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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心理卫生思想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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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主要道德观是什么
孔子的主要道德观是什么，他的道德观反映了怎样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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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都在追求真，他说“苛政猛于虎”，“其身正。以上，孔子强调的是忠和恕，呼唤仁政、乐观向上，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来实现价值的叠加和转换。 而是回首历史，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其身不正，希望统治者以仁义之心待民，特别是影响着中国的知识份子，不令而行，他还强调无论什么法令法规：面对春秋时期诸侯争战不休，无不与他的品格相关。他正直。孔子其思想以“仁”核心。在人际交往中、积极进取，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孔子重视民生疾苦，孔子不是像宗教家那样创造出一个外在的超越的全知全能的救世主——通过天启和神谕来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他品格中的优点与缺点，实际是以“述”为“作”、美，统治者都要首先以身作则、人民困苦不堪的现实。他的成功与失败、善，到上古“圣王”那里去寻找智慧，以为“仁”即“爱人”，通过对历史传统作当代诠释。孔子自谓 “述而不作”，是孔子道德观的核心，虽令不行”。历史背景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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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疏各有其礼、臣臣。历史背景。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尊卑、夫夫，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礼即规范、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长幼。国家的治乱：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以“礼”为重，并对传统文化加以适当的改造，就连“祖述尧舜、子子，就要受到“刑”的惩罚，由于社会内部不可调合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机摇撼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性、尊卑、兄兄，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父父，因为人们在崩塌的旧世界废墟上已经依稀看到了冲破旧尊卑等级束缚的新时代的曙光，即使贵贱，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弟弟。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与日俱增，这种情况到了大变革的战国时代显得尤为突出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妇妇的理想社会，以便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心理平衡，宪章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把当时所处的时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只有贵贱
孔子思想、学说的精华，比较集中地见诸于《论语》一书，共二十篇，一万一千余字。《论语》就是孔子的语录，也有一些是对孔子弟子言行的记录，是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对孔子言行的追记。此书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它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都早已融入了我们民族的血液，沉淀在我们的生命中，铸成了我们民族的个性。《论语》一书集中阐述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仁。“仁”是一切理论的中心，所有的关于“仁”、“乐”的规范，都不过是手段，是为实现“仁”这一道德的最后完美服务的。《论语》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早在秦汉时期就传入了朝鲜和日本，日本〈大宝令〉还指定它为日本学生的必修课。1594年，传教士利玛窦将它译为拉丁文后，它又被转译为意、法、德、英、俄等多种文字，在西方各国广泛传播。孔子其思想以“仁”核心，以为“仁”即“爱人”。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论点，提倡“忠恕”之道，又以为推行“仁政”应以“礼”为规范：“克己复礼为仁”。对于殷周以来的鬼神宗教迷信，采取存疑态度，以为“未知生，焉知事鬼”，“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又注重“学”与“思”的结合，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和“温故而知新”等观点。