，如果是同一个国家，一旦改朝换代，不仅年号要变，就连月份也要变，比如把原来的十二月变成现在的一月。孔颖达说：所谓"王正月"，王者改朝换代，必然要改用新历法和新年号，好让大家耳目一新。按照老说法，夏代以建寅之月为正月，殷商以建丑之月为正月，周代以建子之月为正月（这个说法虽然不是"事实正确"，却先后赢得了"义理正确"和"政治正确"，并对现实政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夏、商、周三代制度不同，所以历法的正朔不同，至于服色，《礼记·檀弓》说："夏代以黑色为贵，殷商以白色为贵，周代以赤色为贵。"
历法在古代既是一个生活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在改朝换代之后如果你还坚持奉行旧朝代的正朔，这是最让统治者忌讳的，也是前代遗民表达孤忠的一种方式。改朝换代就要"改正朔"，所谓正朔，"正"就是正月，一年的第一个月，"朔"就是朔日，一个月里的第一天。所谓建寅之月、建丑之月、建子之月，分别是现在的农历正月、十二月和十一月。孔颖达的意思是：夏朝本来是以现在的农历正月作为正月的，殷商改朝换代，把夏代历法的十二月作为自己的正月，周人改朝换代，又把殷商的十二月（也就是夏代的十一月）作为自己的正月。夏商周这三代不同的正月被后人称作"三正"。
"三正"的说法来源很早，在《尚书·甘誓》里就有记载了。《甘誓》据说是大禹或夏启在一次军事总动员上的训话，其中说到敌人有扈氏很坏，他们"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五行"和"三正"对举，意思似乎是很明确的。
对"三正"的解释从汉朝就有分歧了。《尚书大传》把"三正"解释为"三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稍后再作解释）；马融解释为"建子、建丑、建寅"，是为"三正"；郑玄则说"三正"是"天地人之正道"。
如果取《尚书大传》的说法，这就引起了一个问题：如果每次改朝换代都要这么变一下，历史纪年还不变成一锅粥了，非把历史系学生折磨死不成？一个令人欣慰的消息是：正朔并不会永远这么变下去，并不会令人无比头痛地从"三正"最后变成"十二正"，而是事不过三。一种说法是：正月只在建寅、建丑、建子这三者之间反复循环；另一种说法是在夏代以前一直是建寅，到殷商革命才有建丑，周人革了殷商之命才有建子。
在唐代肃宗以前，建寅、建子确实被改过若干次，《史记》和《汉书》还曾因此而对历史记载做过追溯性的修改，而从唐肃宗上元三年（762年）以后，以建寅为岁首就一直被沿用下去了，直到清末。
《春秋经》在月份之前往往冠以季节之名，比如我们现在遇到的这个"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就是说："鲁隐公元年，春天，周历的正月"。但是，周历的正月是夏历的十一月，可夏历十一月无论如何也不该算是春天吧？本来按夏历的划分，一、二、三月是春天，四、五、六月是夏天，七、八、九月是秋天，十、十一、十二月是冬天，一改成周历，居然还是一、二、三月是春天……这么排下来的，这一改月份，连季节也跟着改了。古人称季节为"时"，所以把这一改动称为"改时"。
考察西周及春秋的其他文献，会发现那时人们所说的春夏秋冬完全是本来意义上的（即夏历的）春夏秋冬，丝毫没有"改时"的迹象。
宋人胡安国在他那部有"《春秋》第四传"之地位的《春秋胡氏传》里提出了一个"以夏时冠周月"的说法，认为《春秋经》虽然改月，却没有改时，记月份用的是周历，记季节用的是夏历。孔子告诉颜渊治国之道说"行夏之时"，作《春秋》以经世说"春王正月"，孔子这是说到做到呀。至于有人提问说："改正朔乃是天子之事，孔子虽然是圣人，但无论如何他也没做天子，他凭什么在《春秋经》里给人家改正朔呀？"话是这么说，不错，但人家孔子一方面"以夏时冠周月"来垂法后世，一方面又依据周历记事来表示自己不在天子之位而不敢擅自改变正朔。这之中的道理是非常非常微妙的哦。把"王"字加于"正"字之前，正如《公羊传》所谓是"大一统"的缘故啊。
