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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做个有质量的人。。。&
当人类失去信仰，从此便无所畏惧。向右是地狱；向左，还是地狱！
这是一个迷惘的年代。
在轰轰烈烈的“大跃进” “大革命”期间，“佛道儒仙”“诸天神佛”都倒在批斗中。从此，国人心中再无信仰，无所“畏惧”，相信“人定胜天”；所以才有“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亩产万斤”的神话。
政治上准备好了，但国人的思想还没有准备好；就匆匆忙忙引来了“大开放”。于是邓主席感慨“打开窗户，难免会放进苍蝇来”，所以“我们要两手都要抓，且都要硬；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时已至今，还是只能看到“物质”，而看不到“精神”。思考ing~~，迷惘ing~~
国人的信仰：舆论的导向，良心在何方？
国人的畏惧：政府的立法，监管又在哪里？
愈思愈惘，问道何方？惟有夜夜醉茫茫！
“狗无胃而食粪，以其不知臭秽；蜣螂团粪而化蝉，以其欲修高举也。卿其狗耶？蝉耶？”
狗没有胃，而吃屎，是它不知道臭味污秽；屎壳郎滚粪球而变化蝉，是它想修高峰往上爬。
在这个“易粪而食”的年代，做“狗”？还是做“蝉”？
您的选择？政府的选择呢？
看到征文有感，转朋友诗一首聊以抒怀：
游梦（外一首）
20:39:00 | By: jdzmg
阆中有赵君，
喜好杯中物。
晚酌三两盅，
悠然入梦乡。
畅游华夏州，
神交古今友。
寻胜泰山脚，
驱徒是孔老：
你辈莫学我，
人心已不古。
礼让难立足，
读书最清苦。
泛舟赤壁江，
苏子面枯黄：
全怪瘦肉精，
毁我东坡肉。
更悲捕河豚，
十年空撒网。
访幽玉华洞，
霞客愤恨然：
门票似天价，
只怨无官衔。
又食染色馒，
险成洞中仙。
飞临大上海，
求解孺子牛：
大师附耳旁，
多把颂歌唱。
社会和谐了，
何必自烦恼。
一觉天大亮，
东方满霞光。
赵君忆昨夜，
愈思愈迷惘。
问道在何方，
夜夜醉茫茫。
夜夜醉茫茫。。。
非也！“小人常戚戚，君子坦荡荡”此所谓“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更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今之文化、今之百姓、今之机遇、今天之天下乃较古者而优甚矣。大好之春光，明媚之艳阳；品清茶以喻清风，酌小酒而颂明月。大丈夫正是明志奋进之时，求取功名之际，而安家之泰然。何来“愈思愈迷惘”？莫非自寻烦恼?另有“知足常乐”，莫欲闲及他念，此谓“洁身自好”也。望君三思。
上次我看到文章，说我们现在这代人缺乏信任，是文革后遗症造成的，那时候相互举报的红卫兵们已经是成了爷爷奶奶，他们的后代教育自然充满防备意识。
hiyanjoin: 夜夜醉茫茫。。。还是古人聪明啊；郑板桥就告诫我们：难的糊涂。。。。
Sol_Sun: 还是古人聪明啊；郑板桥就告诫我们：难的糊涂。。。。还是学哲学的好
从来都知道事物都是两面的
忧国忧民之者甚，振臂一呼众人应之人未现！
苟德坤: 非也！“小人常戚戚，君子坦荡荡”此所谓“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更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今之文化、今之百姓、今之机遇、今天之天下乃较古者而优 ...&&
我是悲观的乐观主义者；是个懒人，有时候有些事情连想都懒得去想。本文也是看到征文才发发牢骚。
但是有些事情不可否认的：
现在的人真的没有信仰和畏惧，什么缺德事，只要有利益驱动都可以干得出来。
要是在古代，至少有着朴素的信仰：头顶三尺有神明；干坏事之前好歹得想想：今生的恶，来世如何还？
murphy: 上次我看到文章，说我们现在这代人缺乏信任，是文革后遗症造成的，那时候相互举报的红卫兵们已经是成了爷爷奶奶，他们的后代教育自然充满防备意识。以我的认知，文化大革命是文化大破坏。
现在国学界有句话：真正的国学在台湾，香港。。。就是不在大陆啊！
domson: 忧国忧民之者甚，振臂一呼众人应之人未现！我是迷惘之人，希望有大师可以追随。
hiyanjoin: 还是学哲学的好
从来都知道事物都是两面的高中知道相对论，到三年前才知道”中庸之道“
不偏不倚，难难难~~~
Sol_Sun: 以我的认知，文化大革命是文化大破坏。
现在国学界有句话：真正的国学在台湾，香港。。。就是不在大陆啊！这样看来，大陆是翻过的土地，很多肥料都被雨水冲刷......国学缺少营养了
murphy: 这样看来，大陆是翻过的土地，很多肥料都被雨水冲刷......国学缺少营养了翻过的土地至少也会有新生命出现的，关键是看“政府”如何“看待与扶持了。
Sol_Sun: 翻过的土地至少也有有生命出现的，关键是看“政府”如何“看待与扶持了。&& 等待有识之士来主持朝政吧
murphy: && 等待有识之士来主持朝政吧莫谈政治，莫谈政治。
怕被跨省@！~
Sol_Sun: 莫谈政治，莫谈政治。
怕被跨省@！~ 精神病院估计还有位置滴。
Sol_Sun: 高中知道相对论，到三年前才知道”中庸之道“
不偏不倚，难难难~~~中文最后会否搞得后继无人
迷茫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迷茫，不知道迷茫的还以为很清醒。说些错误的话让别人也跟着错。
信仰扯远了，先谈谈道德
道德 morality
The quality of being in accord with standards of right or good conduct.
