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形势下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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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形势下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路径
采访人：徐晓栋
采访地点：北大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
记者：王教授，您好！您刚结束了在美国关于中国文化和艺术精神的学术巡讲，对于这次美国之行，可以谈一下您的感受么？
王岳川：这次美国访问巡讲，去了一个月，走了十几座城市，将近二十所学校，做了二十多场演讲，涉及《中国文化创新与中国艺术精神》、《中国文化智慧的当代启示》、《中国文化与书法艺术》等课题。讲座的主要有以下四类听众：
&&&&第一种，主要由于工作需要，像是美国高校的一些院长、校长，还有一些对于中国文化比如说一些正在翻译中国经典的一些翻译家，他们都迫切地要了解中国未来的景象；
&&&&第二种，主要缘于兴趣爱好，有美国的大学生，也有一些是华裔的学生，其中相当一部分不会说汉语，但很想选修东方文化的课程并听专家的讲授；
&&&&第三种，主要是因为拓展需要，是一批从事艺术在东亚系、比较文学系研究的学者。他们想近距离接触东方书法家，同时想更深入地了解东方文化；
最后一种，出于专业需要，他们中的一部分是孔子学院的，尤其是一些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年以上，既可以英语提问也可以汉语提尖锐的问题，比如说繁简字孰优孰劣的问题、中国下一步怎么发展的问题、国内的文化走向是全盘西化还是走中国模式等问题。
针对上述的四个分类，我准备了四个方面的话题：
第一个话题主要是先讲中国文化智慧的当代启示。因为用哲学谈中国思想的话比较麻烦，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孔子的教训在莱布尼兹的时代曾轰动一时。它是一种道德哲学。……我们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按即《论语》——译者），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对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看法我当然不同意。我提出中国文化智慧的世界化和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对当代世界的启示。说明东方的生态主义精神对西方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过分的恶性竞争有遏制作用，也有启迪作用。当前西方文化的特征在于“三争文化”和“三片文明”，强调人与人之争的竞争，群体之间的斗争，国际之间的战争，而“大片、薯片、芯片”则在世界播撒，西方文明在带来福祉的同时也正在暴露出一些弊端和危机，尤其是一战二战，都是在欧美之间出现的。
同时，我也谈到了中国的中庸的和走偏激的忽左忽右的激进的文化精神，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具有中庸平和、辩证宽容、知足常乐，幽默圆熟的多元特性，我认为人们应该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忽略了东方的思想、东方的文化，避免战争的可能性就很小。当人类面临着十字路口茫然无措时，讲求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国际和平的中国“三和文明”不应被边缘化。世界应学会了解中国，理解中国，欣赏中国，使三和文明成为西方三争文明的重要补充。中国文化不是大国扩张性文化，而是具有境界的精神文化，是怀有天下的博爱文化。在此意义上，中国文化的新世纪输出是对全人类未来的贡献。
&第二个话题讲的是中国文化与艺术精神。展开艺术文化命题，比较诗意地规避一些正面的东西方文化冲突的唇枪舌战。中国的文字经历几千年唯独没有灭绝，那她的文化包括节日文化、思想文化、艺术文化等都得到完整的传承。现在的西方人，包括美国人和英国人，要读仅三百多年的历史《莎士比亚全集》，已很难读古英语，而十一世纪的古英语他们几乎都不认识。但中国人读二千五百多年前孔子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基本上不用翻译，很容易。就说明中国文化生生不已，传承不绝，薪火相传。在意义上也体现出中国文化绵延不绝的生存，其中一定有她美丽的精神在延续和生成。
