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故事——我们真实的讲述上海
《车间里的好声音》
《车间里的好声音》
【节目简介】
　　　上世纪70年代初，著名荷兰导演伊文思在上海拍摄了一部反映上海汽轮机厂文艺小分队的纪录片，伊文思对工人们自编自创的男生小组表演唱《汽车司机见到了毛主席》更是赞不绝口。当时几乎每个工厂都有自己的文艺小分队，文艺节目丰富，而且人才济济，上海国棉二十五厂的胡晓平闲暇时喜欢为工人师傅们唱歌，加入小分队后她就成了一名文艺骨干，1982年，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办的国际声乐比赛中胡晓平一举夺魁，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位在世界音乐比赛中获得金奖的中国歌唱家，当年的国棉二十五厂也被媒体称为文艺工厂。小分队的演出不仅丰富了当时工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而且也培养了一批文艺人才。
上世纪八十年代，大桥下的工厂飞出了“东方的百灵鸟”胡晓平。
【同期声】胡晓平 著名歌唱家 原国棉25厂小分队队员
这个回忆永远也不会忘记掉的，自己曾经做过纺织女工。
【同期声】薛宝琴 原国棉25厂小分队队员
我们厂里的生产要像我们小分队一样出名就好了。
【解 说】上海电机厂的一曲《汽车司机见到了毛主席》红遍上海，车间里的好声音也打动了荷兰著名导演伊文思。
【同期声】潘波清 原上海电机厂小分队队员
碰到我们打招呼就是这个动作。
时隔四十多年，当年小分队的队员们再聚首，舞台上重演青春年华。
　　　1972年，荷兰著名电影导演伊文思带领摄影队来到了上海电机厂，他要拍摄一部反映中国工厂和工人状况的纪实电影。
【同期声】黄鹤桐 原上海电机厂小分队队员
　　　伊文思当时来到电机厂以后，我觉得他跟我们文艺小分队待的时间好像是最长的。从我们排练一直到下车间演出，他当时年纪也蛮大的，一直跟着。我们排练的时候，他有时候也捧腹大笑，“好好好，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字 幕】伊文思《上海电机厂》片段
“这白天的劲头没用完，晚上接着忙。”
　　　当年，上海电机厂的工人文艺小分队是很活跃的，常在车间里唱歌跳舞，表演节目。这引起了西方大导演浓厚的兴趣，在国外的工厂里，可是看不到的。
【字 幕】伊文思《上海电机厂》片段
　　　四十年过去了，我们找到了当年镜头里的小分队队员。
【同期声】黄鹤桐 原上海电机厂小分队队员
【同期声】潘波清 原上海电机厂小分队队员
　　　是我，是我。那时候瘦得很。
【资 料】伊文思《上海电机厂》片段
“同志们别鼓掌。”
【同期声】电机厂众人
大钊，大钊。
【同期声】陈大钊 原上海电机厂小分队队员
那时候是化妆的，戴眼镜、白胡子，因为演《老闯将》嘛，年纪很大了，比现在还老。
陈大钊至今还记得当年的那段相声《老闯将》的台词。
【同期声】陈大钊 原上海电机厂小分队队员
我学得还不够，只把体会讲。我六十岁的老闯将今天上讲堂，真是铁树开了花，哑巴开了腔。
【同期声】黄鹤桐 原上海电机厂小分队队员
灵的，灵的，记得那么清楚。
【同期声】潘波清 原上海电机厂小分队队员
　　　动作也一模一样。
【字 幕】伊文思《上海电机厂》片段
【资 料】伊文思《上海电机厂》片段
　　　“男声表演唱《汽车司机见到了毛主席》。”
【同期声】电机厂众人
　　　“汽车司机”来了。汽车司机。
【资 料】伊文思《上海电机厂》片段
“车轮滚滚奔向前方，引擎隆隆放声歌唱。毛主席视察了咱们厂”
【同期声】潘波清 原上海电机厂小分队队员
这个是阿糜，阿糜。
【同期声】黄鹤桐 原上海电机厂小分队队员
阿糜，阿糜。
【同期声】糜伟明 原上海电机厂小分队队员
　　　是我。
【资 料】伊文思《上海电机厂》片段
“见到了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汽车司机见到了毛主席》是当年电机厂小分队的拿手节目，伊文思拍了一遍又一遍，也特别感兴趣。
【同期声】潘波清 原上海电机厂小分队队员
他（伊文思）老是“滴滴”。碰到我们打招呼的第一个就是这个动作。
【同期声】黄鹤桐 原上海电机厂小分队队员
他在洗片子的时候，他也跟着一起，“车轮滚滚奔向前方”，跟我们一起哼，他也很开心的。
【同期声】潘波清 原上海电机厂小分队队员
　　　他哼的，这个熟得不得了。他一边弄一边拍，跟着一起唱。
【资 料】伊文思《上海电机厂》片段
“我们驾车，奔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
