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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解密东德秘密警察档案
二十年解密东德秘密警察档案
作者：周末画报
来源：周末画报
斯塔西档案馆里众多书架上密密麻麻的档案（贺卫方摄）
　　被撕碎的罪恶之书
　　【“不是朋友的人都是反对我们的，反对我们的人就是敌人，而敌人将会被消灭!”】
　　——埃利希·米尔克 末任斯塔西部长
　　日，就在柏林墙被推倒的一个月之后，东德埃尔福特市的一栋政府办公大楼楼顶冒出了阵阵黑烟。这栋大楼属于东德秘密警察机关“斯塔西”，正式名称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
因德语Staatssicherheit(国家安全)缩写为STASI。这个恶名昭彰的机构自1950年成立以来，一直是执政的统一社会党对内进行言论压制和政权维持的有力武器。然而当1989年东德政权开始崩溃之时，这个庞大的机构逐渐感到自己正在成为民愤的替罪羊，慌忙决定销毁总部和地方各局的秘密档案。有关极权国家压迫人民40年的罪恶记录，旦夕之间就可能被毁掉。
　　然而埃尔福特的火光却引起了一名正巧经过的女医生的注意。她立刻意识到这异样的情形意味着什么。凭着勇气与正义感，她与市民们赤手空拳地冲进了埃尔福特斯塔西大楼，强行从接管了正在被销毁的秘密档案。
　　抢救斯塔西档案的行动蔓延至首都柏林与全国各地，日，成千上万的市民冲进了斯塔西总部大楼，他们看见的是推挤如山的碎纸——这些来不及焚烧或者投入粉碎机的海量档案仅凭人手被撕成碎片，装满了足足16000个大麻袋，甚至于大楼内所有的碎纸机都因为超负荷工作而统统陷入故障。除此之外，仍有3900万张档案卡片和排起来可达180公里长的文件来不及销毁，被市民完整接收。
　　1991年，统一后的的德国宣告了“前东德国安档案联邦管理局”的成立，开始了对浩如烟海的斯塔西档案的复原与整理。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处理前共产国家秘密档案的国家机构。迄今二十年来，工作人员几乎全凭人力对这座“纸片之山”进行整理。他们首先根据档案纸张颜色、笔迹、墨水等进行初步分类，然后再尝试拼接。在最开始的阶段，一个工作人员一天只能拼对出10页纸。而在第一个十年中，他们仅修复了2.5%的破碎档案，相当于90万张纸的内容。他们需要靠靠手工粘贴这些碎片，将碎片铺在大桌子上，然后核对名字、笔迹和签名，根据这些信息并使用打字机、镊子、放大镜，努力进行拼图，每一张纸都要花费15欧元的人力成本。而按这样的速度，整个修复工作将需要至少四个世纪。
　　为了加快复原的速度，柏林弗朗霍夫研究院经过招标参与了电脑复原程序的设计。这个被称为“反碎纸机”的项目将是世界商最精密的辨认设备，耗时10年，花费600万欧元研制，其还原文件的能力高达80%以上。传送带上的每一张碎纸片都将被双面扫描存档，，通过分析纸屑的形状、颜色、纸质、厚薄等，定义它们两两之间的接近可能性大小，最终在电脑中拼凑还原成原来文件纸页的电子图像。虽然这大大加快了修复整理的速度，但是碎片拼好后，还需要人工校对。而如果用作法律证据的话，碎片仍需手工拼贴。
　　枕边的线人
　　【“WIR SIND UBERAL”(德语：我们无所不在)】
　　——斯塔西的格言
　　斯塔西曾是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对内情报组织与秘密警察机构，自建立之初，它的使命就是不是保障宪法和公民权益，而是不惜代价维护政权的稳固，肃清任何可能的敌人。这个可怕的组织曾经监视监控超过全国三分之一人口的公民;在80年代，平均每天就有八人被斯塔西秘密逮捕，很多人从此下落不明。这个让人毛骨悚然的执行效率，在历史上从无出其右者。
　　回到上世纪80年代，环保主义者迈克尔·贝雷特斯在他祖国的生活犹如奥威尔式的黑暗，恰好可以说明斯塔西是如何对待自己的人民——在大学，他的学业被无缘无故地中断，在学术上的努力从来无法得到任何回应，不能出国旅行，也永远无法得到任何晋升机会——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祖国就像一个深渊。而暗中为他设计这样的生活的，正是无所不在的斯塔西。
