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凶杀案,有两个犯罪嫌疑人甲和乙,另外有四个证人在受讯.证人1：我只知道甲是无罪的证人2：我只知道乙是无罪的证人3：前面两人证词中至少有一个是真的证人4：我可以肯定第三个人的_百度作业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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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桩凶杀案,有两个犯罪嫌疑人甲和乙,另外有四个证人在受讯.证人1：我只知道甲是无罪的证人2：我只知道乙是无罪的证人3：前面两人证词中至少有一个是真的证人4：我可以肯定第三个人的
一桩凶杀案,有两个犯罪嫌疑人甲和乙,另外有四个证人在受讯.证人1：我只知道甲是无罪的证人2：我只知道乙是无罪的证人3：前面两人证词中至少有一个是真的证人4：我可以肯定第三个人的证词是假的经调查：已经证实证人4说的是实话,那凶手是谁呢?
倒退；证人4说的是实话—>证人3 假话—>前面两人证词都是假话—>甲、乙都有罪杭州杀害2名女孩嫌犯已被抓获 系死者姨父的哥哥
　　悬赏通告
　　经公安全力侦破，仁和东山村两小孩被杀案重大犯罪嫌疑人臧纪超（男，日出生，安徽涡阳县人）已于今日5时20分许被区公安分局专案警力成功抓获。据了解，臧纪超是两个女孩姨父的哥哥。事发前曾与女孩父亲发生过争执。
　　相关新闻：
　　新京报讯 昨日上午，浙江余杭警方接报警称：暂住在余杭区仁和街道东山村一简易棚租房内的两名女孩死亡。警方经勘查认定，两名未成年女孩系他杀。昨晚，余杭公安官方微博发布悬赏通告，经查，臧纪超（男，54岁，安徽人）有重大作案嫌疑，现在逃。
　　被害女孩到舅舅家过暑假
　　据浙江当地媒体报道，警方在上午11时30分接到报警，余杭仁和街道东山村发现两个小女孩，身上有多处伤痕，已无生命体征。小女孩一个6岁，一个11岁，是来亲戚家过暑假，家人中午发现孩子消失。
　　家住余杭区仁和街道东山村的施女士告诉新京报记者，有传言称嫌疑人是被杀女孩的亲戚。新京报记者向余杭区公安分局一位负责人求证这一说法，对方未予置评。
　　施女士说，被杀的两名小女孩为姐妹，是外地人，不在当地上学，这次是因为放暑假才来。她说，被杀女孩的舅舅在当地租了一块空地做回收混凝土模板的生意，一家人住在棚户房里，家庭条件不太好。
　　警方通告称嫌疑人在逃
　　昨日17时32分，杭州市公安分局官方微博“@平安杭州”发布警情通报，确认暂住在余杭区仁和街道东山村一简易棚租房内的两名女孩死亡，两名未成年女孩系他杀。不久，“@余杭新闻网”曝光嫌疑人照片，照片显示嫌疑人名叫臧纪超，且有一张嫌疑人身穿黑色短袖T恤，手提塑料袋的照片。
　　新京报记者向余杭区公安局相关负责人求证，该负责人表示，此照片不是官方公布。昨晚22时，余杭公安官方微博发布悬赏通告，嫌疑人信息与之前网传嫌疑人信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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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啄木鸟》2013年第7期
[特别推荐]
这是一张让人琢磨不透的脸。
日，北江市公安局看守所会见室。
严格地说，这个会见室并不标准，里面没有可以把会见者与被羁押者隔开的隔断，屋子中央摆了一张深褐色斑驳陈旧的长条桌，两把褐色木椅，北面靠墙的位置有一排包着黑色人造革面的长条椅。会见室里没有空调，墙角的摇头电风扇吹着多余的热风。靠墙的长条椅上坐着位一脸汗津津的警官，他的任务是监督我和犯罪嫌疑人的谈话，并负有保护我安全的职责。警官见我乜斜了他一眼，马上直起腰板，下意识扶了扶大檐帽，尽管那帽子一直戴得端端正正。我知道，他的这个动作完全是因为我的身份——记者。
一个刚满二十五周岁的年轻人拘谨地坐在我对面。他有着一张让人琢磨不透的脸，脸上显露出与他的年龄不大相符的成熟气质。我注意到他的手，白皙修长，看上去像弹钢琴的。事实上，这不是一双弹钢琴的手，是画画的。如果不是因为杀了人，他现在可能还在自家阁楼上那间简陋的画室里描绘着山水。或许，从那间不足五平米的阁楼里，会走出一位国画大师。但现实却无情地击碎了年轻画家的梦想，他要为自己犯下的罪恶埋单。我惊叹于命运的无常和生命的脆弱，为他，和被他杀死的女人。
他叫珥岱，因故意杀人罪一审被判处死刑。
珥岱是单亲家庭，父亲在他上小学的时候抛弃他们母子和一个南方女人去了广东，再无音信。为了这次采访，两天前，我专程到郊外那个僻静的小院拜访了他的母亲。他母亲五十多岁，儿子出事后，她的精神差点儿崩溃，不到一个星期，头发全白了。
珥岱已经知道了判决结果。会见室里弥漫着伤感的气息。我避开了那些与案件无关的话题，开门见山地问道：“你为什么要杀死高梦歌？你要知道，她像你一样，也是一个年轻的生命。你为什么那么恨她？她伤害了你的感情吗？”
面对一连串发问，他怔了一下，抬起头若有所思，而后凝视着我答道：“你说错了，我杀的不是一个。除了高梦歌，还有一个叫戴瑶的女人。”
“啪”，我的笔掉在地上。起诉书里写得明明白白，怎么又突然冒出一个叫戴瑶的女人？我谨慎地问道：“你在公安局交代了吗？”
珥岱说：“当然交代了，但他们说证据不足，无法定罪。”
那天，珥岱在桃花湖边写生。一袭白裙的高梦歌和长发飘逸的珥岱如同剧作家精心设计的场景，在湖边不期而遇。珥岱说，那是一次美丽的邂逅。他还说，高梦歌不是那种很娇艳很漂亮的女孩儿，她的美在于一种高傲的气质。
在珥岱杀人案的卷宗里，对高梦歌的记述是这样的：高梦歌，女，湖北恩施人，二十四岁，生前系北方大厦前厅经理。日被害于南湖湾小区24号别墅的卧室内。
这就是曾经在北江轰动一时的“6？20”杀人案。
二十四岁被害于24号别墅，看上去，像是冥冥之中暗合了某种天意。珥岱与高梦歌的邂逅在后来的日子里成了珥岱心中一张挣不破的网。在接下来的叙述中，我推测珥岱与高梦歌的初次见面并非珥岱理解的那样，是一次美丽的邂逅。或许，珥岱也意识到了，只是不想亲手击碎他心中那个美丽的梦幻。
我专门去24号别墅四周察看过，高梦歌被杀的那间卧室的落地窗正对着桃花湖，站在窗前，湖边的景物一目了然。珥岱酷爱这里的景色，几乎每周都来这里写生，住在别墅里的高梦歌一定注意到了珥岱。个性张扬的画家，极可能触动了高梦歌的情感神经。
那次邂逅，彼此互留了电话。只隔了两天，珥岱便打电话约高梦歌，见面的地点是高梦歌选定的，就在市区转角楼旁边的红蜻蜓酒吧。以后，那里就成了他们经常光顾的地方。然而，两人的第一次接吻并不在酒吧，而是在珥岱那间作为画室的阁楼上。随着了解的加深，珥岱感到唯有在阁楼，高梦歌才像忘情的恋人，在别的场合总像地下情人，放不开，像做贼似的小心翼翼。
珥岱知道高梦歌住在24号别墅，是在堕入情网半年之后。高梦歌突然从珥岱的生活中消失了。珥岱一遍遍地打高梦歌的手机，不接，再后来高梦歌干脆换了手机号。珥岱说，画画的人，本该细腻的，可他对女人的感觉却木讷得要命。
高梦歌消失一个月后，很久没到过湖边的他，竟鬼使神差地去了。要说邂逅，这次才是真正的邂逅。在去桃花湖的路上，天阴沉沉的，到了不大一会儿，就开始下雨。珥岱躲到湖对岸一座别墅门口的门厅下避雨。这时，从雨雾中冲进来的高梦歌差点儿撞入珥岱的怀中。
四目相对。
“你怎么在这儿？”高梦歌惊讶地问。
“你呢？”珥岱反问。
“这是我家……对不起，以后我再给你解释好吗？”
珥岱转过脸看了看别墅乳白色的钢化门，明白了。什么大堂经理！什么大学毕业后颠沛流离，四处碰壁！这才是高梦歌的真实生活，这才是真实的高梦歌。
故事本该就此结束。可后来发生的事儿，就有点儿令人匪夷所思了。
为了使珥岱走出失恋的阴霾，珥岱的母亲说服了在省美术馆当馆长的同学免费为珥岱举办一次个人画展。于是珥岱一头扎进画室，专心致志地为画展做准备。
仲夏，一个炎热的晚上，珥岱正光着脊背在画板上作画。画作已完成了一大半，内容很抽象，颇有几分康定斯基的风格，看上去像蜷缩着身子的裸体女人，女人的形体姿态又像子宫中的胎儿。高梦歌突然打来电话，声音急促，如同在求救。
事实上就是求救：流产大出血，危在旦夕。
珥岱抓起椅背上的T恤冲到楼下，招手叫了辆出租车直奔桃花湖别墅区。
我问珥岱：“高梦歌为什么不直接打120叫救护车，却给你打电话呢？”
珥岱一脸茫然地看着我：“不知道，问高梦歌吧。”接着又苦笑一下，“没办法问了，她死了。”
高梦歌痊愈出院后来过珥岱家一次，说是答谢珥岱，也答谢珥岱的妈妈，因为珥岱的妈妈在医院悉心照料了她一个星期。那天，珥岱和高梦歌坐在没有画完的画板下，喝着啤酒。午后的阳光沿着西墙的小窗斜射进来，落在两张苍白的脸上。这是一个平静的下午，在阁楼上，高梦歌向珥岱敞开了心扉，也让珥岱知道了一个真实的高梦歌。
高梦歌说，她不认命，甚至一直在和命作着顽强的抗争。可贫穷残酷地击碎了她那可怜的自尊。上大学前，以为知识可以改变命运，进了大学校园才知道知识属于无形资产，很多时候有价无市，根本卖不出去。
大三的时候，高梦歌在一家歌舞厅做陪舞小姐，只是陪舞。她用陪舞挣来的钱买了一部手机。身边的同学别说手机，手提电脑都是名牌的。相比之下，高梦歌没有任何炫耀的资本，她也不想炫耀什么，只想生存。高梦歌说，为了生存，她最后还是放弃了廉耻，或许还有别的选择，可上帝没有赐给她那样的运气。大四面临毕业的时候，她在夜总会认识了马大军，一个一脸匪相的胖男人。马大军出手阔绰，舍得在她身上花钱，还许诺帮她找工作。为了一个工作，高梦歌跟了马大军。马大军没有食言，把高梦歌安排在他的酒店，先做了两个月的服务员，随后升到领班。马大军还开车走了几百里地陪她回了一趟湖北老家，给了她父母十万元钱。对于她父母来说，那可是一辈子都没见过的数目。从老家回来，马大军就把她带到别墅，还签了一份合同。高梦歌把这份合同比喻成卖身契，合同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为马大军生个儿子。高梦歌承认，她不爱马大军，但两年的耳鬓厮磨，便有了连她自己都说不清的感情。不是爱情，是感情。珥岱不明白两者到底有什么区别。也许是高梦歌怕伤害珥岱，故意那么说。高梦歌大出血那天，马大军确实不在省城，在上海。