以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形成中国思想文化的三个维度，各体现出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儒家强调的是“和谐之境”，“和”即“中和”，讲求消除心与物的对立，达到心物合一，知行合一，使宇宙与生命、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
间具有和谐之美。道家强调“逍遥之境”，是一种化境，是生命空灵之道，以养生为美，以惜生为善，以等生死为精神升华，既重视物质又超越物质，既把握现实又超越现实之上，在对生命世界的领悟中获得真正的智慧。佛家强调“慈悲之境”，生命本体与宇宙本体圆融一体，将自己的生命悟性贯穿在日常生活之中，在待人、接物、处世中体现宽博慈悲，真正具有活生生的生命体验，从而把握自己的本心，直观自己生命的内在光辉，使生命充实而有意义。这三大维度共同展现了中国文化的均衡、稳定、平和、典雅之美。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构成一个鲜活生命体，一个不断提升文化氛围，包含宇宙论、生死论、功利观、意义论的东方价值整体。
第三个话题主要讲的是中国文化的历史创新和当代被边缘化。西方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向东方传输的是正负面效应都同样明显的一些信息。“亚洲传统性”——东方艺术（书法与绘画）用的是纸介媒体，有纸寿千年之美誉。但是，被“欧洲现代性”——五百年的架上油画边缘化了。西方的油画超过1亿美元的一共十一副作品，但是中国的纸界媒体没有一张超过半亿美元的。这是中国文化的被贬低、被边缘化、甚至被妖魔化的一个典型例子。而“美国后现代”——波普艺术、行为艺术、现成品艺术、装置艺术、偶发艺术、概念艺术等，又把欧洲架上油画边缘化了。这些后现代艺术大多都可归入西方评论家所说的“胡来艺术”、“空壳艺术”范围。它们具有几个特点：消解价值，丧失价值判断；失去内涵，无视内容，只剩形式；否定立场，只剩下游戏和做秀。这就是“胡来艺术”或“空壳艺术”，造成观看者心理的“恶心感”。比如说行为艺术，只要裸体模特脱光了，身上涂上颜料，在地上打滚，这就是作品。把各国的领袖夸张丑化或幼儿化，以达到政治波普的目的。还有就是大地艺术，景观艺术，拿推土机在山间、海滩推一推就变成艺术。这些东西就变成了胡闹的艺术，不经过任何基本的训练和基本的门槛的艺术了。过去达芬奇他们不仅要画画，要深刻地去画素描，感觉焦点透视的关系，而且还要解剖尸体，每一条筋脉，每一条肌肉，每一个骨骼。中国的笔墨也很难，线描就有几十种，登堂入室非常难。我认为美国的艺术在20世纪其实是弊大于利，导致了很多一夜成名的艺术家其实是艺术的外行，导致了很多的拍卖市场公然拍卖一些恶心的、丑陋的东西，践踏了人们的尊严和智商，或者说是“艺商”的垃圾。
&但是，二十一世纪中国的艺术形式应该重新评价，其边缘化地位应该重新回归，应重新发出东方艺术的声音，而不能只是单单被接受、被命名、被边缘、被剥夺言说权利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但如果我这样说的话，美国的博士、硕士要跟我叫板了。我采取一个办法，就是说人类心同此理的地方。我就展开纸，给他们写狂草书法，当他们感觉到中国的毛笔写到纸上的那个线条是立体的圆滚滚的，而他们拿西方的刷子到纸上来画线条就是平的，它没有层次感，没有朦胧的感觉。他们发现中国的书法是一个时间艺术，不能涂改，不能补遗，西方的任何绘画包括素描可以重新添上几笔。它可以是综合的融合的，而中国的书法是线性的，从一开始写到最后完成必须一气呵成，不可能再去补任何一笔。
西方现代性善于把时间看作是本体论，像萨特的《存在与虚无》都是把时间看做本体论的，这样通过书法创作过程，西方青年不再将中国书法看做空间艺术，而看做是一种时间艺术。换言之，不仅仅看做是视觉艺术，而是看作一种精神性艺术。我认为书法是一种让西方人更多地体会到东方艺术的奥妙和魅力的一种方式。而且我也采取一个办法请外国人拿毛笔动手书写——拿出毛笔，蘸上墨汁来写书法。他们也很认真，而且能从书法延展的过程中感觉到很神奇很美妙的东西诞生在腕指之下，其效果似乎是自己不能把握的。我把他称作是人和自然、人和纸张的对话的瞬间艺术，或者说是一种偶然性比较大的艺术，他们对此深为感兴趣。这样，中国艺术就从他们的指腕之间传递到了心底，他们对中国艺术有了敬重感。如果不说书法，只是那一个字，老外又不认识，不会有感觉。所以，中国文化还讲究身体力行，光说不练不推进不行。