　　在柏林墙倒下之前，贝雷特斯只是一个温和的改良主义者，并不属于任何一种激进的反对派。作为一个环境保护分子，他从未尝试挑战党与政府的权威，只是积极地提出自己对于社会与自然的看法——作为从小在这里长大的人民一员，他当然明白如果他对政府叫板的后果，因此他谨慎地拿捏着自己活动的界限。然而他当时并不知道，他仍然被斯塔西暗中监视，而执行这些任务的却都是他的平日熟人。而所有针对他的惩罚，诸如出境限制，同样也是秘而不宣的。
　　1992年，贝雷特斯“有幸”成为了前东德地区第一个阅读自己绝密卷宗的人，在这本由斯塔西在两德统一前为他秘密写下的档案中，他的任何私下的不良言行都被记录下来，经由亲人、朋友、同学、同事一一向组织汇报。像这样的个人秘密档案，有超过600万份，而当时东德总人口仅仅1800万人。通过广泛、细密、有效的组织工作，斯塔西早已渗透到社会的每一肌体，从上至下，层层布控，有效预防，对公民一切可能危及政权稳定的言行实行全面监督。自1950年创设以来，斯塔西的雇员始终在稳定增长。1974年，该组织已有全职员工55718人，1980年有75106人，到1989年，则达到91000人。这些人的亲友往往知道其身份。而像贝雷特斯身边的这些“非正式合作者”(常简称“IM”)，更是数以十万计。
　　[学者约翰·科勒在其《斯塔西：东德秘密警察秘史》一书中认为，IM的总人数可能接近50万，而另据一位匿名的前斯塔西上校的估计，若将临时线人也计算在内，则IM总数可能高达200万人。这意味着每6.5个东德公民中，便有一人为秘密警察工作。
　　灵魂的寻人启事
　　【“在遮荫的栗树下，我出卖了你，你出卖了我。”】
　　——《1984》 乔治·奥威尔著
　　可以想象，在迄今整整二十年的修复时间中，什么样的惊天秘密正在被一一复原。虽然德国历史学家认为，如果能将它们全部恢复，将是一件意义非常重大的事情。但是幸存的文件碎片被解密后，已经对德国社会形成了巨大冲击，导致一些家庭婚姻破裂，许多友谊也在一夜间走到了尽头。二十年来，这些秘密档案曾经供人们公开查阅。可是，沉痛的“真相”成为人性难以承受之重。秘密警察曾把1800万人口中的600万纳入了秘密监视之列。妻子监视丈夫，学生监视教授，儿女监视父母，情人相互监视，使这个民族拖着长长的心理阴影。
　　夺得2006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窃听风暴》，正是还原这一历史的精彩电影。从告密、出卖、伤害，到掩护、同情、转变。影片精彩地描述了一个冷漠的斯塔西秘密警察是如何在一次监听行动中良心发现，最终作出了人性的选择。电影关乎国家罪行，也关乎残酷的大时代下个人的选择。主演乌尔里希·穆埃的表演克制、冷静、内敛却极其细腻，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他却也曾是斯塔西的受害者，被挚爱的人出卖。
　　穆埃曾经的妻子简妮·格罗尔曼是东德著名的话剧明星，与穆埃曾是一对在东德时代就家喻户晓的名人伉俪，然而最终离婚并成为陌路人。当《窃听风暴》上映后，穆埃向媒体自爆他曾经挚爱的简妮就是斯塔西的线人，曾经替国家暗中监视自己的丈夫。已经卧病在床的简妮也不甘示弱，与穆埃对簿公堂，一时引起轩然大波。当穆埃从档案处调取了自己往日的机密档案来佐证时，简妮却突然撒手人寰，不久之后穆埃也辞世而去，让这银幕外的一切纷扰显得愈加无奈与悲剧。
　　早在1991年，德国议会即通过了《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档案法》，详细规范了对这批档案的收集、整理、利用、处罚等多方事项，并规定民众有查看与自己相关的秘密警察档案的权利。希望了解真相是人的一项本能欲求。迄今为止，提交查看档案申请的德国人共有
170万人，相当于前东德人口的10%。很多人曾经担心，一旦受害者查看了自己的档案，从中发现了那些告密者，那些曾把他们送进监狱的人的名字，他们会采取报复行动，会有新的流血事件发生。但事实并非如此。民众面对真相时的态度比一些政治家所预言的要理性得多。
　　1993年，前东德著名女作家克里丝塔·沃尔夫被指认曾在60年代为斯塔西充任线人，专职监视文艺界的危险言论。曝光之后，她曾矢口否认，直到解密的档案将白纸黑字的证据呈现于前，她又改口称已将这段往事完全忘却，并说自己从未对同胞造成实质性的伤害。然而那段不光彩的往事，他们真的有可能失忆吗?