【同期声】糜伟民 原上海电机厂小分队队员
伊文思他也特别喜欢我们跑跳步，他这个脚还踮踮踮，还在踏刹车。这时候我感觉，很奇怪，很莫名其妙的一种激动。
伊文思的老电影留下了文艺小分队的历史镜头，也保存了文艺小分队的历史记忆。
　　　上海的中老年人都记得，小分队兴起于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是一种群众性的文艺团体。在文革初期，小分队的文艺表演主要是配合政治运动而起到宣传鼓动的作用。而伊文思在中国拍电影的1972年，已经进入了文革后期。在民间、在基层，那种暴风骤雨式的政治运动已经过去了，老百姓希望过上安稳舒心的日子，也希望看到小分队形式活泼的演出。
【同期声】沈嘉禄 《新民周刊》杂志社主笔
　　　这个时候的演出节目跟文革初期的演出节目不一样了。不是什么“造反有理”之类的东西了，把口号弱化一下。比较普遍的形式就是男女声小合唱，一些快板，还有一些器乐曲。
“炊烟袅袅把手招，白帆点点归。”
　　　上海电机厂职工自编自演的《汽车司机见到了毛主席》就是创作于政治氛围相对宽松的七十年代初，并因其独特的表演形式红遍了整个上海。
【同期声】黄鹤桐 原上海电机厂小分队队员
我们这个《汽车司机（见到了毛主席）》当时也是，属于上海群众文艺里也是王牌节目。上海许多的剧场，我们小分队都去演出过，最大的就是到文化广场。当时整个文化广场蛮轰动的。这么大的舞台，我们只有八个人在那唱，而且唱出来的声音非常洪亮，伴奏人家也很吃惊的，想想只有这几个人，能够把这么好的节目演出来。
【同期声】房嘉瑞 原上海电机厂小分队队员
我们甚至于有一次表演唱，被底下观众要求再来一遍。这个我们好像从来没有看到过。我们没有办法，再重跳了一遍，那时候是满堂彩。
　　　2012年岁末的一天，上海电机厂里又响起了原小分队熟悉的歌舞声。过去那些年里，小分队在工厂演出那是常事，如今难得一见了，电机厂的工人们既有些记忆，又感到新鲜。
【同期声】上海电机厂职工
曾经看过的，这一批老一辈基本上都认识的。
【同期声】上海电机厂职工
进厂的时候，他们是刚刚退休，所以看是没看到过，但是我们都听说过。
【同期声】上海电机厂职工
我们现在这一代好像还不及他们这么热闹，这么活跃。
【同期声】上海电机厂职工
如果我还早几十年进厂的话，我也想加入这种文艺青年。
【同期声】上海电机厂职工
我曾经在第二批小分队的时候，我是报过名的。但是水平不是很高，没被录取。
　　　在此次演出中，上海电机厂原小分队还邀请了原国棉25厂小分队一起同台献艺。其实早在四十多年前，两个厂的小分队就同台演出过。如今是久别重逢，也倍感亲切。
【同期声】闻国金 原上海电机厂小分队队员
今天我们特别开心，几十年前的老朋友又碰到一起了。
【同期声】钟爱群 原上海国棉25厂小分队队长
今天我们和电机厂（小分队）碰在一起，我们真的很激动的。“激动的泪水流出来”，激动得不得了。又想到当时，我们曾经也年轻过，又回到我们年轻的时代。
　　　国棉二十五厂的小分队当年在上海的名气也是响当当的。他们厂地处曹家渡，在三官堂桥的附近，正因为有了一支出名的小分队，这家厂也被称为是大桥下的文化工厂。
【同期声】薛宝琴 原上海国棉25厂小分队队员
我们厂里的领导也蛮支持我们的，曾经跟下面的一些工人说，我们厂里的生产要像我们小分队一样出名就好了。
【同期声】钟爱群 原上海国棉25厂小分队队长
这对我们评价属于很高了。我们有时候也很骄傲的，正因为出了我们小分队，人家才认得你们三官堂桥，生产你们有什么地方出名的吗？那时候我们很忙很忙的，他们说我们就像专业的一样。
　　　当年，国棉二十五厂小分队与上海电机厂小分队都是名气响亮的群众文艺队。四十年之后，当两个重量级的小分队再次同台演出，相互间的交流也特别风趣。
【同期声】钟爱群 原上海国棉25厂小分队队长
那个时候你们都是帅哥。因为我们厂里都是女的，我们那时候很希望男的和我们同台演出。
【同期声】糜伟民 原上海电机厂小分队队员
她们纺织女工的一个舞蹈，我们印象深得不得了。她们就像纺织机，很形象的。像织布一样的动作。
【同期声】钟爱群 原上海国棉25厂小分队队长
预备，起！
就这样接头，她们（演的）就是车子，我就是接头的。
【同期声】黄鹤桐 原上海电机厂小分队队员
今天特别开心，好像回到当年一样的，我们这些老朋友碰头真的是千载难逢。回忆起当时我们演出，现在是历历在目，好像还在眼前一样。
【同期声】陈大钊 原上海电机厂小分队队员
小分队对我来讲，实际上就是我的青春。
　　　回首往事，他们还是难忘小分队，更难忘在小分队里度过的青春岁月。
【同期声】黄鹤桐 原上海电机厂小分队队员
每一次，无论是到农村也好，到工厂也好，到部队也好，都是非常受欢迎。而且我感觉到我们小分队，出去演出都有一股热情，一到台上就会爆发出来。