A system of ideas of right and wrong conduct。
道德是判定行为的错与对的原则，如果没有了道德，也就没有了是非观，信仰是道德至上的东西。人不是有了信仰才知道错与对，而是先知道错与对，而后才通过信仰巩固下来。
如果你认为杀生就是不对的，那么你易于扳意佛祖，如果你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人需要慈悲为怀，要与人为善，那么你即便不烧香拜佛，也不会做出什么有悖良心的事。你生性就好打抱不平，那么你就易于体现墨家的任侠，如果你敢于直言，虽千万人吾往矣，那么你就能体现出儒家的铁肩道义。
道德是怎样来的，用西方的观点，道德的建立是因为人与人交往的社会行为的需要，如果一个人自生自灭，不与任何人交往，他也不需要道德，他首先要面对是保护好自己，生存下去。人与人交往了，自己能吃饱了，才有可能出现“衣食足知荣辱。” 荣辱的出现也是在生存之后才产生的，荣辱也是最最基本的对错观。你羞于做某事，不屑于做某事，在没人强迫下，你不会去某事。
那么人与人交往怎样就能促进道德的建立哪？如有的人，好吃人肉，于是人们和他交往就必须有戒心，时间久了，那些好吃人肉的个体和族群就被孤立，被淘汰，于是人不能吃人肉，就成了人与人交往共同的规则，吃人肉就是错，不是就是对，在生死攸关的时候，人即便是去吃了人肉也内心备受谴责。 有人用一只羊腿换了你一斤米，回到家后，发现你给的不够1斤，他很生气跑过来把你爆锤一顿，你知道原来缺斤短两要挨揍，于是你就不敢再缺斤短两，这就是基本的商业道德的形成。
道德的形成，不是依据法律条款，不是依靠政令，而是依靠社会的力量，通过人与人的交往达成共识，而形成的是非观。不会说上级一颁布《8荣8耻》，下级就令行禁止，从此知道荣辱，伟人一号召，从此大家就对大公无私。
但是社会的力量需要通过交流才能形成，需要人们首先认识自我，更需要有途径去实施道德的力量，如称赞和表扬，批评和指责，甚至是拔刀相助的仗义行为，更有可能让志趣相投的人走到一起，形成一伙，一派，一个团体，一个组织，更有可能会有社会力量和政府的力量对抗，如革命就是一股社会力量的洪流，能改朝换代。因此，社会的力量是可怕的，如果要让政权稳定，必须予以干预，让这种力量无法形成波澜。
写了一半，我发现，我突然不想写了，也许是我最近看了土家野夫的文章比较多，就摘录一段，余世存给他的《尘世.挽歌》的序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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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在散文的形式里招魂——序野夫先生的《尘世挽歌》
——序野夫先生的《尘世挽歌》
　　如果我的记忆没错的话，从《别梦依稀咒逝川》开始，土家野夫从深
夜的孤独里抬头，开始了他独特的散文言说。这个深夜必以酒引睡的酒
鬼，这个“一流的朋友、二流的情人、三流的丈夫”，做过警察、囚徒、书
商，一直在汉语写作的边缘地带寂寞地生活，能以《汉书》、《离骚》下
酒的风流才子；终于破门，邀请天地、日月和历史作伴，为我们谱写了一
系列的挽歌。这些带着酒劲的挽歌回肠荡气，既浇灌了野夫个人的块垒，
又回馈、揭露、也荣耀了汉语世界。这些挽歌是在文明转型退潮之际的一
次庄严洄溯，是乡愿和犬儒社会里的一次人格演出，具有深广的忧患意
识，透露出若干重大消息。如同华夏文明需要荆楚蛮地的屈原来增富其诗
性品格和灵魂维度一样，当代汉语世界在野夫那里找到了最恰当的情感形
式：野夫先生为我们确立了心灵、肝胆和魂魄。这也是我要来谈论的一个
事实，因为这个当代散文里最重要的收获至今仍只为少数人所认知。
　　野夫的散文揭示了死亡。
　　在野夫的文章里有大量的死亡。朋友李如波，一个才华横溢、学究天
人的民间思想家，因为过早看透了时代社会的把戏，而选择隐匿的生活方
式。中国之大，何处有香丘？李如波从官场退到中学，从深情到禁欲，
在“清苦和落寞的光阴里”熬干了自己，在45岁的盛年从容赴死。大伯张志
超，一个被组织彻底编织了命运的理想主义者，“被诊断出胃癌，他的党
籍依旧因为罗明的存在而难以恢复；他依旧只能按退休人员的医疗费用来
辗转病榻。当1989年他再次看见他父子追求拼命所建立的政权，又再次上
演骇人听闻的悲剧之后，他彻底死心了……嘱托我给他买来一瓶安眠药。
之后，他就开始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
　　父亲的死亡，“1994年的冬天，我在警察的陪同下赶回恩施奔丧。父
亲……决意要将一切胸中块垒都化为灰烬----他唯一的遗嘱是把骨灰撒向
清江，让流水带他回到老家。”
　　祖父的死亡，他“用捆绑他的麻绳抛上屋梁，挽一个结像打条领带，
将自己苍老的头颅套了进去……他的尸体被拖到他捐建的义学的场坝里示
众，而且还脱走了他身上的每一件衣服……祖父的暴尸仪式维持了几天，
宋干部自己也觉得无聊时，决定命令永阶伯的儿媳，将我祖父扔到村边的
天坑中去。”
　　伯父们的死亡，“他们被押解到巴东县城，然后，大伯神秘的死亡，
被扔进了长江，尸骨无存。二伯被判刑送往着名的沙洋农场，29年后终于
释放回家时，他已经老得记不清他究竟是什么罪名了。”“二伯独自回到了
他的故乡，他幸存的儿女还在那深山的贫困线下挣扎。他已失去了土地，
也没有了蜗居，他只好寄身于一个岩洞，放羊维持着他的风烛残年。然后
早于家父一年悄然萎化。”
　　伯母们的死亡，“大伯母和二伯母在突然遭受这一连茬打击后，她们
失去了继续生活的勇气。在没有了男人的农家里，她们深知接踵而来的将
是怎样的侮辱和加害。那时她们各有四个儿女，最大的也才15岁，绝望已
经使得她们无力面对这一群弱雏。妯娌俩就在两个伯父押走的那个深夜，
选择了最悲怆的死，她们用同一根绳索，在同一个房梁上，投缳自尽。”
　　地主之子费文学们的死亡，“费文学很快就被秘密处决了，他那些忠
义相随的兄弟也接着在以后的肃反等运动中在劫难逃。一个人的反抗就这
样平息了，血流进土地，化为污泥，连故事也将在岁月的罡风中荒芜。”
　　李盖武的死亡，“在土改时，被架在火上活活烤死。”牛冠荫的父亲牛
友兰的死亡，“斗牛大会开始，父亲跪在台下，儿子在台上。以乡村二流
子为主所组建的农会，当场用铁丝穿进其父的鼻子，并命令他来牵牛游
街。他没有办法，只好去牵。其父愤怒地摇摆，鼻骨被拉断。农民不忍，
群起围攻工作组，并为其父解开脚镣。一个为中共和当地贡献多多的乡
绅，中共边区的参议会议员，回家后开始绝食，三天后气绝身亡。”
　　地主之殇，“我一同学的母亲，因是地主婆而被反剪双手吊打；冬天
的河水寒彻骨肉，几个街坊老人被驱赶下河捞枪，因为他们曾经是地主。
我今天知道，这个国家那时还有许多比此更甚的邪恶。在湖南道县北京大
兴，曾经短暂流行把地富全家老幼皆处死的悲剧。这种人间的仇恨，是如
何被培养到丧尽天良程度的呢？”
　　中共党员的死亡，“吴国桢的一个叔叔是该镇的保长，但他同时也是
一个地下党员。大伯他们的组织活动和会议，都在这个保长家举行，因此
也获得了安全和保护，否则必将遭遇他的学长何功伟在恩施的下场。许多
年之后，大伯才知道，就是这个白皮红心的保长，竟然在50年被土改工作
队给镇压了。”
　　除了这种中共制造的死亡外，野夫也忠实地记录了20世纪的死
亡，“许云的丈夫何功伟也是着名的书生报国的人——他果然忠实于他的
誓言，在40年代被陈诚判处死刑，杀害于我的故乡恩施。至今他的青冢还
在五峰山的烈士墓园，陪他一起长眠的还有另一个女人——刘蕙馨。”
　　跟张志新一样以反革命罪被枪决的杨文生，“那时的死囚还基本保留