第四个话题针对最后一个梯队，就是那些通中文的而且人员复杂的大学，这次就有很多学生是台湾籍的。他们对一些意识形态的差异也使我在讲学的过程中尽量规避一些不太令人愉快的话题。我便采取了求大同求小异，只谈文化，不谈政治；只谈审美，不谈意识形态。但尽管这样，也有一些值得关注的内容。比如说关于繁体字和简体字，台湾人把繁体字称作正体，把大陆的简体字称作斜体。我说简化字不能一竿子打死，它也有简化得很好的，也有简化得失败的，为什么两岸四地，包括新加坡、马兰西亚不能心平气和地首肯那些已经简化成功的简化字呢，而是以憎恶的方式去排斥呢？
长期以来，我做了二十多年西学研究，从现象学、解释学、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然后做到了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生态文化研究等。有人认为我从后现代主义研究到当下的国学研究有学术转向。我不这样认为。其实，后现代主义是批评西方现代性的，对现代性很多问题都提出了质疑和批判。它的这种批判就为边缘的文化特别是中国的文化留下了地盘；赛伊德的后殖民主义在地域政治上为打击白人中心主义、种族主义、乃至于欧美中心主义、语言中心主义有一定作用，对当代文化研究有深化作用，并有可能使我们摆脱一般狭隘的地区意识，以一种新的更大的跨国际语境来看当代西方和中国的文论问题，解除一方压倒或取代另一方的紧张关系，倡导东西方之间的真实对话，以更开放的心态、多元并存的态度、共生互补的策略面对东方和西方。既然后现代主义在思维论上、后殖民主义地域政治上为我们都留下了空间，都批判了西方的强权，为什么我们不能提出发现东方论？这些研究其实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先要打扫房间，然后让新鲜空气进入，我认为这是一脉相承的。我认为西学研究和中学研究不矛盾，学贯中西并不是一种可以倨傲的资本，也不仅仅是一种交流的资本，它的真正目的是使一个本土学者成为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学者，从狭隘的个人的眼光转变成一种人类的眼光。
我想通过研究现代性高峰时代的西方文化，看看西方文化是怎样中断了中国文化，我们又能做什么来复兴中国文化。研究西方后现代，仅仅是一个工具，最后的中心目的，还是必须面对中国文化复兴的问题。我不认为中国文化是能被西方现代性永远中断的，相反，通过与西方现代性对话，中国文化必将重新崛起。当然如果一味地厌恶西方，从而抵触学习西方文化的人最终会变成一个民族主义者，而民族主义者会变成自由和民主的大敌，这是不可行的。我认为一个文化学者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要发现并重新阐释东方文明的美丽精神，同时让中国文化中的丑陋精神彻底死去。
记者：您觉得西方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与我们自身对其的了解存在哪些差异呢？
王岳川：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充满了一种“晕眩感”，主要在于几个大的事件。一个就是中国的奥运会，才使得很多美国人意识到原来中国人居然可以举办如此盛大的、跨越时空、有国际传媒性质的盛会，而且其间又充满了中国元素。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奥运，他们感受到了中国人的集体主义精神，这是美国社会所没有的。中国北京奥运会中击缶的战士、活字印刷的表演、大型的舞蹈中，千人万人都如同一个人一样运用自如，这让西方人非常震撼。西方人就发出了两种说法。一种是说美国模式和中国模式。在过去说“中国模式”是不可思议的。记得十年前，在上海的某报刊上我与美国著名教授杰姆逊有个重大的争论，源于杰姆逊提出只有“欧洲现代性”，没有“东方现代性”——日本的现代性、中国的现代性、印度的现代性。他认为所有的黄种人、黑种人都会依循着欧洲模式去做。在他的心中，全球的现代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现代性只有一种——欧美霸权式的现代性。我当然不同意这种看法，我认为中国现代化的经验有几百年历程，中国志士仁人赴汤蹈火求取真理，那么多留洋博士回国之后被打成右派仍然坚定地思考中国现代化道路。中国道路与欧洲殖民时代那种坚船利炮换来的殖民现代性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挨打之后从新崛起，一个是想着怎样扩展殖民地盘。杰姆逊忽略了中国现代性经验对人类的独特意义，这不仅是不尊重东方的现代性，也是有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心态在其中。如今，各国逐渐认同中国模式不同于美国模式，其实是认可了中国现代化经验这样一个提法。但是你想象不到我十年前受到如何大的打击，一些搞西学的人来抨击我。我仍然坚持下来了，并且看到了曙光。
