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眼看见有人受贿，可是我没来得及拿手机拍下来，如果我去纪委告他，行贿方死活不承认怎么办！会不会被_百度知道
我亲眼看见有人受贿，可是我没来得及拿手机拍下来，如果我去纪委告他，行贿方死活不承认怎么办！会不会被
会不会被反咬一口诬告，如果我去纪委告他，行贿方死活不承认怎么办我亲眼看见有人受贿，可是我没来得及拿手机拍下来
我有更好的答案
哪你可以找到谁送的
我知道是谁送的，可是万一人家不承认呢？是一伙的
有录音也可以
什么都没有，我只是看到了，他们在车上送的
可是纪委不调查吗？习大大抓贪腐不也是没证据吗？我想一开始肯定也都不承认，怎么查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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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精神贿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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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 11:52
谈到腐败，大家会想到运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本质不外乎是用财物、美色贿赂掌握权力的人，进而达到个人的某种目的。殊不知，在现实生活中，有一种贿赂方式是游离于制度建设惩治腐败之外的行为，那就是一些善于“见风使舵”、“阿谀奉承”的人们，巧妙地伪装自己，运用一种比财物更高明、更隐蔽、更实惠的贿赂方式来腐蚀拉拢领导干部。这就是“精神贿赂”。
与物质贿赂赤裸裸的利诱相比，精神贿赂更具形式上的灵活性和行动上的隐蔽性。它赠送的是阿谀奉承之言、溜须拍马之举，更容易使人在精神和思想上放松戒备和警惕，变得昏昏然、飘飘然，从而在不知不觉中掉入温柔的陷阱，最终被牵着鼻子走，任其驱使和利用。
目前，对以金钱、财物等方式进行的贿赂行为打击力度不断加大，一些层次高、涉及面广、性质严重、影响恶劣、案情复杂的行贿受贿案件，得到了查处，值得拍手称快。但对于另外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能够实实在在感觉到的贿赂新变种——“精神贿赂”，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反腐败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既要惩治常规腐败行为，又必须对“精神贿赂”高度重视，扼制“精神贿赂”，防微杜渐，切断腐败的根源，防止腐败的蔓延。而从根本上来说，遏制“精神贿赂”，需要加强制度建设，建设公正的人才选拔制度，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营造一种公平竞争、奋发向上的社会风气。
本刊编辑部
谨防“精神糖衣炮弹”
文/向书杰
谈到腐败，大家会想到运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本质不外乎是用财物、美色贿赂掌握权力的人，进而达到个人的某种目的。
殊不知，在现实生活中，有一种贿赂方式是游离于制度建设惩治腐败之外的行为，那就是一些善于“见风使舵”、“阿谀奉承”的人们，巧妙地伪装自己，运用一种比财物更高明，更隐蔽，更实惠的贿赂方式来腐蚀拉拢领导干部。这种贿赂就是对有权有势之人在其精神上给予买通，以和平演变的迂回方式达到个人的目的，这就是“精神贿赂”。
“精神按摩”和“精神产品”
在现实生活中，“精神贿赂”名目繁多，形式多样，归纳起来主要是两种类型：一种是以语言形式出现的“精神按摩”；另一种是以物质或服务的形式出现，但都是经过一番“包装”，起上一个好听的名字，以“精神产品”名义出手。
“精神按摩”包括三个方面，即溜须拍马；察言观色，投其所好；文过饰非，不讲原则。比方说：“领导哟，我们单位这几年成绩有目共睹，都是因为您领导有方！”一份甜言蜜语编织的“见面礼”，把领导夸得大有飘飘欲仙之感；又比如：“领导呀，凡事就怕比，您到任之前，我们单位是个啥样？还不是个烂摊子。您来了不到一年，全变啦！”这是用谷底反衬高峰，用前任的无能烘托现任的高明，投其所好，不露山水，拍马屁的人与被拍马屁的人都罩上一圈圣洁的光环；还有一种更绝：“领导哟，我向您提个意见，您没日没夜地干，全不顾惜自己的身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您这样挥霍革命的本钱，只会给工作带来损失！”这种批评不管如何尖锐，都可以博得领导的欢心，掩饰自己的心意，一举两得，皆大欢喜。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身边的“精神按摩”五花八门，形式多样：或竭尽拍马之能事，对上司，特别是对实权人物毕恭毕敬，低三下四，唯唯诺诺；或设法巴结投靠，表明他是你的亲信，对你绝对服从、绝对听信，绝对贴心；或三天两头出现在领导的家里或是办公室，专捡领导爱听的讲，取得领导的好感和信任；或利用老乡、亲友、同学等关系，拉拢领导的子女、秘书、朋友甚至司机等身边人，设法攀附，利用其发展自己的关系……