【同期声】房嘉瑞 原上海电机厂小分队队员
那时候我们到上海汽车厂去慰问演出。在车子上，负责我们小分队的人就给了我几个材料，就是几个人的先进事迹，让我开场前面写几段东西。因为这个习惯都是我写的，那么我就在去的车子上就写了。
那个年代，小分队到一些单位去演出，还会收集这个单位的好人好事，即兴创作并上台表演。
【同期声】原上海电机厂小分队队员 潘波清：你们车间里有什么好人好事，有什么突出的东西，现场马上就编。这样很亲切的。因为什么，“讲到我了，讲到我了！”
有时要即兴表演了，演员们会临时准备一张纸，把表演节目的关键词和内容写上。上台后一边看提示，一边演出。
【同期声】原上海电机厂小分队队员 房嘉瑞
到临上场了，要穿工作服了，我一摸口袋里那张纸头没了。
【同期声】原上海电机厂小分队队员 陈大钊
一摸，纸头没了。脑子就紧张了。“轿车车间里有个张老头，张老头在轿车车间里”。
【同期声】原上海电机厂小分队队员 房嘉瑞
无论如何都想不起来，脑子嗡一下子就昏场了。我想你们后面应该帮我接下去了，这帮人一点也不帮忙的，我回头一看，两个人都蹲在地上了，笑得都蹲在地上了。
【同期声】原上海电机厂小分队队员 黄鹤桐
大家都捧腹大笑了，轿车车间里，轿车车间里。
【同期声】原上海电机厂小分队队员 陈大钊
我一看不对了，这怎么行呢。我就把他的东西读下去，是不是救了他了。
【同期声】原上海电机厂小分队队员 房嘉瑞
大钊出来救我，我一生一世不会忘记。我跟他最要好。
　　　如今再说到这段台词，房嘉瑞反倒倒背如流了。
【同期声】原上海电机厂小分队队员 房嘉瑞
轿车车间里面，热气腾腾举榔头，革命冠军冲云头，有个张老头，请了病假，病假单放在口袋里面。虽然那时候是个小插曲，不是最愉快的小插曲，但是这个创造了我们一生当中的快乐，我们每次碰头都哈哈哈笑笑。
　　　那个年代，小分队里一直都洋溢着欢声笑语。而能成为一名小分队队员，也是件荣耀的事情，他们是众人追捧的对象。
【同期声】薛宝琴 原国棉二十五厂小分队队员
尤其在曹家渡那里，特别认识我们，走在马路上，你是（国棉）二十五厂小分队的吧？我们又不认得。人家一看，就等于像现在明星一样，“啊，你（是）明星！”有当初点这种感觉。
　　　那时青年工人的工资收入都是一样的三十六元，家庭经济条件也相差无几，高考还没有恢复，所以也不看文凭学历，小分队员外形出众，又会唱歌跳舞，显然要被刮目相看了。
【同期声】薛宝琴 原国棉二十五厂小分队队员
纺织厂女工多，男工是少的，他们看到你们小分队的人这样，又想跟你好，又不敢跟你好，都是这种心态，好像高攀不上，有这个感觉。小分队的两个小姑娘眼界也蛮高的，还看不起你，好像自己一个厂里的人，你有什么好，有点看不起人家。
【同期声】潘波清 原上海电机厂小分队队员
我爱人就是因为看我是小分队，这个小伙子蛮好的嘛，就跟我谈恋爱了。当时我老婆也蛮喜欢文艺的，厂里有演出，她场场要到的，场场要看的。正好实习的时候分在我一个车间里，那么更加接触多了，那时候不好谈恋爱的，那么暗地里就谈恋爱了。我有时候到上海（市区）去演出，那时候还没结婚，丈母娘一家人，带着椅子，在徐家汇，带着椅子来看我，“小潘！小潘在表演！”我因为小分队也很自豪。
　　　当年小分队的走红，客观上也为青少年学习音乐、爱好文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沈嘉禄那时候正在上中学，他知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时代过去了，而能掌握一种乐器，说不定就能弹奏出美妙的命运交响曲。
【同期声】沈嘉禄 《新民周刊》杂志社主笔
好在当时也没什么作业，下课以后，大家各自在家里练。因为我拉得比较勤奋，琴弦一直断。有一次我还跟同学吹嘘，我说我拉断的琴弦比恩格斯的胡子还多，确实是比他的胡子还多。当时被老师听到以后，就觉得你对伟大领袖不恭敬，还批评我了，弄得我很灰溜溜的。
　　　如今，沈嘉禄常听的《苗岭的早晨》和《金色的炉台》就是当年他练琴的热门曲目，它的作曲者就是创作了《梁祝》的陈钢教授。据陈钢回忆，当年的上海曾出现过一个奇特的现象。
【同期声】陈钢 《梁祝》《红色小提琴》系列曲作者
全民小提琴，到处都是小提琴的声音。根据上海小提琴厂的统计，一年造十万把小提琴。
【同期声】沈嘉禄 《新民周刊》杂志社主笔
我有时候喜欢在各条弄堂里串来串去，抄近路，经常在弄堂里听到，某一个窗口，它流出这种琴声。
【同期声】陈钢 《梁祝》《红色小提琴》系列曲作者
到处都叽叽嘎嘎都在拉。我记得夏天出去，上海的阳台上，小孩子赤了膊在练琴。有一次到杭州，山洞里面，点了个手电筒，也是在练琴。
　　　那年代宣扬的是读书无用论，上大学这条人生之路是走不通的。于是很多青少年只得另辟蹊径，学声乐、学器乐、学跳舞，走艺术之路，奔人生前程。