&还有一种晕眩就是世博会。西方人惊奇地发现在刚刚开发的浦东新区那么“穷”的地方，居然一下子变得那么“富”，而且富得令人震惊。他们说上海的一些商务区比曼哈顿的一点也不差，包括北京的一些商务区，使很多老外都很震惊。他们觉得中国强起来了。而西方有一个特点，就是遵从丛林法则的游戏规则，因为从历史上看，西方是从游牧民族发展而来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什么地方草茂盛就往什么地方赶，游牧民族总是往草木茂盛的地方去掠夺他者，这种历史而长期形成的民族特性至今未消失。而中国是农耕民族聚集，长年累月地用汗水去耕作脚下的土地，不管土地如何贫瘠，国人都会努力耕作。中国崛起了，西方人对日本的兴趣慢慢淡了，而对中国的兴趣浓了起来，这对于他们学习中国文化也是一个基础。
第三，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语言背后必须要有文化精神。美国一位大学副校长对我说：你们的奥运很成功，不仅让我们认识到了中国崛起，更认识到了中国崛起的决心和众志成城的精神。但是你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要吸收日本的教训。十年前，在美国很多人都会学习日语，但今天很少人或者几乎没有人学习了。日语热已经过去了，现在是汉语热，但是如果汉语背后没有文化，文化背后没有思想，思想背后没有精神，过几年也会没有人学习汉语了。我想遍布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不要仅仅成为汉语学校，孔子学院要传播艺术文化——琴棋书画，思想文化——经史子集等大国文化精神。
&总体来说，美国人现在对中国文化的感觉是又爱又怕又隔膜，尊重强者的原则和他们不甘于失去独霸地位的感觉互动着，这是文化输出变得相当重要。孔子学院应派出更多的文化大师到西方去宣讲，告诉他们中国是一个非好战的国家，是一个讲求和谐的国家，讲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国家，讲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国家，这样才能终止国外对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误解。
我这次很高兴去了美国二十几所大学讲演，基本上可以说是走遍美国，我从华盛顿、纽约、芝加哥等等十几个城市，最后从旧金山西海岸回国，都没有碰见过当场跟我叫板的、泼墨水、打旗号之类的政治事件。这类事情过去很多。今天美国正在面对中国崛起的事实，我能够感受到他们对中国的好奇和逐渐喜爱。
&记者：您认为西方对东方文化的接收和理解又是经过了一个怎样的过程呢？
王岳川：西方接受东方文化的历史其实也经历了很多坎坷。第一次就是“黄祸论”“东亚病夫论”，在十八世纪的时候，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就提出东方的文化从体制上、行为上来看都是劣等民族。不管是“东亚病夫论”还是“黄祸论”都是从身体到族类的一种否定。后来就是拿破仑提出的“睡狮论”，直接导致就是后来提出的“中国威胁论”，到了1989年之后，前苏联解体，就出现了“中国崩溃论”的说法，就是西方接受东方的历史就是一个妖魔化的历史、冷战化的历史、对抗化的历史，乃至于求和的历史，但是我可以这样讲，不管是从军事、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乃至文化，中国文化都是和西方貌合神离的，在美国人眼里中国仅仅是他们的战略伙伴但不是朋友，战略伙伴就是今天可以一起做生意，明天就可以反目成仇互相对峙。而中国人就认为只要是朋友就永远是朋友，但在国际上这是不行的，西方在商言利讲究利益的最大化，中国人却讲朋友间利益最小化，“君子之交淡如水”，就是孔子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在意义上来说，中西文化精神是有相当差异的。但是在现代化建设上，中国还是按照西方的经验一步步地艰苦卓绝地走了一百多年，这时候西方不得不承认东方的成功。但是由于西方与中国严重的隔绝，在文化认同上还是非常表面的。