“精神产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文化娱乐享受型，如无偿提供他人昂贵文娱、体育演出门票，免费提供出境、出国旅游服务，以交友为名赠送天价古玩字画、古董供人欣赏等；二是行为陪护型，如鞍前马后、不离左右，八小时外依然“鞠躬尽瘁”、“不辞劳苦”，麻将桌前“勤勤恳恳”、“认真输钱”；三是操笔代劳型，如秘书或下属费尽“心血”帮助领导著书立说，报刊登载领导大名，领导则名利双收；四是性服务型，如利用美色进行权色交易，谋取不正当利益等。
对于诸如此类的“精神贿赂”，一些领导干部开始可能并不习惯，甚至有点反感，但在一个位置上时间长了，听得多了，慢慢地就受用了。一段时间听不到赞扬声，反而觉得很不舒服。
时下，在有的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可以听到有人称自己的领导为“老板”，此称谓还颇有流行的趋势，这种“精神按摩”值得警惕。从“同志”到“老板”，小称谓背后的“潜台词”耐人寻味，其实就是精神贿赂：听者洋洋自得，他在“众星捧月”中找到“一域之内，唯我独尊，登高一呼，众人响应”的自满感；叫者居心叵测，他把自己和领导的关系搞成了人身依附关系，妄图通过精神“糖衣炮弹”贿赂领导，套近乎成为“自己人”。这种精神贿赂危害实在不小。在这样一团和气的地方、部门、单位，极有可能领导存在“家长制”的做派。“老板”大权独揽、作风武断，在选人用人、集体财务等方面大搞“一言堂”、“一支笔”，容不得“异见”。而属下长于充当吹鼓手和“精神按摩师”，对领导毕恭毕敬，溜须拍马，绝不敢发出一丝反对的声音。于是沆瀣一气，极有可能走向集体抱团腐败堕落的泥潭。最近，中纪委查处的一些系统贪腐窝案，都充分地印证了这一点。
“精神按摩”特点是隐蔽性，在这种润物细无声的环境下，久而久之，就成了精神贿赂的俘虏。有位哲人说过：“阿谀是一种伪币，它只有通过虚荣心才能流通。”某些当权者正是因为虚荣心作怪，才经不起精神贿赂的诱惑，逐渐由半推半就，到来者不拒。于是，一些善于溜须拍马者，便千方百计地琢磨领导，察言观色，投其所好：领导想听什么，他就说什么；什么能讨得领导的欢心，就讲什么。一切以领导“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为原则，极尽吹捧之能事。殊不知，赞扬的话听多了，必然会飘飘然、昏昏然，听不进逆耳之言，导致失聪、失明、失察、失策。
但“精神按摩”，毕竟是嘴巴捧一捧，骨头轻一轻的事，只可受用，不太实惠。因而近年来，一些权钱交易的买卖，也附庸起风雅来了，一晃成为高雅的“精神产品”。
一是用“高雅”的艺术品，让你优雅地收下。现在有的地方，风行起了以送名人字画而做敲门砖的。虽则出手也是动辄数万，但因为是“文化”之礼，“风雅”之举，所以，行贿者理由充分，说法精通，受贿者也心领神会，便于笑纳。恐怕还要说一句“秀才人情一张纸”来解嘲，虽然这“半张”之纸，不但高价，而且保值，比起送“孔方兄”来，那“人情”不知要厚多少，但毕竟成了“大雅”。所以，有些收藏者，实是打幌子，真送人也！到了近些年，这“雅贿”，又从送字画变成了“买”字画。在倪发科案件中，动辄几十万上百万元的玉器和书画，成了一笔笔受贿铁证。除了倪发科，河北省国税局原局长李真，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福建省工商局原局长周金伙，辽宁省原副省长慕绥新等大要案中，均存在“雅贿”。在慕绥新受贿物品中，有各种玉雕收藏品，这些收藏品几乎能够“汗牛充栋”；李真涉案物品有金银制品、名人字画、翡翠玉雕、工艺制品等；慕绥新嗜好古董字画，家里玉石塞了整整一屋子，各种雕刻精美的龙凤、马等大小不一的玉石工艺品应有尽有。
二是权钱交易在舞文弄墨中潇洒完成。有的领导喜欢舞文弄墨，附庸风雅，却又缺乏功底，其“大作”即使层次不清、语无伦次、词不达意，也会被吹捧成是字字珠玑、力透纸背、功底深厚；其“墨宝”即使毫无章法，也要捧为笔走龙蛇、气象万千、不同凡响。领导题字“欣欣然”，下属观摩也是“惴惴然”。曾有网友戏谑称道：领导开始写时须肃静；领导写了第一个字，该轻声叫好，声音不能太高，不能吵到领导，声音不能太低，至少要让领导知道是你叫的；领导写完要赶紧鼓掌，还要加几句“气韵生动”之类的有技术含量的赞语……现如今，贪官也爱题字、出书。一些官员喜爱“挥毫泼墨”，甚至一些贪官的“墨宝”成为了权钱交易的价码。比如，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在任时，把手中的毛笔变成了一支“特别能赚钱的笔”。胡长清公开卖字，每幅标价3000元至6000元，有一幅字“润笔”费竟达9万元。在他收受的数百万元贿赂中，不少是以送“润笔费”的方式进行行贿。落马贪官南充市营山县原县委书记杨毓培还曾为自己卖字辩解：“我是市书法协会会员，曾经为单位、个人题字。我算了一下，这笔收入大概有40余万元。但这属于我的合法收入！”原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安众，在湖南、江西官场素有“才子”之名，在他主政过的地方能见到他的各种题词。原国家药监局副局长张敬礼非法出售自己编著的书籍经营额达2300余万元，非法获利1600余万元……
三是包装成“精神消费”，让你推不掉。前些年，会所风靡一时，一些领导干部隔三差五便被请到高级会所“潇洒”一番。现在，一些领导热衷于高尔夫球，下属花数千元或上万元买一张会员卡，送上门来。因为是娱乐项目，也就有了“文化”的意味，行贿者以此和领导者套近乎、拉关系理也直、气也壮，比送钱要方便得多。
