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周敦颐与《太极图说》(上）
蔡厚淳名人名篇系列讲座第四讲
周敦颐与《太极图说》(上）
大家下午好！今天我讲座的题目是《周敦颐与“太极图说”》。
为了表示对周夫子的敬重，出门前，我特地沐浴更衣，并在讲座现场焚起了檀香。目的是形成一种气氛，让我们一起“宁心静气”，很好地来品味宋代理学开山者的代表作。
先介绍周敦颐。
周敦颐，字茂叔。原名宗实，恰好与宋英宗的旧名相同，为避讳，遂改名惇颐。到南宋时，其名又犯宋光宗赵惇的御讳，于是宋人又将他改名敦颐，这已是他身后一百几十年的事。
关于周敦颐的名字，张端：《贵耳集》卷上说：“周濂溪以舅官出仕，两改名。先名宗实，因英宗旧名改惇颐，后又以光宗御名改敦颐。”可见，周宗实改名周惇颐，乃他生前自改，而周惇颐改名周敦颐，乃南宋人为避宋光宗赵惇的名讳而帮他改的。
一个人，都已经死了一百几十年了，还得为避讳而改名，封建制度之腐朽，可见一斑。所以，社会一定要进步。这一点，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旗帜鲜明。
周敦颐是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生于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年），卒于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很遗憾，他只活了57岁。至于他为什么五十几岁就去世了，后面我将专门讲到。
2009年他992岁。
周敦颐谥号元，称“元公”。
其父周辅成，也是进士出身。我在一些场合都表达过我的观点，我觉得，我们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科举。千年以来，科举这种制度，在相对公平地选拔人才方面，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只是到了明朝以后，科举逐步演变为教条的、僵化的“八股取士”，才使它丧失了生命力。而作为一种考试制度，无疑，至今依然是先进的。英国就公然宣称，他们的现代考试制度就是就是向中国的科举学习的。而美国承认，他们的国家考试制度是向英国学习的。所以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老是妄自菲薄。要珍惜、继承、尊重中华民族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许多好的东西。
同样，今天我们也不能因为现行的高考制度存在某些弊端，就提出要把它给废掉。这叫“因噎废食”。
虽然我对高考制度的本身也有诸多的意见，但是，我仍坚持认为，在现在的国情面前，妄言取消现有的考试制度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众所周知，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我们国民们的法制意识还不是很强，道德素质也是参差不齐，特别是太多的权钱交易正大行其道。在这种形势下，现行的高考制度无疑是最公正、最透明的人才选拔制度。有了这种高考制度，我们普通的百姓子女才有可能凭着自己的才学、凭着自己的努力踏进高等学府的大门。一旦取消了高考制度，而采取“推荐”等等其它的途径，恐怕那些一无权，二无势，三无钱的普通百姓子女们只能望洋兴叹，连大学的大门都望不见了。
当然，现行的高考制度有这样那样的弊端。这一点我不否认。例如，考试成绩只代表着对书本知识的掌握，代表不了学生真实的技能；有许多更优秀的考生只因临场失误而痛失前途；在高考的考场上枪手如林，太有伤大国风范；考场内外有太多的猫腻……
但是，你想过没有？如果取消了高考，人才又将通过什么途径来选拔呢？靠推荐——现在的领导们自己都保不定是花钱买的呢，能指望他们把良心放正了？靠平常的积分——可高考还能作弊呢，何况平常的积分？怕水分就更多了吧？靠自荐——那不得更乱套呀？靠——往下还能靠什么呢？