第二就是文化。我十年前提出“发现东方”，今天看来具有不可抹杀的重要性。十年前，我在国外做了两年客座教授归国。过去的汉字文化圈不复存在，受过汉字文化熏陶的周边国家纷纷废除汉字，日本去中国化，韩国去中国化，越南去中国化，台湾地区也要去中国化，中国文化连周边的这些国家影响微乎其微，又何谈去四海推行呢？我认为最迫切的就是要“发现东方”，这也是一种卑微的文化诉求——希望中国文化“被重新发现”，然后第二步必须扎扎实实地做“文化输出”。发现是自己发现重新认识自己的一个过程，要让一个世纪的文化失败主义和文化自卑主义逐渐消除，而“文化输出”是主动地，由我们自己决定把怎样的文化呈现给西方。中国文化输出和发现东方不可能靠西方“他者”，只能在全球化和后殖民语境中，中国学者自己发掘出中国文化新精神，从而使中国文化不在新世纪再次被遮蔽。在借助他者力量的同时，我们应该自己说话，使中国文化得以在新世纪的全球文化平台上发言。“发现”是理念，“输出”是行动是实践，非常困难。“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需要持续五十年才有成效。美国的主要电视CNN每天都播放中国负面新闻，我这次专门去了演播中心区，我相信今后我不仅仅是作为观者，而是在演播室直接与他们对话。我相信这一天迟早会到来。
记者：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非常长的历程，您能概括下在这漫长历程中，中国文化的发展都具有哪些特点，当前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呈现出一个怎样的形态？
王岳川：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它可以分成三个领域，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这三种文化分别形成中国思想文化的三个维度。儒家强调的是“和谐之境”，道家强调的是“妙道之境”，佛家强调的是“圆融之境”。和谐、妙道、圆融之境成为三家的最高境界。严格地说，道家文化比儒家文化出现得还要早，儒生相对晚一些出现。但是汉代独尊儒术之后，道家自然就没落了。
儒家文化也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原始儒，汉代儒，宋明儒，当代新儒家。作为原始儒家“厚德载物”、“自强不息”，不管是孔子、孟子还是荀子，他们的思想都非常丰富，充满了生命力。然后是两汉的儒学，到了宋明儒学，已经有点禅学化了，我举个小例子，为什么唐朝的和尚最不规范，怀素吃鱼喝酒写狂草？僧人的狂草纵笔恣肆锋芒毕露，通过挥毫构线来抒情达性，形成对尚法书风的互补性，创造的是佛法世界中的书法浪漫情怀，一种充满个性创造力和藐视前人审美原则的书法力量。相反那些官员如欧阳询、诸遂良、虞世南、颜真卿、柳公权等大臣反而规规矩矩地写楷书，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唐朝儒道释家是三家各位其本，在官场上儒家过于沉重的时候，佛家反而变得灵动起来。佛教、儒教、道教自由发展，各领风骚，故而僧人们多用狂草表征自我精神解放。而宋代僧人则在三教归一中，回归儒教的平淡法度，故而多用楷书表明自我回归法度的情怀。明清僧人生活在在佛教世俗化时代，其书法选择大体依据自我境界而定，故而在书体选择上各取所需，风格不一。现在新儒家，致力于“内圣开出新外王”。但是这很难。外王大抵相当与民主制度，内圣主要是道德修为。当当今社会已经有了制度性变革，社会已经进入到法制社会阶段，而德治或人治已然不可，修为再好的贤人，也难以开出民主的花朵来。
在我定义了中国儒家的四个阶段之后，我把自己研究归类为原始儒精神历史研究。我最近在写一本书也即将完稿，叫做《中国哲思精神》，主要就是研究《四书》中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文化精神。中国文化中是儒道不能分离。唯独佛家是个例外，它是舶来的，它在中国的命运也比较坎坷，但也在历史中成为中国文化中一种重要思想。
我在美国的讲演谈到，如果说二十世纪整个世界被美国所引领着往前走，出现的严重问题就是把西方平面化的东西变成全球东西，那么二十一世纪的重要工作就应该让经典回归。在儒家思想中也是这样，人类要告别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喧嚣、骚动的艺术，从而回归一种经典、平静、淡泊、和谐的艺术。因此，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最重要的阶段就是现在的第五阶段，超越和发展港澳台的新儒家，由中国大陆港澳台的汉语学者为主体，他们都是双语精英，著作也多等身，在各国留学或访学之后对于当下难点问题思考已臻成熟。应该有这批学者来创造人类可以接受的东方新文化，我认为这是中国学者的当务之急。
记者：结合您前面提到的西方人接收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文化本身在发展中表现的特点，您认为当下我们应当如何发扬并可能输出中国传统文化呢？