【同期声】陈钢 《梁祝》《红色小提琴》系列曲作者
生存的需要，因为小提琴拉好也许不要上山下乡了，可以到文工团，再好一步到样板团。
【同期声】沈嘉禄 《新民周刊》杂志社主笔
所以我有几个同学在家里拼命拉，练得非常辛苦，几乎每天拉八个小时，手上都是茧，老茧都出来了。
【同期声】陈钢 《梁祝》《红色小提琴》系列曲作者
这个背景后面，有很多眼泪，很多无奈。当时大学都没有，上山下乡，一看有文工团、小分队，因为拉得好可以去，所以实际上那一代很多人也是被，像现在琴童一样的。
【同期声】沈嘉禄 《新民周刊》杂志社主笔
毕业之前，确实是有部队来招兵了，我有个同学就这样招到昆明部队去，他改变自己的命运，给自己一个比较好的出路。
通过文艺改变命运，这是当年很多青年人的梦想。当年小分队的演员在唱唱跳跳中，也走出了许多大人物。胡晓平原先是国棉二十五厂的挡车工，后来经过努力考入音乐学院深造。1982年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国际声乐比赛中，荣获唯一的一等奖和歌剧特别奖，成为了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位在国际大赛上力压群雄的中国歌唱家。
2012年岁末的一天，我们走进了胡晓平的家。她正在练歌，唱的正是当年获奖的歌剧曲目。
【同期声】胡晓平 著名歌唱家 原国棉25厂小分队队员
这个奖就是第一名了，可能他们认为我唱得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好，所以再给我一个这个奖。
【同期声】记者
这个是特别奖。
【同期声】胡晓平 著名歌唱家 原国棉25厂小分队队员
特别奖。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我是第一个（获国际大奖的）。
胡晓平用歌声证明了她的实力，从工厂里的小分队员到世界级的歌唱家，半路出家的胡晓平成为享誉欧洲的“东方飞来的百灵鸟”。
　　　这一天，胡晓平家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她们都是原国棉25厂小分队的队员。
【同期声】胡晓平 著名歌唱家 原国棉25厂小分队队员
薛宝琴，王承玲，钟爱群，李秀芳。李秀芳变成这样子啦，越变越漂亮。
　　　她们还一起观看了1982年上海电视台拍摄的专题片《大桥下的文化工厂》。
【资 料】织布机旁飞出了中国夜莺。
【同期声】胡晓平 著名歌唱家 原国棉25厂小分队队员
牙齿怎么这个样子的。
　　　看着镜头里自己曾经工作过的纺织车间，胡晓平感慨万千。
【同期声】胡晓平 著名歌唱家 原国棉25厂小分队队员
挡车工的责任很大的，你一个人要管四十台布。
【同期声】记者
就这样的机器
【同期声】胡晓平 著名歌唱家 原国棉25厂小分队队员
四十部，它一直在织的时候，我要快点抓住看有没有坏布。要四十部车子，所以要走，又要走得快，又要仔细，又要看得好。真的像两万五千里长征，有时候我们做十六个小时，两班连着做。这个真是，真的是很苦的，极其苦，这个回忆永远也不会忘记。又是一个很开心的，认识这么多朋友，又是一种记忆，就是自己曾经做过纺织女工，但是光荣的，我们是工人嘛。
　　　胡晓平是1968年中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棉二十五厂的，很快她的好声音就传遍了整个车间。
【同期声】胡晓平 著名歌唱家 原国棉25厂小分队队员
　　　就是喜欢唱。我独唱、领唱都是在国棉二十五厂开始的。其实我当时织布是不大好的，质量也经常有错，因为很多人要叫我唱歌，这个人走过来，唱一个歌。
　　　“千万个笑脸迎着红太阳。我们衷心祝福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作为国棉二十五厂小分队的队长，钟爱群还记得当年胡晓平报考厂里小分队时，唱的就是这首歌。
【同期声】钟爱群 原上海国棉二十五厂小分队队长
那个时候说她唱得很好，但是可能一个是（因为）刚刚来，到新的地方来，好像有一点害羞，再一个就是可能也紧张，那时候唱到后面，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的时候，这里抖得很厉害。我和胡师傅说，唱得这么好的人怎么这里也抖得厉害。后来到我们小分队来锻炼。
【同期声】胡晓平 著名歌唱家 原国棉25厂小分队队员
小分队是一个有唱有跳的地方，哪怕在排练也是很开心的。那时候的演出很多，因为毛主席指示下来，当天就要背歌了，就要写出一个歌来唱了。
【同期声】胡晓平 著名歌唱家 原国棉25厂小分队队员