珥岱的画展如期举行，有两幅画还卖出了不菲的价格。画展结束，珥岱挣了二十万，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珥岱的妈妈比他还高兴，不是因为钱，她觉得儿子这么多年的辛苦总算有了结果，儿子的才气和能力得到了证明。就在这时，高梦歌突然提出向珥岱借钱，数额也是二十万。珥岱毫不犹豫地把钱给了高梦歌，而且明确表示这钱不必还了。珥岱的妈妈不乐意了，不仅是心疼钱，她更希望儿子与高梦歌彻底了断，认认真真找一个女朋友。后来，倒不用珥岱妈妈惦记这事，高梦歌又断绝了与珥岱的联系。珥岱为情所困，走进了心理的死胡同。他认为那句古语说得对——婊子无情。
从那以后，珥岱开始找小姐，而且专找做小姐的女大学生。就在这时，他认识了戴瑶。戴瑶是典型的古典美，就像电视里的林黛玉。
说到这儿，珥岱流下了眼泪。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忏悔。沉吟了好半天，我才抛出这个问题：“你为什么要主动交代杀死戴瑶的案子？这只能加重你的罪行。案子一旦查实，你连一点儿生的希望都没有了！”
坐在长椅上的警官厉声制止我继续这个话题。如果不是公安局的史副局长特意交代过，我想这位警官一定会毫不犹豫地中止我的采访。
虽然我没有被赶出去，但珥岱显然有了思想负担。接下来，他选择了缄默。我翻了翻采访本，记录下来的采访内容足够写一篇千字以上的通讯了。至于那个戴瑶是不是珥岱所杀，眼下连法院都没弄明白，我就别瞎掺和了。于是我合上本子说：“就到这儿吧，谢谢你的配合。”我还想说点儿什么，或者安慰一下珥岱，但对面那刺眼的囚服，又让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珥岱突然提高了声调，情绪也有些激动：“请你帮帮我。哦，不，不是帮我，是帮钟涛。请你一定帮帮他。”
我愣了一下：“钟涛是谁？”
那位警官似乎对“钟涛”这个名字很敏感，“呼”地站起来，冲着珥岱大声呵斥：“时间到了，你该回监室了！”然后又转过脸来对我说，“对不起，记者同志，探视是有时间规定的，请你理解。”
我能说不理解吗？那位警官对我的采访确实给足了面子。我目送珥岱站起来，转过身，随着那位警官走到门口时，珥岱突然转过头冲我喊道：“杨记者，你救救钟涛吧！求求你！”
兑现承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钟涛是谁？
面对这个陌生的名字，我一点儿头绪都没有。我打算再次申请采访珥岱，可又一想，珥岱提到钟涛时，那位看守警官竟然那么敏感，这背后似乎有什么玄机。于是我打消了再次采访的念头。那么，接下来我该从哪儿入手调查呢？
兑现承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珥岱哀求我时，我没吱声。但我记得，我点头了。那么，点头算承诺吗？
我决定找到钟涛。
第二天上午，我走进了北江市公安局。找人的事儿，最快捷、最有效的去处还是公安局。
史副局长四十多岁，在市局领导班子里算是最年轻的。他边给我倒水边问：“怎么？你还要采访珥岱？”
我如实说：“不是采访的事儿，是想请您帮我查一个人。”
“好啊，有困难找警察。你说吧。”
我说：“我想查一个叫钟涛的人。”
史副局长一愣：“谁？”
“钟涛。”
史副局长松开饮水机的手柄，转过头用很职业的目光审视着我：“钟涛的事儿你了解多少？”
我说：“我只知道钟涛这个名字，其他的什么都不清楚，所以才来请您帮忙。”
史副局长沉吟片刻，又问：“这是报社给你安排的采访任务？”
我摇摇头说：“不是采访，是朋友托我帮忙。”
史副局长皱了皱眉头：“什么朋友？能说说吗？”
我想说是珥岱，话到嘴边，又犹豫了，觉得还是不提他的好，便改口说：“是我老婆柳青青的朋友托我，我也不好拒绝。”
史副局长显然不信：“对不起，这个忙我还真的帮不了。如果是采访的事儿，我还可以请示局长，特批一下。至于你妻子朋友的事儿……我们得保护当事人的隐私，有些信息不能随便透露出去。实在对不起了，请你理解。”
从公安局出来，我把这件事从头到尾捋了一遍。先是珥岱，看珥岱的表情，我想到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至理名言。我隐约感到，与其说珥岱托付我帮那个叫钟涛的人，倒不如说他在拯救自己，不是拯救生命，而是比生命更珍贵的东西，比如灵魂。接下来就是看守所的那位警官，再就是史副局长。我想，也许钟涛和公安局有着某种关系，但史副局长的缄默又让我无从知晓钟涛和公安局到底有什么关系。
赶回报社，我把珥岱杀人案的稿子写好交上去。报社专门留出了版面，第二天大篇幅报道了“6·20”杀人案的侦破始末，以及珥岱从画家到罪犯的心路历程。编辑室还从市局要了四张照片，给这篇稿子增色不少。
稿子见报后第四天，我接到了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说要约我见一面。那女人的普通话说得很标准，我几乎听不出她的口音。我敏感地问：“您找我什么事儿？”
她说：“就是你报道的那个案子的事儿。”
出于自我保护，我马上说：“珥岱的案子已经见报了，我知道的也就那些内容，我觉得我们没有见面的必要。”
她急切地说：“不是珥岱，是钟涛。”
我们约定下午三点在凤凰台茶室见面。
这个时段，茶室里人很少，冷冷清清的。我一眼瞥见角落里坐着的中年女人，穿着很普通，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颇有几分知识女性的气质。她边往我的杯子里倒茶边说：“不知道你喜欢喝什么茶，我点了一壶铁观音。我觉得铁观音适合你们记者。你要不喜欢，我再换。”
我顺着她的话题闲扯：“你对茶很有研究？”
她笑了笑：“谈不上研究，我是为了钟涛才了解了一点儿有关茶的知识，很肤浅。”
如此自然地进入主题，而且含蓄地透露出她和钟涛的关系，我忽然觉得这是一个极聪颖的女人。不过，我还是要确认一下：“你和钟涛是什么关系？”
“钟涛是我丈夫。我叫宋梅，梅花的梅。珥岱向你提过钟涛吗？”
我不太喜欢这样的交流，因为宋梅的语气中带着试探的意味。既然你不信任我，干吗还要约我出来呢？所以我也含糊地敷衍：“这重要吗？”
宋梅的眼神像淘金人猛然发现了亮闪闪的东西：“这么说，他是提到过了？”
我惊叹于这个女人的细腻和敏锐。
她说她在一家科研所工作，依我看，她不做记者真是浪费了。没办法，我点点头：“珥岱对我说，让我帮帮钟涛，可是没机会细说，他刚开口就被警察带回监室了。”
宋梅情不自禁地“哦”了一声：“我明白了。”
我问：“钟涛现在在哪儿？”
宋梅轻轻摇了摇头：“不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我答应过珥岱一定帮钟涛。”
宋梅犹豫了片刻，缓缓地说：“钟涛卷进了一桩杀人案。我知道，他是被冤枉的，他一定是被冤枉的。”
我好像听明白了一点儿：“这么说，钟涛在逃亡了？”
宋梅很重地叹了口气：“也可以这么说。”
“既然是冤枉的，就该去公安局，就该找警察澄清事实，怎么能选择逃亡呢？”
宋梅苦笑：“钟涛就是警察。”
除了逃亡，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我几乎难以置信，钟涛竟然是警察，而且还是刑警支队副支队长。
珥岱亲口告诉我，他不仅杀死了高梦歌，还杀死了一个叫戴瑶的女人。但是，市公安局关于戴瑶被杀案的卷宗里却赫然写着：犯罪嫌疑人钟涛，原北江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副支队长，现负案在逃。
警察和逃犯，两个对立的身份同时叠加在一个人身上，这身份就特殊得不能再特殊了。
按照宋梅的说法，钟涛是一个忠于自己职业的好警察，是一个值得她和儿子骄傲的男人。说着，她从女士皮包里摸出一沓红色证书和八枚立功奖章递给我。我郑重地接过来，因为我知道，不管钟涛现在是什么身份，面对这些证书和奖章的时候，我还是该心怀敬畏的。
宋梅说：“杨记者，你能相信一个立过这么多战功的人会是杀人逃犯？”
我说：“这些战功并不能排除钟涛杀人的嫌疑。”
宋梅的眼神黯淡下来，喃喃地说道：“我了解我的丈夫。”
我犹豫了一下，问宋梅：“钟涛是怎么认识戴瑶的？”
宋梅摇摇头。但我看得出，在提到钟涛和戴瑶的关系时，宋梅未能免俗地显出酸楚之色，还有一点儿暗晦的隐忍。
我只好暂时绕过这个话题：“那么，钟涛是在什么背景下选择离开的？”我没有按照警方负案在逃的说法，而是用了一个比较中性的字眼。
“一个电话。”宋梅说。
戴瑶被杀案调查一周之后，夜里十一点多钟，钟涛刚刚躺下，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他一开始以为是又发生了什么案子，半夜被电话叫醒，这在警察的生活里是家常便饭。宋梅像往常一样接着睡自己的，根本就没在意。电话挂断前，钟涛突然很大声地说了一句：“这是诬陷，我怎么可能杀人？”
宋梅一个激灵翻身坐起：“怎么了？”
“他们说我是杀死戴瑶的凶手！”钟涛的情绪有些激动。
宋梅问：“电话是谁打的？”
钟涛不说话了，哆嗦着手点了一支烟，狠狠地吸了一口。
宋梅第一次见钟涛这个样子，也慌了：“他们凭什么说你杀人，有证据吗？”
钟涛仰起脸来望着屋顶，宋梅看到了他眼眶里的泪水。“局长手里有一封署名的举报信。”
“谁举报的？再说了，就凭一份举报信就能定一个人的罪？”
“据说，他们还有一些证据。”
“什么证据？”
“不知道。”钟涛摇了摇头，痛苦地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钟涛突然站起身，开始收拾行装。
“你要去自首？”宋梅傻傻地问。
“我没有犯罪，为什么去自首？”
“那你这是干什么？”
“走，离开北江。”
“你是警察，你知道逃亡的生活是什么样的。除了逃亡，就没有别的办法证明你的清白吗？”