如果中国人的觉悟足够高，如果各级领导们都能足够的公平公正，如果所有的制度与手续都能公开透明，高考制度取消也未为不可。但恰恰是没有这种过硬的社会环境，这才导致了我们对高考制度既爱不起来，又丢不下的尴尬局面。这时，我们只有边呼唤健康的社会风尚的建立，边探索更为健全的切实可行的人才选拔制度，边耐心地等待。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妄谈取消高考，那只能坏事儿。
国家的人才选拔制度并不仅仅涉及到个人和家庭，而是一件关系到国家与民族前途命运的大事。稍有闪失，就会使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受到极大的损害。所以，它的取舍不可不慎。因为我是一个大学老师，这方面感慨颇多，所以多说了几句。
周辅成做过贺州桂岭县的县令，在周敦颐15岁的时候去世了。年少的周敦颐随其母从营道到京师开封，投靠当时任龙图阁直学士的舅父。“龙图阁直学士”这个官有多大呢？因为有人看京剧看到，当年的包公也任过此职，所以人们又称包公为“包龙图”。
其实，北宋“龙图阁直学士”是一种虚衔，属荣誉称号。
宋代的官制和其他朝代有很大的区别，有“官”、“职”、“差遣”之分，历史上称为“差遣制”。其中官名表示官位和俸禄的高低；学士、直阁等头衔，是一种荣誉称号，叫做“贴职”，简称为“职”；担任的实际职务叫做“差遣”或“职事”，这才有实际权力。但是前边还要加上“判”、“知”等限制词，表示你的官职也是暂时的，随时可以撤换。这是宋朝加强中央集权所采取的措施。如‘知县‘就是临时让你做县长官的意思。
宋朝制度，每一位皇帝去世后，必敕建一阁，以奉藏先帝遗留的文物。例如龙图阁，就奉藏着“太宗御书、御制文集及典籍、图画、宝瑞之物，及宗正寺所进书籍、世谱”。其后，又建有天章阁、宝文阁、显谟阁、徽猷阁、敷文阁及南宋的焕章、华文、宝谟、宝章、显文等阁。在北宋，“龙图阁直学士”应该是代表很有学问的“职”。百姓称呼龙图阁学士为“老龙”,龙图阁直学士为“大龙”,龙图阁待制为“小龙”。
宋朝官员对“职”名很重视。入阁者,必是进士出身。“一经此职，遂为名流”。凡有“职”名的官员，可享有一些特殊待遇。
周敦颐舅父的“差遣”是什么，没有看到相关的记载，但能够得到“龙图阁直学士”的“职”名，估计官阶应在三品以上。有人还要问，三品官相当于现在的什么级别？从我查到的资料来看，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副部级。仅供参考。总而言之，周敦颐舅父的官还是做得不小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后来他才能帮助周敦颐走上仕途。
周敦颐被舅父看作是有出息的孩子，爱若己出。24岁时，因其舅父的荫子关系，（“荫子”制度是宋代—种特殊的补官制度。凡文臣到一定级别的都可以享有子孙补官的特权。它不仅“荫”同姓子孙，也可以“荫”异性亲戚。）周敦颐被朝廷任命为洪州分宁县的监主簿。
洪州分宁就是现在的江西省修水县。“监主簿”是个什么级别的官员呢？按照宋代的官阶，“监主簿”属正九品。相当于现在的正科级。也就是县委、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这样的职务。
有一点我想说明一下，封建社会的县衙门里，官吏们的职能是没有像现在这样分得如此清楚的。比如，我们现在的县长是不会直接去审案的，而在当时，不但县令要升堂理案，其他官吏也会参与办案。很有意思的是周敦颐从24岁步入仕途开始，一直参与司法审案。后来，他升到了路“提点刑狱”，也是分管刑狱诉讼的。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周敦颐一辈子都是在司法战线工作的。
下面讲第二个问题：“仕途30载，“洗冤泽物”为己任”。
周敦颐从24岁步入仕途，57岁去世。为官30多年。“洗冤泽物”这四个字是宋史上对他的评价。说他一辈子把“为老百姓洗清冤屈，施恩泽于万物”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周敦颐这方面的事例是很多的。由于时间原因，我选了三个例子来谈一谈。通过这几个例子，来看他的人生轨迹，来看他的为人为官。
