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跪求：文化入侵与文化殖民有何不同？
满清对中国是殖民统治吗？兼论中华文化和满清文化之区别(长须鲸&)
满清对中国是殖民统治吗？兼论中华文化和满清文化之区别
毋容置疑，殖民统治是人类文明中最肮脏、最无耻的罪行之一。从17世纪直至19世纪，殖民征服的狂潮几乎席卷全球，许多古老的民族，像美洲、印度等都先后倒在殖民屠杀的血泊之中，被套上了殖民奴役的枷锁。而就在此时，中国正处在满清的征服和统治之下。那么，中国在这场世界性的浩劫中是否真的幸免于难呢？让我们用英属印度为参照，来衡量一下满清在中国的统治吧！
首先从经济上来分析，殖民者在其殖民地内所有行为的终极目标，就是掠夺和再掠夺；即便是进行了有限的建设也是为了更好的掠夺。在征服印度领土的同时，英国人的掠夺也随之而来了。在当时的印度，英国商人通常只付四分之一的货价就抢走农民和印度商人手中的货物，他们可以使用暴力迫使农民拿出5个卢比购买他们的只值1个卢比的货品。罗梅什&杜特就说过，“（他们）常常强迫每个居民买进他们的货物或卖出居民的货物，倘若居民因为没有钱而加以拒绝，鞭挞或拘留就随之而至。他们买任何东西，总想起码比别的商人要便宜许多，甚至拒绝付款”。
尤为滑稽的是，两手空空来到印度的殖民者，却利用政治强力在印度收起了田赋。在19世纪中叶，田赋约占东印度公司总收入的2/3。1770年，英国人用囤积全部大米的办法榨取更大的利润，直接导致了孟加拉的大饥荒，使一千万人因饥饿而死。通过掠夺，殖民者的钱袋迅速膨胀，仅1757年～1815年，英国殖民者从印度榨取了10亿英镑的财富。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看满清。入关之后，清廷在京畿地区推行圈地令，名义上是把“无主之地”，“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可实际上呢？却是不分有主无主肆意圈占：“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内所有皆其有也。妻孥丑者携去，欲留者不敢携。其佃户无生者，反依之以耕种焉”
（见《清世祖实录》卷十七）。圈地狂潮年年不止，仅顺治四年正月一次，圈占的畿辅四十一县良田就多达993707垧。满清贵族还强迫大批汉民带地投充，其结果是“一自投充与圈占，汉人田地剩无多”，如遵化剩下的民地不到原额的百分之一，蓟州民地仅剩70余垧，东安县更是彻底，“尽行圈丈讫，并无余剩”。直到清朝伪定一时之后，搜刮天下的财富足可以使八旗子弟坐享皇粮了，这种赤赤裸的掠夺才有所罢手。两者相比，真是难分伯仲。
在殖民地，殖民者和当地人之间是奴役和被奴役的关系，他们享有的权利是不平等的，这是殖民统治的第二个特点。一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入过印度的中国远征军老兵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时，回忆他在印度的见闻，说过这样一个非常普通的细节：“当时印度人很穷呀，那些老百姓把水果摆到路边来卖。英国士兵中就有人走过来，一脚踢翻水果摊，拿起最好的，一分钱都不给，一边吃着扭头就走，吃两口之后随手就扔，一点儿都不在乎。那个卖水果的老百姓跪在地上，爬在那儿一动都不敢动。这就是亡国奴呀，如果我们中国让小鬼子打败了，我们的老百姓也会成这样。这就更激起了我们抗击倭寇的意志……”。听到这里，我们对那个英军士兵的行为气愤之余，不禁要问一下，他敢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是英国本来就个无法无天的国家吗？当然不是！英国早在1215年就由约翰国王签发过一份法令，即被后世称为西方宪政之路上第一座里程碑的《大宪章》。就在这份法令中，英国人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个人财产不受任何人侵犯”这一西方价值体系中的重要理念。可是，怎么到印度人这里这一理念就不管用了呢？这是因为英国人清楚，对亡国的奴隶，是不需要讲什么平等的，这就是身为英国人的权力。
在这方面，满清在中国做得比英国人更狠，把这种不平等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清朝的法律在保护满人特权方面可谓周密至极，无微不至。旗人诉讼自成系统，由专门机关处理，一般司法机关无权过问。满汉之间的诉讼，普通司法机关虽有受理权，但无判决权，只能将满人口供及审拟意见转送各专门司法机关处理。在刑法方面，满人犯罪享有“减等”和“换刑”的特权。在民事方面，旗地、旗房、旗人财产继承权等均受到大清律例的特殊保护。种种的不平等规定，使满人“国家主人”的观念根深蒂固，“固而骄纵，地方官难于约束，是亦滋事常见”。对这一现象，就是外国人都深有感触。当年的赫脱南就曾说过：“地位最低的鞑靼人，在服从汉族官员时也会表现得十分勉强”。
殖民统治，还有第三个非常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在宗主国和在殖民地采用不同的政治体制。这一点儿都不奇怪，殖民者不请自来地踏上这片新的土地，其目地不是为了这些原住民的福祉和自由民主，而是要尽其所能地进行奴役和压榨。他们当然知道愚民政策的好处，所以只会给他们的“奴才”、“奶牛”们量身定做一套更易于被接受的、更本土化的统治方式。为了便于自己统治，对其做些小幅度改良也许是有可能的，可要想让他们把自家先进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等体制全盘搬来是绝对不肯的。从这一点来说，殖民者恐怕是历史上最早的反对“全盘西化”的斗士了。当年西班牙在墨西哥、法国在西非、美国在菲律宾都是这样做的，英国人在印度也不例外。英国是最早确立现代选举制度的国家，早在1689年就实现国会议员的自由选举（尽管这种普选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完善），整个政府产生可以说就是英国选民意志的体现，而在殖民地印度，所有的官员却都是委派的，很少有由印度当地人选举出来的。与此相反，具有“本土特色”的土邦王公统治，其残余却一直到1947年印度独立之时还存在。这种落后的制度，在英国人的细心呵护下，得以保留了上百年之久。
