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文史散叶集纳（二八七）
&&&&&&&&&&&&&&&&&&&&文史散叶集纳（二八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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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花重彩的艺术咏叹&&&&&&&&&&&&&&&&&&&&&&&&&&&&&&&&&&&&&&&&&&&&&&&&&&&&&&&&&&&&&&&&&&&&&&——柯桐枝的写意花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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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日报& 邵大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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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日（中国画）& 柯桐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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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洒雨林（中国画）&& 柯桐枝
　　“金井栏边见羽仪，梧桐枝上宿寒枝”，这是唐代滕潜咏凤凰的诗句。柯桐枝的名字似乎有凤凰非梧桐不栖之隐喻，不知画家的父亲当年为他取名时是否根据这个出处。而出生于福建莆田的花鸟画家柯桐枝，他的作品诚如凤凰之浓艳华彩，色墨瑰丽。
　　上世纪60年代，柯桐枝考入福建师范学院艺术系，师从岭南派大家宋省予、陈子奋，开始研习岭南花鸟画。然而命途多变，毕业后，柯桐枝被分配至西安从事宣传工作，画画则成了副业。“文革”时期，版画走红，花鸟画被视为封建糟粕，于是，柯桐枝又师从版画家修军研习版画。对于柯桐枝来说，这一转向倒是“歪打正着”，他有可能继续画画，提高绘画功力和修养。直到1987年，柯桐枝调入长沙市文联，又重归自己的爱好——中国画创作，同时把自己在版画创作中获得的感悟融进中国画。由于对色彩有着特别的偏爱，他大胆尝试，逐渐闯出一条以色为主、以墨为辅的路子，形成了独特的重彩画风。
　　柯桐枝的画之所以有如此斑斓绚丽的色彩，主要是他吸取了敦煌莫高窟的紫色、纯青、石绿的用法，并从云南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的珍贵花卉中得到启发。在他看来，敦煌莫高窟壁画色彩奇异瑰丽，有一股历史的厚重与古朴，给了他创作灵感，他说“我必须把这些色彩用到我的画作当中去”。初到西双版纳写生，他抬头可以看到花，低头可以踩到花，热带雨林里花卉无尽艳丽的色彩，激发了他的灵感，他随即创作了《雨林风采》《山花醉春》《月是故乡明》《春洒雨林》等一组20余幅写意花鸟画。柯桐枝把对敦煌莫高窟艺术和西双版纳自然花卉中两种颜色的借鉴和吸取运用得恰到好处，色与块的有机组合和交融，尤其是对深蓝、紫蓝和石绿几种特殊颜色的把握有独到之处，为画面增添了热烈的氛围。
　　柯桐枝既尊重传统，又敢于在自己的创作中对传统技法进行适当的改造。传统文人画以留白方式使方寸之地显天地之宽阔，予人以想象的空间，同时还便于题词和题款，进而表达画作立意。然而，柯桐枝的画作几乎没有留白，他认为，应该充分利用画面让观众理解画家的表现意图，让观者自己去理解画家在画什么，以构建起画家和观者之间的共同语言，从而达到感情共融。这固然是由于他受到西方绘画表现方法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用重彩作画，难以在构图中沿用留白与落款、题词。柯桐枝用充实鲜艳的色彩，把整个画面画满、画繁，以抒情怀。在柯桐枝的画作中，没有萧瑟的寒冬，只有烂漫的春天、火热的夏天和丰实的秋天。《满园春色》《寒塘碧玉香》《醉山花》等代表作，他都采用了繁缛的布局和构图。在东西方绘画艺术的比较和研究中，他赞赏中国传统的写意精神和技巧，也沉醉于西方油画的用色。用他自己的话说，“作为花鸟画，除了笔墨功夫外，敢于用色，善于用色便是美之所在了。”他创作的《清香》《鸣春》《月伴芙蓉》《金洒人间》等作品，既有细致的具象描写，又有泼墨重彩的抽象变异，呈现给观者大自然的斑斓色彩和生命动感。这些作品从背景到前景，从具体物象到设色，布局满密，洋溢着一种传统技法与现代艺术构成相统一的华美效果。
　　“画若布弈”是被柯桐枝反复强调的艺术观念——画家面对画纸，就应像棋手面对棋盘一样，输赢难料，又必须满怀信心，审时度势。他认为在写意花鸟画创作中，无所谓画面的合理性，但要有画面的趣味性和艺术性，同时也要一气贯注，笔有气，就是活笔；无气，就是死笔。画家要画出好画，要出新，不能囿于古人已成的定法，而要勇于打破所谓“胸有成竹”的传统意识。柯桐枝十分尊重自己的体验，他说：“要画心中之花，意中之鸟，求艺术精神之美，用自己明净、宽阔的内心世界去感悟，去亲近自然中的花鸟，以体现物我互融、互解、互爱、互扬的花鸟自然观。只有这样，才不会受到视野局限的约束和一花一鸟的影响，最终超越客观的审美感受，物我感应达到高于自然的境界。”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在创作过程中即兴发挥、写心中印象和吐露感情的快感。
　　柯桐枝不局限于画梅兰竹菊，他有意避开了寻常之花，取材奇花异草。他近年的一些大幅力作，比如《不尽春光》《火焰情怀》《和露临风》，画面都是极艳、极鲜，真可谓色彩斑斓、富丽庄重，又因版画技法的融入，富有构成感和装饰味。
　　近20年来，柯桐枝把色彩作为创作中运用的主要元素，坚持专注于这方面的探索，努力从传统中走出来，确立起繁花重彩的写意花鸟画风格，表现出一种蓬勃的生机和积极饱满的精神状态。这种大幅重彩的写意花鸟画，既有现代的视觉效果，也适应了装饰当代宽广建筑空间的需要。从绘画学理和艺术生态多样性的角度看，这种与传统花鸟画不同的艺术追求，作为一种新的探索，无疑是对当代花鸟画表现语言的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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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破晓梦话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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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09:32 来源：中国作家网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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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金圣叹所言：《庄子》是一部“奇书”。2300年来，这部奇书以其特有的丰沛、超拔、玄妙、警策、奇崛、恣肆，连同它的混沌与吊诡，让无数骚人墨客或惊诧感喟，或迷离颠倒，或掩卷深思，或醍醐灌顶……进而读其书，想见其人。然而历史偏偏不解人意。由于原初资料的极端匮乏，也由于研究者每见的浅尝辄止，时光深处的庄子始终是一种“惟恍惟惚”、难以确辨的存在。以致让人们频生幻觉或疑问：“庄生晓梦迷蝴蝶”(李商隐)，“蝶化庄生讵可知”(白居易)？正因为如此，当我读到王充闾的《逍遥游——庄子传》(以下简称《庄子传》)时，便感到分外欣喜和由衷激赏。因为正是这部作品，在全面梳理、深入辨析和自觉扬弃已有庄子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调动多种艺术和学术手段，通过多维多向的比较参照，成功塑造了庄子的文学形象，从而为中国历史人物的艺术长廊填补了重要空白。
　　阅读《庄子传》，不难发现，作家在为庄子立传时，自有一种取法乎上、力臻高格的追求。在这方面，作家预设的标高是：让庄子形象“基本上符合他的精神原貌”；让这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真正从历史的册页中血脉偾张、意态鲜活地站立起来”。也就是说，作家希望笔端的庄子，兼有历史真实性和文学生动性。应当承认，一部《庄子传》很好地实现了预设的标高。而围绕这一标高，作家着重进行了三方面的辛勤劳作。
　　一是从庄子现存的精神遗产与历史资料出发，量体裁衣，随物赋形，努力寻找和苦心营造最适合传主的结构形态。优秀的传记作品尽管各有各的神采与追求，但倘若就其常见的叙事结构而言，却大抵不出以下规律：依照传主的生命轨迹展开以自然时间为主(当然也不绝对排斥心理时间的使用)的线型叙事，通过一系列因果相连的具象化描写，揭示传主的精神图谱与人生历程。然而，这样的结构形态并不适合《庄子传》——传主家族、身世、阅历、行迹的久湮不彰，使得线型叙事无法获得自身建构所必需的史实支撑。在这种情况下，作家只能别出心裁，另觅蹊径。于是，一种折扇状的叙事结构应运而生。这种结构以最能体现庄子精神个性的“逍遥游”境界为元点、为轴心，让笔墨向传主不同的思想和人生侧面发散和辐射，直至覆盖其精神与观点的接受、传播、赓续以及二度创作等等。正如作家所说：“前人读书倡导‘八面受敌法’，我之读《庄》、解《庄》，也是‘每次作一意求之’，即读前选定一个视角，有意识地探索、把握某一方面内容，依次推进。时日既久，所获渐多，不仅初步连接起早已模糊不清的传主身世、行迹、修为，而且从中读出了他的心声、意态、情怀，以至价值取向、精神追求，寻找到一些解纽开栓的钥匙与登堂入室的门径。经过几度梳理、整合，像展开一把折扇那样，在传主这一轴心统领下，向外辐射出二十支扇骨。亦即围绕着‘逍遥游’这个主旨……
逐一充实、撰写，一如劳蛛缀网，渐次成篇”。
　　显而易见，这种富有弹性和张力，便于自由腾挪调度的扇型结构，更适合表现庄子那漫漶不清却又深邃无限的精神姿容与历史身影，可以说它是作家找到的通向庄子的最恰当的艺术路径。不仅如此，我们还应当看到，《庄子传》的这种结构形态，恰好传递出近年来传记写作的某些新意趣与新变化：传主的精神世界和内心生活更多由幕后走向台前；作家描写传主的艺术重心，逐渐由讲述经历变为揭示心史，其艺术手段亦由多为感性的叙述和描写，变为由知性融通其中的夹叙夹议、叙议结合，直至呈现渗入了感觉、性情和智慧的理性分析；传记形象既保持了文学性，又增添了学术性。而促成传记创作如此转型的，除了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不断增强的“人学”因素之外，还有十分深广的国际背景。这里有现代心理学发展对传记文学产生的巨大影响，也有20世纪以来弗吉尼亚·伍尔芙等域外作家倡导
“新传记”创作所形成的有力推动。从这一意义讲，《庄子传》所做的叙事结构的探索与开拓，也是对中外传记文学潮流的一种积极回应。
