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格：大吉
总格：大吉
邓波涛 的姓名测试打分结果
邓波涛 的三才配置为：水水金(凶)
天格-& 0 (水)
人格-& 9 (水)
地格-& 8 (金)
外格-& 19 (水)
总格-& 37 (金)
有出异常成功者、名利双收的可能,但大都陷于病弱短命或流离失所。　　
1、总论:辛勤努力之后,终有收获,受到亲友的支持或帮助可一展抱负,成功立业,但常因自己的判断错误而失败,宜谨慎行事,天运五行属土时,中年后事业有成,财源较佳。
2、性格:性格主观而过于自信,头脑聪明而判断力敏锐,处理事情往往能误打误中而令人刮目相看,但有急于建功而误事之倾向。
3、意志:意志坚定,处事急进,需培养耐力、有易怒易解之缺点。
4、事业:如能谨慎行事,则事业运极佳,从事技术、文学或设计方面的工作更为适合。
5、家庭:大致圆满,子女贤孝,夫妻能共同创业持家。
6、婚姻:男娶贤淑持家之妻,婚后家庭大致和睦;女嫁刚直平庸之夫,婚后多争执。
7、子女:男孩多于女孩,个性顽皮,长大后能在社会上成功,亦能孝敬父母。
8、社交:外表及社交皆不错,但善于舌辩,强行自己主张,难免有口舌之争。
9、精神:外表看似乐观,但因理想过高,心中常有不平不满。
10、财运:财运不稳,时有时无,应多谨慎以防意外损失。
11、健康:易患肝胆、风湿或筋骨酸痛、泌尿系统等症。
12、老运:晚景精神不安定,天运五行属木时逢灾失败,属土物质不缺。
对基础运的影响:(凶)
基础稳定,有财运,但难免数理凶,而有不幸不满意之事发生。　　
对成功运的影响:(凶)
品行不修,荒唐散财,成大功但也可能变为泡影梦幻。　　
对人际关系的影响:(吉)
有口才,富智谋,善于舌战,强化自己的主张,不甘失败。大发达,大成功。　　
对性格的影响:
其活动力强,社交广。有如瀚荡之波,生性好动。有智慧,富理性。大都好权利名誉,但四处奔波徒耗精力。易陷于放纵荒诞。贪财好权是其特性。
邓波涛 的天格为 20，解析如下：
（屋下藏金）非业破运，灾难重重，进退维谷，万事难成。
非业空虚，泥身进海，难以为继，有物将坏这象，最大凶数。
诗曰：非业破运灾祸重，厄难迭来又惨淡，病弱短命真不幸，一生难得报平安。
非业破运的空虚数。（凶）
基业：官星、部将、美术、智能、红艳、凶象。
家庭：亲情不立，兄弟相隐，离祖败家，凡事百忍则家中能平和。
健康：泥牛进海，难以为继。三才配合不善者命运多难，病弱。金木者安全。
含义；物将坏之象。具有短命非业的诱导，所谓大凶之运一不生不得平安，灾祸频临，为如意，陷于逆境。或导至病弱，短命，非业，破灭，不能支持一家者。或幼时别亲，而陷困苦或者叹子女的不幸。或者男女丧失其配。
邓波涛 的人格为 19，解析如下：
（多难） 风云蔽日，辛苦重来，虽有智谋，万事挫折。
有智谋，有兴大业博名利的实力，但每每发生意外障碍，内外不和、困难不绝，如其他格不吉，也有短命的可能。
诗曰：风云蔽月未得安，虽有智慧做事难，孤独多难无所至，内外不和失妻儿。
遮云蔽月的辛苦重来数。（凶）
基业：官禄、进田、经艳、财帛、智谋、凶危破财。
家庭；家内朝思幕致，兄弟成吴越，须思手足情应多注意。
健康：风云蔽月，病弱、刑罚、杀伤、短命，先天五行属金水者可望安康。
含义：有多智谋，虽有兴大业，博得名利的实力，但每发生意外的陷害，内外不和，困难苦惨不绝。如果主运有此数又乏其他吉数以相助，多陷病弱，孤寡。甚至有夭折，妻子死别，刑罚。杀伤等灾。为万事挫折非命至极。故也叫短命数。但先天有金者，可成巨富，怪杰，伟人。
人格 19 的数理暗示：
凶数运（表示逆境、沉浮、薄弱、病难、困难、多灾等）
邓波涛 的地格为 18，解析如下：
（铁镜重磨）权威显达，博得名利，且养柔德，功成名就。
有志竟成的内外吉数，一旦立志必排除万难，博得名利。但自我心过强。
诗曰：有志竟成事皆通，智谋发展有威望，过刚遭难咸柔德，博得名利大成功。
有志竟成的内外吉数。（大吉）
基业：将星、文昌、太极、畜产，财帛，技艺。
家庭：有祖宗荫庇之。心慈口硬，宜守和不可望园满。
健康：心身健全如万年蛇，可望长寿。
含义：铁石心发达运具备，有权力、智谋。志向一立，必破诸难，博得名利。但自我心强，乏包涵力。要戒坚刚，诱发非难。宜养柔德，且惧险勿临，则目的贯彻，功名成就。
地格 18 的数理暗示：
吉祥运（表示健全、幸福、名誉等）
艺能运（富有艺术天才，对审美、艺术、演艺、体育有通达之能）
刚情运（性刚固执、意气用事）
邓波涛 的外格为 19，解析如下：
（多难） 风云蔽日，辛苦重来，虽有智谋，万事挫折。
有智谋，有兴大业博名利的实力，但每每发生意外障碍，内外不和、困难不绝，如其他格不吉，也有短命的可能。
诗曰：风云蔽月未得安，虽有智慧做事难，孤独多难无所至，内外不和失妻儿。
遮云蔽月的辛苦重来数。（凶）
基业：官禄、进田、经艳、财帛、智谋、凶危破财。
家庭；家内朝思幕致，兄弟成吴越，须思手足情应多注意。
健康：风云蔽月，病弱、刑罚、杀伤、短命，先天五行属金水者可望安康。
含义：有多智谋，虽有兴大业，博得名利的实力，但每发生意外的陷害，内外不和，困难苦惨不绝。如果主运有此数又乏其他吉数以相助，多陷病弱，孤寡。甚至有夭折，妻子死别，刑罚。杀伤等灾。为万事挫折非命至极。故也叫短命数。但先天有金者，可成巨富，怪杰，伟人。
外格 19 的数理暗示：
凶数运（表示逆境、沉浮、薄弱、病难、困难、多灾等）
邓波涛 的总格为 37，解析如下：
（猛虎出林）权威显达，热诚忠信，宜着雅量，终身荣富。
权威显达，发展基业数，但其人应多注意平和，否则有孤独之感。
诗曰：权威显达得众望，忠实热诚运集旺，大德奏功无难事，终得富荣乐康旺。
权利显达，发展基业数。（大吉）
基业：将星，官禄，文昌，艺术，权利，祖业。
家庭：家庭和睦圆满，女性若有烈强，官守女德，则有可望。
健康：长寿多，先天五行或人格克者，易患疾病，少数为心脏病。
含义：独立，权威，忠实，奏功无比之象，主畅通达，热诚忠烈，得众信，破万难而成大业，慈祥有德，善发挥才能，享受天福之幸，终身富贵至极，但因权威独行，而难免有独立感，宜心存平和，留神静安。&
总格 37 的数理暗示：
首领运（智慧仁勇、立上位、能领导众人）
吉祥运（表示健全、幸福、名誉等）
刚情运（性刚固执、意气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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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金书话　
序 言　　　　　　　　　　　　　姜德明 现在，书话这种形式已经非常习见了。　　特别是在读书界，所有爱书者几乎没有不喜欢读书话的。中国文学史上 出现的诗话、词话、曲话古已有之，名著多有，唯有书话似乎是近六十年始 为人们所用，并逐渐流传，终于为公众所认可。到目前为止，人们对书话的 理解仍各有不同，在理论和实践上，既无统一的定义，写法上也各行其是。 书话的形式也许还要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的发展和探索，才能更臻完美，认 识统一。　　现在，人们对书话范围的界定还比较宽泛，多数人把凡是关于谈书的散 文、随笔，包括书的序跋，甚至较短的书评，一律目为书话。或者说，书话 本来就内容宽广，可以无所不谈，不必强求统一。　　但，有些认识已经逐渐为更多的人所接受也是事实。如，书话源于古代 的藏书题跋和读书笔记，并由此生发、衍变而成。书话不宜长篇大论，宜以 短札、小品出之。书话以谈版本知识为主，可作必要的考证和校勘，亦可涉 及书内书外的掌故，或抒发作者一时的感情。书话不是书评，即不是对一本 书作理论性的全面介绍、分析和批评。书话不能代替书评。我常说，书话只 要能够引领读者爱慕知识，并唤起他们爱书、访书、藏书的兴趣就好，不必 过苛地要求它承担更多的繁重任务。40 年代初，我开始对新文学书刊发生兴趣。在课堂里无法满足的知识，只好到旧书摊前去探秘，开头是盲无所从，碰到什么是什么。一本曾孟朴的《鲁男子·恋》，曾经让我痴迷多时，误以为是新文学最伟大的小说。到了40 年代中后期，突然发现唐弢先生写的关于新文学的书话，一下子顿开茅 塞，好像找到一位引我入门的老师。我羡慕他的藏书丰美，那些充满魅力的 版本一直诱惑着我。我采取的是笨办法，循着他书话中提到的书一一去搜访。 读唐弢的书话，打开了我的眼界，如读一部简明的新文学史。50 年代中期，我由《人民日报》读者来信部调往文艺部，在袁鹰同志手下编副刊。他是一位放手用干部的好领导。我在工作中偶有所想，一般都能 得到他的支持。当时，袁水拍同志已请西谛先生为我们副刊开辟了《书林漫 步》专栏，那当然是书话。这个专栏得到了知识界的好评，可惜所谈的都是 古籍，距离一般读者的兴趣稍远。为此，西谛先生后来有意避开冷僻的版本， 分别写了买书、分书、整书、访书等接近生活的题目。本来他还可以继续写 下去，却因“反右派”、“大跃进”，以及他出访域外不幸遇难，这组文章 遂成绝响。西谛先生为我们副刊刊载书话奠定了基础，功不可没。