满清对中国，也是采用的这种处理方式。清在关内关外的政治体制是不一样的，关内是照搬明朝的体制，各省设三司，军民刑学诸政分理，督抚道台官官相制。而在辫子王朝的发祥地东北，却沿袭满洲的那套带有浓厚的军事奴隶制气息的祖传“美俗”，施行的可谓是“将军责任制”。在东北一共设立了三个将军，即盛京将军、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将军总揽种种事务，权责极大。正因为独断专行惯了，所以当年黑龙江将军奕山就敢擅自在由俄方拟订的《中俄瑷珲和约》上签字，就敢一声招呼都不打地把黑龙江以北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割给俄国。而四十多年之后，盛京将军增祺同样也敢在俄国人面前签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把整个东北三省双手奉上。这，真可谓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可看一下关内的那些督抚们，即便是曾、左、李这样的重臣，都绝对没胆量，也没可能作出这样的事儿来。
在满清统治者眼中，这种“祖制”是大大的先进的，所以他们是绝对舍不得带给关内的汉人的，这与英国人的做法完全相同。
第四，在殖民地政府中，来自宗主国的官员占有主导地位，是他们的存在保证了整个殖民地对宗主国的顺从。在英属印度，最高机关是印度政府，它由印度总督及其执行委员会组成。印度总督和总督执行委员会成员均由英王任命。外交部部长由总督兼任，其他各部由执行委员会分配。立法工作由执行委员会的扩大会议进行。全印度分13省，各省省督和重要官员或由总督任命，或由英王任命，无一不是英人的禁脔。
清代官制中的歧视也是公开的，而且越是高层越是如此。清代中央各部门都设立一满一汉两个尚书。虽然名义上不分高下，但仅限于两个人意见相同的时候，实际上各部实权完全抓在满洲人手里。各种官缺也分为满、蒙、汉军、汉四类，涉及军事、皇族、民族事务和钱粮军火等重要职务的官缺均为满、蒙独占，汉人根本不能染指。满缺不能任汉人，汉缺则满人可以担任。清朝内阁的权力和地位远不如明代内阁那样高，仅仅是名义上的决策机关。最高的决策和中枢机构是议政王大臣会议，全部由满洲贵族和八旗首脑组成，汉人不得参与。后来清廷撤议政王大臣会议，代以军机处，军机大臣由皇帝挑选的亲信官员充任，其中以满人为重，军机领班更是非满莫属。
第五，殖民者不会牺牲自己的利益而去维护殖民地人民的利益。当然历史上殖民者之间为争夺殖民地的所有权而发生战争的例子屡见不鲜--当年在印度，英国人就和法国人进行过激烈的争夺--可这种争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非为了殖民地人民的利益。当这两种利益发生冲突时，殖民者一定会毫不犹豫的保护前者。同样是在印度，仅仅因为葡萄牙是自己的政治盟友，英国人就容忍葡萄牙占领果阿地区长达四百多年，而这种容忍会不会给印度带来丧失领土的痛苦，是不可能被殖民老爷们考虑的。一直到印度独立之后，果阿才被印度人自己的军队收复。
这种为了自身利益而不顾殖民地领土完整的做法，我们在清廷这里也能看见。如果说清末的割地赔款是迫不得已的话，那么在其统治鼎盛时期，满清在处理台湾郑氏问题上的态度就难逃其咎了。《清实录》载：康熙十二年十月，清水师提督施琅邀会被郑成功逐出台湾的荷兰侵略者以夹板船击取浯屿、金门二岛，康熙对荷兰出海王（荷海军司令波特）率领舟师，协力击败郑军，给予特别嘉奖。《台湾外志》载有荷兰出兵的原因：“荷兰揆一王领战船为前导，合李率泰水师，用力争战，平定沿海诸岛，原约合师代彼恢复台湾……”这时的满清政府，与荷兰侵略者狼狈为奸，企图以台湾为酬劳，请求荷兰人帮助自己消灭反清武装。甚至直至施琅收复台湾后，康熙仍觉得把台湾的领土主权拱手让给荷兰人比较合适。
当年清荷联合出兵灭郑协议现在还存档于荷兰，我们可以从中摘一段来看看：“
第八条：克服金，厦两岛后，荷人必要时，得在二者之间，择其一或其他地域，以驻舰队，以防海贼攻击。
第九条：克服金，厦两岛后，联军应驰往台湾，攻取此岛后，清军应将该岛以及一切城堡物件交与荷人，以供荷人居住。
行文至此，不得不提一下郑氏的历史定性问题。现今在中国盛行着一股歪风邪气，以向历史上的英雄泼脏水为荣，以尊重史实为耻，我们姑且可称之为“历史颠覆风”。前段时间，岳飞、诸葛亮就深受其毁。现在这股歪风又吹向了民族英雄郑成功身上，有人跳出来说郑成功不过是一方割据军阀而已，根本就不配做民族英雄，并举出他竭力吞并入闽的抗清武装、对盟友的战略配合虚与委蛇等等“劣迹”来说明之。在这里，这些指控材料是否真实我们先搁下不提，退一万步讲，就算郑成功是割据军阀又怎么了？古语说得好：“小瑕不掩大瑜”，我们评价一个人也应从大处着眼。在当时，山河破碎、国家危亡，可谓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这场民族浩劫的考验面前，丧失民族大义的人大有人在，为了一已之私而卖身求荣的人有之，象洪承畴、孙之獬之类便是；为了本集团之私而为虎作伥的人有之，象吴三桂、尚可喜之类便是。郑成功是闽粤海商集团的代表人物，他们本是明朝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是朝廷在无力剿灭的情况下不得不招降安抚下来的一股势力。所以郑成功和关宁军人集团的代表人物吴三桂不一样，他并非中央嫡系，他这支部队在朝廷心目中的地位与《水浒传》中梁山部队在宋廷的地位相仿，同处于欲千方百计除之而后快（不论自己动手还是借他人之手）的境地。郑成功非常清楚，朝廷对他的真实态度是什么，他不得不有所防范。可即便是这样，郑成功还是能做到把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置于自己本人、本家族和本集团的利益之上，坚持抗清至死不渝，这样的人难道不是民族英雄吗？
实际上，假如郑成功做到不并他人之军、认真配合盟友，今天就能不被历史颠覆者们泼脏水了吗？我想未必，当年的合兵北进、为民奔走的史可法，不也被某些人指为庸碌无为、误国误民而也不配做民族英雄了吗？那么曾衡阳大胜、两蹶名王的李定国呢？总该配做民族英雄了吧？可也不行，不是早就有人说他是背叛前主，反覆小人吗？这些历史颠覆者们在大喊“没有一个英雄是好人”的时候，心里非常有底气：“反正是人无完人，想找出点儿缺点还不容易？”！
这种人肆意混淆善恶的目的非常险恶的，他们想把中华民族历史上所有的英雄统统推翻，让这些曾激励无数热血男儿的光辉形象去与秦桧、吴三桂之类的无耻汉奸同流合污。其结果就是使中国历史成为没有英雄的历史，使中华民族成为没有血性的民族，进而消灭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令中华民族成为任由“精英人物”出卖、任由“先进文明”宰割的猪猡民族。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有义务对这种卑鄙的行为说“不”！