第一个例子，周敦颐24岁刚到洪州分宁县任主簿，县令就让他去审理该县拖了很久都不能判决的一个积案。可能也是为了试一下这个年轻人的能力。周敦颐接手后，进行了认真地调研，结果只审讯一次就立即把整个案子判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用现在的话就是“原、被告均无异议”。很漂亮地显示了他的才能。以至于从县令到同僚以及当事人都一致夸奖他：“老吏不如也！”意思就是，象这样的疑案和积案即使是有丰富的办案经验的老官吏也不如周敦颐啊！
第二个例子是“南安任参军，摔笏顶王逵”。
庆历四年（1044年），周敦颐调南安任“司理参军”。这个南安不是现在的福建省南安市，而是现在江西省赣州市的大余县。大余县古称南安，位于江西省西南端，赣、粤、湘三省交汇处，与信丰、南康、崇义和广东南雄、仁化等县接壤，素有江西“南大门”之称。
有人说，南安（大余）不是一个县吗？我告诉各位，南安在宋代是“军”的建制。
宋代县以上的行政机构为州（与州同级的还有府、军、监），由知州与通判掌握审判权。
知州下置有判官、推官、司理参军、司法参军等具体负责审判的官吏。
宋代的司法程序大致是这样的：案件通常是先由司理参军审讯，传集人证，调查犯罪事实；由司法参军根据已经审得的事实,检出应当适用的法规,评定应处的罪刑；再由判官或推官定罪量刑，作成判稿；最后由知州决定判词、宣判。
当时周敦所任的南安任司理参军相当于现在地级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庭庭长，大致是副处级。我所作的这些类比不一定准确，仅供大家参考。主要是使各位对这些古代职位有一个大致的印象。如要作为学术资料引用，还需作准确考证。
第二年，发生了一件事，《宋史》是这样记载的：有囚法不当死，转运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众莫敢争，敦颐独与之辨，不听，乃委手版归，将弃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逵悟，囚得免。
这段记载说的是，南安有一个囚犯，按照宋朝的法律是不应当处死的，而路转运使王逵却决定要严加处置，意思就是他要处死这个犯人。为什么王逵有如此权力呢？这就要谈一谈宋代的“路、州、县的行政体制。
宋代的“路”是州、县之上的一级正式行政管理层级和行政区划。
宋代的统治者为了吸取历史上中央政府最后往往被架空的教训，所以，天下平定以后，赵匡胤首先用和平的方式“杯酒释兵权”，解除了开国元勋老将老帅们的兵权。不仅如此，在行政架构上也费尽思索。宋代虽然设了“路、州、县”三级行政管理体制。（有点像我们现在的省、市、县）但在“路”这一级不设行政办事机构，具体的行政办事机构设在“州”。中央政府直接管“州”。州府的主要官员也直接由中央政府任命。
宋代的“路、州、县”三级行政管理体制是一种权力多源化、分权制衡、集权于中央的新型地方行政体制,是宋代政治精英们对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建设所做出的创新和贡献。
“路”常设的官职有三个：经略安抚使（掌管一路兵民之事）、转运使（掌管一路财赋）、提点刑狱公事（掌管一路刑狱）。从这样看，转运使只是路的长官之一。但宋太宗时，由于皇帝的偏好，转运使受令兼管行政、司法、军政和监察。所以在“路”的三个主官中，转运使的权力最大。虽然在宋太宗之后，路转运使所兼管各事由中央派其他官员管理。但宋太宗对转运使的重视与偏爱所造成的影响还是很深的。
这个王逵，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相当于省里的主要领导。他是一个非常严酷凶悍并且个性很强的官僚。他凭个人印象，就想要处死这个犯人，众官虽觉不妥，但他们慑于王逵的权势，都是“敢怒而不敢言”，因此没有人出来讲话。这时候，惟独周敦颐一个人站出来和王逵据理力争。周敦颐就在公堂上搬出大宋律法，一条一条地和王逵辩。这就好比一个副处级干部和省长省委书记较真。所以王逵不但不听，反而训斥周敦颐。面对这样蛮横的上司，周敦颐一气之下便把笏板重重地摔在地上，并且打算弃官回家，气忿地说：“当官不能依法理案，这样的官还能当吗?为了讨好上司而违背法律规定去乱杀人，我不干！”