古代的形式，人被五花大绑，读完判词即被插上写有罪名的尖锐木标。我
看见那削尖的木片从他后领中猛插进去时，他呲牙咧嘴显得很痛苦，但喊
不出声音来。我们一些胆大的孩子骑着自行车狂追囚车，就在城郊的田野
上，他被掀了下来，踢跪在冻土上。行刑者熟练地在一米之内对其后背开
枪，他猛然仆倒，卷曲的身体挣扎了几下，便永远地安静了，枪声似乎还
在山谷里泛出回响。无数男女老少都在围观，杀人实在是像这个无聊社会
的一场喜宴，死者的血正好成为大众调味的盐。有个成人去把尸体翻过
来，并解开了他的衣服，我们惊奇地看见了左胸上的弹孔还在汩汩淌血，
最后的余热袅袅飘散在寒冷的大地上。”
　　还有幺叔的死亡，瞎子哥、仇老汉的孤独晚年，漱玉的消逝……
“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飙进军中，三千多万农民被活活饿死在路上。”
　　这些死亡或弥漫着死亡气氛的场景、原因大体相同，它们都是文明变
异的结果。无论主动赴死还是被人杀害，无论孤老自我生灭还是红颜薄
命，都是因为文明中国发展到20世纪，无论如何革命、改良、发展、进
步，这个文明或这个国家都敌视、轻视个人，漠视个人的权利和福祉。即
使苦难，也绝非个人的努力或性格命运使然，而是缘自国家、社会对个人
的压迫。野夫回忆母亲投江前，“她感叹物价涨了，城里生活太贵，然后
说她要病了就是我们的拖累。”野夫写外婆：“她有过怎样孤独或者委屈的
早年，于我则已不详了。我只知道在我童年时她每提起她的童年，总要老
泪纵横。”更不用说那些组织、政权对生命的随意处置，予取予求。
　　野夫也对死因做过天问般的揭示。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杀人就像一
件庄严的事业。“在当年，这些人都是国家的读书种子，是人中龙凤，他
们为何会选择对一面画着凶器的旗帜起誓，要去从事一件确实违背当时政
府法律的危险事业呢？那么多的才子才女要投奔延安，要不惜斧钺加身地
去造反革命，他们并非热衷于杀人越货的人啊？”野夫更做了揭露真相的
工作：“当我现在拿着他们这些通信含泪阅读时，我看到的不仅是两个可
怜的‘组织’下的男女，被莫名陷害的情缘和一生，我更加惊觫的是，我看
见了一个如此卑鄙阴险的党领导的黑暗内心。这个组织从40年代开始，就
这样慢慢剪除那些真正的理想主义者，而留下这样一些人来把持朝纲，建
立自己的残酷庙堂，继续进行着对所有善良人们的加害。”
　　在国家政权的大舞台上，杀人的中国就像退化到洪荒丛林世界里的一
场游戏：“他的部下之一建议杀俘，向上级报告说匪俘逃跑被他们处决。
他是头，他得承担责任，为了自己人的安全，他只好默许－－部属先去解
开绳索，要匪俘各凭天命逃生，他们三人在月光下点杀那些四散而逃的生
命，能侥幸逃出他们神枪的大抵所剩无几。”
　　在组织、意识形态、路线斗争的笼罩中，杀人就像是一串逗乐的插科
打诨。“那个冬天，我们被组织起来去参加一个公审公判大会——要枪毙
一个叫杨文生的反革命。在那些含糊不清的判词中，我们隐约听出，这个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人，其罪行原来是在上面抓了那四个人后，他依据传
统演义小说的推理和经验，坚持认为这是一次宫廷政变。他不断到处演讲
和张贴大字报，反对华的中央，号召人们要继续捍卫毛，坚决反对走资派
的复辟。在此之前，他还是小城着名的造反派，当然，也肯定迫害过一些
基层干部。”
　　野夫的招魂意味是显然的。“一个个给过我少年养分的老人，似乎都
在夕阳中列队，向一个叫着彼岸的地方出发。此岸的悲苦伴随了他们一
世，我没有任何信心和能力，足以把他们留在尘世今生。”
　　招魂的野夫甚至如鲁迅所说“抚哭叛徒的吊客”：“一个生命就这样打发
了。在此之前，北方还有个叫着张志新的女人，死得更惨。这两个人的罪
名完全一样，但罪行的内容恰好又完全相反。我们可以称张是死于她的智
慧和清醒，但杨却更像是因其愚蠢和迂执而死。问题是他们都是那个时
代，敢于坚持思想和表达的人——不管后世如何评价其思想的正误。他们
除了思考和表达之外，并未去组织造反杀人放火。是的，他们是以言获罪
的人。而言论自由，是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要写进宪法的公民权利。但同
样为了这点可怜的权利，张成了悲剧英雄，杨则永远还是小丑。”
　　但野夫同样在追问存在的真相：“闻一多先生当年在《死水》中的呐
喊----这不是我的中国，不对不对----那悲愤的声音是否还在他们这一代革
命者心中回响？而今，故人已渺，我已经无法去逼问他们那苦涩的心灵
　　在汉语的散文史上，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除了鲁迅外，很少有人这
样集中地、执着地叙说死亡。
20世纪的汉语主题一度是救亡图存，革命解放，阶级斗争，改革开放，那
些主题几乎都是宏大叙事，意识形态霸权。即使救亡，也把个人生命置之
度外，而服从服务于一种异己的文明单位：阶级、种族、国家、发展、稳
定，等等。死亡，在现当代中国，不再是生命的自然归宿，不再是成熟事
物的必然经历；而成为变态、丑陋的生命遭遇。早夭、横死、同类相残、
物化。无论是秋高马肥，还是穷极无聊，都可以都在以“你死我活”的游戏
中消遣。乡村集中营、土改杀人游戏、党派斗争、路线斗争、改革斗争，
军战、商战、文化战、经济战、网络战，在中国你方唱罢我登场。而中国
人对生命的夭折毫无顾惜，人们说，死是为了更好地生。因此，在几千万
人战死、几千万人饿死、几百万人被斗死之时，人们说，中国进入了一个
新时代，一个新天新地，一个繁荣、强大、崛起的时代。
　　死亡因此在中国演变成一种空洞的形式：由革命党人发明的追悼会，
大大小小地在这个国家召开着，故作庄严、热烈其实空洞地颂扬着死亡。
活着的个体越来越恐惧死亡，并在死亡之光的追照下飞快地堕落，变本加
厉地糟蹋文明资源：祖先的遗产和子孙的权利。这在文明史上也是空前绝
后的，因为中国人向来有着美好而重大的天人境界，生死事大。对中国人
来说，生死都得事之以礼，死更得葬之以礼。20世纪以来的中国人却成为
没有家教、没有文明的类人孩，那样无心肝也规避心肝地从事死亡的人生
游戏。死亡成为语焉不详、避而不谈的事物，成为活人难堪、用尽一切办
法遮掩的应付。天灾人祸，都会成为民族精神的化妆事件。成千上万被饿
死、被洪水地震等裹埋的人民大众，成为他们的同胞宣讲自身的好材料，
成为权力表白恩典的好名目。甚至汉语世界里的英雄圣贤，如陈独秀、瞿
秋白、林昭、张志新、赵紫阳、李慎之、刘宾雁等人，在告别这个世界之
时及之后，不得不再一次承受权力和流俗的侮辱和损害，因为权力无勇无
力叙说他们的生死，因为类人孩们无心无胆深究他们的生死。
　　即使当代众多涉及过死亡的作家，也多只是给我们呈现了伤痕、复
仇、炫耀等等自我心理，远未能将历史、现实的中国人尊之以礼。正是缺
乏这种自尊和尊重他人的品质，缺乏对中国社会的忠实记录，中国作家们
提供的文学答卷多是不及格的。诗人廖亦武悲怆地不无愤怒地说：他从未
在中国作家笔下看到比现实更有想象力的东西。在廖亦武之前的半个世
纪，有着同样情境的俄国缪斯阿赫玛托娃则厉声质问诗人们：“我们怎么
会这样不负责任，竟没有觉察到雷鸣般的脚步声，在向我们宣布的，不是
日历上的普通一年，而是真正灾难性的二十世纪？”
　　在这方面，野夫是一个少有的例外。
　　野夫的散文把死亡：一个个具体的死亡呈现了出来。在他的笔下，每
一个亡魂都有名字，都有其不可更易不可让渡的生命权利。生死事大，
生，事之以礼。死，事之以礼。野夫写她的母亲：“乱发在风中飘飞，有