听到这些，恐怕就要有某些大人们就要跳出来口诛笔伐了：“满族也同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怎么能诬蔑为殖民者呢？”的确，在殖民地国家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不是同一国人，这也是殖民统治的第六个特点，也是其所独有的特点。如果两者都是一国之人，同属一个民族，那么这种统治就是再肮脏无耻也不过是反动统治而已，与殖民一词毫不相干。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当时的满清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吗？
梁启超在其发表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这是“中华民族”概念的第一次提出。这里所说的“小民族”，从人文角度来定义的，按照这种定义，生活在鸭绿江两岸的朝鲜族人同属一个民族；生活在圣彼得堡和生活在新疆的俄罗斯族人同属一个民族；这就象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也是同属于一个民族一样。而他所说的“大民族”，更多的是从政治的角度提出来的。按“大民族”的定义，鸭绿江西岸的朝鲜族人和新疆的俄罗斯族人，虽然他们之间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相差了十万八千里，可却同属一个民族：“中华民族”--就象西伯利亚的鞑靼人和高加索的车臣人同属俄罗斯民族一样。这个定义，已和“国民”的范畴差不多了，唯一的区别，就在于后者是从国籍角度来界定，而前者更多地是从心理上的归属感和文化上的一致性来界定。
中国的历史首先是中国人的历史，而不是中国这块地理区域的历史。当年唐军在巴尔喀什湖地区大战突厥，明朝在黑龙江口设努尔干都司，这些事件都发生在今日的中国疆域之外，可它们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这有点像老百姓的家谱，它只会记载你们家有过谁，谁遇到过什么事，而不是有来记载你们家的房子曾经由那家住过，那家又搬走了之类事件的记录本。所以，我们把满清算做外民族、把清朝算做外国是正确的，因为那时候满族还没融入中华民族之内呢。只有当年辛亥革命胜利之后，满清的统治瓦解了，这时这个民族才算融入我中华，才算有资格成为我们的历史中的主人。
让中华民族和满清之间清楚地划清界限，似乎有点儿鼓励分裂国家的嫌疑：“既然满人不是中国人，那就让他们独立好了。”当年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就是以这个逻辑为根据建立起伪“满洲国”的，所以我们在这儿同样讨论这个问题时，乍看起来的确不合时宜，实际上却是大谬不然。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发展、壮大的过程，没有那个自开天辟地以来就是一成不变的。中华民族也同样有着自己漫长的发展历程，在这个历程中的某一阶段会有新成员融入其中，如古代的鲜卑人、现在生活在新疆的俄罗斯族人等。同样某一阶段也会有原有成员抽身而去，如汉唐之时生活在襄平、安南的中国人即是。这样的例子不仅在中国，在世界其他国也是屡见不鲜。所以说今天的满族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这一事实，并不与作为满族祖先的满清在几百年前还未融入中华民族这一事实相悖。我们上文中在遣词上之所以严格的区分了满清与满族的区别，原因也就在于此。
我就生活在北京，我有好几位回民朋友，从小学时期到现在参加工作之后一直有。他们在聊天儿中提起自己民族的源头时，无一不认为自己的祖先是从阿拉伯等地来的穆斯林。这些穆斯林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绝对是外国人，但这一点也不妨碍我这些朋友的中国人身份。做为满清的后人--今天的满族人，其情况与此是类似的。现在，他们是中国人，但并不代表他们的祖先也是中国人--如果美国小布什的女儿嫁给你（美死你小样儿），并入了中国籍，你自己说，这时小布什就能算中国人吗？如果算的话，那么成亲之后，在你们家的家谱上，老布什、小布什是不是都和你祖宗一样，都并驾齐驱，占有一席之地？
实际上，老布什、小布什的祖先都是英国人，可到了他们这两代，人家就是美国人了，这就说明，现在是某国人，他的祖先不一定也是某国人；反之也正确：他的祖先是某国人，现在他本人也不一定是某国人
　　中华民族和其它民族之间的区别，不是血统上，而是文化上。古人认为，原本是夷狄戎蛮民族，在和中华民族接触的过程中习用了华夏的文化礼仪制度，从而认同华夏，就会转变成为中国人，这个就是由“夷”变成“华”。原本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因为因为某种原因与大众相隔，和中原诸夏不相往来，改用外民族的文化礼仪制度，就应该被排除出诸夏之列，不在以中华大家庭中的一员来对待，这个就是由“华”变成“夷”。因此孔子作《春秋》曰：“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也就是说，
夷狄到了中原地区，习用了华夏文化习俗，他们就成了华夏族，而中原华夏族如果进入了边远地区，习用了夷狄的文化习俗，他们就成为了夷狄，是夷狄还是华夏不在于血统，而在于所习用的文化，就是说华夷之辩不是血统上的区别而是文化上的差异。&
对此，楚人的历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个例子我以前曾经举过，现在为了说明问题，我想把它再说一遍。
　　楚国的来源是华夏族。关于楚人的来源，中国的史料都一致认为楚人乃黄帝之后，尤其以《史记》的记载最为详细。
　　《史记》云：“楚之先，出自帝颛顼高阳氏。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颛顼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因其能光融于天下，故命之为祝融，重黎死，其弟吴回继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季连；季连，芈姓，楚乃其后也，周文王时，季连苗裔鬻熊事文王，成王时，封鬻熊之后熊铎于荆蛮之地。”
　　从以上的记载来看，则楚国从血缘关系上而言是属于华夏族。