胡安国这个议论并非无源之水。早在唐代，大史家刘知几在《史通》里就说《春秋》用夏正，但说法太超前，当时没什么人信，及至宋代，程颐大谈"行夏之时"，因为他是一代儒宗，影响力很大，他这说法一出，很快便应者如云。等这些历史铺垫都做好了，这才有胡安国借势而行，把程颐的新说又推进了一步，社会上也是因为有了上述的那些历史铺垫，一些人便也很轻松地接受了这个胡氏新理论。
后来黄仲炎质疑说："以夏时冠周月"这对孔子来说可属于变革当时的王制，孔子一生都在反对僭越礼制，他自己如果这么做，那可算是大大的僭越了，所以这事怎么想怎么都不可能。至清人徐文靖详考历法，力驳胡安国之非，而反方尤为可观者是辨伪大家崔述的《三代正朔通考》。
"行夏之时"暂时放在一旁好了，至于"王正月"说的是周历正月，这点倒可以基本确定，此中的考据问题虽有解决，但微言大义的疑问可真困惑过不少前人。如前所述，公羊学开宗大义便讲"黜周王鲁"，但是，如果"王正月"说的是周历正月，又如何体现"黜周王鲁"呢？
刘炫曾就这个问题问难于何休，说：你说"唯王者然后改元立号"，新王接受老天爷的委任，必定要改正朔，如果按你的说法，鲁国纪年被称为"元年"，这就意味着天命抛弃了周王室而降临鲁国，意味着鲁国不再屈尊于周天子之下了，那鲁国自当改正朔才对呀，为什么仍然奉行周历呢？你这不是自相矛盾么？
刘炫的质疑是相当有力的，而当初《公羊传》解释《春秋经》为什么要写"王正月"（周历正月），说其目的是在于"大一统"。
3、大一统、通三统
我们现在说"大一统"，"大"字作形容词用，而《公羊传》里的这个"大"字却是动词，是尊重、推尊的意思。而何休注释这个"统"字，说"统者，始也，总系之辞"，这似是两层意思：一是开始，二是总括。从何休紧接着的解释来看，这两层意思确实都在：王者刚刚接受了老天爷的委任，在天下广泛施行政令和教化，上到公侯下到百姓，大到山川小到草木昆虫，无不一一系于正月，所以说这是政教之始。
先得解释一下这个"政教之始"，这是公羊家所谓"五始"之一。"元年春王正月"，还有一个稍后再讲的"公即位"，被经学家们归纳为意义深远的"五始"：元，是天地之始；春，是四季之始；王、正月、公即位，是人事之始。
所谓"大一统"似是"重视开始"的意思。还是那句话：好的还是是成功的一半，所以一定要重视事情的开始。
大一统变成大统一，这大约要怪董仲舒。董仲舒在"天人三策"最后说过一句极其著名，影响极其深远的话：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董仲舒的意思是：《春秋》的"大一统"是天下古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道理，可如今学派纷纭，各说各的理，皇上无从"持一统"呀；法制总是变来变去，下边办事的人全被搞糊涂了。所以我以为，凡是不在六艺之内的不属于孔门的学问都该给它们绝了根。只有让邪说都消停了，然后才"统纪可一"，法度才可以明确，老百姓也清楚自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了。
董仲舒这番话并没有错会大一统的意思，却很容易让后人产生误会，尤其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风一开，于是乎统一了学术，统一了思想，统一这，统一那，这个"大一统"已经没有了"重视/推尊开始"的那个意思了。
在公羊学中，还有一个和"一统"很有关联的要紧概念，叫做"三统"，和前述的"三正"（夏正、殷正、周正）差不太多。
《论语·为政》载子张问孔子："十世可知也？"孔子回答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按朱熹《四书集注》，这里所谓的"世"，指的是朝代，"十世"也就是十个朝代。子张想问的不是历史，而是将来：我们有没有可能推想出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呢？
孔子的回答是从历史着眼的，正所谓鉴往知来："殷代因袭了夏代的礼仪制度，加了些，减了些，都是可以知道的；周代因袭了殷代的礼仪制度，加加减减的内容也是可以知道的，由此推想以后，礼仪制度无非是在这些原有内容上继续加加减减而已，当然是可以推知的呀。别说十世，就算百世，也是可以推知的。"