谁曾知她的高贵？”写外婆：“她所到之处，皆会赢得所有人的尊敬，包含
那些对我父母有意见的人，都会在背后夸耀她的美德。”“我高中时即爱和
父亲厂子里的工人摔跤比武，一次把踝骨摔折了，父亲一怒之下去把那工
人骂了一顿。外婆是从来不说女婿的，但这次她却轻言细语地告诫――说
不该责怪别人，一定是孩子自找的，否则工人怎敢来摔坏你的孩子。父亲
诺诺无言，他是服理的。外婆去世后，我第一次看见父亲涕泗交流，他是
真正地感恩这个具有高贵教养的老人。”写李盖武：“我曾在农民的家中，
片段地读到过李氏家训----多么道德善良的训条啊----这些世代传承维持了
乡村秩序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我们终于彻底地弄丢了，再也难得找
回。”写仇老汉：“这个曾经身怀绝技的武夫，在李家覆灭后的几十年艰难
岁月中，像一个古代的义仆守着恩主的坟茔般守望着李氏宗祠的落日残
照。”写李如波的理想：“最美的生活是善良，平等和文明，最好的工作是
为未来做几件切实有益的事情，最甜的笑由于淡淡的幽默。人们不以权势
扰乱平静无辜的心灵的时代，才是人性真正解放的时代。”
　　生存和死亡甚至由近及远，在野夫笔下传达出一种普遍性：“父亲用
沉默维护着他的尊严，也一定用隐忍埋藏着他的耻辱。我相信我这一代人
的父辈，多是少言寡语之人。他们用一生的压抑来努力遗忘那些不堪回首
的往事，以至暮年往往精神崩溃。”
　　对解读20世纪中国史的人来说，如果他要判断中国一个世纪的演进成
就，就让他问问野夫笔下的死者吧。如果他要把自己拔出文明人之列，跟
大而无当的国家进步、党派利益、民族繁荣站在一起，就让他问问那些死
亡者吧。那些死亡者，从20世纪的历史深处，一直到当代，都像被无形的
命运之手扼住了喉咙，他们先后死去，却都白白地死去了。以他们为肥料
的大历史、大国家、大党并没有高尚、优秀、强大起来，因为在历史的真
正悲剧中，悲剧人物永远不可能被毁灭，毁灭的只是那些歌队、那些残民
寄生的物类。因此，在放弃宏大叙事之后，在打量这一个个死亡者之后，
我们可以发现死亡者们自然生存的神性。他们为宏大性所迫害、侮辱、屠
戮，因而最富于人性，也最富于神性。
　　历史借助于野夫的文笔，让我们真切地懂得，我们生存又厌倦的中国
家园，仍有着高贵、尊严和人性之美。我们争先恐后地逃离欲奔向美好明
天奔向发达社会，而为我们弃置不顾的当代社会，仍有着可歌泣的、可典
范、可为之生死的存在方式。野夫把一个中国农民的忠诚、中国地主的美
德、农民和地主的死亡组成了统一的历史风景，野夫把民众的劳作、国家
与时尚的无耻勾勒成一个画面，野夫还原了组织、隐士、文化和爱情。是
野夫告诉了我们，在中国生活的边缘，我们中国人民不仅有着羔羊般温驯
的气度，而且绝不缺乏纪念碑一样矗立的高贵品性。多亏了野夫，我们才
知道，为拜物主义、拜金主义和发展主义毫无顾惜的中国，有着权力、金
钱、死亡也难以消亡的明德至善。借用勃兰兑斯的话说，野夫的挽歌既是
送行又是招魂，那些死亡站在野夫歌声的光影里，我们看见他们的忧伤、
从容、无能自主，他们经历了一个个的恐怖或无望的场景，他们的脸色苍
白而严肃。但他们的落寞带有诗意，他们的苦难引人同情。借用帕斯捷尔
纳克的话，野夫笔下的亡者，他们的痛苦是笔墨难以描绘的，他们的痛苦
使忧愁变成一种心病。他们的情怀是值得钦佩的，他们的行为是值得纪念
的，除此之外，让我们怀着同情的心，再在他们所蒙受的苦难面前低下头
　　除了这样意义丰富的死亡主题，野夫还贡献了我们中国人生存的另外
两大主题：恐惧和残忍。
　　我们的文明向来以伦理学问见长，天伦之乐、天人合一，在我们中国
人的夸耀性品质里，忠孝、仁义、信爱似乎充斥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但野
夫却揭示出我们生存的恐惧，生存的恐惧产生了仇恨和愚蠢，如此扭曲着
我们的人性。据说斯大林曾说过一句话：使人恐惧比受人尊敬更伟大。野
夫回忆说他的童年即在恐惧中，恐惧成为我们中国人生活的核心内容，难
怪会有伟大光荣正确的装饰性说法了。
　　如前说，中国现当代死亡的变异特性，使得野夫散文中的死亡无一不
跟恐惧和残忍相连。西方人的死亡观念是蒙召，进入天堂，所以他们的死
亡仪式庄严。我们中国人则向来视死如归，人死如回家休息，故圣贤说，
大哉死乎，君子息焉，我们文化推崇的死亡有一种从容、诗意。但野夫笔
下的死亡却少有庄严、从容，那些死亡是突然的、跟环境有极致的冲突，
那些死亡是生命的非正常休止，那些死亡反证了生存环境的恐怖和残忍。
　　不仅革命党人先后制造了白色恐惧和红色恐怖，让我们至今记忆犹
新，而且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专政的观念也深入人心，成为我们生存的前
提和边界。因此，虽然野夫笔下的死亡更多地属于普通大众，但那些寻常
的死亡，如瞎子哥、幺叔、李如波们的死亡，却无一不证实我们这个所谓
的文明民族的残忍。
　　野夫在提及恐惧和残忍时似乎意犹未尽，他因此为恐惧和残忍各自专
门写文叙说。野夫写他的恐惧经历：“母亲是供销社的会计，一个右派却
要负责财务报销审核，现在那些造反了的同事来报帐，都是先把手枪往桌
子上一拍。我们每天都在战战兢兢中进入黑夜。”因为生存环境充满了恐
惧：“我亲眼目睹过两次武斗。一次是传说四川万县的‘黑色派’要来血洗利
川，镇上的武装民众在318国道上架设铁丝网和机枪，并埋下地雷。我至
今都无法想象他们是从哪里弄来的那些电影里的利器，他们真诚地要为遥
远的毛主席向另外的毛信徒大开杀戒。还有一次是一群饥饿的知青来洗劫
了镇上唯一一家饭馆的馒头，全镇老少大打了一场巷战，像追杀日本鬼子
一样将这几十个年轻的男人全部打瘫在街上。”
　　恐惧衍生出仇恨，野夫写道：“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一直为我童年
的恐惧而羞愧，这种羞愧渐渐被岁月熬制成一种仇恨。我难以原谅他对我
善良亲人曾有过的巨大侮辱以及对我——一个孩子的伤害。”
　　恐惧还衍生出愚蠢、荒诞，野夫写他小时候跟姐姐起照相，父亲在照
片上代他们加上一句手书“我们姐弟永远忠于毛主席”：“当我读出我父亲当
年的苦衷时，我油然而生一种惊觫——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啊。我怎
能相信父亲真的愚蠢到不知他的女儿，正因为毛而失学，他正因为毛，而
要承受漫无边际的侮辱和伤害。但是在那个年代，他别无选择，他像多数
人一样要学会愚蠢以求自保。”
　　这样的恐惧显然不只属于野夫的孩童时代，也属于我们当下。野夫对
监狱的描述，对集体生活的描述，可以让每一个当代读者明见他生存的本
　　跟恐惧相辅相成的主题就是“残忍”了。“残忍”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
在，或者说，它就是我们生存的前提：“我们去公安局报案，他们说人失
踪一月后再去备个案即可。我们去民政局求助，他们说没有寻人的职责。
我们去电视台，他们说上级不允许播寻人启示，走失的太多了。我们自己
复印招贴满街去贴，城管的跟着就撕，逮着还要罚款。整个国家没有一个
救助机构可为我们分忧，我的母亲就这样走失在她的祖国。”
　　野夫反躬自省，他对残忍也曾熟视无睹，他是从六岁开始就把恶行和
暴力视为情有可原且法无可惩的正常生活。那一年，他在老师的教导下，
和同学们一道去抽打一个小偷，那个穷得想给孩子偷三尺布的农民，在大
人唆使的孩子们的抽打下，“不停的哀号，绝望地手舞足蹈，汗如雨下，
双眼现出死亡的寒光。我挥了几下便因恐惧而悄然住手，而成人和孩子还