　　可到了后来情况发生的变化。西周春秋时，楚国在民族认同上已由“华”变成“夷”，民族属性已是南蛮，这个时期，楚国又多称为蛮荆，荆或者蛮。关于楚国自己认为是蛮夷和中原诸夏认为楚国是蛮夷的记载，春秋和战国初期的史料颇多。如《诗.采岂》曰：“愚而蛮荆，大国为谁谁，显允方叔，征伐猃狁，蛮荆来服。”
　　周夷王时，楚君熊渠兴兵伐庸和扬粤，至于鄂，自以为乃“蛮夷”，“不与中国之号溢”。
　　楚武王三十五年（公元前706年，周恒王是四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也。”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叛，或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我号。”
　　楚文王六年（公元684年），秋九月，《春秋》云：“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荆，楚国也；献舞，蔡侯名；以献舞归，即是蔡侯为楚国俘获而去。孔子云：“何不言获，不与夷狄之获中国也。”孔子认为楚国乃夷狄之国。
　　《史记.楚世家》：“楚成王六年（公元前671年），楚使人献周惠王，惠王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周王室亦认为楚国乃夷也。
　　楚成王十六年（公元656年），楚与齐盟于召陵，《春秋公羊传》云：“楚有王则后服，无王则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国。”
　　楚成王十六年（公元前639年）秋，《春秋公羊传注疏》云：“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会于霍。宋公与楚子期以乘车之会，宋公子目夷谏曰：‘楚，夷国也，强而无义，请君以兵车会往。”
　　《国语》云：“楚大夫王孙圉聘于晋有言‘楚虽蛮夷，不能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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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些史料记载可以看出在春秋时期，不仅诸夏国家把楚国当成蛮夷，不属于华夏族之列，楚国的君主和大臣也都把自己当成是蛮夷。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民族认同，主要是因为楚国的国土在蛮夷之地，楚国即使原来在血统上是华夏族血统，但是因为封国于荆蛮之地，僻居于南方，与当地的“南蛮”“荆蛮”民族有教多的接触，其国四周均是蛮夷之人，其统治的国民也多是蛮夷之人，在这种的地理大环境下，语言，文化，礼仪制度，习俗等各个方面深受当地的蛮夷之俗所影响，慢慢地同化于当地的蛮夷。
　　春秋末期开始，楚国的民族认同又开始发生变化，掀开了由“夷”变成“华”的过程，这个时期，关于楚国的族属记载的史料有楚庄王时，楚大夫曰：“若民烦，可教训，蛮夷戎狄其不宾也久，中国所不能用也。”楚国开始把自己和蛮夷戎狄区别开来。
《韩诗外传》云：“越王勾践使廉稽献民于荆（楚），荆使者曰：‘越夷狄之国也，臣请欺其使’。”
从上面的记载可以看出，这个时候的楚国已把自己当成中国之人，认为自己是华夏族，开始把自己和蛮夷区别开来。到了战国时期，记载楚国自己认为是中国之民，属于华夏族的记载就更多了，在此不一一列举。之所以有有这样的一种民族认同上的改变，原因主要是因为这个时候各国之间的战争不断，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和了解也在不断地深化，楚国通过战争的方式兼并了淮水流域的众多的诸夏国家，和诸夏的文化的交流也就随之扩大，特别是从楚庄王北上和中原诸夏国家争夺霸权，华夏的各种文化礼仪开始大量地影响楚国原有的蛮夷文化，楚国的民族认同也就开始了由“夷”转变为“华”的过程了。直到最终认为完全华夏化。
从楚国的由“华”变成“夷”，再由“夷”变成“华”，我们可以认识到，民族的认同是一个变动的过程，决定民族属性的本质东西是文化，不是血统。不同血统的民族，可以通过文化因素同化融合为一个民族，同一个血统的民族也会因为文化的不同而分化成不同的民族。民族的同化融合，变迁分化受到文化的决定性的影响。&
中华文化和满清文化是不同的，这种不同不仅仅是体现在服装、语言、文字、风俗这些上，更体现在两者的内在精髓上，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来说明：
一、中华文化有秉直书史的传统，满清则有歪曲历史的习惯。中国学者推崇“头可断，史不可改”的精神。这种精神，一直为中华民族所崇敬，千百年来出现过无数个当权者和弄权者，他们看着自己的劣迹被如实的记录在史书上，恨得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能否真实记录历史，是一个民族敢不敢面对客观世界的具体体现，一个喜欢掩耳盗铃、骗人骗已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而满清则不然，他们篡改历史的劣迹比比皆是。在康熙修订《四库全书》时，满清的这一劣病就非常明显的、也是非常正常的发作过一回。在这本伪书中，甚至连当时家喻户晓的岳飞的《满江红》都敢篡改，这种“无知者无畏”的精神，就让人闻之气结。
二、中华文化历来是以德为天，满清则是崇拜神鬼。在宗教领域，中国是个不缺神仙的国度，做饭有灶神，出门有路神，行商有财神，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不过中国人是以神仙为奴隶，求神拜佛是为了自己的目地，决不会让神仙主宰自己的生活。中国人崇拜的“天”，是社会道德的抽象体现，“天”所谴的，是违反道德的行为；而顺“天”的行为，则是道德所推崇的行为。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是以道德的力量调节着自身和外界的关系，而不求助于任何神明。在这方面，满清与中华文化迥然不同，它从入关之前一直就信奉萨满教，入主中原后也是一切照旧。在宗教崇拜的问题上，满清一直是神仙的奴隶，让神仙主宰了自己的一切，可以为一个“神谕”去奉献自己的所有，甚至杀人杀已。