王逵这个人也很有意思，他平时说一不二，从来也没有谁敢顶撞他。没想到突然被周敦颐重重地顶了一下，他顿时也懵了。这个人大概属于那种“服硬不服软”的人，顶了一下以后，他反而冷静了。前前后后思索一遍，发现周敦颐的意见还是对的。最后终于省悟，放弃了原来的主意，囚犯最终免于死刑。
第三件事是“虔州任通判：知州赵汴识敦颐”。
北宋嘉祐五年（１０６０），朝廷任命周敦颐为虔州（治所在今江西赣州市）通判。属正六品官员。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已经做到地厅级领导了。
“通判”，在一个州里，地位仅次于“知州”。宋代为了控制司法和监督地方官吏，在各州特设通判，作为州的副长官。朝廷规定，知州与通判共掌本州一切政务，上报或下发公文，必须由知州与通判共同签署，才得施行。
当时虔州的知州叫赵汴，这个人的身份很高。属皇室成员。当他听到周敦颐要到虔州来任通判，就向手下人了解周敦颐，当时肯定有人向赵汴说了周敦颐的坏话，并且举了许多所谓的“事例”。
赵汴也被这些毁谤周敦颐的话所迷惑。所以周敦颐来了以后，赵汴有一段时间都对周敦颐态度很冷淡，既不支持他，也不配合他。周敦颐当然知道是有人在赵汴那里进了谗言。但他既不解释，也不赌气，依然兢兢业业，按章办事，认真地做好本职工作，表现得特别坦然。
赵汴在长时间仔细地观察了周敦颐的所作所为后，才恍然大悟，明白当初那些先入为主诽谤周敦颐的言论，均属污蔑不实之辞。于是，有一次他主动握着周敦颐的手说：“我差点失去你这样的人才，从今以后算是了解你了。”
赵汴这个人应该说还是一个君子。当他了解了周敦颐的人品和才能以后，不但与周敦颐成了莫逆之交，而且反复向皇上竭力推荐周敦颐。正是由于赵汴的竭力推荐，所以周敦颐在熙宁初年，升任郴州的知州。还是由于赵汴的推荐，不久，周敦颐又升任广东转运判官（转运使的副职），提点刑狱，（掌管一路刑狱）。主管复核州、县的案件和稽查州、县案件的积压等事项。
这时的周敦颐已经官至三品了。尽管周敦颐的官越做越大，管的事越来越多，但他始终以昭雪蒙冤、泽及万民为己任。
周敦颐为了真正做到“洗冤泽物”，他经常不辞劳苦地巡视所管辖的地区，了解案情，核对事实。即使是有瘴气的险峻遥远之地，他也认真仔细地去视察。他这种尽职于事的精神，一直为当地百姓所怀念。
这个地区多是荒崖绝岛，人迹罕至，疫疠流行。他为了了解案情，还是到各处查询，以洗冤情，就因为这样，他染上了瘴气，得了重病。史书上记载：“竟以此得疾”。
上次，我到广东去，与一些广东土生土长的朋友说到苏轼的第三位夫人王朝云，还有周敦颐都是在广东“染瘴气而逝”，他们听后，都觉得很奇怪，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千年以前的广东。
别看广东现在是中国第一经济大省，在古代很长一段时间内可是南蛮之地，生产力落后，文化低下，人烟稀少，蛇虫遍地，传染病也很多。中原人士多不愿踏足此地。而朝庭为了惩罚官员，也往往将犯错误的官员贬到广东，广西甚至海南岛上去。今天到广东去下海找工作是好事，而那个时候确实一种惩罚措施，谁要是被弄到广东去，一定是凄凄惨惨戚戚的。柳宗元，苏轼等著名文人都被弄去过。
而“瘴气”盛行之地说的就是两广地带。这一带因为天气湿热，细菌极易孳生，再加上物产饮食不同于中原，中原人士至此往往容易生病。所以认为在这些地方存在致人于死地的“瘴气”。中原人士在南方的热带亚热带丛林中的确经常看到中原树林里没有的浓厚雾气，并把其叫做“瘴气”。认为这些气体是导致疾病的根源。事实上这些雾气一般是由于湿气太重形成的，对身体虽然有一定的消极影响，但并不足以导致重病，许多当地人经常出没于丛林中却毫发无伤，中原人士大多是因为不习惯当地的气候和饮食，身体调节功能跟不上，所以很容易被细菌侵害而染病。
当然，周敦颐到广东不是贬官，而是升任。但毕竟水土不服，再加上幸苦劳累，自身的抵抗力下降，所以还是染上了重病。
熙宁五年（1071），因为病重，实在无法再坚持在广东担任“提点刑狱”，万不得已，只好给皇帝上奏折，如实禀报。后经朝廷批复，周敦颐改任南康军的知军。