　　二是结合历史上有关庄子的种种言说，或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或补苴罅漏，取精用弘，潜心塑造一个既还原历史本真、更体现时代评价的传主形象。千百年来，有关庄子的有意或无意的曲解与误读，比比皆是，屡见不鲜，以致使钟爱庄子者禁不住发出“还吾庄子”的愤激之声。王充闾深谙此病。为了有所匡正和改善，他的《庄子传》在把握和展现传主的思想与形象时，颇下了一番补偏救弊、去伪存真、寻幽探胜、鞭辟入里的功夫。首先，《庄子传》注重将庄子与相关人物和现象放到一起，比较其差异，区别其不同，就中凸显前者的个性与独至。在这一维度上，作品所提供的诸多论述，殆皆有理有据，深入扎实。其中针对庄子与老子、庄子与道家、庄子与孔子、庄子与惠施所进行的辨析与阐释，尤见其精细与严谨、敏锐与辩证，从而澄清了一些由来已久的模糊观念，如把庄子与后来的道教混为一谈、认为庄子与孔子水火不容等等。
　　在此基础上，《庄子传》集中主要笔墨，围绕传主带有本质意义的精神主张，即庄子之所以是庄子的一系列关键词，展开了圆通周遍而又切中肯綮、博采诸家而又独具只眼的言说。譬如，“道”——是庄子从老子那里继承来的一个带有总体性和本源性的哲学概念。“道”的真义何在？自古迄今，众说纷纭。《庄子传》专辟《“道”的五张面孔》一章，加以梳理和诠释。其清晰的思路和透彻的分析，使原本“模糊”和“浑沌”的“道”中三昧，最终可知可感、可触可摸。“逍遥游”是庄子哲学的纲领性命题。怎样理解这一命题所包含的精神原色与处世原则？从郭象到胡适，历代学人颇多异说，而《庄子传》另有洞见。书中一再明言：“相对于避世来说，他(指庄子——引者)更欣赏的还是游世。他说，‘惟至人乃能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内在追求的是一种‘逍遥游’的境界。他要‘与世俗处’，寄沉痛于悠闲之中。”庄子的游世，“并不主张完全脱离现实，遁入山林，隔绝世界；而是要在现实生活中保持超脱的境界……是一种超越世俗、超越物累的大自由、大自在”。显然，这样的逍遥、游世，有益于人类进入一种睿智清醒而又从容适意的生存状态，从而保持健朗的自性。此外，对于庄子那“不做牺牛”的自由观；那更看重人之“内美”的平民情结；那倡导“相忘”，善用减法的人生主张；那“要将宇宙看稊米”的“齐物”意识；那大量采用“寓言”、“重言”和
“卮言”的叙述策略，以及那汇聚一身，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的种种谜团与悖论等等，《庄子传》都寄予了缜密细致的分析和胸有成竹的皴染，从而把相关话题的讨论研究，引向了更新也更深的层面。
　　在所有这些有关庄子的解读与描述中，作家自觉摈弃了孤立、静止和封闭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而坚持将传主置于中外历史文化发展的宏大背景之下，特别是置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迅猛进程之中，加以立体多面的探照与阐释。于是，一部《庄子传》多有将庄子与苏格拉底、爱因斯坦、海德格尔、博尔赫斯、梭罗等西方哲人联系起来，互为考校与生发的点睛之笔，亦屡见用庄子主张来针砭现世病灶和化解人类忧患的警策之论。这无疑大大凸显了庄子其人的当下意义。
　　三是锁定为庄子立传的根本任务，巧用多种手法，发挥语言魅力，既绘其神，又图其形，尽可能实现传主形象的立体、厚重与鲜活。《庄子传》具有足够的学术含量，但在本质上仍属于文学传记。因此，作家对强化全书的艺术特性和审美含量，颇费斟酌，也颇下气力。具体来说，作了两个向度的打磨：一是在表现手法上，勇于尝试，不拘一格。为了多视角、有深度地塑造庄子其人，《庄子传》时而全知鸟瞰，时而现场勾勒；时而“知人论世”，时而“以意逆志”；时而剪接时空，让作家的见闻与体验构成与传主的对话关系，以深化主题；时而效法庄子，化抽象为具象，让笔下人物讲故事，做表演，现身说法。所有这些，使得通篇叙事缤纷摇曳，变化多端，而其中的传主形象则呼之欲出。二是在艺术语言上，惨淡经营，自成格调。《庄子传》的叙事保持了作家散文语言一贯的清新与典雅，但随着对象的更新和文体的调整，也平添了析理的机智与逻辑的绵密，还有一种因传主而生的内敛的深情。至于书中的庄语今译，不仅做到了通常所说的信达雅兼顾，而且还能在不同程度上传递人物的语气神态，这对于让庄子站起来，亦属重要的助力。　(《逍遥游——庄子传》，王充闾著，作家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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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野：一事能狂便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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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09:39 来源：人民日报 罗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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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写：蓝天野　罗雪村绘
　　每个观众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蓝天野：他是电视剧《封神榜》中仙风道骨的姜子牙，是《渴望》中温文儒雅的王子涛，或是话剧《茶馆》中丰神俊朗的秦二爷……即使已至耄耋之年，蓝天野的话剧形象还在不断丰富着：他是《家》中虚伪道学的冯乐山，是《甲子园》中饱含家园之情的黄仿吾，可能还会是……
　　“大地是沉郁的，生命藏在里面。”(曹禺话剧《原野》)想起蓝天野，我总会想起米勒的油画《播种者》，在蕴藏生命的大地上，播种者不计较稻穗何时饱满，只是投入地施肥灌溉，看着禾苗一天天成长——我心中的蓝天野，就是这样一位充满热情和生趣的创造者。
　　青年时的蓝天野，也许是同代人中身体最不好的一个，曾经消瘦得脸上都挂不住妆，两次晕倒在舞台上，以至于这位深爱舞台的艺术家，为了不给观众提供表演“次品”，主动申请转行做了导演。如果没有遭遇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导演蓝天野能够创造出的舞台艺术精品，绝不止于他在上世纪80年代的几部代表作。自1992年《茶馆》告别演出后，蓝天野因离休而离开了话剧舞台，一别就是19年。
　　离开舞台的蓝天野以画家的身份活得很恣意。是呀，绘画对蓝天野而言，或许是更执着的艺术追求。他少年时初学西画，后又迷上中国画大写意，曾拜师于李苦禅、许麟庐先生。他喜画鸟，鹰、鹭、鸬鹚、天鹅、鸽子……这些飞鸟，显露出一颗渴望自由的心，尤其是他笔下的鹰，神态庄重，又桀骜不驯，神似画者。15岁时，在日军占领下的北京，蓝天野创作过一幅木刻版画：一双戴着镣铐的手，正在极力抗争。大他一岁的苏民被这幅画触动，两人从此倾心相交，一同走上革命与艺术之路。应该说，在绘画与表演之间，蓝天野找到了结合点。在话剧艺术的人物造型、化装，乃至表演、导演风格上，他从绘画，尤其是中国画大写意中获益良多，“以少胜多”“意在画外”等美学品格，都融入到他富有意蕴的舞台创造中；而在画中国画时，他笔下的人物，如米芾拜石，陶渊明醒石，山鬼与野兽，达摩一苇渡江，一叶观音……都捕捉到鲜明的人物造型与瞬间的情感状态，神韵生动。
　　不管是对绘画还是演剧，他都有种不到极致誓不罢休的劲头：“艺术创造，如果能做得更好一些，为什么不呢？”&也正是由于这种艺术责任感，当北京人艺诚邀他担任艺委会委员时，画家蓝天野回来了，重新成为了演员和导演。在后浪迅疾拍打前浪的人生海滩上，有多少人迷惘逃避，有多少人虚掷沉醉，有多少人止步不前……谁能想象年过八旬的蓝天野，在短短几年内，不但连续在话剧舞台上塑造了两个全新的艺术形象，还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个人画展，又带领一帮年轻人复排大戏承继北京人艺演剧传统，抽空还著书30余万字回顾自己长达70年的艺术人生？
　　对于他这几年的经历，我总会想起他饰演姜子牙时的一句台词：“姜尚在此等候多时了！”也会想起他曾创作的一幅《太公钓鱼图》：八旬姜尚静坐危崖，竹竿直钩。题记“宁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白发姜太公垂钓渭水河畔，终于等到明君辅佐；蓝天野离休多年复出，宝剑锋芒犹存。
　　许多人注意到蓝天野开始用起手杖了。起初是他为话剧《家》中冯乐山设计的造型。后来他在排练中绊了一跤，身边的人都吓坏了，然而他起身摇首，淡淡说没什么。已至耄耋的他确实也思维敏捷，身手灵活，去哪里多是独来独往。这但这一跤真是跌得让人后怕，手杖便成为必备工具。但手杖在蓝天野的手里，不只是为了防止跌倒，或是冯乐山身份的象征，更成为了他表现人物的重要道具。在跟觉慧冲突的时候，冯乐山举起手杖指指点点，色厉内荏；在背地里恐吓婉儿时，他用手杖在跪着的女孩手背上一拧，阴狠毒辣。第二年担纲主演大戏《甲子园》，蓝天野又精心利用了手杖道具：建筑学家黄仿吾首次出场时，刚参加完朋友的葬礼，归来途中，顺手在山上折了根虬枝，回家后自己修整成手杖，不再离手，既表现了人物的生活情趣，更暗示了他病情的逐步加重。
　　演了这两部戏，蓝天野也总是手杖在手了。他在复排自己31年前导演的《吴王金戈越王剑》时，全心专注于每一位演员的表演，手杖在侧，不怒自威，创造出排演场应有的庄严氛围；偶尔也会忍不住起身示范，以杖代王剑，令一旁饰宫女的演员顿觉寒气森森；偶有兴之所至，挥杖起舞，又恍若一代武学宗师。
　　日，《吴王金戈越王剑》复排第一轮演出结束，在当晚的庆功宴上，蓝天野站立举杯，述说“迷惘”：
　　“接下来还要做些什么事？——不知道。
　　今后还会发生些什么？——不知道。”
　　我相信他的这两句话，是发自真心的。一事能狂便少年。只要身体允许，他一定不会停歇于新的创造，新的追寻。
　　手杖伴白首，艺途漫漫跋涉，蓝天野如同夸父追日般执着，不渝地追求自由创造的艺术境界。我想，他那手杖，有一天也必定如夸父之杖，会变成郁郁葱葱的桃林，滋养庇荫着一代代戏剧人。
　　蓝天野(1927年—)，祖籍河北省衡水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艺术委员会委员。1944年从事艺术表演以来，在舞台与屏幕上塑造了多个生动的人物形象。曾师从李苦禅、许麟庐学习绘画，1986年后多次举行个人画展。2013年曾获“中国戏剧终身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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拣尽寒枝不肯栖&&&&&&&&&&&&&&&&&&&&&&&&&&&&&&&&&&&&&&&&&&&&&&&&&&&&&&&&&&&&&&&
——陈履生和他的巴西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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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日报& 李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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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陈履生摄影《魔鬼沼泽地内的静谧》。
　　《山海经》包罗万象，雄浑诡谲，荒诞不经，它曾经记录一种仁兽名曰“驺虞”：“林氏国有珍兽，大若虎，五彩毕具，尾长于身，名曰驺虞，乘之日行千里。”《毛诗正义》载“陆机云：‘驺虞，白虎黑文，尾长于躯，不食生物，不履生草，应信而至者也。’”不知为何，初识陈履生，我竟然联想到“不履生草”四字。