　　在黑暗的时代下，国家机器往往会成为不可一世的恐惧之兽。然而性本善的万千民众何以愿意示弱于专制与恫吓，甚至出卖正义感与勇气，最终成为铁血体制与思想控制的一部分?正是因为沉默、屈服和献媚，使得人性终结于蔓延泛滥的猜忌和怀疑,。这是一个现代国家能发生的最让人痛心的事。二十年来，斯塔西档案的逐渐揭开，拷问的是数十万个有名有姓的良心。而在每份碎片档案中逐渐清晰的当年善恶一念之择，也曾是无数个历史的转折。
　　前东欧秘密警察组织
　　民主德国
　　国家安全部 STASI
　　雇员总数 91,000
　　占人口比重 1:180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
　　国家安全理事会 Sigurimi
　　雇员总数 10,000
　　占人口比重 1:300
　　波兰人民共和国
　　公共安全部/安全服务处 UB/SB
　　雇员总数 87,000
　　占人口比重 1:350
　　国家安全委员会 KGB
　　雇员总数 290,000
　　占人口比重 1:600
　　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国
　　国家安全局 UDBA
　　雇员总数 15,000
　　占人口比重 1:1400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
　　国家安全局 Securitate
　　雇员总数 13,000
　　占人口比重 1: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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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版：维权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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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档案去了哪里？”
企业经过几次变更，病休职工的档案不知去向 稿件来源：河北工人报&&作者：
&&&&李兰潮转业后被分配到原石家庄市化工十二厂（以下简称“化工十二厂”）保卫科，档案和户口都挂靠在工作单位。后来感觉身体不适，单位一直让其在家养病休息。养病期间，原工作单位几经变更，2009年11月他的爱人王素俊回到李兰潮的原单位找户口和档案时，发现李兰潮的档案不见了，成了“黑人”。眼看就到退休年龄的李兰潮，干着急却想不出解决办法。他的档案究竟去了哪里？双方为此打起了官司。
&&&&寻找档案方知成了“黑人”
&&&&李兰潮今年55岁，住在北京的女儿家中。由于多年生病卧床，李兰潮的日常生活都要由爱人照顾。由于李兰潮多年来一直在家养病，他的二代身份证一直没有来得及办理。每次住院都要找保人担保。为减少麻烦，2009年11月李兰潮的爱人王素俊回到李兰潮原来供职的企业寻找档案和户口。这一找就找来了麻烦——该企业没有李兰潮的档案，查不到他的任何资料。
&&&&原来，李兰潮是转业军人，1975年由石家庄复员军人安置办公室分配到化工十二厂保卫科工作。1988年2月，李兰潮感觉身体不适，请假回老家养病休息了一个多月。期间，厂领导派保卫科科长刘文昭前去探望，并嘱咐李兰潮好好养病。王素俊告诉记者，当年4月，李兰潮感觉病情有所好转，就回到厂里向厂领导要求上班。当时，他得到的答复是：“你身体不好，现在厂里效益也不行，你先回家养病，工作的事儿厂里商量商量再说。”1990年10月，化工十二厂与原石家庄市黄磷厂（以下简称黄磷厂）合并为化工总厂。1997年，化工总厂与河北威远集团合并。后威远集团又与新奥重组，至现在的河北威远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远化工”）。王素俊找的正是威远化工，她和李兰潮均认为虽然化工十二厂几经变更，但企业并没有与李兰潮解除劳动关系，李与威远化工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他的档案和户口也理应在威远化工。
&&&&移交名单中有无李兰潮？
&&&&王素俊告诉记者，1990年化工十二厂与黄磷厂合并时，李兰潮曾找到时任化工十二厂厂长的张某询问自己的去向。张某告诉李兰潮，他的关系转到了化工总厂，厂里除干部调动，剩余的化工十二厂职工全部由化工总厂接管。此后，李兰潮多次找到化工总厂领导要求工作和待遇，但一直没有得到答复。1997年，原化工总厂并入威远，人事关系全部由威远接收。“化工总厂并入威远后，我们也多次找领导要工作和待遇，均被对方以种种理由拖延。甚至到了后来，我们连威远的门都进不去了。李兰潮的档案一下子蒸发了，但他和威远的劳动关系应该是存在的。”王素俊说。
