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10-03-02 &匿名提问 发布
当前民间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和发展思路[b][align=center]当前民间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和发展思路[/align][/b]    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间文学研究陷入低谷，研究队伍和生存空间萎缩，学术关注度降低，彻底走向人文科学的边缘。民间文学研究遭遇危机，主要原因是社会环境的变化，也与自身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含混不清，导致自我消解有关。现在通行的民间文学价值观存在错位和越位现象，需要重新思考和定位。在民间文学跨学科研究中，要坚守文学本位，强化学科自觉。要从丰富社会精神资源、促进民族文化发展、维护文化多样性的高度来认识民间文学的价值，加强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   作者：（陈友康，云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民俗学硕士生导师）    近年，笔者为民俗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讲授“民间文艺学”课程，对民间文学学术史、它在现实中遭遇的问题和进一步发展的路径进行了一些思考。这些想法对学界同仁做好民间文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也许会有点启发作用，所以把其中重要的几点整理出来公诸同好。有些问题如果能形成一定的交流和讨论，无疑将有利于这一学科的发展。一  民间文学研究步入低谷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民间文学研究大体是与五四新文学运动同步进行的，以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的成立和开展工作为开端，民间文学研究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现代民间文学研究的先驱们把民间文学作为中国精英文学（作家文学）、外国文学之外的一种独特精神资源进行研究，试图从中寻找强健的民族精神和真纯的艺术表达方式，为新文学服务。特别是在传统精英文学的价值和命运受到新文学运动质疑的情况下，民间文学还被一些研究者赋予拯救的使命。因此，民间文学研究作为现代学术体系的一部分，它的成长是比较迅速的。
   中国共产党是依靠民众的支持而取得革命胜利，获得执政地位的，深知民众的力量，因而一向重视民间文艺创作及其研究。1950 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这是新中国建立后成立的第一个学术团体。这一事件具有象征意义，它表明民间文学研究受到了政府的空前重视。事实确实如此，在以后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虽然民间文学研究像其他学科一样也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但由于执政者的理论倡导和行政支持，总体上保持了它在文学研究中的突出地位，一度成为显学。文化大革命结束的近10年时间，民间文学研究达到一个高点，研究队伍壮大，学术期刊增多，学术活动频繁，学术成果丰富，学科建设成效明显，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达到现代民间文学研究史上的黄金时期。它当时的蓬勃局面，与眼下的冷清形成强烈的反差。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间文学研究一方面摆脱了在强烈意识形态影响下形成的虚热态势，变得更加学理化，在某些领域向纵深稳步拓进，如刘守华对比较故事学和中国民间故事类型学的研究、吕微对神话的新阐释、刘亚虎对史诗的研究、户晓辉对民间文学现代性的追寻、陈建宪对民间文学理论的思考、高有鹏、陈泳超 对中国现代作家民间文学观的梳理等，都是一些超越性成果而标志了民间文学研究在一个时代达到的新高度。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陆续出版，《格萨尔王传》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也是一些标志性成果。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与本学科历史上曾有的辉煌和其他学科的发展相比，民间文学研究走进了低谷。突出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发表民间文学作品和研究论文的专业期刊有的停刊，有的转向，民间文学和民间文学研究的生存空间迅速缩小；出版社印行的民间文学出版物也大为减少。其中最令人惋惜的是《民间文学论坛》停刊。这一刊物是开展民间文学研究的重要平台，发表了大量有质量的民间文学研究成果，组织了许多学术讨论，对民间文学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名副其实的核心期刊和权威期刊。由于经济的原因，被迫停刊（2004年以《民间文化论坛》为名复刊，这又让人看到了新的希望）。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上海分会编辑、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民间文艺研究季刊》也在1989年停刊。云南的《山茶》原是民间文学专业刊物，发表过许多采录的民间文学作品和优质民间文学研究论文，在民间文学界享有一定声誉，后来几经改版，现在名为《华夏人文地理》，成为一本旅游刊物。其他如《楚风》、《南风》等都已经变得面目全非。