首创私人讲学风气，主张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强调“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政治上提出“正名”主张，以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应实副其“名”，并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观点。自西汉以后，孔子学说成为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文化正统，影响极深。说到治理国家，孔子重视民生疾苦，呼唤仁政，希望统治者以仁义之心待民，他说“苛政猛于虎”，他还强调无论什么法令法规，统治者都要首先以身作则，“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在人际交往中，孔子强调的是忠和恕。 “忠”就是以忠实诚信的态度对人，以恪尽职守的态度待事；“恕”就是要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在为人处世上，孔子提倡自爱和爱人。孔子对天命持谨慎态度，他更相信人自己的力量。他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一切要看个人后天的努力。当然，〈论语〉中也有一些思想是与历史潮流相背离的，如他政治上的复古倾向，他对等级、秩序的过分强调，他的内敛的人格价值取向等，这一切都不可否认的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需要我们用现代意识对之加以修正。但瑕不掩瑜，在人类文明刚刚露出曙光的先秦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具有如此深刻的生命智慧，是足以让我们这些后人为之骄傲的。孔子思想在近现代以来的新发展是指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新儒学。新兴的“大众儒学”是当代新儒学发展的又一成果。附：“礼”——孔子思想的保守方面“周礼”是西周以来奴隶制上层建筑的集中表现，它是用来维护奴隶制的上下尊卑的等级关系的。如何对待“周礼”，这个问题正表现了孔子作为从奴隶主贵族转化的封建主阶级思想家的特性，特别是表现这个阶层的保守性一面。孔子不仅和旧制度旧思想有着联系，而且他能意识到“礼”作为一种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对于新起的封建地主阶级也同样是需要的，如果没有这一套等级制度，他们也无法统治下去。因此，孔子对春秋末期的“礼坏乐崩”抱着惋惜的态度，把破坏礼的行为看成是不可容忍的事情。有一次他谈到季氏，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八佾”是六十四人的舞乐，本是西周天子用的，而身为天子下面的大夫季氏竟用六十四人在庭院中奏乐舞蹈，在孔子看来当然是“不可忍”的。陈恒杀了齐简公，孔子斋戒沐浴而后朝见鲁哀公，请求哀公出兵讨伐陈恒。“臣弑君”当然是最严重的“犯上作乱”，这种破坏“礼”的行为更是孔子所不能容忍的了。为什么孔子这样地维护“礼”呢？因为在他看来：“不知礼，无以立”（《论语·尧曰》），意思是说如果不懂得“礼”，不按“礼”来办事，那就无法进行统治。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破坏了，那岂不“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了？这当然是不行的。所以当齐景公向孔子问政治时，他说：“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父要像个父，子要像个子”，这就是他的“正名”思想。景公听了之后说：“讲得真对呀！如果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虽有粮食，我能吃得着吗？”（《论语·颜渊》）齐景公倒是很坦白，公然把维护上下尊卑等级制的“礼”的作用，同他自己的切身利害联系起来。“正名”就是要不同等级地位的人，都要安于他们已有的社会地位，不能有非分之想。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又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孔子看来，在统治阶级内部如果人人都按照他的社会地位去做应该做的事，那么就没有什么你争我夺，社会就能长治久安了。所以处理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原则应该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如果统治阶级都能按“礼”办事，对老百姓的统治也就好办了，这就是孔子说的：“上好礼，民易使”，“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孔子这样的看重“礼”，完全是为了要维护上下尊卑的等级制，但是他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等级制”不仅是奴隶社会的特征，也是封建社会的特征，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加区别地维护它，客观上是有利于奴隶主贵族保持其统治地位的，这就是孔子思想中保守的一面。到封建社会，封建统治者自然也要维护其封建等级制，因此孔子这一套“约之以礼”、“正名”、维护上下尊卑等级制的思想，很快就成了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这也是孔子成为封建社会的圣人的一个重要原因。孔子在春秋末期“礼坏乐崩”的情况下要来维护“礼”，如果不给“礼”注入某些新的意义，那他不仅不能成为一个有影响的思想家，而且更不可能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圣人。在春秋末期，天下大乱，奴隶和平民的暴动和奴隶的逃亡当然很严重，但是“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也很普遍。