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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东方讲史之续：细说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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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站长微博：百里映雪&/bailiyingxue&&&&&&&&&&&&&&&&&&&&&&&&&&&&&&&&&&&&&&&&&&&&&&&&&&&&&&&&&&&&&&&&&&&&&&&&&&&&&&&&&&&&&&&&&&&&&&&&&&&&&&&&&&&&&&&&&&&歡迎關注☆『震旦紀年』☆
王安石说：“善学者读其书，义理之来，有合吾心者，则樵牧之言犹不废；言而无理，周、孔所不敢从。”——《冷斋夜话》，读书不能死读书，读死书，没有了解，没有道理的，需要你自己去理解和分别。
【历史上的郭靖】有郭靖者，高桥土豪巡检也。吴曦叛，四州之民不愿臣金，弃田宅，推老稚，顺嘉陵而下。过大安军，杨震仲计口给粟，境内无馁死者。曦尽驱惊移之民使还，皆不肯行。靖时亦在遣中，至白崖关，告其弟端曰：“吾家世为王民，自金人犯边，吾兄弟不能以死报国，避难入关，今为曦所逐，吾不忍弃汉衣冠，愿死于此，为赵氏鬼。”遂赴江而死。——《宋史 列传第二百八》
【两宋风云】李震，汴人也。靖康初，金人迫京师，震时为小校，率所部三百人出战，杀人马七百余，已而被执。金人曰：“南朝皇帝安在？”震曰：“我官家非尔所当问。”金人怒，絣诸庭柱，脔割之，肤肉垂尽，腹有余气，犹骂不绝口。
——《宋史 卷四百四十八忠义列传》
【两宋风云】在南宋名将孟珙的《蒙鞑备录》中，对于蒙古人的相貌做了详细的描述，现转引如下：“大抵鞑人身不甚长，最长者不过五尺二三。亦无肥厚者。其面横阔，而上下有颧骨，眼无上纹，髪须绝少，行状颇丑。惟今鞑主忒没真（即铁木真）者，其身魁伟而广颡长髯，人物雄壮，所以异也。”
【两宋风云】欧阳修（1007年－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谥文忠，北宋吉州庐陵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四岁丧父，由母亲抚养长大，天圣八年（1030年）中进士，官馆阁校勘，景佑三年（1036年），因直言论事贬知夷陵。郑氏言笑自若，鼓励她的儿子说：“汝家故贫贱也，吾处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欧阳修个性固执，不懂变通，韩琦曾与欧阳修、曾公亮同在两府，宋英宗以为欧阳修性真，“ 公（韩琦）谓欧公性偏” 。富弼说他 “忘仁宗，累主上”对王安石新法也有诸多批评。
有同学对于李清照的生母是否为王珪女儿有疑问，在此站长查阅了下资料。说是王拱辰孙女的女儿的是以宋史李格非传记载，以王珪儿女说法的是以鸡肋编记载。宋史记载云“妻王氏，拱辰孙女，亦善文。女清照，诗文尤有称于时”这里的妻和女的主语均为李格非，所以无法断定李清照是第二位王氏的亲生女儿。而鸡肋编所载则是说李格非是王珪的女婿。这并没有矛盾。而且在王珪的墓碑上记载的王珪女“长适郓州教授李格非，早卒”，早字也可以理解为年轻的时候，李清照出身在王圭去世前的16个月左右。这也无法确定其生母。
【两宋风云】王圭（1019年－1085年），字禹玉，华阳（今四川成都）人。父亲王准、祖父王贽、曾祖父王景图，皆登进士第。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进士，通判扬州，历官知制诰、翰林学士、知开封府、侍读学士。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拜参知政事，官至“三公”，有“三旨相公”之称，除了“取圣旨、领圣旨、得圣旨”之外，一无事做。哲宗即位，封岐国公，卒于任上。谥文恭。《宋史》称王圭“自执政至宰相，凡十六年，无所建明”。王圭的长女嫁文人李格非，生李清照。秦桧妻王氏亦是王圭四子王仲岏之女
宋代历史知识答题。
转自百度北宋吧。
1、陕西五路分别是指？
A.延安路、环庆路、渭州路、兰州路、凤翔路
B.鄜延路、环庆路、泾原路、熙河路、秦凤路&
C.河东路、保安军、渭州路、熙河路、兰州路
D.河东路、鄜延路、环庆路、泾原路、京兆路&
2、两宋武力结社盛行，宋朝百姓在民间组织以习武为目的的组织名目繁多，其中包括（可多选）：
B.射水弩社&
3、虞允文在自己的奏疏里提到。北宋强盛时，年进口马匹多少匹？
4、宋朝中兴四将有多个版本，《宋史》、《皇宋中兴四将传》、《中兴四将图》对于中兴四将的看法不同。其中哪一位将领同时出现在以上三者之中，被认为是当之无愧的&中兴名将&？
5、宋体字作为一种印刷字体，又被称为：
6、以下哪次北伐最终灭亡了金朝：
A.绍兴北伐
B.端平入洛
C.开禧北伐
D.绍定北伐
7、北宋拥有最多数字禁军的皇帝是是哪一位？
8、宋太宗凌辱小周后的故事出自：
A.万历野获编
B.绍兴青奋杂志
C.涑水纪闻
D.王曾笔录
9、以下哪个故事发生在宋太宗执政时期：
A.霍光传不可不读
B.但见血山耳，安得假山！
C.五十万众深入吾境，最多不过十日
D.国之兴亡，何代无之&
10、以下那句话不是宋太祖说的：
A.兴师吊伐，妇人何罪，而残忍至此。当速置法以偿其冤。
B.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C.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
D.起杀已降，不武之甚，胡为受飨於此？
11.&X圣性仁恕．尤恶深文狱官．有失入人罪者．终身不复进用．至於仁民爱物．孜孜惟恐不及．一日晨兴语近臣曰．昨夜因不寐而甚饥．思食烧羊．侍臣曰．何不降旨取索．X曰．比闻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以为例．诚恐自此．逐夜宰杀．以备非时供应．则岁月之久．害物多矣．岂可不忍一夕之馁．而启无穷之杀也．时左右皆呼万岁．至有感泣者．&X是指谁？参考《宋稗类钞》
12.以下哪些是澶渊誓书的内容（多选）：
1.友好关系的建立
2.两国为兄弟之邦
3.两国以南北朝相称
4.互不增加边防设备
5.互不骚扰田土和农作物
6.两国皇帝约为兄弟
7.岁币的交割
8.互不容纳叛亡
9.疆界的规定
（参考长编卷五十八）
13.有一场宋夏战争，斩级只有千余，如此看来只是一场不大的胜利。但是这场战役的战略意义重大，挫败了西夏倾国而来，以压倒性优势打击宋军一路的战略。宋军不但保存了所有州、军、城、寨和部队，更在宋夏战争中惟一一次击破西夏的&中寨&、即中军御营。同时，这一役也是宋军争回战略主动的一个里程碑。这是哪场战役？
14.&幽蓟土宇，复归中原，朔漠以外，悉以相与。&这是宋朝为了对辽形成外交围堵，与哪一方的许诺？&迭相犄角，协比邻国，同力荡平。&是和哪一方的外交合作呢？
15、"上虑契丹必入寇，命左卫上将军张永德知沧州，右卫上将军宋偓知霸州，右骁卫上将军刘廷让知雄州，魏州观察使赵延溥知贝州。"这是哪场战役后的相应安排？参考长编。
16.司马光诗《送二同年使北》：华缨下王除，天子宠匈奴。虽复夷风陋，犹知汉使殊。这是送友人出使哪方的诗歌？
17.某人命三千士兵，等潮水到时放箭，摇旗擂鼓，呐喊放铳，并亲自射箭，而后潮水退去。这一传说指的是谁的典故？
18.某年冬天下雪，赵匡胤感念出征在外的将士，将自己的帽子送给了哪个将领？
19.宋伐北汉，契丹救援，屯于太原。某人劝说刘继元，袭击契丹军队，投降宋军。这人是谁？（长编卷十）
B.刘继业（杨业）
20.澶渊之役时，有一个契丹将领亲自督战，使用了与众不同的旗帜，因而容易被辨认出，遭到宋军弓弩的伏击，额头中床子弩而死。这人是谁？
A.耶律善补
B.耶律学古
21.寅欲曲媚梁祖,故词及之,云:&一眼胡奴,望英威而胆落。&
一眼狐奴指？
22.太宗曾被封为？
23.宋太宗第一次伐辽，主要受到了以下哪项影响？
A。唐末五代的骑斗之风
B.五代以来的野战倾向
C.五代、宋初的短兵接战之风
D。五代的纵深遮断、急进袭击的军事传统
1.A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 B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A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A是谁？B是谁？请给出这段话具体出处。（参考《长编》）
2.庆历增币内容。
3.北宋在河北有一段地区是国防的地理漏洞。&平川横袤三十余里，南北径直、并无险阻，不经州县。&说的大致是哪段地区？
4.相传辽国萧太后与某人有私情，并派人杀害了他的妻子，后与他共居如同夫妻。此人是谁？试举出相应的说法来源？
5.中国南北的天然分界线，秦岭淮河，在这条线上有一些重要的地方。其中有一处被称为腰膂，中原若是能够占据，可以吞并东南；东南如果能够占据，可以谋图西北。这是何地？参考读史方舆纪要
6.元昊即位后发动宋夏战争，所谓&三个川&战役，是哪几场？
7.赵弘殷的长子和次子姓名
8、宋朝首都开封城漕运发达，分别有几条河流流经开封？哪条河的运量最大？
9、试举出5本除《宋史》以外，具备较高宋史研究价值的史书。
10、宋代称皇帝为&官家&，官家一词是什么意思，出自哪些典籍？
11、试举出10名武职出身担任枢密使的北宋武将（包括枢密使、知枢密院事、领枢密院事、判枢密院事、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事及签书枢密院事等）
12、宋太祖或宋太宗时期是否杀过士大夫？有的话请试举几例。
开放与论述题
1..陈家谷战前，杨业提出的计划规避了战斗风险，但有较大的组织风险。请就杨业的计划来谈谈这个说法。参考曾瑞龙《经略幽燕》、瓦特鲁克《战略：战争与和平的逻辑》