　　作为美术史论家、中国画画家的陈履生，活泼爽朗，爱好广泛，举凡接触过他的人，无不被他的热情所感染。然而，他的画作着墨不多，留白空旷，隽秀恬淡。纵然一枝一叶，亦令人浮想联翩，尽现画面之外万千气象。陈履生常以梅花入画，以君子自喻，他的梅花直立挺拔、桀骜不驯，一改古人梅花旁出斜逸的结体方式，也一改古人所追求的老干枯枝的苍劲味道，同样呈现出倔强的风骨和茁壮的精神，耐人寻味。
　　陈履生的摄影作品则是另一种风格：光影交错，万物风流。
　　我的案头静静地放着一册他的摄影作品集《从亚马逊到伊瓜苏》——日，当飞机抵达圣保罗机场，陈履生就开始了“从亚马逊到伊瓜苏”的探寻之旅。热情洋溢的巴西让他感慨不已，他一路用镜头捕获，从而凝结成为这部厚重的摄影作品集。这是他巴西之旅的收获，他精心挑选部分作品举办了同名摄影展览，给观众带来了惊喜。
　　陈履生出生于摄影之家，20世纪40年代后期，他的父亲在江苏扬中的县城内开了一家照相馆。在当时的条件下，这几乎是全县最能反映现代文明的场所。陈履生的出生、成长从未离开过这家布满天光的照相馆。所谓“天光”，在他的孩童记忆里，就同农民种庄稼一样，是靠天吃饭。长江流域一年四季雨水不断，天阴下雨便没法拍照，照相馆的生意完全取决于老天的情绪。他常常趴在楼上窗前看来往行人和世事风光，不知不觉就度过了童年和少年。那时的快门靠一个握在手里的小气囊操控，摄影者捏紧气囊时的瞬间把握和判断是很重要的，因为这关系到人像的表情，正所谓“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之中”，这是陈履生对于艺术的最早也是最基本的理解。
　　对于摄影的感觉和认识与青少年时期有很大不同的是，陈履生后来习学美术，从美术的角度来把玩摄影，从而对艺术的理解又上层楼，对美也有了新的追求。
　　重新拿起照相机则是陈履生调任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之后。“艺术家都有一些题材上的偏好，白石的虾、悲鸿的马；莫奈的睡莲、梵高的向日葵，往往是不厌其烦，而世人也乐于将它们作为一种标识。”陈履生说，“我于摄影是兴趣广泛，因为是业余而能博爱，可是，在博物馆工作的经历却使我对博物馆的建筑以及空间产生了兴趣。”
　　中国国家博物馆巨大的建筑空间，让陈履生对建筑的光和影有了特殊的感情基础，这同时也促生了他对于博物馆建筑摄影的兴趣。从主体结构的完成到内部装修的完成，从工地的纷繁杂乱到重新开馆后的明亮整洁，从展品陈设的初步完善到免费时代观众的络绎不绝……总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的新国博的茁壮成长，成为陈履生小试身手的广阔世界。
　　如同郑板桥的“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如同白居易的“影转色入楼，床席生浮绿”，如同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光与影”的美学趣味，诱惑着陈履生在绘画之外寻找更贴近自然的观察和陈述方式。
　　“从亚马逊到伊瓜苏”是陈履生对“光与影”的新尝试。去巴西之前，南美洲是他旅行中的最后一块处女地。巴西与中国相距遥远，知易行难。陈履生对于巴西的认识始于已经成为巴西艺术胜地的圣保罗以及侨居圣保罗16年的中国画家张大千，也与这里有着无尽的联系。那时候他研究台湾新生代画家，知道从20世纪60年代始，台湾的年轻画家就努力拼搏于圣保罗国际双年展上，每每在此崭露头角，走向世界。无疑，圣保罗是20世纪中期以来研究中国现代艺术史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地域。
　　翻开散发着浓郁墨香的《从亚马逊到伊瓜苏》，我似乎看到陈履生执着的行走和坚韧的追求。亚马逊河是世界上流量最大、流域面积最广的河流，水流充沛，湖沼众多，这里蕴藏着世界上最丰富多样的生物资源，生物种类多达数百万种。陈履生为它的纯粹和丰富所感动，将镜头对准河面栖息的白鹭、木棉新生的枝叶、风光旖旎的沼泽、鳄鱼出没的池塘，以及河边朴拙的人家、心事重重的少女。阳光宽柔舒展，在河面上投下巨大影子，斑驳的古树枝丫纵横，蜿蜒的水流缠绵悱恻，鸟儿从高空飞过，留下一个浪漫的背影、一个惊鸿的眼神……这些在陈履生的镜头中，显示着别样的情致。伊瓜苏的景色截然不同。“伊瓜苏”在当地印第安人的瓜拉尼语中意为“大水”。关于它，当地曾有一些美丽的传说，其中流传最广泛的是，一位神想要娶一位美丽的姑娘，不料这位姑娘却和自己的恋人乘舟逃走。盛怒之下，神将伊瓜苏河劈开，将有情人永远分开。传说凄美动人，伊瓜苏瀑布却以绝美的姿态呈现着它的壮观。伊瓜苏是世界上最宽的瀑布，瀑布巨流倾泻，气势磅礴，据说巨大的轰鸣声数十公里之外都能听见，飞流直下的轰鸣成为一曲水的交响。陈履生镜头中的瀑布有其恢弘的全景，更有其幽微的细部，水花如珠玉般从河水中弹起，水汽像晨露般在四方飞溅，层层叠叠的阔叶、密密麻麻的暗影成为前影或者背景，刚强中别有一番温柔，氤氲里自在一份坚毅。
　　让陈履生喟叹不已的，是从亚马逊到伊瓜苏的原始生态，巴西人在表达他们尊重自然的同时，也为地球保留了一份净土。亚马逊流域富有神奇的内涵，热带雨林与潜藏其中的无数动物，伊瓜苏瀑布的无与伦比，不仅在于它的宽广和绵延，还在于它的丰富和曲折。两者构造了这个地球上独立而美好的自然王国。
　　陈履生对于巴西的记录也感动了巴西。巴西驻华大使瓦尔德玛·卡内罗·莱昂评价陈履生的摄影作品，认为在陈履生的摄影图片中，观者不应该期待看到那些类似于巴西明信片或介绍巴西大自然魅力的艺术书籍所呈现的图片。他不仅将景色呈现在大家面前，更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艺术家无形的存在，他用相机，以至物件，引导着我们走进了他拍摄这些照片时的场景。陈履生的照片，让我们觉得不是站在一个遥远的位置和观众的角度欣赏。我们能够进入到他的每一幅图片，并深感共同参与了照片的选景。诚哉斯言。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时间回溯到近一千年前，苏轼谪居黄州定慧院时曾写下这样的感慨。翻阅陈履生的摄影作品，这句词陡然令人心动。陈履生步履匆匆不知疲惫，用脚步丈量着世界，不恋俗尘，不愿栖居。尽管时代不同、境遇迥然，两者的意境高妙、超拔尘俗，何其相似乃尔。
&&&&&&&&&&&&&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对传统的真实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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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浪历史&&
作者：邢哲夫
　　“新文化”运动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之下，对传统文化实行了近乎毁灭的破坏，从此，中国失去了自身的文化主体性，沦为了西方现代思想的殖民地。但是，恰恰是那些鼓吹新文化，反对“旧文化”的知识分子们，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却十分复杂。他们在公众场合里叫嚣着打倒旧文化旧传统，但内心深处却未必如此认为。下面举几个“新文化运动”旗手们的例子，看看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究竟是怎样的？
　　鲁迅在《青年必读书》曾有一个著名论断“我以为要少看，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但是鲁迅的好友许寿裳请鲁迅为自己刚上大学的儿子许世瑛推荐书籍时，鲁迅推荐了《唐诗纪事》等十余部中国古书，其中有清代永瑢、纪晓岚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这部书是乾隆年间修订《四库全书》时为入选的3470余种古书做的一个目录式的纲要，对每一部书都做了提纲挈领的简介。作为古代官修图书的目录大纲，这部书的指导思想非常正统，比如对经部的提要里就有“经者，天下之公理也”一类的正统话语。很难想象，推荐这部书的人同时也是主张不读中国书的人。究其原因，笔者以为这是因为面对的对象不同，对不同对象的期待也不同。对于全国青年，当务之急是要启蒙，要让他们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接受者和传播者，以实现破旧立新的目的。而对于朋友的孩子，既然朋友以一颗幼小的灵魂相托付，则必须负起责任来，让他接受真正有教益有营养的文化，否则，把一颗幼小的灵魂引入歧途，这既是对朋友的辜负，更是对幼者的戕害。
　　胡适有一个著名论断：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既然是以孔子思想为正统，那么，孔子思想自然而然也要为专制负责。但胡适在1939年担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主持美国匹兹堡大学孔子纪念堂揭幕典礼时却说“中国受孔子民主理想及其教育方法之熏陶，故富于民主思想。中国之所以能成为自由主义及民主主义国家者，孔子之学说有以致之也。”当然，我们可以把这看做是胡适在“新文化运动”时过境迁之后对自身的修正，但胡适在日常生活中却仍然比他在文章中表现得传统。胡适因为早年被老中医陆仲安治好了肾病，所以毕生都相信中医，使用中医，他对中医有一个有趣的评价：“中医不科学，很糊涂，但是管用。”对于胡适这种实用主义者来说，“管用”或许是最高的评价。在婚姻上，胡适与妻子江冬秀的婚姻乃是奉了父母之命，胡适在订婚时本人并不知情，但即便如此，在陈独秀等人怂恿离婚的情况下，胡适也并没有离婚，而是将这份婚姻作为父母给自己的礼物接受了下来。胡适将旧体诗词称作“死文学”，胡适的白话诗集《尝试集》是中国第一本白话诗集，但是在《尝试集》《尝试后集》中，以作为“死文学”的古典词的形式写作的作品就有12首，还有13首是以词的格律写作却未标明词牌的，比如下面这首《多谢》，就是暗用了《好事近》的词牌：“多谢你能来，慰我山中寂寞。陪我看山看月，过神仙生活。匆匆离别便经年，梦里总是相忆。人道应该忘了，
我如何忘得。”
　　陈独秀
　　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说“凡属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均在排斥之列……贵族文学，藻饰依他，失独立自尊之气象也；古典文学，铺张堆砌，失抒情写实之旨也；山林文学，深晦艰涩，自以为名山著述，于其群之大多数无所裨益也。”但陈独秀本人的诗词辞赋，恰恰也属于他所要排斥的对象之列，徐晋如先生以为陈独秀诗近世第一。陈独秀一生精研汉儒许慎的《说文解字》，狱中的书柜上也列满了古书，陈独秀本人也是一个优秀的古文字学家，著有《实庵字说》《文字新诠》等古文字学著作。陈独秀晚年写给友人的信里曾说：“在学术上，孔孟的言论，有值得研究之处，如民贵君轻之说，有教无类之说，都值得探讨。”
　　吴虞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被胡适称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四川老英雄”，这位“老英雄”曾因家产问题将父亲告上法庭。但吴虞同时也要求自己子女对自己尽孝，并且因对子女的专制而导致父女反目。吴虞还在民国时公然纳妾，各种封建遗毒可谓五毒俱全。我们当然不能认同吴虞对传统糟粕的逐臭嗜痂，但吴虞的行为足以说明“打倒孔家店”这个口号是多么的表里不一，多么缺乏知性真诚，多么自私、偏狭、虚伪。