据记载，在春秋时期“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可见在当时破坏“礼”制的并不仅仅是奴隶和平民，而往往就是统治阶级自己。孔子看到了这一情况，并深以为虑。在他看来，光维护“礼”的一些形式是不能真正维持社会秩序。所以必须给“礼”以某些新的意义。孔子给了“礼”什么样的新意义呢？这就是他认为“礼”必须和“仁”相联系，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人如果没有“仁”的品德，“礼”又有什么用呢？他反对把“礼”只当成一种形式，他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这是说，如果有礼无仁，就等于把礼和礼的作用相近的乐，变成普通的玉帛和钟鼓之类的形式，失去了它真正的作用。关于用仁去解释礼的问题，有一次子夏问孔子：“‘有酒涡的脸笑得美呀，黑白分明的眼流转得媚呀，洁白的底子上画着花卉呀。’这几句诗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先有白底子，然后画花。”子夏说：“那么，是不是礼、乐的产生在仁义以后呢？”孔子称赞子夏：“你真是启发我的人呀，现在可以同你讨论《诗经》了。”（《论语·八佾》）这说明，孔子把“仁”看得比“礼”更根本，要用一种“仁”的精神来讲“礼”，这就是他所说的“克己复礼为仁”。“仁”要求有两个方面，一是“克己”，就是对自己有个要求，应该“推己及人”，应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是“复礼”，就是说“仁”又是必须在“礼”的范围内行“仁”，即应在上下尊卑的等级制的范围以内讲“仁”，所以他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克己”是讲要有自觉性。不是自觉地来实行“礼”，那是没有意义的，“礼”就仅仅是形式，是“玉帛”之类，所以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孔子这一强调人的自觉性的思想对以后封建社会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大学》中讲修身为本，然后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套道德修养，就是从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发展来的。封建社会的统治者，特别是那些儒家的思想家要求人们不仅要遵守封建社会的“纲常名教”，而且要自觉的而不是勉强的遵守。从这方面看，孔子作为儒家的祖师爷，成为封建社会的圣人绝不是偶然的。“知”——孔子思想的精华孔子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而且是个伟大的教育家，他从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总结了许多很有意义、很有启发性的教育思想和获得知识的方法。在春秋末期这样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代，保守的奴隶主贵族是无法应付现实生活的变化，从奴隶主贵族本身来说也不可能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人才。但从整个社会发展来说，却需要有一批有才干的人才，要他们来解决现实社会中发生的种种复杂的问题。孔子适应着当时社会的需要，通过教育，给人们以知识，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位教育家。孔子提出“有教无类”，对这句话虽有种种不同解释，但它包含要扩大教育面，使受教育的人不仅仅限于奴隶主贵族，应该是无疑问的。孔子自己实践了他的“有教无类”的主张，所以他说：“只要给我十条干肉作学费，我从没有不教诲的。”（《论语·述而》）他的这一作法，对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人才问题起着很大的作用。当然孔子的“有教无类”并不是为了所有的阶级，更不是为了什么培养为全民服务的人才，而是为了培养更多的能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有才干的人。虽然如此，但孔子的教育活动，却是结束了过去贵族垄断的“官府之学”，开始了学问的私家传授。所谓“学术下庶人”，正是从孔子开始的。从这一点来说，无论如何是有利于当时社会发展的。不仅如此，孔子通过他长期的教育实践，从中总结了不少合于人们认识规律的经验，但孔子的这方面的思想，还不是认识论本身的问题，主要还是对教育方法、求知方法的概括和总结。首先，孔子比较强调人们的知识来源于学习。虽然他也讲到“生知”“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它表明孔子还受着传统思想的束缚。但是我们从他的具体教育活动上看，他并不十分重视这点。他所说的“性相近，习相远”才是他自己的主张，显然这和“生知”的观点是不一致的。孔子从来就没有认为他自己是“上智”的，而且也没有说过哪一个人是“上智”的，他甚至认为尧舜也会有错误。关于他自己，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他非常好学，他自己给自己的评论是：“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他赞美好学的学生颜回说：“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论语·先进》）子贡问：“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孔子回答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论语·公冶长》）可见，孔子非常注重学习，认为人的知识来源于学习，人的道德品德也是通过学习才能得到，所以他所说的“生知”差不多成了一句空话了，在实际上并没有重视它。