&&&&记者电话采访了威远化工人力资源部相关负责人。该负责人表示，她是2004年调到人力资源部的，当时上一任负责人将公司人事资料移交给她时，其中并没有李兰潮的人事档案。后威远集团与新奥重组时，也没有发现李兰潮的档案。她告诉记者，李兰潮可能是化工十二厂的职工，企业变更时，并不是所有人员都转入了化工总厂。王素俊曾到公司查找李兰潮的档案，公司一直积极协助他们查找，甚至包括死亡人员的档案里，也没有发现任何一点关于李兰潮的资料。
&&&&当记者问到有没有化工十二厂移交过来的人员接收名单时，该负责人表示，威远没有当时接收人员的名单，但接收人员的档案都在企业保存。
&&&&工作、待遇没要来，档案也找不到了，李兰潮将威远化工推上了被告席。
&&&&在法庭上，李兰潮出示了一份时任化工十二厂党办主任胡宗林的证言，上面写道：“李兰潮同志原为石家庄市化工十二厂职工。日正式与黄磷厂合并。9月底，化工十二厂将所有人事档案交与黄磷厂组织部（其中包括死亡人员、被厂除名人员）。”
&&&&李兰潮的代理律师曹德全认为，在李兰潮病休的时间里，单位没有与其解除劳动关系，况且当时李身患疾病，单位依法不能与其解除劳动关系。1990年，化工十二厂与黄磷厂合并时，胡宗林的证言已经证明李兰潮划入化工总厂。如果威远化工否认，应该提供当时接收人员的名单。
&&&&而威远化工的代理律师在代理词中提出，李兰潮应该出具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自己在企业几次变更时，其人事关系一直保留到现在的威远化工。
&&&&二十年后诉求是否超时效？
&&&&在法庭上，威远化工一方提出，化工十二厂被拆分时，李兰潮是知情的，应该向单位或者相关管理部门查询自己的人事档案以及分配去向等情况，但李一直没有向单位主张权利。多年来，没有一个单位给李兰潮支付过工资或者劳动保险待遇，对此，李也没有提出过任何主张，他的诉讼请求早已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时隔二十年，李兰潮早已丧失了诉权。
&&&&对此，王素俊告诉记者，1988年李兰潮病情好转后，曾多次找到厂领导要求上班，领导总以种种理由拖延。企业变更后，他也曾多次找到化工总厂、威远集团的相关负责人要求解决待遇问题，得到的答案往往是让他们回去耐心等待。后来，他们又通过信访等渠道争取自己的权益。曹德全律师认为，李兰潮不上班并不是自己的原因造成的，而是单位领导不让上，李兰潮因此病情加重，最终导致无法上班。直至2009年威远化工承认找不到李兰潮的档案，李兰潮才不得不通过诉讼方式解决。
&&&&本报记者哈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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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的一次解放思想大讨论
作者：刘占锋 发布人：叶凡 &发布时间：& 来源：开封日报
二十年前的一次解放思想大讨论
&&& 1994年，中国改革的关键年。无论是改革的深度还是广度、力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对于尚未经历深层次改革洗礼的中国内陆地区来说，改革任务将更为艰巨。
&&& 就在这年年初，日，人们尚未从节日的欢愉中静下心来，《经济日报》便以令同行刮目的气势开始了呼唤人们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迎接改革大潮的《开封何时能“开封”》的系列报道。
&&& 与此相呼应，这组报道的批评对象――开封市也积极主动做了有力的配合：首篇见报的当天，书记、市长即致信编辑部《欢迎大家为开封“会诊”》，同时，市党政领导班子围绕报道进行了座谈讨论，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市委宣传部还发出通知，要求对《经济日报》这组报道，市电台、经济电台、电视台当天全文转播，《开封日报》次日一版下平栏全文见报。一时间，关于开封的报道轰动了古城，成了人们街头巷尾议论的主题。《经济日报》自不待言，发行五六万份的《开封日报》也很难放上报架，几乎全被抢走。
&&& 开封如此，一直关注开封发展的上级领导同志，在外地工作的老“开封”，还有省内外的众多读者，也纷纷投书报社或开封市委书记、市长，直陈对“开封”的意见和建议。《河南日报》转载了这组报道的首篇，并加了编者按，配发了评论员文章。随后，刊发了《河南日报》记者采写的5篇“来自开封的报告”。河南广播电视新闻中心也播出了有关开封的系列报道。
&&& 二十年过去了，这场被称为开封改革开放以来影响最大最深刻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已经深深地铭刻于开封改革开放史之中，至今仍然为人乐道，给人启迪。
策划与实施
