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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的朱德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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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朱德――作为隐士的红色拿破仑(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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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舟/文“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老子》 “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 王康琚《反招隐诗》一、兰花之香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有一个人和毛泽东并肩登上了天安们城楼，然而，在《开国大典》的照片中，这个人却奇异地消失了。这个人，就是朱德！“日，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顷刻间礼炮齐鸣，万众欢腾。然而，在这举世瞩目的神圣时刻，朱德却从毛泽东的身后突然离开。原来，由于城楼上空间狭小，担当摄影任务的新华社记者陈正青为了拍下完整的画面，不得不把倚着汉白玉栏杆的身子，不断地一再后仰，情形十分危险！朱德见状，赶忙一个箭步蹿了过去，牢牢抱住了那位摄影记者的双腿。在朱德的帮助下，陈正青终于顺利完成了历史性的拍摄。而朱德本人，却永久性地留在了开国大典的镜头之外。”（《读者》2003年第24期）开国大典的照片上没有了朱德，这似乎是一个预兆，也仿佛是一个隐喻，一个象征：朱德，这位“红军之父”，这位曾被称为“红色拿破仑”的军事天才，这位从井冈会师直到全国解放的21年中一直和毛泽东并称的开国元勋，这位在北平解放时和毛泽东同时享受“万岁”称呼、和毛泽东的画像同时并挂于天安门城楼的一代伟人，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却悄悄地从政治舞台上渐渐淡出，直到今天，除了他的名字，很多人对他仍然相当陌生。朱德从政治舞台上淡出的原因，似乎跟在开国大典上上演的那一幕有某种相似之处。朱德的退隐不能说没有无奈之处，但从他的本性来说，更多的却也是自然的行为，是宽厚仁慈之心、正直诚实品性以及淡薄名利的必然结果。自古有言：天无二日。朱德当然明白这个道理。解放后，毛泽东为了朱德工作的事情曾经找朱德谈过多次，无非是说老总年岁大了，应该尽量减少工作之类。朱德，这个在手握兵权的战争年代都从没有违背过党的意志的忠厚长者，他还能说什么呢？既然中央让他少工作，那中央安排个什么就做个什么吧。精力充沛，无处使用，那就登登山，游游水，养养花，写写字，悠哉游哉，不也挺好么？1956年2月，朱德率团参加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此次大会，赫鲁晓夫做了反斯大林的《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朱德表示同意苏共二十大纲领（根据周恩来说法），支持反个人迷信。这时也在苏联的邓小平则认为赫鲁晓夫是“胡来”，要回去向中央请示。据说，毛泽东接到朱德的电报后非常生气，说“朱总司令这个人十分糊涂！”6个月后的中共七届七中三次全会上，毛泽东极力赞扬邓小平，推荐邓小平当总书记，说邓小平他们“是干事的”，另一方面却说自己和总司令是“跑龙套”的，“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随后的“八大”，毛泽东要“破除个人迷信”，此后，从三十年代末开始，就一直和毛泽东的画像并挂于党内会议和群众大会上的朱德的画像在公共场合不再出现，“朱总司令万岁”的口号大概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销声匿迹。1957年，毛泽东决定不再做国家主席。1958年12月，中央书记处草拟了一份第二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国家领导人侯选人名单，发给中央一些主要负责人征求意见。此前，关于国家主席的人选，大家的意见已经集中在了朱德和刘少奇两个人身上。而在这份名单上，刘少奇仍留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很明显，这便暗示着国家主席的最后候选人只剩下了朱德。12月29日，朱德给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小平同志转书记处同志们：我提议刘少奇同志作为国家主席候选人更为适当……至于我的工作，历来听党的安排，派什么做什么，祈无顾虑。”1959年庐山会议上，朱德说公共食堂“即使全垮掉，也不见得是坏事”，受到毛泽东的“敲打”。随后，因为在庐山会议以及其后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朱德不同意中央对彭德怀的定性，帮彭德怀说了几句话，结果不得不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并且在随后宣布的中共中央新的军委组成人员中，在军委的地位第一次落在了给他当了三十多年部下的林彪等人的后面。1965年12月，朱德参加“上海十二月会议”。会上，林彪等批判罗瑞卿，认为他反对“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的提法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朱德发言说：“我们不能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就意味着不能发展了”。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设立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意味着“文化大革命”之火被正式点燃。在这次会议上，朱德因为“对批判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持消极态度”，并在《五一六通知》投票通过时弃权，另外还曾经支持罗瑞卿，反对林彪提出的“顶峰”论，被当作 “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遭到了众多与会成员无情的批判。――其实，这次会议的真正目的，正如周恩来在会上所暗示的，是在警告朱德――这个总是爱说真话而且说话特别有份量的人，在即将开始的运动中，不要“乱说话”，特别是为主持批判你的人――刘少奇说话！然而，3个月之后，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主要就是批判刘少奇的。会后，朱德却说：刘少奇是打不倒的。又过了两月，已经被取消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职位，在政治局的排名由第四位降到了第九位的朱德，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又忍不住地表达起对刚刚发动起来的运动的担心：“现在群众起来了，搞大串连，我怕出乱子，特别是生产出乱子。