南康军的治所就是现在的江西省星子县。周敦颐在这里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三年。
周敦颐到任后，把家安置在庐山的莲花峰下。
周敦颐在当时也确实算得上是一位清官。周敦颐在精神生活上是一位光明、正直、清高的君子儒，在物质生活上却是比较清寒的。在《濂溪先生墓志铭》中，潘兴嗣说周敦颐在洪州南昌做官时，得过一场大病，去看望他时，“视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箧，钱不满百。”
赵汴第二次担任成都知府时，打算奏请皇帝重用他，但此时周敦颐已经病情沉重，不能再履新职了。
熙宁六年（1073）六月七日周敦颐与世长辞。享年五十七岁。嘉定十三年，赐谥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
下面讲第三个问题：周敦颐的成就以及对他的评价。
在30年的政治生涯中，周敦颐一面做官，一面潜心于儒家学说的研究和传授，他既是一个官员，又是一位出色的儒学大师。据《年谱》说，他在郴县为县令时，“至县，首修学校，以教人”；在合州五年，与士大夫广为交结，“士之从学者甚众”。在代理邵州时，更是大开讲学之风。当时的荆湖北路转运史孔延之在《邵州新迁学记》中赞颂他说：“周君好学博通，言行政事，皆本之六经，考之孟子，故其所设施，卓卓如此。异时宋史书周君之善，以为后世法，未必不以邵学为先”（《周子全书》卷17）。
在周敦颐的传道讲学活动中，表现出他是一位善于启人心智的高明导师。据《宋史》记述说：“侯师圣学于程颐，未悟。访敦颐，敦颐曰：‘吾老矣，说不可详。’留对榻夜谈，越三日乃还。颐惊异之，曰：‘非从周茂叔来耶？’其善开发人如此。”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程颐的学生侯师圣听不懂老师所讲的道理，就去向周敦颐请教，经周的开导与启发后，茅塞顿开，程颐知道后，立即猜测到，这个学生一定向周敦颐请教过了。这件事不仅说明周敦颐启发了侯师圣，同时也说明程颐当年受周的开发教导记忆犹新。另据周敦颐《年谱》记载，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王安石为提点江东刑狱时，闻周敦颐之名，特向他请教，二人相遇“语连日夜，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寝食。”由此可见，周敦颐不仅善于开导人，同时也说明他当时在学者中具有很好的社会影响。
对于他的成就与评价，我概括地归纳几点：
（一）周敦颐是北宋理学思想体系最早的开创者。
他的理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继承了《周易》和《中庸》的思想，吸收道教和佛教的一些观点，提出一个简单而有系统的宇宙构成论，说“无极而太极”，“太极”一动一静，产生阴阳万物。“万物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太极图说》)。”圣人又模仿“太极”建立“人极”。“人极”即“诚”，“诚”是“纯粹至善”的“五常之木，百行之源也，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只有通过主静、无欲，才能达到这一境界。他的这些观点，在以后的七百多年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所提出的哲学范畴，如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性命、善恶等，均成为后世理学研究的课题。
（二）周敦颐是中国古代把世界本原当做哲学问题进行系统讨论的肇始者。
在周敦颐以前，无论是孔孟也好，还是董仲舒也好，他们的哲学观基本上是在伦理和政治的范围内，而没有从“形而上”的方面，没有从世界本源的方面去进行系统地探讨。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把世界本原当做哲学问题进行系统讨论的，周敦颐是第一人。