王岳川：文化输出应该是一种主动的，寻求文化战略对话关系的过程。中国有军事战略，经济战略，但是没有文化战略。但美国早就有了文化战略。当中国能提出文化战略后，应该可以发展一批文化战略对话关系。我提出“文化输出”后，我在《发现东方》书中的第一页加了一个注释指出，这不是我的原创，第一个提出“文化输出”的是宗白华先生。我在1982年去拜访宗白华先生的时候，他说“我们在五四开窗，把欧风美雨引进来，照亮坟墓一般的旧中国，到了八十年代，我们开门，让中华民族经过一个世纪西学的碰撞整合后的新文明走出国门，让世界了解中国。”他当时提出“要开门”。其后，季羡林先生提出中国文化“走出去”。我觉得用“输”则能表现出一种源源不断输出的意思，这应该是一种可持续的、锲而不舍的、不管西方要不要都要竭尽全力去做的一件事情。文化输出不是一个可以推迟的事情，而是一个非常急迫的事情。主要有三大项紧迫工作：首先，翻译中国的书籍三百本，就是直截了当地翻译那些中国古今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的经典代表著。这一想法源于我的一个社会学调查，我在北大图书馆和首都国家图书馆的书库去检索，居然在二十世纪我们听从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翻译了西方英法德意西俄六种文字十万多卷书。之后，我利用出国的机会，还有在美国的我的几位博士，查哈佛大学等图书馆中英文版的研究中国的书目，只有八百多册，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文化赤字”。
日本、韩国都已经主动输出了，日本在1985年政府拨款几百个亿美元，当时输出一百个哲学家，一百个艺术家，他们连续地获诺贝尔奖和这些输出是有关系的。不耕耘哪里有收获？我们单单靠翻译诺贝尔文学奖得奖者的书，比如这次翻译的瑞典人的马悦然，那么多中国的作家去讨好马悦然，就为了让他翻译，让自己的作品走出去。在我看来，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翻译成西文，仅仅依靠马悦然等汉学家的译笔是远远不够的。同时，还应该充分考虑到新一代华人文学问题、中国哲学宗教思想翻译和史学考古思想翻译问题。我们要主动、大量地翻译中国的书，让他们大量地在西方出现。还有一个事情也触发了我，一个德国哲学家到北京大学来讲演，他发现中国人对德国了若指掌，对马恩、贝多芬、尼采、叔本华、海德格尔、黑格尔、康德等等都如数家珍，但一个中国博士生请他谈谈对鲁迅的看法，他竟然问鲁迅是什么地方，他连鲁迅是个人都不知道，这是一种严重的不均衡，很容易导致大的文化误读和文化误区。
文化输出是国家未来安全战略的一个核心。但是我们国家现在还不够重视，比如说这次我去美国，他们就不知道中国除了先秦的孔孟、老庄之外还有没思想家。一些大学生只知道巩俐、章子怡、姚明。这种严重的文化猎奇主义、文化偏食主义是很危险的，当一个国家只有影视明星和体育明星被国外所了解，国家的文化思想价值将沉默地离去，变成了冰山下看不见的东西。
记者：那么在文化输出时，如何才能使得西方人更容易接受东方文化呢？
王岳川：我觉得文化输出不是其他的问题，不能说像物质输出一样价廉物美。我们一定要注意，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说过，中国不会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从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播撒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她从西方中心主义立场看中国，认为“中国的知识体系不能参与世界知识体系的建构，不能成为知识生产的大国。换言之，即使中国在巨大的经济崛起中充其量也只能成为一个物质生产大国，在精神文化生产和创新乃至输出上仍然是个无需重视的小国”。这就告诉我们，西方人不太看重一味地提升物质财富和金钱暴发，而更看重一个大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和文化输出的力度。我认为文化输出和物质输出还不一样，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标志，如果我们输出了像赵本山、小沈阳等以骗为核心的忽悠文化，那就很危险了。我们的宣传部门从来没有注意到，赵本山在美国表演的时候为什么受到那么多华人的抵制，因为海外华人坚持信誉是为本的。从赵本山的《卖拐》开始的一系列，讲的都是骗子的事情，当他把那么多人都牵扯到骗子或者是骗子同盟军的时候就很危险。小沈阳《不差钱》一上台就把人骗到一个阴谋中，而且把观众变成了他们的同盟军。二人骗术很高，只要一抖包袱，一把中央电视台（老毕）骗到了。这是严重违背康德所说的绝对不能撒谎的原则的。在这种骗术教育下，国人认同了骗你没商量。如果把这样的低俗文化输出去，那就变成了中国的灾难。