朱熹解释孔子这句话，引"马氏曰"："所因，谓三纲五常。所损益，谓文质三统"，接下来自己再作解释："三纲，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谓仁、义、礼、智、信。文质，谓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三统，谓夏正建寅为人统，商正建丑为地统，周正建子为天统。三纲五常，礼之大体，三代相继，皆因之而不能变。其所损益，不过文章制度小过不及之间，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见……"
朱熹的这个解释正是对"三统"的最佳说明，也阐释出了儒家的一个核心理念：三纲五常是天地之根本，是永恒不变的，不管换了多少朝代，三纲还是原来的三纲，五常也还是原来的五常。但原则虽然永恒，细节却难免会有不同，以上古三代而言，夏代尚忠，殷商尚质，周代尚文，各有特色。这些文与质、天统与地统，都是可以变花样的，但不管怎么变，三纲五常这些个大原则都不会变。
顾颉刚就曾作过一个朴素而通俗的解释："不知何时，起了一种与五德说大同小异的论调，唤作'三统说'。他们说：历代的帝王是分配在这三个统里的，这三个统各有其制度。他们说：夏是黑统，商是白统，周是赤统；周以后又轮到黑统了。他们说：孔子看到周道既衰，要想成立一个新统，不幸他有其德而无其位，仅能成为一个'素王'（素是空的意思），所以他只得托王于鲁，作《春秋》以垂其空文；这《春秋》所表现的就是黑统的制度。《春秋》虽是一部书，却抵得一个统，故周以后的王者能用《春秋》之法的就是黑统之君了。记载这个学说的，以董仲舒的书为最详。"
关于"三统"的说法乱糟糟的还有很多，究其原始，这"三统"还并非夏、商、周三代，而是商、周、春秋。公羊家说孔子修《春秋》"黜周王鲁"，所以，虽然我们现在视春秋史为东周史的一部分，但在他们眼里，从鲁隐公元年开始，天命便从周王室那里转移到鲁隐公身上了。
既然夏有夏统、商有商统、周有周统，大家各受天命之一统，那么，周人自然应该推重自己的那个统。这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解释，是谓"大一统"。
"一统"是个名词，是"三统"当中的一个，这一个统不能自己单玩，还得照顾另外两个统，这就是公羊家的另一个重要概念："通三统"。
大略而言，新的受命王虽然要"大"自己那一"统"，但还得照顾一下先前那两"统"，比如周王虽然大量分封自己的同姓亲属和协助克商的异姓功臣，但他也封夏王之后于杞国，封商王之后于宋国，并允许他们保留各自原本的正朔和服色。
周武王的这些事，倒不是公羊家的一家之言，左学家、《吕氏春秋》、《礼记》也都有类似的说法，只是细节上出入很大。而在名词概念上，别人说的也没有公羊家那么深刻和玄妙。比如《左传》用的词叫"三恪"。《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孔颖达正义解释这个"恪"字，说：恪的意思就是尊敬，改朝换代的新王要封前代君王的后裔以示对前代君王的尊敬。至于这"三恪"到底是哪三恪，有说黄帝、尧、舜的后裔的，有说虞舜、夏、商的后裔的。
三统并存，以其中一统为大，我们很容易理解的是：这一统便是"正统"，何焯所谓"后世正统之说出于公羊"。新皇即位常说"继承大统"，词源也是由此而来。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开国之君所承的那个"统"是天统而非人统，也就是说，三统的真实属性是神性的而非世俗的，而神性之下的世俗意义，就是要否定新朝代和旧朝代之间的传承关系，并且用改正朔、易服色的手段来割裂传统。
4、三科九旨中的三统
公羊学的另一个重要理论：三科九旨。
所谓三科九旨，三科就是三大段，就旨每大段又分三小段，我们可以想像一本书的内容一共分为三章，每章又分为三个小节，一共就是三章九小节。
东汉公羊家何休：第一章的三个小节是："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是谓一科三旨；第二章的三个小节是："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是谓二科六旨；第三章的三个小节是："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谓三科九旨。