……现在有一个问题，你也是反革命，他也是反革命，帽子一戴，人家还怎么改正错误？没有余地了！一打成反革命，人家就没路走了……这是问题啊，要想法解决好！”朱德不合时宜的发言很快便给他招来了满街的大字报，“大军阀”、“大野心家”、“黑司令”等帽子随处可见，甚至出现了将朱德“轰出中南海，批倒批臭”等触目惊心的大标语。此后，人大委员长的职位仍然为朱德保留着，但朱德在党内和军队的地位也就象征着人民代表大会在这个国家的地位：原来一年一次的人大会，从文化大革命后直到1975年，十年间没有开过一次！在1959年第二届人大会上当选人大委员长之前，朱德在党内和军队的权力便已被明显削弱，当选委员长之后，朱德在党内和军队的实权更是因庐山会议而大大缩水。这样，人民代表大会也便随着朱德在党内和军队地位的降低，越来越难以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以致到了文革后便完全成了一个摆设，一个有名无实的权力符号。不过，这个摆设还必须摆在那里，因为它至少代表着程序上的民主，一定程度上也象征着民意，因而即使不用它而仅仅保留着它，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示着对民意的尊重，也仍然能发挥一定的安抚和稳定民心的作用。在文革中，朱德也就是这样一个“摆设”，似乎无用，其实仍然凭借着残留的巨大威望在当时对这个国家发挥着潜在的难以缺少的重要影响。纵观朱德解放后从政治舞台上的每一步淡出，看似都是被动的，其实又都是主动的：如果他也象其他许多人表现的那样，要么不管是非，领袖支持的就支持，领袖反对的就反对，甚至还可以象林彪那样，再来一些“顶峰论”、“天才论”等等，要么装哑巴，不同意的就不吭声，再怎么着也不至于落得在党内和军委，让曾经的部下或者一名不文的小字辈一个个插队到了前面，甚至还被其中许多人一次次当面数落、羞辱。而且，在敏感关键问题上的态度和发言，朱德都不可能意识不到其中的后果，甚至同样性质的发言被严厉批判的例子就在眼前，或者自己就刚刚遭受了平生最严厉的批判，几天或者几个月后又逆着风向凭心说话。譬如在庐山会议及其后的表现、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初的表现，以及1969年不赞成定林彪为接班人、1975年又率先揭发江青，等等，所有这一切只能说明：朱德内心里是不在乎自己的名利的，他的仁慈，他的正直，他的朴实，他的真诚，使他不能不顺着自己的良知来说话，不能不替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说话。但他又不象有些过分热心的人，他会尽心而为，却又不逆势强为，他既能在重要关头顺应自己的良知，同时又能顺应自然，超脱世事。他的每一次导致自己隐退的那些行为，是他不求名利、品性高洁、个性独立的真实表现。58年推荐刘少奇任国家主席，更是他淡泊功名、与世无争的强力证明。有人会说，毛泽东56年就说过他和总司令是跑龙套的，意味着毛泽东不希望朱德多参预政事，所以，朱德这样做，是因为他知道毛泽东是不会同意书记处的意见的。事实上，毛泽东也说过“半个”刘少奇也是跑龙套的，但刘少奇最后还不是当上了国家主席？其实，那个时候，党内的民主气氛还是相对比较浓厚的。毛泽东没有一开始就表明对于国家主席人选的意见，不但是当时党内民主的一种反映，也表明他是准备接受通过党内民主形式确定的国家主席人选的，因为如果大家已经形成了一个一致的意见，他要再出来反对，那就对他很不利了。&&&&&&&&&&&&&&&&&&&&&&&&隐士，这是过去对于那些有很高的才能却过着与世无争、不求显达的生活的人的一种敬称。作为隐士，没有人生下来就喜欢过这种生活，这里面总是隐藏着某种无奈。当然，真正的隐士，他的精神中也必然存在着显著的淡薄名利的成分以及对于人生的某种觉悟；真正的隐士，也并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明哲保身，而往往是因为“道不行”或者“世与我相违”而采取的忠于良知、顺应自然的“独善其身”的行为；真正的隐士，更不是避世和庸俗意义上的 “无为”，而是以超脱的态度对待世事，对待生活，自然而为，为而不争。关起门不问世事的生活是很多人都可以做到的，远离诱惑住到偏僻的山野读书思考的生活甚至是不少人都向往的，而极大的诱惑总在眼前，却始终不为所动，始终洁身自好的生活，却是极少有人能够做到的。古人云“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朱德，便是这样一位隐于朝市的“大隐”。朱德非常喜欢兰花，解放后，他更是种养了一盆盆各种各样的兰花，在他的办公室、卧室、火车专列上，随时都能看到他亲手种植的兰花。有人说，朱德痴迷兰花是因为他一直怀念着从井冈山撤退时被国民党杀死的妻子伍若兰。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不过，据说朱德在井冈山时就很喜欢兰花，所以，除过这个因素之外，朱德痴迷兰花应当还有着另外一层更深、更根本的含义。自古以来，文人墨客喜欢花草树木，总是在其中寄托着自己的感情和志向，总是把喜欢的花草树木当着自己追求或者坚持的一种品性的象征，朱德应当也不例外。《孔子家语》中说：“兰花生于深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之德，不因困穷而改节。”朱德则这样向别人介绍兰花：“兰花的生性是高洁、倔强的，它讨厌浓肥大水，讨厌狎昵拨弄，讨厌喧嚣烟尘的纠缠……所以它的香味清雅幽远，无与伦比，古人称它为‘香祖’，王者之香。”孔子曰：诗以咏志。60年代初，朱德写了40余首咏兰诗词，其中一首《咏兰展》中有句曰：“幽兰吐秀乔林下，仍自盘根众草傍。纵使无人见欣赏，依然得地自含芳。”这诗中的兰花，不就是过着半隐退生活的朱德自己么？不与“乔木”争高，甘愿过与“小草”相伴的生活，即使被人遗忘，也仍然始终保持高洁的品性。这，不就是一个隐士精神的真实写照么？其实，60年代前半期，应当说，还是朱德心情相对比较好的一段时间。据朱德女儿朱敏回忆，庐山会议后的一段时间里，朱德在中南海的花圃里，常常一蹲就是半天。66年5月批判朱德时，薄一波曾发言说：“朱老总经常讲兰花。他说，自古以来，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种兰花。” 薄一波的话应当不会是虚造之言。说朱德“不得意”，很多人可能会很不理解：数亿人民心中的“总司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元帅，闻名世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怎么会谈得上“不得意”呢？其实，做了大官、干了大事，不见得就是得意；得意，就是才能的充分展示以及意志的比较自由的伸展。那么，细细研究一下朱德的一生，我们就会清晰地发现：朱德的“不得意”，不仅仅是政治上的，也有军事上的，不仅仅是在解放后，也包括解放前！当然，人的一生中，有多少时候能称得上是得意的呢？话虽这么说，但具体到个人，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当我们想到毛泽东时，我们眼前马上浮现的便是一个自由、豪放、无拘无束的形象，那么，当我们想到朱德时呢？一个人的自由往往意味着周围人的不自由，一个人意志的舒展，往往意味着周围人意志的压抑，特别是当这个人有着较大的权力时。不得意的人到处都是，但是，能将不得意转化为顺应自然的乐天思想的人却很少很少。朱德便是具有这种将不得意的处境转化为乐境的稀有本领的朝市中的大隐！除了解放后得了并不严重的糖尿病之外，朱德一生身体非常健康，极少得病。