（三）周敦颐一生教出了两位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当然，这件事要感谢程太中。就是程颢和程颐的父亲。因为当时的人，一般都只知道周敦颐是一个不错的官员，而不了解他还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学者。程太中作为周敦颐的同僚和朋友，通过长时间的交往，他深知周敦颐学问的博大精深。所以，他把两个儿子全交给周敦颐来教育。可见他对周敦颐的信赖程度。周敦颐也真的没有辜负程太中老先生的信赖和拜托。经过他的精心调教，程颢和程颐成为了宋代理学的奠基者和开拓者。
不过，我也必须告诉大家，从实际的理学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周敦颐在北宋理学崛起之时的影响不是很大。他之所以能获得如此地位，主要原因是“洛学”的创始人二程兄弟（程颢、程颐），曾师事于他。关于濂洛间的师承关系，学术界历来也有不同说法，争论很多，至今仍是疑案。二程少年时曾短暂问学于周敦颐，但二程的思想与周敦颐的关系并不很大。二程本人也不甚推崇其早年的老师，曾稍带贬意地说“周茂叔穷禅客”（《河南程氏遗书》卷六）。二程兄弟也不承认自己的思想与周敦颐有关，他们曾经这么说过：“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而且，程颐以“义理”说《易》，迥异于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由于周敦颐没有处在当时的政治和时代思潮的中心，“濂学”在当时没有形成很大的学派，所以也就很难产生大的社会影响。
可以肯定的是，周敦颐的思想学说还是具有鲜明理学特征的，尤其是他的《易》学思想和“诚”的思想，对以后的理学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具体地说，周敦颐将“宇宙本原道德化”，并从中寻求封建伦理道德的永恒性依据，他的《太极图说》、《通书》、《爱莲说》等，援道、佛入儒，他所提出的太极、动静、性命、鬼神、死生、诚、几、中和等许多命题，以后也反复为理学家所讨论。正因为如此，所以到了南宋时期，经朱熹的极力推崇，周敦颐终于被视为“理学开山”。加上朱熹的思想学说后来被定为官方学说，这一点也就为大家所接受。
《宋史》对周敦颐的记载是：“博学力行，著《太极图》，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终始。又著《通书》四十篇，发明太极之蕴。……其言约而道大，文质而义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于学者也。”（《宋史》卷四百二十七，中华书局1977年版）
黄庭坚也给予周敦颐很高的评价，称赞他“人品很高，胸怀洒脱，像雨后日出时的风，万里晴空中的月，不贪图获取名声而锐意实现理想，淡于追求福禄而重视得到民心，自奉微薄而让孤寡获得安乐，不善于迎合世俗而重视与古人为友”。
第四个问题，介绍一下周敦颐的主要著作：
上次，我讲陶渊明的时候，曾经向各位介绍，说陶渊明一辈子只写了125首诗，12篇文章，总共15788字。有的朋友已经表示惊讶了，说，怎么这么少啊？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周敦颐比陶渊明更少。
周敦颐一生流传下来的著作主要有《太极图说》、《易通》(又名《通书》)、《爱莲说》、《拙赋》等。有清康熙张伯行刊《正谊堂集·周濂溪集》、清乾隆董榕辑《周濂溪集》（简称董本）、《四库全书·周元公集》（简称四库本）等。这些作品全部加在一起，仅6248字。只有陶渊明的五分之二。但思想博杂，影响深远。所以，一个人作品的价值的大小，不完全取决于字数的多少。
周敦颐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太极图说》。
下面讲一下第五个问题，周敦颐与九江的缘份。
今天，我是在九江讲周敦颐，所以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插进来讲一讲。