沉浸在自己编织的绝妙游戏中。最后，我看见他喉咙嘶哑只剩鱼唇般的无
声张合，身体摇晃如失去平衡的风筝，在极限的一击下砰然栽倒……”
　　野夫笔下的残忍似乎已经司空见惯：“我们早在孩童时代，这段怵目
惊心的语录就被谱成了流行歌曲，整个国家都响彻着它恐怖的回声。在野
蛮的旋律中，孩子们优雅地挥动皮带抽打出身不好的同学，逼迫老师吃
屎，打家劫舍，虐杀着无数无辜的人们。我这一代，估计很少有晕血的
人，因为在我们的少年阶段，眼中早就充斥着淋漓的鲜血，对许多人生惨
酷，早已见惯不惊。”
　　野夫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的文字精准、诗意，又不乏子曰诗云般的
典故和博学，他在传统、现代之间出入自如。但他又绝非传统或现代意义
上的纯粹文人，在他寥寥几笔的论述中，我们可知他是一个同样对农民的
历史、土地问题、极权主义心理、现代性问题关注极深并有自己见解的志
　　野夫论述传统中国的土地问题：“在封建社会，君主虽然认为天下即
朕，但在实际的非疆域概念的耕地制度上，是承认私田的。也就是说，除
开朝廷征占的公田，部队开发的屯田，分封赏赐的职分田，其它自耕田、
永业田和庄园均属私有。你只要向政府按亩纳税即可，民间的私相买卖和
授受皆不干预，政府只作登记收税。明朝鼓励人民开荒造田，给地15亩，
免征三年，有余力者不限顷亩。洪武二十七年诏曰：额外恳荒，永不起
科。这意味着你自己筚路蓝缕开拓出来的田地，政府连税赋都放弃。所以
在明朝，官田仅占百分之十一，清朝则只有百分之四点五。”在这样的论
述中，我们可以明白，20世纪的中国政府，无论以什么名义，革命、国家
利益、管理效能，对土地的生杀予夺，都是对文明的背叛。
　　野夫论述农耕文明生态：“土地在各家之手，投放同样的种子却并不
能保证获得同样的收成。天灾人祸皆能逐渐拉大人与人之间的贫富距离，
于是，有的要典地，有的要卖田，自然便有人收购。一切皆由市场经济在
操纵，往宿命上说，人生的祸福还自有许多看不见的因缘。就这样，同一
片大地上便有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这样的论述有如《圣
经》中的神谕和智慧：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这样的明见是对一切
制度决定论、进步论和历史规律崇拜的解毒剂。野夫的解救之道也同样有
着历史和天人情怀：“满人入主北京后，还知道征召起用晚明的遗老，对
那些拒不奉诏的不合作主义者，也基本容其自生自灭而不赶尽杀绝。一个
国家的血腥气太重，终非好事----这当是所谓人主皆知的事。”野夫论述
说：“辛亥革命的成功，起先靠的还是驱除鞑虏的民族主义口号；但民国
真正取代清室时，采用的却是善待优抚之法，而非如苏俄十月革命后对沙
皇一家妇孺俱屠。这才叫共和精神，没有这种宽容，就不可能走向真正的
共和。美国的南北战争，北方打的也是解放黑奴统一国家的大旗。两军相
对，血流漂杵，一旦南军言败，不仅不诛降将，不罪附逆，连资助叛军的
奴隶主也不予追究责罚。这种民族精神和气度，才能奠定真正的民主制
度。”这种解救暗合《圣经》的教诲：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
乏的弟兄松开手。暗合中国圣贤的智慧：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在任何制
度、对策里，爱、宽恕都比制度和对策本身更重要。
　　野夫还对组织一词进行了梳理，野夫说，“组织”作为名词，似乎是从
日语演变的一个外来词；在古代汉语中，它只是一个动词——编织或者构
陷。这个名词的引入，最初大约只是用于医学抑或生物，比如细胞组织；
其历史不会超过100年。但就是这么短的一点时间内，这个词忽然发酵般
膨胀起来，成为20世纪迄今风靡整个中国的一个社会性名词。它刚开始还
只是表示根据一定的目的、任务和系统结合的集体或者社团，比如黑社会
组织；但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狂飙突进，这个毫无定性的词语，竟然会在
辞典上衍生出一个专有的义项——特指中共。野夫做了阿伦特意义上的极
权主义分析：发明组织的人，是按机器原理设计的这个怪物，个体的人在
组织中，不过类似某个螺丝、刀片一般的部件而已。任何个人主义和自由
主义，都是组织所不允许的；组织只会冠冕堂皇地提倡集体主义，会用无
数教条来帮助你遗忘作为人的个性和人性。而且，有组织就会有纪律，面
对这种暗中制定秘密掌握的律条约法宣誓——这一古老的习俗却是向中国
自古而来的江湖黑帮学习的。在孙中山最初把这一封建迷信甚至残酷的手
段引进到现代社会的党团制度中时，其誓词曾经是非常骇人听闻的——叛
党违誓者将被诛杀老幼。在“联俄联共”的北伐时代，我们今天的组织，也
学会了这一手段，所以“抛头颅、洒热血”这样血腥气十足的语言，才会成
为我们今天仍然流行的恐怖汉语。
　　这样的明哲，使得野夫在论述历史时，有一种理解之从容。即使他在
谈论共产主义思潮时，仍对其抱着了解之同情：“恩格斯在论述到土地问
题时，他所主张的仍是由政府赎买再来分配给穷人。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人
道主义的魅惑所在，也是它起初曾经吸引许多悲悯的知识分子的原因。”
　　这样的论述在野夫的文章中虽不多见，却构成了野夫文体极为珍贵的
一个部分。它亲切、平等而温暖，自觉觉他，展示了一个现代中国人关怀
的宽广和深度。它告诉一切意识形态治国论者、专家治国论者、精英治国
论者，现代中国人不能被代表，一个诗人、作家，一个乡间野夫同样对国
是、对历史和现实有自己的见解。野夫实践了现代国民的文明精神：生存
的开放性，对政治的用心。如同启蒙以来的哲学家断言并为发达国家的公
民所实践的：现代人通过政治来实现自己。野夫实践了现代知识人的人
格，自由，独立，本身即一独立政府，人格在国家社会层面之上。野夫实
践了中国文明的匹夫立身原则，天下兴亡在他心中，如传统汉语尊崇的华
夏人物：山中野夫，俨然国士。
　　跟诗歌一样，散文向来被中国人称为当行本色。散文是中国人最重要
也最有成就的表达方式，天朝道德文章似乎是我们最值得骄傲的人生经
验。即使五四以来的仁人志士们揭露了天朝文章瞒和骗的事实，证明传统
文学不适应世界之中国经验，而以新文学启蒙国民。但新文学主流化后也
日益走向反动，阔后变脸、势利，向权贵献媚，成为跟现代公民精神格格
不入的玩意和摆设。我在《惜语》中说过：“白话文运动已经百年，谁能
料想吾人专制能还魂借尸，现代汉语最先最大的成果在于它的反动。”“在
发达国家复杂精巧的文明制度面前，吾人社会丑陋不忍卒睹，吾人面对复
杂束手无策，动辄得咎，咎则归于民智低劣和异族利己，仍如文革求救于
语言文宣，求教于自我瞒骗。现实愈恐怖，吾人语言愈华美；现实愈苦
难，吾人语言愈有福。于是，中西碰撞，几乎重演大清帝国的悲剧。”
　　关于中国文章可以展开成巨制长篇，但对于它的特征其实可以诉诸常
识。我在《破碎》一文中提及：“轴心时代的东土诸子，孔老墨庄孟韩屈
平，几乎都出身于贵族，游走于诸侯，就食于豪门。……即使周文有蔽，
春秋临乱，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
之。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
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但这个大陆上的言语、暴力、粮食连同