这些刊物的停刊或者转向既是民间文学研究遭遇危机的表征，又给民间文学研究施以沉重的一击，可谓雪上加霜。现在，坚守民间文学研究阵地而不动摇的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民族文学研究》，该刊每期的“民间文学论坛”都要发表一组研究论文。出版方面，王慧《民间文学读物出版遭遇冰期？》（《中华读书报》日第2版）报道了民间文学出版遭遇的困境。二是研究队伍萎缩。老一辈研究者逐渐辞世或淡出研究领域，这是正常现象，耐人寻味的是原来从事民间文学研究并取得优良成绩因而在该领域占有一定地位的学者转向了其他学术领域。如云南的王亚南转向了文化研究和文化开发，邓启耀转向了人类学，郑凡的学术兴趣也不再在民间文学研究领域。其他省区也有类似情况，许多民间文学研究者都转向文化学或人类学。这表明民间文学研究对这些优秀学者丧失了吸引力。有志于从事民间文学研究并具有深厚功底和优良资质的后继者很少。这也是学科遭遇危机的突出表现。三是学科位置尴尬。建国以后，中国民间文学作为独立的二级硕士专业，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并列，设置于中文系。1998年进行专业调整，取消其独立性，把它作为民俗学的一部分放置在社会学之下。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博士硕士专业目录》中，是这样处理的：“民俗学（含中国民间文学）”。看得出来，这种处理方式，兼顾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它要与国际接轨，按照通行方式，民间文学是民俗学的一部分（邓迪斯的做法：民俗学或民间口头文学），于是把民间文学并入民俗学；另一方面，民间文学在新中国都是作为中文专业的重要的独立课程设置，它已经成为一种历史和传统，为了照顾到这种情况，所以设计者也没有悍然否认民间文学的学科合法性。这反映了目录设计者的谨慎，更反映了民间文学在当前学科体系中的身份模糊和尴尬命运。必须指出，这样的设计对民间文学发展是不利的。它客观上削弱了民间文学独立性，导致了民间文学研究主体从文学专业研究者向社会学或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转移。这种转移又会产生两种负面影响：一是民间文学研究被淡化，二是不能充分探寻民间文学的精神价值。按照国际上公认的学科分类，文学属于人文科学，社会学属于社会科学，其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有很大不同，而人文科学，说到底是关于精神的科学，关于心灵和情感的科学。社会科学关注的重点显然不是这些。目前民间文学研究比较沉寂，与学科归属的改变不无关系。这些现象表明民间文学研究的生存陷入20世纪以来的最低点，学科萎缩，成果减少，学术关注度降低，彻底走向人文科学的边缘。二  民间文学价值观的越位与错位    民间文学陷入低谷，主要原因是社会大环境的变化。在商品化、市场化、物质化的社会，人文科学因为不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政治、经济效用而被人们轻视。所以，边缘化一度成为人文科学的共同命运。但其他学科如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等由于树大根深、学科自律性强而一时难以撼动，民间文学却受到了重创。这一结果的造成，除社会环境这一外部原因外，还有学科内部的原因。一些学者已经指出，民间文学研究遭遇危机的原因之一是自身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含混不清，导致了自我消解。如陈建宪就谈到了“民间文艺学因研究对象与目的泛化而导致学科特性消解”的问题。
   在民间文学价值的归纳和界定问题上，也存在错位和越位现象。现在通行的民间文学概论教材，往往把民间文学的价值归纳为“实用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如段宝林著《中国民间文学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吴蓉章编《民间文学理论基础》（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刘守华和陈建宪主编《民间文学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黄涛编著《中国民间文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都是这样处理。这种归纳和界定是值得商榷的，“科学价值”明显是一个越界的提法，“艺术价值”则有同语反复之病。    关于民间文学的“科学价值”，刘守华、陈建宪主编《民间文学教程》的界定是：“民间文学给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素材，具有独特的科学价值。” 然后从历史研究价值、自然科学价值、文化学研究价值方面进行论证。黄涛本从历史资料、科学知识、思想感情和风俗习惯，语言资料等方面说明“科学价值”。 这样的界定、论证和现在人们理解的、通行的“科学价值”的内涵有很大不同，是不严谨的，如果硬要进行这样的描述，那么，应该用“学科价值”而不是“科学价值”范畴。这里实际上存在偷换概念之病。    “科学”当然包含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但“科学价值”却未必包含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价值，约定俗成的含义只限于人们在认识自然、探寻自然规律、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所获得的知识的价值，即自然科学的价值。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所具有的价值一般不用“科学价值”来陈述，这样才能保证概念清晰，判断准确，界限清楚，从而保证知识的“科学”。这是现代科学的一个基本观念。