&&& 《经济日报》关于《开封何时能“开封”》的报道，事先我是不知道的。该报驻河南记者站站长刘海法同志来汴为报道打前站时，才给我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这个报道思路的形成过程。
&&& 刘海法同志也是河南人，七朝古都开封一直是他向往之地。但直到1992年才作为记者第一次来到开封。那年秋天，省政府的政务信息工作会议在开封召开。他受邀与会采访。当时开封破旧的市容、拥挤的交通，使他颇为失望。尤其是入住汴京饭店之后，床面木板居然是断了半截的，整整折腾了一宿。透过这个“窗口”，他想了许多许多。熬过下榻之苦，终于迎来了参观开封名胜的安排。在这些流连忘返的名胜古迹那里，他不满足于导游们的“指点江山”，很想有个能知“所以然”的东西，可惜这些景点都没有。想给朋友带些纪念品之类，遗憾的是，这里虽然也有不少旅游小商品，但大多雷同，档次太低，与桂林等地差距颇大。
&&& 由旅游，他又想到了在北宋盛极一时的开封“风筝”。山东潍坊已经成为国际风筝之都，五彩的风筝为精明的潍坊人引来大批外商、外资、外企，为当地带来丰厚利润时，开封的风筝呢？由此，他又联想到新中国建立后开封多个“国内第一”的兴衰荣辱……
&&&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于是，他心中涌起写开封的冲动。但写什么？怎么写？心里并没有一个明晰的思路。
&&& 1993年8月，《经济日报》记者部主任庹震（后任新华社副社长、现任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受开封日报之邀到开封讲课，匆匆一天，感触颇多。返京时，嘱咐海法，随后采访一下，写写开封，可以上下篇。这时，“开封”报道才算正式提了出来。
&&& 这时，面对内陆地区与沿海开放地区日益拉大的发展差距，如何推动内陆地区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已经成了国内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突出问题。而大多数内陆城市都有一个如何转变观念，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问题。开封很有代表性，名字也颇具象征意义。于是，“开封”报道的典型性就促使它不得不破壳而出了。
&&& 1994年春节刚过，庹震同志就打电话给刘海法，问开封情况怎么样？海法说，比较困难，停产半停产企业较多，矛盾也比较突出。庹震告诉他，报社领导希望了解一些具体情况，你立即去开封采访，了解情况。
&&& 刘海法随即赶到开封，先后采访了常务副市长梁绪兴、市委书记王日新。刘海法直言相告，我们准备全面报道一下开封，先了解一些情况。
&&& 回到郑州，刘海法又先后采访了省委组织部，了解开封10年来干部变化情况；走访了省统计局，了解开封10年经济发展情况以及综合经济指标在全省中的位次。比的结果让人吃惊：经过十五年的改革开放，纵向比，开封有很大进步；横向比，开封则明显落伍，而且差距正在继续扩大。
&&& 刘海法赴汴采访第五天，开封市委召开了动员全市430万人民“破釜沉舟，大干五年，深化改革，实现翻番”的三级干部会。市委书记作报告：开封已经到了拼命干的时候了！痛下破釜沉舟加快发展的决心，是不容退却的历史选择！
&&& 刘海法说，他深为开封市委破釜沉舟的决心所感动，他立即给庹震写了一封长信，详细地介绍了开封情况，谈了自己对组织这个报道的看法。当天，庹震就向罗开富副总编作了汇报，罗开富随即又找了杨尚德总编辑，当场拍板，将“开封”列为重点报道，并派出时任工交部主任詹国枢（后任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辑，现已退休）、记者部主任庹震亲临开封组织报道。
&&& 2月22日，詹国枢、庹震经郑州到达开封，下午即与市领导座谈，晚上又与大中型企业负责人座谈到凌晨十二点……
&&& 23日早七点，刘海法与时任省委书记李长春打电话，汇报开封报道意图。上午与市党政机关干部座谈。下午整理采访笔记，寻找报道突破点。
&&& 24日上午十点左右，李长春同志来到开封，与开封市领导同志见面后，又同詹国枢、庹震交换看法，希望报道要有建设意识，推动开封把工作做好。下午，采访组冒着寒风和雨雪观看了开封市容。
&&& 这一天是农历正月十五，夜晚相国寺举办灯会，游人如织。此时，詹国枢与庹震要离汴返京，市委市政府领导同志设宴欢送。席间，詹、庹二位主任表示不喝酒，王日新书记说，你们都是文化人，李白一首关于喝酒的诗知道不知道？大家摇头。王书记就说：记得李白的诗是这样的：天若不喝酒，何以设酒神；地若不喝酒，何以有九泉？我如不喝酒，有负地和天。看来这酒得喝。说罢大家就全都端起了酒杯，一饮而尽。