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孔颖达引宋氏《春秋说》注："三科者，一曰张三世，二曰存三统，三曰异外内，是三科也。九旨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讥，八曰贬，九曰绝。时与日月，详略之旨也；王与天王天子，是录远近亲疏之旨也；讥与贬、绝，则轻重之旨也。"
这两种解释虽然表达方式不同，主要意思却大致无二，都是在总结《春秋经》的"书法"，大略而言就是：详略有别、亲疏有别、内外有别、褒贬有别。
详细内容先不细说，单说一下其中有关"三统"的内容，也就是何休那一科三旨所谓的"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
"新周"有两解，传统意见说"新"字通"亲"，"新周"就是"亲周"，证据可见《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作《春秋》"据鲁，亲周，故殷"，《史记索隐》推测说：孔子当时周王室势力薄弱，孔子特地表现出亲周的态度，告诉大家别忘了头顶上还有个周天子呢。
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文》也说过类似的话："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
再说"故宋"。传统意见大意是说，宋国是殷商之后，"故宋"就是把宋国当故人那样对待。宋国在周代确实地位特殊，如果按五等爵的制度，它是五等爵中最高等级的公爵国，而且被允许在国内保留殷商的正朔，被周天子以客礼对待。
再说"以《春秋》当新王"。前边有了新周的周，有了故宋的宋（殷商），按"三统"理论来看，第三个统该是谁呢？很多公羊家认为周朝之后的这个新朝代就是《春秋经》里的鲁国，而孔子本人正是三统中的一统，甚至孔子本人就是《春秋经》这个虚拟的新朝代里的无冕之王（素王）。
"以《春秋》当新王"，还有"托王于鲁"、"托隐公以为始受命王"，这和董仲舒所谓的"王鲁"大略都是一回事。如果《春秋经》真是孔子写或编的，如果《春秋经》真有这层意思在，那么，说孔子大逆不道、心怀僭越，还真不算过分。
公羊义理在这点上还真是没少受人责难的，也没少刺激过保守派、激励过改革派。回过头再来看看《公羊传》，其中既没有"以《春秋》当新王"的提法，也没有"王鲁"这个词，看来这概念怕是董仲舒、何休他们自己搞出来的。可是，这二位都是当世儒宗，总不能为了义理正确而不顾证据和逻辑吧？
及至现代，陈思林考证这个问题，认为这是被错别字害的："王鲁"原本应该是"主鲁"，而"主鲁"就是以鲁国为主、鲁国本位的意思，也即司马迁所谓的"据鲁"。在古代文献里，"主"和"王"两个字很容易讹误，这一点之差，便凭空生出了一条春秋大义。
如果这样的话，这则春秋大义的发展脉络就是：先是"据鲁"或"主鲁"，"以我们鲁国为'主'"，然后因为错别字的关系变成了"以我们鲁国为'王'"，然后又变成了"以鲁隐公为第一任接受老天爷新一轮委任的新王"，然后又变成了"以孔子为王"，以三统理论来看，就是"三统轮流转，今年轮到鲁隐公（或者轮到孔子）"。
五德说流行于战国，大行于秦朝，三统说却是汉代的新产品。
我们看看五行（五德）、再看看三统，会很诧异地发现：这两者虽然一个是三，一个是五，可实质上根本就没什么差别。按照五德理论，夏是木德，商是金德，周是火德，汉是水德（秦朝已经被忽略不计了），而按照三统说，夏是黑统，商是白统，周是赤统，汉又回到黑统。
当然，五德终始说完全是五行家言，而三统说却带有儒家思想的痕迹，典型之笔就是"统三正"。
"统"是要和"三正"拉上关系的。董仲舒解释"统三正"，说："正者，正也"，想来他的意思是说："正月"的"正"（zhēng）就是"正人君子"的"正"（zhèng）。董仲舒接着阐发：统要是正了，万事万物全都会跟着正了，一年最要紧之处也就是正月，若正其根本，枝节也会跟着正，若正其内部，外部也会跟着正，所以我们要效法这个"正"，所以君子说："周武王就像正月。"