　　郭沫若
　　新文化运动中，郭沫若以“天狗”的形象出现，把一切传统秩序都当作日月星辰吃掉。但在1920年给宗白华的信中却说
“孔子这位大天才，要说他是政治家，他也有他的‘大同’主义；要说他是哲学家，他也有他泛神论思想；要说他是教育家，他也有他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灵活性的教育原则；要说他是科学家，他本是个博物学者，数理的通人；要说他是艺术家，他本是精通音乐的；要说他是文学家，他也有他简切精透的文学”郭沫若40年代的在《十批判书》里更是明确肯定了孔子的人本主义思想，认为孔子“在各家里是比较富于人民本位的。”这部书由于崇儒贬法的倾向，曾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闻一多
　　闻一多早年热衷于新诗写作，并大言古典毫无价值，但在生命最后几年却写下了“唐贤读破三千纸，勒马回缰写旧诗”的句子，对旧诗的价值有了全新的认识。闻一多曾因写作新诗在当时得不到应有的尊敬，故而发愤学术研究，精研古典文学，著有《古典新论》《诗经讲义》等重要学术作品。
　　小结：
这些鼓吹“新文化”的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矛盾态度，有的是同一时期在不同场合的表现，有的则是在人生不同阶段的不同表现。我们不必怀疑他们的知性真诚和良好动机，我们只是需要深究现象背后的原因，究竟因为什么造成这些态度的不同。
　　造成这些矛盾的根本原因，笔者认为有两个：第一、新文化运动本质上乃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策略。
　　面对鸦片战争以来“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民族的生存成了当务之急。这种情况下，我们选择了以进化论、民约论以及后来的民主、科学等西方现代思想，而扬弃了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思想，这是因为，西方现代思想是以生存、竞争为目的，而传统思想是以发展、完善为目的。对于一个连生存都无法保证的民族，传统思想的君子人格、天道秩序，不仅是一种奢侈，而且是一种包袱。这就好比一个学者被一个强盗劫持，要活下去，只能变成更强大的强盗，又好比海豹在遇到威胁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咬掉生殖器来自我保全。新文化运动正是这样一种不惜堕落和自残来换取生存的运动。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文化运动并不是文化生命的自然流程，而是如同金耀基先生所说的那样乃是一种“刺激-反应”模式，只是对外来侵略的一种本能反应。甚至就连胡适也承认“现在并没有文化！更没有什么新文化！”“现在所谓新文化运动，实在说得痛快一点，就是新名词运动。”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来说并不是一场文化运动，而是思想救亡运动。李泽厚先生认为中国现代思想史是一种“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而在抗日战争后“救亡压倒了启蒙”，但笔者认为，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救亡。救亡不仅在抗日战争时压倒启蒙，更是在百余年的近代史中压倒了一切，包括压倒了五千年来的教化。可以说，新文化运动乃是一场“救亡压倒教化”的运动。然而，作为一种策略的“新文化”，终究难以磨平作为一种心理结构的传统文化。作为手段的“运动”，始终不能替代作为目的的心灵。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对冯沅君小说主人公的评价是“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敢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缠绵悱恻之情’的青年们”，其实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闯将们的内心深处又何尝不是这样？新文化旗手们用“旧文化”的写就的诗词辞赋，哪一个不是“缠绵悱恻”？
　　造成“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矛盾心态的第二个原因，乃在于传统文化本身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包孕性。
　　传统文化中不仅主张亲亲尊尊，维护长幼尊卑的自然秩序，也昌言公平正义，追求民生民本的社会生活。这和以自由、平等、民主为基本价值的西方现代思想(包括社会主义)并没有根本冲突。“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之所以对传统文化仍然具有眷恋和好感，一方面是因为传统毕竟是根植于内心的一种心理结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殊途同归，合则双美。因此，整个近现代中国思想史，既是向西方学习先进思想的历史，也是向自身挖掘进步因素的历史。康有为以春秋公羊家“三世说”鼓吹变法，章太炎以《左传》附会革命，新儒家也从传统中努力寻找“老内圣开出新外王”“阐旧邦以辅新命“的进步空间，而杜亚泉、章士钊等一批旧学根底深厚的学者，也不遗余力地主张中西调和、新旧调和。所以，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对传统文化的默许，其实只是一种对事实的尊重。
　　李泽厚先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提出了著名的“西体中用”论，主张“在新的社会存在的本体基础上，用新的本体意识来对传统积淀或文化心理结构进行渗透……在商品经济所引起的人们生活模式、行为模式、道德标准、价值意识的改变的同时，在改变政治化为道德而是政治成为法律的同时，在发展逻辑思辨和工具理性的同时，却仍然让实用理性发挥其清醒的理智态度和求实精神，使道德主义仍然保持其先人后己、先公后私的力量光芒……使中国文化所积累起来的处理人际关系中的丰富经验和习俗，它所培育造成的温暖的人际关系和人情味，仍然给中国和世界以芬芳，使中国不致被冷酷的金钱关系，极端的个人主义，混乱不堪的无政府主义，片面机械的合理主义所完全淹没。”李泽厚先生高屋建瓴地指出了中国在现代化语境下传统文化的位置和出路，但他仍然受制于张之洞“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这种体用二分法。其实中国哲学更主张体用不二、即工夫即本体的忻合，更愿意相信“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会通气象。由此可见，传统文化并非新时代的包袱，反而是新时代的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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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北旱塬，53年的育种传奇
——小麦育种专家、研究员梁增基的故事
来源：陕西日报记者&&齐宇强&&通讯员&&朱江博&&&日23:50&&&&
6月的长武，烈日炎炎。金色麦海里，一位耄耋老人和两个助手，时而测量麦秆高度，时而查看麦粒饱满度……老人就是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这个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研究员，53年里，尽管培育的小麦品种国审3个、省审4个；获省、部科技进步二等奖3项、三等奖1项、成果奖2项，但81岁的老人，仍探索不息。他最新育成的抗旱、高产、适应性更广的“长航一号”小麦品种，6月11日又通过省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有人笑问：“您育种究竟要育到什么时候？”梁增基答：“只要干得动，就一直干下去！”
一个南方人，在偏僻的长武县，扎根53年已是传奇；育出如此多的小麦品种，更是传奇。
故事一：本想引种夺高产&老天给他一闷棍
1961年10月，28岁的梁增基从西北农业大学毕业来到长武农技站。来后，农技站那土坯瓦房、漆皮掉落的三斗桌和一个三条腿的凳子让他吃惊的话，那么，当地小麦产量之低，更让他震惊：遇灾亩产平均30多公斤，风调雨顺，最高仅50多公斤！
是小麦的品种太差！当他跑遍长武的沟壑梁卯、走访许多群众找出症结后，萌生了引进良种的想法。当年冬，他给许多科研单位发函，索要了100多个品种试种观察。
老天似乎要考验他，随后天灾接连发生。1962年，罕见的倒春寒，冻死了长武48%的小麦；1963年的冬寒，又让60%的小麦死于非命。
天灾惊动了省、市领导和农业专家，他们在长武查看灾情时，看到梁增基引进的100多个小麦品种长势各异，给予高度评价。梁增基非常高兴，认为引进品种是提高小麦产量的捷径。
于是，这年他满怀信心地给农民推荐了“华北187”和“石家庄407”两个品种，自以为来年会大丰收，可条锈病的爆发，无情粉碎了他的美好梦想，两个品种亩产仅20公斤左右。老天狠狠打的这一闷棍，梁增基连死的心都有了，常常彻夜难眠，心如刀绞，甚至想回家乡广东另起炉灶。但一想到长武小麦的产量，一想到当地面黄肌瘦的小孩啃着坚硬的高梁窝头、拉屎还要用木棍掏的情景时，他狠下决心：引种不成，一定要培育出在当地自然条件中能高产的好品种。
故事二：育出新种大增收&&还阻断了条锈病
育种说着容易做起难。梁增基的助手张俊兴说，育种考验人的眼力和智力，更考验毅力。育种材料最少要观察两年，选其优点填补其它品种的缺点，杂交后生长一年，优胜劣汰；选出的再杂交再种植，再留优弃劣……如此反复5至7年。按常规，育出一个品种，加上实验，要用十二、三年！
一腔热血的梁增基迎难而上，借了农场两亩地，宿舍作实验室，桌上摆种子，屋梁挂麦穗，墙上贴标签。没有经费，从选材、杂交、观察、收获、脱粒、择种，他都亲自动手。
说到梁增基育种的执着，张俊兴讲了个故事。文革开始，人们卷入革命潮流中，被孤零零“遗弃”在农技站的梁增基，乐得一门心思育种。可好景不长，一天造反派让他腾房子要建指挥部，给他上纲上线不答应，抽他耳光仍不答应，造反派便抬来一具死尸，放在他门口。梁增基根本不怕，死尸门口停放一月多，他育种一天也没停。
就这样，在极度的艰难困苦中，1971年，“7125”和“702”两个品种问世。新品种既抗条锈病、抗冻，也抗旱、丰产。当时，作为主栽品种在咸阳北部和平凉、天水、黄陵等地，累计推广600万亩以上，那年长武县小麦亩产首次跨过100公斤。
随后，他用“702”的姊妹系又育出“秦麦四号”，迅速覆盖了咸阳北部、陕甘6个地市，年种植面积达150多万亩。长武小麦亩产当年跨过150公斤！收获的农民喜上眉稍，“要想多打粮，赶紧找老梁！”成了当时渭北旱塬农民的流行语。
杨凌的多位专家说，梁增基的最大贡献，不仅把小麦条锈病挡在了推广区，也阻断了条锈病大范围传播的通道！
故事三：吃着碗里瞅锅里，品种好了要更好
就在农民沉浸于新品种带来的丰收喜悦时，1982年，抽穗期呈现丰收景象的小麦，灌浆期却大片倒伏。
面对找上门的群众，同样痛心的梁增基说：大家放心，这个难题，我一定能攻克！