“我就是为了证明我的清白！”钟涛吼道。
宋梅说：“当时，我该阻止他的。我那时是彻底吓傻了，眼睁睁地看着他走了。”
我问：“你知道那个电话是谁打的吗？举报人是谁？”
“到现在都是谜。也许珥岱知道一些情况，可惜，我根本接触不到珥岱。我是看了你采访珥岱的报道，才给你打电话的。”说着，宋梅潸然泪下。
我知道自己的斤两，更不想让宋梅对我抱有幻想，所以我连含蓄和宽慰都没有，直截了当地告诉她：“你对我的期望值太高了，何况我们素不相识。你不觉得这样的托付有些荒谬吗？”说完这话，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答应见宋梅，是为了钟涛。当一个接近真实的钟涛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却退缩了。
或许，宋梅已经有了被拒绝的心理准备，她很平静地看着我：“杨老师，你再考虑一下好吗？”
我说：“你为什么不找钟涛的那些警察同事？”
宋梅反问：“你觉得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
“你没明白我的话。”
“我懂了。”
宋梅轻轻地摇摇头：“没有，你没懂。”
这回我真的明白了。如果是我出了这样的事，单位的同事一定避之唯恐不及，更何况是公安局这样一个敏感的地方。但我实在是爱莫能助。我说：“就到这里吧，一会儿我还得回报社，有篇稿子明天要见报。”
宋梅眼睛一亮：“是珥岱的案子？”
我模棱两可地说：“珥岱的新闻也就这样了，我们社领导的意思是没有深挖的必要了。当然，最后的判决结果我们肯定是要报道的。”
宋梅失望地低下头，突然又仰起脸来：“你还能见到珥岱吗？”
“二审的判决结果出来后，兴许还能见一次吧。”
宋梅追问：“你说珥岱二审可能改判吗？”
“我不敢妄加猜测。不过，以我的经验，维持原判是极有可能的。”
“珥岱可能知道一些钟涛和戴瑶的事儿。”
我说：“你还是请律师吧。”
“钟涛是在逃犯，请律师根本没用。杨老师，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说着，宋梅站起身，离开座位，走到我的面前，竟要在茶室里给我跪下，以这种最无奈的方式来求我。
我急忙拽住她的胳膊：“我答应你。你快起来，我一定想办法见见珥岱。”
这样的承诺是宋梅给逼出来的。可既然答应了，就该兑现承诺。同时我又觉得自己有点儿可笑，到现在我连钟涛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呢。
第二天一早，我再次拜访史副局长。刚提出想要再次采访珥岱，史副局长就一口回绝。他说：“杨记者，实在抱歉，珥岱的律师又提供了新证据，检察机关已经介入侦查。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安排采访，请你理解。”
我早该预料到这样的结果。史副局长又不是傻子，怎能看不出我采访珥岱背后的目的？
我跟宋梅通了电话，把这个结果如实告诉她。宋梅在电话里“哦”了一声，就不说话了。我反倒像欠了宋梅什么似的，于是又多了一句嘴：“除了珥岱，我还能问谁？还有没有第二个知情人？”
宋梅说：“你可以找白默然了解一些情况。”
“白默然是谁？”
“刑警支队支队长。他是最先到达戴瑶被杀现场的人，也是钟涛最好的朋友。”
在我印象中，刑警除了重要场合，比如开会或者重大活动非穿不可，通常情况下是不穿警服的。现在，白默然一身警服坐在办公室等我，多少有点儿故意给我看的嫌疑。
“为什么要调查钟涛？”白默然一开口就像讯问似的。
“这算不上调查吧。”
“那就说说吧，你想了解什么？”
“戴瑶是钟涛杀的吗？珥岱已经承认自己杀死了戴瑶，你们怎么不调查呢？”
“对不起，钟涛的案子，还有你说的珥岱承认杀死戴瑶的情况，我们还在侦查，暂时不能向外界透露。”
“能说说钟涛吗？”
“你指哪方面？”
“随便说说吧。”
白默然沉默了一会儿，拿起桌子上的打火机点了一支烟，深吸了一口，然后是重重的一声叹息。在这声叹息中，我隐约察觉到他和钟涛的感情。男人和女人表达情感的方式有差异，白默然是含蓄的，不像宋梅那么直截了当。
“我和钟涛是生死兄弟！”白默然说，嘴角微微泛起笑意，“当年离开家上警校，我和钟涛在同一列火车的同一节车厢里互相鄙视地坐了一路。四个多小时，彼此没有说一句话。钟涛坐我对面，当然，那时我还不知道面前这个傻乎乎的男孩儿是谁。火车开动的那一刻，我挥手向月台上的母亲和姐姐告别，钟涛也直勾勾地望着车窗外面，他看什么、想什么，我就不知道了。我能确信的是，没人送他。那时的钟涛，脸被晒成紫铜色，一看就是在田里劳作的结果。衣着也很破旧，我注意到他穿的是自家纳的布鞋，上面沾着黄泥巴。一路上，我是大吃二喝，把母亲给我准备的水果、面包、瓜子一扫而光，又取出一本杂志消磨时光。而钟涛除了上厕所，就一直傻坐着。下了车，省城的一个亲戚开着桑塔纳轿车到车站接我。那个年代，能坐桑塔纳也算是很牛了。”
说着，他自嘲地笑了。我突然觉得白默然其实是一个很容易接近的人。
白默然接着说：“我在亲戚家吃了饭，然后才去学校报到。拎着包走进宿舍，看见一个男孩儿呆呆地坐在床角，歪着头看着窗外。他回过头来，我们俩都愣了。我们就这么认识了。钟涛家境贫寒，就说吃饭吧，钟涛每次打的饭菜都是食堂里最便宜的。吃饭的时候，他独自坐在没人注意的角落里，似乎在躲着大家。这可能就是自卑吧。我看他吃得太省，有时就把他拉到学校外面的小饭馆改善一下。警校的训练强度是比较大的，营养跟不上去可不行。当时警校给学生发警服，钟涛就总是穿着那身警服。就是因为总穿着警服，钟涛在街上见义勇为抓了一个抢劫犯，立了一次三等功。据说，这在省警校的历史上也是破天荒。后来，我们一起分配到了刑警队，在这个城市里成家立业，一直干到现在。”
“你觉得钟涛会杀人吗？”我问白默然。
白默然没有回答。我知道，白默然不会为我提供更多的有关钟涛杀人案的细节。“杀人案”这个说法可能欠妥，但是在事实没有澄清之前，我就暂且按着警方的说法这么叫吧。
“你可以到钟涛的老家，从他父母那儿了解一些情况。”说着，白默然在一张纸上写下了钟涛老家的地址。
我接过纸条。关于钟涛的新线索，或许就在这里——离省城四百多公里的清源村。
离开前，我向白默然要了一张钟涛的照片。这以后，我怀揣着这张照片，着了魔似的寻找着钟涛的踪迹，试图解开钟涛杀人案的谜团。
汇款单上没有地址，邮戳也有些模糊，但有一个字让我猜到了这是什么地方。
我把切诺基停在山坳，下车徒步前行。仰脸望向村口，那里空无一人，只有几条土狗懒洋洋地晒太阳。这里和全中国许多村庄一样，只要能走能跑智力还算健全的，都在县市或者省城甚至更远的地方打工谋生，冷清的村庄和那些留守在村子里的耄耋老人一样，寂寞地消磨着慵懒的时光。我采访过不少留守村庄，田地荒芜，许多房子早就没有人住了，年久失修，破败不堪。相比之下，清源村还算好的，至少地里还有庄稼。
我沿着小路爬到坡上，已是气喘吁吁。离村口最近的院落前，站着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儿。问他钟白法的家在哪儿，他指了指他家的后面，然后一溜烟儿地跑了。我小跑着紧跟在他后面，我知道他是要给我带路。
我追随着小男孩儿闯进了一个清净的院落。窑洞门口站着一位干瘦的白发老者，一身地道的农民打扮。我猜这大概就是钟白法 ——
钟涛的父亲。按照记者的职业习惯，采访前总是要把采访对象的性格、背景了解个大概，采访时才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可白默然什么都没告诉我，他说，你到了清源自己去悟吧。这不扯淡吗？明明白默然是认识钟白法的，而且怂恿我到清源的也是他。我觉得他在利用我。可是为什么呢？唯一能站得住脚的理由是他希望我能帮助钟涛。白默然不愧是久经沙场的老刑警，他知道怎么借助别人的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我呢，明知人家在算计我、利用我，却仍然不顾一切地钻进人家设好的套子里，其原因，大概就是因为白默然对钟涛的那份同窗情。白默然可能是不好出面直接帮钟涛，而我的出现，让他看到了帮助钟涛解困的机会。我入套了。
面对钟白法，我模棱两可地自我介绍：“我是北江来的。”
钟白法笑呵呵地说：“你是钟涛的同事吧，钟涛咋没回来？”
看上去钟白法还不知道钟涛出事了。也就是说，钟涛根本就没回过家，直接亡命天涯了。既然如此，我也不能提钟涛出事的话题。我说：“我不是钟涛的同事，我是《北江晨报》的记者，来采访钟涛的。”
钟白法糊涂了：“采访钟涛该去公安局，怎么到这儿来了？”
我说：“我是采访钟涛小时候的事儿，比如上学呀，帮助村里人做好事呀，等等。”
我低估了钟白法的敏感。他警觉地看着我：“钟涛没出啥事儿吧？听你这口气像采访黄继光、董存瑞似的。”
“没有，没有，钟涛好着呢！他是全省的劳模，这次不只采访他一个，我们要采访好多人呢。”
钟白法把我让进窑洞里，介绍了窑洞里的人，有钟涛的母亲，还有钟涛的叔叔钟孝义。那个为我带路的小男孩儿是钟孝义的孙子。窑洞里陈设简陋，看得出来，钟白法家的日子过得捉襟见肘。窑洞的墙壁上挂着一个镜框，里面有钟涛一家的照片，还有钟涛和白默然的合影。后者是一张彩色照片，照片上两人穿着八三式警服——橄榄绿，领口两边是鲜红的领章——应该是两人在省警校上学时照的，那时八三式警服刚刚在全国公安机关列装。
夜晚，我躺在钟涛住过的那间偏窑里。钟涛的母亲送过来一套浆洗干净的被褥。乡村的夜晚寂静无声，习惯了城市的喧闹，我一下竟有些不大适应。远处的几声犬吠，倒像是这静谧乡村里的噪音。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钟白法和我谈了一晚上的钟涛，都是钟涛从小学到高中的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学雷锋做好事、少年赖宁之类。钟白法讲得极有兴致，我听得哈欠连天。我想知道的是，钟涛出事后，就算没有回过家，那信和电话呢？