“精神糖衣炮弹”更具危害性
现如今，物质贿赂行为已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了，而“精神贿赂”却往往打着“尊重领导”、“关心他人”、“讲礼貌”、“公关学”等幌子，占据着一定的市场。深究“精神贿赂”之所以盛行，是因为它具备了物质贿赂不曾具备的特点：
一是成本低。“精神按摩”既不用钱物，也不需美色，与物质贿赂相比，可以说是“零成本”。只需要转动三寸不烂之舌，说中听的话，取悦领导，便可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二是易操作。“精神贿赂”灵活性大，不需要选择时间和环境，只需要一个机灵的脑袋和一张巧嘴，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时机一到就“行贿”，常使一些爱听好话的领导干部在不知不觉中掉进“温柔”陷阱。
三是见效快。“精神贿赂”者的诀窍是“欲将取之，必先予之”。他们往往工作能力和工作业绩一般，但却工于心计，善于投其所好，对那些热衷“政绩”、爱听好话的领导干部充当“吹鼓手”和“精神按摩师”。
四是善伪装。“精神贿赂”不同于真诚的表扬。发自内心出于工作肯定的正常褒奖，听起来舒服，至少也不会让人反感。溜须拍马，有些的确是出于无奈，但更多的出于交易。甚至于个别人把“精神贿赂”等同于善于领会领导意图从而大加宣扬，那就不是无知而近乎于无耻了。
五是处罚难。“精神贿赂”方面，党纪政纪没有处罚规定，法律法规也未定罪，可以堂而皇之的进行。在一些领导干部的心目中，也并不以为这有什么问题，不需小题大做。“精神贿赂”之所以盛行，本源主要在此。
“精神贿赂”浮出水面，说明腐败现象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且犹如病毒一般，不断以变异的形式和方式渗透侵蚀到党政机关和干部队伍中。与赤裸裸的金钱、财物等贿赂形式相比，“精神贿赂”有其更为严重的危害性：
一是“精神贿赂”能对领导干部起到润物细无声的腐蚀作用。现在一些领导干部对于送上门来的钱物一般都能心存警惕，对明显的违法乱纪行为是能够抵制的，而对于溜须拍马、投其所好以及经过一番“包装”的诸如古玩字画、精装图书、高档娱乐场所会员证等“精神贿赂”则缺乏警惕性，一般情况下都是在行贿者的笑脸中半推半就地收下，久而久之，就落入了行贿者的圈套而不能自拔。“精神贿赂”更像糖衣炮弹，中了糖弹的人往往心旷神怡而丧失警惕，发射糖弹的人则因捞取了实惠而沾沾自喜。
二是“精神贿赂”这种变相的行贿受贿行为往往能逃避惩处。制度和措施的缺失，让一些人自以为“精神贿赂”不属于受贿，不犯法，最多属于违纪，感觉上少了些违法的惧怕心理和心理压力。一些不法之徒正是利用这一点，选择了“精神贿赂”这一手段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送者拿得出手，受者心安理得。
三是“精神贿赂”具有弥散性和扩展性，对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污染更严重。“精神贿赂”不但使本来正常的同事之间关系庸俗化，将市侩风气引入到工作中来，同时也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败坏社会风气。
总之，无形的“精神贿赂”，比有形的物质贿赂有时更可怕，其危害性不可小视。“精神贿赂”者出卖灵魂和人格，丧失原则，得到的是虚荣及实惠，受损的是党和人民的利益。一个人可能没接受过别人的财物，但有没有对别人送上的精神贿赂欣然接受？在别人夸奖奉承自己时，心里是否觉得很受用？是不是平时对那些说自己好的人照顾较多，对指出自己缺点的人心底就有疙瘩？
精神上也应保持清廉
历来有识之士，对“精神贿赂”和谄媚者都是十分鄙视和憎恶的。行“精神贿赂”的谄媚者为博得上司的赏识，为了升官发财，总是卑躬屈膝、趋炎附势、偷偷摸摸、鬼鬼祟祟，把自己的人格尊严剥得一丝不挂。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孟子说：“阿谀曲从，陷亲于不义 ”，一味的顺从父母陷亲人于不义之中都被看成是大不孝，遑论他人。晋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愤然挂官而去；唐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古人一直教育我们要“近君子，远小人”，广开言路，察纳雅言。但是，领导干部一旦接受“精神贿赂”，造成的恶果必定是“亲小人远君子”，也容易造成“一言堂”。“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一个人，如果听惯了好话势必失去对自己的正确判断，眼里容不得有异己之见的人士，反将一帮对自己恭维奉承之人拉拢在身边，势必引发种种问题。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反腐败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既要惩治常规腐败行为，又要惩治经过漂亮“包装”的腐败行为。必须对“精神贿赂”高度重视，扼制“精神腐败”，防微杜渐，切断腐败的根源，防止“精神贿赂”的蔓延。有关部门应该要加大对“精神贿赂”的打击力度，对那些纯粹是嘴上的“精神贿赂”，要加以批评教育；对那些有金钱含量的“精神贿赂”，要按行贿受贿处理。只有让“精神贿赂”的双方都得不偿失，才能有效制止“精神贿赂”。