活人，都属于上流社会，都属于君王贵族。”
　　我在《破碎》中还说：“这可能永远是中国作家的耻辱。中国的作家
很少表现人的内心世界，更没有将人的内心感知创造出一个跟外界同样强
大的认知王国。写作在中国作家笔下似乎完全成为游戏，一种表白自己处
于优越地位的工具。”“中国文字过早地为国家（王朝）权力征用，它本来
比类天地万物，却在权力的控制里越来越枯瘦、灰暗，它不属于引车卖浆
之流。它穿透不了规模、权力、人心，而依附于专制生活，狐假虎威，为
虎作伥。最终这些干枯的文字反制人心，使得出身最底层的人接触了它，
也会忘记自己的来路和去处，忘记自己生于世间的道义德性。甚至那些民
众或贵族们在罪苦的缝隙，所发出的微弱的呼吸，所喊叫出来的话语，都
如同狂风中的落叶，从来没有成就出一个绝大的不可逾越的世界。”“中国
文明要活画出它那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是难的。中国文明要成就出一个
自由独立的人来，是难的。西方的思想家观察到，在中国文明里，只有君
王一人是自由的；这其实仍是假象。在中国，从圣贤到皇帝，到贩夫走
卒，没有人超越了他的人伦秩序，而获享真正的自由。”
　　尽管一再有人总结汉语作家的成就，总结中国散文的辉煌，但这些成
就在经验并表达中国人的生存方面是可怜的。那么多的散文作家，却少有
站在国家社会层面、站在历史的维度上的精神人格，少有作家站在人生正
义和社会正义的维度上说话，少有作家为我们提供中国人生存的个人正义
和社会正义，少有作家表达我们中国人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
　　因此，中国文学，尽管每隔一个世代会有一次新生旅程，如新文化运
动中的文学革命，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文学号召，如改革开放
时期的现代派文学追寻，但这些文学最终走上了迷途，成为文明的反动、
专制的帮闲帮凶。这其中，最为严重的，莫过于文学通过假象而毒害了国
民的心智，使得在管制和异化的双重侮辱和损害中的国民无能自觉，认命
地接受了丛林法则、社会达尔文主义、存在即合理等奴性思维和顺势思
维。历史学家观察到，中国现代转型的每一次启程，文学率先呐喊，成就
却不敢恭维。社会学家揭示出，中国现代转型的制度建设，每一次国民平
等、共和式的制度磨合，结果最终在制度未定型时先定型了社会结构：上
下分层，人分三六九等，如《动物庄园》一书中最后的法律：所有的动物
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
　　以此反观我们当代中国，经过三十年的经济建设，社会结构早已定
型，而制度建设仍遥遥无期。即以改革前的城乡二元结构中的农民阶层为
例，今天的中国农民不仅在一世代的时间内没能突破二元结构的壁垒，而
且在行政框架变本加厉的管制下，又增添了资本压迫、知识异化的人生困
境，于是，这个大陆中国的贱民阶层，几乎被永远踢到了小康更不用说现
代性的门槛外面。今天，列入中国八大或十大阶层中最具人口优势的农
民，其社会结构定型的现象已经触目惊心，更令人心酸的乃是其心智的定
型。在文学中国的帮忙帮闲里，农民阶层注定是一个节日里的喜剧对象，
是一个天生与现代国民待遇有别的粗鄙、无教阶层，是一个精气神完全败
落、无能自主、而必然被代表者，是一个有着不为外人所知却可为外人欣
赏、玩味的农家乐对象。而在这一心智定型的中国生态里，各个阶层彼此
隔离、相互歧视甚至抱有敌意，各个阶层各自则有自我认知障碍。
　　这种心智定型的现象是惊心动魄的。用我的类人孩概念，这意味着定
型的中国国民在人类进化的阶梯上停步不前，他们心灵封闭、自以为是，
难以沟通。因此，我们以现代文明的眼光打量同胞，不免发现一些阶层的
返祖、退化，而且他们成为丛林的物类，成为残忍的化身。甚至从代际上
说，五四新青年们比他们的孙子孙女一代人，要开放百倍千倍；而80年代
开始表达的野夫，比新千年的网络新新人类们要博爱、宽容百倍千倍。三
个世代的现代转型，都以开放、融入国际大家庭、为世界做贡献、回归人
类文明主流等精神宣示他人，却一再地向他国宣战、以流氓无赖手段叫嚷
反击了“反华势力”，事实却光棍般地“光荣孤立”，就分别有义和团、红卫
兵、左愤和右愤的新新人类网民作祟，在“中国劫”中充当了僵尸魅影。
　　在最近一次的现代转型里，我指的是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即向右转
的“中国劫”中，最初的个性解放、文化启蒙早已发生了变异。在我们大陆
中国各个阶层的心理结构深处，国家大于个人，个人利益最终依附国家利
益，你的名字比我的生命更重要，等等宏大叙事，跟个人生活的纵欲、变
态奇特地扭曲又统一于一体。在我们中国国民的辞典里，在我们集体记忆
或个人心理深处，人生等于权势、成功、富贵、小康、总动员起来的欢乐
文艺歌会、奥斯维辛般窒息了的快乐大本营，等等，人生社会没有身体的
感受、没有精神的追求。
　　我曾经说过，对于改革开放以来活着的中国成年公民来说，生存是暧
昧的、羞辱的。那些少年时代的梦想是一个作家或物理学家，梦想做画家
或民主斗士的中国人，他们在当代中国转型的悲喜剧里成功转型，发了横
财或成为成功人士的人，应该承认自己无能面对人性的阳光。所有当代中
国的成年公民们，我们这些类人孩们，扪心自问，我们不能说我们是绝对
正直的人，是清白无辜的，是所有人也即人性的榜样。我们要承认中国的
污染和匮乏，承认中国人的黑暗、肮脏和残忍。任何一个在中国繁荣或中
国崛起神话里活着的成年公民，或任何一个在中国转型里建功立业的人，
都不能说我们是所有人也即人性的裁判，都不能说我们活出了德性和正
义，我们得承认我们跟这个经济繁荣的国家一起，毛孔里滴着血和肮脏的
东西。对祖先、文明、人性和我们的孩子来说，我们都有一些难以启齿的
　　遗憾的是，中国的灵魂记录者们很少面对这样的事实。对暂时功成名
就或小康了的汉语作家来说，快乐大本营氛围下的挽歌和尘世记忆是不合
适宜、不识时务的，但对野夫来说，即使社会真的繁荣、中国真的崛起，
他个人也有权利表达。尽管野夫是给朋友们中带来笑声最多的人，他的幽
默、口才令人叫绝，但野夫绝不奉迎这个时代，相反，野夫表达了一种中
国人的存在主义，这是屈原、李杜、苏东坡、曹雪芹、鲁迅以来的语言抗
争和文字见证。
　　野夫表达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意义上的扪心：“我只担心一件事，我
是否配得上我所受的苦难。”所以野夫会写挽歌，会为他亲历亲闻的民胞
物与作下忠实而不朽的记录。野夫表达的是托尔斯泰的德性世界：“你改
悔罢！”是审问意义上的尼采、布莱希特、帕斯捷尔纳克。尼采开宗明义
表达说，他要谈论的是即将到来，而且不可能以其他形式到来的事物：虚
无主义的降临。布莱希特在《致后代人》诗中开篇即说：的确，我生活在
黑暗的时代。帕斯捷尔纳克则借耶稣之口同样坚信，“三天后，我将复
活”：所有的时代将从黑暗中涌出，像木排，像商队的木船，依次涌来，
接受我的审判。野夫不止一次地痛惜：“一个民族的人伦天良，是如何在
高压下破坏殆尽的，我们现在终于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日后的历次运动中，
有那么多的家人内部的揭发和互相残害。要恢复这些基本的人性底线，我
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啊。”他的挽歌写作，显然既是哀挽，又是审判，因