王阳明认为孔子不可能在一些原则问题上忽左忽右，所以，孔子既然说过"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灾及其身者也"，还说"吾从周"，而改变周朝正朔不明明就是议礼和制度么，这就不是"从周"而是叛周了？如果孔子真这么搞，用《春秋经》来让乱臣贼子惧，这不是乌鸦站在猪身上么？
真实影响着两千年来政治与社会的正是这无穷版本的孔子，真正的孔子反倒是一个很不重要的角色。
6、元年春王正月，无事可记？
《春秋经》写下"元年春王正月"，却什么事情也没记，紧接着就写三月的事了。这真是很奇怪的一个体例。杨伯峻解释说："《春秋》纪月，必于每季之初标出春、夏、秋、冬四时，如'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虽此季度无事可载，亦书之。"
无论如何，这一奇怪之处更像是体例使然，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经学家们对此却真没少"大惊小怪"，因为在这"元年春王正月"里不但有事发生，而且是件大事。这件大事就是：鲁隐公即位。而且，考诸全书体例，一般来说，某位鲁国国君新上任的时候，都要记一笔"公即位"才是。当然，假如上一任国君是六月份死的，新国君接班，这时候是没什么大动静的，要到第二年元月才行即位之礼，境内改元，是谓改元即位，所以，元年春王正月，这正应该是鲁隐公改元即位的时候，从体例而言，这里的写法应该是："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如此大事，还是全书开篇第一大事，却缺而不录，这是怎么回事？
对于这个问题，"三传"都有解释，惟一遗憾的是：三种解释各不相同。
在公羊学家那里，"公即位"是作为开宗明义的"五始"之一的，此处缺而不书必有缘故。《公羊传》的说法是：
　　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
　　何成乎公之意？公将平国而反之桓。
　　曷为反之桓？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其为尊卑也微，国人莫知。隐长又贤，诸大夫扳隐而立之。隐于是焉而辞立，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则恐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隐之立为桓立也。
　　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
　　桓何以贵？母贵也。
　　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译文】
　　问：为什么《春秋经》里不提隐公即位呢？
　　答：这是为了成全隐公的心意。
　　问：成全隐公的心意？这怎么讲？
　　答：隐公本来打算着治理好鲁国之后把位子让给桓公。
　　问：隐公为什么想要这样做呢？
　　答：桓公虽然年纪小，但身份高贵；隐公虽然年长，但身份卑微。可话虽如此，但他们之间的尊卑差别并不明显，国人也都弄不清楚。隐公年长而又贤能，鲁国大夫们便拥立了他。隐公很想让桓公即位，但他如果在这个时候推辞君位而不受，又担心无法控制局面而无法使桓公上台；可如果这个时候就让桓公即位，又担心他年纪太小，众大夫不能辅佐他。所以隐公的即位其实是为了将来能让桓公接班而考虑的。
　　问：可是，隐公又年长、又贤能，为什么就不能名正言顺地即位呢？
　　答：按照君位继承的规矩，在嫡子当中选立继承人要立那个年纪最大的，而不以贤能为标准，在庶子当中选立继承人要立那个身份最尊贵的，而不以年纪的长幼为标准。（"立適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
　　问：那桓公凭什么就身份尊贵呢？
　　答：是因为桓公的妈妈身份尊贵。
　　问：妈妈身份尊贵，难道儿子的身份也跟着尊贵吗？