从根本上来说，则需要加强制度建设，建设公正的人才选拔制度，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营造一种公平竞争、奋发向上的社会风气。
拍马文化和官场生态
文/杨兴培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回放、检视和盘点中国古代的官场生态，贿赂现象恰如一个光学玩具的万花筒，一转一现象，再转又是另一现象，种种丑恶表现尽收眼底，不绝于书，不绝于世，不绝于史。官场贿赂在其发展过程中，还经常发生着各种变异转化，于是乎诸如以字画形式出现的“雅贿赂”，如以女色为形式的“性贿赂”，然而还有一种虽然不见半分形、却有十分效果的现象千万不可小视，这就是蔓延于官场以溜须拍马形式出现的“精神贿赂”。
在中国古代官场，“精神贿赂”就像一剂政治腐蚀剂，它的精确表现形式虽然还难以言表，但它作为一种官场文化的基因已经深深植入了中国旧时官场的每一根神经末梢，它所产生的腐蚀作用又深深刻入了中国社会的政治肌体中，是古代中国官场文化的一大特色，也是古代官场上腐败的发酵剂、润滑剂和粘合剂，并在不同的场合时时产生多元的神奇效用。
借助史书，透过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精神贿赂”的始作俑者是谀臣。谄谀之臣无非就是溜须拍马者也。“溜须”典故出自于宋真宗时参政知事（即副宰相）丁谓逢迎当时宰相寇准之事。寇准为宰相时，丁谓对其毕恭毕敬，唯寇准马首是瞻，唯寇准之言是听。某日，宰相、副宰相等在一起议事后用餐，一不小心菜汤弄脏了寇准的长须，丁谓不顾颜面，即起而为之揩拂，即溜其须。为此，寇准笑曰：“参政，国之大臣，乃为长官拂须耶？”说得丁谓既羞又恼，从此对寇准怀恨在心，视为仇人，一心伺机报复，以洗耻辱。后丁谓果然串通内侍诬告寇准阴谋拥立太子，把寇准贬出京城，出知相州，后再贬其为雷州司户参军。
“拍马屁”一说源自于元代蒙人习惯，两人牵马相遇，要在对方马屁股上拍一下，表示尊敬。然而，趋炎附势者看到权贵策马而来，不管其马优劣如何，便争抢拍马屁股恭维一番：“大人的好马，大人的马是好马！”于是，“拍马屁”成了巴结讨好、阿谀奉承的同义词。“拍马”与“溜须”有异曲同工之妙，后人合为“溜须拍马”一词广为流传。
溜须拍马，虽然自宋元之后正式成为典故成语，但阿谀之臣，却是古来有之。要说从何时而起，是谁人为始，已无法考证，也无需考证。只是司马迁的《史记·龟策列传》中就有记载道：“桀有谀臣，名曰赵梁 。”《管子·八观》中也提到：“谏臣死而谀臣尊，私情行而公法毁。”宋苏轼《明君可与为忠言赋》中指出：“目有眯则视白为黑，心有蔽则以薄为厚。遂使谀臣乘隙以汇进，智士知微而出走。”由此看来，阿谀谄媚之臣，源远流长，此话不虚。说到阿谀之臣的处世态度，就是圆滑；说到其手中常用之器具，就是行贿，行的是“精神贿赂”。
在中国古代的官场政治中，“精神贿赂”远比物质贿赂表现得更为突出。物质贿赂者，还得行走于政治边缘，玩弄于黑暗之中，还得“悄悄地干活”。然而，“精神贿赂”却一反贿赂之常态，竟敢出手于庙堂行殿之上，玩弄于光天化日之下。相较于物质贿赂赤裸裸的物质相送、利益相诱而言，“精神贿赂”更具行动上的灵活性、方法上的多样性和形式上的隐蔽性。它只需一副歪样心眼、一张嬉皮笑脸、两片巧嘴唇皮就行。皇帝老儿，整个儿天下都是他的，当然还要什么物质贿赂呢？只有由他来进行行赏呢！当官的，为官一任，权倾一方，自然他们变着法儿可以搞钱发财，但他们却都同样喜欢精神享受，更喜欢“精神贿赂”。虽然“精神贿赂”不见半分形，但如一阵香风容易吹开官人心扉，使人在精神和思想上放松戒备和警惕，变得昏昏然、飘飘然，从而在不知不觉中掉入“温柔的陷阱”，最终被行贿者牵着鼻子走，任其利用和驱使。
有一则妇孺皆知的笑话足见“精神贿赂”的威力：说从前有个爱拍马屁的人，皇帝、百官都被他拍得团团转，以致误国殃民。阎王闻后大怒，便派小鬼将他捉拿到阎王殿以明刑正典，准备判他个下油锅。在阎王面前，此人两眼骨碌一转，“扑通”一声跪下，哀声说道：“阎王老爷，不是小人愿意低三下四，而是那些人喜欢让我吹捧奉承。如果他们都能像您一样铁面无私、执法如山，那我怎敢拍马，即使拍马又有什么用啊！”阎王一听，觉得这话在理，句句入耳，于是就判他个无罪，打发小鬼把他送回了人间。如此看来还是俗话说得好：“千多万多、马屁不多”、“千穿万穿、马屁不穿”。 可见“精神贿赂”果然了得，作为一种特殊的“通行护照”，其功效威力神奇，其作用无孔不入，连在阴曹地府都是畅通无阻，阎罗地王、牛头马面也都喜欢，概莫能外。
史书如山，随手拈来。据史料记载，汉文帝时的嬖臣邓通，专拍马逢迎、阿谀取巧之能事取媚汉文帝，时常能把文帝捧得云里雾里。文帝对邓通也是倍加宠爱，甚至时时去邓通家玩耍游戏。在一次看相时，术士戏言邓通“当贫饿死”。 文帝闻言而道：“能富通者在我也，谁人使之贫乎？”于是赐蜀中铜山与邓通，让其自得铸钱，以致“邓氏之钱”布满天下。邓通则更加独自谨其身而以媚上，当文帝痔疮发作，红肿流脓，溃烂不堪，其痛难熬之时，邓通不嫌其脏竟为之吮吸脓血，让文帝不觉哀叹：还是邓通亲，太子都不如。可惜好景不长，及至文帝崩，景帝立，便把邓通革职，追夺铜山并没收他的所有家产。可怜富逾王侯的邓通，最后竟与乞丐为伍，身死街头。