如果各学科之间不划出必要的边界，那么各个学科又会变成混沌一团，那我们又回到了前现代科学时期。在中国现代科学经历100多年的发展，建立起精密规范的体系以后，我们还要用民间一些经验性的知识来认识自然，那就显得我们不具备起码的科学精神。因此，现在还来强调民间文学的“科学价值”，实在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对民间文学价值的这种归纳和论述，最早可能来自段宝林。他1964年在《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发表《民间文学的社会价值》一文，明确提出了“实用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之说并进行了论述。关于科学价值，他说：“由于民间文学最真实、最全面地反映了人民的生活状况，最直接、最深刻地表现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它记载着人民自己的历史，总结了劳动斗争的丰富经验，是人民自己的‘百科全书’，因此它为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这段文字，行文有那个时代的特点，即喜欢用程度副词的最高级，造成一些绝对化陈述或判断。另外，在界定“科学价值”时，它的落脚点在“提供珍贵资料”上，提供资料是对的，但提供资料本身并不是“科学价值”。他的论证并不是“不可辩驳” 的。这段话蕴涵的实际上是一般文学理论所说的“认识功能”或“认识价值”。这篇文章影响较大，如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上海分会、上海文艺出版社选编的《中国民间文学论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就选了它。段宝林又把文章的观点写入《中国民间文学概要》。他的《概要》是出版最早而且反复再版的民间文学理论教材之一，在民间文学研究界广有影响，后来的教材大都沿用了他的提法和论证思路。    因为对民间文学的“科学价值”的界定不科学，又要借此概念把民间文学的价值和作家文学的价值区别开来，于是在具体论证时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问题。一是重复。刘守华本是从神话反映原始人的天象观念、农谚之类具有气象学上的价值等方面来论证民间文学的“自然科学价值”的。而这些问题完全可以归入前面的“实用价值”当中。事实确实如此，编者在论证实用价值时，就有“总结经验，传播知识”一条，并且说：“这方面的内容在神话、传说、故事中都存在，而尤以谚语为最直观和简洁明了”， 然后就举了一些谚语做例证。黄涛说“民间文学反映着民众世代积累的经验性知识，有对自然现象的认识和对自然规律的归纳，也有对自己的劳动技术、生存技能的总结，所以民间文学是一般人了解科学知识的途径之一，也是研究自然科学史的学者的重要资料。”这与前面讲的“实用价值”的第四点“民间文学是民众传授知识、实施教育的一种有效工具。民间文学是民众口传知识的主要载体”雷同。因为他所说的“口传知识”既包含社会历史知识，也包含“对于客观世界的解释”即自然科学知识。他又说“民间文学也记载着民众的思想感情和风俗习惯，有助于政府官员和各个人文学科的学者了解民众的文化史和民众文化的动态。”  这样的意思也已出现在对“实用价值”的论述当中。    二是贬低其他学科的价值。史诗、神话、民间传说等确实包含着一些历史信息，但从口头性和变异性所派生，民间文学在涉及历史事实时天然地具有主观随意性，所以它与以“探寻真实”为第一原则的历史学显然有巨大区别。忽视乃至抹煞这种区别，用史诗、神话、民间故事、民间传说等来构拟、证明或者改写历史，这样的历史肯定是“戏说”的历史。中国古代历史叙述确实有许多偏颇之处，但毕竟是世界史学中一个最为系统、丰富、严密的学科体系，有其不可置疑的价值。但民间文学教材的编者喜欢引用郭沫若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我们研究民间文学的目的》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民间文学的历史学价值比正宗的历史学著作还要高。刘守华、陈建宪主编《民间文学教程》第53页引用郭沫若的话说：“民间文艺给历史学家提供了最正确的社会史料。过去的读书人只读一部二十四史，只读一些官家准官家的史料。但我们知道民间文艺才是研究历史的最真实、最可贵的第一手资料。因此，要站在研究社会发展史、研究历史的立场来加以好好利用。” 这篇演讲，从语气看，似乎是即席发言，没有经过认真推敲；而郭沫若又是浪漫诗人，喜欢说过头话，他用了三个“最”来强调民间文艺的历史价值：“最正确、最真实、最可贵”，这显然是文学的语言而非学术的语言。郭沫若这样讲，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可以理解，但民间文学研究者一直把它奉为圭臬，把它作为基本的理论支点，那就十分不智乃至近乎荒唐了。    黄涛在论证民间文学的艺术价值时，也引用了郭沫若的这篇讲话：“如果回想一下中国文学的历史，就可以发现中国文学遗产中最基本、最生动、最丰富的就是民间文艺或是经过加工的民间文艺的作品。”这里又是三个“最”。虽然黄涛已清醒地看到“他这些话是在特定的场合和社会环境中讲的”，但依然认为“他列举的现象确为文学史上的事实”。 郭沫若的话严重贬低了精英文学即作家文学的价值，他对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的陈述显然不完全符合中国文学史的事实，是情感化的而非理性的，因而是不科学的。那些历史上代表作家文学最高成就的文学大师的作品被排斥在“最基本、最生动、最丰富的作品”之外，显然让人无法接受。作为学术著作，这样一些片面的观点实在不宜作为正面论据来使用。论据站不住脚，论点自然靠不住。诸如此类违背科学常识的说法在民间文学研究中一再被强调，只会被其他学科的慎思明辨之士所取笑，乃至让人怀疑民间文学研究者的学术素养。    这些现象，在我看来，都是越过了民间文学的学科边界，侵入到其他学科领域指手画脚，盛气凌人。越过边界对别的学科横加干涉，是违背学术规范的。它反映了民间文学研究者的底气不足，所以不惜用一些近乎自欺欺人的大话来自我陶醉。