一夜无眠。天蒙蒙亮时，外面传来公鸡的啼鸣。我一轱辘坐起来，穿好衣服走出窑洞。刚伸了个懒腰，就听见身后有窸窸窣窣的声音。我以为是那只打鸣的公鸡，却隐约看到了一个人影。是的，绝对是人影。那人影离院子有十几米远，光线又暗，朦胧中我无法看清对方的长相。我下意识地喊了一声：“谁，干什么呢？”
那人愣怔片刻，转身就跑。
我的喊声惊扰了钟白法，屋子里先是一连串的咳嗽声，接着钟白法喊道：“谁呀？”
我顾不上答话，径直追出院门。对方奔跑的速度极快，转眼就没影了，但他奔逃的方向就是我停车的那条坡底小道。我追到半坡时，看见一辆黑色的越野车绝尘而去。越野车驶出去很远才把大灯打开，我根本看不清汽车的车型和车牌号。我一口气跑到坡下，查看我的切诺基。车门有被撬动的痕迹，但车里的东西没丢，事实上，车里也没什么东西，我随身带着的采访包放在我住的那间窑洞里。我又试了试汽车马达，也没问题。
钟白法过来了。也许是走得急，到跟前的时候竟咳得说不了话。我关切地问：“您没事吧？”
钟白法又咳嗽了几声，摆着手说：“不要紧，老毛病了。早晨起来咳得厉害，到前晌就好些了。你说怪不怪？”
“哦，那得上医院看看。”我脑子里还想着那奇怪的人影，心不在焉地应着。
钟白法问：“你追的是谁呀？咱这地方穷，贼娃子也不上这儿来。你看花眼了吧？”
看着钟白法，我忽然想到了钟涛。那远去的人影会是钟涛吗？
我带着满腹的疑问返回了钟家的窑洞。钟涛的母亲已经做好了早饭，馒头、鸡蛋、玉米粥和一碟咸菜。因为早晨的事儿，我没吃多少，钟涛的母亲一个劲儿地劝我多吃点儿，表情里带着几分招待不周的歉意。
离开钟家时，钟涛嫁到县城的妹妹回来了。她转交给钟白法一张汇款单，数目是五千元。汇款单上的地址很潦草，由于距离远，我根本分辨不出来，又不好凑上前去细看，邮戳也有些模糊，但有一个字让我猜到了这是什么地方。
这个字是：青。
对于逃亡者来说，选择逃到什么地方，也是在考验着逃亡者的心理和智商。
钟涛在青海吗？
据说，钟涛在市局刑警支队是抓捕逃犯最多的警察。可我搞不懂的是，当钟涛自己面临这样的抉择时，目的地竟然是青海。青海、新疆、内蒙古，这些地区往往是逃犯首选的目标。他们觉得，那些人烟稀少的山林、草原、沙漠是最佳的藏身之所。钟涛抓过那么多逃犯，他当然知道这些逃犯的心理，其他警察也不会不清楚。那么，为什么他还是作出这样的选择呢？
对于逃亡者来说，选择逃到什么地方，其实也是在考验逃亡者的心理和智商。
切诺基行驶在弯曲颠簸的公路上，地标显示这里是清江国道57公里处。一辆黑色的越野车从我的左侧飞驰而过，突然斜插到我的前面，很显然是故意挤我。我赶紧回转方向盘，同时猛踩刹车，切诺基贴着道沟停了下来，右后侧的一只车轮几乎悬空。我被吓出一身冷汗，傻了一样坐在驾驶座上发愣，那辆黑色越野车早已没了踪影。
我知道那辆黑色越野车并不想置我于死地。对方或许是在警告我。
警告什么呢？难道，和钟涛有关？
显然和钟涛有关。有人不想让我介入对钟涛的调查。
白默然和我见面的地点仍然是刑警支队的办公楼，不过这次不是在他的办公室，而是会议室。会议室在三楼，快到会议室时，白默然指着一扇门说：“这就是钟涛的办公室。封了好久了，没有局长批准任何人都不能进去。”
我停住脚，盯着红木门看了几秒钟，有些傻气地问：“连你都不能进去吗？”
“当然了，我更不能进去。”白默然停顿片刻，又说，“这么做其实也是对钟涛的保护。”
走进会议室，我愣住了，因为会议室里已经坐了五个警察。白默然坐在长方条桌的座首，拉我坐在他的旁边，同时介绍说：“这位是《北江晨报》的杨凡老师，资深记者。”说着，冲我点点头，“你把刚刚发生的事儿跟大家伙儿说说，越详细越好。”
我便把在清江国道上遇到的险情叙述了一遍，又说了昨天凌晨在钟涛父母家看到的那个人影和那辆黑色越野车。
白默然问：“你在清源村看到的黑色越野车，和清江国道上的那辆是同一辆车吗？”
我说：“只是凭直觉认为是同一辆车。在清源村那会儿天还没亮，我只是模糊地看到一辆黑色越野车。在清江国道，我看清那是辆黑色的华泰圣达菲，不算高档车，在北江很常见。”
一个年轻刑警问我：“看清车牌号了吗？”
我摇摇头：“没有，当时我已经懵了。”
白默然问：“从县城到北江有几个收费站？”
我想了一下说：“一个。”
一个老刑警也证实说：“只有一个收费站。”
白默然对年轻刑警说：“你去调一下收费站的监控录像，重点是7月19日上午八点至十二点这个时间段。”
没多久，那个刑警回来了，说监控录像已经通过内部网络传输过来了。他打开电脑，屏幕上显示出收费站的画面。那个时间段，通过收费站的汽车很少，而且大部分是大货车。十点三十二分，一辆黑色越野车出现在画面上，车型是华泰圣达菲。视频探头的像素太低，图像比较模糊，但我还是看清了那辆车的车牌号是江A
“停！放大，看一下驾驶员。”白默然吩咐，“联系交警指挥中心，查一下这辆车的信息。”
驾驶员显然做了充分准备，墨镜和黑色棒球帽遮住了半个脸，无法看清他的模样。很快，交警指挥中心反馈，这辆车的登记信息是白色奥迪越野车，车主是北江路桥集团。
刑警们有些垂头丧气。折腾了半天，又等于回到了起点。尽管确认是套牌车，但我感动于白默然的认真严谨，以及对这件事的重视。我歉意地说：“抱歉，给你们添乱了。”
白默然摆了下手：“说抱歉的该是我们。你放心，这个案子我们会一查到底，给你一个交代。”
离开刑警支队的小白楼，行走在拥堵的街道上，我神经质地盯着从我眼前驶过的每一辆汽车。这时，一辆白色本田轿车停在我的身边，电动车窗落下，驾车的竟是宋梅。“上车吧，杨老师。”
我犹豫了一下，上了车。“今天可真巧，在这儿遇见了。”
宋梅说：“我是专程过来接你的。”
我吃惊地问：“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宋梅俏皮地一笑：“我有情报系统。”
我说：“是白默然告诉你的吧？”
宋梅不置可否，问我：“你去清源了？见到钟涛的爸妈了？”
我如实回答：“见到了。”
宋梅叹了口气：“其实，你去清源毫无意义，你能了解到的，只是钟涛的过去。”
我想说钟涛给家里汇款的事儿，可转念一想，这事儿暂时还不能对宋梅说，甚至对白默然也不能提。不说汇款的事儿，只好扯别的话题。我说：“我调查钟涛的事儿，史副局长讳莫如深，白默然却有意无意地提供帮助。公安局到底是什么态度？”
宋梅告诉我，据说公安局有两种意见，以主管刑侦工作的史副局长为代表的一部分人主张公开进行网上追逃；以纪检书记陈俊山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建议，从刑侦和纪检督察部门抽调人员组成抓捕小组，根据调查摸排的线索组织抓捕。赞成第二种意见的人占多数，大家觉得钟涛平时的表现确实不错，从感情上很难接受钟涛就是杀死戴瑶的凶手。此外还有一层意思，公安机关内部出了这样的事，如果公开高调地抓捕，有可能引起新闻媒体的炒作，那北江市公安局就被动了。陈俊山更是快言快语：“钟涛的案子一旦被媒体曝光，我们下半年什么都别干了，记者能把咱公安局的门槛踩塌了。”
所以，公安局对于钟涛的追捕采用的是第二套方案。但是半年多过去了，毫无结果，钟涛从警方的视线中消失了。而那个模糊的“青”字和汇款单，就成了最有价值的线索。
回到报社，我向社长请假，说出去半个月。社长盯着我看了好半天，才挤出一句话：“想跳槽？”
我说：“是请假，跳槽我还没想过，也许以后会，但现在真的是请假。”
“去哪儿？”
我说：“哪儿也不去，就是累了，想休整一段时间。”
社长不高兴了：“员工们要都像你这样，还出什么报纸！”
我说：“我也没卖给你们报社，你要是挤兑我，我还真就跳槽了。到哪儿我都是首席记者，你信不信？”
社长信了，在我的请假单上签了字。
晚上回到家，我开始收拾行装。青海肯定比北江冷，本该多备些衣服。但我不能对妻子青青说去青海，那样容易暴露我的行踪，对我、对钟涛的安全都是不利的，这一点我很清醒。因此不仅衣服不敢多带，我准备的行装也是半袖衬衣、大裤衩，总之都是些适合去南方旅行的衣物。
我对青青撒谎说报社派我去武汉出差。青青问：“明天几点的火车？”
我脱口道：“上午十点。”
“不对吧，去武汉的火车应该是早晨七点半，北江就这一趟去武汉的火车呀？”
我急忙掩饰：“哦，我记错了，是七点半的。”我担心青青看我的车票，我手里的车票是到兰州的。从北江到青海没有直达的列车，要在兰州转车。幸好，青青没看。
“你都成逃犯了，为什么还让我去自首？”
由于对青青撒了谎，我只能按照去武汉的列车时刻，赶在七点半以前到了火车站，在火车站坐了两个多小时，才登上了去往兰州的列车。青青说送我，我说又不是头一次出差，搞那么浪漫干什么。
在列车上咣当咣当摇晃了一天，凌晨五点，驶进了兰州火车站。凌晨的兰州站依然如午夜般漆黑，昏黄的路灯拉出长长的影子。我由出站口转到售票厅，看能不能买到一张去青海的卧铺车票。
女售票员好像没听清我的话：“你到哪儿？”
我说：“青海。”
她白了我一眼：“有青海火车站吗？我怎么卖给你火车票啊？”
我发现我犯了一个极弱智的错误。“那你能卖一张什么票给我？”
大概是因为凌晨的售票厅冷冷清清，售票员不介意和我多说几句：“你可以先到西宁，从西宁再转车。如果你是去旅游，可以直接到格尔木，格尔木离青海湖、塔尔寺都很近。”
西宁？还是格尔木？我仅凭一个模糊的邮戳，就认定了青海。至于是到西宁还是格尔木，我必须作出选择。
“格尔木吧。”西宁作为青海的首府，人多眼杂，绝不是钟涛会选择的去处，也许格尔木更靠谱一点儿。
这注定是一次迷茫的旅行。时间在铁轨与车轮的咣当声中消磨着，我离格尔木越来越近了。
下车的时候已是深夜，我找了一家小旅店住下。服务员是一个身材很胖的中年女人，手里拎着一串钥匙，带着我穿过昏暗的走廊，打开了一扇房门。这是一个标间，其中一张床上已经躺着一个人。那人脸冲墙睡着，椅背上搭着一件紫红色的僧衣。屋子里有股淡淡的酥油茶味道。
我草草地洗了把脸，蹑手蹑脚地钻进被窝，躺下却毫无睡意。人海茫茫，钟涛早已隐姓埋名，想要找到谈何容易？我忽然觉得这次青海之旅，真的是头脑发热的荒唐之举。为什么跑这么远来寻找一个与我毫不相干的人？
天快亮的时候，我的困意终于来了。一觉醒来，已是中午，对面床上的僧人已经走了。肚子咕咕叫，我穿好衣服，打算出去先填饱肚子，然后再琢磨从哪儿开始入手寻找钟涛。这时，僧人突然推门进来，他看见我，合掌向我示意，嘴里还念念有词地说着什么，大概是一些祝福或问候的话。我从未与僧人打过交道，慌不择言：“您没走吗？”