东晋后期桓玄拥兵自重，最后篡位自立，建立桓楚，改元“永始”。桓玄登位之初，一日刚坐于御座之上，座椅之下突然塌陷。正当群臣大惊失色之时，侍中殷仲文开口说道：“这是陛下圣德深厚，大地负载不起，以致御座陷落。”一句话便将天谴说成了天运，不由得令桓玄“龙颜大悦”。殷仲文自此便成了桓玄的心腹侍从、得意门生。后来桓玄兵败，问身边诸臣:“我何以一败至此？”吏部侍郎曹靖之说：“天怒民怨，焉能不败!”桓玄问道：“卿何不谏？”曹靖之回答：“当时朝中一片歌颂之声，都说当今乃尧舜之世，你也欣然相受，我还敢说什么呢？”桓玄听后无话可说。先前对桓玄大拍马屁的殷仲文，先是叛晋依桓，后来见桓玄大势已去，在主子危难之际又逃之夭夭，降附刘裕，最后还是因谋反而被刘裕所杀。
唐玄宗当政早期勤勉自励，故而在他当政时期达到了盛唐的巅峰时代，此时，玄宗一心想纵欲享受，于是奸人频出，高力士作为宦官、杨国忠作为妻党不足一谈，而作为有名的奸相，李林甫有着众多超人的手段，其中最为了得的就是凭着“媚事左右（指宦官），迎合上意，以固其宠”，从而使唐玄宗长期处于精神昏迷状态，祸乱将至而不自知。盛唐时代的终结者、“安史之乱”的始作俑者安禄山也是一个天下“优等”马屁精。唐玄宗见安禄山问道：“安爱卿腹垂过膝，内装何物呀？”安禄山诙谐地回答说：“别无他物，唯赤胆忠心耳！”就是这个安禄山，一朝得宠军权在手便密谋反叛。“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于是，“天宝之乱”终结了盛唐故事。
《宋史·宗室传四》有这样一则趣闻记载：南宋庆元年间韩侂胄专权，工部侍郎赵师择对之百般巴结。一次韩侂胄赴宴，经过一处山庄，看到人工竹篱茅舍，对赵师择说：“这里真是一派田园景象，就是缺点儿鸡鸣狗吠之声罢了。”过了一会儿，韩侂胄忽听草木丛中传来“汪汪”狗吠声，仔细一看，原来是赵师择蹲在那里学狗叫呢！逗得韩侂胄开怀大笑，十分开心。不久，赵师择便被提拔为工部尚书。
明太祖朱元璋一次微服外出，路遇彭友信，此时正好雨过天晴，万里长空划出一道彩虹。朱元璋兴之所至，信口吟了两句：“谁把青红线两条，和风和雨系天腰？”彭友信灵机一动，马上应声接句：“玉皇昨夜銮舆出，万里长空架彩桥。”听得出，彭友信将朱元璋比作玉皇大帝，哄得朱元璋龙颜大悦，第二天早晨就封彭为布政使。
清朝乾隆皇帝宠爱和珅，原因是多方面的，据说和珅身材颀长，眉清目秀，不仅是个标准的美男子，而且还是一个聪明绝顶、出口成章、处事机敏的干练之材，又会理财、专长敛财。然而真正的秘诀更在于他对乾隆的耿耿忠心和善于揣摩乾隆的思想意图，他“以帝心为心”，处处变着法儿哄乾隆高兴。乾隆爱好黄金，他就建议乾隆建造万佛楼，让王公大臣和文武官员竞相献上金佛；乾隆喜欢谈文论史，自誉无所不知，他就在编纂二十四史时故意在显处抄错文字，让乾隆一一勾出，以显天子英明博学；和珅深知乾隆虚荣，于是在他面前不失时机表现忠心，即使已成一等侯爵，仍然自称“奴才”。当然和珅的这些心思并未白费，博取了乾隆的信任，也换来了仕途的光辉前程，当然也造就了一个权倾朝野、“携天子以令诸侯”的“窃国大盗”。
也许，从法律层面看，“精神贿赂”还谈不上什么犯罪。贿赂两字自古以来，字从贝，意为财。贿赂者，彼此以计赃论罪。但是人们千万不要小视“精神贿赂”的精神作用。从本质方面而言，“精神贿赂”是为官者们的思想大敌，行为祸根。正是“精神贿赂”，让他们陷入“拍马屁”、“戴高帽”的“温柔陷阱”中，不知不觉地失守思想防线，一步步走向衰败或者堕落，乃至亡国丧邦。而“精神贿赂”者往往中饱私囊，官运亨通，暗中窃笑。
作为一种文化的异化现象，“精神贿赂”，在中国历史的各个朝代都有各种极致的表现。然而，史书如山高，教训似海深。历史的天空更会常常飘过亡国丧邦者的痛悔之声：物质贿赂者罪，“精神贿赂”者防。切记！切记！切记啊！
“精神贿赂”
是集体腐败的基础
文/田湘波 &湖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
从学理上说，并没有精神贿赂这一概念，无所谓物质贿赂与精神贿赂之分。可以说，这是中国公共管理实践者提出的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概念，也是中国现实的一种真实反映。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个概念体现了中国人在探讨政治腐败问题时创新的一个概念。
“精神贿赂”是形成庇护制的基础
大家都知道，《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分风、雅、颂三个部分。我认为，其中的“风”，即“国风”，它主要由下层劳动人民口头创作的诗歌。“雅”是文人雅士、才子佳人们写的风雅之作，多为追风逐月、兴歌浪舞的应景之作，当属美文。“颂”则是御用文人为适应统治者的统治需要而写的歌功颂德的政治文学，用以歌颂统治者的文治武功和先祖的“圣明”，目的是粉饰太平、维系王侯将相的统治秩序。“颂歌”成了当时一些才子佳人献媚邀宠的手段。所以，“颂”当属于统治阶级的庙堂文学和宫廷文学。这“颂”就是御用文人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意。
可以说，阿谀奉承其源远可谓流长。清代蓟州（今天津市内）知府杨夔生在《匏园掌录》中，也谈到了“精神贿赂”：“夫纳贿者，非金珠币帛之谓也。我喜谀，则人以称颂为贿；我恶谤，则人以弥缝为贿；我有所喜，则人以荐引为贿；我有所欲行，则人以将顺为贿；我有所好尚，则人以趋向为贿。此之为贪，甚于金币。能不沾沾贿煦，饵言卑辞者所中，可谓无欲矣。无欲而后能辨材。”