60 年代初， 唐弢先生举家北迁。当他刚刚安好新居，我就贸然闯入，请他为我们写书话。 他答应了，却流露出某种顾虑，问我：“现在还有读者对这类文章感兴趣吗？ 党报上介绍旧书版本会不会有人反对？”我打消他的顾虑，并同他一起商定， 可以先从革命书刊和左翼文艺运动的书刊谈起，再一步步地涉及进步文艺， 如文学研究会的诸大家和巴金等。所以，晦庵的书话一开张，便谈李大钊、 鲁迅，以及国民党的禁书和革命者的伪装书。至于含有书斋趣味的藏书票、 藏书印、线装书籍装帧等，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是在 1962 年，作者在出 版《书话》单行本时临时补入的。如此谨慎，今天的读者也许会大惑不解。　　在这以后，我又联系阿英先生写了近代文学丛谈，请陈原先生写中外读 书小品，赵家璧先生写编辑忆旧，钱君匋先生写书籍装帧琐谈，李健吾先生 写艺术短简，路工先生写访书见闻录，还有丁景唐、瞿光熙、胡从经等先生 写的有关新文学的书话。以上有的虽然没有用书话的招牌，实际都没有离开 书。我以为报纸副刊是发表书话的理想园地，不仅可以提高报纸的文化品位， 也是普及文学史和培养读者艺术修养的极好方式。书话兴盛一时，到 1964 年强调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大批判”的时候就匆匆收场了。　　“文革”前夕，我已沉默，静候批判。因为报社已经抛开文艺部，背后 整理铅印了十来种文艺部工作错误的专题材料，其中的两份，即关于唐弢的 书话，以及读书随笔的。罪名之大、上纲之高已令人胆战心惊。到了“文革” 开始，却又被“造反派”们当作“假批判、真包庇”，认为书话之类正是为30 年代的反革命文艺黑线摇旗呐喊，是有计划的一个阴谋活动。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书话的兴衰，莫不与时代的政治起伏有关，这时候我才想起当年 唐弢先生的顾虑并不是多余的。　　至今为止，人们都承认唐弢先生的书话影响最大，这不是偶然的。他在 篇幅有限的方寸之地，能给人以知识和文采，表达出一个爱书人的品格，这 不是任何一位作者都能达到的境界。1979 年 10 月，他在编完《晦庵书话》 时说：“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 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这样，我以为书话虽然含 有资料的作用，光有资料却不等于书话。”他的经验已成为人们研究书话特 点的重要依据。说他在书话写作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也不过分。近代藏书家傅增湘的《藏国群书题记》、周叔弢先生的《自庄严堪藏书题识》、邓之诚先生的《桑园读书记》、马叙伦先生的《读书小记》、《读 书续记》等，尽管偶然会间及掌故，重点仍在资料和校勘，有的已近于目录 学的范畴，更不要讲抒情了。唐弢先生却强调文学因素，并把它理论化了， 使枯燥的藏书题跋走出专门家的书斋，化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这是后人 不应该忘记的。当然，我们也不能机械地理解为书话必得抒情，一定谈掌故。 这要因书而定，不能勉强。以知识为主没有错，写得生动活泼一点也是必要 的。邓之诚先生是以文史学家的眼光写书话的。1955 年他在编完自己的《桑 园读书记》后说，他的读书记以“提要”和“劄记”合成。“提要”是“撮 其内容，使未读是书者稍明途径，且知某事见某书，为切实可用也”。“劄 记”则“间附己见”，意在表述个人的观点。这也是经验所得，一家之言， 是书话的另一种写法。近年，孙犁同志写的《书衣文录》，更一反传统藏书 题跋的写法，甚至把与书本身全无关系的一时感触写在书衣上。但，没有人 不承认那是书话，而且是思想深刻、别具一格的书话。　　有人说最先用“书话”为题写作的不是唐弢先生，我认为这个问题不怎 么重要。我也没有作过考证，只是在翻旧书刊的过程中，见到 1937 年 10 月 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前后，阿英先生写过一组《鲁迅书话》；同年 4 月，他还 在《青年界》第 11 卷第 4 号上发表了一组《红楼梦书话》。但，也不能就此 断定最早用“书话”的是阿英。作家曹聚仁早在 1931 年 8 月 15 日出版的《涛 声》半月刊创刊号上，便以《书话二节》为题了。同月 22 日出版的《涛声》第 2 期，他又发表了《书话·2》。如果我们有耐心去翻阅一下，1933 年和1934 年的《申报·自由谈》，那里还有另外几个作者，也在以“书话”名义 写读书小品。书话在 30 年代曹经一度繁荣，丝毫也没有影响唐弢先生在书话创作方面总其大成的功绩和历史贡献。前人的实践我们都应当尊重。文学史 上从来也不可能无缘无故地会跳出一个伟大的天才来。　　为了适应当前读书界的需要，也为了向读者提供一部系列的权威读物， 北京出版社邀我来主编“现代书话丛书”。我认为这是出版家注重基础工程 的举措，有利于长远的文化建设。经过筹划，现在推出了八位作家，都是撰 写书话的大家，有过历史的贡献。　　在编辑出版这套丛书的过程中，我与各卷选编者及出版家进行了反复的 磋商。时间并不充裕，这也可以说是一次紧张、团结的合作。我们想尽力做 得完美一点，怕亦有不周之处。如有不当，希望读者不吝赐教。1996 年 4 月于北京巴金书话第一辑书　　在大街上几家古本屋里耽搁了两个钟头，抱了十多本《现代日本文学全 集》出来，这里面有森鸥外，岛崎籐村，有岛武郎，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 介，志贺直哉和别的一些文人。金 1 圆 50 钱也。确实是很便宜的罢。上了自 动车，心里还颇高兴，因此又想起了一件事情。　　离开上海的前两天，无意间买了一本美国版的《沙宁》，是有插图的大 字本，而且是作为新书买来的，价 3 圆。我觉得很便宜。不过据一个朋友说 在别的书店去买，也只要花这样的价钱。就是这同样的书，北平北京饭店内 的法文图书馆的伙计曾向我讨过 20 圆的高价。相差得这么多！书贾们的赚钱 的欲望也就大得可惊了。我并没有听错话，因为说话的是中国人，而且同去 买书的还有我哥哥。结果那天我花去 4 圆买了一本“现代丛书”版的，译文 是一样，却是没有插图的小字本。这种版本在别处只售价 3 圆的事情，我并 不是不知道。　　在上海红鸟书店买法文书也会常常遇到这种情形。有一次我要买一本小 册子，大概是在巴黎公社殉难的 Varlin 氏的纪念册罢，原价 2 个法郎，以为 花四五角钱，就可以了。问那位中国伙计，他却毫不客气地向我要 2 块钱。 他的那副吃人的面孔和声音就把我吓跑了，以后我几乎不敢再进这书店去。 过了几天我有一次路过环龙路，又记起了那书，终于壮了胆子走了进去，这 一次遇见的是一个法国人，结果付了 8 角大洋把小册子拿走了。这样看来外 国商人的贪心远比那给他帮忙的中国伙计的贪心小一点罢。而在外人卵翼下 做奴隶的中国人对于同胞的那种气焰，也就够叫人齿冷了。在中国西洋书店里这种情形是很普通的。邮政局是衙门，早有人说过。西洋书店是衙门也是真的事情。从前连商务印书馆也仿佛摆过衙门的架子 呢！现在大概是改良了。还有，在中国我很少到大的商店里去买东西，因为 我走进那些地方，就好像进了衙门去递呈文。这心情我在法国，在日本却没 有感到。这些话似乎离题太远了。我应该回转来说说图书馆的事情。在中国假若有一个完备的图书馆，我们也就可以少受书店伙计们的闲气了。譬如倘使北 平图书馆有一本英译本的《沙宁》的话，我也不会像朝耶路撒冷似地在各西 书店去搜求这本书了。我不妨明白地说一句话罢，北平图书馆作为一个装饰 品，是无愧的。而作为一个为人民设备的图书馆，那就完全放弃它的责任了。 一般人不需要的那样堂皇的建筑在那里是有的；而一般人需要的普通的书籍 在那里却常常缺乏。我找过 E. Zola ，找过 H.Ellis ，找过 E. Carpenter??，他们的重要著作却没有一部。我更可以夸张地说，我要读的 书，那里全没有。我为了找书不知道白跑了若干次，但如今北平图书馆却以 “为国家搜集善本书的责任”自豪了。事实上像那用 1800 圆的代价买来的《金 瓶梅词话》对于现今在生死关头挣扎着的中国人民会有什么影响呢？难道果 如那些文化膏药式的学者所说一民族的存亡全系于文化，而文化的精华就在 于这般“古董”么？　　自动车走过海边的一站停了，我望见一只刚开出的轮船。这轮船是往中 国去的罢。我不觉把眼睛抬得高高地往西边看。　　　　〔附记〕听说北平图书馆方面发表了答复我的文章，可惜我没有机会读 到。一个朋友写了文章为我“声援”，这也近乎多事。又一个做过北大教授 的朋友对我说：左拉的书那边有，曾有一本法文目录寄给他。这当然是真话。 不过在馆内的目录里却查不着，我要看也无法看了。至于霭理斯的七卷《性 心理》，加本特的《全集》等等，我查了好几次目录，都没有查着，也许这 种书是有的，只是不做教授的我们不配看罢了。