2.请评价雍熙北伐的战略。
3.简要解释【&终太祖之世，制沿五代，藩镇仍旧。&&&《宋安抚使年表》】这句话的含义。
【两宋风云】赵元佐（965年－1027年），宋太宗赵光义与元德皇后李贤妃之子。初名赵德崇，字惟吉。太平兴国七年（982年），秦王赵廷美被贬至涪陵，赵元佐试图拯救，后赵廷美死，赵元佐发疯，并伤及旁人。雍熙二年，重阳节太宗大宴，唯独不召他参加，于是发怒焚烧宫廷。后被废为庶人。赵光义三子宋真宗赵恒即位后，念及兄情，恢复其爵位。天圣五年（1027年），赵元佐驾薨，赠河中、凤翔牧，追封齐王，谥号恭宪。南宋名相赵汝愚为其七世孙。
【两宋风云】留梦炎：《宋人遗事汇编》转引《樵书》说：“两浙有梦炎，两浙之羞也。历明朝数百年，凡留氏子孙赴考，责令书一结云：‘并非留梦炎子孙。’方许入场。”——因留梦炎为宋理宗淳祐四年甲辰科状元，担任左丞相时，元军逼近临安而弃位逃走，后来归降元朝，留梦炎曾对文天祥劝降，天祥怒斥之。前朝旧官王积翁、谢昌元等十人请求元帝释放文天祥为道士，梦炎坚决反对，曰：“天祥出，复号召江南，置吾十人于何地！”入元后，官至礼部尚书、翰林学士承旨。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病死家中。
赵永春：试论金人的“中国观”
试论金人的&中国观&
《宋辽金元史》201002
[摘要]金人进入中原，即援引&中原即中国&、&懂礼即中国&等汉儒学说和理论，自称&中国&，但他们并没有将辽、宋排除在&中国&之外，实际上萌生了多统意识，即比较宽泛的&中国&意识，或称&人中国&意识。后来，金章宗虽然想放弃继辽之统，但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继辽、继宋以及不论所继等不同意识在金人中仍有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之上，修端等人提出了以辽史和金史为《北史》、北宋史为《宋史》、南宋史为《南宋史》的修史方案，正式提出了宋、辽、金均为&正统&的多统思想，为元朝宋、辽、金&各与正统&思想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金人；中国；正统
[作者简介]赵永春，1953年生，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130012)。
[原文出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京)，2009．4．1&12
在辽宋夏金对峙时期，金人一直自称&中国&。在《金史》一书里，&中国&一词共出现14次，除了3次指中原地区以外，其余均指金朝。此外，&中国&一词在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中出现14次，在元好问《中州集》中出现4次，在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中出现5次，在王若虚《滹南遗老集》中出现6次，在李俊民《庄靖集》中出现2次，在刘祁《归潜志》中出现10次，在《大金德运图说》中出现1次，在杨奂《还山遗稿》中共出现3次，这些在金人著作中所出现的&中国&一词，除了指历史上的中原政权以外，全部指金朝。金人如此强烈地自称&中国&，其理论依据是什么，当时金人对&中国&又是如何理解和认识的?这些问题对于我们理解历史上的&中国&以及认识中国历史上的疆域等问题，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学界对金代正统观、华夷观等问题虽然多有研究，⑴对金人自称&中国&问题也有涉及，但至今还没有全面系统论述金代&中国观&的专文面世。因此，笔者不避浅陋，拟在先贤有关研究的基础上，就金人的&中国观&问题做进一步讨论，不正确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金人自称&中国&的理论依据之一，就是&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⑵&中国&一词在历史上有多种含义，其中之一是用来指称中原和中原政权。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将地处中原地区的周、卫、齐、鲁、晋、宋、郑等看成中国，而将中原以外的秦、楚、吴、越看成夷狄。到了秦朝占据中原、统一六国以后，秦又成了中国的代表，此后，人们常常&谓中国人为秦人&。⑶两汉据有中原，也是中国。到了三国时期，因为魏国据有中原，魏国也被看成中国；蜀国虽然声称继承汉室，但不被看成中国；吴国更被视为边鄙，比如，孙资就曾说过：&数年之间，中国日盛，吴蜀二虏必自罢弊。&⑷渚葛亮也曾对孙权说：&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⑸吴、蜀都承认占据中原的魏国是&中国&，甚至有人视吴、蜀为夷虏。隋唐都占有中原，也被视为中国。五代十国时期，也是将占据中原的梁、唐、晋、汉、周视为中国，而认为&四夷、十国，皆非中国&；⑹后唐、后晋、后汉三个政权虽为少数民族沙陀人建立的政权，但由于他们占据中原，仍被视为中国，十国虽多为汉人建立的政权，但由于它们不在中原，也不被视为中国。继五代之后而起的北宋，占有中原，也被视为中国。可见，中国历史上&中国&一词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指中原地区，主要的是一个地域概念，并由此引申为中原地区所建立的政权及其所控制的区域。杜荣坤曾指出，历史上&中国&一词&泛指中原王朝所直接管辖的地区&，⑺就是这个意思。
金人进据中原以后，即沿袭汉族儒士这种&中原政权即是中国&的传统观念，认为自己占据中原，就是占据&中国&，《金史．哀宗纪》所说&太祖、太宗威制中国&以及《金史&兵志》所说&及其得志中国&之中的&中国&。就是这个意思。金人张行信所说&魏晋以降，刘、石、燕、秦迭据中国&，⑻以及宋人王明清所说&虏人(指金人)议立张邦昌以主中国&⑼等等，都是用中原及中原政权来代表&中国&。金章宗时，金人曾对宋人说&昔江左六朝之时，淮南屡尝属中国矣&，⑽也是以淮南地区在魏晋南北朝时曾屡次归属北朝等史实，来表达他们用中原政权来代表&中国&的思想。金朝末年，修端曾说&自建炎之后，中国非宋所有&，⑾认为金人占据了&中国&，也是用&中国&一词指称中原。金人以为，他们占据了中原就是占据了&中国&，就应该理所当然地称为&中国&。从现存史料来看，金人自称&中国&，多依据于这一理念。如，海陵王完颜亮意欲伐宋，其嫡母徒单氏表示反对，曾劝谏说，&国家世居上京(今黑龙江阿城)，既徙中都(今北京)，又自中都至汴(今河南开封)，今又兴兵涉江、淮伐宋，疲弊中国&；⑿梁琉则劝完颜亮伐宋，&议者言珫与宋通谋，劝帝伐宋，征天下兵以疲弊中国&；⒀金世宗时，由于北边蒙古兴起，不断南下骚扰，逐渐成为金朝北边威胁，&朝廷欲发民穿深堑(修界壕)以御之&，李石与丞相纥石烈良弼不同意，说&古筑长城备北，徒耗民力，无益于事。北俗无定居，出没不常，惟当以德柔之。若徒深堑，必当置戍，而塞北多风沙，曾未期年，堑已平矣。不可疲中国有用之力，为此无益&；⒁后来，依附于宋朝的吐蕃族系人青宜可等&以宋政令不常，有改事中国之意&，⒂等等。这些史料中所说的&中国&，显然都是指占据中原地区的金朝。金章宗时期，宋人韩侂胄为了树立盖世功名，积极准备北伐，而金章宗和一些大臣不相信宋人会败盟，完颜匡说：&彼(指宋朝)置忠义保捷军，取先世开宝、天禧纪元(指南宋改年号为&开禧&)，岂忘中国者哉。&⒃独吉思忠也说：&宋虽羁栖江表，未尝一日忘中国，但力不足耳。&⒄毫无疑问，这两条史料所使用的&中国&一词，也是指金人所占据的原北宋的中原之地，并引申为整个金朝。后来，韩侂胄发动北伐战争，宋将吴曦叛宋投金，《金史》说吴曦&恃中国为援&，⒅也是指吴曦要以金朝为援，所说&中国&仍指金朝。金章宗后期，由于金人大量购买宋人茶叶，引起财政紧张，&言事者以茶乃宋土草芽，而易中国丝绵锦绢有益之物，不可也&，⒆将宋与&中国&对举，&中国&一词也是指金朝。后来，蒙古为了进攻金朝而先攻西夏，西夏遣使向金朝求援，金章宗说&敌人相攻，中国之福，吾何患焉&，⒇没有答应西夏的请求。金宣宗贞祐初年，&中国仍岁被兵&，在蒙古进攻下，金宣宗不敢留驻中都(今北京)，赵秉文乘时上书言三事，&一迁都，二导河，三封建。大约谓中国无古北之险则燕塞，车驾幸山东为便&。【21】这几条史料中所使用的&中国&一词，也指金朝。金哀宗时期，面对蒙古的进攻，形势越来越不利，但他们仍然不把宋人放在眼里，哀宗曾说：&北兵(指蒙古兵)所以常取全胜者，恃北方之马力，就中国之技巧耳。我实难与之敌，至于宋人，何足道哉。&【22】这里将蒙古、宋人与&中国&对举，&中国&一词无疑指中原地区以及占据中原地区的金朝。后来，金将完颜陈和尚与蒙古战败被俘，不屈而死，一些将士曾说：&中国百数年，唯养得一陈和尚耳!&【23】十分自然地称金朝为&中国&。至于李纯甫著《中庸集解》、《鸣道集解》等书，号&中国心学、西方文教&，【24】以金朝为&中国&，更为大家所熟知。可见，金人进人中原地区以后，即继承汉儒有关&中原即中国&的理念，上至皇帝下至一般民众，都以&中国&自居。从中可以看出，金人对金朝即是&中国&的认识，并非一两个人的认识，而是金朝上下十分普遍的认识。金人这种以自己进入中原地区即为&中国&的理念，经金末杨奂等人概括，更具理论意义。杨奂主张南北朝时期应以进人中原地区的北魏为&正统&，他说：&舍刘宋取元魏何也，痛诸夏之无主也。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也。&【25】认为北魏进人&中国&(中原)地区就是&中国&，应以&正统&视之。同一道理，金人进入&中国&(中原)即为&中国&，也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金人对&中国&的这种认识，虽然不为大多数宋人所接受。但宋人中也有人依据中原即中国的理念，承认金人占据的中原地区是中国，并引申金朝为中国。如陈亮就曾在上孝宗皇帝书中，劝皇帝不要&忘君父之大仇，而置中国于度外&，建议经略荆襄，&则可以争衡于中国矣&。【26】陈亮在这里所说的&中国&，就是指中原地区以及占据中原地区的金朝。