为汉语借他之手显现了人性的最高价值和最终归宿，汉语借他之手完成了
一次因果律：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如同网络读者们明见的，野夫“组织
后的命运”一类文字，既不像论文，又不像散文，更像一自成经典的声讨
　　这也是野夫的散文难以在汉语散文中归类的原因。散文的野夫不同于
当代那些写历史大散文或思想散文的作家们，后者多在经济理性的怀抱中
无能自觉。散文的野夫不同于五四新文学先贤，后者太自信了，他们的使
命也太明确了。散文的野夫也不同于唐宋八大家，后者即使有道统自觉、
也为道统所统一了，何况他们仍属于士大夫阶层。
　　把野夫跟古今中外的圣贤和才子们相提并论，似乎有拔高野夫或说将
野夫攀附之嫌。但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即使在一个极度犬儒化的社会里，
有人“依然在仰望星空”，仍会有灵魂跟灵魂对话，甚至有精神向人类历史
上那些伟大的精神致意。的确，在野夫最寻常的句子里，我们也能感受到
他的精神认知、人格的自我期许，他早已越过了乡愿犬儒之辈，而跟历史
上那些巨大的灵魂相伴。野夫早已在精神领域选择了自己的家族，这是屈
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汤显祖、徐文长以来的“神圣家族”。
他也确实以自身的努力成为这个家族的一员。
　　同样，我们需要切记的是，野夫只是一个当代中国眼里的浪子，是一
个热爱生活的边缘人。一如所有那些为文明纪念的圣贤英雄才子佳人（一
如野夫纪念那种消逝的文明女人漱玉），那些神圣家族的成员，在其生活
的时代环境里，都是流俗眼里的寻常者、边缘者、失意者、偏执者。野夫
完全明白自己的卑微，他不止一次地怀疑自己，“这些苍白的文字又何以
能承载那无数的往事？”而仅仅念及他的亲友的死亡，就“足以砸碎他寄命
尘世那一点点虚妄的自足”。因此他的挽歌是招魂，招亲友亡魂，也招自
己的魂魄，他的招魂是在诉说自己的心灵。我在《破碎》中提到屈
原：“屈原最早以失意贵族的真诚揭露了这种人与文字合谋的假象，他公
开地、淋漓地诉说自己的内心感受，他生活在贵族之中，但他如印度王子
一样有着不容玷污的心灵高贵和美，他是我们民族历史里第一个诉说自己
心灵史的人。”野夫出身于土家贵族之后，他像屈原一样伤感。屈原的忧
患大成是《离骚》，挽歌则是野夫的《离骚》。
　　但野夫并不全然是抒情的，野夫散文传达了一种心智开放的极致，在
情感、审美、历史之外，野夫还表达了一种力行的精神，一种兼爱意志。
在野夫散文里有高贵在。挽歌最易痛哭流涕，所谓长歌当哭，但野夫是精
炼的、本分的，他对语言文字的敏感恰到好处地落实为表达的节制和尊
严。那种文字里有一个人的大爱意志、平等精神和救世心肠。参照先秦诸
子，散文野夫大概可以直追墨子。是的，散文野夫不属于汉语散文的传
统，但他是屈原和墨子的结合。有人行兼孔墨，野夫却是言思兼及屈墨
　　在这个意义上，野夫超越了流俗。他本来属于80年代，属于20世纪中
国难得的80年代：大气、开放、积极向上，发现人的身体和精神之美。
但80年代的人物命运并未完成，就撞上了发展和稳定压倒一切的90年代，
野夫的同代人在时代面前做出了选择，或者高升，或者退隐，或者放纵。
由80年代开始书写的人生文本至今成为一个人格分裂的乡愿犬儒，成为与
时俱进或咸与发财发展的时贤。这种叛变或投诚是触目惊心的，以至于年
轻一代的中国人悲愤地称引说，约翰-密尔的声音已经无数次敲打中国的
窗门：“这片土地上还有人吗？”
　　野夫的选择是意味深长的。他在武汉大学作家班进修过，毕业分配到
海南，做了一名公安干警，是体制和主流生活中的成功者、天之骄子、事
业的佼佼者。但1989年他经历了“革命时代的爱情”、“历史”、“正义”、“良
心”，离职救赎，最终被打入监狱。数年后出狱，为体制和主流所弃，不
得不做了书商，为生计所苦。如此一来，年轻时的写作抱负不得不暂时放
过，却在他心中愈积愈重，终于在近年喷薄而出，这种类似凤凰涅磐式的
写作新生，几乎是一个奇迹。他怀抱80年代的人性理想并超越了80年代，
更不用说超越了当代，而直接先秦屈子和墨子们的言路和思路。他的挽歌
就是在同代人沉沦之时，在中国转型全局退潮并走向反动的今天，以自身
示范，向历史和现实中的人性呼吁、致意。他为我们贡献了一个心智健全
的现代人格，这一贡献是比他的挽歌更重大的贡献。
　　如同屈原的投水，如同野夫亲人的投江，野夫的选择也是投水。上善
若水。在中国，大概只有水是干净的。虽然今天的中国，水源已被污染。
也唯有如此，水才是我们最值得投入最值得献祭的去处。
　　野夫写李如波反感那些伤害他的“集体主义”，“我们似乎打小就反叛，
我们却永远留在某个队伍中，我也永远只能心怀惭愧地望着他渐行渐远的
背影。”实际上野夫自己也做出了选择，无数中国人在求做奴隶和做稳奴
隶位置的格局里活着，野夫早已拒绝了这种生存格局。借用野夫尊敬的迅
翁所说的：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
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然
而，当代中国社会的崛起、发财生活就是野夫所不乐意的。他的投水如同
佛子所谓投海，他投的是众生海。是的，就连孔子也表明态度说，道不
行，乘槎浮于海。野夫离开了上层精英或成功人士的生存模式，离开了世
俗的热闹，回到了平民大众之中。在悲悯众生海的挽歌里，野夫为现代中
国人招回了不死的精魂。他让我们这些四分五裂、丧失家教和历史传承的
人明认：我们同为中国人。
　　所有人类历史上那些最重大的人性呼号，都是从遥远的极地传到人们
耳际的。当屈原在楚国的山川大地招魂时，楚国上下都还沉浸在崛起、并
跟秦国建立战略性伙伴关系的幻觉之中。当徐文长在明代啼血、自杀、疯
狂时，明帝国的士大夫阶层正在书写文明晚期的纵欲、腐化、堕落文本而
无能自觉。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野夫选择了社会边缘的生存，选择了散
文的形式为中国人招魂，这个招魂尚未被更多的中国人所听闻。但这一声
音既然响起，它就再也不会消失，因为这一声音将使所有的山谷回音四
起。“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讬些。”“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魂兮
归来！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魂兮归来！北方不可以止些。”“归来归
来！往恐危身些。”“魂兮归来，反故居些！”野夫直面死亡、恐惧和残忍，
而把中国生存的真相揭示给我们，如同他笔下的李斯：“于是他掩面痛
哭，他摇着我的肩膀哭喊着质问――这就是我们留给孩子们的一个国家
　　归来归来，不可以久淫些！魂兮归来！
日二稿于风城
===================================================
有什么可迷茫的？坚持做自己，坚持做一个能偶独立思考的，真正意义上的好人，善良的人，有爱心的人。坚持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一个“好人”。能这样做，就已经足够了。
钻石灰尘: 信仰扯远了，先谈谈道德
道德 morality
The quality of being in accord with standards of right or good conduct.