僧人笑了笑：“我去买火车票了。还不错，有座位呢。”
“那是师傅您运气好。”
僧人愣了愣神，突然盯着我认真打量起来，接着用北江方言说道：“听口音您是北江来的？”
我惊讶地张大了嘴巴：“你是北江人？”
“天地很大，天地又很小啊！”他没有直接回答。
“师傅在哪个寺院？塔尔寺吗？”
僧人摇摇头：“我在的那个寺院离格尔木有一百多公里，是个小寺院，和塔尔寺无法相提并论。请问您来青海是出差还是探亲旅游？”
我说：“我是来找人的。我的一个亲戚，出来做生意快一年了，一点儿音信也没有，家里人很着急。格尔木的北江人多吗？”
僧人说：“见过几个，有打工的，也有做生意的，不知道是不是你要找的人。”
我迫不及待地打开背包，取出钟涛的照片递给僧人。他接过照片，愣了一下，手明显地有些抖动，然后把照片退还给我：“没见过。怎么是个警察？你刚才说他是做生意的。”
我忙解释：“他过去确实做过警察，后来不干了，改做生意了。”
“哦，原来是这样。青海这么大，地广人稀，能不能找到，要看你的运气了。请问您在北江是做什么的？”
“我也是做生意的。”
僧人又问：“五年前，北江有个案子，两个诈骗的同伙火并，扎伤了一个，您听说过吗？”
“好像有点儿印象，据说嫌犯到现在还在逃。您知道这个案子？”
“在报纸上看到的，因为是北江的事儿，所以记住了。哦，对不起，我还有事，先走了。”僧人说完，便转身离开了。
这僧人匆匆进来，又匆匆离去，这里一定有问题。而且他看照片时，表情有些异样。难道他见过钟涛？我顾不上再仔细琢磨，急忙追出小旅店。街上没有我要找的那个僧人。想起他刚才说去买火车票，我直奔火车站候车室。
候车室的人不算多，我担心他换了衣服，所以盯着那些候车的人挨个儿打量。从下午两点一直到晚上八点，格尔木火车站没有列车发出和通过，我必须赶在列车进站前找到那个僧人。
终于，一个蹲在角落里的男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的衣服很新，一看就是刚买来换上的，头上戴着一顶藏民们喜欢的毡帽，也是簇新的。我看到的只是他的侧面，无法确定究竟是不是我要寻找的人，但我不能放过机会。我绕到他的身后，突然攥住了他的胳膊。他像是被马蜂蛰了一下，本能地想要挣脱，当他转过头来看清是我，便停止了反抗，叹了口气问我：“你是警察吧。”
我说：“我是记者。我们找个地方谈谈。”
他点点头，背起行囊跟着我出了候车室。
回到旅店，他换上了僧衣，重新以僧人的身份坐在我的对面。他说：“你想问什么？”
“我们还是先认识一下吧。我叫杨凡，《北江晨报》的记者，你呢？”
“我叫洛桑。你也可以叫我洛桑喇嘛。”
“我想知道你出家前的名字。”
洛桑低着头，半天没说话。
我知道，洛桑之所以躲着我，是因为我是北江人，我知道五年前的那个案子。那个案子很可能和他有关系。于是我说：“也许你隐姓埋名，甚至甘愿遁入空门，就是不想面对过去。可事实上，你越想逃避，越是难以逃避。还是说说吧，说出来就解脱了。”
他仰起脸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
我找到我的包，从笔记本里抽出那张照片，指着照片上的钟涛问：“你一定见过他吧。你是看了这张照片之后才躲着我的，对不对？”
他终于开口了：“你和他什么关系？”
“老实说，我没有见过他，我对他的了解仅限于这张照片。我是在采访一个杀人犯的时候，受这个即将离世的人之托，找到钟涛，想办法帮助他。”
听到“杀人犯”这三个字，洛桑哆嗦了一下，口中喃喃地重复了两遍：“杀人犯，杀人犯……”接着他又问，“你为什么要帮助一个你根本就不认识的人？”
“我没必要骗你。理由很简单——承诺。”
“承诺？”他睁大了眼睛。
屋子里很静。外面那个女服务员拎着钥匙“哗啦哗啦”行走在走廊里的声音，仿佛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泪水顺着脸颊滚落，他伤心地哭了。我静静地看着他，等他把心底那些压抑了很久的东西一股脑发泄出来。
他的情绪渐渐平静之后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也是杀人犯。”
他叫厉福胜，是一个电脑高手。我以为电脑高手一类的人一定具备高等学历，可他没有，他只上过北江一所民办的医药专科学校，学的专业是药品检验。毕业后，没有一家药检所肯聘请他去检验药品。找不到工作的厉福胜只好宅在家里，每天游走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除了打游戏，就是研究电脑软件程序。有一天，他接到了一封电子邮件。这是一封邀请函，一家软件公司诚聘熟悉电脑编程的人才，薪金相当可观。他按照邮件提供的联系方式，在一家酒店的会议室见到了公司的人力部经理。对方对厉福胜的能力很满意，但有一个条件，员工必须住在公司里。对此，厉福胜不但不觉得苛刻，相反还可以少听几句母亲的唠叨。
报到那天，公司派车到楼下接他。冲这，他决定到了公司一定好好干。那是一辆黑色的英菲尼迪，他坐在车里美得很，想象着公司也一定很气派。结果，轿车把他拉到郊外的一幢简易楼里。破房、破桌、破椅，除了桌子上的三台电脑和几部电话，其他什么都没有。
“你们这是什么公司啊？”他的手里还拎着行李。
男主管三十多岁，满脸青春痘。他拍了拍电脑，有些不耐烦地说：“你只负责编程，其他就不用问了，反正到时候按月给你发工资。”
头一个星期基本没事做。后来他了解到，这个公司除了五个业务员，就他一个是操作电脑的。其他员工不知道在忙什么，进进出出的，好像也没闲着。半个月后，主管说来活儿了，这些天得加班了。厉福胜那叫一个激动，憋了这么些天，终于能大显身手了。主管给他交代任务，他却越听越糊涂——不是没有听明白，是因为听明白了才糊涂。主管给他交代的任务就是为他们的网络诈骗犯罪提供技术支持。
厉福胜拒绝了：“犯法的事儿我不做。”
主管冷笑：“恐怕不做都不成了。这半个月住在这里，你能跟警察说清楚吗？再说，你也走不出这幢楼。你知道为什么上你家接你吗？我们就是想知道你住哪儿，你父母的安全取决于你是否合作。”
厉福胜傻眼了。
就这样，由被骗到骗人，他越陷越深。有一天，他发现一笔二百万元的款子打进了公司的账户。这么庞大的数目让厉福胜心惊肉跳。他决定赶快逃离这个魔窟。
可是，门口那两个保安虎视眈眈，除了主管，其他人都不能自由出入。于是他开始在主管身上打主意。一天他对主管说，电脑坏了，需要出去买配件。主管说：“你开个单子，我派人去买。”
他说：“我开单没用，那得看型号。”
主管是骗子中的骗子，一眼就看穿了他的把戏：“你别跟老子耍滑头。老子在道上混的时候，你他妈还穿开裆裤呢。”
他泄气了。想逃离这个魔窟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那天，他无意中在床垫子下面发现了一把匕首，可能是原先租住这房子的人留下的。他试了试刀锋，还算锋利。自从发现了匕首，他忽然觉得自己强大了。他开始注意那两个保安的作息规律。他发现，一般到了晚上十点以后，保安便把大门锁上，坐在门口的保安室里看电视，十二点以后，他们就睡了。但怎么搞到保安的钥匙呢？
又过了一个月。有一天半夜，主管突然把他摇醒，说警察可能注意到了这个地方，要马上转移，让他赶紧收拾东西。主管说，除了电脑，其他的都可以不要。他趁主管往楼下搬电脑的时候，把床垫子下面的匕首揣进了怀里。来到楼下，他撒腿就跑，主管和一个保安在后面紧追。主管扑倒了他，然后站起来往他身上狠踹。他本能地用手护着脑袋，蜷起身子。就在这时，匕首的刀把顶住了他的肚子。他奋力站起来，抽出匕首，向主管连捅数刀，看着对方软塌塌地倒了下去……
从此，他成了杀人犯。他褪去身上沾着血迹的夹克衫，只穿一件单薄的衬衫，一口气跑到火车站，登上一趟西去的列车。他当时只有一个念头——能逃多远就逃多远。从北江到兰州，从兰州到武威，从武威到西宁……在四处躲藏的这几年里，每次听到警笛声，每次看到身边有警察出现，他都心惊肉跳。
最后，他变成了洛桑喇嘛。他觉得自己已经忘记了过去，忘掉了厉福胜。直到钟涛的出现。
今年初夏的一天早晨，洛桑像平常一样打开寺院的大门，突然发现门口躺着一个满脸胡茬、一身泥泞的男人，完全可以用奄奄一息来形容。洛桑转身回去请示活佛，得到活佛的许可后，他把男人抬进了寺院里一个专供香客住宿的房间。
傍晚，男人苏醒了。洛桑急忙喊来活佛。活佛和那个男人谈了很久，具体谈了什么洛桑至今都不知道。他只知道，此后，那个男人在寺院住下了。再后来，他知道那个男人叫钟涛。
有一天，钟涛突然问洛桑：“你是北江人？”
这些年来，洛桑的口音和当地人几乎一样了，他不相信会被人轻易认出来。洛桑装傻：“北江在哪儿？”
钟涛坚定地说：“你是北江人。你叫厉福胜。”
那一刻，洛桑，不，厉福胜彻底崩溃了。他哆嗦着嘴唇：“你是什么人？你怎么认识我？”
“我见过你的照片。”
“在哪儿？”
“在我的办公室。我是警察。”
“那我就是东郭先生了。”
“不，你救了我，这是事实，我还是要感谢你的。你不是东郭先生，我也不是中山狼，我其实也是在救你。你捅的那个家伙叫马二强，他后来被救活了，但你确实构成了伤害罪。我分析过你的案子，不符合正当防卫的条件，你完全可以选择报警，而不是通过捅伤马二强来换取逃离那个团伙的机会。我希望你回北江自首，你的情况，肯定会得到宽大处理。”
厉福胜问：“你住在寺院里，就是为了抓我？”
钟涛摇头苦笑：“完全是碰巧了。现在我也是被通缉的逃犯。”
厉福胜难以置信。“你都成逃犯了，为什么还让我去自首？”
“有些事儿我无法和你解释。我们会在北江见面的。另外，请你帮我把这五千块钱按照这个地址寄出去。最后还要请你为我保密，不要把遇见我的事儿告诉任何人，可以吗？”
钟涛把他送上了长途车。来到格尔木后，他突然改变了想法，不想回去自首了。当然，他的内心也很矛盾。他把那五千块钱从一个小邮局寄了出去，然后开始漂泊，不过始终没离开青海。辗转多日，又回到了格尔木，就在旅店里遇到了我。
我说：“你带我去找钟涛，我们一起陪你回去自首。”
厉福胜说：“我答应过钟涛，不把他在寺院的事儿讲给别人，我不能带你去。”