我们演《海港》，那么她站在前面，像李丽芳一样的。她是领唱，站在前面，我们后面排着。蓝的工作服穿好，白的毛巾挂在这儿这么唱，她是领唱。唱得蛮好的。
【同期声】胡晓平 著名歌唱家 原国棉25厂小分队队员
小分队是我主唱的，我就是唱，外面领唱也是，独唱也是，很开心的。不像我们做工，每天就是三班倒，我们小分队大家都玩得很开心，可以脱产嘛，这个时候。
　　　胡晓平在厂里没几年就被调到了上海乐团，师从高芝兰教授，专门学习声乐。通过几年的刻苦钻研，她终于在国际舞台上一举成名。
【同期声】薛宝琴 原国棉二十五厂小分队队员
实事求是讲，假如不是文化大革命她可能就是考进音乐学院了，因为文化大革命分的，分到我们厂里来了。
【同期声】胡晓平 著名歌唱家 原国棉25厂小分队队员
没有选择，没有选择，只是你不去农村，就去工厂，工厂也没选择的，不知道哪个地方，大概什么地区的学校的学生全部分在这个地方。就分在国棉25厂了。这个是我文艺生涯里最早的一部分，不可能抹煞掉的。
【同期声】薛宝琴 原国棉二十五厂小分队队员
那么至少后来她有这个机会是不错，很好的。那么她自己也刻苦练了，你不练，也不会达到这一步。这个顶峰要靠自己去努力，自己唱。
【同期声】胡晓平 著名歌唱家 原国棉25厂小分队队员
文艺、文化永远是无止尽的。
　　　正是原先小分队的文艺尖子们走向大舞台、成了大气候、见到大世面的1980年代，小分队自身却渐渐地风光不再了。改革开放以后，电视普及了，专业文艺团体复活了，舞厅、卡拉OK开门营业了，老百姓的文化娱乐生活丰富多彩了。文艺小分队那些业余级别的表演自然就不吸引眼球了。原国棉二十五厂小分队也想求变求新，跳起了芭蕾舞，薛宝琴至今还记得当年的芭蕾动作。
【同期声】薛宝琴 原国棉二十五厂小分队队员
那时候为了排这个节目，我们脱产大概要一个月。
【同期声】钟爱群 原国棉二十五厂小分队队长
他们就笑我，一直笑我，说二十八岁开胯，因为跳芭蕾舞都要开胯的，不像以前跳民族舞。
【同期声】薛宝琴 原国棉二十五厂小分队队员
一般性年纪大了跳芭蕾，脚尖总归不是最好的。所以有蛮多人都是脚上泡，皮都擦掉，血淋淋的，那么要演出也没有办法，拿棉花包起来，到医务室去拿点纱布包好弄好，再上台。
　　　那时候，上海的产业结构正在调整，很多工厂关停并转，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于是很多工厂小分队也就纷纷解散了。
【同期声】薛宝琴 原国棉二十五厂小分队队员
后来我们小分队也没了，因为老的（队员）走掉，一点点就解散了，什么道理，胡晓平调出去了，那么小分队就无形之中一点点解散了。
小分队终究成了昨日黄花，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了。
【字 幕】潘波清、陈大钊表演《安全生产》
【同期声】潘波清 原上海电机厂小分队队员
【同期声】陈大钊 原上海电机厂小分队队员
【同期声】
掀起生产新高潮
看来青年时代参加过小分队的人就是不一样，如今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还是那样活跃好动，精神奕奕。
【同期声】邹行可 原上海电机厂小分队队员
今天是不谈了，因为什么道理？太开心了，我已经（返老）还童了。
【同期声】陈大钊 原上海电机厂小分队队员
像我身体也已经不是很好了，（心脏）已经装过个支架了，但是感觉今天跑来一跳，全部忘记了，真的忘记了，感觉到舒服得不得了。
【同期声】糜伟民 原上海电机厂小分队队员
一、二，我们明年再相会好不好？
【同期声】电机厂和国棉厂众人
【同期声】糜伟民 原上海电机厂小分队队员
再来相会好不好？
【同期声】电机厂和国棉厂众人
　　　2012年，67岁的薛宝琴和女儿、外孙女参加了电视台的《妈妈咪呀》节目。当年的小分队队员又在电视荧屏上秀了一把。
【同期声】薛宝琴 原国棉二十五厂小分队队员
　　　同样是妈妈，有什么不可以？老年人也要展示展示。
【字 幕】《妈妈咪呀》节目片段
【同期声】薛宝琴 原国棉二十五厂小分队队员
不管人家说好不好，我至少有这个勇气，代表我们老年人，代表妈妈也去参加，展示一下自己的才华。不管才华和以前比不灵，那么我说也好的，也展示展示。
当年在小分队里培育的文艺细胞，如今在他们的身体里活跃着，燃烧着，迸发出活力的火花。文艺小分队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也是许多人精彩晚年的快乐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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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腾讯视频