三、中华文化提倡纲常有度，满清则是奴化统治。这一点从两个民族对待皇权的态度上就可看出来。中国传统的思想认为，皇帝不是由血统决定的，也不是靠强力夺来的，而是因为他的“德”足够了，就象皋陶所说的那样：“九德咸事，俊乂在官，抚于五辰，庶绩其凝”。中国在明朝以前称皇帝为九五之尊，就语出于此。孔子也说过，“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君有君的权力，但君也要有君的“德行”。这其中所蕴涵的“权力和义务相统一”的朴素理念与近现代西方君主立宪制的基本思想不谋而合。而满清却强调奴才对主子的绝对服从，即所谓的“天下有无君之人，而尚可谓之人乎？”，皇权不仅要主宰政治领域，还要主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奴才的一切都应该是主子的。
四、中华文化崇尚文明进步，满清则是愚民愚已。中国人信念中至高无上的“天地君亲师”中，师被放在一个特别崇高的位置上。这种尊师重教的传统，体现了中华民族对文明进步的追求。而满清则不同，在那些旗人家庭中，老师为辱称为教书匠，地位与家仆无异。在满清的官场中，满洲大员们不知书、不懂书，并不是什么怪事。相反，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却受到极大的歧视。
五、中华文化对其它文明采取开放包容的态度，满清则是盲目排外。中国人的胸怀从来都是博大的，对外来文明中有用的部分，都不会拒绝吸纳。随着中外交流的发展，中华民族汲取的来自外民族的营养数不胜数。而满清却不这样，他们对外来事物统统持敌视态度，凡是外来的东西都是坏的，只有自己祖辈传流的东西才是最好的。所以，他们在面临近代西方国家的侵略时，才会提出一个“宁可亡国，不能变法”的笑柄。
六、中华文化提倡言文自由，满清则推行文字狱政策。中国的文人自古就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已任，积极地投身于社会活动之中，将自己的学识见地应用于现实生活中，正是有了他们的加入才保证了整个统治阶层的开明进步。与之相对应，作为提出如何解决人与外部世界关系之方法的思想学术领域，也一直是各种学派就层出不穷。各派为宣扬自己的理论都纷纷著书立说，相互之间的论战持续不休。统治者对这些学说有支持的，有鄙弃的，却很少有要禁绝的，象秦始皇焚书坑儒式的行为被认为是断不可取的暴政。有着浓厚奴隶制度思想残余的满清则不然，他们认为溥天之下的臣民都是奴才，奴才就应该乖乖地顺从于主子的奴役，而脑子里想东西太多的奴才是最最危险的。
所以清朝才会残酷地文字狱，而且越是“盛世”其手段越残酷，因为只有到了社会稍稍安定之时文人们才有机会在温饱之余去研究学问。完全疯狂的屠杀不仅仅是杀光了知识分子的血性，更杀掉了知识分子的活力，使读书人要么成了故纸堆里的书虫，要么成了跪在地上只知高呼“皇上圣明”的应声虫。满清的皇帝，还有替天下人用脑子的“圣德”，大笔一挥，钦定版的程朱理学就成了中国的思想界唯一正确的思想，除此以外的东西谁要敢想马上让你脑袋搬家。程朱理学本是中原的土产不假，可在中国的思想界可谓百家争鸣，绝不是仅程朱一家。说个笑话，这就好像今日的美国，不仅有虔诚的基督徒，也有同性恋、嬉皮士等等各色人物。可满大人来，就让所有的人都必须要是同性恋，否则“死拉死拉的”！最可气的是满大人还说了，这叫“清承明制”，简直无耻到了极点。
七、中华文化仁义待人，满清则是屠尽不从，唯我独尊。在中国人的处世原则“仁义礼智信”中，仁占第一位，连三尺稚童都知道对人要和气。这一点在中国处理对外关系上尤其常见，汉武帝时期就有“胡降者数万人，皆得赏厚赏，衣食仰给县官，县官不给，天子乃损膳，解乘舆驷以澹之”的记录，唐代也有禁止掠夺周边少数民族人为奴婢的禁令。正是这种仁义待人的原则成为了中国能做到内部团结和“绥宁服远”的根本。可反观满清就不然，满洲的兴起和发展，无时不伴随着血腥的屠杀，从开国之初的灭叶赫、杀辽民，到入关后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直至康熙时期的杀尽准噶尔部，屠杀政策成为满清立国的基本国策。不论是已类和异类，凡是不屈从于我的，一律用刀说话。
说到这里，有人恐怕会说，历史上汉人对少数民族的屠杀（还有汉人之间的相互屠杀）也不少呀？是的，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很多，可这些都是为中国的主流社会、主流文化而不相容的，为汉人政权而禁止和唾弃的。比如，汉时的李广问望气者自己为什么戎马半生而“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时，对方让他扪心自问，他马上就想起自己在陇西时杀羌降者的事，并说“至今大恨独此耳。”对方答曰：“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一问一答，尽显中国传统文化对屠杀的态度。那些以杀人为赫赫武功的
“千古一帝”们，何时有过这样的大恨？两个民族之间的差异，不是体现在有没有发生过屠杀事件的问题上，而是体现在有没有对待屠杀的正确态度上，这才是最根本的差异。
八、中华文化有“民有贵贱，德以甄之”的理念，满清则推崇血统决定一切。古代中国对老百姓也有贵贱之分（注意，是对老百姓，没有涉及到皇帝），这种区别是以德行来区分的，即以对其统治所做贡献的大小来区分的。能为朝廷立功，虽为贱民亦可授以高官；若其所为危害朝廷，虽是贵胄亦当受罚，悖逆庶人。可满清却不然，他们按血统论贵贱，把整个社会形形色色的人都分成三六九等。满汉之间、旗民之间、甚至上三旗和下三旗之间，都被人为的划定了一条条永世不得渝越的鸿沟。在满清统治者心目中，贵人天生就要当高官，而贱民就应该世代受奴役，永远不能改变。
九、中华文化尊重劳动，满清则追求不劳而获。中国很早就有“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划分，可这种划分是以“劳”为基础的，那些靠剥削他们为生的人是会被讥做“硕鼠”的。只因为是这些，中国人在古代才创造出了足以傲视任何民族的物资文明。而满清却不是这样，他们心目中最推崇的就是寄生虫般的生活。八旗子弟世世代代不从事社会劳动，不农不仕不商不艺，只是依靠皇粮为生。对此，他们不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得意洋洋地声称自己是“种铁杆庄稼的”。只有剥削他人，才算光荣，这种传统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中从来就没有过。
读过这些之后，有人恐怕会产生疑问：咦，中华民族的文化没有这么优秀吧？我看现代中国文化中，既有上文中的九大优点，也同时具备九大缺点，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法儿区分啊。