A system of ideas of right and wrong co ...&&&&呵呵，扯信仰与道德的关系，真的有点扯远了。
记得以前看到过一句话，大意是：
信仰是个人的；道德是社会的；而法律是国家的。（这里不谈法律）
信仰与道德的关系就如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很难辨得清楚。
就我个人来说，从人类的进化史来看。应当是先有信仰的，后又道德的。道德是人类发展，社会进步的产物。
在蛮荒社会，人类茹毛饮血；那时候他们的信仰是大自然中各种让他们不可“想象”的各种“力量”（包括各种自然现象，及动物），所以那时候就有了各种“先祖”和“图腾”崇拜。那时，人类是以部落形式存在，人的社会性还很弱。
但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部落与部落之间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于是诞生出了人类的社会性。人与人之间该如何交往？就如你所说：
“道德的建立是因为人与人交往的社会行为的需要，如果一个人自生自灭，不与任何人交往，他也不需要道德，他首先要面对是保护好自己，生存下去。人与人交往了，自己能吃饱了，才有可能出现“衣食足知荣辱。” 荣辱的出现也是在生存之后才产生的，荣辱也是最最基本的对错观。你羞于做某事，不屑于做某事，在没人强迫下，你不会去某事。
那么人与人交往怎样就能促进道德的建立哪？如有的人，好吃人肉，于是人们和他交往就必须有戒心，时间久了，那些好吃人肉的个体和族群就被孤立，被淘汰，于是人不能吃人肉，就成了人与人交往共同的规则，吃人肉就是错，不是就是对，在生死攸关的时候，人即便是去吃了人肉也内心备受谴责。 有人用一只羊腿换了你一斤米，回到家后，发现你给的不够1斤，他很生气跑过来把你爆锤一顿，你知道原来缺斤短两要挨揍，于是你就不敢再缺斤短两，这就是基本的商业道德的形成。”
那时候的人们有信仰，所以才有畏惧及行为约束，长期习惯然后才形成道德。
但是现在社会的信仰是什么？在哪里？至今看不到”“善”主流（除了金钱至上）
这是我迷惘的一个原因。
钻石灰尘: 写了一半，我发现，我突然不想写了，也许是我最近看了土家野夫的文章比较多，就摘录一段，余世存给他的《尘世.挽歌》的序过来
=============================== ...呵呵，谢谢老钻指点。
实际已经是这样做的，我对现在的社会现状迷惘，但我个人不迷惘。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也是经常和朋友，同事们聊的。
不过俺还属于前半阶段，如您所说：
“有什么可迷茫的？坚持做自己，坚持做一个能偶独立思考的，真正意义上的好人，善良的人，有爱心的人。坚持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一个“好人”。能这样做，就已经足够了。”
Sol_Sun: &&& &呵呵，扯信仰与道德的关系，真的有点扯远了。
记得以前看到过一句话，大意是：
信仰是个人的；道德是社会的；而法律是国家的。（这里不谈法律）
信仰 ...善与恶，这个主题更大，哲人们为了本性善还是恶已经打破头数千年了。
现代，民粹主义者，认为人善在底层，物质越贫瘠，人越善。他们解释不了的是，易子而食，为什么穷山沟的老农会买老婆，如《盲山》里，买了老婆，当被拐卖的女子跑了，于是全村人去追，如文革时的暴行，非人类的表现也都是被认为善的人。持这种观点认为人本性善，人之所以作恶是因为无法抵御物质的诱惑而迷失。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为什么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等等，社会的进步对于人来讲，是善的进化，是人权和人性的提升。
另一种就是善必须是有物质基础，有文化基础才能表现出来的，因为人本性恶，人对善的定义是随着物质的不断丰富，随着人与动物的区别逐步扩大，逐渐形成的人与兽之间的差别。也就是穷山恶水，刁民悍妇，衣食足知荣辱，仓廪实知礼仪。
在鲁滨逊漂流记中有这样一个情节，鲁滨逊问星期五，你们打仗胜利了做什么？星期五说大家可以一起吃人肉，很快活，鲁滨逊很厌恶，星期五有点困惑地问人是不一样的吗？我和你肤色不同，但是他们上次吃的外形也不同，胸部很大，体型也不一样，鲁滨逊说，那是女人。星期五很高兴：原来她们就是女人，我们还吃了2个女人。 鲁滨逊很愤怒，星期五茫然。
这就是处在不同阶段的人性的表现。
我们善恶观之所以混乱，就如同星期五和鲁滨逊，鲁滨逊让星期五吃上了面包，告诉他不能吃人。但星期五却并不认为人是不能吃的，只是主人不让吃，吃了会被主人惩罚，所以就不吃。如果星期五不是和鲁滨逊一起会到文明社会，他要是不恢复猎杀人的技能，他首先就是被人吃掉。
就像在外企，你会看到外方审核员，对供应商的员工工作环境很不满意，而中方则无动于衷，在中方看来能正常发工资，有劳保用品，加班给加班费，这在国内就已经不错了，你不能拿你们西方的标准来要求我们，这是中国的特色。本质不是标准的差异而是人对于人性，对于善恶的理解的差异。
&就像在外企，你会看到外方审核员，对供应商的员工工作环境很不满意，而中方则无动于衷，在中方看来能正常发工资，有劳保用品，加班给加班费，这在国内就已经不错了，你不能拿你们西方的标准来要求我们，这是中国的特色。本质不是标准的差异而是人对于人性，对于善恶的理解的差异。.&
在论坛里转，总是有收获。还有那部分《尘世.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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