金人自称&中国&的另一理论依据是&夷狄用&中国&(中原)之礼则中国之&，&有公天下之心，宜称曰汉&。【27】历史上&中国&一词除了指中原地区以外，还是一个文化概念。关于历史上&中国&一词的文化意义，学者们多有论述，均认为孔子十分注意以&礼&区分中国和四夷，并认为中国和四夷可以互相转变。韩愈在概括孔子这一思想时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28】也就是说，不管你原来属于哪个民族，只要遵循中原之礼就是中国华夏，遵循夷礼就是夷狄。这种用&礼&来区分中国和夷狄以及中国和夷狄可以互相变化的思想，为后来许多思想家所接受。董仲舒就曾指出：&《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29】唐朝的皇甫浞也说：&所以为中国者，以礼义也，所以为夷狄者，无礼义也，岂系于地哉。杞用夷礼，杞即夷矣。&【30】北宋李觏也持这一观点：&夷夏奚若?曰：所谓夷者，岂被发衣皮之谓哉?所谓夏者，岂衣冠裳履之谓哉?以德刑政事为差耳。德勉刑中，政修事举，虽夷曰夏可也，反是，则谓之夏可乎?&【31】程颢和程颐也说过，中国&礼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32】赋予&中国&以文明之意，文化的意义大于种族意义。【33】
辽人即接受了这种懂礼即为中国的观点，为学者们所熟知的《松漠纪闻》曾记载，&大辽道宗朝，有汉人讲《论语》&，&至&夷狄之有君，，疾读不敢讲&，道宗曰&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渭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中国)，何嫌之有!&【34】即将&礼法&、&文物&亦即文明视为区分&中国&和&四夷&的标志，认为契丹文明已同&中国&无异，也属于&中国&。
金人继承了这种按文明区分&中国&与&夷狄&的思想，进人中原以后，受汉儒思想影响，有时不将夷狄看成一种民族，而认为夷狄是汉人所说的野蛮落后的代名词，不愿意称自己为夷。据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记载，宣和七年(1125)，许亢宗等出使金朝祝贺金太宗即位，行至咸州(今辽宁开原)，&及赐宴毕，例有表谢&，许亢宗遂按照惯例，拟就一表，其中有&祇造邻邦&一语，金使援引《论语》有关&蛮貊之邦&的记载，认为宋使有&轻我大金国&之意，要求许亢宗改掉&邦&字，重新撰写谢表奉上。【35】后来，许亢宗虽然没有重新撰写谢表，但从中可以看出，那时的金人已经了解汉儒有关&中国尊贵，夷狄卑贱&的思想，耻言自己为夷狄蛮貊，开始有了不承认自己落后，认为自己也是&中国&的思想意识。【36】到了金熙宗即位前后，随着女真汉化的深入，特别是受汉族儒士的影响，金人更是将中国和夷狄看成尊贵和卑贱的代名词。如，《金虏节要》一书曾记载，金熙宗完颜直&自童稚时，金人已寇中原，得燕人韩防及中国(引者：此为宋人的中国观，指汉人及中原王朝)儒士教之。其宜之学也，虽不能明经博古，而稍解赋诗翰，雅歌儒服，烹茶焚香，奕(弈)棋战象，徒失女真之本态耳。由是则与旧大功臣，君臣之道殊不相合，渠视旧大功臣则曰：&无知夷狄也。&旧大功臣视渠则曰：&宛然一汉家少年子。&&【37】作为女真贵族的完颜亶，因为自己学习了汉文化，即自视为尊贵的汉人，视那些没有学习汉文化的女真人为&无知夷狄&，而那些没有学好汉文化的女真贵族也视完颜直为&汉家少年子&，即认为完颜賣变成了汉人。显然，金熙宗和女真旧贵族在这里所使用的&汉&和&夷狄&的概念并非民族概念，而是先进与落后的文化概念，&汉&即是&中国&的代名词；也是汉族文明的代名词；夷狄蛮貊则成了野蛮落后的代名词，成了女真由夷变汉以后女真称那些相对落后之人的代名词，有时也成了金人攻击和谩骂南宋等国的代名词。【38】
完颜亮更是反对以民族为标准来区分尊贵和卑贱，认为应该以文化和事功为标准来区分尊贵和卑贱。他对汉儒中流行的&华夏尊贵，夷狄卑贱&的传统思想十分反感，一天，他对翰林承旨完颜宗秀、参知政事蔡松年说：&朕每读《鲁论》，至于&夷狄虽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朕窃恶之，岂非渠以南北之区分、同类之比周而贵彼贱我也。&对汉儒视&夷狄&为卑贱的民族大为不满，他认为中原儒士或按照南北地区、或按照民族来区分贵贱尊卑是不对的，主张按文化区分贵贱尊卑，认为被中原汉人视为卑贱的女真人特别是他这个女真皇帝也是尊贵之人，并不比中原汉人差。又载，一天，完颜亮&读《晋书》至《苻坚传》，废卷失声而叹曰：&雄伟如此，秉史笔者不以正统帝纪归之，而以列传第之，悲夫。&& 【39】对史家所修《晋书》没有把苻坚放到记载皇帝之事的《本纪》中去写，而是放到与将相大臣同等地位的《载记》中去写，大为不满。在完颜亮看来，苻坚等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并取得了&雄伟&的事功，也应该是中国正统。显然，在完颜亮那里，区分中国和夷狄的标准也不是民族，而是文化和事功。
金人虽然一再自称为中国正统，但仍不被金朝以外的受&华夷之辨&思想影响很深的一些汉族人士所承认，于是，完颜亮又援引《春秋公羊传》&君子大居正&、&王者大一统&的&大一统&观念，试图统一全国，让金朝以外的各族人心服口服地承认他是中国的正统皇帝。因此，他曾多次谈到&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为正统&，【40】&天下一家，然后可以为正统&【41】等思想观念和主张，并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在条件并不成熟的情况下发动了灭亡南宋的战争。
完颜亮攻宋失败以后，金人自称&中国&的思想意识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更加强烈了。到了金朝末年，经赵秉文等人进一步论述，这一意识更加理论化和系统化了。
赵秉文在《蜀汉正名论》一文中，援引韩愈的话说：&春秋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认为中国采用夷狄之礼就是夷狄，夷狄采用中国之礼就是中国。在此基础之上，赵秉文又进一步提出了&有公天下之心，宜称曰汉。汉者，公天下之言也&【42】，作为区别中国正统和非正统的理论。赵秉文在这里所说的&汉&，就是&中国&。他认为，是否应该称曰&汉&以及是否应该称为中国正统，标准在于是否&有公天下之心&，不管你族属如何，只要&有公天下之心&即是&汉&，认为应该以&道德&作为区分中国正统和非正统的标准。可见，赵秉文进一步发挥了用文化来区别中国正统和非正统的理论，亦即发挥了用文化区别中国和夷狄的思想。金末元初的杨奂，也大体上提出了与赵秉文相同的理论，他认为，&王道之所在，正统之所在也&，即认为，只要行&王道&即可以称中国正统，反对&以世系土地为之重&，即反对用种族世系和占有地域的情况作为区别中国正统和非正统的标准。所论&王道&，强调得&天下臣民之心&，&敦道义之本&，【43】显然与赵秉文所论&有公天下之心&即为中国正统的思想，具有异曲同工之意。
以上可以看出，金人反对以民族区分中国和夷狄，主张按文化区分中国与夷狄，认为夷狄只要懂礼，由后进变为先进，就可以称为&中国&；反之，&中国&也就变成了夷狄。金人认为他们懂礼，就应该称&中国&，这就是金人自称&中国&的另一种理论依据。
有人认为，金人自称&中国&，将其他政权排除在&中国&之外，陷入&非华即夷&、&非夷即华&的二元悖论中，不能确立共同为&华&、平等相待的意识，具有一定的狭隘性和历史局限性。【44】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金人虽然援引历史上&中原即中国&、&懂礼即中国&等思想和主张，极力称自己为&中国&，但并没有将其他政权排除在&中国&之外。
众所周知，金人元好问曾将自己编撰的有金一代诗歌总集命名为《中州集》。元好问在这里所用的&中州&一词并非源于他的诗作&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而是取历史上&中州&即为&中国&之意。据《汉书》记载，司马相如所作《大人赋》有&世有大人兮，在乎中州&一语，唐颜师古注曰：&中州，中国也。&【45】北宋邢員为《尔雅》作注疏时也曾说：&中州，犹言中国也。&【46】元好问将其编撰的诗歌总集命名为《中州集》，显然寓有金朝就是&中国&之意。元好问虽然以金朝为&中国&，但他并未将金朝以外的有关人物排除到&中国&之外。据由宋人元的南宋遗民家铉翁所说，元好问不仅将那些&生乎中原，奋乎齐鲁汴洛之间者&视为&中州人物&，也将那些&生于四方，奋于遐外，而道学文章为世所宗，功化德业被于海内&的人物视为&中州人物&，认为&壤地有南北，而人物无南北，道统文脉无南北，虽在万里外，皆中州也&。说明元好问不仅以中原为中国，以金朝为中国，还按照&道统文脉&的文化标准，将那些&虽在万里外&，但&道学文章为世所宗&，有&功化德业&者称为&中国&，并没有按照南北地域观念去区分中国。按照这一思想认识，元好问在他的《中州集》中不仅收录金朝诗人的作品，也收录了&宋建炎以后&，出使金朝被留以及&留而得归者&的作品。家铉翁对元好问&生于中原而视九州四海之人物犹吾同国之人，生于数十百年后而视数十百年前人物犹吾生并世之人&，十分感慨，曾满怀深情地说：&若元子者，可谓天下士矣!数百载之下，必有谓予言为然者。&【47】从家铉翁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元好问不仅用&中州&指代中国(金朝)，也用&中州&指&九州四海&，指&天下&，赋予&中州&、&中国&以&九州四海&及&天下&之义。充分说明，元好问虽然以金朝为&中国&，但他并没有将金朝以外的政权排除在&中国&之外。
