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自由及相关概念分析_宪法研究_中国宪政网
言论自由及相关概念分析
作者：马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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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他本人渴望给予的心理所驱使”，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研究，“他的创造力是对内心冲动的一种反应，”言论自由赋予教师们有公开批评国家教育制度及其政策的权利，有提出改进国家教育体制、改善教学管理的权利，有批评国家教育部门官员及其行为并不会因此而受打击报复的权利，有自己的教学自由受侵害后公开有关“内幕”的权利，等等。
注释: 至于是否能够引领以及如何引领民众的思想，进而引领全社会的时代潮流，则是民主社会中的政治家们施展智慧和魅力的主要领地。 据《成文宪法的比较研究》统计，世界上142部成文宪法中，规定了公民有“观点和（或）思想自由”的国家有56个，占39.8%，如智利宪法第10条第3款规定：“拥护和宣传任何政治观点不构成犯罪或滥用权利。”南斯拉夫宪法第166条规定：“保障思想和选择的自由。”苏丹宪法第48条规定：“观点自由受到保障。”见[荷]亨利•范•马尔赛文、格尔•范•德•唐著：《成文宪法的比较研究》，陈云生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49页。 [英]拉斯基著：《现代国家中的自由权》，何子恒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79页。 至于不得有“泄露国家秘密”的言论，应是对有关公职人员、新闻记者、科技人员等的要求，是和其特殊身份、特定职业相联系的，如果一项“国家秘密”需要普通公民去“保守”，那它已经不是什么“国家秘密”了。因此“保守国家机密”应当是特定身份的人的职业义务，而不是普通公民行使言论自由时要遵守的义务。 杨海坤主编：《跨入新世纪的中国宪法学》（上），中国人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313页。 关于表达自由的外延，各国宪法和法律规定不一。日本宪法第21条规定的表现自由主要是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加拿大权利和自由宪章》规定的表达自由包括言论、出版、绘画、新闻、艺术表现等自由，不包括集会、游行、示威自由；德国基本法规定的表达自由包括言论、出版、新闻、绘画以及信息、艺术和科学、科研和教育等自由；法国《人权宣言》和有关法律规定的表达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著作自由、艺术表现自由。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第2款的规定，表达自由的范围应涵盖言论、出版、新闻、著作、绘画、艺术表现等自由以及其他任何以语言媒介行使表达、传播思想、意见、观点、信息、感情、知识等的自由。学者们对表达自由的范围也持有不同观点，狭义说认为，表达自由只包括言论自由；中义说认为，表达自由包括言论、出版、新闻、艺术表现自由；广义说认为，表达自由还包括集会、游行、示威、结社、请愿、秘密通讯、宗教信仰自由、选举、投票自由。见杨海坤主编：《跨入新世纪的中国宪法学》（上），中国人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315―316页。 但社团内的禁忌言论并不一定都来自政府的限制，也可能来自该社团的内部纪律，问题是社团本身在多大程度上有限制其成员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利？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需要专门撰文探讨。 [法]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641页。 [法]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643页。 《休谟政治论文选》，张若衡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3页。 [英]拉斯基著：《现代国家中的自由权》，何子恒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81页。 [英]拉斯基著：《现代国家中的自由权》，何子恒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70页。 在广播电视发明后，言论传播已经超出了传统的报刊杂志辐射的范围。目前，短信又为言论提供了非常广泛且迅速的传播渠道，但它通常只有简短的内容。相形之下网络是传播言论的既全面又迅速、且非常广泛的渠道，但网络的传播更接近于出版自由而不是言论自由（尽管它们之间有一些区别）。 言论自由中可分为口头言论和书面言论。书面表达言论的自由并不都是出版自由，如发言稿、手抄本、传单、小册子、未发表的论文或诗作、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等就是以出版形式以外的其它书面形式表达的自由。详见马岭：《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的主体及其法律保护》，《当代法学》2004年第1期。 [英]密尔顿著：《论出版自由》，吴之椿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5页。 即使同一个人在其出版物中表达的意见也往往比他平时发表的言论更有理性。我们在书中结识的作者与我们在生活中认识的作者有时候可能有较大差异，但这并不一定表明作者言行不一，而可能是写作中的人与生活中的人虽是同一人，但可能是同一人的两个方面，写作中的人一般是更好、更理性、更智慧、更高尚的，写作本身提高了人的境界，进入到写作状态中的人无形中使自己的灵魂得以升华。一个人在其书和文章中所展现的通常是他最优秀的一面（当然也有例外），这一面是真实的，但并不是其全面。所以，因为阅读书籍、文章而崇敬其作者的人最好不要去结识生活中的作者，否则多半会感到失望或惆怅。 [法]霍尔巴赫著：《自然政治论》，陈太先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58页。