孔子主张学习的知识大体上有两个方面：一是从学习古代文献和典章制度方面得来的知识，这可以说是历史知识，《论语》中记载孔子从过去的历史文献、典章制度中学得知识的地方很多，他自己说他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乡党》一篇中，除极少数几节外，大都是讲古代的制度，孔子就是学习这些东西。从孔子教学的内容看，大部分是古代文献、典章制度等，“孔子用四种内容教育学生：历代文献，生活行为的准则，对上要讲忠义，对朋友要讲信实。”（《论语·述而》）这里所说的“历代文献”就是《诗》《书》《礼》《乐》等等。二是从现实生活方面得到的知识，这可以说是现实的知识。但孔子主要是注重观察而不大注重实践，特别是他非常轻视生产实践。在《论语》中许多地方记载了孔子主张在生活中要注意学习的话，例如他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不耻下问”等等。但是孔子轻视生产实践则是非常错误的，有一次他的学生樊迟向他请教种庄稼和种菜，他不仅说他不如老农民和老菜民，而且骂樊迟说：“樊迟真是个小人呀!做一个统治者重视礼，老百姓就不敢不敬畏；做一个统治者重视义，老百姓就不敢不服从；做一个统治者重视信，老百姓就不敢隐瞒真情。要是做到这样，四面八方的老百姓都会背着小孩前来投奔，哪里用得着自己去种庄稼呢!”（《论语·子路》）孔子说这样的话表明他是一个剥削阶级的思想家，而剥削阶级从来都是自己不劳动而且轻视劳动。其次，孔子对某些学习的规律作了概括，得出一些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并以此作为他指导学生学习的方法。他提出反复的学习可以使人们的认识更加深入，从而获得新的知识，他说：“温故而知新”（《论语·为政》），“学而时习之”（《论语·学而》）等，就是这个意思。孔子虽然没有明确谈到通过对过去的经验加以分析可以得到事物发展的规律，但他已经知道可以由学习过去的知识中吸取经验，这对认识当前的事物是有帮助的。孔子常常向别人请教，从别人那里学得知识，然后用来教别人，他说：“我有很多知识吗？没有呢。有一个普通人问我，我对他的问题本来一点也不知道。但是我从他的问题正反两面去盘问之后，却得到很多启发，然后尽量地告诉他。”（《论语·子罕》）孔子还从教育实践中总结出“学”和“思”的关系。他所说的“学”和“思”的关系虽然不等于是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但也是别人的经验如何通过思考变成自己的知识的关系。“学”是学习别人的经验和从现实生活中学习，“思”是把别人的经验和从现实生活中学得的东西通过思考加以消化，使之成为自己的知识，所以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只学习前人的知识而自己不思考，只能停留在迷罔之中而不知正确与错误；只是凭空思想而不学习和利用前人的知识经验，那就会一无所成。看来，孔子虽然也重视“思”，但他却更重视“学”，他认为“学”是“思”的基础，所以他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大凡人类认识史总是首先重视“学”（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而逐渐才注意到“思”（对经验加以总结找出规律），孔子通过他亲身的教育实践，开始认识到这两者的关系，并由注意“学”开始，到注意“思”的认识阶段。孔子认为，知识应该尽量丰富，他自己就是一个博学多能的人。但是，孔子认为渊博的学问，必须有一个中心思想来贯穿，这就是他所说的“一以贯之”。发现了“一”，就是中心思想，或者说是本质，才可以把许多表面上看起来不联贯的知识贯穿起来。当然根据孔子的整个思想看，这个贯穿一切的“一”，其思想本质就是他说的“仁”。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又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当仁，不让于师”。照孔子看，一方面是一切要以“仁”去看待，但另一方面的意思又是说任何人都应该对自己有个要求，要把自己看成是个“人”，站在自己应站立的地位来尽力而为，因此他所说的“仁”从阶级和个人的关系方面来说，包含着重视人的作用的观点，这个观点不仅是贯穿他的教育思想，而且也贯穿他的整个学说。教育贡献[编辑本段]孔子自“而立”之年即以《诗》、《书》、《礼》、《乐》为教，更以他至伟人格中的一言一行，一动一静而示范为教。是他开了我国历史上私人讲学的先河，将以前学在官府，文化知识是贵族们的专利的现象，移植到民间。他首先提出“有教无类”的方针，不分贫贱富贵，均可以在他那里受教。在弟子中，贫如颜回，富如子贡，贵如孟懿子，然绝大多数是平民子弟，有来自卫、齐、陈、吴……等国的，真可谓桃李满天下。其教学目的，是传他的人道学说。即克己复礼为仁，变化学生气质，成就人格，提高生命境界，终至成物。也即造就治国、平天下的栋梁之材。并采用“因材施教”和启发式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三人行必有我师”，“不耻下问”……等风范。更以他诲人不倦的精神，对学生入如慈母般地关怀备至，如严父般地导以正道，如朋友般地切磋相长，莫不因其才而成就之。如子羔之愚，曾参之鲁，子张之偏激，子路之粗鄙……均成大器。尤以曾子能得道之全体而任传道之责，成为宗圣。更有佼佼者分德行：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语言：宰我、子贡。政事：冉求、子路。文学：子游、子夏四科共十人。孔子共有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故能将浩瀚的传统文化推广和流传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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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春秋（公元前 770 ～公元前 476 年 ) 战国 ( 公元前 475 ～公元前 221 年 ) 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汉书·艺文志》将战国主要思想学派分为十家——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兵、小说。