1971年，周恩来被检查得了癌症，毛泽东的身体也垮了，而比他们年龄都大的朱德直到去世前十天，仍然身体很好。从外表看，毛泽东、周恩来在解放后远比朱德得意、风光，但朱德为什么就能健康而且长寿呢？其中的原因，除了自身的超脱、达观、乐天，还能会是什么呢？朱德随遇而安的乐天性格成就了他整天一副乐呵呵的摸样，而这副乐呵呵的摸样却被许多不了解历史的人将朱德误判为命好、有福，同时又无能的一位“福将”。孰不知，朱德的一生看似有福，其实却隐藏着相当强烈的悲剧色彩。朱德的悲剧是命运加给他的，也可以说是带给他福乐的随遇而安、不与人争以及宽厚仁慈的性格造成的。（《现代老子――朱德》之一：《“《老子》是一部兵书”与朱德的游击战、运动战》）待续[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 21:25:39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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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军隐者外貌常常会欺骗人。延安时期采访过朱德的海伦.斯诺说“朱德和当代中国许多著名的军界要员不同，不是日本、俄国或德国的留学生”，斯沫特莱则在为朱德所写的传记中说朱德“谦恭的作风……出于他作为一个农民对有文化有学问的人的敬重。”事实上，朱德不但在当时国内最先进的军事院校云南讲武堂系统学习了日本最先进的军事理论，而且留学过德国和苏联，学习吸收了这两个军事大国的军事理论，所以，朱德所学的军事知识，在当时全中国的“军界要员中”，恐怕即使称不上是最深入的，也足以称得上是最全面的。“他曾说过，日本的战斗纲要，德国的战斗条令，前苏联的联合战术，他都进行过深刻的研究，作过反复的比较，根据我们的特点，利用人家的长处，来训练我们的队伍，训练我们的指挥员”（何长工晚年回忆）。而且，从学识上说，无论是旧学还是新学，在朱德的周围，包括国民党的军界要员在内，恐怕也是没有那个敢说就比朱德强的！说朱德1907年连续考上武备学堂和四川通省师范学堂附设的体育学堂似乎有些寒酸，但以优异成绩提前毕业于当时全国最先进的军事学校云南讲武堂的特别班，以及三、四年留学德国、苏联的经历，还有会说英、德、俄三门外语（虽然不怎么熟练）的事实，应该足以说明朱德新学的情况了吧？19岁时参加科举考试，连过乡试、府试，却因为科举制度的取消而未能参加即将举行的院试，从而失去了成为一个“秀才”的机会，但乡试成绩在一千多名考生中高居前二十名之内，也足以说明其旧学的根底了吧？所以，海伦.斯诺和斯沫特莱对朱德的上述说法纯粹是猜测之词，但是，跟朱德进行了相当长时间深入接触的这两位美国女记者，竟然连对她们的猜测进行最细微的证实的努力都没有做，可见朱德农民式的粗人相貌对她们误导之深！――这也许也是我们现在很多人认为朱德是一个什么能力都没有却官居高位的“有福”之人的一个重要原因吧！那么，下来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朱德是如何从一个刚毕业于云南讲武堂的副目（副班长）最终成为中国军队的总司令的。1911年10月底，刚刚从云南讲武堂毕业两月多，时任司务长的朱德，作为被临时指定的队官（连长）参加云南响应武昌辛亥革命的“重九起义”，带领手下捕获云南总督李经羲。其后由原来的司务长升为排长。不久又随云南军政府派遣的援川军入川南支援反清斗争，因功被升为连长，回云南后又被晋升为少校。1913年，朱德在做了一段时间讲武堂教官后被升为营长，1914年至1915年，朱德驻守蒙自、个旧、建水一带，在深山密林中成功清剿了大批土匪，并逐步摸索、总结出了一套游击战术，游击思想此时已经基本成型。因在剿匪战斗中屡建奇功，朱德被先后提升为团副、团长。1916年，朱德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在先头部队第一军第三支队遭受溃败，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朱德接任第三支队的指挥，在以棉花坡为中心的纳溪之战中，开始凭借白刃战和野战击溃了敌人的一次次进攻，稳住了阵脚，后又以佯攻正面，主攻侧面的战术，给予了数倍于自己的北洋军沉重的打击。纳溪之战， “为入民国后第一恶战”，朱德率领所部鏖战十六个昼夜，一直坚持在最前线，屡次以少胜多，是此役的“急先锋”。在其后的二次进攻中，作为反攻的主力部队右路军的主攻，面对两三倍自己的精锐北洋军，朱德率领所部与之激战五昼夜，连续突破其几道坚固设防的阵地，为护国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此役之后，朱德并未被升职，同事中许多人都曾为朱德忿忿不平。1917年，朱德参加反对段祺瑞毁弃《临时约法》的护法战争，任滇军旅长。在进攻川军反攻泸州的战役前，建议军长赵又新精简整顿队伍，战役中步、炮兵联合，以炮兵掩护步兵爬城。赵又新接受其建议，结果取得大胜。次年，朱德驻防泸州，兼任泸州城防司令。在与川军作战中，朱德因勇猛善战，与金汉鼎、耿金钟、项铣并称“四大金刚”，名震川南；而“四大金刚，朱德第一”。当时泸州、叙府一带流传着一首民谣：“黄拒盖，廖毛瑟。金朱支队惹不得。”1921年春，朱德随入川滇军返回昆明，驱逐云南都督唐继尧。成功后，朱德因为受革命思想影响，按照事先跟孙炳文的约定，向滇军总司令顾品珍提出辞去军职的请求，要去国外留学。但朋友和同事们再三挽留，要其为巩固新政权效力。朱德遂暂时放弃辞职离滇的请求，担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官，兼任云南省催收铁路局借款处专员及复查锡务公司账项委员长。次年1月，又调任云南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1922年3月，唐继尧纠集旧部及土匪乘虚打败顾品珍，朱德与代理滇军总司令兼云南省省长金汉鼎等逃离昆明。这次事件，使一直打算离滇出国的朱德终于从旧的环境中彻底摆脱了出来，以出国为开端，从此踏上了一条全新的生活道路。出国前，朱德曾受邀到重庆。川军总司令刘湘、川军第二军军长杨森对于这个没有一兵一卒的“败军之将”，许以师长之职，极力挽留。而同时，刘湘、杨森许给不久前还代理滇军总司令兼云南省省长的金汉鼎的职位却是旅长！由此可见朱德的军事能力和当时在军界的威望！对于刘、杨的好意，朱德婉辞谢绝。随后，朱德到上海会见孙中山。孙中山以十万元军晌相许，请朱德出面组织驻扎广西的滇军攻打陈炯明，朱德也婉言谢绝。一九二二年九月，朱德乘坐法国邮轮前往欧洲留学。1926年，朱德回国后在写给泸州友人的诗中表述了他当年毅然出国的动因：“中山主义非无补，卡尔思潮集大成。从此天涯寻正道，他年另换旧旗旌。”对于朱德的这段经历，以前曾经因为涉及到“军阀”这个不光彩的字眼而很少为人提及，所以直到如今知道的人仍然寥寥。清晰了这段历史，那么，不用去说朱德以后光彩得多的经历，仅仅凭这段历史，有哪位还敢轻视朱德的军事能力呢？另外，当我们为周恩来、澎湃等人背叛自己的资本家、地主出身投身革命而感动不已的时候，比较一下朱德为寻求真理所抛弃的，我们难道不会为朱德的伟大人格而感动么？在中国的革命史上，有哪一位为了寻求真理或者投身革命做出的地位和利益上的牺牲能与朱德相比呢？刘伯承在朱德六十大寿时，曾以《中国军人的伟大导师》为题，赞颂朱德道：“总司令参加革命以前，生活优裕，即不升官发财，亦足以度其舒适之一生，然当其一旦认识革命，即弃如敝屐，义无反顾。以后在任何困难之前，坦然如坐春风，尤足使人深深感动。”埃德加.斯诺说，朱德向海伦.斯诺讲述自己故事的“那些朴素的话”，“是许多年不能想象的最最生动的人生经历的辉煌纪录――这是一个大胆无畏和大公无私的故事，一个无比勇敢和智慧的故事，一个难以相信的苦难的故事，一个为着忠于一个为民族的自由解放而斗争的伟大主义而丢弃个人享受、财富和地位的故事。”