[英]拉斯基著：《现代国家中的自由权》，何子恒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69页。 [美]亚历山大. 米克尔约翰著：《表达自由的法律限度》，侯健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9页。 [美]亚历山大. 米克尔约翰著：《表达自由的法律限度》，侯健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8页。 [美]亚历山大. 米克尔约翰著：《表达自由的法律限度》，侯健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 [美]亚历山大. 米克尔约翰著：《表达自由的法律限度》，侯健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8―39页。 [荷]亨利•范•马尔赛文、格尔•范•德•唐著：《成文宪法的比较研究》，陈云生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61―162页。 [英]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著：《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页。 “个人活力解放的最大结果，就是科学的惊人发展，它随着个人自由从意大利向英国和更远的地方进军。……只要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被认为对所有人有约束力，即大多数人关于是非曲直的信念能够阻碍个别发明家的道路，少数企图把机械发明更广泛地应用于工业的尝试，尽管其中有些非常先进，仍很快地被压制了，寻求知识的欲望也被窒息了。……只是在凡是能找到人支持和承担风险的每件事都可尝试之后，而且这种支持还必须是来自不是官方指定的提倡学术的当局，科学才得以迈步前进”。[英]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著：《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23页。 [英]密尔顿著：《论出版自由》，吴之椿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5页。 [英]密尔顿著：《论出版自由》，吴之椿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6、17页。 [英]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著：《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152―153页。 [英]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著：《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3―155页。 [英]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著：《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5页。 [英]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著：《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3页。 [英]密尔顿著：《论出版自由》，吴之椿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34―35、41、38页。 [英]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著：《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1―182页。 [英]霍布豪斯著：《自由主义》，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00―101页。
[英]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著：《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2页。 因此民主国家的教育与专制国家的教育明显不同。在专制社会里，一般人所受的教育和特权阶层所受的教育可能是两种教育，前者接受的可能是被统治的教育，后者接受的可能是如何统治的教育（如皇子们所受到的教育）；而在民主社会，由于统治者是从被统治者中产生的不确定的人，因此，无法事先知道哪些人属于统治者，只能假想所有的公民都可能成为未来的国家领导人，从而对他们实行基本相同的教育（当然还是有一些贵族学校或号称培养精英的名牌大学，在这些学校里走出的国家领导人相对较多一些，但国家领导人并非必然出自这些学校，这些学校的毕业生也并非必然就是精英）。 [英]罗素著：《权力论》，靳建国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18、19、20页。 [英]密尔顿著：《论出版自由》，吴之椿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52页。 如我国宪法第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但国家赔偿权不应属于监督权的范畴，它不是监督权的形式或内容，而是监督权行使的结果。 据林来梵教授考证，“监督权”是我国宪法学界自行创立的、“为传统宪法以及当今其他国家的现代宪法所没有的新型权利”。“监督权”概念的确立与我国现行宪法第41条的规定有直接关系，是对宪法第41条规定的“批评权、建议权、申诉权、控告权、检举权和取得赔偿权”的一种概括。林来梵教授认为，这一“拼盘式条款”残留着法治社会早期立法技术不成熟的印痕，如“控告权”从学理上看，应可包括两种不同性质的控告权：一是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各种违法失职行为的控告权，这属于政治性的权利；二是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其个人合法权益的不法侵害的控告权，这属于非政治性的权利；而申诉权和控告权作为政治性的权利可视为实体性的权利，作为非政治性的权利则属于程序性的权利，等等。