我应该道歉，因为我以前不 明白文化城里的图书馆的特别的使命，现在明白了，所以人也就变聪明了。 写于 1935 年。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二卷第 467 页。多印几本西方文学名著　　我在两个月前写的一篇文章里说过这样一句：“多印几本近代、现代的 西方文学名著，又有什么不好呢？”这句话似乎问得奇怪。其实并不稀奇， 我们这里的确有人认为少印、不印比多印好，不读书比读书好。林彪和“四 人帮”掌权的时候，他们就这样说、这样办，除了他们喜欢的和对他们有利 的书以外，一切都不准印，不准看。他们还搞过焚书的把戏，学习秦始皇， 学习希特勒。他们煽动年轻学生上街大“破四旧”，一切西方名著的译本都 被认为是“封、资、修”的旧东西，都在“大破”之列。我还记得一九六七 年春天，张春桥在上海发表谈话说四旧破得不够，红卫兵还要上街等等。于 是报纸发表社论，大讲“上街大破”的“革命”道理，当天晚上就有几个中 学生破门而入，把一只绘着黛玉葬花的古旧花瓶当着我的面打碎，另一个学 生把一本英国作家史蒂文森的《新天方夜谭》拿走，说是准备对它进行批判。 我不能说一个“不”字。在那七、八、九年中间很少有人敢挨一下西方文学 名著，除了江青，她只读了少得可怜的几本书，就大放厥词，好像整个中国 只有她一个人读过西方的作品。其他的人不是书给抄走下落不明，就是因为 住房缩小，无处放书，只好秤斤卖出，还有人被迫改行，以为再也用不上这 些“封、资、修”的旧货，便拿去送人或者卖到旧书店去。西方文学名著有 汉译本的本来就不多，旧社会给我们留得太少，十七年中间出现过一些新译 本，但数量也很有限，远远不能满足读者需要。经过“四人帮”对西方文学 名著一番“清洗”之后，今天在书店里发卖的西方作品（汉译本）实在少得 可怜，因此书店门前读者常常排长队购买翻译小说。读者的要求是不是正当 的呢？有人不同意，认为中国人何必读西方的作品，何况它们大多数都是 “封、资、修”？这就是“四人帮”的看法。他们在自己的四周画了一个圈 圈，把圈圈外面的一切完全涂掉、一笔抹煞，仿佛全世界就只有他们。“没 有错，老子天下第一！”把外来的宾客都看作来朝贡的，拿自己编造的东西 当成宝贝塞给别人。他们搞愚民政策，首先就使自己出丑。江青连《醉打山 门》是谁写的都搞不清楚，还好意思向外国人吹嘘自己对司汤达尔“颇有研 究”！自己无知还以为别人也同样无知，这的确是可悲的事情。只有在“四 人帮”下台之后，我们才可以把头伸到圈圈外面看。一看就发现我们不是天 下第一，而是落后一、二十年。那么究竟是老老实实、承认落后、咬紧牙关、 往前赶上好呢，还是把门关紧、闭上眼睛当“天下第一”好？这是很容易回 答的。现在的问题是赶上别人，那么先要了解别人怎么会跑到我们前面。即 使我们要批判地学习外国的东西，也得先学习，学懂了才能批判。像“四人 帮”那样连原书也没有挨过，就用“封、资、修”三顶帽子套在一切西方文 学名著头上，一棍子打死固然痛快，但是痛快之后又怎样呢？还要不要学， 要不要赶呢？有些人总不放心，把西方文学作品看成羊肉，害怕羊肉未吃到， 先惹一身羊骚。有些人认为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品就难免没有毒素，让我 们的读者中毒总不是好事，最好不出或者少出，即使勉强出了，也不妨删去 一些“不大健康的”或者“黄色的”地方。不然就限制发行，再不然就加上 一篇“正确的”前言，“四人帮”就是这样做了的。其实谁认真读过他们写 的那些前言？　　“四人帮”终于垮台了。他们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他们害死了成 千上万的人，历史会清算这笔帐！他们还禁、毁了成千上万的书。人的冤案　　现在陆续得到平反，书的冤案也开始得到昭雪。我想起几年前的一件事。不 是在一九六八年就在一九六九年，我在报上看到一篇文章，描述在北火车站 候车室里，一个女青年拿着一本书在读，人们看见她读得那样专心，就问她 读的是什么书，看到她在读小说《家》，大家就告诉她这是一株大毒草，终 于说服了她把《家》当场烧掉，大家一起批判了这本毒草小说。我读了这篇 文章，不免有些紧张，当晚就做了一个梦：希特勒复活了，对着我大声咆哮， 说是要焚书坑儒。今天回想起来，实在可笑。我也太胆小了，以“四人帮” 那样的权势、威力、阴谋、诡计，还对付不了我这本小说，烧不尽它，也禁 不绝它。人民群众才是最好的裁判员。他们要读书，他们要多读书。让“四 人帮”的那些看法、想法、做法见鬼去吧。我还是那一句话：“多印几本西 方文学名著有什么不好呢？”
写于 1979 年 1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 8 页。
我的“仓库”　　我第二次住院治疗，每天午睡不到一小时，就下床，坐在小沙发上，等 候护士同志两点钟来量体温。我坐着，一动也不动，但并没有打瞌睡。我的 脑子不肯休息，它在回忆我过去读过的一些书，一些作品，好像它想在我的 记忆力完全衰退之前，保留下一点美好的东西。　　我大概不曾记错吧，苏联作家爱伦堡在一篇演说中提到这样一件事情： 卫国战争期间，列宁格勒长期被德军包围的时候，一个少女在日记中写着“某 某夜，《安娜·卡列尼娜》”一类的句子。没有电，没有烛，整个城市实行 灯火管制，她不可能读书，她是在黑暗里静静坐着回想书中的情节。托尔斯 泰的小说帮助她度过了那些恐怖的黑夜。　　我现在跟疾病作斗争，也从各种各样的作品得到鼓励。人们在人生道路 上的探索、追求使我更加热爱生活。好的作品把我的思想引到高的境界；艺 术的魅力使我精神振奋；书中人物的命运让我在现实生活中见到未来的闪 光。人们相爱，人们欢乐，人们受苦，人们挣扎，??平凡的人物，日常的 生活，纯真的感情，高尚的情操激发了我的爱，我的同情。即使我把自己关 在病房里，我的心也会跟着书中人周游世界、经历生活。即使在病中我没有 精力阅读新的作品，过去精神上财富的积累也够我这有限馀生的消耗。一直 到死，人都需要光和热。人们常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有深的体会，我的心灵就是文学作品塑造出来的。当然不是一部作品，而是许多部作品，许多部内容 不同的作品，而且我也不是“全盘接受”，我只是“各取所需”。最近坐在 小沙发上我回忆了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我最后一次读完《双城记》是一九二七年二月中旬在法国邮船“昂热”上，第二天一早邮船就要在马赛靠岸，我却拿着书丢不开，一直读到深夜。 尽管对于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我和小说作者有不同的看法；尽管书中主 要人物怀才不遇的卡尔顿是现实生活中所没有的；但是几十年来那个为了别 人幸福自愿地献出生命从容走上断头台的英国人，一直在我的脑子里“徘 徊”，我忘不了他，就像我忘不了一位知己朋友。他还是我的许多老师中的 一位。他以身作则，教我懂得一个人怎样使自己的生命开花。在我遭遇恶运 的时候他给了我支持下去的勇气。我好久不写日记了。倘使在病房中写日记，我就会写下“某某日《双城记》”这样的句子。我这里没有书，当然不是阅读，我是在回忆。我的日记 里可能还有“某某日《战争与和平》”，“某某日《水浒》”等等。安德列 公爵受了伤躺在战场上仰望高高的天空；林冲挑着葫芦踏雪回到草料场?? 许多人物的命运都加强了我那个坚定不移的信仰：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 于贡献；不在于接受，不在于获取。这是许多人所想象不到的，这是许多人 所不能理解的。“文革”期间要是“造反派”允许我写日记，允许我照自己 的意思写日记，我的日记中一定写满书名。人们会奇怪：我的书房给贴上封 条、加上锁、封闭了十年，我从哪里找到那些书阅读？他们忘记了人的脑子 里有一个大仓库，里面储存着别人拿不走的东西。只有忠实的读者才懂得文 学作品的力量和作用。这力量，这作用，连作家自己也不一定清楚。　　托尔斯泰的三大长篇被公认为十九世纪世界文学的高峰，但老人自己在 晚年却彻底否定了它们。高尔基说得好：“我不记得有过什么大艺术家会像　　他这样相信艺术（这是人类最美丽的成就）是一种罪恶。”可是我知道从来 没有人根据作家的意见把它们全部烧毁。连托尔斯泰本人，倘使他复活，他 也不能从我的“仓库”里拿走他那些作品。
写于 1983 年 11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 513 页。