越过边界到处炫耀自己的价值，不但不能提升学科地位，反而暴露了自身的不成熟。因此，所谓“科学价值”是一个违背现代人文科学特点并且不能自圆其说的提法，在论述民间文学的价值时，应该取消“科学价值”概念，把有关内容归并到其他价值中去。其实，关于民间文学价值的提法，不必标新立异，用文艺理论通常所说的认识价值、教育价值、审美价值等来陈述即可。就现行民间文学教材所写的具体内容来看，不论用什么新概念，其范围都在上述价值之内。所不同的是民间的知识观、教育观、审美观和精英文学比有它自身的特点，民间文学研究要做的工作就是挖掘其特点，丰富人们对世界的知识，提供多样的精神资源，变换概念没有实质意义。在现行提法中，除“科学价值”不科学以外，“艺术价值”的提法也值得推敲。民间文学讲的“艺术价值”实际上就是审美价值。民间文学是艺术的一种形式，它理所当然具有艺术价值，用“艺术价值”来陈述是同语反复，用“审美价值”陈述则为民间文学提供了一个美学的角度。    对民间文学学科而言，错位和越位导致的结果是，自身独具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挖掘。民间文学的价值就在于它提供了与作家文学、外国文学不同的知识系统或精神资源，在文学的领域内，它和其他两种文学构成互补关系，从不同的侧面丰富、完善、平衡人类的精神世界。这样来看，民间文学的价值就是不可替代的，也就不须越过边界去借助别的学科价值来抬高自己的身价。谈民间文学的价值，就要把这一问题充分阐释清楚。现行民间文学研究特别是教材编写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作为“一个民族特殊的知识总汇”、“各民族早期生活的百科全书”，民间文学当然具有其他如历史、文化、政治、自然科学等方面的价值，对此进行研究和阐释是必要的，但不要喧宾夺主，更不能越俎代庖、扬己抑人。三  文化学研究的效用和限度    改革开放时期的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取得了突出成就。这个时期的研究突破了纯文学研究格局，采用多种方法，从多学科、多角度、多侧面挖掘民族民间文学的内涵，拓展了研究空间并使研究成果的水平得到提升。其中成效最为显著的是文化学研究。少数民族由于文明程度相对较低，学科分化不明显，各种思想、文化观念都依托世代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得到反映，特别是创世史诗往往成为一个民族的百科全书。这就要求研究工作把民族民间文学作为民族文化最基本最重要的载体来进行解剖，揭示其蕴含的文化信息。20世纪下半叶的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在这方面取得极大进展，成果丰硕。    民间文学的文化学研究是一条重要的学术进路，但同时必须警惕泛文化倾向。所有问题都由大而化之的文化来说明，造成的结果可能是什么也说明不了。同样，文学研究能说明所有文化问题却不能说明文学自身，这种研究的信度就是令人怀疑的。这种做法走到极端，可能会否定民间文学学科，它的存在价值、它的学术独立性都会丧失。泛文化倾向在80年代后期以来的民间文学研究中十分突出，文学自身反而受到严重忽视。为了民间文学学科的健康发展，如何在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确定一个合理的尺度和界限，是研究者从事民间文学的文化学以及人类学、民俗学研究时必须思考的问题。    这一问题在现代民间文学建立之初就已遇到并得到妥善处理。1936年，胡适在《歌谣周刊复刊词》中指出：“我以为歌谣的搜集与保存，最大的目的是要替中国文学扩大范围，增添范本。我当然不看轻歌谣在民俗学和方言研究上的重要，但我总觉得这个文学的用途是最大的、最根本的。” 这里谈的是歌谣与民俗学和方言学的关系，我们可以从中抽绎出“民间文学跨学科研究中的文学本位论”。胡适的这一理论包含两个要点：对民间文学可以进行跨学科研究，包括文化学的研究，此其一；但最重要、最根本的是文学自身的研究。或者说，民间文学有其他学科价值，其他功能，但根本的价值是文学价值，最大的功能是文学的功能，此其二。令人欣慰的是，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努力，胡适之的愿望已经实现，20世纪搜集整理的大量民间文学作品特别是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确实扩大了中国文学的范围，增添了中国文学的“范本”，从而大大丰富了我们的精神资源。从此以后，我们真正建立起一个足以与精英文学比美并互补的文学系统。    “民间文学跨学科研究中的文学本位论”对我们思考民间文学的文化学研究以及人类学研究、民俗学研究依然具有启示作用。这包含几层意思，第一，文化学、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学、语言学乃至自然科学等领域的学者尽可以把民间文学作为处理材料，按照学术规范的要求从民间文学中挖掘对自身学科有用的东西，就像上述学者可以到作家文学中寻找相关素材一样；第二，作为专业的民间文学工作者，则必须用文学的观念、文学的方法研究民间文学，重点挖掘其人学意蕴和美学价值。文学是人学，所以要发掘民间文学作品中的人性内容，包括人的命运，人的思想性格，人的责任与权利、快乐与痛苦、崇高和卑劣、善良和丑恶、欲望和恐惧、理想和现实等等，这在民间文学中是极其丰富而分明的。文学是艺术，所以要分析民间文学的形象系统、结构形式、语言特点、创作手段、接受方式、审美功能等。从这些方面入手，确立自身的一套话语体系和研究规范，民间文学才有自己的面目和存在价值。否则，它的身份就模糊了，存在的合法性随之丧失。在这个问题上，笔者完全赞同陈建宪的观点：“民间文艺学一离开文学，就不知不觉地走向消亡。” 第三，民间文学工作者也可以借鉴文化学、人类学、民俗学等等学科的方法解剖民间文学，但目的不是说明这些学科的问题，而是要说明文学本身的问题。后两点就是文学本位的内涵。