“从这六项权利来看，‘监督权’基本上仍近似于或相当于传统宪法学上所说的情愿权，即人们对国家或其他公共机关就一定事项而提出希望、不满与要求的一种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说，监督权一方面与表达自由具有一定的交叉重叠关系，另一方面也可视为传统情愿权的一种观念发展形态。”详见韩大元、林来梵、郑贤君著：《宪法学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04―413页。 汉密尔顿等著：《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页。 美国历史上最早的关于言论自由的案例就涉及宗教自由：1894年，戴维斯牧师试图在波士顿广场这一公共场所传播福音，第一次尝试的结果是被关了几周监狱，第二次尝试的结果是受到罚款处罚，他对此提出上诉，麻省最高法院维持对戴维斯的判决，其根据是未经市长许可，禁止在公共场所进行“任何公开演说”的市政命令。随后美国最高法院一致同意维持该项判决。直至40年后，劳工运动才真正推动了言论自由的发展，在工业组织大会对黑格（泽西市市长）的诉讼中，联邦最高法院直接否定了戴维斯判决的理论根据和结果，第一次建立了现在被认为天经地义的言论自由的基本理论，这一判决是一份基于自然法理论之上对言论自由权的令人鼓舞的阐述，它认为街道和公园“从无法追忆的年代”起就以公众的名义被拥有，在“人类有记载的年代前”就被用于发表言论。详见[美]戴维?凯尔瑞斯著：“言论自由”，王晨光译，宪法比较研究课题组编译：《宪法比较研究》（3），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0―72页。 “隐私权与个人主义和个人自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每个人都同时是公共的自我和私人的自我……私人信息的交换意味着亲密和信任，如果泄露给第三方通常意味着背叛。但是保持私人信息并不完全是存在的自然属性――它还受技术上的限制和决定。”科技的发展变化极大地影响了个人隐私，如“信用卡消费的信息会被银行记录下来用来创建顾客的消费概况和追踪他们的行动。收银员通过使用电子收银机不仅可以掌握商品的库存情况，而且还可以了解顾客的品位和喜好，计算机的发展掀起了一场收集和分析信息的革命，它波及的范围在20年前是无法想象的。”[美]J?M?巴尔金著：“什么是后现代宪政主义”，许晓燕译，刘芳校，《燕京法学》（第二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281页。
作者简介：马岭，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教授。
文章来源：马岭著：《宪法权利解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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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法治民主和自由（二）民主
杂谈法治民主和自由（二）民主&&远的阿富汉，近的伊拉克和利比亚，是美国等国家用军舰飞机和大炮打造的民主和普世价值样板。一个在出门就担心是不是能安全回家的社会里，一个离开眼前就可能是生离死别的国家中，亲人提心吊胆，情人坐立不安，朋友牵胀挂肚，母亲常悲白发，在这样的国度里人民会需要什么样的民主？能有真正的民主？我一点不相信。因此，民主必需是在一定行为规范范围内，全民都自觉履行和遵守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实现。民主必需有他自然产生的条件和发展成熟的过程，一蹴而就造不成民主，从民主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不难看出这一点。现在，社会上比较公认的民主一词是在公元前五世纪于古希腊出现的。在这段时间之前的记载都断断续续的，不过（Chios）的记载显示岛上在公元前575-550年之间就出现了公民的议会和大会。投票的权利逐渐扩展，从原本的一小群地主贵族扩展至所有受过义务军事训练的公民，公民的年龄限制通常是20岁以上。而妇女、奴隶、和外籍人士则无法拥有公民权，使得全雅典只有10分之1或更少的人口才有资格投票。民主一词可能是外国人发明的，但是，真正的民主执政却不是从外国人开始的，在《资治通鉴》中有“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 ，公元前2300多年前，尧从四时劳作到干部任用，无不问政于民，应该是最早的民主政治。《尚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帝曰：咨！四岳，联在位70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帝）曰：明明扬侧陋。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闻，如何？”意思是说：各位，我在位70多年了，你们谁能接替我的天子之位呢？他们都说：我们德行鄙陋，不配登上天子的大位。尧又说：应该考查贵戚中的贤人，或是隐伏在下面地位低贱，但是有贤能的人登上天子之位。大家就说：民间有一个叫虞舜的人能行。尧说：哦，我也听说过这个人，可是这人的德行和才能究竟怎么样呢？于时，就有了以后嫁二女监视其德行，安排他工作考查他才能的事情了，在此就不多说了。因此，我说民主政治应该从中国尧时起。到了舜，中国有了第一部法律，“象以典刑，流有五刑，鞭作官刑，扑做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有了法律，依法治国，民主制度得以进一步完善。再其后，中国历代也都是有民主的，皇帝一人从不能决断国家大事。继任太子，是王公大臣们协商的结果，皇帝就算是给自己找个大老婆都需要请示讨论，至于皇袍加身的选举，和问政于民的民主故事，人们都知道，我就不讲了，人们更多关心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民主建设，也就是说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和对今天民主建设的影响。在这之前，我们首先应该知道当今社会都有哪些民主形式和国际上对待民主都有哪些争论，这样，对中国民主之路就更好理解，对中国未来民主发展方向就更能有清醒的认识。