王若虚也是一位主张以金朝为正统，但并不将金朝以外的政权排除在&中国&之外的学者。学界均认为，金朝争正统的意识十分强烈，其实金人争正统，并不是为了将同时存在的其他政权排除在&中国&之外，不过是为金朝争得一定的政治地位，以便得到各个政权的承认，更有利于他们的统治而已。纵观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正统之争，均是如此，并非中国和外国之争，【48】而是&中国&内部各个政权的政治地位及其所谓的政权合法性之争。比如，班固《汉书》以汉朝为&正统&，以王莽的新朝为&非正统&，并非认为王莽的新朝不属于&中国&；隋朝以继北朝为中国正统，并非认为南朝不是中国。实际上，古人所说的正统多指中国正统，非正统则指中国的非正统，除一些持少数民族政权为非正统亦非中国之观点的汉族儒士以外，多认为，无论是正统还是非正统，都属于中国。就连华夷之辨思想比较严重的宋末元初文人郑思肖也表达了这方面的思想，他曾指出，有些朝代可以称&中国&，但不能称&正统&，如，&三皇、五帝、三代、西汉、东汉、蜀汉、大宋&可以称正统，&两晋、宋、齐、梁、陈，可以中国与之，不可列之于正统&，唐朝也&不可以正统言&，认为夷狄所建政权可以称&中国&，但不能称正统，&夷狄行中国之事曰僭&。【49】他明确表示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非正统政权也可以称中国，但不能称正统。其实，早在郑思肖之前，司马光等人就从另一角度表达了分裂时期各个政权都是&中国&的思想，比如，他在《资治通鉴》一书中就曾指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虽华夷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以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余皆为僭伪哉!&【50】认为在政权分立割据之时，不必区分正统与非正统，对待各个政权应该像对待&古之列国&如春秋时期的周、卫、齐、鲁、晋、宋等政权皆被视为&中国&一样，也应该承认这些政权的合法性。司马光的分裂时期不必区分正统与非正统的思想，可以解释为都不是正统，也可以解释为都是正统，即承认这些政权的合法性，实质上是一种多统思想，也就是说，司马光已将分裂时期的各个政权，都看成中国内部的分裂政权了。金人王若虚对司马光的这一论述十分赞赏，谓：&天下非一人之所独有也，此疆彼界，容得分据而并立，小事大，大保小，亦各尽其道而已。有罪则伐，无罪则巳，自三代以来莫不然，岂有必皆扫荡使归于一统者哉!&【51】宣称&正闰之说，吾从司马公&，【52】认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允许有分立割据之时，而分立割据时期的各个政权都有存在的合理性，不应该区分正统与非正统。可见，王若虚也没有将分立割据时期的各个政权排除在中国合法政权之外。
实际上，这一认识并非仅仅是元好问、王若虚两个人的认识，而是金朝大多数人的认识。从史书记载来看，金人自从建立政权之始，就没有将辽、宋排除在&中国&之外。
据《大金德运图说》记载，金朝后期，章宗和宣宗曾组织&德运&讨论，&秘书郎吕贞幹、校书郎赵泌以为，圣朝先辽国以成帝业，辽以水为德，水生木，国家宜承辽运为木德&，明确提出金朝应该承辽水德以为木德的观点，这不仅说明金人自称中国正统，也说明吕贞幹等人承认辽朝的中国正统地位，并没有将辽朝排除在&中国&之外。当时，持金朝应该承辽统以为正统观点的人虽然不多，但也反映出这种思想仍有一定影响，就连金章宗都曾表示：&吕贞幹所言继辽底事，虽未尽理，亦可折正。&【53】实际上，金朝前期一直以辽朝的继承者自居。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金政权建立不久，就曾&遣人使大辽，以求封册&，【54】无疑是对辽政权的一种承认。金人灭亡辽朝，辽天祚帝耶律延禧在其所上降表中称&伏念臣祖宗开先，顺天而建业；子孙传嗣，赖功德以守成。奄有大辽，权持正统&，【55】公开以中国正统自居。那时的金人也应该从辽人那里接触到有关中国&正统&的观念并开始以取代辽朝正统而自居了，这从天会四年(1126)金军攻至北宋首都东京(今河南开封)给宋钦宗的国书中称&今皇帝正统天下，高视诸邦&【56】等记载中完全可以看出来。此后，金朝多数人都没有放弃继承辽朝的立场。陈学霖认为金章宗在泰和二年(1202)十一月&更定德运为土&【57】之前，曾一度以水德为运，可能是袭用辽朝之水德。【58】刘浦江认为&袭用前朝之德运在五运说上是讲不通的&，但他在此论之前讲述辽承晋统之时，说&唐为土德&，五代时的后唐&中兴唐祚，重兴土运&，在此论之后讲述北魏承继曹魏之统时，又引用何德章的观点说&一说(北魏)尚土德的真正原因是曹魏承汉火德为土德，故北魏亦从土德之运&。【59】既然历史上已有袭用德运之说，那么在金初金人对德运学说尚缺乏深人理解的情况下袭用辽朝水德以表达其继承辽朝正统的思想也不是不可能的。其实，刘浦江所承认的金朝前期以&金德&为运，也没有按五运学说去承袭。刘浦江虽然反对陈学霖提出的金朝前期承辽的观点，但他又注意到，按照中国史学的传统观念，某个王朝纂修前朝的历史，就无异于承认本朝是前朝法统的继承者。金朝曾两度纂修《辽史》，其中第二次从大定二十九年(1189)至泰和七年(1207)。前后竟达l8年之久。据金朝末年的修端说，章宗&选官置院，创修《辽史》，后因南宋献馘告和，臣下奏言靖康间宋祚已绝，当承宋统，上乃罢修《辽史》&。【60】这里将金章宗罢修《辽史》的原因说成金人欲承宋统。说明在此之前，金朝有很多入主张不论所继或继承辽统，不然不会再有&欲承宋统&之说。直至金朝灭亡的1234年，几位金朝遗民在讨论将来应该如何修撰国史时，修端极力反对将辽、金二史附于宋史以为载记的观点，认为&辽自唐末，保有北方，又非篡夺，复承晋统，加之世数名位，远兼五季，与前宋相次而终，当为北史；宋太祖受周禅，平江南，收西蜀，白沟迤南悉臣于宋，传至靖康，当为宋史；金太祖破辽克宋，帝有中原百余年，当为北史；自建炎之后，中国非宋所有，宜为南宋史&。【61】修端认为将来修史时，辽史应为&北史&，金史也应为&北史&，就是一种金继辽为正统的思想。可见，自金人建立政权之初直至金末，一直有人主张金朝应该继承辽统，这不仅表明金人以中国正统自居，也说明金人承认辽朝的中国正统地位，就是在金章宗御定金朝继承宋统以后，仍然有入主张金朝应该继辽为正统，仍然没有将辽朝排除在&中国&夕外
金人在承认辽朝为中国以及自称中国的同时，也没有将宋朝排除在&中国&之外。据史书记载，金人在初起之时，一直以北宋为中国，如：金人进据燕山(今北京)以后，宋使赵良嗣再次使金向金太祖请求归宋燕山等地，金太祖回答说：&我自人燕山，今为我有，中国安得之?&宋使&又索云中(今山西大同)一路&，金人则回答说：&云中久为我有，中国安得之?&【62】后经宋金反复交涉，金人同意将燕京等地交还北宋，但要将燕地人户北迁，遂于&宣和五年(1123)，驱燕山士庶，多有归中京、辽水者，云：&我与中国约，同取燕云，中国得其地，我得其人&。【63】这几条史料所说的&中国&，都指北宋。金人灭辽以后，虽然开始以继承辽朝正统自居，但仍称北宋为&中国&。如：金人第二次攻宋，完颜希尹等主张先取两河，再取北宋首都东京(今河南开封)，宗翰不同意说：&东京，中国之根本，我谓不得东京，两河虽得而莫守。&【64】可见，金人在灭辽以后仍然称北宋为&中国&，表明金人不仅承认辽朝的正统地位，也承认北宋的正统地位。金人灭亡北宋以后，自称中国正统的意识不断强化，但仍以北宋为&中国&，同时南宋是北宋继承者的事实，又使他们意识到很难将南宋排除到&中国&之外。《金史&呆传》载海陵王完颜亮曾说，&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为正统&，实际上等于说，没有统一南宋，就不能成为正统，无疑是他对南宋不得不承认的一种哀叹。世宗虽然声称&我国家绌辽、宋主，据天下之正&，【65】意欲向天下表明，金朝没有统一南宋，也可以称正统，但他也没有将南宋排除在&中国&之外，如：大定八年(1168)金世宗在册命皇太子的《册命仪》中说&绍中国之建储，稽礼经而立嫡&，【66】无疑是在说金入学习&中国&的立太子制度，这里的&中国&绝不会指女真，应该指汉人，汉人只有建立政权才会有立太子制度，因此这里的&中国&应该指汉人政权。北宋是汉人建立的政权，南宋也是汉人建立的政权，按此理解，金世宗所在这里所说的&中国&就应该指包括南宋在内的一切汉人建立的政权，应该不会将南宋排除在外。金章宗倒想将南宋排除在正统之外，在他组织的&德运&问题大讨论中，甚至有人主张越过北宋直接继承唐朝为正统。将北宋也列入闰位。金人争正统，无非是想将自己的政权纳人华夏正统传承序列之中，与汉文化接轨，以便让各个政权承认金朝的合法地位，但他们将自己曾经承认过正统地位的北宋政权排除到正统序列之外，显然有失金人争夺正统地位之旨意，不会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至于将南宋排除到正统之外，倒符合金章宗的主旨，但如何割断北宋与南宋的联系，又成了难题。因此，章宗时期的德运讨论虽然轰轰烈烈，但并未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大多数人都没有将南宋排除在&中国&之外。比如，金末刘祁曾说，显宗完颜允恭&高明绝人，读书喜文，欲变夷狄风俗，行中国礼乐如魏孝文&。【67】刘祁在这里所说的&中国&，有文化之涵义，是指&汉文化&，就是汉人及其所建政权的文化。南宋是汉人建立的政权，所创建的文化应该属于汉文化范围，按此理解，刘祁所说的&中国&应该是指包括南宋在内的汉人及汉人建立政权的文化。如此说来，刘祁在这里所说的&中国&也没有将南宋排除到正统之外。再如，历史上的正统之争，多寓为现实政治服务之义，葛兆光先生曾指出&宋代特别是南宋&，&几乎一致地帝蜀寇魏&。【68】以为北宋&几乎一致地帝蜀寇魏&似乎不确，但以为南宋&几乎一致地帝蜀寇魏&，无疑是一种远见卓识。