这段话的意思是，受贿，并非说一定要接受金银丝织品。我喜欢听奉承话，别人就用称赞颂扬来对我进行贿赂；我不喜欢听责备的话，别人就用调和来对我进行贿赂；我喜欢什么，别人就用举荐对我进行贿赂；我想行动，别人就将顺从对我进行贿赂；我爱好什么，别人就用倾向对我进行贿赂，此种贪污腐败，比贪污金子钱币还厉害。如果不会被这种贿赂弄得沾沾自喜、春风得意，不会被这种引诱谦恭言辞毒害，可以说就是没有贪欲。没有贪欲，然后才能辨别人才。从这段话来看，这里所说的“精神贿赂”也就是指拍马屁。
为什么一个人要对另一个人拍马屁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要建立一种庇护关系。拍马屁者是寻求庇护者或被庇护者，而被拍马屁的人就是庇护者。这种庇护关系有三个特点：一是互惠性，双方都得到了好处。庇护者得到了阿谀奉承的精神享受，也可能得到了被庇护者的支持、忠诚、追随、默认、服侍与尊重，庇护者得到的利益是一种无形的回报，而被庇护者得到的庇护者的恩惠，这种恩惠可能是一种有形的物质、官位和服务；二是不平等性。庇护者与被庇护者这个交换双方在知识、地位、财富和权力影响方面并不平衡，前者居优势，而后者居于劣势，其交换的结果也是不平等的；三是特殊主义原则。庇护者施予或回报恩惠的对象是对其经常阿谀奉承的个体，而非普遍的群体，这违反了 公正平等的分配原则。
精神贿赂可以说是传统农业社会的一种惯性的反映。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建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有等级尊卑秩序的关系，低等级的人要得到高等级者的恩惠，就必须拍高等级者的马屁，就要形成一种庇护关系，而高等级者也获得了低等级者的忠诚。例如，东汉时期，上层阶级大多数成员的社会政治活动，皆以上下级隶属的私人关系为基础。托庇者（也就是被庇护者）应忠诚于庇护者，如其故去则服丧送葬，并在政治纠纷中党同伐异。庇护者亦具有相应的职责，即为托庇者提供保护。从一定意义上说，儒家这种等级尊卑有序的不平等关系思想有它积极的一面，即维持相当稳定的政治秩序的正功能，但也有其不好的一面，即它是形成溜须拍马风气的思想文化基础。
“精神贿赂”是集体腐败基础
“精神贿赂”的假设是：人与人之间是不平等的，这不利于社会的融合，不利于管理。拍马屁者与被拍马屁者形成一种庇护关系，而庇护双方有着明显的等级尊卑差别，庇护关系会把精英与阿谀奉承这种不正直的人融合在一起。“庇护—被庇护”的单一联系可以扩展为群簇和金字塔。庇护簇即一个庇护人与其直接追随者的集合，庇护簇扩大但仍集中于单一庇护人则形成金字塔。我不用“整合”这个词，而用“融合”这个词，我的目的是让人更明白“精神贿赂”的危害。在“精神贿赂”之下形成的金字塔，就是一个个“山头”，这些庇护金字塔只能把精英与拍马屁者融合在一起，而不可能把精英与正直有才能者融合在一起，这既不利于公共管理，也不利于工商企业管理。
例如，东汉时公元89年以后，各家外戚顾命大臣轮番执掌朝政，便首次利用这种庇护网络。此外，140 名官僚奋起反对外戚阉宦专权，也依赖其庇护者和托庇者形成的庇护网络，他们深信其托庇者必将施以援手和护翼，实际上，庇护网络是庇护者进行政治派系斗争的工具。
又如，按照庇护制建立的湘军，曾是清朝皇帝的一块心病。当时咸丰皇帝对湘军的政策是矛盾的。当清朝受到农民起义军威胁时，他就重用湘军。当国家危机有所好转时，他又想裁掉湘军，因为对于这种不是正规编制又有战斗力的湘军，皇帝时刻觉得是对政府的一种威胁。但是，离开了湘军头子曾国藩，湘军就是一盘散沙，谁也指挥不动。后来，袁世凯在天津小站建立的新军与曾国藩的湘军如出一辙。其实，袁世凯的军队管理方法也是学曾国藩的，因为袁世凯是李鸿章的部下，袁继承了李鸿章的管理方法，而李鸿章又是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的淮军是按湘军庇护制的方法构建起来的。所以，袁世凯督练新军的方法就是曾国藩管理湘军的一套方法。当时载沣裁掉了袁世凯的官位，但是袁世凯的军队去镇压武昌起义时，其他人指挥不动袁世凯的军队，实际上是袁世凯要了清政府的命。后来，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当校长时也是按照曾国藩的方法建立军队的。从这些史实可以说明，一旦按照阿谀奉承原则建立一种庇护关系，对一国是有极大危害的。一旦一个政府内部或企业内部建立了一种基于阿谀奉承基础上的庇护金字塔，除了塔尖那个人能指挥以外，谁也指挥不动。
庇护制下会产生不适当提拔。分配职位或权力、利益等，不是按才能，而是按关系的亲疏与否，而关系的亲疏又是以拍马屁的多少来衡量。如果一国有拍马屁的风气，就会形成大大小小的庇护金字塔，那么诸多职位或权力就会在这些金字塔内的人中进行分配，而把金字塔外的人排除在施惠的对象之外。曾国藩建立的湘军为什么有战斗力，为什么比清朝的正规军还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湘军就是庇护制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庞大金字塔。湘军从上到下是按照血缘关系、同学关系、同乡关系或师生关系建立起来的，总庇护者是曾国藩。在这个金字塔中，每个人按等级可以得到很大的恩惠，甚至可以得到总督或巡抚的官位，所以，湘军都愿意为曾国藩卖命。按庇护制来分配权力，就破坏了进入政治体系内的“准入”规则。这个“准入”规则被破坏了，以后的权力运行的“游戏”规则和奖惩规则也就自然而然不起作用了。