为了端正民主认识观，原计划写《民主（一）回顾民主历史》，《民主（二）放眼民主世界》，《民主（三）毛泽东时代的民主政治》，《民主（四）邓小平时代的民主政治》，《民主（五）民主对当今中国社会的影响》，《民主（六）对中国未来民主的思考》六个部分，但是，由于时间原因，再加上是杂谈民主，因此，只简单浓缩成了当前民主存在的主要形式，当前对民主的争论和近代中国的民主道路三个部分。一、当前民主存在的主要形式：又称为纯粹民主，是一种人们直接投票决定政府政策的制度，例如决定是否接受或废除某种法案。之所以称为直接是因为决策的权力直接由人们所行使，而不经过任何媒介或代表。在历史上，这种形式的政府相当少见，因为在实践上要将人们全部聚集起来投票相当困难，所花费的成本和时间都非常高昂。所有直接民主都属于较小型的共同体，例如。最值得注意的是古代的。：之所以称为代议制是因为人们并非直接投票决定政府政策，而是选出民意代表来参与政府实体或议会。民意代表可能是由全体选民选出（如）或代表特定的区域（通常是依据地理划分的），一些制度则混合了这两种方式。许多代议民主制也结合了一些直接民主的成分，例如。是较常被采用的制度。在今天，民主通常用以称呼代议民主制的其中一种形式——，在自由民主制里被选出的民意代表、以及多数人的民意在行使决策权力时必须受到的限制，通常是用一套加以管制，以强调对于个人和的和的保护。二、当前对民主的争论民主在西方国家也争论不休，在政治理论家之间一直有许多不同的但都可实施的民主概念，这些概念差异也经常是争论的话题。其中一种理论是由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一书里所提出，他认为民主制度只不过是一种由人们定期选出政治领导进行统治的制度。依据这种概念，一般的公民没有能力、也不应该进行“统治”，因为在大多数议题上这些平民都没有明确的概念、而且也不够聪明。第二种理论：是称为民主的集合概念。宣称政府所颁布的法案和政策应该接近于中间派选民的观点&——使其左派和右派都能得到一半的权利。这种理论是由（Anthony Downs）在1957年所提出的。第三种理论：是以上提及的代议政制。第四种理论：则是被称为（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制度，主张公民应该直接参与立法和决策过程，而不是透过他们的代表，直接民主制的支持者提出许多不同的理由来支持这种制度，政治活动本身便是具有价值的，它将能教育和社会化参与其中的公民，而群众的参与能够对掌权的精英进行监督。最重要的是，他们认为除非由公民直接参与立法和决策，否则这便算不上是公民自治的制度。第五种理论：则强调所有公民之间的政治平等。典型的现代民主制度是依赖于多数派的投票者能代表大多数民意的假设上，而非多数派能统治全部人口。这个理论也被用于主张参与政治的义务，例如将投票规定为公民的义务之一，或是限制富有阶层的影响力—例如在选战中的金融限制。第六种理论：是种相当不同的理论，则被称为（Public choice theory），主张民主所发挥的功能是让创造它的团体和个人能在制度里扮演其“角色”，这种理论认为占据这些职位并运行这些功能的人都是出于其私利的。这种理论是由经济学家所创造，有时候也被称为经济学的民主理论。公共选择学派的便指出由于排序制投票制度的先天缺陷，透过民主制度产生的集体决策不可能反应出完整的“集体偏好”。一些公共选择学派的学者也因此认为应该以取代民主立宪制，才能更有效保障少数派的权利。第七种理论：民主理论则是根基于多数表决的基础上，认为多数表决最能符合的目的。这种理论认为如此一来大多数的人口都能满足现行的政府统治。而缺点则是少数派将生活在多数派的统治下，这有时也被称为或。如果多数派没有受到宪法和法律制度的限制，也可能会造成很大一部分的人口遭到边缘化。三、近代中国的民主道路（一）毛泽东的民主主义思想等等，所有这些民主理论都是围绕于一个“民主制度究竟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问题上。国外对民主理论多有争论，国内发展民主的道路也很曲折。为了仔细了解近代的民主发展，我又翻了一遍《毛泽东选集》一至五卷，和《邓小平文选》（年），从毛泽东选集中，不难看出民主是毛泽东一生追求的目标，贯穿于毛泽东整个斗争历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灵魂，是民主的基石，“理论联系实际，事实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和灵魂。在《毛泽东选集》中，我们也能朦胧地找出他发动文革的思想脉络。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收录了两篇文章：一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1926年3月），解决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并且提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观点。团结大多数下层人民群众，攻击打击极少数反动封建官僚腐败的统治阶级，团结多数，打击少数，民主的雏形已经产生。二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认为，只要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并将他们发动起来，所有旧的体制内难以解决的问题，都将“其势如暴风骤雨，迅速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地轻易被解决，到那时，“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 文革的思想脉络可见一斑。今天官场腐败越治越多，官僚思潮越整越盛，权力垄断资本越管越重，他们非常清楚这些都是事实，所以他们才担心文革会重来，但是，为了维护极少人的利益，就必需斩草除根，个别人被株连就成了必然。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收录了15篇文章，“民主主义”在《井冈山的斗争》中首次明确提出，他认为在军事斗争中除党的正确领导外，“民主主义”也形成了巨大战斗力，“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如果我们今天的军队还有一点点“民主主义”思想，越南也不会有“再来一次中越战争，他们能直打到北京”的豪言壮语，印度也不会在边境线上插个牌子公然蔑视我们的军队，也不会有今天的中菲南海对峙。昨天的美国军队在越南战场，联合国军队加上李承晚军队在朝鲜战场，前苏联军队在珍宝岛战场我们都不怕，今天独怕了一个菲律宾？