第二天一早，我给白默然打了个电话，白默然说他下午坐飞机先飞西宁，再到格尔木，北江没有直飞格尔木的民航班机，让我耐心等待。我把给北江警方打电话的事儿如实告诉了厉福胜。他很理解，说：“谢谢你了杨记者，我知道你也是为了我好。”
第三天早晨，白默然从青海省公安厅借了两辆越野车，赶了一夜的路，抵达了格尔木。到楼下后，白默然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到了，你们出来吧。”
我陪着厉福胜走出了小旅店。
两个刑警走过来，一左一右，把厉福胜押上了警车。我注意到，他们没有给厉福胜戴手铐。我猜测，这或许是白默然特意交代的。
珥岱把戴瑶带进了那个阁楼。这是在高梦歌之后，第二个走进这间画室的女人。
白默然命令北江来的刑警押着厉福胜先找地方休息。等他们驾车离去，我迫不及待地说：“赶快去见钟涛吧。”
“钟涛躲着我们是为什么？我们这样开着警车大摇大摆地去了，钟涛会束手就擒吗？”
我确实没想那么多。“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白默然示意我跟他一起上车。车里放着一首好听的藏族风格的曲子，司机穿着警服，被紫外线雕刻过的脸上带着明显的高原特征。
越野车穿行在格尔木的街头，然后驶离市区，拐上一条县级公路。走了大约一个小时，进入一个小县城。
我问：“厉福胜说钟涛在寺院里，我们到县城干什么？”
白默然说：“我们先到县公安局，请当地警方配合一下。这也是为钟涛的安全考虑。”
我不反对依靠当地警方的力量，可我们不是去抓捕钟涛，至少我认为我和白默然不该去抓捕钟涛，而是要还钟涛一个清白。
县公安局刑警队队长叫才让，是个藏族汉子。白默然问才让：“情况怎么样？”
才让说：“人不在寺院里了，住在县城的一个招待所里。他本来是要离开的，好像还有什么事儿没处理完，所以没走。要不然，你们就白来了。”
从西宁开来的越野车，因为是警车，就留在了县公安局的大院里。我们和当地的刑警一起上了两辆桑塔纳。汽车在离钟涛住的毛纺厂招待所五十多米远的地方停下。我们下了车，徒步来到招待所楼下。
当地一名刑警正要推门进去，突然传来“砰”的一声枪响。有人踹了我一脚，我腿一麻，扑通摔倒在地上。接着又是一声枪响，我甚至能感觉到子弹尖啸着从我头顶飞过。才让果断下令还击。一阵枪声过后，楼上停止了射击。接着，从招待所后面传来汽车引擎发动的声音。
一名刑警快速跑向我们停车的地方，大概是打算驾车去追。才让吩咐两名刑警跟上去，然后带着留下的两名刑警和白默然一起冲进楼里。在二楼的一间客房里躺着一具尸体，身上有枪伤。房间里还有一个黑色背包，包里除了几件衣服，什么都没有。白默然指着包说：“这是钟涛的。”
“什么？”我大吃一惊，“你是说刚才驾车逃跑的人里有钟涛？”
“不，这些人是冲着钟涛来的。他们赶在了我们前头。但愿钟涛安然无恙。”
“‘他们’是谁？”
白默然答非所问：“你和我们回北江吧。剩下的事留给才让队长处理。”
我固执地说：“我要留下来继续寻找钟涛。”
白默然叹了口气：“别傻了，你在青海找不到钟涛。”
但是我有太多的疑问。我真的想留下来找到答案。钟涛来青海是为躲避警方的追捕，还是为寻找能证明自己无罪的证据？追杀钟涛的人是谁？他们怎么知道钟涛的下落？
我想说服白默然让我留下来。白默然不容置疑地说：“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但你不是警察，你留下来只会添乱。你更不用担心钟涛，他知道该怎么做，别忘了，他是刑警。”
回到家，我把在青海的事儿含糊地告诉了青青。青青的拳头像雨点似的落在我的背上。“杨凡你行啊！长本事了，学会撒谎了，敢骗媳妇了！”
我没有过多地解释。在钟涛这件事上，有些问题很难解释清楚。似乎有一股无形的力量钳制着我，在它的操控下，我正陷入一个看不见底、摸不着边的黑洞。
这时，门铃响了。我看了青青一眼，她一动不动，还是一副赌气的表情。我起身打开房门，竟是我的岳母。老太太见女儿满脸的不高兴，就猜到我们闹别扭了。岳母说：“杨凡，本来你们两口子的事儿，我做老人的不该掺和，可你也有点儿过分了。夫妻之间最起码的是互相信任。”
我小心谨慎地解释说：“妈，您这是冤枉我了，我也没做什么过分的事儿，更没有对不起青青。”
岳母沉着脸：“你不是说去武汉吗，怎么跑到青海去了，还跟着公安局抓了一个逃犯。这么大的事儿你也不和青青说，你怎么能这样呢？”
青青睁大了眼睛：“妈，你怎么知道杨凡去青海了？你简直太神奇了。”
岳母撇了撇嘴：“报纸都登了，我还能不知道？”
“登报了？”我差点儿蹦起来，“是哪家报纸？”
岳母也有些不解：“《北江商报》。我还琢磨呢，杨凡参与的事儿，《北江晨报》不登，《商报》却登了，这是怎么回事儿呀？”
我心里咯噔一下，《北江商报》要是登了，那我们社长还不把我骂个狗血喷头？临下飞机前，白默然一再嘱咐我，让我别把青海的事儿发布出去。我想，他是为了保护钟涛。现在倒好，不让我发，他找别的媒体发了。如果不是白默然捅出去，《北江商报》的记者怎么会知道？事已至此，我赶紧去报社销假，然后等着社长训斥。
果不其然，社长看见我，登时火冒三丈，随手抓起桌上的《北江商报》扔在我面前。我没有解释。我还能说什么呢？说我被刑警支队长给玩了？
社长生气并不完全是因为被抢了新闻，而是这件事儿确实给《北江晨报》丢了脸。我在北江的记者圈内也算有影响的人物，远赴青海参与了抓捕厉福胜的行动，最后消息却刊发在别的报纸上，这在北江的媒体圈内绝对是个笑话。社长沉着脸说：“扣你这个月的奖金，外加半个月的工资，然后写一份深刻的检查。”
还好，社长没炒我的鱿鱼。
从报社出来，我直奔刑警支队的小白楼，找白默然兴师问罪。白默然的办公桌上就放着一张《北江商报》。看我一脸怒气冲冲的样子，他歉意地说：“杨记者，你先听我解释。”
我说：“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是啊，我知道，不管我怎么解释，也无法挽回已经造成的影响。是我们错了。我们事先没有和宣传处的同志沟通好，结果他们把这事儿透露给《北江商报》的记者了。我代表刑警支队真诚地向你道歉。”
我这人最见不得别人道歉，一句和气话，我的火儿就发不出来了。也许是白默然觉得这次登报事件对我确实造成了伤害，作为补偿，他同意明天提审珥岱的时候，我可以随同前往。不过，前提是不要见报。
第二次见到珥岱，他胖了一些，精神也比上次好了一点儿。他低着头进来，被两名警察押着坐在一把特制的讯问椅上。坐定后，他下意识地抬头打量讯问他的警察。我和他目光对视的时候，我在他眼中看到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
我想对珥岱说点儿什么，或者打个招呼，但是忍住了。大案队队长谢小龙和一个叫小苏的刑警坐在讯问台后面，我和白默然坐在两把临时摆放的折叠椅上。谢小龙开门见山：“珥岱，你说你要还原事实真相，那么，你还有什么事实要陈述吗？”
珥岱不假思索地答道：“戴瑶是我杀的。”
“你为什么要杀戴瑶？”
“因为她是一个卖淫女。”
“就这么简单？”
珥岱叹了口气：“事实就是这样。”
谢小龙问：“你是怎么认识戴瑶的？”
珥岱撇了下嘴：“她是一个卖淫女，这样的女人还要怎么认识呢？她们就像苍蝇和蚊子一样游荡在最见不得人的角落里。别看她们衣着光鲜，甚至美貌出众，比如戴瑶。可是无论多么漂亮的女人，一旦被贴上卖淫女的标签，她还有什么自尊和廉耻可言……”
谢小龙打断了珥岱的话：“你跑题了，我是问你认识戴瑶的过程。”
“这和案子有关系吗？”
谢小龙加重语气：“非常重要，你必须讲清楚。”
珥岱和戴瑶是在一个叫“亮马河”的KTV里相识的。自从知道高梦歌以前做过小姐，珥岱竟然对小姐产生了一种报复心态，他自己也意识到这种心理是不正常的，可他就像染上了毒瘾，深陷于这种依恋与仇视交织的矛盾心态中。
包厢里光线暧昧，珥岱的面前站着一排穿着夜总会统一制服的小姐，他的目光逡巡了片刻，停留在戴瑶的脸上。他似乎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这不是高梦歌吗？不，她没有高梦歌那么妩媚，显得比高梦歌清纯一些。珥岱抬手一指：“就她吧。”
戴瑶在珥岱身边坐下，殷勤地给珥岱的杯子里斟满红酒：“哥，我敬你一杯。”
珥岱无动于衷，就好像戴瑶不存在一样。
戴瑶问：“你是搞艺术的吧？”
珥岱还是不答话。他的冷漠让戴瑶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突然站起身来要走。这时，珥岱终于说话了：“既然做了婊子，莫非还想给自己立个贞节牌坊？”
如果换作别人，可能一摔门就走了。戴瑶本来要走，却突然停住脚步，转过脸来盯着珥岱：“我是婊子没错，难道你是君子吗？有一个词叫衣冠禽兽，我想，你不会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吧。这里是歌厅，你想要什么？想要杨柳岸晓风残月？我告诉你，这儿没有！我还告诉你，你到了这里，点了我，你就该知道什么叫厚颜无耻！”
珥岱愣住了。他盯着戴瑶。暗淡的光影里，是一对乌黑的眼眸，那眼眸中闪着晶莹的泪光。这泪光，却是从年轻画家的眼眸里淌出来的。
戴瑶在这种场合见多了逢场作戏，可在这种场合流泪的男人还是第一次见到。从这位扎着马尾辫的年轻画家身上，她看到了某种与众不同的东西。
当然，戴瑶死了，这只是我的猜测。
两人坐了下来。得知戴瑶是大三学生，珥岱很震惊：“你为什么要干这个？”
戴瑶没回答他，而是反问：“你失恋了？而且我身上一定有你前女友的影子。哈哈，对吧？”
珥岱默认了。后来，他们谈了很多。当他们把一瓶红酒干掉后，戴瑶竟有些微醉。她原本是陪酒女，今天这些酒，依着她的酒量，还不至于醉，可偏就醉了。戴瑶醉眼蒙眬地抓着珥岱的手：“你带我走吧。”
珥岱摇摇头说：“我到这种地方，说白了，就是为那事儿来的。可现在，我已经知道你是大学生，别人怎么想我不管，但我不能带你走。不能。”
“你看不起我吗？”戴瑶的语气有几分凄凉。
珥岱苦笑：“我还有资格看不起你？粉堕百花州，香残燕子楼。我们跳一段舞吧。”
戴瑶有些站立不稳，但还是硬撑着站起来。珥岱拥着戴瑶转了几步，戴瑶脚步踉跄。舞确实跳不下去了，他打算埋单离开。他担心，再不走也许会又一次堕入情网。