认识到这个道理并处理好文学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的关系，民间文学研究才不会错位、越位而迷失自己，从而强化学科自觉，找准自己的位置，发挥自己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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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学性问题过去的几年里，“文学性”这个概念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焦点。什么叫文学性？多数人同意雅各布森的说法，即文学之为文学的本性。研究文学，必须事先确认研究对象的本质，这似乎是很正常的工作程序。从故事、意象、隐喻到社会历史，文学可能包括许多方面的内容。文学性这个概念可以滤掉那些没有本质意义的外围现象。然而，这个问题的研究并没有这么简单。文学性的考察大致形成了两个派别的观点。一种观点往往被视为本质主义的。理论家认为，文学有一种固定不变的本质，如同千变万化的水都是H2O一样。这种本质既体现在诗之中，也体现在小说和散文之中，唐诗宋词如此，现代主义小说也是如此。理论家提炼出这种本质，文学的诸多具体问题就迎刃而解。当然，什么是这种固定的本质，目前还存在不少争议。美，人性，无意识，这些都曾充当过本质的候选对象。现在比较多的理论家倾向于认为，这种本质集中于文学语言。这当然与20世纪以来一系列文学理论学派的观点密切相关，例如俄国形式主义，英美的新批评，法国的结构主义，如此等等。这些文学理论学派集中研究文学的形式、语言。它们甚至认为，形式、语言才是文学的内部研究，其他外部问题必须从文学研究之中剔除。本质主义的观点显然会推导出一个形而上学的“文学”观念。各种具体的文学类型不过是这种观念的化身。拥有这种本质，一些不朽的作品就会代代相传。很大程度上，“纯文学”的概念可以视为这种本质主义观点的派生物。据考，汉语之中王国维首先使用“纯文学”的概念。朱自清在《诗文评的发展》一文中认为，“纯文学”与相对的“杂文学”之分来自日本，这大约又是从一个英国的文学理论家那里脱胎而来的。除了纯文学，人们还会碰到“纯诗”——一个来自法国诗人的漂亮名词。无论如何，纯文学的概念家族显示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冲动：追求纯粹，崇拜纯粹。从血统、种族、物种到风俗、民情、文学，纯粹经常与价值联系在一起。人们按照“纯粹”的物质对于世界进行分类，想像，进而区分出种种不同的系统。对于纯文学的推崇很轻易通向“为艺术而艺术”。人们认为，纯文学没有文学之外的目的，文学不充当任何工具而只能成为自己本身。文以载道已经丧失了这种纯粹的品质。纯文学作家以一种美学信徒的姿态守护文学，不答应文学遭受种种意识形态的污染。他们深信，埋藏在文学深部的本质拒绝一切非文学的骚扰。另一种非本质主义的观点不同意以上的论述。理论家认为，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本质埋藏在事物的深部，等待理论家的开采。所谓的本质仅仅是一种幻觉。执意地寻找本质如同剥洋葱：一层一层打开之后，最里层空无一物——并没有一个代表本质的坚固内核。企图从文学内部挖掘所谓的本质无非是受到这种幻觉的蛊惑。一个事物的特征不是取决于自身，而是取决于它与另一个事物的比较，取决于“他者”。人们认为张三性格豪爽，乐观开朗，这个判定不是根据张三性格内部的什么本质，而是将张三与李四、王五、赵六、钱七进行广泛的比较而得出的结论。同样，人们之所以断定这件家具是一把椅子，并不是依据这把椅子的结构或者质料，而是将这件家具与另一些称之为床铺、桌子、橱子的家具进行样式和功能的比较。所以，考察文学特征不是深深地钻入文学内部搜索本质，而是将文学置于同时期的文化网络之中，和其他文化样式进行比较——文学与新闻、哲学、历史学或者自然科学有什么不同，如何表现为一个独特的话语部落，承担哪些独特的功能，如此等等。当然，这种比较只能是具体的，历史的。古希腊，中国的先秦时期或者唐宋时期，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网络并不相同，人们所能看到的仅仅是特定时期的文学。一代有一代的文学，古往今来的文学不存在一种亘古不变的固定本质。西方的理论家认为，literature这种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不过200年左右的历史。放弃所谓固定本质这种观念，人们的确会觉得，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差距，甚至比古代文学与古代哲学或者古代历史学之间的差距还要大。迄今为止，文学性问题研究之中本质主义与非本质主义之争远未结束。每一种观点都可以梳理出长长的理论谱系。必须看到，新批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对于文学形式、语言的研究并未获得预想的结果。理论家没有找到一种独立的、不受任何外部影响的文学话语结构。相反，研究更多地证实，文学话语的结构与其他类型的话语具有密切的互动关系，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就研究工作而言，本质主义观点处理的问题较为简单。理论家的主要工作就是认定本质的所在，这就像掘好了一个坑等待一棵合适的树。相对地说，非本质主义的观点却是将自己置于不尽的问题之流中。首先，理论家必须确认考察的是哪一个时代的文学，进入何种文化网络，与哪些文化样式进行比较，负担了哪些功能，等等。理论家不仅要在每一个时代遭遇这些问题，重新思考这些问题的答案，而且还要不断地对付另一些更大的问题：什么叫做时代？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的界限在哪里？政治意义上的时代、经济意义上的时代与文学意义上的时代是否相同？几者之间又有哪些复杂的关系？假如没有所谓的本质，代代相传的作品又是依靠哪些机制的支持？这些机制在某一个特定的时代可能产生哪些变化？总之，他们所要考察的问题源源不断。作为不同的理论模式，本质主义与非本质主义的分歧也进入了具体的研究领域，例如文学类型研究。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相信文学存在几种固定的文体，最为流行的分类是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每一种文体都拥有独特的权威规范，这种规范肯定来自各种文体的“本质”。