西汉人刘歆在《七略·诸子略》中将小说家去掉，称为“九流”。俗称“十家九流”就是从这里来的。百家争鸣出现的原因：春秋战国时期文化辉煌，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社会大变革时代为各个阶级、集团的思想家们发表自己的主张、进行“百家争鸣”提供了舞台；同时，它也有赖于多种因素的契合。百家争鸣的代表人物：1.儒家，代表人物：、孟子、荀子。作品：《论语》、《孟子》、《荀子》2.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庄子、杨朱。作品：《道德经》、《庄子》《列子》　3.墨家,代表人物：墨子。作品：《墨子》4.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李斯、商鞅。作品：《韩非子》 《商君书》5.兵家，代表人物：孙武、孙膑。作品：《孙子兵法》、《孙膑兵法》6.名家,代表人物：邓析、惠施、公孙龙、桓团。作品：《公孙龙子》7.阴阳家，代表人物：邹衍8.纵横家，代表人物：鬼谷子、苏秦、张仪。主要言论传于《战国策》、《鬼谷子》9.杂家，代表人物：吕不韦 作品：《吕氏春秋》10.农家，农家代表：许行11.小说家，代表：宋玉 屈原 。
百家争鸣的影响：“百家争鸣”反映了当时社会激烈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主要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个时期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
整理教师:&&
举一反三（巩固练习，成绩显著提升，去）
根据问他()知识点分析，
试题“古代中国某位思想家说：“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相似的试题还有：
墨子曾批评说：“今王公大臣……至其国家之乱、社稷之危，则不知使能以治之。亲戚则使之，无故富贵，面目佼好则使之。”为改变这一状况，墨子主张(　　)
A.“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
B.“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
C.“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
D.“国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乱贼”，以兴“天下之利”。
阅读下面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的言论：材料一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材料二　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自贵且智者为政乎愚且贱者则治，自愚且贱者为政乎贵且智者则乱，是以尚贤之为政本也。材料三　不尚贤，使民不争……大道废，存仁义……法令滋章，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材料四　夫严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衰，设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吾以是明仁义爱惠之不足，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
——《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请回答：(1)以上言论都围绕着什么中心问题？各材料所提主张的核心是什么？(5分)(2)为什么在同一问题上，当时社会出现各种不同的主张？(2分)(3)上面的主张哪种对当时的影响最大？原因是什么？上面的主张哪种对后世影响最大？(3分)
经世致用的思想为明清之际思想家所提出，对近现代思想解放起到重要作用。阅读材料，回答问题。材料一
所谓天子者，执天下之大权者也，其执大权奈何？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而权乃归之于天子。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后世有不善治者出焉，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而万几之广，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顾炎武《日知录》卷九《守令》炎武之学，大抵主于敛华就实。凡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之属，莫不穷原究委，考正得失，撰《天下郡国利病书》百二十卷；别有《肇域志》一编，则考索之余，合图经而成者。——《清史稿》卷四八·《儒林二·顾炎武》材料二
清初之儒，皆讲“致用”，所谓“经世之务”是也。(黄)宗羲以史学为根柢，故言之尤辩。其最有影响于近代思想者，则《明夷待访录》也。……此等论调，由今日观之，固甚普通甚肤浅，然在二百六七十年前，则真极大胆之创论也。故顾炎武见之而叹，谓“三代之治可复”。而后此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钞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材料三
夫利用厚生，崇实际而薄虚玄，本吾国初民之俗；而今日之社会制度，人心思想，悉自周、汉两代而来……名教之所昭垂，人心之所祈向，无一不与社会现实背道而驰。倘不改弦而更张之，则国力将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 ——陈独秀《敬告青年》(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顾炎武的政治主张和治学理念并予以简要评价。(8分)(2)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材料二中的“此等论调”指的是什么。阐述“此等论调”与“民权共和之说”的关系。(6分)(3)材料三中“改弦而更张”指的是什么?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思想解放的历史趋势。(6分)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