――只有了解了朱德参加革命活动之前的经历，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埃德加.斯诺对于朱德这段发自心底的无以复加的赞美！也许，朱德视富贵如浮云的行为并不仅仅源于他对于当时了解并不很深的共产主义的信仰，而应当还与他的“隐士性格”以及当时已经萌芽的隐士思想有关。一九二二年一月，调任云南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后，朱德给昆明近郊昙华寺住持映空和尚写过这么一段赠文：“余素喜泉林，厌尘嚣。清末叶，内讧未息，外患频来。生当其时，若尽袖手旁观，必蹈越南覆辙。不得已，奋身军界，共济时艰。初意扫除专制，恢复民权，即行告退。讵料国事日非，仔肩难卸，戎马连绵，转瞬十余稔。庚申冬，颁师回滇，改膺宪兵司令，维持补救，百端待理，虽未获解甲归田，较之枪林弹雨、血战沙场时，劳逸奚啻天渊。公余尝偕友游昙华寺，见夫花木亭亭，四时不谢，足以娱怀养性。询：皆映空大和尚手植，且募修庙宇，清幽古雅，实为煞费苦心。与之接谈，词严义正，一尘不染，诚法门所空觏，爰为俚言，以志钦慕：映空和尚，天真烂熳。豁然其度，超然其众。世事浮云，形骸放浪。栽花种竹，除邪涤荡。与野鸟为朋，结孤云为伴。砌石作床眠，抄经月下看。身之荣辱兮茫茫，人之生死兮淡淡。寒依日兮暑依风，渴思饮兮饥思饭。不管国家存亡，焉知人间聚散。无人无我有相无相，时局如斯令人想向。DD中华民国壬戌年孟春月西蜀朱德敬赠”大凡隐士思想的产生，一般不外以下四种原因：一是本人生性自然，质朴率真，不喜矫饰逢迎，反感与人争名夺利、勾心斗角，遂有远离尘嚣之想；二是洞明世事，对人生已经看得很清，外部的功名利禄已经对他产生不了多么大的诱惑，于是遂有淡泊名利、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三是抱负极高，才能超强，但环境却使他不能充分施展才华，于是内心由热而冷，苦闷之中便从佛道中寻求解脱；四是天性善良正直，在不义的浊恶环境中感觉压抑、苦闷、消沉，于是产生洁身自好的遁世思想。其实，从1917年唐继尧为扩大势力范围假护法之名发动进攻川军的战争后，作为唐继尧的重要战将之一，朱德心中的苦闷便开始滋长。其间，朱德曾多次致电唐继尧停止与川军的交战，请求立即北伐，但唐继尧根本置之不理。那段时间，朱德心中很是苦闷，在泸州为其组织的诗社成立而写的“小引”中有言：“戎事余欢，逢场作戏，苦中寻乐……泄腹中牢骚，忧国忧民；舒心中锦绣，讽人讽事。”这种忧苦和牢骚，至少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他所从事的战争“师出无名”，他曾在评论古书的文字中写道“师出无名，焉得不大败！”可见它已经预感到了自己效力的入川滇军失败的必然结局；二是他的雄心抱负无法得以施展，他曾有诗曰：“推开黑幕剑三尺，痛饮黄龙酒数杯。西蜀偏安庸者据，逐鹿中原是雄材。”三是他厌恶那些军阀们的争权夺利：“相争权利皆新法，竞窃功名胜昔时，余子称雄嗟分小，布衣高位惜官迟。”同时，他也表达了自己在当时环境中的人生态度：“信有寒霜堪寄傲，肯因苦雨便离枝。岁寒劲节矜松柏，正直撑天永不移。”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非义的战争、污浊的环境，以及偏安一隅、壮志难伸的处境，使热爱自然、朴实正直的朱德萌生了隐士思想，同时，也正是同样的原因，使朱德在赶走唐继尧后提出辞职，以及后来在没有一兵一卒的情况下毅然谢绝杨森的师长职位和孙中山十万饷银重建军队的挽留。“隐”，是因为“乱世有大志无力者，均远避，养力以待”（朱德语）；“出”，同样也包含着“远避，养力以待”的成分。不过，出国求学毕竟比“西蜀偏安”积极得多。 待续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 21:49:20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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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红军柱石朱德很早就非常重视战争中“义”的重要性。纳溪之战，朱德就对他的部队说：“北军不经一打，……我们反袁是义师，他们是师出无名。所以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年间，朱德在对一部史书的批语中就有 “成大事者起兵以义”之语。护法战争、北伐战争，朱德都未能真正一展身手，而共产主义，这个追求人类平等和劳苦大众翻身解放的大“义”之事业，终于为朱德提供了一个可以充分施展才能，并为之终生奋斗的道义平台。会昌之战是朱德作为共产党人参与指挥的第一个重要战役，也是南昌起义部队撤出南昌后的第一场大胜。这次战斗并不是朱德独立指挥的，但却是朱德根据自己对当时情况的判断首先发动起来的，而且，在这次战斗中，朱德率领的左纵队起到了关键作用。三河坝保卫战是会昌之战后朱德独立指挥的战役。此次战役，朱德以三四千人的兵力，阻击装备精良的蒋介石嫡系钱大钧部２万余人。朱德果断放弃三河坝镇，把阻击战阵地巧妙地放到韩江对岸，利用江面天险，与敌激战３个昼夜，最后在敌人三面合围的情况下，率领余部分批次第顺利撤出包围圈，胜利完成了掩护主力进军潮汕的战役目的。这次战役是一场“非常精彩的、形败实赢的胜仗，创造了中国战史上的一个奇迹和典范。”（《一团劲旅平中国》）湘南起义是以朱德为主，在中共湘南特委的配合下发动起来的。起义以一九二八年元月智取宜章的宜章年关暴动揭开序幕，以依靠诱敌深入的策略一个团彻底击溃许克祥六个团的砰石大捷掀起高潮，历时三个多月。参加了这次起义的共和国第一上将肖克说，“在这三个多月内，以武装暴动建立了宜章、郴县、耒阳、永兴、资兴、安仁等六个县的苏维埃政府；组建了三个农军师和两个独立团；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革命风暴遍及二十几个县，约有一百万人以上参加了起义。”――从蒋介石叛变革命到井冈会师之前，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所有武装起义中，朱德所领导的湘南起义，无疑是其中涉及地区最广、参加人数最多、坚持时间最长、军事上最成功、各方面成绩最大的一次起义。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领的南昌起义两万主力南下惨败，朱德率领的临时接手的三千多掩护部队，不但在三河坝成功阻击了五六倍的敌人，顺利甩开敌人的包围和追击，而且后来还发动了规模宏大的湘南起义，最终又走上井冈，使革命之火从此熊熊燃起。这一切绝不仅仅是机遇所能够解释的。陈毅曾说：“当时如果没有总司令领导，这个部队肯定地说，是会垮定的。”毛泽东也说过，这支部队“十分原因中有九分是靠了个人的领导才得救的。” 部队到达赣南上堡后，朱德曾给他的老部下、国民党军第二十六师师长杨如轩要求借用上犹防区练兵的信中说，他“保证练一团人，就可以活捉蒋介石。”朱德的谦虚、忠厚是人所共知的，这样的话能从朱德的笔下出来，只能说是朱德对自己的军事能力绝对自信的发自内心的表露。在南昌起义主力南下失败后，朱德率领的部队，官兵思想一片混乱，大多对革命没有了信心，甚至“师长、团长均皆逃走，各营、连长亦多离开”。但朱德却坚定地说，他“有信心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只要有二百条枪,我就有办法。”朱德在最危机时刻的坚定和乐观的态度，不仅仅来源于他的革命远见和坚强的个人品质，也是与他的超凡的军事才能以及由之产生的巨大的军事自信紧密相关的。