因为北宋立国中原，在其没有完成统一&十国&之时，与曹魏相似，&故北宋诸儒，皆有所避，而不伪魏&，多主&魏正蜀闰&之论；而南宋则偏居南方，与当年的蜀汉相似，所以多主&蜀正魏闰&之说，&纷纷起而帝蜀&，【69】皆具有为自己争正统之意。在南宋时期兴起的魏蜀正闰讨论中，金人并没有反对南宋人的观点，也多持&蜀正魏闰&之说。赵秉文就在《蜀汉正名论》中，极力反对陈寿等人&以魏为正，以蜀为闰&的观点，认为蜀汉&上则为三王之学，下不失为汉光武&，有&公天下之心&，虽为&僻陋之国&，但仍为中国正统。【70】金末杨奂也主&蜀正魏闰&之说，【71】据说杨奂读司马光《资治通鉴》，&至论汉魏正闰，大不平之，【72】对司马光&《通鉴》帝魏&大为不满，【73】&遂修《汉书》，驳正其事。因作诗云：风烟惨淡驻三巴，汉烬将燃蜀妇髽。欲起温公问书法，武侯人寇寇谁家&。后来，杨奂见到朱熹的《通鉴纲目》已将司马光《资治通鉴》&以魏为正&改为&以蜀为正&，&其书乃寝&。【74】由于杨奂没有完成其驳正司马光《资治通鉴》以魏为正的论著，我们无从知道他在其书中是如何论述自己的观点的，但从他所作《正统八例总序》中可以看出，他反对以&世系土地&作为区别正统与非正统的标准，主张以&王道&作为区别正统与非正统的标准，认为&(王)莽(曹)操之恶均&，都应该列入闰位，可历史上多&却莽而纳操&，【75】以曹魏为正统是不公平的，主张以蜀汉为正统。赵秉文和杨奂都是视金朝为正统之人，但他们又都主张&蜀正魏闰&，无疑含有并不否定南宋之意。直至金朝灭亡的那一年，金朝遗民在讨论将来如何修撰国史时，仍然有人认为&自唐已降，五代相承，宋受周禅，虽靖康间二帝蒙尘，缘江淮以南，赵氏不绝&，仍主张以宋(包括南宋)为正，以金为闰，&金子宋史中亦犹刘、石、苻、姚一载记尔&，【76】即主张将来撰写辽宋金历史时，应以两宋为正统，像《晋书》一样，将辽金列入载记。这说明，金章宗意欲将南宋排除在正统之外的做法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仍然有人主张以南宋为正统，以金朝为非正统。实际上，即使金章宗等人意欲将南宋排除在正统之外的主张为多数金人所接受，也没有将南宋排除在&中国&之外，因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正统之争并非&中国&和外国之争，所论正统和非正统都是中国，历史上的莽汉正闰之争、魏蜀正闰之争等均含此义，直至金朝灭亡的那一年仍有金朝遗民主张金朝是非正统，也是这个意思，并非说金朝不是中国。从这一思路和认识出发，可以看出，金朝虽然有人主张将宋朝排除到正统之外，但并非将宋朝排除到&中国&之外。
实际上，这时的金人已经萌生了多统意识，即比较宽泛的&中国&意识。金朝初年，在他们对华夏正统思想没有深刻认识的情况下，附会华夏正统思想，以继承辽朝正统自居，但同时又不否认宋朝为中国正统，就是一种多统意识。金人灭亡北宋以后，仍以继承辽朝正统自居，虽然有入主张改以继承北宋为正统，但似乎没有占据主流，社会上仍然无法否定南宋的正统地位，也是一种多统意识。后来，随着金人对正统思想理解的深入，出现了章宗试图变多统为一统的&德运&大讨论，并下诏以继承宋统自居，但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因此又有了宣宗时期的&德运&问题的再次大讨论，也以不了了之而告终。直至金朝灭亡的那一年，修端提出以辽史和金史为《北史》、北宋史为《宋史》、南宋史为《南宋史》的修史方塞，正式提出辽、宋、金均为&正统&的多统思想。这种思想对元朝产生了重要影响，元朝几经争论之后，终于由脱脱拍板确立了辽、宋、金&三国务与正统，各系其年号&【77】的修史方案。脱脱等人所确立的辽、宋、金均为正统的多统思想，是对金人多统意识的继承和发展，实质是对辽、宋、金都是中国的一种承认。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金人虽然援引&中原即中国&、&懂礼即中国&等汉儒学说和理论，自称&中国&，但他们并没有将辽、宋排除到&中国&之外。作为分立对峙政权，他们承认辽、宋、金分别是各自独立的不同政权，各有自己的国号，互为外国；但作为&中国&，他们又认为辽、宋、金都是&中国&。这就是中国古代比较宽泛的&中国&意识，或称&大中国&意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多元一体&意识，或称&中华多元一体&意识。金人的这种认识，无疑具有讲步意义。
唐宋时的残疾人救助：专设福田院收养残疾人
本文摘自《人民政协报》日、6月8日，作者：佚名，原题：《唐宋时的残疾人救助》唐宋两朝是我国历史上政府救助比较完善的时期，与明清时期民间的慈善事业兴起不同，这一时期的社会救助事业主要由政府进行。由于国力的强盛和富裕，这一时期社会保障的各个方面都有系统的记述。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的社会救助继古开今，为后世的社会救助奠定了基础。其中对于残疾人群体的社会救助措施和方式也是相对比较完备的。在日本学者仁井田升根据中国历史古籍所辑的《唐令拾遗&户令》中，唐朝就已经明确将现代广义上的残疾人分为残疾、废疾、笃疾三个等级。唐宋时期对残疾人的具体救助措施，根据秦枫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从四个方面来了解当时对残疾人群体的保障措施和政策法律规定。首先是赈济粮食。在我国有&民以食为天&的说法，所以在我国古代的扶残救困实践中，赈济粮食是一种主要的救助措施。赈济粮食又称为赈谷，所谓赈谷，即在遭遇灾荒时以粮食作为赈济物发放给贫弱者和受灾者，这是救济灾民一种主要的方式。作为残疾人群体，由于其本身的生理缺陷，一旦遭遇灾荒更是生计艰难。所以灾荒之年赈谷，残疾人群体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之所以能达到社会的长期稳定，是和统治阶层提出并实践的安民、养民的政策分不开的。经过历史实践的积淀，唐代的赈济内容更加丰富。仓储制度也进一步完备。当灾荒来临，广大残疾人等社会贫困群体首先能得到义仓的赈济，并且这一点已经在政策上得到确定。除了赈谷、赈银等救济方式外，唐代还设立悲田坊和普救病坊帮助残疾人。将赈济与残疾预防、治疗结合起来。在唐的赈济实践基础上，宋代对残疾人等社会贫困群体实行的赈济更是日臻系统和成熟。《宋史&食货志》记载，熙宁九年&知太原韩绛言:&在法诸老疾自十一月一日州给米豆，至次年三月终&&&从之，凡鳏寡孤独癃老、疾废、贫乏不能自存应居养者&&依乞丐法给米豆；不足，则给以常平息钱。&政治家王安石主张&发富民之藏&以救&贫民&。&有司必不得已，不若取诸富民之有良田得谷多而售数倍之者。贫民被灾。不可不恤也&宋代董煟所著《教荒活民书》，以封建国家从皇帝到各级官吏职责为根据，提出在救荒时各自应该完成的工作。他讲道:&赈济者，用义仓米施及老、幼、残疾、孤、贫等人。米不足，或散钱与之，即用库银籴豆、麦、菽、粟之类，亦可&。有学者认为董煟提出了系统的赈济学说理论，特别提出了对残疾人群体的救助，为后世的救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宋代还特别注重仓储在救灾救济中的作用。历代出现过的仓储形式在宋代几乎都曾设立过，如常平仓、社仓、义仓等，另外还有广惠仓、半储仓、平余仓则是宋代的创举。这些仓储形式对救济残疾人等社会弱势群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下诏设置广惠仓，救济老幼贫疾不能自存者。唐宋时期的残疾人救助重要的方式还有居养抚恤，即对残疾人等需要特别扶助的人收容抚恤。居养机构有临时和固定的两种，居养机构不是专门为残疾人群和灾民设立的，而是为社会众多的贫穷者和无依无靠的鳏寡孤独残疾等特殊困难者而设立，设立对象也比较广泛，但残疾人在居养机构的收养对象中占有很大比例。唐代在前人的实践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居养机构。唐代实行近亲属收养，若没有近亲则送乡里抚恤，对于流动人口中&有疾不能自胜者&，则送到村坊安葬。《唐令拾遗&户令第九》:&诸鳏寡孤独贫穷老疾者不能自存者，令近亲收养，若无近亲，付乡里安恤。在路有疾患，不能自胜者，当界官司收付村坊安养。&唐代还设有&两京悲田养病坊&。武则天长安年间，在寺院设&悲田养病坊&，以救济孤穷病残乞丐等。唐肃宗至德二年。长安、洛阳两地各设立普救坊，收容残疾人等。唐代寺院及官府设置病坊，功能及功效比北朝时期的别坊(北朝时期对残疾人进行救护的机构)等更加完善。宋代集前代之大成者，对居养方式沿袭唐朝，规定&诸鳏寡孤独贫穷老疾者不能自存者，令近亲收养，若无近亲，付乡里安恤。在路有疾患，不能自胜者，当界官司收付村坊安养。即对鳏寡孤独贫穷残疾人等首先责令有近亲属收养。对于没有近亲属的，送居养机构予以收养。宋代设立了多种形式的收养残疾人等的居养机构，主要由安济坊、居养坊、福田院和慈幼局等。宋代的居养制度从近亲收养到乡里安恤、村坊安养，再到专门机构收养，制度和设施之完善非前代可比。宋代的居养组织职能也更加齐全，有供给粮食，提供衣服，配置医药，还有额外的金银钱币的补助，残疾人等社会弱势群体受益程度也较前代有大幅度的提高，为后代社会福利机构所效仿。两宋时期的居养方式在当时世界范围也是最优越的。在唐宋时期，对于残疾人在赋税和徭役方面实行的蠲免政策、措施日益完善。唐代对残疾人等社会弱势群体的赋役减免作了明确的规定，在授田时也照顾到残疾人。为了保障残疾人等特殊群体能够切实享受到减免税的权利，当时法律还规定了对违法者的处罚。唐德宗时规定&鳏寡孤独不济者，敢加敛，以枉法论&。宋代&以仁立国，蠲租之事，视前代为过之。岁不胜书&。所以宋代对残疾人实行赋税减免，赈济残疾人也已成为制度和惯例，并加大了对残疾人群体的救助力度。此外在唐宋时期，政府还经常在一定的场合下对残疾人群体进行赏赐和优恤，一方面体现统治者的仁道怀柔，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稳定其自身统治的需要。宋代残疾人则享有免除丁税和保甲义务的特权，宋代还专门设立了各种福利机构以救济收养残疾人。如福田院就是主要以收养残疾人为主要职能，吴潜在明州创立广惠院专门&聚城内外鳏寡孤独暗聋踱之将沟壑者&。