社会学家韦伯把权威类型分成三种，即传统型权威、个人魅力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传统型权威是指权威建立在传统的血缘关系、家族、家庭或种族等基础上的，个人魅力型权威是指权威是建立在个人人格魅力基础之上的，而法理型权威是指权威建立在法或规则基础之上的。可以说，依靠阿谀奉承建立的权威还是属于传统型权威类型，它不是依靠规则来获得资源，而是依靠拍马屁而建立的关系来获得资源，这其实就是社会没有进步的表现，也就是社会没有现代化的表现。依靠法或规则、依靠自己的才能来获得资源才是我们要努力的目标，也是社会现代化的表现。
“精神贿赂”是产生串案、窝案等团体腐败的根本基础。假如精英，特别是权力精英，都喜欢别人拍马屁，喜欢听阿谀奉承的话，那么，这些精英就会把职位晋升的机会分配给拍马屁者。如果权力结构是按照这种原则建立的，那么就会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权力金字塔，这些金字塔就会从事以团体勾结面目出现、以庇护制为基础、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而集体违反各种规则的行为。目前，我国集体腐败之所以猖獗，与“精神贿赂”这种风气盛行不无关系。
总之，我们明确了“精神贿赂”的特征及其产生的根源，也明确了“精神贿赂”的目的是建立一种庇护关系，同时，我们也认识到“精神贿赂”是一种腐败形式，甚至是产生集体腐败的根本基础，那么，我们要深刻认识到“精神贿赂”的危害性，并努力寻找方法防治这种“精神贿赂”，从而把这种不良风气彻底遏制住，不让其四处扩散，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从“精神走私”到“精神贿赂”
&&文/李向平 华东师范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官场迷信与精神贿赂
前些日子，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在其诸多违纪违规事件中，李春城滥用职权，重迷信、讲风水、摆道场等事项令人侧目震惊。“花费千万，请风水先生做道场，安排道士做法驱邪”……再度引起人们的警觉。然而，在重迷信、讲风水等方面，李春城绝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在中国官场，官员间迷信算命看相秘术、迷信风水改运改命的人不在少数；不少问题官员还在“边贪腐、边烧香”中寻求心理慰藉，乞求消灾解难。
再者，内蒙古赤峰市原市长徐国元每收一笔赃款都要先放在“佛龛”下面，甚至进了监狱，也每日手捧佛经念诵。又如重庆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谭栖伟，同样是迷信风水。早在2004年以前，由重庆渝中区、江北区进入南岸区，需经长江大桥钻南桥头隧道。谭栖伟为此大动一番脑筋，请来了几个国际顶级风水先生为之“把脉”。最后在风水先生的建议之下，炸掉了挡风水的南桥头隧道，谭的仕途升迁也大大改观了。
所以，官场之迷信风波再起，又见波澜，不知这是第几波了；但是，本次波澜却有中心问题，那就是滥用职权进行封建迷信活动。一方面是贪腐盛行，一方面是迷信盛行。一方面是权力专断，一方面是官员的精神走私。这种现象在基层官员中有之，在高层官员中也屡见不鲜。让这些官员遇事就拜倒在泥菩萨的石榴裙下面的真正原因还是自身的能力不足，遇事无法处理、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产生恐慌进而求神拜佛以求心理安慰。
迷信与贪腐的内在关系
很明显，官场迷信波澜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滥用职权大搞官场迷信”，即是那些手握公权和财权的官员，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控制了当地的公共建设项目，对公共建设项目进行改造，强拆、强建、改换门庭，“造成国家财政资金损失”，最后是普遍造成了“一边贪污腐败，一边烧香拜佛”的奇怪现象。
山东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曾被“大师”预测有当“大官”的命，但命里缺一座桥。于是，胡建学下令将正在建设中的国道改线，耗巨资在水库上架起一座“岱湖桥”，寓意将自己“带起来”。其后东窗事发，该桥则被称为“逮胡桥”。河北省高邑县原县委书记崔欣元在政府办公楼对面的街道中央安放了一架退役的战斗机，寓意“升官发财”。结果，崔欣元落马后，被当地百姓戏称为“被战斗机击落”。被称为“吸毒书记”的原云南省楚雄州委书记杨红卫，听信“风水大师”的话，认为城东的一座塔“镇住了外来交流干部的官运”，决计要在水库边修建一座200多米高的观音菩萨像，为此举办一个隆重的奠基仪式。媒体还曾报道，海南临高县政府大院曾将朝西的正门堵死，开了一扇南门。百姓反映，乃是曾有前任县委书记因腐败入狱，继任者认为不吉利，因西门正对公安局和检察院，好比“头上顶了两把枪”。结果，后任县委书记陈创福亦因腐败被查处。
“精神贿赂”的新特征
贪腐而迷信的官员，大多在公共建设项目上做“道场”。这就不是一般的传统迷信活动。迷信者高官，大多是利用公共权力进行巫术活动，实际上就使公共权力迷信化、巫术化了，这才是官员信鬼神，危害巨大，影响恶劣的最大根源。