他为何敢拍胸脯？因为新品种育出后，他已意识到有秆高不抗到的弱点，就着手培育新品种。但旱塬小麦要矮秆、抗旱、高产，当时国内尚无人涉足，更有专家认为，抗旱与高产是不可克服的矛盾。但梁增基不信这个邪，他开始查阅国内外资料。一天，当看见国外有的研究认为，半矮秆小麦对抗旱力没有直接影响，使他看到希望，横下心要攻克这道难题。
为尽快出成果，他做了100多个杂交组合，重点选用国外性能优良的矮秆品种同国内的抗旱品种和优质丰产品种复合杂交。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田间选株，室内选粒，对照亲本和目标考察后代的遗传性，对照多年气候考察其性状的稳定性。他选得严，淘汰也狠。特别是在酷暑和阴雨天，为防止某些性状“昙花一现”，他整天钻在地里，仔细观察杂种后代对旱、涝反应的敏感性。
常年育种，梁增基对小麦像亲娃一样疼爱和熟悉，也练就他万株麦中能选优的慧眼。半干旱的年，在千万个分离株系中，突然发现一个矮秆株系，颜色金黄，成熟度好，立即紧抓不放，扩大群体。1980年特殊干旱，1983年特殊多雨，又在麦田中发现一个抗病性、成熟度都很好的株系，他喜极而泣！
1984年，旱塬第一个半矮秆高产、抗旱品种“长武131”选育成功，不仅抗锈病，抗倒伏，亩产还达到400公斤。经过省级鉴定推广，九十年代年种植面积超过200万亩，累计3800万亩。
“长武131”从1989年审定推广以来，每年都有大量亩产400公斤以上的田块，接近关中水地水平。1989年西北水保所在长武王东试验区种植的2530亩旱作小麦，平均亩产313.3公斤。曾长期搞旱地小麦育种的西北农业大学教授赵洪璋说：“旱地小麦亩产400公斤，了不起！”这个品种让当年长武成为渭北旱塬小麦亩产最先跨过200公斤的县。
随后，梁增基又用独创的用早收的幼嫩种子低温催芽并春化后作夏季自然加代的方法，搞一年两代，培育出了抗冻、抗旱、抗条锈和白粉、叶锈、叶枯等病的半矮秆、抗倒、高产的新品种“长武134”。
2001年，优质多抗高产的“长旱58”呱呱坠地。2004年国家审定后，被列入农业部“863计划”和科技部“成果转化”项目进行开发。2006年以后，一直作为主栽品种在渭北中西部推广，还扩大到豫、鲁等旱地区域，年种植面积超250万亩，累计超过2000万亩。从2008年到2013年，西北水保所在长武建的高效示范田和农业部在长武、永寿建的高产创建示范田，种植这一品种，连续5年亩产超500公斤，创陕西旱地之最。中科院唐登银研究员看后说：“旱地小麦长得像水地是个奇迹。”
育种的同时，梁增基发现黄锈病和小麦播种的早晚有极大关系，于是创造了“用夏季降雨量及海拔确定小麦播期”和天旱之年“随耕湿种，种后镇压”确保出苗的办法，引导农民改变过去“借墒不等时”的老习惯，预防了小麦冬旺和黄锈病的发生，解决了不少专家长期研究未果的难题。
长武县丁家镇十里铺村的张万玉，17岁就和父辈乡亲们一直种植梁增基培育的小麦品种，这一种就是30多年。他说，种老梁的每个新品种，产量都增加，我就是长武小麦由亩产不足100公斤到今天超过500公斤的见证人，老梁是渭北旱塬农民的功臣！据统计，梁增基培育出的这些小麦品种，在陕甘旱区和豫、鲁部份旱区推广面积过亿亩，增产25亿公斤，经济效益40多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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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民花9个月剪出8米长丝绸长卷&展示丝路文明
&&&&&&&&&&&&&&&&&&&&&&&&&&&&&&&&&&&&&&&&&&&&&&&&&来源：华商网-华商报&&&&日13:57
昨日，刘惠霞在自己的剪纸作品前，展示剪纸技艺记者袁琛摄
65岁的西安市民刘惠霞用一把普通剪刀，花费9个月时间，剪出了一幅主题为“丝绸商路文明纽带”的8米丝绸长卷。
昨日，记者看到，刘惠霞创作的8米丝绸长卷只有摆放在走廊里才能完全展开，喜庆的红色丝绸上，8匹高大、雄健的骆驼面容祥和，随风摆动的驼绒各不相同，每一匹骆驼的身体上都“烙”有一个汉字，共8个字：丝绸商路文明纽带。
每一匹骆驼的驼峰、胸前、臀部以及大腿根部，都嵌着代表东方、西方不同地域的花朵点缀。8匹骆驼面对面形成两个队伍，它们4匹一队，一路向西，一路向东，头顶着祥云，与象征1年12个月的12只和平鸽为伴，优哉游哉……
刘惠霞说，她从五六岁开始跟着妈妈和奶奶学剪纸。10年前，她退休后就全身心投入剪纸创作，并成立了莲湖区残疾人剪纸艺术工作室。
去年冬天，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传承人，刘惠霞接到一个丝路商旅国际文化博览会的邀请。既然要参加与丝路相关的活动，自然要创作与丝路相关的作品，骆驼便活跃在刘惠霞的手中。从那时起，刘惠霞心里就萌生了“把丝绸融入丝绸之路”的想法。
回到家后，刘惠霞开始画图，又和朋友们商量了很久，才确定了“丝绸商路文明纽带”这个主题，大雁塔、麦穗、牡丹等东方文化和西方海洋文化都被纳入作品。
“我想要用作品表达我们中国民众对丝路文化的推崇，对剪纸艺术的热爱。”刘惠霞说，前段时间《华商报》刊发的31期“新丝路新梦想”大型系列报道，给她的创作提供了很多思路。近期她将带这幅作品参加一个国家级大赛，“希望参赛后，把这幅作品进行拍卖，得到的钱款将全部用于对莲湖区残疾人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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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的美中不足&&&&&&&&&&&&&&&&&&&&&&&&&&&&&&&&&&&&&&&&&&&&
&&日10:14&&&
来源：北京日报 万伯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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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剧照
　　日前，原创新编大型历史京剧《屈原》首次亮相梅兰芳大剧院。此剧在内容和形式上既较好地体现了京剧的传统，又实践了对其程式化束缚较大的突破创新。整个故事围绕屈原联齐抗秦、革新除弊的政治抱负难以实现，最终怀抱爱国激情壮烈投江殉国而展开。该剧摒弃了近年来通行的舞美、服装奢华大制作，既保留了传统京剧的韵味，又有破有立，服装、道具、舞美风格都有较大突破创新。
　　在演出阵容上，《屈原》也是北京京剧院青年演员实力的一次集中展示，近几年来脱颖而出的优秀青年演员分两组轮换出演。奚派老生张建峰、杨派老生杨少鹏饰演主角屈原，优秀梅派青年演员窦晓璇、郑潇饰演婵娟，楚怀王则由优秀青年裘派花脸、方荣翔先生嫡孙方旭和优秀青年裘派花脸孟宪腾分别饰演。
　　京剧《屈原》是一出题材极好、意义深刻的正剧，而屈原命运的结局又是个大悲剧，以此鸿篇史诗编成一部新戏，难度可想而知。我作为一名痴迷京剧的观众就观后感略谈几点意见，供大家参考和教正。
　　首先，一出好的戏曲剧目，必有绕梁三日、百听不厌、脍炙人口的经典唱段，如传统京剧《苏三起解》之“苏三离了洪洞县——”、《甘露寺》之“劝千岁——”、《铡美案》之“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等等；也有成功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等许多至今还在传唱的唱段，都为这些剧目的保留传承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顶梁作用。京剧《屈原》理当有主唱段吸引观众聆听传唱。张建峰所饰屈原在第五场用昆曲吟唱的一曲《九歌》之“国殇”声情并茂，好听也十分感人，可惜所言何物在下也一时难以听明白，也许就不便流传开来了。《屈原》剧组能否大胆突破而留下千锤百炼的优秀唱段呢？我们新老观众和戏迷拭目以待。
　　其次，传统戏曲戏目大多取材于历史故事和名著，反映各个朝代的生活，表现的人物有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三教九流各式人物。不同朝代和不同地位的人，他们的服饰各不相同，这就逼得戏曲艺人扮演不同的角色在戏装的穿戴上制定出一套规矩。戏装的样式，是表现角色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以头盔来说，大体可分冠、帽、盔、巾四类。帝王戴王冠，文官戴纱帽，武将戴头盔，穷书生戴方巾。同是冠帽，翅子的样式又分为向上、平直、向下三种。向上的叫朝天翅，为帝王和高级臣僚所戴；一般文官的纱帽为平直翅；向下的翅子都为非官员所戴。同样戴一顶纱帽，插上金花的是状元，加上套翅的便是驸马。戏衣分蟒(包括官衣)、靠、披、褶等。一般规律是帝王和文官穿蟒袍，武将穿靠衣，平民百姓多穿褶衣。
　　《屈原》根据春秋战国时代的服饰，对传统服装进行了改革，从而赋予了历史人物真实的时代感。剧中屈原扮相“峨冠博带”，古装头套，改良了五绺长髯，介帻巾，斜领大袖长袍，高底夫子履，给人以大气、庄重之感。但剧中人除屈原、楚怀王、南后等外，靳尚等文武百官则是着我们常见传统戏里的旧蟒装，其显示地位明显高于楚怀王了。楚怀王和他的臣子们不知道头戴的是“通天冠”还是“汉相纱”？同殿君臣服饰如同隔世；还有一位武将竟光头出场，令人啼笑皆非。真不知道如此不伦不类、鱼龙混杂的扮相，导演想向观众传递什么信息呢？
　　最后，《屈原》剧本中的一些细节仍需更加严谨合理。如第一场五国国君塑像搬上舞台推来推去，夺人眼球，却不美观，也难合情理。再如第四场，张仪血书误把秦国商于六百里土地写为六千里，以此让楚怀王自以为占了天大便宜，而当时一个魏国土地纵横不到千里，这六千里之误是不是玩大发了？第七场，屈原豪情满怀吟唱泽江畔，用双手合成“人”字，朝汨罗江慢慢走去。张建峰的唱、念、做把屈原的爱国情怀、执着性格及其面对楚国被毁灭时的悲愤，演绎得淋漓尽致，屈原的投江仿佛是一位仙人御风而去，把全剧推向了高潮。全剧到此落幕恰到好处，后续的婵娟等戏却好像一杯醇酿硬加了杯白开水，反而冲淡了美酒之沉香。
　　新编历史京剧《屈原》毕竟是一出新改编不久的大戏，难免美中不足。整台戏，观众普遍称道演员很卖力，但我以为卖力不可过力。若是能外松内紧，多些举重若轻的态势，更有益于人物的塑造和把握。相信随着演出的增多，演员的舞台经验增多，表演起来也会愈加娴熟，必将达到收放自如的自由王国境地。希望新编历史京剧《屈原》不断改进和完善不足之处，最后成为一出能留下来的京剧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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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流亡》：学术著作的声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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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11:07&&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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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流亡——南明诗歌与战乱》：张辉遗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一本非普及性读物的纯学术著作，却在学界内外引发较大的关注，在大陆研究界恐怕是不多见的现象。《帝国的流亡》问世之时，距离此书作者、青年学者张晖因急性白血病遽然离世已有一年之久。当初的震惊、痛惜等情绪逐渐沉淀，对读者而言，或许更益于将注意力转向这位学者的研究与写作，更深入地思考他所孜孜以求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内核。