结合今天事实，重温毛泽东建军思想，就不难感受出“民主主义”的战斗力是多么巨大啊！毛泽东走群众路线的“民主主义”思想逐步成型，因此，以后才有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的文章， “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将人民群众生活中的柴米油盐都放到了首位，有这样的态度，社会上怎么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有毒食品药品事件？将群众放在首位，动车事件中人们怎么可能怀疑是在“毁尸灭迹”？将群众放在首位，社会上怎么可能有“替谁说话”们出现？等等。认为群众才是真正打不破的“铜墙铁壁”，是战无不胜的中间力量。对待群众工作要注意工作方法，“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么，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今天的政府官员如果都能认真学习这篇文章，在处理拆迁问题上，就不会有因强拆而加剧的社会矛盾，各种暴力抗警事件就不会发生。抗日战争暴发后，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年5月3日）发生了变化，由于《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的目前发展阶段》不同，西安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在完善，“人民”概念发生了变化，为此，主动放弃了“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提出了“新的民主共和国”口号，《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随着“中日亲善势力的扶植”，“中国正迫近着判定自己存亡的关头，中国的救亡抗战，必须用跑步的速度去准备。我们并不反对准备，但反对长期准备论，反对文恬武嬉饱食终日的亡国现象，这些都是实际上帮助敌人的，必须迅速地清除干净，”并且强调“中国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任务的完成，没有民主是不行的”，首次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我们的领导责任》，由此可见，党的领导是民族危亡时期的历史必然。今天的经济体制改革也是这样，邓小平为了加快改革，提出“党政分家”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和“不换思想就换人”，党委彻底退出国有企业管理层，这跟1927年因放弃党的领导和武装的右倾主义，而导致二次革命失败时大有前车之鉴，此时，大量职工被“换人”了，国有企业被“零买断”白给了，国有矿山被“白菜价”送人了，等等，权力垄断格局逐步形成，致使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深水区”， “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理由，经济体制改革也是这样，党不领导（不作为）和领导错误结果都是一样的。对此，人民群众对经济体制改革有了不满意，党又一次走在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此时，别有用心的人又提出了“党政分家”的政治体制改革，目的就是彻底取消党的领导。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的政治制度原本是应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但在当今资本主义国家为首的列强大国主导下，中国所走的社会主义政治道路是很艰辛的，而且时刻面临被动摇的危机，为此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质的发展却逐渐演变成了资本主义隐藏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最后特色社会主义演变成特色资本主义，这与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有无可分割的关系，文化大革命所坚持打倒的其实是官僚主义、封建主义和修正主义行为（《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1951年11月）《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1953年1月5日）《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1953年8月12日）），并且强调“无论三反五反，均不得采用肉刑逼供方法，严防自杀现象发生，已发生者立即订出防止办法，务使三反五反均按正轨健全发展，争取完满胜利”（《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并且一再强调文革中“要文斗，不要武斗”，这就是文革中真实的毛泽东。在《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文章中写到：“据报，有的省人民政府就积压了七万多件没有处理，省以下各级党政组织积压了多少人民来信，则我们还不知道，可以想象是不少的。这些人民来信大都是有问题要求我们给他们解决的，其中许多是控告干部无法无天的罪行而应当迅速处理的”。“因此，请你们在1953年结合整党建党及其他工作，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最严重者应处极刑，以平民愤”，这样的文化大革命真的错了吗？