因此，官员带头搞封建迷信，不仅仅是助长了封建迷信，是对执政党信仰的最大亵渎，同时，他们更是助长了像李一、王林这样的“大师”、“大仙”们的招摇撞骗行为。只是因为这些高级官员，能够满足大师、大仙们装神弄鬼要大价钱的事情，难免拿公共利益做交易，堕入贪腐与迷信的陷阱。 &
大师大仙们看中了这些官员的身份，摸透了他们内地里走私的心思，于是乎，他们打着拯救生灵、逢凶化吉的旗号，干着诈骗钱物、捞取国家钱财的勾当，专拣一些官员喜欢听、愿意听的话说，往往是说到关键时刻就故弄玄虚、佯装正经，来显示自己的高明。为此，官员们非常乐意风水大师的安排与贿赂，将家里坟墓重修一新，做个道场花费千万，其中，还有企业界乐意为此出资千百万元。 &
如果说，这些陷入迷信的高级官员，是违背着党纪国法，偷偷地信着、拜着，我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官场巫术中的“精神走私”现象，不信苍生信鬼神，这只是官场巫术现象本质的一半；还有更加深层的另一半本质，却是信仰者，即是对执政党合法性的一种态度。该信的不信，不该信的偷偷信，这就是严重展现了这些高官的精神走私，已经背离了执政党的合法性原则，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非但迷信，而且是化公济私的迷信方式，走进了精神能够被贿赂的境地。首当其冲的即是，这些官员的迷信，毫无疑问地成为了他们精神被贿赂的主要方式，这才是迷信与贪腐成为一对孪生子的最深层的奥秘。
花公家的钱，请自家的神；接受了精神贿赂，拜成自己的神。人们只要睁眼看看，那些“风水官员”一纸令下，地方建筑便遭遇了盲拆重建，花国家财政的钱，大搞私人的风水。一位风水界人士告诉笔者：“这些官员的钱比较容易挣，因为能用公款报销，花多少也不会心疼。”一些风水大师，为此还专门成立了皮包公司，以方便官员用公款支付“风水”费用。
精神走私，对于巫术与迷信的私下迷恋，从而就免不了私下交易，促使商人们为官员的精神走私频频埋单。正是精神层面的化公济私，才有迷信层面的精神贿赂。
官员鬼神同被贿赂
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当下是，迷信能使官花钱。由于官场巫术的盛行，风水除了能让迷信的官员心安之外，还逐渐成为官员与金钱间交往、沟通的一种媒介。风水迷信方式，构成了官场许多潜规则。官员看风水，商人来埋单：2012年，会展大王邓鸿被约谈，原因是李春城为家里老人迁坟，聘请风水先生做道场等花费千万元，其中邓鸿出资约300万元。同时，利用风水顾问，官员插手工程招标。官员对于风水的相信，导致行贿者能够投官员所好，以风水师的方式进行权力寻租。　
一般而言，官员办公楼和城市整改建筑，按理说应有听证会、专家意见、项目评审等的监督，但风水建筑的频频出现，无疑就是官员一言堂、一把手工程，其权力不受制衡，虽然是精神走私，但却是精神贿赂，促使公共权力缺乏监督、缺乏制衡，最好利用公权力为精神走私提供方便，促使那些大师大仙的精神贿赂成为现实，不但浪费公共资源，而且孳生腐败种子。当鬼神被贿赂之际，实际上就是这些官员被贿赂之时。官员成为鬼神的隐喻，贿赂鬼神甚至不如贿赂官员。 &
所以，迷信的劝进与巫术的构成，表面上是精神行为，实际上也是一种官场贿赂，精神的贿赂行为，最后则是上升成为官方行为：人事安排还得请菩萨做主。
比如，原铁道部部长、党组书记刘志军，迷信鬼神，长期在家烧香拜佛。除此之外，“鬼神”之手也被他带入了政府工作安排之中，重要项目的开工竣工，他都会请“大师”选择黄道吉日。早年间落马的商业局长吴岩，局里股所长的人事安排，从不开党组会，而是让当事人，头天到他家去拜菩萨，第二天再在全局职工大会上宣布。吴的社会朋友中，多半是道士；被选作股长的人，吴都要让道士算命，看是否与自己相克。
不难发现，许多官员信奉迷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贿赂鬼神，希望那些神秘力量能为自己所用。一些腐败官员则通过贿赂鬼神，为自己过去的劣迹寻求庇佑，为未来的飞黄腾达开路。
这种官场迷信，萌生于官场之中各级官员对其上司的供奉和迷信，大多源自于官场民主的缺失，在官场民主生活难以正常建构之时，迷信已俨然成为官场的“潜意识” 和“潜规则”。视野所及，人们常常看到，“666、777、888、999”一类的车牌，是官场首长的首选号码；官职久未升迁，则会归咎于长官办公楼的“风水”不佳，于是在办公楼附近埋下“镇邪物”、“升官符”；名胜佛寺里，越来越多地成为了部分官员进香求神的宝地；即便是公共工程的开工剪彩或竣工典礼，大多要请风水大师择吉日、选良辰，时间计算精确到某分某秒……
对此现象的批判，众多议论不一而足。究其根本原因，我以为是“迷”在官场、“信”在权力，是一种社会权力的崇拜形式。只有在公共权力被私人化时，价值精神才会走私；偷偷地迷信与走私的精神，才有可能被那些大师大仙们所贿赂。如此观之，构成精神贿赂的，何止是精神！问题出在风水，但祸根却是他们手中的公共权力——他们手中不愿意承受制约的权力，能够被私人化的权力与权力精神。
值得指出的是，公权领域如果具有民主机制，官场首长即便存有个人迷信，亦只能被视为个人的事情，无法进入公共权力领域。仅仅是因为官场首长手中握有公共权力，同时又因官场内的民主缺失，从而才可能使个人迷信、走私的精神，能够化私为公，直接利用公共权力，接受精神贿赂，作祟于国计民生，最后还是权力行贿。就此可以说，贪腐不除，迷信不断。
编辑：程新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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