　　《帝国的流亡》以南明诗歌为研究对象，上编“诗歌中的流亡”，以诗歌记载为本，就出仕、从军、逃亡、贬谪等经历，勾勒出南明时期士大夫的颠沛流离和无所依傍；下编“流亡中的诗歌”，以诗歌主题为纲，就绝命诗、殉国诗的诗学等名目，描画出不同的人生选择及其命运走向。
　　南明虽历时不过短短十数载，但因其与家、国、族等重大命题紧密相连，无论是个体还是国族，都在其间展现出耐人寻味的多种姿态。仅从作者本人设计过的原目次而言，书中涉及到的关键词有屠城、绝笔、殉国……此中不难见出历史之风云诡谲，如今读来动人心魄。彼时的士人，面对时代的洪流如何自处，正是作者在本书中试图探寻、挖掘与展现的。
　　国家不幸诗人幸。易代之际，身阅兴亡，易发悲歌。以往的南明史与南明诗研究已取得不菲的成果，张晖在本书中选取的角度，自有其独特的关照。如他所言，“戎马生涯使得他们无暇长篇大论，多半将自己的感怀托之于诗。短小的诗篇，方便他们书之于纸，并与二三知己共享”。将这些篇什作为记录历史的第一手文献，细读文本，考据典故，正是为了避免“过多阑入政治史、文化史或思想史的论述来替代诗歌美学和价值上的判断”，从而真正达到“从作品文本出发来思考问题”。在学理层面，他也试图通过重新解读诗歌这一途径，借助“诗史”理论、《史通》《文史通义》中的“叙事”“诗教”理论及新历史主义理论，重新绘制南明诗歌的谱系，并与历史史实相互勾连，构建一部南明士人的生命史。
　　就一本学术著作而言，在文献梳理和理论阐释上均有所得，已是完成最基本和最主要的工作。但是，张晖显然不满足于此，本书的写作更有着另一深层旨归。作者在前言中言道，他希望“借助南明王朝诗歌的研究，讲述知识人如何坚守自己的信仰，并在行动中践行自己的信仰，直到生命的结束”。这一自觉的追求，让作者以今人之生命叩问前人之生命的态度，在文字中注入了特别的温情与温度。于是乎，虽然它是一本严谨的学术著作，但是却能让普通读者抱有很大的热情与期待。
　　多年来，张晖一直不断追问“古典文学研究的作用”究竟为何？本书的写作方式，亦可视为他的回答。在代自序《古典文学研究的方向》一文中，张晖已然将他的思考预先揭示：借助传统，才能更加深刻地认识现在；好的人文学术，是研究者通过最严谨的学术方式，将个人怀抱、生命体验、社会关怀等融入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最终以学术的方式将时代的问题和紧张感加以呈现。
　　天不假年，本书的书稿并没有完全实现张晖的抱负。书中最末列出的残稿、原目次，以及他在大量抄录的资料中看似随手拈出的灯塔、落花、行舟等意象，让我们本可以期待它以更完整、更完美地方式呈现出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却非缺憾。本书难得地透露出一名研究者在面对浩瀚文献之时的第一感受，让阅读者直观地看到文学之所以打动人心灵的最直接的魅力。
　　如果说，张晖逝世之际，他在《无声无光集》中对学术研究“无声无光的夜与昼”的一声叹息，让人感触至深；那么，《帝国的流亡》一书背后的视野、学养与关怀，应该更是他所秉持的学术著作应有的声与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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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民族风格演绎想唱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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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藏族歌手降央卓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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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10:22 来源：国际在线 唐远贵 万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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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玛央金演唱歌曲《卓玛》 摄影：万进军
　　草原的风，草原的雨，草原的羊群，草原的花，草原的水，草原的姑娘。啊——卓玛，草原上的姑娘卓玛拉……”
　　清华大学蒙民伟音乐厅内，回荡着来自草原的美妙歌曲——《卓玛》。藏族歌手降央卓玛用自己独特而浑厚的女中音，把人们带到了辽阔的青藏高原，感受着那里的天高地远和神秘美好，感受着藏族姑娘的纯洁善良和美丽迷人。
　　有着“天下最美女中音”称号的降央卓玛不仅在藏区家喻户晓，在全国各地都拥有大量粉丝。她清澈而醇厚的歌声，像大提琴一样委婉悠远，带着草原的芬芳，带着白云的圣洁，带着穿透心灵的震撼，让人沉醉于“世界上最美妙的音符”之中，回味着悠远辽阔的草原，感受着藏家儿女的无尽喜悦和欢乐。
　　1984年，降央卓玛出生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一个普通的藏族农户家庭。她性格活泼开朗，从小耳濡目染康巴藏区儿女能歌善舞的精髓。
　　“大家都说藏民族热爱唱歌，热爱跳舞，这是骨子里的东西。我妈妈也是特别喜爱唱歌跳舞，她对我的影响也特别的深。从小我经常听妈妈唱远飞的大雁……
还有 再唱山歌给党听…… 我是听着妈妈唱这些长大的。”
　　长大后，降央卓玛并没有立刻走上歌唱的道路，她先是在家乡的一家酒店做服务员。一个偶然的机会，德格县的一位领导发现了她的独特嗓音，把她介绍到县艺术团。经过自己的努力，降央卓玛考到甘孜州歌舞团，后又被保送到四川音乐学院，进行了三年的专业学习。毕业后，她参加了很多大小不同的演出活动，其独特的女中音让她备受欢迎。后来，降央卓玛被特招进入解放军西藏军区政治部文工团，之后又到解放军艺术学院艺术硕士班进修了两年。
　　降央卓玛觉得自己是很幸运的人。在唱歌的道路上一路走来，她获得了很多人的帮助，慢慢地走向成功。她特别要感谢的一个人，就是自己的录音师。
　　“我觉得这一生中我的录音师对我的影响特别深。他对我的装束打扮、如何做人，对音乐的理解和处理等等，教了我很多很多的东西。他就像我的父亲一样，会看到我身上有很多毛病。可能我平时经常去演出，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但到了老师这里，我就什么也不是了。他会给我指出许多毛病，让我改正这个缺点、改正那个毛病。他是我一生中对我非常好的一个人。”
　　降央卓玛很喜欢藏民族原生态、原汁原味的东西，她觉得在录音棚里向录音老师能学到更多实用的知识。在棚里，老师会为她选择适合的歌曲，教她如何处理才能唱到最好。降央卓玛说，曾经有两年的时间，在平日演出活动不多的时候，她就天天泡在录音棚里向老师学习，收获良多。
　　从2009年开始，降央卓玛先后出版了《西海情歌》《金色的草原》《中国之声》和《天下最美的女中音》等8部音乐专辑，演唱了很多歌曲。而她最难忘的还是自己的第一首单曲。
　　“我唱的第一首歌叫《吉祥的酥油灯》。当时因为我的母亲去世了，我特别想念自己的母亲，就找一个特别要好的老师，他是写《一个妈妈的女儿》的词曲作者，阿金老师。请他帮我写一首《吉祥的酥油灯》。我告诉了他我的生活经历和对妈妈的情感。他就答应说给我写歌。头一次进棚录的就是这首歌。这是我思念母亲的一种方式。”
　　“穿过岁月的沧桑，穿越民族的梦想，我为阿妈点燃吉祥的酥油灯。吉祥的光芒照着您的慈祥，吉祥的光芒照亮了您的虔诚，那光芒连着明天的太阳。走过草地的荒凉，带着雪山的希望，我为阿妈点燃吉祥的酥油灯。吉祥的光芒照耀着您的碉楼，吉祥的光芒照耀着您的毡房，那光芒连着明天的辉煌。阿妈啦，吉祥的酥油灯哦，已经点亮，为了您一生的幸福和安康。”
　　在歌声里，降央卓玛表达了对母亲无尽的思念，母亲的身影浮现在眼前，仿佛能够感受到那浓浓的爱。其实，降央卓玛在每一首歌中都倾注了自己丰沛的情感，她是用心灵在歌唱。听惯了悠远而高亢的藏族歌曲之后，再听降央卓玛浑厚圆润的女中音，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当她歌唱《草原迎宾曲》的时候，手捧洁白的哈达，就像来自天边的仙女；当她歌唱《慈祥的母亲》的时候，对母亲的思念饱含在歌声里，感人肺腑；当她歌唱《西海情歌》的时候，那深情的低喃，仿佛恋人的甜蜜就在耳畔。降央卓玛用自己的情感来演绎每一首歌曲。在她的歌声中，人们感受到了至真至诚的爱和心灵的宁静。
　　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一个小县城走出来，家乡是降央卓玛魂牵梦绕的地方。她觉得美丽的家乡和那里独特的藏文化给予了自己精神的滋养。谈到自己的家乡，降央卓玛总是非常自豪。
　　“我的家乡，在那儿有我们藏族的英雄格萨尔王的诞生地，全世界最有名的德格印经院。我们藏传佛教所有各大经书都是从我们老家德格印经院印制的。里面很壮观，你会看到所有藏传佛教各种各样的经书。我的家乡特别美，那里的人很淳朴，那里是藏族文化保留得相当完整的一个地方。你想找到藏族真正原汁原味的东西、藏族人的情感和保存完好的文化，一定到我的家乡来——德格！大家到我的家乡来转一转，我觉得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和快乐。”
　　从普通的藏族姑娘到“天下最美女中音”，独特的藏文化滋养着降央卓玛。她成功了，不仅在藏族同胞中备受欢迎，也受到其他民族观众的喜爱。降央卓玛觉得，只有民族的，才是自己所独有的。她喜欢自己身上民族歌手的印迹，也牢牢记着老师的训导：永远保持自己的风格，不要迷失方向。降央卓玛说：“我今天的成功和成就，肯定是有我民族的背景。正因为我有一个民族特殊的藏族歌手称号的标签，我才会有今天的成功。我是藏族人，我完全用自己民族的风格去演绎我自己想唱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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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娜尔罕》“老调”如何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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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10:19 来源：南方周末 陈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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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剧版《阿娜尔罕》的“沙漠婚礼”。导演阎清秀为这个场景准备了一台大摇臂，让阿娜尔罕与库尔班从幻觉中的载歌载舞，跌落到黑暗的现实中。扮演库尔班的阿卜力克木(左)，在刚刚上映的《钢铁侠3》中出演了一个来自阿富汗的恐怖分子。