　　答：儿子因妈妈而尊贵，妈妈也因儿子而尊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这就是《公羊传》对"公即位"问题的解释，由此还引出了两个影响深远的政治法则，一是"立適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二是"子以母贵，母以子贵"，而相比之下，隐公和桓公的即位真相倒变得次要了。
在《公羊传》这一段里，"適"通"嫡"，即指"嫡子"，也就是正妻所生的儿子。国君或贵族一般会有很多老婆和很多儿子，正妻所生的儿子叫做嫡子，其他女人所生的儿子叫做庶子，嫡子中的老大叫做嫡长子，嫡长子一般就是法定继承人。
如果正妻没生儿子（即没有嫡子），继承人只能在庶子里选择的话，这时候的选择标准可就不是年纪的大小了，比的是谁的妈妈身份高。何休解释说：依照礼法，如果嫡夫人（正妻）没儿子，就立右媵之子；如果右媵也没儿子，那就立左媵之子；如果左媵也没儿子，那就立嫡侄娣之子……就这么论资排辈，等而下之。
这般考虑，不可谓不周密。吕思勉曾在此感叹过："立君之法，莫严于《公羊》。"
公羊学的这个继承法似乎只是实际的政治技术，而不是抽象、高妙的哲学理念，这也正是汉代学风的一种体现。我们不妨先来抠一个字眼：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独尊的不是"儒学"，而是"儒术"，这两者可并非同一个概念。我们现在所谓的"学术"一词，原本分别为"学"和"术"两个独立的概念。朱维铮考察这个问题，说司马迁给儒林或公卿作传的时候，"倘指学问或学人，必用'文学'，倘指方法或手段，必用'儒术'，二者从不混用。《汉书》也是如此，不过或改文学为'经学'，或称儒术为'经术'。那时为什么重视术学之辨呢？因为术贵实用，学贵探索。"
初从叔孙通到董仲舒，一众儒学名家（其实该称为儒术名家），无不是现实色彩很重的实用主义者。进一步说，当时所谓的"独尊儒术"，实际上就是独尊公羊学，董仲舒便是公羊学的一代宗师。而当时的所谓尊孔，原因也正在于《春秋经》，《公羊传》则附丽于《春秋经》之上，名为《春秋》，实为《公羊》，至于我们现在如雷贯耳的《论语》，在当时却无甚地位。
综合来看，《春秋》学当中，又先以公羊学为重，同为今文经系统的《榖梁传》有时会与公羊学并列争锋，而《左传》作为古文经，则长久以来被视为史学而非经学，又常常被批评为"不传《春秋》"（即《左传》单独是一部史书，和《春秋经》毫无关系），《左传》很晚以后才开始大兴，并曾一度压倒过公羊学，而公羊学到了晚清还顽强地在政治领域里呼风唤雨。
该来看看《榖梁传》对《春秋经》"元年春王正月"的解释了：
虽无事，必举正月，谨始也。
　　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
　　焉成之？言君之不取为公也。君之不取为公何也？
　　将以让桓也。让桓正乎？曰不正。
　　《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隐不正而成之，何也？将以恶桓也。
　　其恶桓何也？隐将让而桓弑之，则桓恶矣。桓弑而隐让，则隐善矣。善则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扬父之美，不扬父之恶。先君之欲与桓，非正也，邪也。虽然，既胜其邪心以与隐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与桓，则是成父之恶也。兄弟，天伦也。为子受之父，为诸侯受之君，已废天伦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隐者可谓轻千乘之国，蹈道则未也。
"元年春王正月。"本月虽然无事可记，但《春秋经》也要表明"正月"，这是为了慎重地对待开始（"谨始也"，这是和《公羊传》大"大一统"如出一辙的）。
问：为什么不记载鲁隐公即位的事呢？
　　答：这是为了成全隐公的心愿。
　　问：那《春秋经》是怎样成全隐公心愿的呢？
　　答：《春秋经》这是表明了隐公并没有要做国君的打算。
　　问：那隐公为什么不打算做国君呢？
　　答：因为他想让桓公来做国君。
　　问：让桓公来做国君，这样做对吗？
　　答：隐公这样是不对的。（"不正"）
　　问：《春秋经》的精神是成全好人好事，鞭挞坏人坏事（"《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成语出处）。既然这样，隐公的做法是不对的，《春秋经》又为什么要成全他呢？