写得不像小说或者不像诗歌，这种作品似乎就没有达到及格线。没有人证实，为什么小说一定要有故事情节或者散文不能超过5000字，但是，这种规范一旦确立似乎就不可更改。当然，始终如一地维持文体的“本质”会遭遇不少难题。古往今来的文学史表明，无论哪一种文体都已经面目全非。而且，文体的演变似乎没有停下来的迹象——仿佛还在继续向那个“本质”回归。然而，人们完全可以在理论的意义上提出一个疑问：这么长的时间过去了，诗歌或者小说还没有找到那个理想的、“本质”的文体形态吗？另一方面，从《聊斋志异》、《红楼梦》到卡夫卡、昆德拉、马尔克斯，如此之多的杰作为什么又会显现出如此悬殊的小说文体？这似乎更倾向于一个结论：并没有一个“本质”的文体隐藏在远方，等待作家的发现。文体的历史、形式的历史遗留下一批成功的表意方式，但是，文体的继续发展并不是要进一步实现某种理想的“本质”。每一种文体的真正目标是在当下——如何更好地与当下世界对话。这种对话当然是多方面的：这部小说将要处理什么素材？这种处理如何产生与新闻、调查告或者论文不同的效果？这个故事内涵怎样才能具有超出电视、电影影像符号表达的范围？如此等等。总之，一种文体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经典的影响，同时与本时代的文化网络积极对话，在这些对话之中产生独创的契机，而不是奔赴某种虚幻的“本质”。因此，形容一部小说不像小说，一首诗歌不像诗歌或者一篇散文不像散文，这都不是贬义。重要的是，这部作品是否说出一些别人没有说出的内容？当然，衡量这个问题的方式仍然是，将特定的作品置于时代的文化网络，从它们的对话之中发现真正的创新。假如文学性问题稍加延伸，就会扩展到文学功能问题。本质主义的观点认为，文学存在于那里，体现它的本质，自己决定自己，承担什么或者不承担什么都无所谓。非本质主义的观点强调文学与时代的对话，文学的功能就在对话之中体现。如前所述，非本质主义不是泛泛地考察文学的一般功能，而是集中关注某一个时代的文学承担了什么。这个东西有什么用？这是功利主义时代最为常见的提问。回到文学，现在最经常听到的回答就是，文学已经边缘化。一个以经济为中心的务实时代，文学的浪漫和风花雪月吃不开了。文学不再承担启蒙的重任，不再像20世纪五四时期或者80年代那样具有先锋作用。书店里许多文学书籍滞销，文学研究的学科也在萎缩。这是真的吗？假如改换一个观察问题的角度，人们会发现，文学如同种种文化神经织入社会的各个部分，产生明显的或隐蔽的作用。例如，新闻在许多时候借鉴了文学的表达技巧，流行歌曲肯定向诗索取了种种经验。至于电影、电视剧对于文学的倚重自不待言。有趣的是，人们甚至可以在商业广告之中察觉大量的文学手段：精粹的格言，出其不意的悬念，小型的情节叙述，等等。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家海登怀特曾经指出，历史著作不动声色地挪用了大量文学叙述技巧。这一切无不说明，文学并未死去。文学正在广泛地潜入社会躯体的各个角落，渐渐成为某种文化神经。这肯定让人联想到一些理论家提出的日常美学。现今，玄奥的、高高在上的美学正在进入日常生活的各个局部，例如家居装修，公园布置，服装设计，舞台美术，咖啡屋风格确定，领导人公众形象设计，如此等等。但是，不该忽略的是，美学不仅具有改造日常生活的一面，同时具有批判日常生活的另一面。这就是美感包含的批判性，美感的反抗功能。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曾经十分关注这种功能。正如他们所论述的那样，美是生活的“他者”，美的存在映衬出生活的不理想。美的光线使得庸庸碌碌的生活感到羞愧。文学也应该作如是观。无论诗或者小说，杰出的文学一直传达一种自由精神，演示激情人生，控诉或者贬斥压迫、压抑，抵制庸俗和市侩习气，从而让人们从日常之中浮现出来。这些文学继续了美学的真正内涵，始终是文化突围、批判、反抗的组成部分。这时的文学不仅展示了生活的现状，还暗示了生活理应如何。所以，它们可能包含了伟大的诅咒，也可能包含了伟大的预言。这种文学存在着，活着。人们没有必要用作品的印数或者商业成就证实这些文学的作用。不论这些文学深入人心，或者仅仅是火种，是潜流，它们都是社会文化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现今，假如文学是一个社会自由精神和活力的证实，那么，总会有这样的时刻——日常生活会因为文学的存在而开始不同凡响。二、文学研究问题20世纪以来，西方出现了众多的批评学派。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人文学科的带动，例如精神分析学，语言学，符号学，阐释学，如此等等。另一方面，众多学派的出现也表明，人们对于已有的批评学派不够满足。中国的文学批评也曾在20世纪之初出现过一次大转折。这个转折和现代小说、现代诗的转折一样剧烈。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后，短短的时间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全部术语、范畴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大批来自西方文论的概念。从主题、结构、内容和形式、意识形态到党性，人民性，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均是如此。尽管其中的某些术语、范畴可以对译，但是，总体而言，这两套术语、范畴的根系远不相同。现在，已经有不少人开始重新思考这个转折的意义以及产生的问题。最初，人们是不是将一套新概念组成的理论模式视为“科学”？科学是五四时期的一个闻名口号，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获得了崇高的威望。一切只要套入科学话语就会获得无比的权威。某些时候，科学甚至已经成为一种压抑性的权势。福柯曾经对于科学话语的负面作用进行过猛烈的批判。相对于神秘主义、非理性、等级化的话语权力、蒙昧和迷信，科学强调的是理性，服从真理，定量的数据，实验证实，如此等等。