《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年8月）中指出：“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基本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但邓小平在面临国内因动乱而导致的经济萧条、经济发展缓慢等因素时，改变了发展道路，用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模糊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这一举动隐蔽性地改变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毛泽东所坚持的思想实际上在那时就已被瓦解，彻底否定文革的同时也就彻底否定了毛泽东思想，经过30多年改革和发展，我们现代人看到的特色主义和制度已经大大的改变了“为社会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二为初衷，经济上出现了权力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上出现了“替谁说话”的疑问，党员干部连最基本的党的宗旨都放弃了，致使官僚主义加剧，官场腐败加快，社会道德滑坡，民族意识湮灭，国内矛盾加大，周边狼烟四起，中国经济改革人为带入了“深水区”，路线之争成了今天社会争论的焦点。此时如果继续否定党的领导，或党不勇于站出来领导中国改革，中华民族、中国、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将面临全面瓦解和崩溃的危险。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所以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一项根本政治制度，之所以能把13亿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就在于它植根于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广阔沃土。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实践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近来，有的人说：“我们不想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没有自身的利益，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党的根本利益，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宗旨，放眼当今世界哪个党派敢说这样的话？当然，改革后由于“特色”和“国情”理论的模糊，少数人将资本主义人性化的东西讲了“国情”而不学，将资本主义黑暗的部分讲了“特色”而照搬，更可恶的是有些地方甚至有过之而无不极，资本家榨取的仅仅是剩余价值，而我们连工人工资都可以不给！讨薪还要经过艰难的历程，这在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很难出现，人民群众对此极为不满，社会矛盾日益加剧，社会上出现了“裸官”和“蝗虫”，“裸官”们谁真心愿意妻离子散？“蝗虫”们谁真心愿意举目无亲异地生产？等等，这些决不是党的本意，也不是社会主义的特色，中央看到了这一点，17界6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今后中国必须重新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重要指导，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全面贯彻“为社会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二为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君子之过，日月之食，过人见之，更人仰之，但是，最近斗争激烈，那是因为极少数人还在螳臂当车，妄图将中国发展的列车以改革之名进一步推向“深渊”，今天的改革所以不能达成社会共识，原因就在于此。人民群众早已清楚真正的“摸着石头过河”不可能进入“深水区”，今天改革所以进了所谓“深水区”，是人民群众被骗进了“深水区”：国企亏损是管理者的责任，改革却让职工下岗、医院学校司法等问题是政府的责任，改革却让群众埋单、养老是国家的责任，改革却推给了社会、公安是人民的盾牌，警察却成了“维稳”的工具、军队是保家卫国的，国家四面楚歌，家中兄弟涂炭，没看见军队做点什么事，军费却在直线上升，……，引以自豪的经济成果，仔细想想，却原来是出卖廉价劳力、子孙资源和牺牲环境空间的结果，我们今天花的钱原来是透支子孙的钱，这都是什么世道！因此，一切不实事求是、违背人民意愿的改革，必然要走向失败！一切背弃人民、与人民为敌的人，必然成为历史的罪人！人民群众已经觉醒，今天的现象不过是暴风雨的前夜，黑夜终将过去，未来，中国必将进入崭新的明天！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问题，历史证明了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在中国屡试屡败，是一条走不通的路。我们党曾经提出过“工农苏维埃”即工农民主专政的主张，实行过“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三三制”参议会、 “人民代表会议”等制度，人民最终选择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上世纪60年代，我们曾在“文化大革命”中探索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形式，实行过打破一切条条框框的“大民主”、“全民民主”，完全放手由人民群众自己决定自己的道路和前进中的问题，但其结果是给党、国家和民族带来深重灾难，实践证明，没有法治的全民自主式的民主之路是走不通的，只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才能够真正体现并充分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够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把全国各族人民动员、团结并组织起来，推动经济不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面对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才能够尽快调动全国之力加以解决，关于这一点也是世界公认的，在今天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制度能做到中国这样。