　　答：成全隐公，是为了贬斥桓公。
　　问：为什么要贬斥桓公呢？
　　答：因为，隐公当了一段时间之后正要让位给桓公，桓公却把隐公谋杀了，这件事桓公做得可太坏了。而隐公有让出君位之心，可见隐公之善。
　　问：既然隐公让位是善的，为什么又说他的做法不对呢？
　　答：因为《春秋经》推崇的是大义而非小恩小惠，申张的是道义而非邪门歪道。（"《春秋》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作为孝子，应该彰显父亲的美德，而非宣扬父亲的恶行。想当初，前任国君（鲁惠公）在世的时候，打算把国君之位传给桓公，这是不合正道的，是错误的。尽管如此，他终于还是克制了自己不正当的想法而传国于隐公。隐公早就知道爸爸有立桓公之心，便想把君位让给桓公，可他这么做就等于成全了父亲的恶行了。按照君位的继承制度，哥哥优先，弟弟靠后，这是天然的伦常秩序。隐公作为一个儿子，已经受命于父亲；作为一名诸侯，又受命于周天子，可他现在的做法，不但背弃了兄弟伦常，更是背弃了君王和父亲的委任，让位给弟弟来行小惠，这是小道啊。所以说，像隐公这样的人，可以说他有着不把千乘之国的君位放在眼里的胸怀气度，但要说到行为合乎大道，他还没到这个份上。
　　《榖梁传》讲述了事情了原委，又加以道德评价，从"大义"的角度评隐公让国之心为"不正"。清人柳兴恩《榖梁大义述》在此提出了《榖梁传》的一个惯例，说《榖梁传》常以"正"和"不正"来作评语，来阐明"大义之所在"。
揣摩圣人的深意，对与错并没有一个硬性指标，不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时代也有不同时代的思想烙印。比如宋代的春秋学是很主张"尊王攘夷"的，程颐对不书"公即位"的看法就是："这是在全书的开始彰明万世大法啊！诸侯即位必须由天子任命，不是自己说了就算的，可隐公即位却没经过这道正当手续，是为'自立'，所以《春秋经》不书 '公即位'，是不认可他的合法身份。"
公羊学家大谈"黜周王鲁"，推鲁隐公为始受命王，程颐反其道而行之，领悟这里的"春秋大义"分明是贬斥鲁隐公。胡安国在这个问题上和程颐意见一致，而议论更详："国君改元一定要行告庙之礼，史官也一定会记录新君即位，而隐公即位却不见于《春秋经》，这分明是孔子把这话给'削'了去啊。古时候诸侯继位袭封，必是继承前任国君；爵位和土地受之于天子，所以必然要向天子禀告。而鲁隐公呢，'内不承国于先君，上不禀命于天子'，是大夫们要立他为君，居然还真就立了，于是乎后来种种篡弑纷争便由此而起，这实在是一个坏的开头。所以《春秋经》'削'去'公即位'来贬斥隐公，这是为了彰明大法，摆正父子君臣的关系。"
事情好像越来越复杂了，《春秋经》到底对鲁隐公是褒是贬、事情的原委究竟如何，这都越发令人困惑了。
如果《公羊传》、《榖梁传》的记事基本成立的话--这是程颐和胡安国都不会反驳的，那么，无论隐公的即位是否禀告了周天子，无论隐公是否完成了死去的爸爸的不良愿望，他的谦让之风毕竟是无可否认的。我们应该可以说：鲁隐公是一位礼让之君。
这就带出了一个新问题，因为孔子恰恰是很主张以"礼让"治国的。《论语·里仁》："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值得注意的是，孔子这里是"礼让"连书，而不是单讲一个"礼"字。
赵生群便是引述《论语》本节而推演孔子《春秋经》托始于鲁隐公之意："孔子非常赞赏礼让的行为，他对尧舜禅让推崇备至，对吴太伯、伯夷。叔齐让国的行动也是极口称道，这些都明见于《论语》；他删定《尚书》，首篇列《尧典》，与《春秋》托始隐公用意正相类似。把这一切联系起来看，可以看出孔子确实在宣扬一种'让'的精神。”
那么，下面就继《公羊传》和《榖梁传》之后，再来听听《左传》的说法。
《左传》一开篇就很奇怪，没提"元年春王正月"，却先是一段看似和《春秋经·隐公元年》的文字无甚关系的叙述：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
　　在这段之后，是《春秋经·隐公元年》的全文，接下来《左传》才开始解释"元年春王正月"和"不书即位"：