文中话书摘抄三十则　　　　　　　　　　　　　　一 在那光芒中我看见了我的童年，就像一本书那样，它一页一页地，翻开，每一篇书页上都印着一个曾经被我爱过的面庞，但是它们都已经腐烂在坟墓 里了。　　如今它们在我的眼前活起来。每一个面庞给我一个微笑，嘴里唤了一声 我做小孩时被人唤着的名字，于是许多活泼的人在我四周出现了，他们包围 着我，给我一些温暖，一些安慰，我仿佛又变做了一个小孩，回到那广阔的 大厦里，那美丽的花园里，听母亲底叮咛的嘱咐，伴着哥哥姊姊们游戏，那 时候我爱着人，而我也被人爱着。　　每天晚上在我们临睡之前母亲总要把我和另一个哥哥唤到她面前，叫我 们摊开她亲手给我们抄写的《白香词谱》，选了一首词给我们讲解，教我们 诵读。过后我们就阖了书听她讲故事，听她叙说种种的事情。每晚，每晚都 是这样。她仔细地给我们解说，直到我们完全了解她的意思。她教我们将来 长大成人以后应该怎样忠实地去生活，去爱人，去帮助人，因为在世间有着 那么多的人是需要着爱，需要着帮助的。她把话说得如此美丽。母亲并不是一个说教者，她的一生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她永远是忘了自己地去爱人，帮助人的。因了她的好心我才能够在仆婢们的诚挚的爱护中 间生长起来。仆婢们把她当作她们底亲人一般地敬爱。在寒冷的冬夜里这爱 也曾温暖了那些被幸福遗弃的人的心。然而很快地她就被一只手拖进另一个世界里去了。我的呼唤挽不住她。从此每天晚上我和那个哥哥就不再诵读《白香词谱》了。我们常常含了眼泪 地问自己：我们将来是否能够去爱人，去帮助人，像母亲希望的那样。摘自《童年》（1932 年）。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二卷第 315 页。　　　　　　　　　　　　　　二 我读过一些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书。　　拉马丁的《吉隆特党史》在解释法国大革命方面是失败的，这是一本充 满偏见的著作。但是诗人的优美的文辞常常激动我的心。同时书中攻击诬蔑 马拉等人的地方也很使我愤慨。　　马拉成了许多王党或者右倾历史家攻击的目标，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 在当时的革命领袖里面马拉比谁都更爱人民。他被称为人民的朋友。他的确 是人民的最忠实的友人。吉隆特党骂他做吸血的疯子，历史家如马德楞等甚 至用了许多不堪的话来形容他。但是如今许多文件摆在我们的眼前，使我们 明白马拉在法国大革命中担任过什么样的角色。
哥代刺杀马拉并不是偶然的事情，她实现了王党和吉隆特党的愿望。老 实说她只是一个入了迷途的狂热者，上了别人的当，做了一件傻事（不，坏 事！）。虽然她自己在法庭上说：“我杀一个人以救十万人；杀一个匪徒以①
此组文章，由选编者选自作者的散文、杂文、序跋等文中。救无辜的人；杀一头野兽以谋祖国的安宁。”其实她想保护的不过是她的本 阶级（贵族阶级）的利益而已。　　对于马拉的死，我很觉遗憾。而且这个“热烈的、悲歌慷慨的、充满着 爱护人民和正义的心的人”，常常被人误解、被人诬蔑、被人侮辱的事使我 非常愤怒。　　有一天我在巴黎蜡像陈列馆看了马拉被刺的悲剧回来，一百数十年前的 景象激起了我脑海中的波涛。我悲痛地想到当时的巨大损失，我觉得和那些 在赛纳河畔啼饥号寒的人民起了同感。这时候我翻开了拉马丁的书，马德楞 的书，和道布生的论哥代等的书（《四个法国妇人》），我的愤怒又从心底 升上来。我无法自遣，曾经想过用我这管无力的笔来描写这个历史上的大悲 剧，马拉的死。但是我并没有写成这样的一篇文章。摘自《＜沉默＞序（二）》（1934 年 9 月）。 选自《序跋集》第 88 页。　　　　　　　　　　　　　　三 高德曼曾经被我称作“我的精神上的母亲”，她是第一个使我窥见了安那其主义的美丽的人。　　当我在《实社自由录》和《新青年》上面开始读她的论文的时候，我的 感动，我的喜悦，我的热情，??我真正找不出话来形容。只是后来我读到 Roussanoff 的《拉甫洛夫传》，才偶然找到了相当的话：我们把这本读得又破又旧的小书放在床头，每晚上拿出来读，一面读，一面拿眼泪来润湿它。一种热诚占有了我们，使我们的灵魂里面充满了一种 愿为崇高的理想而生活、而死亡的渴望。我们的幼稚的心何等快乐地跳动着； 同时我们的大师的影像又十分伟大地出现于我们的眼前。这位大师虽是我们 所不认识的，然而他在精神上却是和我们非常接近，他呼唤我们前去为理想 奋斗??高德曼的文章以她那雄辩的论据，精密的论理，深透的眼光，丰富的学识，简明的文体，带煽动性的笔调，毫不费力地把我这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征 服了。况且在不久以前我还读过两本很有力量的小书，而我的近几年来的家 庭生活又使我猛烈地憎厌了一切的强权，而驱使着我走解放的路。我所说的 两本小书是一个未会面的朋友从上海寄来的《夜未央》和《告少年》。我相 信在五四运动以后的几年间，这两本小书不知感动了多少的中国青年。我和 几个朋友当时甚至把它们一字一字地抄录下来。《夜未央》是剧本，我们还 把它排演过。　　当初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报纸上的如火如荼的记载，就在我们的表面 上平静的家庭生活里敲起了警钟。大哥的被忘却了的青春也被唤醒了：我们 开始贪婪地读着本地报纸上的关于学生运动的北京通讯，以及后来上海的六 三运动的记载。本地报纸上后来还转载了《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文章， 这些文章很使我们的头脑震动，但我们却觉得它们常说着我们想说而又不会 说的话。　　于是大哥找到了本城唯一出售新书的那家店铺，他在那里买了一本《新 青年》和两三份《每周评论》。我们争着读它们。那里面的每个字都像火星 一般地点燃了我们的热情。那些新奇的议论和热烈的文句带着一种不可抗拒　　的力量压倒了我们三个，后来更说服了香表哥，甚至还说服了六姊，她另外 订阅了一份《新青年》。《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北大学生周刊》、《进化杂志》、《实社自由录》??等 等都接连地到了我们手里。在成都也响应般地出版了《星期日》、《学生潮》、《威克烈》??《威克烈》就是“外专”学生办的，那时香表哥还在“外专” 读书。我们设法买全了《新青年》的前五卷。后来大哥甚至预先存了一两百 块钱在“华阳书报流通处”，每天都要到那里去取一些新的书报回来。在那 时候新的书报给人争先恐后地购买着（大哥做事的地方离那书铺极近）。　　每天晚上我们总要抽点时间出来轮流地读这些书报，连通讯栏也不轻易 放过。有时我们三弟兄，再加上香表哥和六姊，我们聚在一起讨论这些新书 报中所论及的各种问题。后来我们五个人又组织了一个研究会，在新花园里 开第一次会，就给六姊的母亲遇见了。三婶那时正和继母大哥两个闹了架， 她便禁止六姊参加。我们的研究会也就无形地停顿下去了。　　当时他们还把我看作一个小孩子，却料不到我比他们更进一步，接受了 更激进的思想，用白话写文章，参加社会运动，认识新的朋友，而且和这些 朋友第一次在成都大街上散布了纪念五一节鼓吹社会草命①的传单。从《告少年》里我得到了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得到了一个小孩子的幻想，相信万人享乐的社会就会和明天的太阳同升起来，一切的罪恶都会马上 消灭。在《夜未央》里，我看见了在另一个国度里一代青年为人民争自由谋 幸福的斗争之大悲剧，我一次找到了我的梦景中的英雄，我找到了我的终身 事业，而这事业又是与我在仆人轿夫身上发见的原始的正义的信仰相合的。 如今我的信仰并没有改变，社会科学的研究反而巩固了它，但是那个小孩子的幻梦却已经消失了。　　摘自《信仰与活动》（1935 年）。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二卷第 404 页。　　　　　　　　　　　　　　四 林琴南氏翻译的《十字军英雄记》是七八年前读过的了。里面有两句话，我至今还记得，就是：“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这是一位中世纪的英国公主对她所爱的将军说的话，但在中国所谓“奴在心者” 如今不是正在各处得意地活着吗？而且这类人不是还在骄傲地非笑那般“奴 在身者”吗？做奴隶的人，常常是自己不觉得的。因为他们的良心都被贱价 地卖给主子们了。不管主子们是中国人，是外国人，是古人，是今人。其为 主子，则没有差别。“奴在身者”是出于不得已；而“奴在心者”便是自甘 堕落了。对于自甘堕落的人，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摘自《直言》（1935 年 2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二卷第 496 页。五①