&&& 事后，庹震告诉我：开封在中西部地区，从封闭、不开放这一点来说，可不是现在只有代表性。1993年8月，我去开封的时候就发现有代表性，但是，那时候开封市委、市政府没有动作，不能写，一写就属于完全揭露性的，建设性文章不好作。为什么现在写？就是今年开封市委、市政府提出来了‘破釜沉舟’这句话，我觉得是一个契机，有利于促进和推动开封工作。
&&& 事实上，正是市委的这个壮士断腕的态度，确立了“开封”报道的指导思想，早日拉开了这个报道的大幕。
&&& 至此，“开封”报道幕后准备全部结束，只等大幕拉开。
媒体的聚焦
&&& 日，“开封何日能‘开封’”系列报道之一和题为“寄语落伍者”的评论员文章横空出世，刊载于《经济日报》头版头题。
&&& “开封”报道正式拉开序幕。
&&& 我当时是市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对于这个“开封”报道，事先并不知道。直到刘海法同志来汴为报道打前站时才知道。当时，我觉得《经济日报》这个报道方案很好，既能给开封人一次强刺激，又不同于一般批评报道，而是具有很强的建设性。为了使这次报道获得成功，我认为，我应该承担起《经济日报》和市委、市政府的双重委托。于是，我积极参与了“开封”报道的全过程。在《经济日报》见报之前，建议市委正式发文，在全市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通过全市各新闻媒介贯彻到各行各业、家家户户，同时，根据《经济日报》建议将《经济日报》这组系列报道，在每一篇见报的当天晚上于次日清晨开封人民广播电台、开封经济电台、开封电视台当天全文播送或摘播，次日由《开封日报》一版下平栏全文转载。这在开封市形成了从未有过的舆论氛围。
&&& 第一篇报道见报的当天，我受王日新书记、马连兴市长委托，执笔代写了致《经济日报》编辑部的信：“欢迎大家为开封‘会诊’”，郑重表明开封市委、市政府对“开封”报道的基本态度。
&&& 次日，3月1日，《经济日报》刊发了第二篇报道：“开封人盼‘开封’”，充分表达了开封人渴望解放思想，加快发展的急切心情。《开封日报》全文转发了这篇报道，同时配发了“鞭策•鼓舞•企盼”的评论员文章。
&&& 3月2日，《经济日报》加按语刊发王日新书记、马连兴市长致《经济日报》编辑部的信和《开封日报》评论：“鞭策•鼓舞•企盼”。
&&& 3月4日，《经济日报》刊发第三篇报道：“开封缘何不‘开封’？”，进一步查找开封落后的深层原因。同时配发评论员文章：“先找症结，再开良方”。
&&& 3月5日，《经济日报》刊发我与刘海法采写的消息：“‘开封’报道在开封反响强烈”；专访：“借来东风促‘开封’――访开封市常务副市长梁绪兴”。
&& &3月6日，《经济日报》刊发我与刘海法采写的开封市四大班子解放思想大讨论侧记：“最大的差距在哪里？”
&&& 3月8日，《经济日报》再次刊发评论员文章：“‘开封’现象说明了什么？”开始把报到引入“会诊”阶段。
&&& 3月10日，《经济日报》刊发穆青同志访谈录：“人民群众是‘开封’的主力军”。穆老的访谈使“开封”报道达到了新的思想深度。穆老的谈话，一是把“开封”的“对象”引向了更深更广的领域：要把束缚群众手脚的条条框框统统“开封”；要把封住群众积极性的旧思想旧观念统统“开封”。二是强调了一个地方的落后原因，是一个思想解放问题，更是一个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问题，把“解放思想”的讨论直接纳入到我当唯物史观的范畴。
&&& 3月17日，《经济日报》“开封”报道宣布告一段落。报纸用一个整版刊发了詹国枢、庹震“开封何时能‘开封’”报道暂告一段落的对话：“‘开封’，岂止在开封”；新疆自治区负责人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访谈录：“封闭就没有出路”；陕西省省长白清才访谈录：“关键是解放思想”；伍辉来信：“女中校友的企盼”；王芳来信：“‘老开封’的希冀”；刘海法采写的河南省直机关“齐心协力促‘开封’”的消息。
&&& 至此，《经济日报》“开封”报道全部结束。2月28日开始，3月17日结束，历时18天，前后共发表通讯、消息、评论、访谈、照片等9组25篇（幅）。
&&& 《经济日报》排山倒海式的报道方式，真可谓一石激起千重浪，使古都开封立即成了全省全国的舆论中心。
&&& 3月2日，《河南日报》刊发记者张国梁长篇报道：“承认落后，不甘落后，破釜沉舟，奋起直追――开封市制定发展经济新举措”；
&&& 3月13日，《河南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认识落后，就能进步”；
&&& 3月14日，《河南日报》刊发曲歌东、于为民、张国梁采写的“来自开封的报告之一”：“古城，在沉思中觉醒”；
&&& 3月16日，《河南日报》刊发任鹏、周广义采写的“来自开封的报告之二”：“振兴工业的希望之路”；同日，《河南日报》也刊发了记者张柏森来自全国两会的报道：“开封能‘开封’――访开封市委书记王日新”；
&&& 3月18日，《河南日报》刊发张国梁“来自开封的报告之三”：“再现繁华赖商贸”；