“我该走了。”珥岱说。
戴瑶没吱声。珥岱也不知道她听清没有。她目前的状态已经无法继续陪下一位客人了。
珥岱走出“亮马河”，招手叫了一辆出租车。拉开车门的瞬间，他看到戴瑶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他只得又下了车，把戴瑶扶到车上，他打算把她送回学校。到了那所大学门口，戴瑶歪着头在车上睡着了。这下，珥岱还真没辙了。无论他怎么摇，戴瑶就是醒不过来。珥岱忽然想起，离这儿不远有一家小宾馆，是他的同学开的。他便把戴瑶送到那家宾馆，用他的身份证办了手续，把戴瑶扶进房间里，盖好被子，灭掉灯，关上门回家了。
此后的几天，戴瑶的模样在他脑海里始终挥之不去。他强迫自己忘了那个晚上。好在，他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画板上。
一个月后，下了入冬的第一场雪。珥岱顿生兴致，站在街边的人行道上欣赏雪景。不知不觉中，他感觉雪好像停了，仰起头，他的头顶多了一把伞。他急转身，身后站着的竟是戴瑶。“你怎么在这儿？”珥岱疑惑不解。
“我路过就看见你了，你怎么也在这儿？”
“我家住这儿。”
“那，不请我上去坐坐？”
珥岱把戴瑶带进了那个阁楼。这是在高梦歌之后，第二个走进这间画室的女人。戴瑶对这间画室充满了好奇。她非常羡慕这片属于自我的天地。“你真幸福。”她说，“比我的天地大多了，至少属于你一个人，不像我们六个女生挤在一间宿舍里。”
戴瑶的出现，让珥岱淡漠了对高梦歌的记忆。戴瑶的家在离北江三百多公里的山区，不过在行政区划上仍然属于北江市管辖，是北江最偏远最贫穷的地方。戴瑶的父亲是个赌徒，母亲得了一种叫肌无力的怪病。如果把戴瑶的堕落简单地归结于家庭的不幸，未免有些牵强，但对于一个一贫如洗的农村来的女大学生来说，她也没有多少选择。
珥岱说：“你别再去那种地方了，安心读书吧。我靠卖画也能让你读完大学。”
戴瑶哭了。她说：“你是真心对我的男人。”
这句话里暗藏了秘密。不然，戴瑶不会这么说。珥岱没听出来。他的外表和内心一样阳光。
第二天，戴瑶去了“亮马河”。不是去上班，而是找妈妈桑结清以前的账。她打算离开那个地方，为了珥岱。妈妈桑见到戴瑶，像遇见了救星：“你来得正好，我正要找你呢。福哥来了。”
这年头，最牛的人就是房地产商，福哥就是。福哥看中了戴瑶，每次来“亮马河”专点戴瑶。
戴瑶摇摇头说：“我不想再做了。”
“真的不打算干了？”
戴瑶先是摇摇头，马上又点点头。她的内心是矛盾的。
“老妹，你可别后悔啊。”
“你放心，我不后悔。”
妈妈桑悻悻地走了，看样子是向福哥回话去了。过了一会儿，妈妈桑又进来了，跟着进来的还有福哥。
福哥说：“你打算金盆洗手啊？好啊，福哥祝贺你。既然是祝贺，就得有点儿表示，这样吧，我在天盛楼订个包间，庆贺一下。”
戴瑶摆了摆手，有几分胆怯地说：“谢谢福哥。我晚上有个约会。”
福哥大手一挥：“没关系，把你男朋友一起叫上。对了，我这儿有一万块钱，你拿着，听说你母亲有病，带她到北江的医院来看看吧。”
戴瑶犹豫了。
“这也许真的是天意。那场雨就是为我的人生画的一个句号。”
珥岱再见到戴瑶是在一个星期之后。戴瑶说：“我回老家接我妈去了。她终于能住进医院了。”
珥岱没头没脑地说：“我和你一起陪床吧。”
戴瑶直摇头：“我妈是山里人。看见梳着马尾辫的男孩儿，会吓着的。”
第二天下午，珥岱让母亲给煲了鸡汤，装在保温桶里。到了医院病房的楼下，珥岱给戴瑶打电话：“我给你母亲送鸡汤来了。我不上去了，你下来取吧。”
戴瑶嗫嚅着：“对不起……我不在医院。”
“那你在哪儿呢？”珥岱急切地问。
“我在给母亲筹钱。对了，谢谢你，珥岱。”
戴瑶的声音里有一丝淡淡的忧伤，这让珥岱心痛不已，感觉自己竟然那么无用。沉吟了片刻后，珥岱说：“你在哪儿？我想见你。”
戴瑶说：“我知道你的心。你帮不了我，谢谢你。”
珥岱还想说什么，电话里却发出了“嘟嘟”的声音。珥岱失神地站在楼下，他想把保温桶送到楼上，可又不知道该送到哪个病房。再说，戴瑶已经明确表示，不希望他见到她母亲。珥岱有些沮丧，觉得画画和生活、艺术和现实总是有那么一些差距。他把保温桶留在医院门口的保安室，之后，给戴瑶发了一条短信，告诉她到保安那里取鸡汤。
珥岱决定替戴瑶的母亲筹钱。上次办画展，差不多卖掉了这几年所有的作品，已经没有多少画可卖了。于是，珥岱说服母亲，把家里所有的积蓄——四万多元，全部取出来给了戴瑶。
珥岱对母亲说：“谢谢妈妈。”
母亲擦了擦眼角的泪水，笑着说：“谁让你是我儿子呢。”
负责记录的苏警官说：“等一会儿吧，钢笔没水了，我去找瓶墨水。”
谢小龙说：“用我的笔吧。”
苏警官甩了甩手腕：“你让我的手也歇会儿。”
谢小龙转过脸望着白默然说：“白队，下午再提审吧。你看快十二点了。”
白默然眼睛盯着珥岱，思索了一会儿，挥了下手说：“一鼓作气吧。”说完，白默然摸出手机，压低了声音打电话。听那意思，电话是打给看守所所长的，让所长准备盒饭。
我对白默然有些不满，觉得这样似乎有点儿不近人情。他这种讯问方式叫车轮战，目的是让讯问对象因疲惫而丧失警惕。其实，珥岱已经承认人是他杀的，他没必要避重就轻做无谓的抗争。
我赞同谢小龙的意见，应该休整一下再接着讯问。可谢小龙并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据我了解，谢小龙是想顶钟涛刑警支队副支队长的位置。既然局里想重新组建刑警支队的领导班子，当然会考虑白默然的意见。所以，在这种时候，谢小龙不会因为这点儿小事得罪白默然，他选择了退让。
看守所民警把盒饭送来了。白默然递给我一盒：“委屈你了，对付一口吧。”
珥岱的手铐被打开了。两名警察站在珥岱左右。珥岱捧着盒饭埋头吃着，样子很专注。我看不清楚他面部的表情，但就他往嘴里扒拉饭的动作看，他很平静，也很坦然。这倒是我希望看到的。不知怎么，我的心中突然涌起一丝酸楚。
“梦巴黎”是北江新开业的一家餐厅，人气特别旺，雅座要提前预订。既是“梦巴黎”，饭菜当然以西餐为主。戴瑶点了一份牛排、一份马赛鱼羹，珥岱也点了一份牛排，又要了两杯红酒。
戴瑶没有特意装扮，柔和的灯光照在她的脸上，显得清纯自然。这是珥岱喜欢的。珥岱盯着戴瑶，像在欣赏一幅自己满意的作品。戴瑶调皮地把手伸到珥岱面前晃了几下：“别这么盯着女生看。”
珥岱笑了：“哈哈，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我的眼神绝不是那种色迷迷的，我是在欣赏一件世界上最美的艺术品。”
“真没发现你还有一张很讨女孩子喜欢的嘴巴。除了我，你还谈过很多女朋友吧？”
珥岱老实地点头承认：“曾经有过一个。但是，那只是昙花一现。”
戴瑶说：“长得很像我？”
珥岱点点头：“那天在‘亮马河’已经被你猜中了。”
戴瑶突然叹了口气，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才说：“以后我们不要提这个话题了，好吗？”
聊了一会儿，珥岱起身上洗手间。而高梦歌正好从洗手间出来，两人擦肩而过，彼此竟然都没有注意到对方。等他回到座位时，高梦歌就坐在他的座位上和戴瑶聊得很热乎，看那样子，两人的关系很熟。
当时高梦歌背向珥岱，但那背影珥岱再熟悉不过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珥岱本想回避，可戴瑶还是看到珥岱了，扬起一只手喊：“珥岱你快来，让你认识我的一个姐姐。”
高梦歌转过头，看见珥岱，愣住了。珥岱只好硬着头皮走过去。高梦歌狐疑地问戴瑶：“这就是你男朋友？”
戴瑶看出了一些端倪，反问道：“你们认识？”
高梦歌从这句话里找到了答案。接下来她说的话，差点儿让珥岱晕过去。按照情理，她该回避这层关系，哪怕说朋友也好。可是，她对戴瑶说：“我们不仅认识，珥岱是我以前的男朋友。”
珥岱忽然觉得高梦歌是那么无耻。他知道她这是故意气戴瑶。他已经看到戴瑶的脸色变了。珥岱马上说：“不管我们以前是什么关系，但那是过去的事儿了，我们已经断了。”
高梦歌不阴不阳地说：“怎么能断呢？我还欠你二十万，等我凑齐了就还你。”
谢小龙打断珥岱的话：“那二十万，高梦歌还你了吗？”
珥岱摇了摇头。
“你杀死高梦歌是因为她欠你二十万不还吗？”
珥岱说：“我原本就是送她的，就没想着让她还。”
谢小龙问：“排除了经济上的纠纷，那么你杀死高梦歌的理由呢？”
“恨。我是先杀死了戴瑶，然后一不做二不休，连高梦歌一块儿杀了。”
“你怎么能同时杀掉两个人？”
珥岱扬了扬下巴：“不是同时，是先杀死了戴瑶，然后在家待了两天，第三天晚上又杀死了高梦歌。”
“为什么你先杀死的是戴瑶呢？”
珥岱说：“杀死戴瑶是因为爱，杀死高梦歌是因为恨。我和戴瑶的关系后来越来越糟，是高梦歌故意造成的。我杀死戴瑶之后就后悔了，所以，就把这恨归咎到高梦歌身上。我知道高梦歌住的那个别墅，我是夜里九点多去的，当时，正好下着雨。”
白默然突然问：“你为什么选择下雨天作案？”
“下雨的时候谁还会在外面呀，那样就没人注意我了。别墅区本来人就很少，而且哗哗的雨声还能掩盖高梦歌的呼救或者喊叫。不过，那天我勒住高梦歌的脖子后，她除了挣扎，并没有喊叫。记得我在24号别墅门口遇到高梦歌的时候也在下雨，”珥岱苦笑，“这也许真的是天意。那场雨就是为我的人生画的一个句号。”
白默然问：“你杀死高梦歌的手法和杀死戴瑶一样吗？”
珥岱点点头：“一样。用一根红塑料外皮的铜线勒住脖子。”
白默然拿起桌上的一张照片问：“是这根铜线吗？”
珥岱接过照片看了看：“应该是。”
白默然厉声追问：“什么叫应该是？你看仔细一点儿，到底是不是？”
珥岱又把照片认真地看了看，还给了白默然：“是，就是它。”
白默然盯着珥岱问：“铜线是哪儿来的？”
珥岱说：“是我家里的，上次我家电路坏了，从劳务市场找了一个电工，他修完电路后，剩下一米多长的线。”
白默然回头对谢小龙说：“我问完了，你们继续问吧。”
一开始，我对白默然突然冒出这么一连串问题有些莫名奇妙，仔细揣摩，才发现姜还是老的辣，这些是提审的关键环节。可他为什么不提钟涛呢？也许是为了避嫌？
接下来由谢小龙继续讯问时，他的思路有些乱，想了好半天竟冒出一句：“刚才你说到哪儿了？”
这可不是大案队队长该说的话。