这里的“草命”是传单上印错了的。　　我观察生活，我研究历史。我看遍了过去和现在的人民的大斗争。我看 出来在那些斗争里文字的力量（换句话说，文字没有什么力量），而且我明 白在那些时候“纯粹的”文人所尽的任务是何等地小。在宫廷里当弄臣，在 贵族爵邸里做食客，在贵妇人的沙龙里做装饰品，给当权者歌功颂德——这 些倒是“纯粹的”文人的拿手好戏。现在文科学生都知道说但丁、莎士比亚、 歌德等等如何伟大。然而，我却更喜欢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 基、左拉几位。这些人据新近一位中国批评家“严格地说”来，并不是“纯 粹的作家”。但是我觉得他们比但丁、莎士比亚等等大文豪更可爱。　　这似乎是题外的话，其实并不是。譬如说但丁罢，他可以把他的政敌都 送进地狱，他可以请他所爱的女人引他进天堂。我却不能够。这一类的事情 我没有勇气做。所以在“私的”（personal）方面我不能够从写作上得到满 足。在“公的”（public）方面我又看见文章和现实的环境相比，等于拿一 个鸡蛋去碰石头。一番动人的演说可以使激动的群众马上做出一件事情，一 篇文章只可以在短时间内感动人，但是不久就会被人忘记。不纯粹的作家的 作品，自然经过一个短时期便归于消灭。但是纯粹的作家的不朽的名著，过 几百年或者一两千年也会变做藏书家的所谓珍本，而成为风雅绅商沽名钓誉 的工具了。摘自《断片的纪录》（1936 年）。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二卷第 442 页。　　　　　　　　　　　　　　六 我读过一些关于马拉的书，我好像认识一个熟朋友似地认识他。我跟着他经历了他那充满牺牲精神的生活。我看见在瑞士的家庭中受了责罚绝食反 抗的小孩，我看见在法国研究医学的苦学生，我看见在巴黎勤苦工作的科学 家。然后我看见那个孟德斯鸠与卢骚的弟子，他站在街角对人民朗诵《民约 论》。于是革命家马拉出现了。《人民的朋友》的主笔，热情的煽动者，受 迫害的革命家，他不得不时常躲在地窖里，过着没有阳光的日子。最后革命 把他带到他的生活中的高峰，成了被全巴黎人民爱戴的“人民的朋友”。我 又看见这时候的马拉的面影了：一个病弱的人，过着贫苦的生活，他在哥德 烈街阴暗房屋的最阴暗的一层里面，不休息地做他的工作。他的热情、他的 工作摧毁了他的身体。他的病一天天地加重了。可是一直到最后，他没有一 刻想到休息。他的确像德国历史家 W.布洛斯所说，是“一个热烈的、悲歌慷 慨的、并且充满着爱护人民和正义的心的人”。我用同情和崇敬的眼光跟随着一个伟大心灵的发展。?? 阳光在我的眼前淡下去，我已经进了那条窄巷。我回到我住的地方来了，我走进我的充满着洋葱气味的房间。我的桌上正摊开一本《马拉传》。那本 书上和别的许多书上都写得很明白，马拉的遗产只有一张二十五个“苏”的 纸币，活着的时候他接连有九个月只喝清水吃白面包，而且有三年多他每天 不曾休息过一刻钟。摘自《马拉、哥代和亚当·音克斯》（1939 年春）。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三卷第 559 页。七　　我的畏惧不断地增加。衙门里的女佣、听差们对这增加是有功劳的。从 他们那里我知道了许多关于雷公的故事。有一个年老的女佣甚至告诉我：雷 声一响，必震死一个人。所以每次听见轰轰雷声，我便担心着：不晓得又有 谁受到处罚了。雷打死人的事在广元县就有过，我当时不能够知道它的原因， 却相信别人眼见的事实。　　年纪稍长，我又知道了雷震子的故事。雷公原来有着这样一个相貌：一 张尖尖的鸟嘴，两只肉翅，蓝脸赤发，拿着铜锤满天飞。这知识是从小说《封 神榜》里得来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喜欢这相貌，我倒想见见他。我的畏惧减 少了些，因为我在《封神榜》中看出来雷震子毕竟带有人性，还是可以亲近 的，虽然他有着那样奇怪的形状。　　再后，我的眼睛睁大了。我明白了许多事情。我也看穿了神和鬼的谜。 我不再害怕空虚的事物，也不再畏惧自然界的现象。跟着年岁的增长，我的 脚跟也站得比较稳了。即使立在天井里，望着一个响雷迎头劈下，我也不会 改变脸色，或者惶恐地奔入室内。从此我开始骄傲：我已经到了连巨雷也打 不倒的年龄了。摘自《雷》（1941 年 7 月）。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三卷第 357 页。　　　　　　　　　　　　　　八 我刚刚关上的书，书皮上也有着这样一个名字：让·保罗·马拉。那是列克—马勒采文著的历史小说。 我又在读关于马拉的书。我永远忘不了这个人。每当我无法排遣寂寞，或者闷得快透不过气的时候，我常常求助于一些人的传记，马拉也是我心灵生活中的一个指导和支持。马拉，一个“充满着爱护人民和正义的心的人”（W.布洛斯语），“法国自由的忠实的看守者”（C.L.杰姆斯语），“下层 阶级的朋友，被压迫阶级的忠实诚挚的战士”（E.B.巴克士语）。他比当时 任何一个革命领袖更爱人民。可是在当时的国会中没有一个马拉的党徒。有 人说马拉的党就只有他自己一个人，虽然他为无数的人民所热爱。??这一 切在我的脑子里是跟马拉的名字分不开的。??夜帮助我思想、回忆。我的思想完全集中在这个人身上。我的疲倦渐渐地消失了。我跟着一个人在生活：在瑞士的家庭中受了罚绝食反抗的小孩， 在法国研究医学的苦学生，在巴黎勤苦工作的科学家，成名的医生和学者。 然后是卢骚的弟子，他站在街角对人民朗诵《民约论》。于是我的眼前更亮 了。我看见热狂的煽动者，受着迫害的革命家，他创刊了《人民的朋友》， 攻击腐败和罪恶。他时常在地窖中过着没有阳光的日子。最后革命把他带到 他生活中的高峰，成了全巴黎人民爱戴的“人民的朋友”，全法国贵族憎恨 的“嗜血的魔王”。　　我的眼光追随着他的生活：巴黎哥德烈街 20 号，一所阴暗简陋的房屋， 一个病弱的老人（才只 50 岁，他的身体已经衰老了，那是被刻苦的生活、过 度的工作和燃烧的热情摧毁了的。）房间里充满着霉气和臭味，到处凌乱地 堆着东西。几张熟习的脸孔露一下又消失了。整个房间又落进一种窒息人的　　静寂里。然后响起了沉重的喘息声。病折磨着马拉，他接近垂死的状态了。 但是他仍然坐在浴盆中写作，一双老虎眼里还燃着烈火，这对眼睛永远睁着， 守护着人民的利益。他的笔没有停过，他的刊物也在继续刊行。体力在逐渐 减退，心却一直在燃烧。最后他不能出去参加国民大会的会议了。他不得不 靠热水浴来减轻痛苦，提起精神。他坐在澡盆里为他的刊物写文章，向国民 大会建议，为人民的权利呼吁。一直到最后他还在攻击反革命的罪人，拯救 无辜。　摘自《静夜的悲剧》（1947 年春）。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三卷第 570 页。　　　　　　　　　　　　　　九 我至今还相信我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不错，虽然我生迟了一百几十年，不能够亲身经历那次的革命，我的关于它的全部知识都是从书本中得来的。而且对于那些记载着活人的、勇敢的、聪明的、行动的书本，我感到了极大 的兴趣。我特别提说聪明的行动，因为在当时也有至少愚蠢的行动。摘自《静夜的悲剧》后记（1948 年 7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三卷第 581 页。
一○ 又是过去的事了，那是更早的事。一九二六年八月我第一次来北京考大学，住在北河沿一家同兴公寓。因了病我没有进过考场，在公寓里住了半个月就走了。那时北海公园还没有开放，我也没有去过别的地方。在北京我只 有两三个偶尔来闲谈的朋友，半个月中间始终陪伴我的就是一本《呐喊》。 我早就读过了它，我在成都就读过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过的《狂人日记》 和别的几篇小说。我并不是一次就读懂了它们。我是慢慢地学会了爱好它们 的。这一次我更有机会来熟读它们。在这苦闷寂寞的公寓生活中，正是他的 小说安慰了我这个失望的孩子的心。我第一次感到了，相信了艺术的力量。 以后的几年中间，我一直没有离开过《呐喊》，我带着它走过好些地方，后 来我又得到了《彷徨》和散文诗集《野草》，更热爱地熟读着它们。我至今 还能够背出《伤逝》中的几段文字。我有意识和无意识地学到了一点驾驭文 字的方法。现在想到我曾经写过好几本小说的事，我就不得不感激这第一个 使我明白应该怎样驾驭文字的人。拿我这点微小不足道的成绩来说，我实在 不能称做他的学生。但是墙边一棵小草的生长，也曾靠着太阳的恩泽。鲁迅 先生原是一个普照一切的太阳。摘自《忆鲁迅先生》（1949 年 10 月）选自《巴金全集》 第十四卷第 6 页