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
二千多年来，一直被反动的统治阶级尊为“圣人”的孔子，究竟是个什么人？
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论民族自决权》）。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孔子，就一定要根据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看一看孔子是站在那个阶级的立场上，他的思想是为那个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孔子的政治立场
孔子（公元前五五一年到前四七九年），鲁国人，是一个已经没落的殷氏族奴隶主贵族的后代。他所处的时代，正是春秋（公元前七七○年到前四七六年）晚期。由于奴隶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奴隶不断起来反抗。如公元前五五○年，陈国筑城的奴隶暴动；公元前五二○年，周王室的“百工”（大部分是手工业奴隶）起来造反；公元前四七八年，卫国的手工业奴隶围攻卫庄公，过了八年，他们又起来赶走了卫侯輙。奴隶们用逃亡和武装起义来反抗，从根本上震撼了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奴隶制度摇摇欲坠，新兴的封建势力已经起来。所以，奴隶和奴隶主的斗争，新兴的地主阶级和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斗争，是当时主要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孔子站在那一边？可用下列几件事情来说明：
当时，在奴隶和人民群众阶级斗争力量的推动下，土地所有制开始发生变化。原来殷、周奴隶制国家中，土地全属最大的奴隶主贵族头子——天子（王室）所有，诸侯（公室）、卿、大夫等各级奴隶主被分封和赏赐的土地，只有享有权，没有私有权。所以这样的土地叫“公田”。到春秋中期，有些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力量起来，他们开垦私田，数量越来越大，而且可以买卖。最初，王室和公室不承认私田，后来为了摆脱财政困境，被迫向私田征税，承认封建的土地私有制。孔子所在的鲁国，于公元前五九四年实行“初税亩”。这标志着由奴隶制的土地所有制向封建制的土地所有制的转化，由此出现地主和佃农，以及由贫民转化的自耕农等新的生产关系，个体经济得到发展。
当时鲁国有季孙、孟孙和叔孙三家，就是新兴力量的代表。公元前五六二年，他们“三分公室”，季孙氏采取征税的新制度；过了二十五年，又“四分公室”，这一次，孟孙、叔孙也和季孙一样，都采取征税制度，改变了生产关系。这是发展着的封建制向正在崩溃中的奴隶制的进攻，是进步的行为。
对于这件事情，孔子采取什么态度呢？
他认为，季孙、孟孙和叔孙，本来也是奴隶主，是大夫，却这样不守本分（“过其所爱”），破坏了从殷商以来传统的奴隶制度，这还得了吗！因此，他想尽办法要削弱这三家的势力，以维护鲁国公室的奴隶主统治。
当时，孔子的学生冉求，是帮助季孙氏实行改革的。孔子气愤得很，说冉求背叛了“周公之典”，即背叛了奴隶社会的典章制度（《左传》哀公十一年）。孔子宣布不承认冉求是他的学生，还要他的学生们“鸣鼓而攻之”，对冉求实行围攻（《论语·先进》）。
孔子维护什么制度，反对什么制度？这还不是清清楚楚的吗！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齐国。齐国新兴力量的代表是田成子（古代“田”和“陈”是同一个姓，所以又叫陈成子），他为了反对当时统治齐国的腐朽的奴隶主贵族势力，采用大斗借出，小斗收进的办法争取了群众，终于在公元前四八五年，杀掉了齐国奴隶主贵族头子齐简公。孔子对这件事很是反对，力劝鲁哀公出兵去讨伐，鲁哀公知道自己的力量弱，打不过齐国，才没有敢去。
第三件事情：孔子反对铸刑鼎。
当时，由于奴隶不断反抗和封建力量的兴起，原来奴隶制的“礼治”维持不下去了，不得不用“法治”来代替。奴隶制的“礼治”，其实就是规定奴隶主和奴隶的“尊卑”上下关系。奴隶主是统治奴隶的，他们的意志就是法律，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压迫和剥削奴隶，甚至加以屠杀；奴隶只能绝对服从，不许反抗。这就是所谓“礼治”。但是这时，奴隶很不听话，已经到处起来反抗了。有些倾向进步的人，看到这种趋势，认识到必须改变旧的统治办法，对贵族和奴隶的关系，要规定一些法律条文，对奴隶主有些限制，叫作“刑书”；那时是铸在鼎上的，让大家可以看到，这就叫“铸刑鼎”。它后来就发展成为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法律；后来主张“法治”的，就是代表新兴封建力量的法家。
孔子对于这件事，也是坚决反对的。公元前五一三年，晋国人铸刑鼎，他听到以后，很不以为然地说：将贵族和奴隶混在一起，怎么显示贵族的尊严伟大呢？这么一来，贵贱之间一点区别都没有了，还成个什么奴隶制国家呢（《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第四件事情：孔子杀少正卯。
孔子一生都想做官，以实现他那套反动的政治理想。但直到公元前四九七年，他才当了三个月鲁国的司寇，并代行宰相的职务。他上台才七天，就把当时鲁国一位著名的革新派人士叫做少正卯的捉来杀了。
原来，春秋战国是百家争鸣的时代，代表各个阶级的思想家，都创立学派，互相辩论。少正卯和孔子一样，当时都在鲁国招收门徒讲学。他们是意见根本对立的两派。孔子杀少正卯，实际上正是当时阶级斗争的表现。请看孔子是怎样宣布少正卯的罪状的（见《荀子·坐宥》）。
孔子说：下面五条，只要犯有其中一条的人，就应该处死。
一、通达古今之变，了解事物变化的人，是容易铤而走险的（“心达而险”）；
二、不以奴隶制的正道而行，固执地走所谓革新之路的（“行辟而坚”）；
三、把他的所谓革新道理说得头头是道的（“言伪而辨”）；
四、对奴隶制统治中所产生的一些腐朽不稳的现象，知道得非常之多的（“记丑而博”）；