珥岱愣怔了一下：“说到铜线了。”
谢小龙沉吟片刻：“你是怎么杀死的戴瑶？”
珥岱说：“那次偶遇高梦歌后，我感觉戴瑶对我的态度明显冷淡了。戴瑶是一个不太会装的女孩儿，有什么心思，立马就写在脸上了。那天之后，她也像高梦歌一样和我玩起了失踪。我到她租住的地方去找，她根本就没回去。没办法，我鼓起勇气到病房去找。至于这么做会不会让戴瑶更反感，我也顾不得了。到了医院，医生告诉我，戴瑶的母亲三天前办了出院手续。又过了一个月，我再去出租房找戴瑶，开门的是一个男人，瞪着眼睛问我找谁。我说找戴瑶，那人便回头喊她。可是戴瑶拒绝见我，那人就重重地把门关上了。后来我才知道，那人就是福哥。这房子也是福哥花钱租下的。”
我忽然觉得，白默然对我依然有所保留。这难道是警察的职业习惯吗？
对珥岱的讯问不得不中断。
当时是下午四点，讯问进行了将近八小时。无论是讯问的警官还是被讯问的珥岱，都显出了疲惫之色。他们都很累。但中断的原因不是因为疲惫。白默然不怕累，他要的就是让珥岱在疲惫中心理防线彻底崩溃的效果。也许，他觉得只有这样，珥岱交代的犯罪过程才是最可信、最真实的。
讯问中断的原因是白默然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听白默然的语气，那电话是局里的某个领导打来的。接完电话，白默然说：“停了吧。有案子了，需要我们马上出现场。”
我说：“我还打算采访一下珥岱呢！陪你们耗了一整天，我到现在一无所获。”
白默然看着我：“你打算问什么问题？时间长吗？”
“我想问几个关于钟涛的问题，用不了很久。”
白默然摆了摆手：“不要提这个问题。”
“可我来这儿就是想搞清楚珥岱和钟涛的关系。”
白默然叹了口气：“你知道吗？我向珥岱提问的时候，钟涛这两个字就在我的嘴边，但我没说出来。知道为什么吗？珥岱的供述是要写进笔录的，每一个字都将作为证据呈送到法庭上。我们不知道他和钟涛的关系，所以才要慎重，否则出了什么差错，就真的无法挽回了。”
“那我能以记者的身份问珥岱吗？”
“不行。”
我阴着脸回到家。青青看我的表情，关切地问：“怎么了？”
我说：“没什么。”
青青不信：“你这一天都去哪儿了？”
我说：“到市局看守所了。”
青青突然敏感起来：“你又去采访那个案子了？你们报社是不是要安排你跑政法口？我告诉你，这政法口的事儿最麻烦，有些案子连法官也很难断清楚，你一个记者，弄不好就把自己推到风口浪尖上。你知道吗，前几天有个很有名的电视台记者，因为报道山西的一个什么事，被当地警察给带走了。”
我点点头说：“我也听说了。”
青青抱怨说：“你都知道还接这活儿啊？这事儿你得跟报社领导谈，不行咱就辞职，凭你的能力，我就不信没有别的报社要你。”
我急忙说：“今天去看守所和报社没有一点儿关系，是刑警支队的白默然约我去的。”
青青的脸色愈加阴沉。我知道，她对我撒谎到青海的事儿仍旧耿耿于怀。“你还是离那些警察远点儿，你看社会上的人有几个对警察有好感的？”
我不认同青青的看法。“至少我接触的这些警察都是好人，比如白默然，比如钟涛。”
青青撇了撇嘴：“钟涛你见过吗？再说，钟涛还不是公安局追捕的逃犯？”
客厅里的电话响了，打破了我和青青之间的僵局。那是一个陌生的固定电话号码。我犹豫着接通电话，对方是一个带着外地口音的女人：“您是杨凡记者吗？”
得到确认后，她哭了。我说：“你别哭，有什么话你说呀。”
她哽咽着说：“我叫钟霞，是钟涛的妹妹。你能找到我哥吗？我爸病了，县医院让我们到北江的医院来检查。我给我哥打电话，可我哥一直关机，我想到了北江再说，就陪我爸来了。哪知道，医院没有床位，不收我们住院。我爸这会儿就躺在小旅店，他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说是你留下的。我没办法，只好求你帮我找我哥了。”
我忙安慰说：“你别着急，你哥出差了，这会儿不在北江，你给你嫂子宋梅打电话吧。”
钟霞说：“打了，我嫂子的手机也停机了。”
宋梅怎么会停机呢？我问清楚她的位置，急急忙忙往外走。青青喊我：“你着急忙慌的这是去哪儿？”
我说：“钟涛的父亲病了，住在一家小旅店里，我过去看看。”
我叫了一辆出租车赶往新建路，快到了才想起，那里离刑警支队不远。钟白法生病的事儿是否要告诉白默然呢？想了想，还是看看情况再说吧。
钟白法躺在小旅店的床上，脸色苍白。见我进来，他挣扎着要坐起来。我急忙上去按住他，关切地说：“老伯，上次见你还好好的，怎么说病就病了？”
钟白法没回答我的问题，他的呼吸很急促，夹带着剧烈的咳嗽：“钟涛是不是出啥事儿了？”
我一惊，忙说：“刚才我已经和钟霞说了，钟涛出差了，在外地办案子，回不来。”
钟白法根本不信：“钟涛以前也出差办案子，可这次好像不大正常，这么长时间怎么能一点儿信儿都没有呢？宋梅的电话还停机了。你说这还不是出事儿了？你就实话告诉我吧，我都一把年岁的人了，什么样的事儿没经历过？如果你不说，我就去公安局问钟涛到底出什么事儿了。要是真的牺牲了，我就把他的骨灰带回老家，让他睡进钟家的老坟里去……”他越说咳嗽得越厉害，到最后，眼看着都要喘不上气了。
钟霞忙上前拍老人的后背，我也慌了。当务之急是赶快把钟白法送进医院。我想起曾经采访过北江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副院长，我为他做过一次人物专访，采访了多半天，彼此印象应该是很深的。我调出号码打过去，巧的是他正在医院里值班。
不一会儿，副院长派了一辆救护车，把钟白法接到了医院。
第二天上午，我给白默然打了电话。白默然很着急，问钟白法得了什么病。“正准备检查呢，”我告诉他，“你想办法联系一下宋梅吧。”
白默然说：“试试吧，我也好久没和宋梅联系了。”
打完电话，我和钟霞拿着大夫开列的检查单从彩超室开始逐个项目地检查。不一会儿，白默然打来电话，说到医院楼下了。
我赶紧下楼去迎白默然，见面就说：“我对钟白法说钟涛去外地办案了。咱俩不能说穿帮了。”
白默然拍了拍我的肩膀：“你放心，我知道该怎么说。我呀，还真替钟涛高兴，你和他连面儿都没见过，就这么帮他。有些人，即便是多年的朋友，也不一定能做到你这份儿上。”
白默然的夸奖并没有让我激动。我甚至怀疑自己的脑袋是不是进水了。我和钟涛算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帮他？钟涛呀钟涛，你他妈值得我这样吗？你躲哪儿去了？
回到彩超室门口，钟白法已检查完毕，被钟霞搀扶出来了。白默然走上去，紧紧抓住钟白法的手。我以为他会马上解释钟涛出差办案的事儿，可白默然只说了些安心养病、不要心疼钱等无关痛痒的话。钟白法也没提钟涛的事儿，他要等白默然开口。如果白默然急于解释钟涛出差办案的事儿，那说明钟涛可能真的出事儿了。但白默然没提，反倒让钟白法的心里稍稍有了些安慰。
一口气做了十几项检查，回到病房，钟白法很疲惫。白默然把钟白法搀扶到床上，又为他搭上被子。钟白法闭目躺了片刻，睁开眼睛问：“钟涛在哪儿？”
白默然说：“在外地。”
“很远吗？”
白默然点了点头。
“你能给他打个电话吗？”
白默然摇摇头：“不能，他的工作严格保密。除了他主动和我们联系，我们找不到他。”
钟白法似信非信：“你说的就像演电影似的，有那么邪乎吗？”
白默然拍着钟白法的手背：“钟伯伯，您还别不信，钟涛做的事儿可比电影精彩多了，等钟涛完成任务回来，陪您老讲个几天几夜。”
“嗯，那好，那好啊。”钟白法一直阴云密布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就在我们陪着钟白法聊天的时候，护士进来问：“哪位是患者家属？请到医生办公室来一下。”
我和白默然进了医生办公室。钟霞留下来照顾钟白法。
“结果很不乐观。”医生说，“根据检查结果判断，钟白法得的是肺癌。医院方面会尽力治疗，但家属也要有心理准备。”
我问：“是不是要手术啊，费用是多少？”
医生说：“差不多七八万吧。”
出了医生办公室，我和白默然的心情都很沉重。白默然说：“住院费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当然我们没有把你当外人的意思，你已经是我的哥们儿了，钟白法和钟霞也把你当亲人一样看待。只是这住院费的事儿无论如何不能让你操心，你负责找宋梅，找到宋梅后，让她把钟晓磊一起带来，孩子该看看他爷爷了。有了钟晓磊，老爷子的精神肯定要好很多。”
我说：“我没到过宋梅家，只能去单位找她，你看这合适吗？”
“没关系，你又不是警察，到单位找她，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如果宋梅不在单位呢？”
白默然写下了钟涛家和宋梅父母的住址，“假如不在单位，你按照这两个地址再找一找，实在找不着，那也没办法了。”
离开医院，我反复拨打宋梅的手机，传来的却是“您呼叫的号码已经停机”。手机停机，一般有两种可能，一是欠费；再就是换号了。欠费不可能很长时间，通常发现欠费，机主会很快补齐，开通手机。长时间停机，十有八九是换号了。我隐约觉得，宋梅好像在逃避什么。
到了宋梅工作的科研所，传达室的保安告诉我，宋梅好久没来上班了。我问有多久，保安也说不上来。我跑到楼上，整个二楼办公室的门都锁着。再上到三楼，一间办公室半开着门，我看见一位女士在电脑前忙活着什么。我敲了一下门。
她抬起头瞟了我一眼：“什么事儿？”
我说：“我是来找宋梅的。保安说好久没见她了，我想打听一下怎么能找到宋梅。”
“你找宋梅呀。她和同事到内蒙古出差了，这会儿可能正在草原上撒欢呢。”
我回去把宋梅的情况向白默然讲了。白默然的语气有些不满：“这宋梅的心可够大的，丈夫亡命天涯，她倒好，自己跑到草原上旅游去了。”
我替宋梅辩解：“据我了解，自从钟涛出事以后，宋梅一直很压抑，她出去玩玩，也可能是为了缓解……”
白默然打断我的话：“我比你了解宋梅，他们夫妻的感情并不是……”白默然没有说下去。
我忽然觉得，白默然对我依然有所保留。这难道是警察的职业习惯吗？（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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