腾讯娱乐讯 由实力演员、饶敏莉主演的《待到山花烂漫时》，此前在浙江、江苏、甘肃等地面频道播出后，观众反应十分热烈。12月10日，这部35集的电视剧将在云南卫视黄金时段播出，与期盼已久的全国观众见面。一曲催人泪下的乱世恋歌，终于要在这个凛冽寒冬纯美奏响。 《待到山花烂漫时》的题材在一众红色主旋律作品中别开生面，以两岸统一为大背景，讲述动荡年代、军人家庭、身世未名的青年男女在时代巨变之下，他们的命运与情感。来自台湾的著名演员黄维德，在剧中出演热血青年夏天，在面对个人身世与时代使命的双重特殊性，他选择和处理亲情、友情、爱情的关系。黄维德表示，“这部电视剧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剧版的‘铁达尼号’，或者是革命题材版的‘红色生死恋’，故事到最后其实不仅是爱情和命运的选择，是生与死的选择。有宏大壮丽的社会背景，又有细腻感人的个人情怀，文艺价值很高的，也极具可看性。”《待到山花烂漫时》在拍摄上历经数月，剧组团队十分尽心尽力。“记得当时为了一个日出场景，全剧组爬了几个小时的山，然后等到凌晨。”黄维德表示，每一个细节导演和剧组都尽量做到最好，“上山下山，历经艰苦，可能最后上只有一个剪影，但大家都无怨言，因为这才是真正对艺术创作的尊重。” 12月10日，请锁定云南卫视，看革命与爱情上，“夏天”黄维德如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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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太：强调一个最实际的问题
&宇太：强调一个最实际的问题
&（注：本文选自宇太著作《宇太问政》）
我要强调的最实际问题，就是：一个国家的创建者或构建者，他要创建或构建的国家制度或社会结构，是否与这个国家的国民人性的真实需要合拍。这是个非常重要也非常实际的问题。因为两者对位，就容易搞得好，两者错位，就容易搞得糟。
我想从现代史三个层面简单提示一下，大家就清楚了。
一个是打出新中国，这个难度系数非常大，尽管拥有非凡的领袖毛泽东，或同仇敌忾的共产党，但如果领袖和党的愿望，与人民的实际愿望，不能高度合拍，要打出新中国，是断然不可能的。毛泽东领导的党，致力于解放全中国被压迫人民，而全中国被压迫人民，又非常渴望得到解放，由于两者愿望高度合拍，故能促成星火燎原之势，最后夺取全国。如果两者不能高度合拍，党和领袖不能满足人民的真实需求，就不可能拥有被压迫人民的广泛积极参与或真诚参与，就不可能取得成功。为何主席一直强调人民创造历史？因为没有人民的广泛参与，历史就不可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真理。可见，作为领袖人物或一个政党，能否真实了解并顺应最广大人民的最真实需求，是成败的根本所在。
再一个是创建新中国，这个难度系数其实仍然很大。这个难度与打天下不同，是另一种难度。这个难度，集中体现在思想基础上或曰愿景差异上。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决定，它要创建的新中国，只能是社会主义共和国。而社会主义共和国是与“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要与“私”字脱钩的。仅这一条，就相当难。当时的全中国被压迫人民，不过是渴望得到解放，目的就是过上好日子，仅此而已。至于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他们不甚了了，也没有或缺乏这样的思想基础或觉悟基础。单干惯了的小生产者，突然让他们一大二公消除私心杂念，丝毫不计个人亏损，全心投入社会主义公共事业，显然是毫无思想准备。因此要达到理想效果，是有隐形难度的。当时中国人绝大多数是农民，以农村发展来看，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直至人民公社，这个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的过程，实际上仍然是伴随着私心杂念走过来的。我父亲是早年农村老干部，是亲自带领农民走上了这条社会主义道路的。据说那时动员入社是很困难的，家里有点儿东西的，几乎都不情愿和穷人合伙入社。这是从下面看。从上层看，打下天下却享受不到特权，只是“为人民服务”，对那些大量境界不到位的党的干部来说，是否也有些想不通呢？如果大都是为了遵从行政命令而干，不是发自真心实意而干，会是什么效果呢？当时中国的六亿五千万人，究竟有多少人，能赶上毛泽东的高远境界呢？加之领袖为了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步伐，要“只争朝夕”，可能就更让他人望尘莫及了。为什么后来主席强调两条道路的斗争，尤其是两条道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显然是从初创的过程中感悟到了一些东西，看到了私心的顽固性。为什么后来又义无反顾坚决要搞文化大革命？力倡“斗私批修”？显然是为了加固无产阶级专政，决意要把人民强力推向社会主义道路而绝其后退之路。