井冈会师之后，朱德的军事才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展示。第一次反会剿，三占永新，连续粉碎敌人的三次进剿；第二次反会剿，又连续粉碎了敌人的三次进剿。朱德的战术指挥完全征服了井冈山上的红军官兵。怪不得肖克将军回忆井冈山斗争时说，“部队对朱德军长带点神秘式的信仰”，又说，“当时四军官兵特别是参加过南昌起义在三河坝失败后继续战斗的人，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危险，只要朱德军长在，就感到踏实。”粟裕的《战争回忆录》则描述说，在圣公堂，当“听说朱军长失散了”，“我们万分着急，觉得像塌了天似的”，“因为军长威信很高……大家对他有很深的感情。”在红四军七大朱、毛闹矛盾时曾站在毛泽东一边的谭震林解放后更说过，“留在三河坝的那部分力量假如不能保持下来，上了井冈山，而井冈山只有秋收暴动那一点力量，很难存在下去。”――当然，这里的“力量”指的并不是部队的人数，而指的是部队的指挥和质量。要知道，朱德初上井冈时，带去了大约一万来人，而其中的八千多农军最后被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遣返回家！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曾志在她的回忆录中讲得更为直接：在井冈山时期，红四军的指战员最怕的是朱军长，因为他会打仗，又是军长，而毛委员是党的职务，不算“官”，所以她敢与毛委员争执而不敢顶朱军长。由此，我们也就可以想象，在井冈突围后的一系列战役，以及后来的中央红军四次反围剿、红军三万五千里长征（朱德率领的一部分中央红军长征中走了三万五千里路）中，朱德在军事指挥方面的实际作用了。其实，如果没有长期重毛轻朱的宣传所产生的根深蒂固的成见，仅仅军长或者总司令的职位就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了!朱、毛率领的红四军井冈突围后，先是在赣南取得了几个胜利，然后又入闽攻下长汀、三克龙岩、两次粉碎国民党的“三省会剿”。成立红一军团后，接连攻下十余县，不久又取得文家市大捷。成立红一方面军后，又攻下吉安，总兵力达到约4万人。第一次到第三次反围剿，朱德是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兼红一军团司令。当时红一方面军13个师，一军团就有9个。这三次反围剿，朱毛红军主要采用的是“诱敌深入”的策略，遵循“避敌主力，击其虚弱”的原则，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第一次反围剿，以4万人对10万人，消灭敌人1.5万人；第二次反围剿，以3.3万人对20万人，十六天内五战五捷，消灭敌人3万余人；第三次反围剿，在蒋介石亲自指挥嫡系部队围剿的情况下，以4.5万人对30万人，歼敌3万余人。三次反围剿取得了辉煌胜利。其后不久，朱德当选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第四次反围剿，朱德在周恩来的配合下，采取大规模、大兵团伏击战术，以7万人对40万人，歼敌3个师，俘1万余人，包括两个师长。蒋介石在给陈诚的“手谕”中说：“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疼。”第五次反围剿，朱德的军事指挥权被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取代。在四面告急，李德称病躲避的情况下，朱德有机会部分改变李德的错误战法，指挥红一军团、红九军团和独立第二十四师取得了温坊大捷，歼敌4千余人，这是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打得最好的一仗。长征后的湘江之战中，红一军团被李德派往危险的方向，有遭到全军覆没的可能。朱德发现后立即以中革军委的名义给林彪、左权发电报，严令其立即返回，避免了该部陷入敌军重围，挽救了这一支他亲手带出来的部队。后来，左权将军多次对人提起此事，说：“多亏了朱老总的这个命令，否则我和一军团的将士们就都没命了！”（《给七大的献礼――从一匹大洋马说起》）湘江之战后，朱德逐渐取代李德指挥红军，其后强渡乌江、四渡赤水（该役毛泽东作用巨大）、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惊险而又令人赞叹的胜利。对于长征，埃德加.斯诺后来评述说，“从纯粹军事战略和技术上处理一支大军撤退来说，中国没有见到过任何可以与朱德统率长征的杰出领导相比的情况，……他属下的军队在西藏（应为川西北）的冰天雪地之中，经受了整整一个严冬的围困和艰难，……而仍能保持万众一心，这必须归因于纯属领导人物的个人魅力，还有那鼓舞部下具有为一个事业英勇牺牲的忠贞不贰精神的罕见人品。”集权的制度容易产生媚上的作风。解放后毛泽东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这个时间其实应当更早一些），朱德退居二线，于是解放前的“朱毛”在解放后的宣传中便变成了毛、朱。当然，毛泽东在军事上的功绩也是非常巨大而且不容抹杀的，但是，人不可能全知全能，也不可能不学而知，将长于政治和理论的毛泽东塑造成一个全知全能、在军事上不学而知的神，虽然能满足一部分人追求完美形象的造神心理，但对于历史却是不严肃的，对于已经成为历史人物的朱德更是不公平的。回顾中国红军的历史，有一件事情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在朱毛主要围绕前委（毛泽东为书记）是否应该干预或者多干预军事（朱德为军长）而进行争论的红四军七大上，被中央任命的前委书记毛泽东在前委书记的民主选举中落选。――要知道，在随时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当时环境下，谁对这支红军的生存和发展更为重要，大家自然便会站在谁的一边。&&&&红四军七大前后发生的一些事情也同样耐人寻味。如：七大前，毛泽东在与朱德的争论中曾说“党不敢作调动枪支尝试”；朱德主持的红四军第三次攻打龙岩的军事会议没有通知毛泽东参加；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后黯然离开红四军。所有这些似乎都在告诉我们，当时红四军的指挥权和实际控制权是掌握在朱德手上的。也就是说，朱德服从前委的领导，前委就能发挥其领导作用，不服从，作为前委书记的毛泽东也就无可奈何了。事实上，朱德对于军队的这种实际控制权一直持续到了红军长征结束，或者更后。要知道，红军时期，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博古、李德，他们作为上级行使指挥时，都必须通过朱德签署的命令才能生效。这也就意味着，只要朱德稍微强势或者好权一些，整个中国革命史就可能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即使当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另立“中央”，朱德对于军队的实际控制权相对较小的时候，徐向前都曾说过：“这中央，那中央，离了老总没中央。”甚至在更后的抗日战争时期，当林彪受伤离开部队后，朱德和毛泽东几乎同时给115师发去了不同的任命新师长的命令，最后的结果也是朱德任命的陈光当上了115师代师长。――其实仔细想想，“红军之父”这个称呼能是随便叫出来的吗？“朱毛”，“朱毛”，“朱”在前，“毛”在后，能是随便一个人强加的吗？ 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合时，张国焘带头高呼“朱总司令万岁！”