一一 一八五五年印行的《草叶集》第一版只有 12 首无题的诗，当时没有一个出版家愿意印这本书，作者只好自费出版，自己排版，自己印刷。印出来的书没法传到读者的手中，却遭到资产阶级报纸不断的谩骂。像“疯子”、“色情狂”、“杂草”、“垃圾”这一类不堪入耳的攻击，并不能阻止诗人继续 写作。他始终没有失去信心。在第二年印行的第二版《草叶集》中，就有了32 首长短诗篇，这部诗集差不多每五年重版一次，经过作者不断地增订、改 写、重编，到一八九二年诗人去世的时候，它已经是包含将近四百首长短诗 篇的光辉灿烂的大诗集了。　　《草叶集》虽然一开始就受到侮辱和谩骂，但是它也曾得到人们热烈的 赞美和拥护。例如惠特曼同时代的作家爱默生就非常喜欢它，说它有“鼓舞 人、加强人信心的最好的优点”。有一个批评家还说：“惠特曼是人类编年 史中最高贵的人物。”　　一百年来，《草叶集》的影响不断地扩大，越来越多地得到人民的喜爱。 赞美的声音压倒了一切的谩骂和诅咒。到今天，它的光芒已经照遍全世界， 它的声音已经达到了每一个角落，正像诗人在《自己的歌》中所预言的那样：哪儿有地，哪儿有水，哪儿就长着草。 惠特曼在他唯一的诗集《草叶集》中开门见山地写道： 同志，这不是书，谁接触它，就接触到人。《草叶集》的确是跟诗人惠特曼的生活分不开的。?? 惠特曼称自己为“过分赞美生活的人”。他把他的一首长诗称为《欢乐的歌》。其实不单是这首诗，差不多所有惠特曼的诗里面都浸透了生活会带来幸福的这个深刻的感觉。《草叶集》的每个读者打开这本美丽的书以后， 读了几页就会感到一种非常坚定而且是惊人地真诚的乐观主义。惠特曼熟悉 大自然，是大自然的卓越的歌手。他的诗篇中所表现的大自然都是像春天那 样地引人喜爱，不管是鸟或花，都充满了欢乐的生气；他的人物浸透了欢乐 的朝气勃勃的精神，他们热爱祖国的一草一木，欣赏海洋、山岭、草原上的 空气、明媚的阳光。他们都有健康的身体，丰富的生命力，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们不会垂头丧气，他们对于未来和自己的力量充满着信心。摘自《永远属于人民的两部巨著》（1955 年 12 月）。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四卷第 427 页。
一二 我生在官僚地主的家庭，我在地主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中间生活过相当长的时期，自小就跟着私塾先生学一套立身行道、扬名显亲的封建大道 理。我也同看门人、听差、轿夫、厨子做过朋友（就像屠格涅夫在小说《普 宁与巴布林》中所描写的那样）。我看够了不公道、不合理的事。我对那些 所谓“下人”有很深的感情。我从他们那里得到不少的生活知识。我躺在轿 夫床上烟灯旁边，也听他们讲过不少的动人故事。我不自觉地同情他们，爱 他们。在五四运动后我开始接受新思想的时候，面对着一个崭新的世界，我 有点张皇失措，但是我也敞开胸膛尽量吸收，只要是伸手抓得到的新的东西， 我都一下子吞进肚里。只要是新的、进步的东西我都爱；旧的、落后的东西 我都恨。我的脑筋并不太复杂，我又缺乏判断力。以前读的书不是四书五经， 就是古今中外的小说。后来我接受了无政府主义，但也只是从刘师复、克鲁 泡特金、高德曼的小册子和《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上的一些文章上得来的，再加上托尔斯泰的像《一粒麦子有鸡蛋那样大》、《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 一类的短篇小说。我还读过一些十九世纪 70、80 年代俄国民粹派革命家的传 记。我也喜欢过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可是多读了几本无政府 主义的小册子以后，就渐渐地丢开了它。我当时思想的浅薄与混乱不问可知。 不过那个时候我也懂得一件事情：地主是剥削阶级，工人和农人养活了我们， 而他们自己却过着贫穷、悲惨的生活。我们的上辈犯了罪，我们自然也不能 说没有责任，我们都是靠剥削生活的。所以当时像我们那样的年轻人都有这 种想法：推翻现在的社会秩序，为上辈赎罪。我们自以为看清楚了自己周围 的真实情形，我们也在学习十九世纪 70 年代俄国青年“到民间去”的榜样。 我当时的朋友中就有人离开学校到裁缝店去当学徒。我也时常打算离开家 庭。我的初衷是：离开家庭，到社会中去，到人民中间去，做一个为人民“谋 幸福”的革命者。摘自《＜巴金选集＞上下卷后记》（1978 年 9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 33 页。
一三 我最近写信给曹禺，信内有这样的话：“希望你丢开那些杂事，多写几个戏，甚至写一两本小说（因为你说你想写一本小说）。我记得屠格涅夫患病垂危，在病榻上写信给托尔斯泰，求他不要丢开文学创作，希望他继续写 小说。我不是屠格涅夫，你也不是托尔斯泰，我又不曾躺在病床上。但是我 要劝你多写，多写你自己多年来想写的东西。你比我有才华，你是一个好的 艺术家，我却不是。你得少开会，少写表态文章，多给后人留一点东西，把 你心灵中的宝贝全交出来，贡献给我们社会主义祖国。??”我不想现在就谈曹禺。我只说两三句话，我读了他最近完成的《王昭君》，想了许久，头两场写得多么好，多么深。孙美人这个人物使我想起许多事情。 还有他在抗战胜利前不久写过一个戏《桥》，只写了两幕，后来他去美国“讲 学”搁下了，回来后也没有续写。第二幕闭幕前炼钢炉发生事故，工程师受 伤，他写得紧张，生动，我读了一遍，至今还不能忘记，我希望他，我劝他 把《桥》写完。摘自《“毒草病”》（1979 年元月）。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 29 页。
一四 我最近翻了一下中国文学史，那么多的光辉的名字！却没有一首好诗或者一篇好文章是根据“长官意志”写成的。我又翻了一下俄罗斯文学史，尼 古拉一世统治时期出现了多少好作家和好作品，试问哪一部是按照“长官” 的意志写的？我家里的确有按照“长官意志”写成的小说，而且不止一部， 都是在“四人帮”横行时期出版的，而且是用“三结合”的创作方法写出来 的。所谓“三结合”，说清楚一点，就是一个人“出生活”，一个人“出技 巧”，一个人“出思想”。听起来好像我在说梦话，但这却是事实。一九七 五年十月在一个小型座谈会上，我听见上海唯一的出版社的“第一把手”说 过今后要大大地推广这个方法。最后他还训了我几句。他早就认识我，第一次当官有了一点架子，后来靠了边，和我同台挨批斗，偶尔见了面又客气了， 第二次“上台”就翻脸不认人。他掌握了出版社的大权，的确大大地推广了 “三结合”的创作方法。那个时期他们如法炮制了不少的作品，任意把“四 人帮”的私货强加给作者。反正你要出书，就得听我的话。于是到处都是“走 资派”“大写走资派”成风。作者原来没有写，也替他硬塞进去，而且写进 去的“走资派”的级别越来越高。我说句笑话，倘使“四人帮”再多闹两年， 那位“第一把手”恐怕只好在《封神演义》里去找“走资派”了。更可笑的 是有些作品写了大、小“走资派”以后来不及出版，“四人帮”就给赶下了 政治舞台。“走资派”出不来了，怎么办？脑子灵敏的人会想办法，便揪出 “四人帮”来代替，真是“戏法人人会变”。于是我们的“文坛”上又出现 了一种由“反走资派”变为“反四人帮”的作品。这样一来，吹捧“四人帮” 的人又变成了“反四人帮”的英雄。“长官”点了头，还有什么问题呢？即 使读者不买帐，单单把书向全国大小图书馆书架上一放，数目也很可观了。 可能还有人想：这是古今中外文学史上的了不起的“创举”呢！ 摘自《长官意志》（1979 年 1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 38 页。
一五 我常常这样想：文学有宣传的作用，但宣传不能代替文学；文学有教育的作用，但教育不能代替文学。文学作品能产生潜移默化、塑造灵魂的效果，当然也会做出腐蚀心灵的坏事，但这二者都离不开读者的生活经历和他们所 受的教育。经历、环境、教育等等都是读者身上、心上的积累。它们能抵抗 作品的影响，也能充当开门揖“盗”的内应。读者对每一本书都是“各取所 需”。塑造灵魂也好，腐蚀心灵也好，都不是一本书就办得到的。只有日积 月累、不断接触，才能在不知不觉间受到影响，发生变化。我从小就爱读小说，第一部是《说岳全传》，接下去读的是《施公案》，后来是《彭公案》。《彭公案》我只读了半部，像《杨香武三盗九龙杯》之 类的故事当时十分吸引我，可是我只借到半部，后面的找不到了。我记得两 三年中间几次梦见我借到全本《彭公案》，高兴得不得了，正要翻看，就醒 了。照有些人说，我一定会大中其毒，作了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了。 十多年前人们批斗我的时候的确这样说过，但那是“童言无忌”。倘使我一 生就只读这一部书，而且反复地读，可能大中其毒。“不幸”我有见书就读 的毛病，而且习惯了为消遣而读各种各样的书，各种人物、各种思想在我的 脑子里打架，大家放毒、彼此消毒。我既然活到七十五岁，不曾中毒死去， 那么今天也不妨吹一吹牛说：我身上有了防毒性、抗毒性，用不着躲在温室 里度馀年了。摘自《文学的作用》（1979 年 2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 40 页。