主席显然过于相信运动洗礼或思想改造的力量，实际上中国人灵魂中根深蒂固的东西，是极其不容易彻底根除的。当表层敷衍与内心实际脱节的时候，其实际效益也就可想而知了。做任何事情都是如此，积极参与和消极应付，不是一个概念；假心假意和真心实意，不是一个结果。我还是那句老话，一人之公，难斗天下人之私。古今圣人，其悲哀皆源于此。我不是圣人，但也注定会是这方面的牺牲品。
主席时代人们的政治意识，占据了国人人性结构中的核心地位或主导地位，尤其文化人，大多敢怒不敢言，说话办事谨小慎微，内心有抵触，表面却装进步，这个绝非是个别现象。这个也是需要反思的。其实很多孝忠信或检查，包括邓给毛写的检查，有多少是发自真心实意的呢？故意给自己上纲上线，而心灵深处却另有所图，就是深刻检查吗？我敢断定，那时中国人的政治伪性，是普遍存在的，甭说邓，连周都在我的怀疑之列。当时的政治氛围，也不得不如此。这些，都是很值得反思的。无论政治如何进步，假如以损毁人性正常化为代价，又有什么高层意义呢？我以为，在打天下那种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过于讲究吹毛求疵，是错误的。但在建国后的阶级斗争中，则应把策略化处理或艺术化处理当做重点考虑，同时必须兼顾到人民素质和觉悟的实际程度。实际上主席一直强调斗争策略或分寸问题，反复强调正确处理两类矛盾问题，不断申明文革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可效果又怎么样呢？造就的是普遍对毛泽东的反感，并为某些人秋后算账埋下伏笔。中国人民需要深刻反省，尽快在政治上成熟起来，否则，遇到大是大非，仍不免要出大问题。
接下来就是改革新中国。无疑，毛泽东为新中国留下了最为壮丽的画卷并潜藏着令人伤感的遗憾。怎么办？老人家逝世后轮到邓总指点江山，一改二开，可谓大刀阔斧，使现代中国迅即旧貌换新。
那麽，改革新中国与人民的真实心理需求，又是否高度合拍呢？我以为，从当时的政治氛围、社会氛围、文化氛围综合判断，中国人多数人还是赞同的，有一部分人甚至是欢欣鼓舞的。因为表面上似乎淡化了主义空谈，回归到了过好日子的轨道，等于还了绝大多数人民的真实心愿，大有放虎归山、野鸟归林的解禁感觉。致使“春天的故事”在中国大地频频响起。实事求是地说，邓的改革开放，在初始阶段，无论如何不能说，人民都不是真心拥护的，而应该是基本赞成的。农村土地改革，除大寨一类少数地方，基本上阻力不大；城市企业改制，也未遇太大阻力，国企工人虽被砸掉饭碗，也并未遇到强力抵抗。
人民之所以拥护所谓改革开放，我以为是基于两点原因：一是过于信赖共产党，总以为党不论怎么干，都不会给人民亏吃。这个根深蒂固的绝对信赖，是毛泽东及其老一代革命家以及早期共产党人用他们的血肉与牺牲奠定的。再一个是改革伊始，人民只能从好的理解与愿望出发，既不可能马上看透其目的，也不可能想到会有险恶目的。即使有歹人从中作梗，以为有党中央把关定向，最终也不可能坑害人民。因为党与人民，应该是一体的。从中共诞生起，与工农大众就确立了这种血浓于水的关系。人民怎么可能会设想，党会拿多数百姓当本钱，为少数新贵族赢大利呢？人民虽然还没有摆脱私念，但对党对领袖，却是信赖的，政治上是趋于向善的，很难往坏里想。所以，人民当时普遍赞同改革开放，是完全可以被理解的。有谁会不愿意尽快过上好日子呢？他们以为党是让他们过好日子的呀。
我以为，理想当高于现实，而不能低于现实。是以理想拉动现实向理想方面运动，还是让理想就范于现实而使理想化为乌有或遥遥无期，这是掌控方向者的关键选项。显然，在这点上毛邓是截然不同的，毛属于前者，邓属于后者。