五、把反奴隶制的道理说得义正辞严似的（“顺非而泽”）。
孔子说：现在少正卯对这五条都犯了，所以非杀不可。他根据这五条定少正卯的罪案，那就是：
一、聚众结社（“居处足以聚徒成群”）；
二、鼓吹邪说（“言谈足以饰邪营众”）；
三、淆乱是非（“强足以反是独立”）。
少正卯倡导革新，是适应当时历史发展和人民群众的愿望的。孔子杀了少正卯，连他的学生子贡也怀疑是错误的（《孔子家语》）。当时人民群众都爱戴少正卯，颂扬他是杰出的人物。
够了，这几件事情足以说明，孔子是顽固地站在日趋崩溃的奴隶制一边，坚决反对新兴的封建制改革的。
春秋时代，奴隶制国家先后灭亡的有五十二国，奴隶制度日趋崩溃，这时候，孔子提出来的政治口号是：“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论语·尧曰》）。就是要复兴被灭亡了的奴隶制国家，恢复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权力，让那些已经没落的奴隶主贵族重新出来当政。这是彻头彻尾的复旧反动的政治口号。孔子却要以此为“己任”，下决心要做到“死而后已”。当时人民群众非常讨厌他，有一位守门人骂他是不识时务（“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诘·宪问》），是逆时代而行的反动人物。孔子和他的学生到处游说，有些地方的群众就围攻他们，他们吓得跑了，“若丧家之犬”。这就是站在反动立场的孔子应得的惩罚。
孔子的思想——“仁”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个“仁”字。这个“仁”，原来就是殷周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
殷周奴隶主统治者，为了巩固奴隶主阶级的团结，巩固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就提倡“仁”。现在考古发现的甲骨文卜辞上就已经有“仁”字。奴隶主提倡“仁”，就是要奴隶主阶级内部的成员之间亲爱团结；同时还要欺骗被奴役的劳动人民，让他们服从统治者，不要反抗（“怀于有仁”。《商书·太甲下》）。孔子最崇拜的“圣人”周公，不是就自称他是仁爱又顺从祖先的吗（“予仁若考”。《周书·金腾》）！他们看来，在奴隶主阶级中，只要人人相亲相爱，又能顺从氏族祖先，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就可以巩固下去。所以，他们的结论是：“仁亲”就是“宝”（《礼记·檀公》）。可见奴隶主把“仁”看得非常重要。
孔子对“仁”作了系统的归纳与发挥。他给“仁”规定了许多内容：孝悌、忠恕、正名、德、智等等，都包括在内。我们分析这些内容，就可以看出孔子的思想是为那个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孔子归纳得出：“孝”和“悌”是“仁”的根本。
为什么呢？因为古代奴隶制社会是氏族贵族的统治。作为统治阶级的奴隶主，属于同一个氏族，有共同的祖先。孔子感到：当时奴隶主内部矛盾很尖锐，你争我夺，这样就会导致奴隶主统治的崩溃。所以他提出：只要奴隶主内部，人人都能对祖先、对父母尽孝道，就可以从纵的方面将奴隶主团结起来。“悌”就是平辈的兄弟之间，彼此都能相亲相爱，就可以从横的方面将奴隶主团结起来。奴隶主阶级在纵横两方面都团结一致了，就不会发生犯上作乱的事情，就可以达到巩固氏族奴隶主贵族统治的目的。同时，奴隶主内部实行“孝”“悌”，就能够影响奴隶们也趋于厚道（“民德归厚”。《论语·学而》），规规矩矩地服从奴隶主的统治。
所谓“忠”、“恕”，也完全是为奴隶主的利益服务的。孔子提倡“忠”，就是要奴隶忠于奴隶主，大夫、陪臣忠于诸侯，诸侯忠于周天子，目的就是要巩固各级奴隶主的统治。他提倡“恕”，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但他决不是要对奴隶实行宽恕，而只是对那些已经沦落的奴隶主实行恕道。孔子自己就是一个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后代，小时候做过许多被认为卑贱的事，管理过仓库和牧畜的事情。他很能替自己这样的人着想。他要求对没落的奴隶主不要过于求全责备了（“毋求备于一人”。《论语·微子》），只要他没有大错误，就不要抛弃他，要做到在奴隶主内部“故旧不被遗弃”，大家团结一致，以防止奴隶们起来造反。
上面已经说过：春秋是个大变革的时代，当时新兴的封建力量抬头了，如鲁国的季孙氏、齐国的田氏，他们都向反动的奴隶主贵族统治进攻，改变了原来的生产关系，破坏了奴隶制的“礼治”。孔子认为，这是因为这些新兴力量不能克制自己的欲望和约束自己的行动，就是不仁。他就把殷周以来的“克己复礼”的办法搬了出来。（《左传》：“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这“志”是“记载”的意思。）他对学生颜渊说：“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只要奴隶主们都能克制自己的欲望和行动，恢复礼治，奴隶们也就会规规矩矩地服从统治。这就叫“天下归仁”。这样，奴隶主的统治就可以巩固下去。
因此，孔子还大声疾呼地说要“正名”（《论语·子路》）。
什么是“正名”？就是要用主观的观念（“名”），去规定和范围客观的存在。
这是因为，在奴隶主的残酷统治下，奴隶的不断起义，新兴封建力量的抬头，生产关系的不断改变，使得奴隶制社会的秩序十分混乱（“礼崩乐坏”）。当时，政令和军令已经不能从奴隶主最高统治者——周天子那里发出来了；各国诸侯的权力也发生了问题，有些落到大夫、陪臣手里；另一方面，象少正卯这样的人又联络人民自由集会结社，乱批评当局。已经造成了“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局面。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呢？于是孔子下了决心，要用殷周以来奴隶主阶级那套主观的观念，去规定和范围正在变革中的社会存在，以恢复固有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妄图挽回奴隶主贵族统治的颓势。