　　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
　　惠公的正印夫人是孟子。孟子死了，声子续弦，生下隐公。
　　宋武公生了个女儿，叫做仲子，仲子一生下来手上就有字："为鲁夫人"，所以仲子就嫁到我国，生了桓公。惠公不久就死了，于是隐公摄政，以尊奉桓公。
　　元年春，周历正月。《春秋经》之所以不记载隐公即位，是因为隐公并未即位，而是摄政。
关于隐公和桓公的身世问题，《公羊传》只是讲了个继承原则，并指出桓公的妈妈比隐公的妈妈身份高贵，《左传》却讲出了比较详细的原委。
简要归纳一下：《春秋》这一开始，惠公、隐公、桓公、孟子、声子、仲子，关系实在不易搞清，让专家们生出了无数的解释和无数的歧意。隐公和桓公到底谁才是最合法的继承人，声子和仲子到底谁才是最合法的"夫人"，竟然搞出这么多乱账。作为读者，估计很多人都要暗恨鲁惠公：你当初要是谨守婚姻法和继承法的规矩，能让我们读书省去多少麻烦！
《春秋说》里归纳过《春秋》有个所谓"七缺"，也就是"七大不合格"，其中第一"缺"就是说惠公的婚姻有问题，作丈夫作的不合格，结果导致了后来隐公和桓公的祸乱。
在经学史上，为《左传》作疏通整理工作的，刘歆可能是第一人。刘歆的时代正是公羊学大兴的时代，刘歆虽然力挺《左传》，但学风毕竟也受到了公羊学风的影响，在《左传》里发掘圣人的微言大义。
双方论辩的焦点集中在鲁隐公到底是"即位"还是"摄政"。《左传》派和公羊派各执一词，势同水火。
作为公羊学的一代宗师，何休对《左传》学的兴起忿忿不平。他相信：真理只有一个，天下系于一统，学术思想决不能走入后现代的多元化。于是，何休以正义和真理的化身自居，著书三部：《公羊墨守》、《榖梁废疾》、《左氏膏肓》，其意图是：坚定捍卫公羊学，坚决打倒另外两派。这意图单从书名上就看得出来，所谓"墨守"，即取先秦墨家善于防守之喻，"废疾"和"膏肓"基本能当成文人嘴里的脏话来听了。
何休在《左氏膏肓》里力驳隐公摄政之说。因为《左传》学家拿周公摄政之事作为摄政一事的参照系，所以何休便着力分析周公摄政和所谓鲁隐公摄政之间的不同：按照古代的制度，诸侯年幼，天子会委任贤能的大夫去辅佐他，并没有摄代之义。当初周成王年幼，周公摄政，周公死的时候并不称"崩"。可看看鲁隐公，活着的时候称"侯"，死的时候称"薨"，这分明都是诸侯之礼，哪是什么摄政王呢？
面对何休的咄咄逼人，同时代的另一位经学大师郑玄起而迎战。郑玄是融通今古文经学的一位集大成者，而这次论战堪称汉代学术界顶尖高手的对决。
郑玄针锋相对，呼应着何休那三个气势汹汹的书名也写了三本：《发墨守》、《起废疾》、《箴膏肓》。在摄政这个问题上，郑玄以姑苏慕容的功夫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从《公羊传》里拎出一句话来："宋穆公云：吾立乎此，摄也。"这话的背景是：宋穆公的位子是哥哥传给他的，哥哥当初不传子而传弟，宋穆公感念恩德，后来便立下遗嘱要在自己死后把位子传给哥哥的儿子。郑玄引的这句话就是宋穆公对他这位侄子说的："我现在坐这个国君的位子，不过是摄政罢了。"言下之意是：我只是暂时代理一下国政，这位子本来就该是你的，最后也一定会还给你的。郑玄言简意赅，随后又点了一笔："这是你们《公羊传》里自家的话，明明是说摄政，你何休又凭什么非难《左传》呢？"
何休和郑玄这些论战作品后来都已散佚，后人只能从各类典籍中辑引而已。《礼记正义》引《箴膏肓》让我们得以看到郑玄还有一些下文：周公还政于周成王，退归臣子之位，而后才死，怎么可能称"崩"呢？隐公是死在国君之位的，不称"薨"又该称什么呢？
这次论战高下分明，《左传》从此开始过上了一段扬眉吐气的日子。
稍稍总结一下：到现在为止，《春秋》开篇"元年春王正月"这六个字里，据经学家们认为"疑似"孔子笔削的痕迹有："春"是原本没有而由孔子"笔"上去的，为的是把"春"放在"王"的前边，表示王者要上法天道；"公即位"原本是应该有的，但被孔子"削"去了，原因就比较复杂了，各有各的说法；"元"和"王"也都可疑，其中涵义无限；"正月"虽然朴素一些，也不是没有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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