(剧组 供图/图)
　　两个维族青年演员，一个生活坎坷一个诸般顺遂，他们担纲重演50年前“祖父辈”曾经演绎的一个经典故事。他们所在的世界已经与过去大不相同，但这出戏的基调没有改变——
　　1962年，电影《阿娜尔罕》轰动全国。这部片子的主题是当时司空见惯的戏码——地主老财盯上贫农的女儿阿娜尔罕，阿娜尔罕抗婚并与爱人库尔班出逃；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中国把鬼变成人。
　　当年更让观众怦然心动的其实是片中曲折浪漫的爱情故事。2010年，导演阎清秀接下电视剧《阿娜尔罕》的拍摄工作。
　　面临的考验与50年前老电影导演面临的考验是一样的，既要完成“新旧社会两重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这一政治命题，又要满足观众的趣味。
　　日，这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重点献礼影视作品”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开播。
　　红色经典惟一的改动
　　电视剧《阿娜尔罕》绝非制片人和导演灵机一动的产物。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党组书记韩子勇回忆：“2010年5月，中央召开了新疆工作座谈会。在个小场合，自治区主要领导亲自交办改编老电影《阿娜尔罕》的任务。”
　　韩子勇迅速召集团队，确定了全剧的创作原则与艺术风格，策划、采风、调研、剧作开始推进。制片人段越豪从5拨导演中最终选定了阎清秀、于德安。
　　阎清秀没去过新疆，到了新疆，才意识到《阿娜尔罕》首先是红色经典，其次才是爱情故事。她带剧组主创人员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结论是，与电影故事相比，当年南疆社会的悲惨状况有过之而无不及。和田地区一位老大妈的口述史惊心动魄——她的父亲借了财主老爷的粮食，只好以9岁女儿抵债为奴。孩子进了老爷家，每天扮牛扮马，驮着比她大两岁的公子玩耍。12岁被老爷糟蹋，大老婆知道之后三天不给饭吃。十五六岁时，有次老爷从外面给她带回一块布料，结果她被大老婆在院子里大树上吊了两天，人快不行了，一群长工求情，救了她一命。新中国土改，老太太已经五十多岁，分了一块地，两间房子。老太太说：我可以直着腰在人的房子里了。她在家里墙上最好的位置贴了一张毛主席像，每天早晚要和毛主席说说话。
　　最后新版《阿娜尔罕》与原版故事格局几乎没有差别，惟一的大改变是把原来的大团圆结局变成了悲情结局：阿娜尔罕和库尔班历尽劫波，库尔班却牺牲了。
　　“这个情节说明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生命代价换来的。”阎清秀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怎么让“阿娜尔罕”哭出来
　　为了找到合适的阿娜尔罕，剧组看遍了新疆的适龄女演员，各影视院校也有不少女孩儿来试戏，导演都不太满意。直到看到上海戏剧学院大一女生迪丽热巴的照片。
　　但也有不理想之处，阎清秀说：“瘦得像柳絮，声音小得像猫，蓝绿色美瞳，一看就是当代审美标准的城市女孩。”段越豪心里也打鼓，她和阿娜尔罕的形象反差太大了。
　　1962年电影中的阿娜尔罕外形粗大，一看就是劳动妇女。她能主动敲开库尔班的门说，我求你娶我做你的妻子。面对打手的鞭子，阿娜尔罕昂着头说：我没罪！面对乡亲的闲话，阿娜尔罕说，那些闲话会像柳絮一样被风吹走！
　　电影中的阿娜尔罕坚强不屈，轻易不哭；电视剧中的阿娜尔罕几乎每集都有哭戏。迪丽热巴的意思是“心爱的美人”，她的父亲是歌唱家，家庭条件优越。“我从小没有经历过‘得不到’。”迪丽热巴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除了自己想哭，基本没有被人逼哭的可能。
　　进了剧组，迪丽热巴摘掉美瞳，皮肤涂黑，换上旧时代村姑的袍子……“搭眼一看，还是时尚女郎。”时尚女郎扮旧社会少女，首先要“信念真实”——相信过去穷人就是那样屈辱，相信自己就是过去的穷人。阎清秀告诉迪丽热巴，你现在就是受气包，你连饭都吃不上，还有一群人整天想害你。
　　阿娜尔罕第一次哭，是艺人在集市唱歌讽刺老爷，被吊起来打。吐鲁番的酷暑中上百个群众演员站在树下，迪丽热巴就是哭不出来。“我就找她软肋，”阎清秀说，“你就想被吊打的人是你爸爸，她眼泪哗啦哗啦下来了。”
　　把为父亲流泪拍成为旧社会流泪，专业术语叫“情感借用”。
　　电视剧行将杀青，迪丽热巴眼泪已经哭干了。最后一场戏还要哭——夫妻重逢之际，也是丈夫库尔班牺牲之时，迪丽热巴还能哭出来吗？
　　出人意料，迪丽热巴哭成泪人儿。庆功宴上聊起来，阎清秀才知道她泪如泉涌的真正原因。
　　“库尔班”的生离死别
　　这场戏开拍，迪丽热巴进入不了状态，“我真没眼泪了。”迪丽热巴对库尔班饰演者阿卜力克木说。阿卜力克木给她讲自己的故事。
　　阿卜力克木是家里第四个孩子，他之前的三个都不幸夭折。母亲痛苦不堪，一度精神失常。后来领养了一个男孩，父母有了笑脸。可男孩长到两岁时，发现智力有障碍。爷爷说，把这个孩子送回去吧。妈妈说，我喜欢这个孩子，我要养他。
　　又过了两年，阿卜力克木出生了，聪明漂亮，成了父母的掌上明珠。阿卜力克木，意思是“真主身旁最善良的人”。
　　阿卜力克木5岁那年母亲病退，在克拉玛依早市卖早餐，给人做成衣赚钱；12岁那年父亲下岗，看厕所，开垃圾车，看大门，卖羊肉……全家勉强温饱，可父母还节衣缩食让他学热瓦甫、弹拨尔弹唱。“从小父母就告诉我，我们走了你要养哥哥啊。”他说。
　　在新疆艺术学院附中读书时，阿卜力克木开始赚钱了。给电视剧配音，中午和晚上去音乐餐厅唱歌，每天能赚一百多块。哥哥通过残疾人工会找到了工作，爸爸当上了社区保安，家里生活慢慢好起来。
　　2010年，阿卜力克木接到中央戏剧学院的录取通知，部队也愿意招收他入伍当文艺兵，全家看似苦尽甘来。不料父母两家四位老人接连去世，母亲也病倒了。阿卜力克木想当兵挣钱养家。妈妈看通知书上的排名写着“1”，就说你去上学吧。
　　多亏新疆文艺人才培养计划，阿卜力克木的学费由新疆文化厅资助。到了北京，阿卜力克木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一家新疆风味的音乐餐厅，靠演出为妈妈挣医药费。
　　刚进大学还没学表演，他就接到了库尔班这个角色，心里难免打鼓。妈妈在电话里鼓励他说，导演选你肯定有她自己的考虑，你一定能演好！吐鲁番拍戏期间，爸爸突然打来电话，说要去探班。
　　“妈妈躺在医院，爸爸怎么跑来了？”阿卜力克木赶到车站，爸爸和哥哥从大巴上下来，先从行李厢拿出轮椅，上车把妈妈推下来。一眼看到妈妈的头发、眉毛全掉光了，心情顿时冰凉。妈妈到了剧组，看到儿子是个举足轻重的角色，高兴地说，我放心了。
　　第二天全家离开吐鲁番之前，妈妈使出全身力气，假装轻松地跟大家打招呼；刚一走出院子，马上瘫到轮椅上。“她不想让人看到自己的病态，怕影响到我。”阿卜力克木替妈妈担心，可没想到这是生离死别。
　　剧组转场南疆库尔勒。阿卜力克木又接到父亲的电话，说妈妈病重，剧组赶紧为阿卜力克木订好机票。上车之前，阿卜力克木忽然扭头跑到导演面前说：我来回至少三天，大家在库尔勒什么都干不了，要不把我的所有戏份压到一天里，我拍完再走。那一天的戏从清晨一直拍到夜里3点多。
　　赶回克拉玛依时，母亲已去世，儿子只在下葬前见她最后一面。“妈妈去世后我才知道她得的是癌症。”阿卜力克木说，“母亲去世，父亲用平生最郑重的态度对我说，既然你这次都没回来，那你本科毕业也别回来！你要加倍努力，能走多远就走多远！”
　　《阿娜尔罕》2011年8月拍摄完毕，然后是漫长的后期制作。这段日子里，迪丽热巴在杨幂制片的青春偶像剧《微时代之恋》中，扮演上海豪门任性大小姐吴安珀。阿卜力克木出现在大银幕上，虽然很不起眼。“《钢铁侠3》里的中国演员除了范冰冰、王学圻，还有我。”阿卜力克木顽皮地笑了。他扮演了一个阿富汗来的恐怖分子。
　　他们最惦记的仍然是《阿娜尔罕》。终于播出了。“我想我妈妈在天堂里也会笑的。”阿卜力克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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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不废孙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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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10:19 来源：天津日报 金学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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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的滹沱河水，清亮地流着。南岸的河北省安平县孙辽城村一座朴素的民居门口，赫然挂着一块匾，匾上写着“孙犁故居”四个字，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所书。村外的麦田正在秀穗扬花，村内槐花飘香，仿佛《风云初记》中的风光再现眼前。
　　我来到孙辽城村，正值“五一”假期，村里的人正在忙乎着孙犁故居的布展。早年的织布机子安放在西屋里，墙上挂着孙犁先生和家人的照片。一个叫邢荣荣的小姑娘，正坐在小板凳上背解说词，她说，5月4日这里就要对外开放了。一个自称和孙犁先生是一个老太爷、已经七十多岁的孙振栓，正在北屋聚精会神地看着孙犁家的合影，像是在重温一个大家族流逝的岁月。而在大门口，人们正在打磨台阶，为墙壁喷着涂料。门口对着一条长长的东西走向的街道，是孙辽城的主街，孙犁先生在《木匠的女儿》一开头，就描述过这条村里的主街。如今街道两侧的白墙上，刷上了蓝色的标语：“孙犁故里&&文化名乡”。
　　这里走出了一位文学大师，而这个小村庄和脚下的土地，就是大师的起点。“人对故乡，感情是难以割断的，而且会越来越萦绕在意识的深处，形成不断的梦境。那里的河流，确已干了，但风沙还是熟悉的；屋顶的炊烟不见了，灶下做饭的人，也早已不在。老屋顶上长着很高的草，破陋不堪；村人故旧，都指点着说：‘这一家子人，都到外边去了，不再回来了。’我越来越思念我的故乡，也越来越尊重我的故乡。”这是孙犁先生晚年，所写散文《老家》中的几句心里话。这绵绵的乡情，如今浓缩在2013年为纪念他诞辰100周年而出版的《乡里旧闻》一书中。
　　孙犁先生在美丽的滹沱河畔，度过了难忘的童年生活，12岁就离开故乡到外面求学谋生，继而投身革命，一生充满传奇色彩，更以习习荷风留香于中国文坛。他的童年生活，影响了他的一生。他所写《风云初记》、《铁木前传》、《光荣》等作品，都有故乡的影子。孙犁先生晚年的散文，更是饱蘸深情，对故乡一往情深，绵绵不绝。在先生的眼里，故乡的水土甚至春天的野菜和树叶，不仅带给他以吃食，更带给他一种无限的自然之美。淳朴的乡情和民风，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他的人生上足了底色，而且愈到晚年这种色彩就愈加鲜明。在诗歌《蝗虫篇——童年纪事》附记中，他写道：“年老多病，夜间梦多。梦中时现童年乡土景象。既写乡里旧闻若干则，今并及昆虫细物，以见童年印象之深，旅人思乡之切耳。”爱屋及乌，爱乡及虫，可见对故乡感情之依依。