毫无疑问，科学精神是现代性扩张的强大工具。但是，文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之间存在哪些差异，这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自然科学的许多定律是反复的实验得出的结论，文学的许多现象则是反规律的。一部作品因为这种方式取得了成功，下一部作品往往就要回避这种方式。模拟不可能产生最伟大的作品。这与自然科学不同。自然科学之中，规律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文学之中，某些规律可能因为一个伟大的作家而改写。没有一个伟大的作家可以改变自然的轨迹，但是，许多伟大的作家可以改变社会熟悉。另外，文学之中一种奇异的修辞，一种非凡的想像，一段心理波纹的洞察，这些都很难用所谓的“科学”定量定性地解释。必须承认，文学研究的成果是一种知识。知识具有多种形态，科学知识仅仅是知识的一种形态。另一些形态的知识也可能在生活之中产生作用，推动生活的发展。科学很重要，但不要出现工具理性的崇拜，企图用科学实验或者数学公式解决一切问题。人们可以发现，许多人只认可所谓“硬”知识。即使在大学的语言文学系之中也是如此。不少人的观念中，语言学比文学级别高，古典文学比现代文学级别高——因为前者稳定。这种观念很大程度上依据的是，哪一种研究与自然科学的知识形态更为接近。知识必须纳入科学话语的模式才能得到信赖，人们没有注重到大量的非科学知识在生活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这种观念导致许多人文知识在生活中的意义遭到漠视。一个简单的口号可能煽动一大批人。人们可以不承认这是科学，但却不得不承认它的作用。所以，人们必须承认，文学研究以及其他人文学科的研究显示的是另一些知识形态的意义。文学研究中还时常出现一种形而上学的倾向。理论家的工作程序是，先给某些概念规定种种定义，然后再用这些概念衡量具体的文学现象。什么叫做文学？什么叫做现实主义？什么叫做浪漫主义？或者，什么叫做后现代主义？一旦规定了什么叫做后现代主义，一切文学都往这个筐子里扔，仿佛所有的作品都在证实这个概念。这显然是一种思想上的偷懒。很大程度上，文学所强调的感性经验恰恰是对于形而上学倾向的抵制。感性经验经常突破各种大概念的规定，显示出遭受理论遮蔽的另一些脉络。概括与解概括、收敛与发散之间和平衡经常考验理论家的才能。各种主义的提出通常是对于某种文化倾向或者文学迹象的发现，但是，不要轻易地将一段文学史完全塞入某种主义。假如有1000个人在公园里活动，只要200个人都穿上了红衣服，就会体现为一个明显的潮流。概括这个潮流的时候，不要觉得全世界都是穿红衣服的人，一切都与穿红衣服的人有关，历史从此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事实上，作为研究者，既要迅速地察觉一个潮流的形成，又要始终关注200个穿红衣服的人与其他800个人的互动。要善于把握理论概念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张力。许多文学研究的命题是由这种张力提供的。然而，现在的不少理论家往往热衷于从一个概念出发，进而对文学现象进行一些简单的分门别类。另一些无法整洁地纳入这些类别的问题，往往遭到遗弃。这种形而上学的爱好据说来自哲学的练习，同时，据说哲学是带头学科。哲学的确对形而上学体系具有非凡的爱好。可是，假如将哲学的聪明仅仅理解为形而上学的概念，那肯定是南辕北辙了。事实上，近期出现的文化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用具体的分析抵制形而上学的理论趣味。近几年来，已经有许多论文阐述了文化研究兴起的背景以及主要特征。文化研究爱好广泛。理论家不仅关注学院所不屑的大众文化，甚至将整个世界作为一个大型文本加以解读。对于一部作品，文化研究擅长于展开文本背后的一系列意识形态脉络。有趣的是，恰恰是这种广泛的爱好再度引起一些理论家的担忧。他们疑虑重重地问道：文学又到哪里去了？相当长的时间里，庸俗社会学曾经严重地困扰他们。许多文学批评仅仅将作品作为某种理念的图解和传声筒，尽管其中为数甚多的作品十分生硬和拙劣。20世纪80年代以来，工具论的文学观念终于遭到了清算。他们终于有机会谈一谈文学本身的问题，把文学当作文学。然而，文化研究再度斜刺里杀出，以至于这些理论家惊异相向：是不是庸俗社会学借尸还魂了？文学研究应当关心文学本身的问题，这是抵制文化研究最为常见的主张。然而，假如问一问何谓文学本身问题，许多人似乎并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的确，浪漫主义那种作家传记式的批评已经过时，人们觉得文学研究应当围绕作品本身展开。可是，研究作品的哪些层面呢？一些人认为，生动的人物性格或者细腻的内心描写似乎就是文学本身，另一些人甚至认为文学就是动人的情节。然而，这不就是韦勒克这些理论家时常批评的外部研究吗？新批评派、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以来，多数理论家倾向于认为，语言形式才是文学本身的问题。韦勒克的著作中将谐音、节奏、格律、文体、意象、隐喻、象征、神话、叙述模式、文学类型视为文学的内部研究。或许人们可以提出疑义——这就是文学问题的全部吗？但是，无论如何，文化研究并没有排斥这些问题。文化研究的独特路径在于认为，语言形式问题不仅仅在语言形式内部得到解释。形式史的遗传仅仅是问题的一部分。作家之所以选择这种形式而不是那种形式，很大程度上必须追溯到历史文化背景以及意识形态。换言之，文化研究擅长从语言形式入手进入一个更大的历史文化空间。文化研究强调历史文化与文学的互相说明，互相解释，这亦即前面所说的“对话”。无论每一篇论文的结论聚焦在何处，无论是不是直接谈论文学，文学都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进入了话语场。这不该被视为不务正业。只要得出的是一个正确的、有质量的结论，人们就有理由认可这种研究的价值。另一些理论家深感不适的是，文化研究的种种命题和结论扰乱了传统的学科界限——某一座酒店的装饰风格，一种系列名牌产品的广告设计，电视肥皂剧的拍摄机制与剧情结构的关系，文学学科有必要向这些不伦不类的问题开放吗？