一六 那个时候《人民日报》已经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在日本流传着各种谣言，说是郭老的著作全部烧毁，他们以为我一定凶多吉少，想不到我还出来活动，他们的高兴是十分真诚的。我的感谢也是十分真诚的。 那个时候我仿佛就坐在达摩克里斯的宝剑下面，准备着随时落进灾祸的深 渊，我多么珍惜这一份友情。我同他们一起从北京到武汉，后来我们在武昌 机场分别，我对着民航小飞机不住地挥手，想到这也许是我和他们的最后一 面，泪水使我的眼睛模糊了，只有在无穷无尽的靠边受审查的岁月中，在 “五·七干校”边种菜边背诵但丁的《神曲》第一部的漫长的日子里，我的 内心又渐渐产生了希望，我想得很多。摘自《中岛健藏先生》（1979 年 7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 115 页。
一七 我在“牛棚”里当过地地道道的机器人，而且不以为耻地、卖力气地做着机器人。后来我发现了这是一场大骗局，我的心死了（古话说“哀莫大于心死！”），我走进“牛棚”的时候，就想起意大利诗人但丁的《神曲》： 经过我这里走进痛苦的城，经过我这里走进永恒的痛苦—— 这说明过去有一个时期的确有人用“地狱”来惩罚那些不安于现状的人。我相信会有新的但丁写出新的《神曲》来。　　　摘自《探索》（1980 年 2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 173 页。一八　　《人到中年》是谌容同志的中篇小说，陆大夫是小说中的主人公眼科医 生陆文婷。半年多来我听见不少的人谈论这部小说，有各种各样的看法；起 初还听说有一份省的文艺刊物要批判它。以后越来越多的读者出来讲话，越 来越多的读者在小说中看见了自己的面影。的确到处都有陆大夫。她（他） 们就在我们的四周。她（他）们工作、受苦、奋斗、前进。或者做出成绩， 或者憔悴死去??小说真实地反映了我们的现实生活。三十年来我对自己周围的一切绝非视若无睹。但是读了《人到中年》后我一直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今天在各条战线上干工作、起作用，在艰苦条 件下任劳任怨，鞠躬尽瘁的人多数是解放后培养出来的一代知识分子，也就 是像陆文婷那样的“臭老九”。（“臭老九”这个称号固然已经不用了，但 是在某些人的心里它们还藏得好好的、深深的，准备到时候再拿出来使用。） 正是靠了这无数默默地坚持工作的中年人，我们的国家才能够前进。??　　读了小说的人没有不同情陆大夫的处境：但是我更敬佩她的“勇气和毅 力”，敬佩她那平凡的不自私，她那没有尘埃的精神世界使我向往，使我感 动。有人说作者不应该把陆大夫的遭遇写得那样凄惨，也不应该在“外流” 的姜亚芬医生的身上倾注太多的同情；还有人责备作者“给生活蒙一层阴 影”。有人质问：“难道我们新社会就这样对待知识分子？”“难道外流的 人会有爱国心？”但是更多的人，越来越多的人却说：“小说讲了我们心里 的话。”我们已经吃够了谎言的亏，现在到了多讲真话的时候了。我们的生活里究竟有没有阴影，大家都知道，吹牛解决不了问题。我喜欢这本小说。我有 这么一个习惯，读了好的作品，我会感到心灵充实，我会充满对生活的热爱； 我有一种愿望，想使自己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　摘自《人到中年》（1980 年 9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 232 页。
一九 人们还常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句话有时灵，有时又不灵。年轻时候我想读一部小说，只寻到残本，到处借阅，也无办法。于是在梦里得到了全书，高兴得不得了，翻开一看，就醒了。这样的梦我有过几次。 摘自《说梦》（1980 年 11 月）。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 264 页。
二○ 在世界闻名的几个都市里我参观了博物馆、纪念碑，接触了文化和历史资料，看到了人民的今天，也了解他们的过去。任何民族、任何人民都有自 己光辉的历史。毁弃过去的资料，不认自己的祖宗，这是愚蠢而徒劳的。你 不要，别人要；你扔掉，别人收藏。我们的友邦日本除了个别作家的资料馆 外，还有一所相当完备的他们自己的“近代文学馆”。日本朋友也重视我们 现代文学的资料。据一位美籍华人作家说这方面的资料美国收藏最多，居世 界第一，欧洲有些学者还要到美国去看材料。荷兰莱顿有一所“西欧汉学研 究中心图书馆”，成立已五十年，虽然收藏我国现代作品不多，但正在广泛 地搜集。我说句笑话，倘使我们对这种情况仍然无动于衷，那么将来我们只 有两条路可走：或者把一代的文学整个勾销，不然就厚着脸皮到国外去找寻 我们自己需要的资料。现在还是能够有所作为的时候。听说日本的“近代文学馆”是日本的作家们创办的，并没有向国家要一个钱。日本作家办得到的事，难道我们中国 作家就办不到？我的力量虽然有限，但决心很大，带个头总是可以的吧。创 办和领导的工作由中国作家协会担任，我们只要求国家分配一所房子。我准 备交出自己收藏的书刊和资料，还可以捐献自己的稿费，只希望在自己离开 人世前看见文学馆创办起来，而且发挥作用。　　我设想中的“文学馆”是一个资料中心，它搜集、收藏和供应一切我国 现代文学的资料，“五四”以来所有作家的作品，以及和他们有关的书刊、 图片、手稿、信函、报道??等等，等等。这只是我的初步设想，将来“文 学馆”成立，需要做的工作可能更多。　　对“文学馆”的前途我十分乐观。我的建议刚刚发表，就得到不少作家 的热烈响应。同志们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心情振奋，在这里发表我的预言： 十年以后欧美的汉学家都要到北京来访问现代文学馆，通过那些过去不被重 视的文件、资料认识中国人民优美的心灵。　　点着火柴烧毁历史资料的人今天还是有的；以为买进了最新的机器就买 进了一切的人也是有的。但是更多的人相信我们需要加强我们的民族自豪 感，提高对我们民族精神的认识，认识自己，认识我们的文学，认识中国人　　民的心灵美。我们有一个丰富的矿藏，为什么不建设起来好好地开采呢？ 摘自《现代文学资料馆》（1981 年 4 月）。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 294 页。
二一 一九六九年我开始抄录、背诵但丁的《神曲》，因为我怀疑“牛棚”就是“地狱”。这是我摆脱奴隶哲学的开端。没有向导，一个人在摸索，我咬 紧牙关忍受一切折磨，不再是为了赎罪，却是想弄清是非。我一步一步艰难 地走着，不怕三头怪兽，不怕黑色魔鬼，不怕蛇发女怪，不怕赤热沙地?? 我经受了几年的考验，拾回来“丢开”了的“希望”①，终于走出了“牛棚”。 我不一定看清别人，但是我看清了自己。虽然我十分衰老，可是我还能用自 己的思想思考。我还能说自己的话，写自己的文章。我不再是“奴在心者”， 也不再是“奴在身者”。我是我自己。我回到我自己身上了。那动乱的十年，多么可怕的一场大梦啊！　摘自《十年一梦》（1981 年 6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 328 页。
二二 去奉贤文化系统“五·七干校”劳动的前夕，我在走廊上旧书堆中找到一本居·堪皮（G.Campi）的汇注本《神曲》的《地狱篇》，好像发现了一件宝贝。书太厚了，我用一个薄薄的小练习本抄写了第一曲带在身边。在地里 劳动的时候，在会场受批斗的时候，我默诵但丁的诗句，我以为自己是在地 狱里受考验。但丁的诗给了我很大的勇气。读读《地狱篇》，想想“造反派”， 我觉得日子好过多了。我一本一本地抄下去，还不曾抄完第九曲就离开了“干校”，因为萧珊在家中病危。??摘自《说真话之四》（1982 年 4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 390 页。
二三 很多人喜欢西湖。但是对于美丽的风景，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全国也有不少令人难忘的名胜古迹，我却偏爱西湖。我一九三○年十月第一次游西湖，可是十岁前我就知道一些关于西湖的事情。在幼小的脑子里有一些神化了的 人和事同西湖的风景连在一起。岳王坟就占着最高的地位。我读过的第一部 小说就是《说岳全传》。我忘不了死者的亲友偷偷扫墓的情景。后来我又在 四川作家觉奴的长篇小说《松岗小史》中读到主人公在西湖岳王墓前纵身捉 知了的文字，仿佛身历其境。再过了十几年我第一次站在伟大死者的墓前， 我觉得来到了十分熟悉的地方，连那些石像、铁像都是我看惯了的。以后我 每次来西湖，都要到这座坟前徘徊一阵。有一天下午我在附近山上找着了牛①