据说，他还因此写了一部他当时的现代史，叫做《春秋》。后来孟子说：孔子这部历史写出来以后，使得那些“乱臣贼子”都感到害怕。因为它是用正定名分的观点去写的，想把变革了的社会现实改正过来，恢复旧秩序。孟子吹棒他，说孔子写《春秋》去改正被紊乱了的名分，这是在代替周天子行使最高权力——去巩固奴隶制的统治。所以，这是了不起的大事，值得大书特书（《孟子·腾文公下》）。
实际上，这不过是孔子的巩固立场的又一表现罢了。
这也是孔子所说的“仁”的工夫。
孔子所说的“德”——“为政”要“以德”，也并不是要对被奴役的劳动人民行德政，只有在奴隶主阶级内部，才行所谓德政。《荀子·礼论》：“人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这个“有”字，古代同“域”字，这是指居住在城市的意思。这句话就是说：当时居住在城市里的，主要是士君子——大大小小的奴隶主，而民——奴隶，大都住在城外。当时所说“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这“中国”是指“国中”，即城内。这也就是说：德只能施于住在城内的大小奴隶主；而对住在城外的被奴役的劳动人民，却只能施刑罚。用鞭子去对付劳动人民，这就是奴隶主的“德政”！
孔子认为，“仁”还包括“智”——知识。他竭力鼓吹“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这就是说：奴隶主“圣人”是上等的天才，奴隶们不过是下等的奴才。一个是绝对的智慧，一个是绝对的愚蠢，这两个阶级是无论怎样也不能改变的。所谓天才的知识是从那里来的呢？他说：“生而知之者，上也”（《论语·季氏》）。认为“圣人”的知识是天生的，不是来自实践。孔子就是这样赤裸裸地主张唯心论的先验论和“英雄创造历史”的反动谬论的。
所以孔子十分看不起生产劳动。他的学生樊迟要求学习农业劳动知识，孔子很生气，他说：这是奴隶们干的事情，我才不干呢。他骂樊迟是“小人”（《论语·子路》）。劳动人民怎样回答他呢？有位正在耘田的老农看到孔子，说他不过是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只会过不劳而获生活的寄生虫（《论语·微子》）。这是对孔子的最正确的评价。
孔子讲了许多“仁”，但是他将奴隶等被奴役的劳动人民排除在“仁”之外。在他看来，奴隶们是只能供驱使、被奴役的，决不能让他们知道任何道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他辱骂他们是“鸟兽”，是那些奴隶主贵族老爷们不屑为伍的（《论语·微子》）。他特别轻视妇女，认为不论男奴隶也好，女奴隶也好，都是很难畜养、很难对付，也是不可以亲近的（《论语·阳货》）。他认为：在奴隶主中间，可以有不仁的人；而在奴隶和被奴役的劳动人民中间，则是根本不可能有仁者的（“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
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说“仁者爱人”，完全是骗人的鬼话，他并不是要爱一切人（包括奴隶），他所爱的，仅仅只是奴隶主阶级。他也讲“泛爱众”，好象是要普遍地爱大众了，其实，当时的“众”字，因为社会变革，已经不是殷商和西周初期那样，还有奴隶的含义，而只是指“君师”、“群臣”了（《礼记·曲礼》郑玄注）；所以，他所爱的仍旧只是奴隶主阶级。
毛主席指出：“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们千万不要上孔子的当，尽管他说了不少漂亮话，什么“治亲”呀，“报功”呀，“举贤”呀，“使能”呀，“存爱”呀，这些“仁政”，都只施于奴隶主阶级内部，而“民不与焉”（《礼记·大传》）——奴隶们是不在其内的，他们是只能被奴役、被鞭挞、被屠杀的。
从上面简单的分析，可以看出，尽管孔子满口“仁义道德”，说得天花乱坠，戳穿了看，他的思想，都是为正在崩溃中的奴隶主贵族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当时，反对孔子的儒家，站在封建阶级的进步立场的是荀子，以及他的学生韩非等法家。先秦儒法两家的斗争，是当时阶级斗争在思想战线上的表现。这方面，我已经专文阐述（《红旗》）一九七二年第十二期），这里就不再多谈了。
孔子在当时，是站在正在崩溃中的奴隶主贵族的立场上，反对新兴的封建势力；他的思想的实质，是要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论证劳动人民只能被剥削、被奴役、被统治。用一句话说，他就是要论证“剥削在理、造反有罪”。因此，后来的剥削阶级，不管是封建地主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当他们还没有取得统治地位的时候，可以反对孔子，喊“打倒孔家店”；一旦他们取得政权，成为反动的统治阶级之后，却都要利用孔子的思想，来欺骗劳动人民，为他们自己的反动统治服务。所以二千多年来，孔子一直被他们尊为“至圣先师”。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才能揭穿孔子的反动本质。
毛主席教导我们：“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评价历史人物，首先要分析当时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看在当时历史发展的条件下，他是站在进步阶级方面，主张革新呢，还是站在反动阶级方面，主张保守。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推动历史不断向前发展。我们要肯定的，只是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东西，对反动的、保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决否定它，批判它。所以，批判孔子的反动思想，对参加现实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对抓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是会有帮助的。字库未存字注释：
＊选自《人民日报》１９７３年８月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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