这有没有越俎代庖之嫌？这种疑虑背后显然隐藏了一种观念：学科的界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可是，学科的设置又是依据什么？假如某些问题的存在与学科的界限无法重合，某些时候，学科的界限甚至截断了人们的视域，那么，人们又有什么理由坚守学科的传统边界而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呢？当然，学科本身的界限形成以及内部结构同样已经成为文化研究的考察对象。学科设置的缘起，历史环境，学院机制，学科与权力的关系，学科与某种知识体系的相互配合，这些均在考察之列。假如不是囿于传统的巨大惯性，学科与权力的关系经常是维持学科界限的重要原因。近期文学研究中另一个波及面较大的问题与后殖民理论的普遍流传有关。一段时间内，人们听到了一个迫切的呼吁：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不少理论家认为，必须通过有效的转换将中国古代文论引入现代文学理论。这是重新焕发中国古代文论活力的途径，也是为现代文学理论提供一个丰富的资源。不久之后，在后殖民理论的启示下，这个论点又有了续篇：一些理论家发现，现代文学理论充斥西方的术语，民族的文学理论已经“失语”。人们有必要重新启用中国古代文论，甚至可以用一套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解释西方文学。这是扭转西方中心主义独霸天下的措施。［1－2］这个问题涉及较多的因素，但是，人们不该因为简单的民族主义激情而放弃理论的职责。后殖民理论不是单纯地鼓励复活国粹主义，或者意气用事地摆出一些空洞的姿态。后殖民理论在于将民族作为一个不可忽略的文化因素投入极为复杂的理论空间，探索解除文化殖民的路径。在我看来，后殖民理论的语境中，重要的是某种理论对于本土经验阐释的有效性，而不是这种理论生产者的族裔。没有必然的理由认为，本土的理论对于本土经验的阐释具有先天的优势。相对地说，本土理论家可能更为了解本土的现状，但这不是一种理论成功与否的唯一因素。另一方面，全球化的历史过程中，所谓的本土经验不是密封在保险柜里，而是与全球的历史交织在一起，共同成为现代性历史的组成部分。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代文论之中的“思无邪”、“道”、“气”、“神韵”、“风骨”等概念的阐释能力有可能不如“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或者“无意识”。人们应当关注的是，某种理论是否可能进入本土的问题结构，而不是这种理论之中是否存在西方的术语范畴。援引西方的术语范畴不等于一笔勾销民族文化的独立存在，统统将民族文化作为这些术语范畴的例证。相反，援引西方的术语范畴可以阐释民族文化的特征，甚至成为反击文化殖民的手段。许多时候，“师夷长技以制夷”是“解殖民”的策略之一，而不是一律地判定为文化投降主义的表征。另一个需要辨析的层面是，本土理论并非等同于中国古代文论。同样没有必然的理由认为，历史愈悠久的理论愈代表本土的正宗。这种想像多半是一种无意识，福柯曾经称之为起源神话——人们无意之中觉得，愈靠近诞生之日就愈是拥有纯洁的本质。这同样是一个本质主义的民族幻象，仿佛一个民族凝固在某一个时刻。假如按照这种逻辑，先秦的文论必然优于两汉，两汉的文论必定优于魏晋。然而，熟悉中国古代文论的人都知道，情况恰好相反。而且，这种想像往往无视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不少理论家眼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由于西方文学理论的大规模介入，这个时期的理论家仿佛丧失了民族传统，他们提出的理论观点不足为训。然而，事实证实，这恰恰是理论家民族意识最为强烈的时期。痛苦的全球化逼迫理论家严厉地思考民族的命运。摒弃传统和“拿来主义”是他们拯救民族的文化战略。不论这种文化战略具有多少不足，仅仅将他们视为文化殖民的标本恐怕是张冠李戴。当然，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不等于停止在那个历史时刻。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过去了，许多新的历史事件陆续发生，各种理论同时提供了观察历史的另一些视域。许多理论家——例如赛义德这样的理论家——反复提醒人们，必须注重隐含在文化交流之中的强权、征服与变相的帝国主义入侵。这一切可能隐藏在学术形式背后，也可能隐藏在文学的叙述技巧或者人物关系设置之间。这个意义上，反抗文学理论领域的西方中心主义霸权，提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都是极具战略意义的理论动作。尽管如此，人们仍然不能将所谓的“现代转换”想像成某种简单的术语替换，用“意境”或者“气韵生动”、“形神兼备”对付艾略特、福克纳或者乔依斯就够了。这可能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工程，绝不是征集一套中国古代文论术语进行覆盖就能解决问题。至少，中国古代文论的概念、命题必须进入现代话语的空间，接受挑战、反诘、质疑、证伪。只有经历这一切并且激发出强大活力的理论才能声称转换的完成。假如中国古代文论的概念、命题有助于梳理本土独特的问题史线索，并且指示出现代话语可能展开的另一个向度，那就可能包含了对于理论史的贡献。反之，假如这些概念、命题无法企及现今的理论高度，或者远远地游离于现今的历史语境，这种理论就无法承担“现代转换”的使命，只能作为历史的遗迹保存于博物馆之中。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以及涉及的诸多方面，理论家必须事先做出充分的估计。参考文献尹锡南．为什么印度应该有悲剧．比较文学．．尹锡南．让印度的成为theory，西方的成为data．比较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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