见《神曲·地狱篇》第三曲：“你们进来的人，丢开一切的希望吧。”皋的墓，仿佛遇到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于是小说中“气死金兀术”的老将军、 舞台上撕毁圣旨的老英雄、各种感人的形象一齐涌上我的心头。人物、历史、 风景和我的感情融合在一起，活起来了，活在我的心里，而且一直活下去。 我偏爱西湖，原因就在这里。岳飞、牛皋、于谦、张煌言、秋瑾??我看到 的不是坟，不是鬼。他们是不灭的存在，是崇高理想和献身精神的化身。西 湖是和这样的人、这样的精神结合在一起的，这不仅美丽，而且光辉。　　摘自《西湖》（1982 年 4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卷第 400 页。
二四 十天前我瞻仰了岳王坟。看到长跪在铁栏杆内的秦太师，我又想起了风波亭的冤狱。从十几岁读《说岳全传》时起我就有一个需要解答的问题：秦桧怎么有那样大的权力？我想了几十年，年轻的心是不怕鬼神的。我在思路 上遇着了种种的障碍，但是顺着思路前进，我终于得到了解答。现在这样的 解答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了。我这次在杭州看到介绍西湖风景的电视片，解说 人介绍岳庙提到风波狱的罪人时，在秦桧的前面加了宋高宗的名字。这就是 正确的回答。这一次我在廊上见到了刻着明代诗人兼画家文征明的《满江红》词的石碑，碑立在很显著的地方，是诗人亲笔书写的。我一眼就看到最后的一句： “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这个解答非常明确，四百五十二年前的诗 人会有这样的胆识，的确了不起！但我看这也是很自然、很寻常的事情，顺 着思路思考，越过了种种的障碍，当然会得到应有的结论。我读书不多，文征明的词我还是在我曾祖李璠的《醉墨山房诗话》中第一次读到的，那也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了。书还在我的手边，不曾让人抄走、 毁掉，我把最后一则诗话抄录在下面：予在成都时，有以岳少保所书“忠孝节义”四大字求售者，价需三百金，亦不能定其真伪，然笔法遒劲，亦非俗手所能。又尝见王所作“满江红”词， 悲壮激烈，凛凛有生气，其词曰（原词略）。明文征明和之曰：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时倚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说（赎）。最无辜，堪恨更堪怜，风波狱。岂不惜（念）， 中原蹙？岂不念（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古休谈（夸） 南渡错，当时只（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诛心之论，痛快淋漓，使高宗读之，亦当汗下。 我只知道李璠活了五十五岁，一八七八年葬在成都郊外，已经过了一百零四年了，诗话写成的时间当然还要早一些。诗话中并无惊人之处，但我今 天读起来仍然感到亲切。我曾祖不过是一百多年前一个封建小官僚，可是在 大家叩头高呼“臣罪当诛”、“天王圣明”的时候，他却理解、而且赞赏文 征明的“诛心之论”，这很不简单！他怎么能做到这样呢？我的解释是：　　用自己的脑子思考，越过种种的障碍，顺着自己的思路前进，很自然地 得到了应有的结论。　　　摘自《思路》（1982 年 5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 405 页。　　　二五　　一九二四年我在南京念书，找到了世界语课本，便开始学习，每天一小 时，从不间断。读完课本，我又寄钱到上海一家很小的“世界语书店”，函 购国外出版的世界语书籍。仍然每天一小时（或者多一些），遇到生字我就 求字典帮助（我有一本英国爱丁堡出版的世界语——英语小字典），一个字 也不放过。一本书读完，我又读第二本。那家唯一的世界语书店里只有寥寥 的几十种书，不过也能满足我的需要。它有什么书，我就买什么书。首先我 读了一本厚厚的《基本文选》，这是创始人柴门霍甫编译的。接着我又读了《波兰作品选》、《安徒生童话集》和别的一些书如卜利瓦特的《柴门霍甫 传》等等，不到一年我就可以自由使用世界语了，在通信、写文章这方面用 得多些。到一九二九年我才开始从世界语翻译了一些文学作品，但也不过薄 薄的四五本。 摘自《一篇序文》（1982 年 10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 447 页。
二六 发表了的作品都归社会所有。或好或坏，不能由作家自己说了算，也不能由别的几个人说了算。是毒草是鲜花，要看它们在广大读者中间产生什么作用。批斗会解决不了问题。我越受批判，越是看得清楚：我那些作品并不 属于我自己，我不能拿它们跟“造反派”作“交易”。这就是我所说的“深 刻的教育”。我终于恍然大悟了。我想起了一九二四年去世的奥地利作家弗·卡夫卡。小说《审判》和《城堡》的作者四十一岁患肺病死去，留下一堆未发表的手稿，他在遗嘱中委托 友人马·布洛德把它们全部烧毁。德国小说家马·布洛德违背了亡友的遗愿， 把那两部未完的长篇小说整理出版了，它们在欧美知识界中产生了大的影 响。人们阅读这两部小说，赞美或者批判这两部小说，却不见有人出来说： 应当听从作者的话毁掉它们。我并不喜欢卡夫卡的小说。可是我无法抹煞它们的存在。我想即使卡夫卡活起来，即使他为自己的小说写上十篇认罪书或者检讨文章，他也不能阻 止人们阅读《审判》和《城堡》。同样，即使我写上百篇自我检讨的文章，读者们也不会承认《激流三部曲》是“杀人的软刀子”。摘自《“深刻的教育”》（1984 年 1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 543 页。
二七 我是从读者成为作家的。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从文学作品中汲取大量的养料。文学作品用具体的形象打动了我的心，把我的思想引到较高的境界。艺术的魅力使我精神振奋，作者们的爱憎使我受到感染。一篇接 一篇，一本接一本，我如饥似渴地读着能拿到手的一切书刊。平凡的人物， 日常的生活，纯真的感情，高尚的情操，激发了我的爱和我的同情。不知不觉中我逐渐改变自己对人对事的看法。优秀的作品给了我生活的勇气，使我 看到理想的光辉。摘自《核时代的文学》（1984 年 5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 751 页。
二八 我三年前就曾指出，现在的教学方法好像和我做孩子时候的差不太多，我称它为“填鸭式”，一样是灌输，只是填塞进去的东西不同罢了。过去把教育看得很简单，认为教师人人可做，今天也一样，无非是照课本宣讲，“我 替你思考，只要你听话，照我说的办”。崇高理想，豪言壮语，遍地皆是； 人们相信，拿起课本反复解释，逐句背诵，就可以终生为四化献身，向共产 主义理想迈进了。　　我是受过“填鸭式”教育的，我脑子里给填满了所谓孔孟之道，可是我 并没有相信过那些圣贤书，人们从来不教我开动脑筋思考，到了我自己“开 窍”的时候，我首先就丢开那些背得烂熟的封建糟粕或者封建精华。我总是 顺着自己的思路想问题，也只能顺着自己的思路想问题，那些填进去的东西 总不会在我的脑子里起作用，因为我是人，不是鸭子。摘自《再说端端》（1985 年 5 月）。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 615 页。
二九 我写小说，主要是小说看得多。童年时代我读了不少中国旧小说，青年时代还读了很多从欧美翻译的小说，包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套丛书《说部 丛书》，后来又读英文版的外国小说。但我读小说，不过是为了消遣。当然， 鲁迅的短篇集《呐喊》和《彷徨》以及他翻译的好些短篇，都可以说是我的 启蒙先生。我的外国老师是狄更斯、屠格涅夫、高尔基、罗曼罗兰、卢梭、 雨果、左拉????　　我看的书比较杂，缺乏鲁迅、茅盾那样有系统的修养。至于古书，也无 非四书五经，《古文观止》之类，都是私塾时代的必读书。我确实在那时背 熟了几本书，不但背熟，而且背得烂熟。这也许在写作上也有点帮助。后来 主要还是看小说。此外，在信仰无政府主义时，也通过翻译《伦理学》，读 了一些有关政治、经济方面的书。我喜欢读革命家的传记及回忆录。摘自《作家靠读者养活》（1989 年 1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四卷第 484 页。
三○ 我想起年轻时候读过一部《说部丛书》，这是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翻译小说，有文言，有白话，全用四号字排印，一共三集，每集一百种。这些书打开了我的眼界，使我关在家里也看到外面的世界，接触各种生活，理解 各样人物。我觉得它们好像给我准备了条件，让我张开双臂去迎接新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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