可以说，文化输出任重而道远，文化骗子和文化打手你方唱罢我登台，会严重干扰文化输出大业。我这次去美国本着一颗真诚的心，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去讲中国文化，通过身体力行，让美国人感觉到中国人温文尔雅，语言不张狂，行为中规中矩，但在学理上又不隐瞒自己的观点，都是有举证有事实支撑去说话的，得到了良好的反应。有一个朋友跟我开玩笑说，在二十世纪，走遍美国去讲中国文化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胡适，一个是林语堂；在二十一世纪，走遍美国去讲中国文化的除了李泽厚，就是你们这代中年人了。我突然意识到历史的偶然也会呈现出一个新信号，我们离五四文化运动的一百周年只有九年了，“后五四时期”即将到来。像晚清那个时代五四提出的打倒孔家店，废除汉字，全盘西化的呼声在胡适等人的领导下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中国作为大国崛起的“后五四时期”，应该重新发现东方，坚持文化输出。
记者：作为高校的教授，您对于大学生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现状有何评价呢？
王岳川：中国学生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文化近视眼，很多人的眼光看不出一条胡同那么远，更别提放眼世界了。中国人有说天上的仙鹤不如手上的家雀，在自己手上的才是实在的，这也是急功近利的消费主义典型说法。
&我认为大学生对未来发展应该有一种先行见到视野，需要一种开阔的超越性眼光预想未来。我举一个有趣的例子，七、八年前，很多家长在为孩子选择大学专业的时候，无疑都会挑选计算机系，不会去选核物理、生态环境等，更不会选人文类的、考古专业等。但是没有想到这一批人读完硕士，读完博士就集体失业了。未来的发展需要眼光，中国人的幸福指数在人类排名中比较靠前，而美国人的幸福感指数比较靠后，这种生活幸福感的差异值得我们思考。中国文化战略也应该有新的思考，中国以后与美国十年后的GDP持平之后，如何为两国的长治久安、和谐共处作出贡献，而且如何解决“C型包围”问题，都是大国崛起新一代大学生乃至未来的学者必须平静面对的问题。
记者：您觉得那些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的大学生应该抱一种怎样的态度？或者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和提醒？
王岳川：中国是一个需要被重新认识的国家，当然前提是中国不崩溃，政治上统一。我们需要很高的智慧来避免战争，局部的战争、与西方大国的战争。通过二十多年改革开放，从76年粉碎四人帮，两千年的时候千年虫，包括两千年以后的地震、瘟疫、国际冲突等，中国这艘大船基本上是波澜不惊。我相信中国能够承受一切艰难困苦。而且中国人拥有一个很重要的国民素质就是，不管自己在国内如何苛求中国，往往出国的人更珍惜国家的家园感。不管历史如何改变，中国人的爱国立场和仁者爱人的品性不会改变。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年轻的学生应该要认识到，学习中国文化的核心元素，找到世界表达的话语框架，让中国成为美国一样的大国，能够在意识形态上和文化上影响西方乃至影响人类。更为重要的是，第一要找到中国核心元素，而不是把中国文化全部复古，那肯定是不行的；第二找到世界共同的生命基本框架和文化关怀框架。我有责任说明一下，满天下都是圣人，是不可能的。满天下都是哲学家，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个人不选择与时代一致，你就会变成时代的遗忘者。学术是天下的，思考是没有国界的，但是研究学问的学者是有文化身份有精神立场的。保持自己的文化底蕴，同时又具备天下的共通性，会对人类做出自己贡献。仰仗西方鼻息的仰视的时代过去了，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俯视的时代也过去了，现在平视的时代已经到来了，我们几代人必须准备好做人类前沿问题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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