的确，如果在今天来审视中华民族的文化，产生这种疑问是正常的。现代的中华文化，是被满清阉割和强奸之后的文化，早已面目全非了。我们唯有正视那段留头不留发的历史，正视满清对中国文化毁灭，才能得以“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否则何来复兴之意呢？相反，对满清百般维护，对满清的殖民统治歌功颂德，只会使民族精神更加沉沦，让整个民族永远蒙羞。
让我们真正清醒自己的认识，放弃那种“谁打败了我，我就和谁是一家人”的奴才意识，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吧。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对得起那些为了反抗满清牺牲的先烈们，才配得上“中国人”这个无尚光荣的称号。&
　长须鲸回答网友的质疑：
“知秋一叶”网友呼吁，“不要有民族排外的言论”、“不要连累现在的满族”。“花自飞”也说，“不要只为了嘴上的一时痛快伤了自己同胞的心”。对此，我表示同意。实际上，在上文中我一直都在遣词上严格的区分了满清与满族的区别，其目的也就在于此。
　　实际上，对民族感情伤害最深的，不是揭露满清野蛮统治真相的行为，而是这种真相其本身。在整个有清一代，中国境内的无数少数民族人民都曾与汉族并肩携手，共同抵抗过满清。中国大多数少数民族与汉族一样遭受了满清的野蛮大屠杀，他们对满清也怀有刻骨的仇恨。在保卫中华文明的战斗中，各民族兄弟不惜流血牺牲，从而相互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比如民族英雄李定国，其部队中就有一半是云南的少数民族。对这些少数民族兄弟来说，不许提满清的殖民统治，不许说满清殖民者们的坏话，无疑也是否定了他们祖先的英勇事迹。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行为？对于中国大多数的少数民族来说，这无疑也是给他们祖先抹黑、在他们伤口上撒盐的行为！这才是对民族感情的最大的伤害！
　　在满清灭亡中国之后的近三百年的时间内，破坏民族感情最起劲的，最能妨碍民族团结的，恰恰就是满清统治者本身。当时他们为了保证自己殖民统治的巩固，千方百计地在中国各兄弟民族之间制造矛盾，以便使各民族互斗而不会把注意力集中到满清身上，从而达到永远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目的。在清治时期的几次大规模的民族仇杀中，比如两广地区的壮汉之争，云贵地区的苗汉之争，西北地区的回汉之争，我们都可以从中看到满清统治者进行挑拨离间的黑手。这样人为制造的内斗悲剧，大大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团结。这样的事实，本来早就应该给予澄清。可现在，我们还在一味地为屠杀、压迫过自己的满清大唱赞歌。
　　长此以往，中国广大少数民族会怎么想？恐怕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汉族是个没骨气、健忘、不知好歹的民族。被人屠杀却不以为耻，反而要为刽子手们大唱赞歌。在上次对抗满清侵略屠杀的斗争中，汉族当了可耻的背叛者，那么下一次呢？如果再有人来侵略屠杀时，汉族能成为自己可靠的盟友吗？--当然不能，所以我们还是早点儿自寻后路吧，汉族是靠不住的！
　　可见，为了和满族团结，就不顾一切地去粉饰满清，只会造成与大多数民族的不团结，甚至会使整个中华民族离心离德。这，能叫民族团结吗？完全是民族分裂！
实际上，在满清统治者作威作福的时期，不仅中国各民族受到了它的掠夺、欺压和屠杀，而且广大的满清下层人民也是深受其害。满清统治者，在本民族内部推行的是野蛮落后的军事奴隶制，普通的八旗民众，处在一个以清帝为顶端的、金字塔式的等级制度的最底层。他们从一出生开始，就注定了要给骑在他们头上的协统、旗主们乃至皇帝当一辈子地奴才。在众多制度、家法的束缚下，他们不能农，不能工，不能艺，不能商。唯一能做的，只能是主子手下的忠实奴仆和杀人工具。在广大人民敌视的汪洋大海中，满清的旗兵们豁出自己身家性命换回的财富，到头来都用来供养主子们穷奢极欲的挥霍。留给自己的却少得可怜，甚到有时连衣食温饱都达不到。在满清灭亡之后，因为身无一技之长，他们无以养家活口，生活境况简直惨不忍睹。可以说，今天的满族同胞们也是满清统治的受害者。揭露满清的罪恶，不仅不会伤害到他们的民族感情，反而会激起他们做为中华民族一员的自豪感，从而更加有利于民族团结。
　　在今天看来，光辉灿烂、辉煌无比的大清盛世，其最大的受益人是谁呢？只是一小撮满洲皇族的遗老遗少们。这些人，在满清统治存在时，能骑在亿万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满清早已被扫入历史垃圾堆的今天，靠头上顶着的“康熙爷第几十几代玄孙”的唬人招牌，他们还在招摇撞骗。各式的政协会议中，他们来混个名额；文史组织中，他们来当个挂名的顾问；就是最不济的，还能开个起名算卦的野鸡公司来骗几个钱儿来花。想想看，一旦满清的罪恶统治被打回原形，一旦“康熙爷”、“乾隆爷”、“老佛爷”们都变成狗屎一样臭不可闻的玩意儿，他们的得意日子还能维持几天？所以，只有对这些中华民族的寄生虫们来说，说满清的坏话才是罪大恶极的，才是万不可恕的。
　　行文至此，对揭露满清统治和维护民族团结两者之间的关系，大家应该有所了解了吧？在此，我想对“知秋一叶”和“花自飞”，以及一切想说类似的话而没说的朋友们说一句话：如果你们认为照顾到那一小撮满洲皇族遗老遗少们的感情，更能维护民族团结。甚至比照顾到一千万普通满族同胞的感情、比照顾到一亿其它少数民族的感情、比照顾到十三亿全体中国人的感情更有用，那么我无话可说。可是，要是你们不是这样认为的，那就让我一直说下去吧！
“小轩窗外”网友听到我的言论感到气愤，认为“要将清朝排除中国历史实在是不明智之举”。理由嘛，他列举了许多，象当时曾有几本书面世啦、曾有几个名人出现啦、曾有故宫被扩大啦（扩建故宫的事情，建议您先查查史料再说话）--总之，满清统治时对中国造福无穷。故此，满清对中国施行的不是殖民统治。
　　在您的慷慨陈词下面，隐藏着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您的论证逻辑有错误。评判一种统治算不算殖民统治，不应该从被统治者的社会有没有发展为标准。如果按这个标准算的话，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殖民统治。因为每一个遭受过殖民统治的国家，在那段屈辱的历史中，其国家的经济文化等都或多或少的有所发展。还是拿印度这个例子来说吧，在遭到英国入侵之前，还是个封闭落后的封建国家。而当它在1947年时，已经拥有了粗具规模的工业体系，全国分布着上千个棉纺厂，铁路总里程达5万多公里，塔塔集团的钢铁产量在英联邦范围内首屈一指。在英治时期，印度还出过象泰戈尔、甘地这样的文学界、政治界的伟人。可即使是如此，也不能否认英国在印度推行殖民统治的事实。