　　来到孙辽城，走在村里的街道上，就会想起先生笔下瞎周、楞起叔、大嘴哥等人物来。孙犁写到的故乡人，都是非常有性格和特征的，虽然都是平凡的人物，却都能写出特定环境下的善恶美丑，这全靠作家童年的积累和独特的观察、提炼，更靠乡情的维系。在小说《光荣》里，先生写了一位美丽而且上进的女孩子秀梅的形象，她和原生的感情是建立在共同的理想之上的，为大家吃好饭，为国家的幸福，心灵也是光荣的。谁能说，秀梅身上就没有支持孙犁投身革命事业的善良的妻子的身影呢？这篇作品的泥土气息，芬芳如蜜，绵绵乡情，令人回肠荡气。《菜虎》中的盼儿，伶俐能干，因为发大水，父亲不能趸菜来卖，只能和小伙伴一起捕蚂蚱、蝉和幼虫充饥，后来她进了洋人的教堂不知所终。这使得作者很难过，“现在农村已经看不到菜虎用的那种小车，当然也就听不到它那种特有的悠扬悦耳的声音了”。《木匠的女儿》中的杏儿，穷苦出身，却是一位有血有肉并为感情左右的人，最后吃了亏。《风云初记》中的俗儿，就有这个女孩子的影子。《凤池叔》《瞎周》等，则生动地写出了他所同情的乡亲们的不同命运，是旧社会的缩影，也是对故乡过去的记录。《父亲的记忆》《母亲的记忆》《亡人逸事》等，以自己的亲身感受写出了家人的大爱无疆，没有洪钟大吕的抒发，却是泥土真情，字字感人，读之不忘。
　　望着村边的麦野，听着村树上的鸟鸣，好像听到了孙犁先生小时唱的童谣。民间艺术对童年的孙犁影响是深远的。比如，和孙犁先生小时候住一墙之隔的楞起叔会拉三弦，常会唤起他的艺术想象，触动很深，直至晚年。他写道：“我幼小的时候，好听大鼓书，有时也自编自唱，敲击着破升子底，当作鼓，两块破铧犁片当作板。楞起叔给我伴奏，就在他家院子里演唱起来。”这是多么美好的回忆呀，就是这些民间的启蒙，使孙犁先生无论走出多远，也忘不了在冀中大平原上的孙辽城。
百年不废孙辽城，村歌犹唱文脉香；当年北涉滹沱水，知君至今在荷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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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一家的奇葩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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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8:48)&&
来源：时拾史事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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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页君又来黑朱元璋了……其实不是黑，是他的奇葩经历太多了，讲着讲着就容易讲到他。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寒，有多贫寒？看看他家人的名字就知道。明朝人郎瑛的《七修类稿》收集了一篇明太祖即位后御撰的《朱氏世德碑》，碑文回忆了自己家的谱系，并详细记录了朱家祖上的名字。
详细碑文就不录了，只说从碑文当中捋出的他家人特色鲜明的名字：
朱元璋的五世祖叫朱仲八，娶妇陈氏，生了三个儿子，老大叫朱六二，老二叫朱十一，老三叫朱百六。
&&&&&&&四世祖朱百六娶胡氏，生了两个儿子，老大叫朱四五，老二叫朱四九。
朱四九娶了侯氏，生了四个儿子，分别是朱初一，朱初二，朱初五，朱初十。
朱初一就是朱元璋的祖父，他娶了王氏，生了两个儿子，老大叫朱五一，老二叫朱五四。朱五四就是朱元璋的父亲。
朱五四娶了陈氏，生了几个孩子分别叫朱重四、朱重六、朱重七，和朱元璋自己（本名朱重八）。&&&
然后朱元璋还说了说他伯父朱五一家孩子的名字，他们分别是朱重一、朱重二、朱重三，朱重五。（嗯，他们家一定是个会计世家。）&
这些名字是怎么来的呢？当然首先是因为没文化——这不是讽刺他家。元代不重视中华文化，不重视教育，大量底层人民都没机会学文化，因此识字率非常低。因此，元代很多底层人都是以数目字为名的。具体这数目字怎么来呢？有的是以此子出生时父母或祖父母的年龄相加得来，比如朱四五、朱百六这种；有的是以出生时的日期为名，比如朱初一、朱重八这种；还有的是以出生时的重量为名，类似九斤老太那种。
朱元璋本名是朱重八，意思就是八月八日生。不过他发达之后，就不愿意用这个名了，而是给自己起名兴宗，后又改名元璋，字国瑞。他还给已经亡故的父亲与三位兄长追起了名字：父亲朱五四名世珍，大哥朱重四名兴隆，二哥朱重六名兴盛，三哥朱重七名兴祖。哥四个的名字连起来，正好是“隆盛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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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六月初六民俗:晒谷物 吃干食 熬绿豆 染指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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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7　来源：郑州日报&
10:17:09来源：作者：责任编辑：产婉玲
　　“陆月陆”就是每年农历的六月初六，人们对这个平常的日子情有独钟，并赋予其厚重的文化意义。　　
　　中原一带称陆月陆为“姑姑节”。“麦稍黄，妞看娘。”每年收麦前，青黄不接的时候，闺女都会去看望母亲，麦收后老母亲则会带上新麦面食物到闺女家问问收成如何，倘若收成不好，老岳母就要为难女婿了。因此时为麦收后农闲期，故有“六月六，走麦罢”的说法。
　　六月六也称为晒书节。相传朱彝尊在六月六日这天露着大肚皮晒太阳，正好被微服私访的康熙看见，康熙问他为何露着肚皮晒太阳，他说一肚皮的书派不上用场，快发霉了，所以要晒晒。康熙回宫后就招朱彝尊进宫，经过交谈，发现他果然满腹经纶，于是把撰修《明史》的重任交给了他。此后读书人都在这一天晒诗书字画，以示学问高深，系成“晒书节”。晒书节还与佛教有关，相传唐僧从西天取经归来，途中经书掉进河里，他把经书捞出来晾晒，而这天正是六月初六。此后寺庙里就把六月六作为晒经书的日子，并称此日为“晾经节”。
　　民谚称“陆月陆，家家晒红绿”。“红绿”在农村，指家中储藏的麦子、豆子等粮食。进入伏天，太阳热辣，晒后的粮食不会再转潮发霉，附在粮食上的细菌也会被晒死，此时不失为翻晒谷物的好时期。“红绿”也指衣裳被褥。陈庆年的《西石城风俗志》记载：“不论贫富必各出起锦衣百曝之。”这一天，家家户户一早起来，翻箱倒柜把棉被、衣服搬出来曝晒。因晾出的被褥、衣服红红绿绿，故有此种说法。
　　传统节日，大抵与饮食有关。这天，家家都会吃些干食以示缺水，其中有祈祷盛夏酷暑多降甘霖解旱，使五谷丰登之意。农谚中就有“拿钱难买五月旱，六月连阴吃饱饭”的说法。“六月六，熬绿豆”，在伏天喝绿豆汤或绿豆粥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绿豆汤可以避暑避邪毒。此时还是播种红豆、绿豆的时候，“陆月陆，种红绿”说的就是六月六前后，就要种绿豆、红豆了。
　　“六月六，采红花，采回红花染指甲。”这天女孩子会用凤仙花染指甲。在镇江一带，姑娘们在六月初六这一天用凤仙花的花汁涂染指甲，作为应时打扮，这个风俗一直延续到“文革”前。唐代郑奎妻《秋日》诗云：“洞箫一曲是谁家，河汉西流月半斜，俗染纤纤红指甲，金盆夜捣凤仙花。”可见，唐代已经有用凤仙花染红指甲的习俗了。
　　关于“陆月陆”的民俗还有许多，我们只有不断挖掘传统节日的文化意义，才能令其焕发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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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版百家姓排行榜出炉&你的姓氏排名第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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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最新版百家姓排行榜出炉了，根据研究，新版“百家姓”排名前三位的王、李、张是中国最大群体的姓氏，三姓人群约占中国总人口的21%。
其实，在2006年也发布了一版“百家姓”排行榜，并显示，“李”姓是当时中国第一大姓。在最新版“百家姓”中，为什么“王”姓取代“李”姓成为中国第一大姓？
“王”姓缘何成中国第一大姓？
“主要是因为人口统计样本的扩大，”据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华夏姓氏源流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研究中心”）主任袁义达研究员介绍，“自宋朝以来，李、王、张一直是中国人口最多的三大姓氏，李姓和王姓的人口在不同时代各有不同，排序经常在伯仲之间。”而2006版的“百家姓”数据主要集中于中原、华东、华南地区，但“王”姓人口最占优势的内蒙古、新疆、青海、东北地区的大部分县市，由于当时没有被收集进新出版的地方志中，因此也造成了统计缺失。
“当年的研究样本近3亿人口，相对于中国13亿多人口来说，样本的随机性程度相对较低，数据主要集中在人口大省和文化程度相对高的地区，加上中国人姓氏分布的不均匀性和大姓小姓之间人口的极大差异，因此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袁义达说，“其中，能否全面完整地获得全国人口的分布数据最为关键。”
2008年，研究中心与国家公安部下属有关身份证管理的研究部门合作进行了一项中国人姓名研究，从而获得了比较完整的全国姓氏数据。以此为基础，研究中心又获得了台湾地区行政部门户籍姓氏的全部数据以及香港和澳门地区的抽样数据，成功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全中国13.3亿人口的姓氏数据库（）”，并通过对此数据库的综合分析，最终发布了最新版“百家姓”排行榜。
约20个少数民族不使用姓氏
通过对这个数据库综合分析，研究人员还发现了以下几个现象：首先，我国有大约20个少数民族基本上不使用姓氏，仅以人名出现；其次，祖国大陆和台湾对复姓的户籍登记都存在问题，复姓的形式和数目存在不确定性；第三，有的稀有姓氏在目前通用计算机字库中没有，造成统计缺失；第四，由于人工计算机输入时的原始错误，县级以上的汇总中出现了人口只有几人或一人的假姓，这类假姓大约有几千种之多。
中国是世上最早使用姓的国家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姓的国家，大约在5000年前，姓就被定为世袭，由父系传递。几千年来，中国人姓氏分布的特点十分突出，人口主要集中在少数姓氏之中，形成了大姓、常见姓氏、罕见姓氏、稀有姓氏之分。?
说起百家姓，不少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其实，《百家姓》本是北宋初年钱塘(杭州)的一个书生所编撰的蒙学读物，将常见的姓氏篇成四字一句的韵文，像一首四言诗，便与诵读和记忆，流传至今，影响极深。（文字来源：新华网、中国青年网、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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