，这应该可以说明朱德在当时红军中的地位和受尊崇的程度了吧？后来，张国焘曾借部下陈昌浩发给中央的电文，想得到当时由朱德担任的中革军委主席的职位，而最终得到的也只是周恩来让出来的红军总政委的职位，朱德在当时红军中职位的重要性应该也无须多说了吧？遵义会议时，朱德曾对当时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博古等人说：“你们再这样下去,我们军队就不跟你们了！”这句话再明白不过地首先表明了军队的实际控制权是掌握在朱德的手上的，同时也表明了当时军队和党的特殊关系：军队虽然受党的领导，但军队的实际指挥者或者控制者和党的负责人并不是同一个人，这两个人之间也会因为观点或者其他原因而发生矛盾，这样，军队的控制者和党的负责人的关系便常常等同于军队和党的关系――“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军队是基础和根本，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军队才能发挥作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朱（猪）,哪有毛啊？”毛泽东的这句话道出了解放前，特别是红军时期，他和朱德――也可以说是党和军队关系的本质，完全是肺腑之言！这里还需要澄清一个事实：遵义会议后曾有一个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临时组成的“全权负责红军军事”的 “新三人团”，这个 “新三人团”其实只是临时的党内分工，应当是相对于苏维埃政府来说的，起的是相当于后来的中央军委的作用，与中华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中负责军事的中革军委是相对的和并列的。“新三人团”与中革军委的关系，也就是党与政府的关系，也类似于党和军队之间的总政委和总司令的关系,但二者主要都是在战略上进行负责。在军事上，总政委与总司令意见不一时，总政委有最后决定权，但军事指挥主要仍然是总司令在负责：军队的领导原则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军政首长分工负责制”，总司令是军事主管，主要负责军事，总政委是政治主管，主要负责政治工作。长征时期朱德和周恩来的关系就是这种关系。红军中所有各级政委都有相应的最后决定权，这体现的是党领导军队的原则，但不能因此就认为军事主要是政委在指挥。类似的，在战略制定上，朱德作为中革军委主席应当是战略方案的提供者，“新三人团”则应当是战略方案的最后确定者。――当然实际操作可能会与理论有些出入。“新三人团”中不能有朱德，是因为朱德是苏维埃政府在军队的军事负责者，并且是军队的具体指挥者，同时朱德在军事上的威信是任何人都不能相比的，如果 “新三人团”中也有朱德，就很难形成党对政府的领导，也很难形成党对军队的领导，并且有可能使朱德在军事上因巨大的权力和威信而导致独裁。――二渡赤水后在荀坎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关于是否攻打打鼓新场，朱德和毛泽东观点分歧，其他所有20多个或懂或不懂军事的参会者都站在了朱德一边，充分说明朱德军事威信之高！――另外，打鼓场风波也是促使“新三人团”产生以及“新三人团“中没有朱德的直接原因。所以，长征时的军事指挥主要还是朱德，当然“新三人团”正确的最后决定也确实是朱德能够指挥红军取得胜利的前提和保证。明白了红军时期朱德在军队中的作用和地位，再回顾一下朱德在红军时期的作为，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朱德对于名利和权位的淡薄。朱德初上井冈，带去了一万来人，这一万来人对于井冈山上原来的不足两千人，无疑会引发某种顾虑。结果，其中八千农军不久便被前委遣返回家。朱德后来谈及此事时委婉地表达了他的无奈和痛惜：“一方面是想恢复湘南工作，一方面是因为井冈山吃饭困难，其实还是可能的。结果，送回湘南给打垮了。”比较一下拥有8万军队的张国焘与只有3万人马的中央红军会合后，开始要官，其后另立“中央”的行为，朱德在这件事上的委曲求全，足以说明他的无私以及不与人争、不尚权位的高尚品质。红四军七大，是朱德参加革命后唯一一次涉足权力之争。但是，仔细研究一下这次论争的缘起和内容，便可以看出朱德并没有与毛争权的意思。朱德始终支持“党领导一切”，只是不满毛泽东的专断独裁，反对“党管理一切”。另外，作为接受过多年专业军事教育并有十几年军事指挥经验的朱德，不愿意没接受过一天军事教育，也没有多少军事指挥经验，并且很少亲临前线的毛泽东过多插手军事，更是任何一个人都会有的反应，也无疑是一种对军队负责的态度。――也就是说，朱德不满的并不是有人对他的领导，而是不满毛泽东的性格和工作方式，朱德后来也说过，“朱毛不可分的思想”，在遵义会议之前“不够明确牢固”。宁都会议上对毛泽东非常有限的支持，也足以说明朱德的真实心理是希望舍弃毛泽东而寻找其他更好的搭档。但是，就是在这种心理下，后来他又请毛泽东回到红四军去，继续接受毛的政治领导，更说明他党性之强，权利欲之淡。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泽东曾在内部谈话中说，朱德和陈毅还是要保的。毛泽东之所以单单要保这两个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因为在红四军七大朱、毛之争自己落败之后，朱、陈的表现就已经足以说明这两个人是没有野心的，对他毛泽东的权力是不会构成威胁的。无疑，朱德的成功离不开他所加入的组织中国共产党，这是朱德的幸运；但是同时，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和党领导军队的原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朱德卓绝的军事才能的充分发挥，这则是作为军事家的朱德的悲哀。朱德的一生，创造了无数次以少胜多的军事奇迹，从战术上说，在他作为统帅亲自指挥的战役中，除了个别小仗，基本上没有打过败仗。但是，也有一些战斗的失败是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譬如八月失败、冒进东江的受挫；还有一些战斗的失败是在他作为总司令在前线指挥时发生的，如攻打长沙的失利、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湘江之战的惨重损失、百丈之役以及其后的失利等。这些战斗的失败无一不与上级党组织或者党在军队的代表（如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红军总政委张国焘）的错误思想、命令或者指挥直接相关，而且，这些战斗进行之前或者中间，朱德都表示过反对意见。虽然，八月失败、冒进东江也许还能追究到朱德的一小部分责任，但这些责任也都不是战术方面的。另有一件事情也值得一提：朱德主导的湘南起义一度声势极大，有一百多万人参加，最后也因为湘南特委烧毁农民房屋的荒唐命令而使党在当地失去了民心，从而也使朱德领导的起义部队难以在湘南继续战斗下去。诚然，作为一个军人，“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遵从党的组织领导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作为红军时期在党内比任何一个人都更有实力的人物，朱德手握兵权，却对由一些书生组成的上级党组织始终忠心不贰，在党内的权力斗争中始终置身其外，只能说明他“没有任何政治野心”（海伦.斯诺评价朱德语）。朱德的“没有任何政治野心”，以及对于政治领导的忠实和服从，虽然在某些时期给他自己以及红军都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从整体上说，却无疑包含着更多的积极因素，它是红军能够始终保持团结，党能够始终控制军队，从而革命能够最终走上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正如海伦.斯诺所说：“被作为最高原则的共产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实，原因之一就在于朱德对政治领导的忠实与服从。”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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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3:12 &&