　　评判一种统治算不算殖民统治，应该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为切入点进行讨论。如果两者之间的关系，具备我在上文所提过的那六大特点，那它肯定是殖民统治，反之则不是。如果您能在这方面提出新的见解，我愿洗耳恭听。
　　“巴卡”网友认为，如按我所言，“广东南越被汉军所灭，那么广东人真的要堂堂正正地‘复国’了”？对此，我的答复如下：
南越被汉军灭亡之前，其语言、文字、风俗、文化都与中华民族大不相同，所以在那时，把他的臣民当作与中国人完全不同的外国人无疑是非常自然的。可就在南越被汉灭亡的那一天起，南越人就开始接受汉朝的教化，经过几百年的熏陶演化，他们已经归依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认为是中国人了。与此同时，全体中国人也接纳了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同胞，当作本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事实上，早在东汉时期，就已经不存在“南越人”这个概念了。生活在南越故土上的人们，不论其祖先为何国人，都无一例外地被认为是中国人了。这一事实，一直维持到今天。
　　所以，时至今日，作为早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广东人，如果想要独立的话，那将肯定是一种彻彻底底地分裂行径。假如真有这样的事儿发生，在道理上是讲不通的，全体中国人（包括广东人）也是不会答应的。
　　那么，让我们大胆地假设一下，如果真有少数一些人否认自己的中国人身分，自称是“南越人”，穿上古南越人的服饰，操着一口从古墓中挖出来的南越语，进而要求“复国”、“独立”，那应该怎么办呢？
　　--没关系，让他们自个儿“独立”去好了！
　　不过，在宣布“独立”之前，有件事情必须要跟他们讲清楚：
　　自东汉时期开始，广东的居民就已经是中国人了，广东就是中国的土地了。中国人在这片土地上的辛苦劳作了上千年，也为保卫这片土地奋斗了上千年，这里的每一抔的红土，每一个钢板的财富，都是中国人的，我们谁也不给。
　　如果你们这些“南越人”想独立，OK！自个儿独立去好了！不过，不许霸占我们中国人的一寸土地，不许窃取走我们中国人一丁点儿的财富。等到了“南越国独立日”那天，你们就光着身子滚出中国吧！宽广的世界，浩渺的宇宙，你们爱到那儿去建国就去建好了，中国人懒得管你们！
不知为什么，“郇山隐”网友也持这样的观点。
　　相比之下，“知秋一叶”似乎就比“华夏冲击波”讲理多了。他好歹拼凑出了个理由来：“有哪个殖民地和他的宗主是一个国家的?”
　　也难怪，“知秋一叶”对满清历史的解读方式不同。所以他得出了个十分错误的结论，并且还想用这个错误结论来反驳我的观点，这也情有可原。为以正视听，我来把满清帝国的来龙去脉来做一简单的综述：
　　满清的祖先是自古时起就生活于东北亚地区的一个小部族，从十六世纪中后斯时起逐渐兴旺。在中国明万历44年时，他们的首领努尔哈赤自称可汗，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在位期间，汗位改称皇帝，国号改为清，其国势继续壮大。至皇太极之子福临继位时，清国已降服蒙古诸部，并迫使朝鲜称藩。在与明朝的战争中，清国也是屡战屡胜，疆域扩张到了长城一线。1644年，中国的明王朝被农民起义推翻，国内大乱。清趁此机会大举入关，肆意屠杀奴役中国人民。经过近20年的残酷战争后，至1662年，满清终于彻底灭亡了中国，其庞大的殖民统治体系最终得以确立。
　大清帝国，共由五个部分组成。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山海关外的“龙兴之地”，这里有它的留都奉天。如果用大英帝国来对比的话，这里就是大清的大不列颠岛。满清统治者对此向来的卫护有加，不仅严禁汉人迁入，也不许蒙古人越界。第二部分，就是蒙古。当时的蒙古，类似于俾斯麦时代之前的德意志，是个松散的邦联式国家。满清皇帝，以蒙古诸部盟主的身份驾御蒙古。如果用大英帝国来类比，这里就是大清皇帝兼职做主的汉诺威侯国。清帝对自己这个在征服中国的战争中的盟友，是备加爱护，同时也是备加控制。第三部分，是西藏。在这里，由藏方主导宗教界，而由满清一方来控制世俗事务。这个例子比较特殊，在大英帝国内部，恐怕只有阿拉伯的某些酋长国与此有些相近。第四部分在西域。这里，如同英国女王眼中的北美十三块殖民地一般，被满清自认为自个儿打下来的新国土，即“新疆”。最后一个部分，就是长城以南的中国了。这里就是大清帝国的殖民地，既是满清的温柔乡，也是满清的屠杀场。这里生活的人们，世世代代都应该是满清奴役、欺压的奴隶，是不允许随便乱跑的。
　　满清宣布定都北京的举动，有很大的迷惑性。实际上满清统治整个帝国的中心并不是北京，而是在热河。北京很象大英帝国设在印度的总督府，仅仅是处理汉人事务的政治中心，清帝在对蒙、藏、疆等地区作出某些动作时，每每都是在避暑山庄里。发往这些地方的诏令，也都是用满文和当地语言两种文字写的，只有发往汉地的诏令才用满汉两种文字写，由此可见，清朝的官方语言、文字是满语、满文，而不是做为华夏文化的精髓的汉语、汉字。
　　在大英帝国的各项事务中，印度的事只是一小部分。在这一点上，大清帝国与之不同。由于它仅拥有中国这么一块殖民地，而中国又比其“龙兴之地”繁华富庶得多，这就使得汉地的事务占了朝廷事务的绝大部分。清帝们又封建专治到了极点，不可能象英国的民主政府一样愿委大任于总督，而是事必亲躬，亲兼事责。这样，就造成了清帝常驻北京的现象。同时，也就使得人们产生一种错觉，好象天天住着一位皇帝的北京城，就是大清帝国的首都呢！
　　实际上，英明圣武的大清皇帝从没拿北京当回事儿过，当年英法联军的进京部队都打下天津了，咸丰帝还在北京优哉优哉的大宴群臣，唱戏三天，热热闹闹的给自己祝寿呢。等几天后英法联军到了北京城下，人家带着老婆孩子拍屁股走人，去热河继续享乐去了。可你再看一下甲午战争时的情景，清廷上下忙成一团，急着割地求和的原因，不是小日本要打到北京了，而是倭寇在东北连战连胜，如入无人之境，马上就威胁到大清在关外的“根本之地”了！