与前代政府主要依靠向民间征收粮食、布匹等实物并进行分配不同。宋代政府在向官员、军队等国家机构提供消费品时，大多采用财政拨款进行政府购买的方式，向民间采购物品，其数量之巨、规模之大、影响面之广、参与者之众、引起的商业关系之复杂等等，都是以往任何时代所不能比拟的。宋政府消费需求的各种物品几乎无一没有购买的事例。周行己说：“物出于民，钱出于官。天下租税，常十之七，而籴常十之六。与夫供奉之物、器用之具，凡所欲得者，必以钱贸易而后可”（《浮止集》卷1《上皇帝书》）
两宋绵延316年，在中国自秦统一之后的大王朝中，仅次于两汉排在第二。宋代在战争中立国，先后经历了与辽、西夏、金、蒙古的对峙和战争直至灭亡。战争从来没有长时间间断过。可以说，两宋是战斗了300多年的朝代。与汉唐时期脆弱易分裂的游牧联盟国家匈奴、突厥之流相比。两宋所要面对的，是新兴起的拥有二元管理体系，能够对国家内不同的农耕和游牧民进行有效管理和控制的北方帝国这种强大得多的敌人（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说一个同数个强大敌人战斗并生存300多年的政权是“积弱”，在逻辑上不成立。
“由于北方辽、西夏和后来金、元等异族政权的先后崛起,才真正打破了唐以前汉族中国人关于天下、中国与四夷的传统观念和想像,有了实际的敌国意识和边界意识,才有了关于“中国”有限的空间意识……这一民族和国家意识的形成，直接后果是使得中国主要是汉族士人不得不严肃的面对“他国”与“异文明”……为宋代士人极力确立“中国”与“道统”的合法性的历史背景,而且成为近世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远源。”（葛兆光《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
【两宋风云】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范仲淹与庆历新政
　　庆历三年（1043）四月，宋仁宗以范仲淹、韩琦为枢密副使；八月，以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均相当于副宰相。宋仁宗超擢范仲淹、韩琦、富弼荣登&两府&之后，&每进见，必以太平责之，数令条奏当世务&。九月，又再赐手诏督促曰：&今琦暂往陕西，仲淹、弼宜与宰臣章得象尽心国事，毋或有所顾避。其当世急务有可建明者，悉为朕陈之。&然后，&又开天章阁，召对赐坐，给笔札，使疏于前。仲淹、弼皆皇恐避席，退而列奏&。范仲淹所奏即是《答手诏条陈十事》。其十事谓：一曰明黜陟，二曰抑侥幸，三曰精贡举，四曰择官长，五曰均公田，六曰厚农桑，七曰修武备，八曰减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宋仁宗完全接受了范仲淹等的意见。十事中有九事先后颁布诏书，加以施行；唯独第七事&修武备&，因为辅臣们大都以为不可行而没有被采纳。（《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三）这就是著名的&庆历新政&。
　　吏治改革是新政主要内容
　　庆历新政的主要内容是吏治改革。&条陈十事&中的前五事都是有关改革吏治的。这五事可分为官员的选拔、升降、待遇三个方面。
　　官员的选拔方面，一是要改革恩荫制度，限制官僚子弟及其他亲戚荫补入仕的官阶与资格和出官的年龄与资格。此即第二事&抑侥幸&。
　　宋代入仕的途径主要有科举取士、恩荫补官、胥吏出职、进纳买官等。恩荫补官是指根据皇亲国戚、文武官员的门第、官职、功勋等资格，分别授予其子孙弟侄及异性亲属、门客等不同官衔的一种官员选拔制度。宋代恩荫甚滥，不但名目繁多，有圣节荫补、大礼（郊祀、明堂）荫补、致仕荫补、遗表荫补、死事荫补等，而且恩荫补官的人数众多。据推断，宋代平均每年以各种名目恩荫补官者，恐不下500人；而据统计，平均每年科举取士约360人，则恩荫补官远远超过了科举取士的人数。另外，恩荫补官者的素质极差。这些高官显宦的子弟成为造成宋代冗官的主要原因。范仲淹改革吏治，首先限制恩荫补官，正是一种&端其本&、&澄其源&的措施。
　　二是改革科举制度，&为立学舍、保荐送之法&，和&先策论过落、简诗赋考式、问诸科大义之法&。此即第三事&精贡举&。
　　科举制完备于宋，庆历新政中的&精贡举&即是使科举制度趋于完备的一次改革。&立学舍、保荐送之法&，就是各州府军监皆立学，应举人必须在官学听读一定时日（州府学为三百日，太学为五百日），才能参加解试，以改变隋唐及宋初以来只重视科举、而不重视学校教育的局面。另外规定，应举人互相结保，有关官员严加稽查，以保明行实。&先策论过落、简诗赋考式、问诸科大义之法&，就是在考试内容方面，进士科先试策论，后试诗赋，改变隋唐及宋初以来只重视诗赋、不重视策论的局面；在考试方法方面，进士科简化诗赋的&不考式&、&点式&、&抹式&等，减少声病对偶等方面的束缚；诸科减少帖经、墨义，增加大义的考试。这些措施对于选拔经世致用的官员是非常有益的。
　　官员的升迁方面，一是京朝官须任满三年、无杖以上私罪、有清望官五人保任，方可磨勘。&凡有善政异绩，或劝农桑获美利，鞫刑狱雪冤枉，典物务能革大弊，省钱谷数多，准事大小迁官升任，选人视此&。此即第一事&明黜陟&。（《长编》卷一四四）目的在于改变宋初以来只讲年限资历，不问能力大小、政绩好坏，例行升迁的状况。
　　二是令转运使副兼按察使，澄汰所属州县年老、病患、赃污、不材的官员，整顿地方吏治。同时，令待制以上官员每年举荐省府判官、转运使副、提点刑狱、转运判官，根据举主多少和历任功过加以选任。此即第四事&择官长&。
　　官员的待遇方面，定天下职田，&给其所未给，均其所未均；约为差等，概令周足&，&使其衣食得足，婚嫁丧葬之礼不废，然后可以责其廉节，督其善政&。此即第五事&均公田&。（《宋大诏令集》卷一七八《定职田诏》）即改革职田制度，使职田的收入作为地方官员薪俸的补充，以利于养廉。
　　范仲淹深知：&王者得贤杰而天下治，失贤杰而天下乱。&&固邦本者，在乎举县令、择郡守，以救民之弊也。&（《范文正公文集》卷七《选任贤能论》、卷九《上执政书》）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吏治改革是最为艰难的改革。但他知难而进，锐意革新。结果&按察使多所举劾，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长编》卷一五○）。因为遭到大量贪官、庸官的反对，范仲淹的吏治改革终遭废罢，但他的改革精神是不可磨灭的。
　　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
　　据不完全统计，太祖朝共取士455人，太宗朝共取士6097人，真宗朝共取士8689人，仁宗朝从天圣元年（1023）到庆历二年（1042），已取士8235人，即北宋开国82年已经科举取士23476人，平均每年近300人。宋代科举考试向读书人广泛开放，不问家世，皆可报考，一旦录取，即刻授官，且升迁前景远较其他仕途优越。正如蔡襄所说：&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虽有武臣，盖仅有也。&（《端明集》卷二二《任才》）于是，宋朝前期形成了一个相当大的士人阶层。庆历新政的推动者如范仲淹、富弼、韩琦、杜衍、欧阳修、苏舜钦等，都是进士出身。
　　这些士人逐渐走向自觉，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正如范仲淹所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文正公文集》卷八《岳阳楼记》）同时，士人的主体意识逐步觉醒，出现了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政治思潮。如明道二年（1033），欧阳修在《上范司谏书》中就写道：&谏官虽卑，与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庙堂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谏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谏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谏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谏官与宰相是直接与天子共治天下的。范仲淹也积极主张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在《范仲淹全集》中，言&共理（治）天下&者至少有十处之多。
　　为什么士大夫可以与天子&共治天下&呢？首先，历史发展到宋代，天子不再是神，而是人。宋朝以军事政变得国，&天命&说也没有太大的市场。天子既然是人，就会犯错误，就不应该一人独裁。
　　其次，由于儒学的复兴，士大夫们认识到在天子之上还有一个儒家的&圣人之道&。要治理好国家，天子的言行必须合于&圣人之道&。而这个&道&往往是掌握在宗经学古的士大夫手中。士大夫有责任、也有能力与天子&共治天下&。沈括（）《续笔谈》载：&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间，再问如前。普对曰：&道理最大。&上屡称善。&正因为&道理最大&，所以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集》拾遗《近思录拾遗》）