写得好，还历史以本来面目。阅后很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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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8:22 &&
或朝或野，或显或隐，或正或邪，或忠或奸，皆有一共性：携子孙留住城市，拒不还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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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4:16 &&
读了此文,非常怨恨朱总,可怜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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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4:12 &&
文章提交者：黄泰华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或朝或野，或显或隐，或正或邪，或忠或奸，皆有一共性：携子孙留住城市，拒不还乡。 =======朱德，周恩来，毛三人共同特点是，并无后裔。但朱德也绝不是什么红色拿破仑。朱德出身于毒贩家族，用鸦片盈利换钱读书。后来进入军阀部队。但用古惑仔的话，他跟了好几个大哥（军阀），跟一个死一个。最后实在混不下去了（像这样有奶就是娘的人有谁敢要），只能找个借口跑到德国另起炉灶。南昌起义的时候，仍在观望。据他自己说是在城内“测量地图”。起义失败，他仍是军阀旧部。起义成功，他就是红色英雄。朱德一生可用“老兵油子”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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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1:49 &&
楼上，心胸放大些，心理光明些，你看到的人和世界就会截然两样。世界上没有绝对客观的东西，人的认识往往反映的就是自己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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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8:22 &&
嗯 还是比较感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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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1:11 &&
林彪评价朱德很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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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1:38 &&
朱德其实是个聪明人，所以促使了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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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9:48 &&
四、抗战时期的老实人在跟毛泽东共过事的人物中，曾经有两个人被毛泽东称为“老实人”：一个是朱德，一个是徐向前。这两个人恰好是红军时期分别指挥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对红军的创立、发展和壮大贡献最大的两位军事指挥家。说到老实人，我们自然便会想到吃亏，想到付出大于获得，想到在争名夺利方面的无能和迟钝。是啊，战争年代，会打仗的、掌握着军队的，无疑是最有实力的，然而，这两个人，指挥乃至一切程度上控制着军队，却忠实地、心甘情愿地服从对军事所知不多的党内文职人员的指挥，受他们的约束，还得承受他们中某些人的错误导致的所有恶果。相比于受张国焘提拔，作为张国焘下级的徐向前，朱德作为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等人的平级，以及博古等人的依附者，他所付出的牺牲和忍耐无疑更大，所以，朱德这个“老实人”的评语前面还有一个修饰语“大”。朱德确实是一个“大老实人”，作为长征中主要的军事指挥者，并且比大多数人多进行了一万里长征，更在很大程度上以个人之力促成了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合，但在长征结束后不到两个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主席为张闻天）的一纸命令，却使其中革军委主席的职位被毛泽东取而代之！对于这个让一般人很难接受的决定，朱德却没有表示过任何的不满，更不用说有什么由之引起的负面举措了！“没有任何政治野心”使朱德在军队和党内深得人心，但同时也使他失去了进行更自由，从而也更突出、更辉煌的军事表演的机会，而且还使他本来应当更完美的军事家形象留下了一点点让人遗憾的斑点。虽然不再是中革军委主席，但作为“红军之父”在红军中的威望，作为军事指挥员在红军中的作用，朱德仍然是无人可以替代的。三大主力会师后，有人提议让朱德改任中革军委副主席，毛泽东自己却说，朱德任总司令“对内对外均好”，而“任副主席确不相称”。也就是说，在当时，毛泽东自己都不好意思让朱德在中革军委中做自己下面的副职。1937年国共谈判时，蒋介石曾提出“朱毛两同志须出来做事”，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给蒋的回电则说，朱德不能外出做事，必须留在红军主持指挥。其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的谈判对案进一步确定：“朱毛出外问题，力争朱为红军改编后的指挥人，军事或政治名义可不拘，原则上毛不拒绝出外做事，但非至适当时机，则托故不去。”