在清后期，其统治日趋腐败，思想上亦更加保守自闭。与正处在上升期的西方列强相比，满清已经大大的落伍了。鸦片战争中，旧殖民者不敌新殖民者的坚船利炮，满清一败涂地，被迫割地、赔款、开埠。由此带来的沉重负担，被满清统治者原封不动地转嫁到中国人民头上。此举极大地激化了社会矛盾，造成了太平天国大起义的爆发。在镇压这场起义的过程中，满洲官僚分子的极度无能腐败被显露了出来。为了保住自己的统治，满清政府不得不大量起用中国本土的官员。从此，中国人在满清统治机构中的比重逐渐增加，势力也日趋强大。到了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后期，南方各省的汉族封疆大吏们甚至敢于抗拒“圣命”，发展到要自搞东南互保的地步。分庭抗礼之势，隐约已成。
　　同样是由于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使沙俄得以觅得借口出兵满洲。俄兵所到之处，满清官员尽遭驱逐，苦心经营了三百余年的统治机构被一扫而空。后虽经外交斡旋，沙俄同意退出整个满洲，可已经吞下肚的肥肉，岂能甘心吐出？所以俄方对退兵之事百方拖延，以至激怒了同样垂涎了满洲领土的日本，两国最终刀兵相见。日俄战争之后，满清得以收回满洲领土，重建统治。可因为重建工作繁重艰苦，骄奢淫逸、只知享乐的八旗官员们多避之不及。是故重建后的满洲统治机构，其大权也已被汉官、汉员掌握。由于大势所迫，满洲的官制也发生了变化，原有的“将军责任制”被废弃，改为与关内一样的行省体制。1907年，汉员徐世昌出任东三省总督。
　　这时的满洲，其居民组成情况已与以前大不相同。几百年来，满洲人贪恋关内花天酒地的寄生生活，多不愿居于苦寒之地的故土。而对于汉人来说，关外虽苦却土地富饶，只要肯于勤劳，定能安身立命。所以虽有关防甚严，而汉人“闯关东”之举还是越来越多。尤其是俄日两国迭相占据时期，满清对自家故土无力置喙，汉人移民白山黑水的人数愈来愈多。最后，汉人的数量已占多数，满洲人却少之愈少。到了此时，满清的这片故土实际上已经易手于汉人，其性质也已悄然改变。这时的满洲，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东北，而不复为满清的满洲了。
　　当时的国际大势，是西风东渐。可身处积薪之上的满清亲贵们却对此噩然不知，俨然以盛世王孙自居。作为时代落伍者的满清必将灭亡，这已是注定的事儿了。做为受满清奴役了近三百年的中国，没有必要为自己的仇眦去陪葬。所以自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之说一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呼声立刻转遍大江南北。在中华大地上，反抗满清的斗争此伏彼起，星火燎原之势已成，只待武昌走卒振臂一呼而已。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短短数月就有十几省相继响应，中华民国得以成立。中国复国后，满清在中国的殖民统治土崩瓦解。此时的满洲贵族们，外迫于革命形势的风起云涌，内迫于汉族官员阶层的架空、逼宫，想回关外故土的后路又早被断绝，万般无奈之下只有下台。在清帝退位诏书中，有“仍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安闲”之语，表明了准备将一切权力和领土交予中国的态度。
　　针对满清统治者的让步，中华民国政府承允了一纸《清室优待条例》的承诺。在该条例中，规定：“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就这样，在中华民族的铁拳之下，满清统治者终于被打回了原形。
　　日，《清室优待条例》在中华民国的参议院得以通过。接下来，《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亦得以通过。这些法律文件，“本属缔结条约性质”。接下来，中华民国以这些文件为法律依据，得以拥有满清的全部土地和民众，进而“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所语）。满洲人从此脱胎换骨，其身份也演化成满族人。自此之后，满族同胞得以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平等的、不可分割的一员。
　　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得以成功，革命党和革命军功在千秋。中国之所以能收得前清的全部土地，千百万个开发东北的中原移民们居功甚伟。正因为有了这两种人，中国才能以复国，才能以奠定下今日庞大版图的基础。现在有些人，眼见这无数先烈争取来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不去感谢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者，不去感谢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勇闯关东的开拓者，却去对屠杀奴役了自己近三百年的刽子手们感激涕零、顶礼膜拜。气愤之余，不禁想问一声：这些人的良心到那儿去了？
　　回过头来，再说一下那个得以“暂居宫禁”的满清小朝廷。由于已没有了土地和民众，它只是顶着空无一用的一个帝号，尤如没有了身体的头颅，被空悬在那儿无人问津。1924年，冯玉祥发动政变。随后上台的新政府通过法令，修正了《清室优待条例》。在修正后的条例中规定：“大清宣统帝从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权力”。
　　西元日，民国13年11月5日，宣统十六年十月初九日，清帝溥仪对修正后的《清室优待条例》签字认可。在交出印玺之后，他随即被逐出故宫。至此，满清帝国亡。
　　看罢这些，不知“知秋一叶”和“华夏冲击波”能有所收获？
(一道闪电注：溥仪被驱逐，重修《清室优待条例》，是其咎由自取，1917年6月，他在张勋策动下，复辟登基，已经撕毁了与民国的协议，失败后，民国政府并未追究，但溥仪并不罢手对于复辟满清仍然念念不忘，他以赏赐的名义将大量故宫国宝文物偷赠于其弟作为复辟启动资金。宫内偷盗成风，为掩盖罪证，建福宫被人一把火焚毁，大量珍宝文物被毁。在这种情况下，将溥仪请出故宫另立协议，还是太宽容了。）
　　回“平头百姓”，这位朋友说，满清不应该与英国相提并论。因为满清后来被融合了，而英国没有。两者结果不同，所以满清不应算殖民统治。
在这里，我只要打一个比方就够了：假设有两个人，一个叫“满清”，一个叫“英国”，他们俩都去偷东西。结果“满清”被逮住了，后被打死。而“英国”却在偷了人家一万块钱后逃之夭夭。按你的逻辑来说，是不是“英国”可以算做贼，而“满清”就不能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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