　　因此，宋代士人具有强烈的担当精神：&左右天子谓之大忠。&王钦若认为：&澶渊之役，（寇）准以陛下为孤注，与虏博耳。&（《涑水记闻》卷六）而范仲淹认为：寇准&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动，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谓之大忠&。（《范文正公文集》卷八《杨文公（亿）写真赞》）范仲淹等以天下为己任，自然就把寇准为了&却戎狄，保宗社&而&左右天子&看作&大忠&了。而范仲淹为官从政，敢言直谏，出将入相，敢做敢当，正是将&左右天子&视为&大忠&的。
　　《答手诏条陈十事》是范仲淹面对&夷狄骄盛、寇盗横炽&，正本清源进行改革的总纲领，也是他为官从政近三十年的总结。乾兴元年（1022），他即撰写了《上张右丞（知白）书》；天圣三年（1025），他曾向刘太后和仁宗上《奏上时务书》；天圣五年（1027），守母丧期间，他向宰相王曾等上《上执政书》；天圣八年（1033），他向宰相吕夷简上《上时相议制举书》，但都没有得到答复。另外，他还撰写了《任官惟贤材赋》、《得地千里不如一贤赋》、《选任贤能论》等，在政治上也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被擢为参知政事，他才得以将以往的建言总结、归纳、概括为《答手诏条陈十事》，付诸实施。&庆历新政&也是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一次实践。
　　夭折的主因是仁宗始从终弃
　　庆历新政是宋仁宗迫不及待地督促范仲淹等人提出来的，开始他对改革大力支持，但是后来转变了态度，最终导致庆历新政的夭折。
　　宋仁宗之所以转变态度，一个重要原因是广大官僚的反对。庆历新政的主要内容是吏治改革，必然触动许多官僚的既得利益。如&抑侥幸&、&明黜陟&，限制了恩荫补官和庸官的升迁；又如&择官长&，派出按察使，大胆揭发各地官吏的不法行为，并要求朝廷立即罢免他们，这就必然引起许多官员的反对。庆历新政推行不到半年，朝廷中对新政的措施便议论纷纷，以夏竦为首的反对派更是千方百计地攻击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
　　在宋仁宗提拔范仲淹等人入朝、而原本有机会当枢密使的夏竦则改判亳州时，石介感到非常兴奋，写了一篇《庆历圣德颂》，将改革派入朝称为&众贤之进&，将夏竦出贬亳州说成是&大奸之去&。夏竦对此怀恨在心，唆使家中婢女摹仿石介笔迹，篡改石介给富弼的一封信，将&行伊、周之事&改为&行伊、霍之事&。伊尹、周公连称是指辅佐天子的贤臣，而伊尹、霍光连称则成了废立国君的权臣，等于污蔑改革派的势力已威胁到君权。此事传出，范仲淹与富弼十分不安，请求出朝巡边。庆历四年（1044）六月、八月，范仲淹与富弼先后出任陕西、河东宣抚使和河北宣抚使，庆历新政陷入僵局。
　　宋仁宗态度转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忌讳朋党影响其专制统治。庆历四年四月，仁宗谓辅臣曰：&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范仲淹对曰：&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唯圣心所察耳。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长编》卷一四八）欧阳修则作《朋党论》上奏给仁宗，公然说：&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二人所言皆为事实。其能直言不讳，是一种自信的表现。范仲淹等人互相往来，彼此支持，乃是出于公心，决非结党营私。正如韩琦祭范仲淹文中所说：&与公并命，参翊万枢。凡有大事，为国远图。争而后已，欢言如初。指之为党，岂如是乎！&（《增广司马温公全集》卷一○八《代韩魏公祭范希文》）但是，&朋党&乃天子的一大忌讳，欧阳修、范仲淹的直言忠告不但未能消除仁宗的疑虑，反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庆历四年十一月，仁宗下诏诫励朋党，说什么&至治之世，不为朋党&，还不点名地批评范仲淹等&阴招贿赂，阳托荐贤&。于是，庆历五年（1045）正月，右正言钱明逸按照宰相章得象等人的旨意，攻击范仲淹、富弼&更张纲纪，纷扰国经。凡所推荐，多挟朋党。&&乞早废黜，以安天下之心&。（《长编》卷一五四）仁宗遂罢仲淹参知政事，出知州；罢富弼枢密副使，出知郓州。朝中支持新政的杜衍被罢相，韩琦也被罢枢密副使，改革派官员被尽数赶出朝廷。同时，新政的各类措施也在反对声中被基本废除。
　　庆历新政功败垂成，是中国古代一次有着深远意义的政治改革，是范仲淹等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与天子&共治天下&的一次可贵实践，其经验教训将永垂史册。
作者：张希清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教授
凤凰网：岳飞不是民族英雄吗？
导语：近日以来，岳飞又成为了世人注目的热点。对于这位民族英雄的&新奇&说法层出不穷。在流传的最新说法中，不仅褫夺了岳飞&民族英雄&的头衔，甚至要说他连普通的&英雄&都不是，成了有害国家的罪人。那么，我们从真正历史的角度出发来看看一看，岳飞真的不是&民族英雄&吗？
有说法称，古代中国没有&民族&、&民族主义&概念，古人也没有&民族&意识，所以岳飞不是&民族英雄&；&民族英雄&只能在&民族&概念普及的近代去找，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争议：古无民族概念则岳飞非民族英雄？
有观点称：&民族&这个概念是近代以来引入中国的。&（民族一）词在19世纪文献中极少使用，&&到1900年后才开始出现井喷之势&。古代中国没有&民族&、&民族主义&概念，古人也没有&民族&意识，自然也不可能存在什么&民族英雄&；因此，岳飞不是&民族英雄&。我们今天熟知的&民族英雄谱系&，也是晚清知识分子出于现实政治需要新造出来的。中国的&民族英雄&须在&民族主义&意识普及的近代寻找。那么这个说法有道理吗？可以因此褫夺岳飞&民族英雄&的头衔么？
古代没有&民族&概念本身，就没有&民族英雄&了么？
&民族&的概念确实近代以来才进入中国，这个理由看似有理，却事实上混淆了概念和概念的内涵。概念可以后起，但之前的事物只要满足概念内涵，我们就可以说它属于此概念。我们可以在现代历史学中找到大量的例子：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部落联盟首领&，但当时显然没有&部落联盟首领&这个概念本身；古代郡县制下形成了&官僚体制&，但&官僚体制&也不是古代概念&&可以说，历史学中学术化语言描述和分析所使用的，都不是古代就有的概念，怎么到了岳飞的&民族英雄&这里就出了问题呢？执此论者的证据称&（民族一词）在19世纪文献中极少使用，&&到1900年后才开始出现井喷之势&，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假如去检索&人类&这个词，也会是19世纪之后&才开始出现井喷之势&，难道就能说明19世纪前的古人就不属于&人类&了么？
现代历史学就是用社会科学概念分析历史 岳飞是&民族英雄&是历史学的结论
分析性和理论性取代叙事性，成为史学的主要特色，描述性史学变成了分析性史学。如果说，&旧史学&解释过去的思想资源主要来自宗教、道德和政治领域，那么现代史家则越来越倚重社会科学所提供的概念工具，诸如结构、趋势、模式、变迁、阶级、种族、文化、性别这样的术语，频繁出现于一般史学论著当中。如果离开了源自社会科学的形形色色的语汇，历史学家就可能患上&失语症&。政治学的政治文化理论，社会学的社会变迁理论，经济学的经济周期理论．语言学和哲学的语言分析方法，以及文学的表现理论，都成了史家手中常用的工具。（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与技艺》）因此，用社会科学中的&民族&这个概念研究岳飞正是现代历史学的应有之义。就与研究古代社会结构使用&共同体&概念，研究古代政治使用&科层制&等概念等相同。如果以古代没有为借口不许这些社会科学概念在历史学中使用，实际是与现代历史学站在对立面上。换言之，以古代没有&民族&概念为理由否认岳飞是&民族英雄&的人，实则历史学尚未入门。
宋代是中国&民族&意识形成的发端 岳飞的&民族英雄&实至名归
直到宋代,由于北方辽、西夏和后来金、元等异族政权的先后崛起,才真正打破了唐以前汉族中国人关于天下、中国与四夷的传统观念和想像,有了实际的敌国意识和边界意识,才有了关于&中国&有限的空间意识。这种意识不同于欧洲近代民族国家意识,它的真正形成,不仅成为宋代士人极力确立&中国&与&道统&的合法性的历史背景。这使得传统中国的华夷观念和朝贡体制，在观念史上，由实际的策略转为想像的秩序，从真正制度上的居高临下，变成想像世界中的自我安慰；在政治史上，过去那种傲慢的天朝大国态度，变成了实际的对等外交方略；在思想史上，士大夫知识阶层关于天下、中国与四夷的观念主流．也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主义，转化为自我想像的民族主义。（葛兆光《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在最初民族意识产生了的宋代，岳飞作为&民族英雄&实至名归。
综上所述：岳飞&民族英雄&的认定本就是近代以来伴随着科学的发展逐步专业化、社会科学化、分析化的历史学的结论。是作为现代正规学科的历史学对过去历史的分析结果。这一点上，&民族英雄&是不需要&古已有之&作为前提而存在的。对此感到无法接受的，恐怕尚分不清现代历史学与古代史学的区别。
有人质疑岳飞的战绩，称其战绩有水分，对金战绩颇多夸张，因此不可尽信。可是，在仔细考察了这类说法的证据后，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构陷。
争议：岳飞对金战绩颇多夸张不可尽信？