1937年4月，在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国大会上的演讲中，朱德最先提出了抗日的持久战思想，明确指出“抗日战争不是一两次战争就能解决的，战争的时间必会长久，战线必定会很宽”。日，朱德到南京参加蒋介石召集的国防会议时再次指出 “实行持久战，开放民主，动员民众，在敌后发动游击战争”。同时强调：“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战，在战术上则应采取攻势。在正面集中兵力太多，必受损失，必须到敌人的侧翼活动。敌人作战离不开交通线，我们则应离开交通线，进行运动战，在运动中杀伤敌人。”抗日战争，国共两党处在一种既合作又斗争的状态，如果双方有人希望通过抗战来消耗对方、壮大自己，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对于朱德这个忠厚老实人来说，用这样的思想来猜度他恐怕就是一个错误。曾与朱德一起战斗的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卫立煌抗战时曾说：“朱玉阶对我很好，真心愿意我们抗日有成绩。”当有人问他对朱德的印象时，他说：“是个气量大、诚恳、忠厚的长者。”且不说抗战期间，朱德如何维护国共合作，如何在军事行动、军事训练以及政治宣传上无私地帮助友军，一度开创了一段国共合作的黄金时期，仅仅南京国防会议上朱德关于发动群众、实行敌后游击战的建议、对于“在正面集中兵力太多，必受损失”的提醒，以及关于国民党成立游击训练班，学习打游击的建议，就足以看出朱德是真心希望国民党保存实力，抗战成功。而且，抗战期间，朱德还一再向许多友军将领宣传游击战的好处，宣传如何“使敌后方变前方”，并且亲自耐心地向友军传授游击战法。有人说中共让蒋介石正面对敌，自己却打游击，是希望消耗国民党，保存自己，然而，事实很可能正好相反，反倒可能是蒋介石从内心里并不看好这种战法，以为敌后游击战会使共产党军队被日军瓮中捉鳖，所以听任共产党进行敌后游击，自己却不肯积极实行。蒋介石没有以足够的热情对待朱德提出的游击战略，这不但对于国民党军队，而且对于整个中国的抗战，都是非常可惜的！虽然如此，朱德与人为善、淡于争利的“隐士”品性，在国共合作期间却是有目共睹的。1937年9月底，作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朱德一到华北前线，便部署了后来成为芦沟桥事变以后中国军队第一场大捷的平型关战斗。其后不久，又配合国民党军队取得忻口会战的胜利。再后，又领导八路军取得了七亘村、黄崖底、广阳以及响堂铺等伏击战的胜利。1938年4月，以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的身份指挥部分国民党军队与八路军一道并肩作战，依靠“以小部牵制各路敌军，集中主要兵力粉碎其中一路”的战术思想，26天里，连克县城19座，歼敌4000余人，将日军全部驱逐出晋东南地区，取得了晋东南反九路围攻的重大胜利。1940年5月，朱德与彭德怀策划部署了沿正大铁路的破袭计划，即后来由彭德怀实施指挥的轰动中外的“百团大战”。抗日战争时期，朱德在战略战术上的贡献甚至不亚于其在前线的军事指挥。1937年底，朱德就指出：八路军在战略上打的是持久战，在战术上则打的是速决战。1938年与彭德怀合著的《抗敌的游击战术》一文中，首次提出“群众战争”的概念，指出“游击战争的定义应该是群众战争”。同年2月,与彭德怀共同提出运动战、游击战指挥的五条基本原则，不久又提出对日作战的十六条作战原则。1938年，朱德从战略高度以及具体战术上系统论述游击战争的专著《论抗日游击战争》发表，该书不但专题论述了抗日游击队的作战原则和活动方针，更是创造性地提出了麻雀战、铁道游击战、地道战等著名的十大游击战术，这些战术在以后的抗日游击战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1939年，面对日寇的扫荡，又提出了非常细致的机动作战原则。各抗日根据地正是根据这些原则来对付日军的一次次“扫荡”，取得了显著成果。1938年2月，朱德为了争取时间，使当时山西省会临汾数十万军民安全转移，亲率仅有的两个连，在古县镇不过百余里的路程中，阻滞日军一个旅团达三天之久。当时，日军得知朱德在阻击的队伍中，曾出动十几架轰炸机，企图一举炸平朱德所在地古县镇。幸亏日本空军将古县和故县弄混了，炸了故县而古县得以平安，朱德也因此侥幸躲过了一场大难。当时，朱德的两个连完全可以转移到山上安全的地方，但他却以绝对劣势的兵力，面对可能被敌人消灭的危险，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阻击敌人。古县镇阻击战，并不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大仗，但却非常突出地表现了朱德舍己为人的无私品质。《老子》曰：“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中共军史上，朱德一直稳居总司令之位，受到广大官兵和人民群众的衷心热爱，如果仅有赫赫战功，而没有“后其身”和“外其身”的“无私”，也是难以想象的！――其实，无私本质上不就是隐士的所谓淡薄名利的一种极端表现么？所以，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无私，也可以看作是以极端的出世思想行入世之事。1940年5月，朱德从前线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中途返回延安，此后留在延安直到抗战结束。通常认为，朱德被留在延安，是毛泽东希望借助朱德清理党内路线是非，特别是清理王明路线的思想干扰。当然也有替朱德安全考虑等说法。不过，有一个事实也许很多人都没有注意，那就是朱德在前线，很自然地便成了中共领导人中被国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这种情形长期下去，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应当不会不为毛泽东所考虑。当然，不管在前线还是在后方，中央的决定朱德都是义无返顾地遵从的。作为军人，不能在前线建功立业，应当会有些失意吧？但是朱德回到延安后很快又成了陕甘宁边区经济上的“总司令”。当时正面临日寇的扫荡和国民党的封锁，是朱德首先提出以生产食盐、羊毛为重心来发展经济，是朱德首先倡导军队实行屯田，提出“南泥湾政策”，是朱德发动并领导了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正是在朱德的策划和领导下，边区经济面貌很快焕然一新，边区人民胜利地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兴高采烈的边区百姓在“拥军花鼓”中热情唱到：“天下闻名的朱总司令，一心爱咱们老百姓，为咱们生活过得好，发动了生产大运动。”相对于很多人在实权受损或者权力降低之后往往消极对抗的普遍现象，朱德的超脱自我、不计己利、随遇而安、处在任何地位都能尽心尽力的精神，实在难能可贵。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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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回复：[原创]朱德――作为隐士的红色拿破仑(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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