&&& 3月19日，《河南日报》刊发杨青平、张国梁“来自开封的报告之四”：“依靠‘老乡’挑大梁”；
&&& 3月25日，《河南日报》刊发杨青平、张国梁“来自开封的报告之五”：“创新，是开放的最大优势”。
&&& 4月3日，《河南日报》刊发周广义、刘淮河采写的“开封市治理‘脏乱差’纪实”：“振兴开封第一举”。
&&& 河南人民广播电台也先后于3月27、28、29连续三天播发了姚居清、阎永复、刘淮河采写的《再造开封》长篇系列报道：“时代的落伍者”、“天生丽质莫自弃”、“实干是唯一的选择”。
&&& 新华社也播（刊）发了两次――
&&& 3月22日，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刊发记者陈瑞芬采访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开封市委书记王日新的专访：“能‘开封’就能再辉煌”；
&&& 3月26日，新华社播发赵德润撰写的长篇特写：开封的勇气。
深远的影响
&&& &“开封”报道的影响，对于许多人来说都是始料不及的。
&&& 开封市委书记王日新同志说，对于《经济日报》这次报道有三个没想到：一是没想到《经济日报》用这样的报道角度、报道手法，用这么多篇幅为开封市的“开封”工作鸣锣开道；二是没有想到报道在开封市干部群众中产生如此大、如此好、如此积极的影响；三是没有想到全国会有那么多地方、那么多部门的人关心开封的经济振兴。
&&& 市长马连兴说，过去市政府接到群众的来信中，85%是告状的，反映各种纠纷的，要求政府出面调解矛盾的。《开封何时能“开封”》的报道见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来信中85%以上是替市政府出谋划策提建议的。
&&& “开封”报道影响的深远，不仅指时间的久远，它还体现在它的深入群众上。日，我和市广电局副局长黄河章到北京拜访穆青同志，一进门，穆老就拿着一封信说，有一个读者给我来信，联系地址是开封曹门大街21号周平安，化名“汴仁”，写道：一伙在事业没有干成前不愿透露自己姓名的工程师，想搞一个企业，名字都想好了，叫“948”工贸股份公司。为什么叫“948”呢？叫“九死一生为了开封发”挺有意思的，可见这次讨论把大家积极性调动了起来。还有“4月8日准备开业剪彩，让我去光临。”末了“代向经济日报社为振兴开封经济摇旗呐喊，冲锋在前的记者詹国枢、庹震、刘海法、刘占锋致以开封人亲切的问候”。
&&& 《经济日报》这个“开封”报道，不仅在开封，甚至说在全国引发了一次思想解放的大讨论。
&&& 4月4日，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就这一系列报道作出重要批示：“围绕开封要‘开封’，要借题发挥，推动人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推动后进转化，先进更先进，请研究加大报道力度，采访一些市的主要领导联系自己怎么办；召集各类人士座谈连续报道开封的重大举措，采访开封各阶层群众的反映，唤起民众投身到振兴开封中来。新闻宣传工作要敏感，要抓住这个题目，把文章作深，这就是推动全省抓机遇的一个好由头。”同一天，李长春在全省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谈到批评报道要克服单纯追求“轰动效应”的倾向时，又谈到这个报道。说它抓住了要害，敲了警钟。河南省后进面很大，还有不少地方没有“开封”，还在按老“套套”走路。这样的报道，我们不仅欢迎，还要借题发挥，把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的文章做好，促进河南的工作。
&&& 河南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张文彬同志也作出批示：“要在借题发挥上作文章，不仅仅是开封，而且要扩展到其他市、地，利用好开封何时能‘开封’的由头，进一步解放思想，推动后进向先进转化，促进经济快速发展。”
&&& 4月下旬，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刘云山同志到河南调查研究，问开封市委书记王日新、常务副市长梁绪兴，“开封”报道在开封有什么影响？王日新和梁绪兴说，这次报道的效果是积极的，增加了大家的紧迫感和危机感，起到了鞭策作用，对开封的思想解放和经济发展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刘云山同志说，《经济日报》对开封的报道实际上并不只是对开封，不管是在北方，还是在南方，还是在全国，都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更有针对性和普遍性。