否认岳飞为民族英雄的论调里有这样一种声音，称岳飞对金战绩颇多水分，是吹出来的。主要证据为宋史学家、《岳飞传》作者邓广铭先生考证结论，《宋史&岳飞传》所载岳家军最辉煌的&朱仙镇大捷&&&大破&拐子马&，击溃金兀术10万大军，其实根本不存在，实属岳飞之孙岳珂杜撰，元代编纂《宋史》，直接照抄了岳珂的说法。又有八字军统帅王彦攻拔新乡城的战功，就被岳珂移花接木算在了岳飞名下，《宋史&岳飞传》亦照抄不误。因此，其战绩在正史中即已有太多夸张而难尽信。那么，岳飞的战绩真的是他的孙子岳珂吹出来的吗？
朱仙镇大捷是虚构出来的战绩么？
对此我们说，论证一个问题不能光挑对自己有利的说，对于历史研究尤其如此。历史学界对于朱仙镇大捷是存在争论的。就在邓先生的考证之后。另两位著名宋史学家徐规先生和王曾瑜先生分别做《朱仙镇之役与岳飞班师考辨》、《朱仙镇之战考辨》进行商榷，指出否认朱仙镇大捷的理由不足，无法成为确论。从时间，人物和旁证的角度上，朱仙镇大捷是很可能存在的。只是因为史料的流散缺失，而在学术上处在一种既难确证其有，亦难确证其无的状态。因此，朱仙镇大捷在学术上，客观的描述应该是&尚有争议&。而一口咬定邓先生的论证就是定论，从而宣布朱仙镇大捷是虚构的。只不过是用信息遮蔽的手段掩人耳目，制造口实，已经离严肃的&历史&十万八千里了。
岳珂抢了王彦的战绩移花接木算到岳飞名下吗？
岳珂真的将王彦的战功抢给了岳飞吗？这其实又暴露了持此论者历史学功底不扎实却好故作惊人之论的特点。新乡之战，《三朝北盟会编》引《王彦行状》称&河北招抚使司选充都统制，枢密院令率张翼、白安民、岳飞等十一头项七千人渡大河&&与金人戍兵万众鏖战，大破之，收复卫州新乡县。&又称&公昔为招抚使司都统制日，飞实以偏将从。新乡之役，违公节度，飞以其所部别为一寨。&而岳珂在《鄂王行实编年》中则记载&命先臣从都统王彦渡河，至卫州新乡县。虏势盛，彦军石门山下。先臣约彦出战，不进。先臣疑彦有他志，抗声谓之曰：&二帝蒙尘，贼据河朔，臣子当开道以迎乘舆。今不速战，而更观望，岂真欲附贼耶！&彦默然，强与置酒，幕下有姓刘者，数于掌上画&斩&字，示彦，彦不听。先臣怒，起，独引所部鏖战，夺虏纛而舞之，诸军鼓噪争奋，遂拔新乡，擒千户阿里孛。&两者对读，并无矛盾之处，岳珂的记载反而提供了《王彦行状》中岳飞&新乡之役，违公节度&的细节。而岳珂&诸军鼓噪争奋，遂拔新乡&的笔墨也未将战功独揽到岳飞一人头上。王彦作为全军统帅，率部攻克新乡和岳飞违命出战，新乡之战中夺得首功在双方的记载中融为一体。这是岳珂抢功？还是持此论者生造出来的&罪证&呢？
岳飞战绩是无法通过歪曲史实和心理暗示抹杀的 想讨论请先遵循严谨的学术规范
所谓岳飞战绩夸张论者，仅仅靠将有争议的朱仙镇大捷说成定论的&虚构&和凭空制造出&新乡抢功&，再加上类似&正史已如此夸张而难尽信&这样充满心理暗示的语句，就想将岳飞实在的战功归为&不可信&。可&新乡之战&在岳飞的功劳簿上恐怕连末位都排不上。而朱仙镇大捷也更多的是作为绍兴十年北伐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的&标签&存在。岳飞过硬的战功如收复建康、收复襄阳，数次北伐，大捷郾城、颖昌等，于史料记载和现代历史学研究中都已经事实分明。想否认岳飞的战绩，如果不用历史学的方法对已有的记载和现有的研究成果做出驳正。仅仅依靠歪曲的&虚构&和凭空创造的&罪证&，加上心理暗示的描述，已经不是在讨论历史，而是明目张胆的构陷。 　
综上所述：从战绩上抹黑岳飞是最不智的行为。对岳飞战绩的研究在历史学界已经形成了基本确定的答案。这是岳飞成为&民族英雄&的基础。不对此答案做出学理上的否定，仅仅靠构陷和心理暗示试图将历史学已有结论用一句&正史不能信&一笔抹倒，这已经不是历史，而是宣传了。
有人称岳飞实际上危害国家，因为&岳家军&就是一只&家军体制&下私人化的军阀私军。岳飞为了自己的利益也拒绝与朝廷合作。仔细审视其证据，却可以发现，这又是用剪裁史料的方法硬给岳飞扣上的帽子。
争议：岳飞是拥有私军的军阀 有害国家
否认岳飞为民族英雄者称岳飞有害于国家。在&家军体制&下，岳家军因其&家军&性质，长期是对南宋政权的一种潜在威胁。并举出岳飞斩杀试图擅自脱离岳家军建制投靠刘光世的岳家军部将傅庆，称这一事件说明家军之间严格划分界限，彼此猜忌。而更指出岳飞在绍兴七年的龟山会议上，反对宰相张浚提出的征讨伪齐收复中原的计划，因此得出&岳家军被当时的主流舆论认为不愿意与朝廷合作；岳飞主战态度也并非始终如一&的结论。那么，这样的结论能够成立吗？
南宋有所谓的&家军体制&吗？
所谓&X家军&，本是当时俗语以领军大将称呼其军队。而所谓&家军体制&这个没有严格定义的概念却从字面上给人以军队归于将领私人的军阀的映像。这其实从根本上就是个伪概念。按所谓&X家军&的由来，《三朝北盟会编》中记载&今日之兵，分隶张俊者则曰：张家军；分隶岳飞者则曰：岳家军；分隶杨沂中者则曰：杨家军；分隶韩世忠者则曰：韩家军&，这说明只是一个习惯的称呼。最明显的，被岳飞有害论者视为高宗的禁卫军的杨沂中部的殿前司军，在记载中正是被称为&杨家军&。试问，高宗的禁卫军也属于&家军体制&吗？那么当时南宋的军事力量岂不成了&六大家军&了？
岳飞杀傅庆能说明岳家军私人化程度高？
岳飞杀死图谋脱离本建制投奔另一大将刘光世的手下将领傅庆，也被岳飞有害论者视为&军队私人化的程度相当严重&、&家军之间严格划分界限，彼此猜忌&。但问题是，一名将领私自图谋摆脱现有建制，投奔另一上司，这是对军队的组织和纪律的最大挑战，在古今中外任何一支军队，恐怕都是不能容忍的。宋代军律对此有明确规定，按《武经总要》所记宋军《罚条》就规定&军中非大将令，副将下辄出号令，及改易旌旗军号者，斩&。傅庆所为已经触犯军律，岳飞斩之，是符合条令，严明纪律。而严明的纪律正是岳飞的军队能够保持强大战斗力的重要原因。将岳飞严肃纪律的行为扣上&军队私人化&、&彼此猜忌&，只能说是欲加之罪了。难道默许手下将领裹挟自己的部属随意投奔别的将领反倒成&军队国家化&，&彼此融洽&了？这样的军队还能打仗？
岳飞反对张浚北伐的提议是不愿与朝廷合作吗？
岳飞有害论者举出龟山会议中岳飞对张浚北伐征讨伪齐的计划坚执不可的记载，称岳飞&被当时的主流舆论认为不愿意与朝廷合作。&事实如此吗？且不说这条仅见于《三朝北盟会编》，收录在绍兴七年下的记载&在时间和情节上的讹谬，已无须另作分析和说明了&（王曾瑜《岳飞和淮西之变》），就说这条中所描述的内容，并不能得到岳飞有害论者想要的答案。所谓龟山会议，如果存在的话，是张浚&欲征刘豫&而召集四大将进行军事磋商的会议。会上四将意见不一，岳飞坚持反对。作为会议性质本身，讨论军事问题，就应该有从军事出发的不同声音发出的空间，否则就是直接命令了，何须开会讨论？而岳飞坚持不可，也是从军事角度出发的。岳飞和张浚的意见冲突究竟在哪，其实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记载里。同年三月&飞谓豫不足平，要当以十万众横截金境，使敌不能援，势孤自败，则中原可复。张浚不以为然。&张浚力主北伐征讨刘豫，而岳飞认为&豫不足平，要当以十万众横截金境&认为应将矛头对准金。这是对北伐在军事战略上的分歧，而之后岳飞向高宗上《乞出师札子》，系统阐述了自己的军事战略，获得了高宗的首可。这就是所谓&龟山会议&岳飞反对张浚北伐的前因后果。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事情的本身是岳飞与张浚在北伐军事战略上的分歧。而岳飞有害论者本身对于这段历史的全景和脉络没有基本的认识，在大量史料中捡取一条自己认为能支撑自己观点的就拿来给岳飞扣&不愿意与朝廷合作&，更加显示出他们在史料处理使用上的根本外行、对历史事件把握的无能和先有观点再找证据的错误态度。
综上所述：无论从定义还是实际的表现，岳飞都无法满足岳飞有害论者试图描绘的那个拥兵自重，不顾大局，奴视下属的形象。因此除了用各种手法歪曲外，执此论者实在无法找到真正能撼动岳飞形象的东西出来。
马周浪迹新丰市，阮籍兴怀广武城。用舍虽殊才气似，不妨也是一书生。
马周浪迹新丰市，阮籍兴怀广武城。用舍虽殊才气似，不妨也是一书生。青灯耿耿夜沉沉，掩卷凄然感独深。恤纬不遑嫠妇叹，美芹欲献野人心。孤忠要有天知我，万事当思後视今。君看宣王何似主？一篇庭燎未忘箴。夜对遗编叹复惊，古来成败浩纵横。功名多向穷中立，祸患常从巧处生。万里关河归梦想，千年王霸等棋枰。人间只有躬耕是，路过桑村最眼明。民间斗米两三钱，万里耕桑罢戍边。常使屏风写无逸，应无烽火照甘泉。南言蓴菜似羊酪，北说荔枝如石榴。自古论人多类此，简编千载判悠悠。——陆游《读史》节选。早安
【赵汝愚】字子直，汉恭宪王元佐（赵元佐为宋太宗长子，因太宗迫害四叔廷美而性情大变，被废，三子真宗赵恒立为太子即位）七世孙，性纯孝，亲病，尝刺血和药以进。母畏雷，每闻雷则披衣走其所。尝寒夜远归，从者将扣门，遽止之曰：“无恐吾母。”露坐达明，门启而后入。家贫，诸弟未制衣不敢制，已制未服不敢服，一瓜果之微必相待共尝之。母丧，哭泣呕血，毁瘠骨立，终日俯首柩傍，闻雷犹起，侧立垂涕。既终丧，言及其亲，未尝不挥涕，生朝必哭于庙。——《宋史 卷三九二》早安，震旦。
南宋初期炮兵（抛石弹）观察员雏形——摘自陈规《守城录》
窃闻金人用炮攻城，守御人于城上亦尝用炮。城面地步不广，必然难安大炮，亦难容数多。虽有炮台，炮台地步亦不甚广。又炮才欲施放，敌人在外先见，必须以众炮来击。又城上炮亦在高处，自然招城外敌人用炮，可以直指而击之。以此观当时守御之人，其不能用炮也明矣。假令当时于城里脚下立炮，仍于每座炮前埋立小木为衣，敌人在外，不见立炮所在，虽有能用炮者，何由施设？或谓炮在城里，炮手不能见得城外事，无由取的。每一座炮，别用一人于城上，专管城里一座，外照物所在，里照炮梢，与外物相对，即令施放；少偏，则令炮手略少那脚；太偏，则就令拽炮人抬转炮座；放过，则令减人或用炮稍大者；不及，则令添人或用炮稍小者。照料得一炮打中后，炮少有不中。又城里立炮，可置数多。守御人用炮若止能如此，则攻城人用炮何能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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