不想要共产党的领导，象美国那样为了一个全世界人都知道必须增加的财政借款预案而扯皮，浪费公孥和社会公共资源，假惺惺地讨论来讨论去，好吗？面对大的自然灾害，各个党派坐下来慢慢讨论，行吗？人都死光了，还讨论什么。解决这些问题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做到，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行！一次革命的失败，二次革命的失败和今天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有人多次公开提出“党政分家”式的政治体制改革，对此，胡锦涛的一再强调“一切改革都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习近平的“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党的纯洁性”，都是对这种思潮的批判和警示，中国应该在稳妥中求发展。人生能有几个30年啊，30多年还没折腾够吗？特别是最近10年，经济通涨，生活下降，事故频发，内政不稳，外交动荡，不好好总结反思，还去搞什么政治体制改革。10年了，解决不了一个食品安全问题，汗颜啊，同志！好好学习毛泽东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吧，不要搞什么政治体制改革了，中国13亿老百姓没有几个人知道政治体制是个什么东西的，网民真正知道的也很少，搞政治体制改革能解决老百姓什么问题？能解决食品安全问题，还是公共安全问题？能解决医疗问题，还是养老问题？能解决上学问题，还是就业住房问题？能让收入提高，还是能使物价下降？能让国内政局稳定，还是能让周边魍魉不跳？……，什么问题你也解决不了，别再瞎折腾了，先解决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吧，那怕只解决食品安全一件事，也算为官一任，造福后代了，人民也会记着你的。国内这么多民生问题不解决，搞什么政治体制改革？演戏不能太过，做秀不能太假，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只要心里真正想着人民群众，全心全为人民服务，那怕笨鸟先飞，踏踏实实，勤勤恳恳，总能干出点实事来。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1957年11月18日），再一次强调民主的重要性，他是这样说的“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由此可见，“民主主义”是他一生斗争和依靠的最大精神力量和支柱，有了“民主主义”精神，蒋介石、美帝国主义、原子弹等都是纸老虎，他们都会在人民民主专政的铁拳下颤抖，这就是人民，这就是人民民主！（二）邓小平的集权主义思想通读《毛泽东选集》，实际上是回顾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史，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史，如果说《毛泽东选集》通篇贯穿着民主主义精神，那么，再看看《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通篇贯穿着集权主义精神。《邓小平文选》的开篇就是《军队要整顿》（1975年1月25日），“要安定团结，就必须消除派性，增强党性”，打着毛泽东的旗号，以裁减军队的名义，首先从总参、总政、总后入手消除“派性”清除异已，将军队权力集中了起来。然后，《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1975年3月5日），用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整顿铁路，我们知道中国铁路是半军事化管理，要想抓经济，搞建设，必须要把铁路抓到手，因此，要 “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性纪律性，这也是中央的决定上讲的”。“中央的决定还讲到反对派性”。“铁道上的派性问题，地方解决不了的，由铁道部解决，要把闹派性的人从原单位调开”。不换思想就换人就是从这时开始的，铁路上清除了异已，铁路权力垄断和集中形成了。第三篇是《当前钢铁工业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1975年5月29日），共四个问题，也不过是派性斗争，集中管理问题。第五篇是《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还是派性问题，最后强调“我就讲这些，主要是讲党的领导，反对派性，把毛泽东同志树立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这个问题，全党同志要注意，特别是中央委员、高级干部，更要注意”。首先将党的高级干部集中了起来，消除党内“派性”，统一党内思想，党内没有了不同声音，逐渐代表了党。以后《军队整顿的任务》（1975年7月14日），《关于国防工业企业的整顿》（1975年8月3日），《关于发展工业的几点意见》（1975年8月18日），《各方面都要整顿》（1975年9月27日、10月4日），等都是开始具体集中主义改造工作。党政军权力集中牢固以后，就是《“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认》（1977年5月24日），开始逐渐放弃毛泽东思想，以后的几篇文章是整顿知识界文化界，将思想统一集中到一起，《尊重知识，尊重人才》（1977年5月24日），《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77年7月21日），以批林为借口，提出对毛泽东思想的再认识，委婉指出1957年以前是对的，“在1957年以后讲过一些过头的话”。“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领域的指导思想，应当从总体方面完整地准确地表达出来。这很重要”。邓小平也是一个伟大人物，他的伟大就是表面上将毛泽东思想抬高，无限抬高，直到九云宵，无声无息，绵里藏针地为今后蚕食毛泽东思想和逐步形成“邓小平理论”做准备工作。再就是《在中央军委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12月28日），讲了五点，第二点是关于形势问题，首次提出“仗总可能有一天要打起来。