就改革开放而言，当局思路与人民意愿真正发生错位，或者逐步形成对抗心理，主要并不是发生在前改革时代，即邓时代，而是主要滋生于后改革时代，即江湖时代。在江湖时代的二十多年里，各种矛盾开始凸显，潜在危机明显暴露：城市职工批量下岗，惨状加剧，无业游民急剧增加；具有掠夺性质的农村圈地运动，造就了失地农民的反抗情绪；外资的榨取，贫富的扩大，贪官的腐败，奸商的不法，领土的争端，特权的渗透，外部强权的挤压，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现象，激发了人民对改革开放的强烈反感，并引发了对改革开放根本目的性的怀疑。因为人民发现，改革开放不是让所有人都过上安稳的好日子，而是拿人民当垫背的，让一小撮特权者稳步进入了贵族天堂，并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三妻四妾，使奴唤婢，穷人家孩子的命，远不如富人家的狗。这就给人民一个巨大打击：想过好日子，却过上了糟日子，想小康却成了糟糠。先富梦没实现，后富梦也泡汤了，乃至共富梦也成了画饼，突然间感到回到了解放前。因此，人民的反抗情绪，必然要与日俱增。不客气地说，这一段历史，江湖负有难以推卸的历史责任。邓逝世后，各类矛盾已经积蓄，本该及时调整左转，以便兼顾全民利益，才是真正寻求稳定的根本大法，但却继续打左灯而右行，使矛盾加剧并迅速提升。薄熙来敏锐发现了这个问题，企图另有作为，实为缓和矛盾的开明之举，但又被扼杀在摇篮里。显然，是强力捍卫特权贵族利益，还是真心兼顾人民利益，已经成为习李当局首要思考或应对的内政核心问题。
还需指出，毛泽东虽然骂美国最厉害，但实际上美国人却最拿毛泽东当回事，在毛泽东时代最不敢招惹中国；邓小平虽然与美国结好，但由于在收复香港问题上表现了强硬态度，并使撒切尔夫人掉了鞋子，也使美国人不敢轻易小觑；而到了江湖，由于完全变成了维持与讨好，故使美国肆无忌惮。也可以说，江湖在客观上，已经损毁了东方大国的起码尊严。
这里再插一句，薄的悲剧，要害在于其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局限性，加之缺乏大智慧大魄力的真正高参，其团队及其左派蜂拥者，均有着小资情调或利益追逐，至多只拥有善良的改良意识，还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当朝的必然性局限与人民的根本性要求，没有通透彻悟的高远境界，因而也就必然缺乏阶级革命的坚决性和彻底性，也就不会具有最根本意义上的战略构思与稳健的可行部署。也可以说是丧失了一次改变中国的契机。由此可以断言，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政客及其附庸学者，都不可能真正拯救无产阶级人民大众。只想利用人民舆论烘托自己上位的想法，是错误的，丑陋的。
大量失业下岗的工人，大量无以就业的大学生，大量表面有工作实际上却有今天没明天的流民，加之大量被强征暴敛的失地农民，乃至仅靠卖血卖肉维持生存的流浪者，正在构成新型的无产阶级大军，如干柴积蓄于用人民血汗浇灌起来的丑陋大厦的周围。占人类总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其忍耐一旦到达了极限，一旦豁出去，就会摧毁一切假冒伪劣的上层建筑。
这个党，到底是谁的党？是为谁而存在的党？是为谁而效命的党？是公字当头的党？还是私字当头的党？是人民的党？还是自己家的党？是红党？还是黑党？是社会主义的党？还是资本主义的党？是把权力公有化的党？还是把权力私有化的党？是装模作样假装为人民服务的党？还是全心全意把人民最根本利益放在心上的党？国家究竟是他们的？还是人民的？当此时节，无论如何，都不能不追问了。政治权力不可能脱离经济基础，人民共有财富被私有化，政治权力岂能不纳入私有化成分？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和于逻辑关系的。
假如一个执政党，党的干部十个有九个都是腐败者，你还有理由夸赞这个党吗？假如一个政权，完全被权贵所驾驭或垄断，与人民变成了利用或被利用的关系，你还有理由苛求为人民服务的彻底性吗？实际上，大量文章都停留在关照权势的阴影之中，都停留在形左实右的思想羁绊之中，这就容易使人民难以放弃不切实际的美丽幻想，从而大大推迟或延缓人民的造反意识与彻底革命精神。
维护特权，不等于维护党；维护当朝某个领导，也不全等于维护党的领导。你们不要忽悠了，以左派名义忽悠同样具有不美的成分，同样具有作践人民的恶劣性质。被雇佣可以被理解，为过好日子帮人忙也可以被理解，但不应该以左派名义忽悠善良的人民一道热血沸腾乃至头脑发胀。
我们必须首先勇敢的面对并正视一切残酷的现实，因为这是人民行动抉择所依据的大前提。
顺民意者昌，逆民意者亡，这是古今恒定之理。
中国改革开放，倘越发与民意相逆，必亡党亡国之举。人民不是不报，时机未到。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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