&&& 时隔两个多月，5月24日开始，《河南日报》又在一版显著位置连续刊载《来自濮阳市的报道》，并分别配发评论员文章，称《经济日报》这组报道令开封人想不到的是，“在和开封只有一河之隔的濮阳市竟也引起强烈震动。给濮阳人的意识与观念带来的冲击和震荡，绝不亚于新闻发源地开封。……5月初，记者一行到濮阳采访，……所到之处，无不谈开封报道，议濮阳现状。”新任市长张以祥在全市经济工作会、农村工作会、乡镇企业会上，他“每会必言开封报道，呼吁大家主动‘开封’。”“大家看了报纸，都议论啥时也能给濮阳来一组这样的报道，就太好了。”市委、市政府领导除大会小会呼吁外，仍感到这样还难以“唤起民众千百万”，遂责令有关部门和市新闻单位合作，撰写了一组评论，通过新闻媒体连续刊播，动员全市320万人参加这场解放思想大讨论。
&&& 1995年初，在“开封”报道即将一周年之际，庹震同志要求写一篇开封反馈文章，于是我和刘海法同志经过认真采访，撰写了“开封今日已‘开封’”的长篇文章，刊发于日《经济日报》。
&&& 这篇文章引用王日新书记的话说，如今的开封，确实已经“开封”了。文章列举了各种喜人数字之后，专门指出，开封市“在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经济增长质量也有了明显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这个概念也是在全国首次提出的。
宝贵的财富
&&& 在这个“开封”报道中，我执笔写了书记、市长致《经济日报》编辑部的信，《借来东风促“开封”》、《最大的差距在哪里？》和“旧闻新篇”――《开封今日已“开封”》等文章和报道。在这个报道过程中，我认为，《经济日报》“开封”报道，既是一次引发全国思想解放大讨论的成功范例，也是党的新闻工作在新时期成功发挥主导作用的重要探索，是我党新闻工作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理所当然地获得了中国新闻界的最高奖：中国新闻奖。它对于党在新时期的新闻工作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同样需要进行总结。
&&& 作为当时的业界人士，同时又是“开封”报道的参加者与组织者之一，有责任从新闻工作的角度进行做些工作。就此，我与庹震同志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交谈，拜访了新闻泰斗穆青同志，认真倾听他们的意见。穆老说，看了报道后，我就给新闻研究所、《中国记者》打电话，说经济日报这些报道经验很值得咱们借鉴。反响也挺好。把它好好总结一下，写好。我也给赵德润（时任新华社河南分社社长）打电话，要他学一学，看一看。
&&& 经过认真的分析与思考，最终形成了《浅谈〈经济日报〉的战役意识》一文。日《新闻出版报》，8月1日，《经济日报》业务刊物《经济新闻研究》以同一题目发表；《新闻战线》于第10期又以《〈开封何时能“开封”〉的启示――兼谈〈经济日报〉的战役型报道》为题发表。同年9月《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第5期以《浅谈〈经济日报〉的重点报道特色》再次刊发。
&&& 参与组织这次报道，两个方面的收获是我终身难忘的。一是进一步深刻感受了穆青同志新闻思想中纯正的党性原则。无论在我随后与穆青同志交谈中，还是《经济日报》詹国枢、庹震对他的采访，他在高度赞扬《经济日报》这种报道方式的同时，都十分明确地指出，“说到底，是一个思想解放问题，更是一个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问题。”“焦裕禄是‘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自己。’现在是‘心里装着自己，唯独没有全体人民’就是这个问题。所以过去是焦裕禄把自己当作人民的儿子，现在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这个不改变，再解放思想也没有用。”他的这些观点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 另一个方面是对《经济日报》这种报道组织方式有了较深较为全面地的了解，使我能够及时对其进行理论层面的研究，并将其系统化。在《浅谈〈经济日报〉的战役意识》一文的基础上，我又撰写了“关于战役型报道”的长文，对概念的确立、时代特征、客观必然性、战役型报道的分类及特点、战役型报道与其他相似报道的区别、战役型报道的组织以及应该注意的问题，等等一一进行了阐述。随后，这一概念得到了国家承认，正式把能够组织战役型报道列为国家新闻系列高级职称评定标准之一。
（来源：日《开封日报》，发表时有删节，此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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