我们绝不能浪费时间，加紧备战工作，特别是要训练干部学会指挥现代战争”。因为他知道那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听说要打仗，个个象老虎一样嗷嗷叫，什么恩怨都能抛弃，只有这样，军队才能统一起来。最后一点是关于团结问题，“毛泽东同志说过，要团结大多数人，包括那些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以后就是对越反击战了，通过战争解决了军队集中主义的权力统一问题，将军权牢牢集中了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1978年9月16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3日），等等，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改革的过程中，由于逐渐放弃了毛泽东思想，再加上彻底否定文革，导致人们思想开始出现混乱，社会上将“团结一致向前看”，戏说成是“团结一致向钱看”了，社会上出现鼓吹“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公开反对社会主义道路，“他们的所谓社会改造，也就是搞资本主那一套”，长此下去必然危及到中国社会根基，也危及到主政大计，在此形势下，有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样，毛泽东思想又一次成了定海神针，全国人民的思想又集中到了“社会主义”大旗下了。以后几篇文章主要是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1979年7月29日），等等，《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1980年12月25日），强调“在某些方面要后退，而且要退够”，一定程度解决了收入分配问题，社会矛盾得到缓和。以后几年里，在《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1981年3月27日）中，开始限制言论自由，“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对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要批判”，权力日益巩固，理论日臻成熟，手段日见完美。《邓小平文选》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82年9月1日），集中思想达到顶峰，中国民主建设也进入一个崭新时代，从此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1986年有人在外国人面前抱怨了一句“重大问题还要向小平同志请示”的话后，据说他不尊重“集体”，不遵守“纪律”，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保护层，就下了台，惟妙惟肖，非常自由和民主。1989年10月31日第七届第六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限制了游行集会的自由。南巡后作为一个普通退休老党员的讲话，可以不经政治局集体讨论通过下文转发，而是直接作为中央政治局文件下发全国，不换思想就换人，权力集中和垄断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顶峰。南巡讲话下发后，国有企业加快改制，国有资产、矿山大量流失，职工大量下岗，刚想稳定的经济又出现了过热，1994年后的10年间中国经济开始了全面的“软着陆”，经济进入改革后的第一个严冬。1997年党的十五大上顺利地将“邓小平理论”写入党章。退出军委主席时还说，“我虽然退下来了，但是仍然关注着军队的建设”， 老骥伏枥，退而不休，益于言表，多么高尚的品质和革命情操啊！这样，再加上以后几年的不作为，或者不如说是为了片面追求高GDP增长的乱作为，积疴越来越重，矛盾越来越深，逐步形成今天社会的改革“深水区”和民主“新格局”。总之，从两个伟人的民主历程和两部文献中不难看出，建设民主制度很难，建立集权制度也不容易，他们在各自民主之路上的艰辛历程中的荆棘苦难，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清楚。但是，两者对比不难看出：民主的中国虽百废待兴，但朝气蓬勃，蒸蒸日上、集权的中国虽饱食终日，但官场腐败，道德滑坡；民主的中国虽“国殇浩劫”但不用“维稳”、集权的中国虽“歌舞升平”但必须“维稳”；民主的中国虽贫穷落后而列强胆寒、集权的中国虽文恬武嬉而蛮夷小觑；民主中国是锦绣好江山，富源多辽阔、集权的中国是天无三日清，地无一尺净；民主中国是扬眉吐气，集权中国是奴颜婢膝，……。民主主义和集权主义形成了鲜明地对比。其实，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人民群众早就清楚了，大多数党员也觉醒了，只有极少数高层领导人还痴迷不悟。毛泽东认定中国有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而且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他还认定，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不在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他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六二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熏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1965年8月11日听取罗瑞卿汇报时的插话）就在1965年八九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的问题。从此以后就不断讲这个事。今天，有人担心文革会重来，我可以很确切地说，今天中国永远不会再来一次文革了，但是，如果继续下去，文革不会来，武革很可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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