（一）周敦颐在九江当官：
大家可以注意一个巧合，周敦颐24岁第一次当官和他54岁生命结束前的最后一次当官，都是在九江。中间正好间隔30年。
1041年，周敦颐第一次出仕就是在九江任“分宁主簿”。前面我已经讲过了，“分宁”就是现在的九江市的修水县。
1071年，周敦颐又知南康军。“南康军”的治所就是现在的九江市的星子县。星子县现在虽然是个县，但在宋代，它长期是“南康军”的治所。不仅周敦颐“知南康军”，一百多年后，著名的理学集大成者——朱熹，也曾“知南康军”。那么，“军”是一个什么建制呢？我简单地说一下：
“军”是宋代县以上的一个行政区域，一般设在冲要之地，一个军等于一个州或府，直辖于路。军的长官一般由中央派员，称“权知军州事”。意思是暂时主持这个地方的军队和民政事务，简称“知军”。知军实际是宋朝时以朝臣身份任知州，并掌管当地军队。
（二）晚年在九江安家：周敦颐知南康军时，为庐山的山水所吸引。因筑室庐山莲花峰下，前有溪，取营道故居濂溪以名之，并将其书堂取名为“濂溪书堂”，遂定居于此。次年六月于此去世。故后人又称他为濂溪先生，把他创立的学派称为“濂学”。
（三）在九江修烟水亭：九江的烟水亭最初也是由周敦颐修建的，因为亭在湖心，一墩如月，故名“浸月亭”。后不断兴废，取“山头水色薄笼烟”之意境，改名“烟水亭”。清顺治十七年，巡道崔抡奇复修烟水亭建立五贤阁，奉周敦颐为五贤之一。
（四）在九江作《爱莲说》：
首先说明一下，关于《爱莲说》的写作时间和地点，素来有异说。
清度正《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记载：“嘉祐八年正月七日，周敦颐在虔州，行县至雩都……五月，作《爱莲说》”。
但是也有文章认为《爱莲说》写于周敦颐知南康军任上。如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于1983年6月编辑出版的《初中语文教材初探》(第三册)就称:他(周敦颐)在南康郡当官期间，……亲自率领属下在旧南康府署一侧，挖池种莲，名曰“爱莲池”。荷花盛开季节，他即赴池畔观赏，结合自己的感受，写下了传诵千古的佳作《爱莲说》。此外，姚登卓的《从“爱莲池”到&爱莲说&》、徐新杰的《&爱莲说&与“爱莲池”》也都持这个说法。
在两者并行的情况下，我取后者。
《爱莲说》是周敦颐的一篇文采与哲理并重的哲理散文。全文很短，总共才119个字，又因为它就写于九江，所以，我简略地讲一讲。
先来看一下《爱莲说》的原文：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盛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翻译成现代汉语的意思就是：水面上和陆地上生长的草本木本的花，可爱的很多。晋朝的陶渊明单单爱菊花。从李氏的唐朝以来，社会上的人很爱牡丹。我却喜欢莲花，喜欢它从污泥里出来却不被污染，在清水里洗过却不妖艳，它的茎中间空，外部直，不生藤蔓，也不生旁枝，它的气味越远越清香，它又端庄又洁净地挺立在水中，可以远远地欣赏它，却不能轻慢地玩弄它。
我认为，菊花是花中的隐士，牡丹是花中的富贵者，莲花是花中君子。唉！爱菊花的人，在陶渊明以后不大听到了；爱莲花的人，象我一样的还有谁呢？爱牡丹的人，当然是很多的了！
《爱莲说》这篇作品，它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就是以莲花来比喻人格，以物拟人。这种手法一般称作“比德”，就是拿某一个物来比喻人的某一种德行。在儒学的传统里，“比德”是经常用到的一种手法。比如孔子讲“岁寒而知松柏之后凋也”，就是拿松柏来比喻人的坚强品格。但是在周敦颐之前，好像用得比较多的是竹、兰、梅、菊这些通常所说的“岁寒四友”或“花中四君子”等等。周敦颐的《爱莲说》一出，以莲花来比喻君子的人格，就为后人所通用。从这点上说，它具有开山的意义。
一般来说，竹子是以“直而有节”来比喻君子的性格；松柏是以
“长青”和“不畏霜雪”来比喻君子的性格；而《爱莲说》用莲花来比喻君子它就多了一层意思，那就是“出淤泥而不染”。这就把人和环境的关系加进去了。尽管周边的环境很不好，但是你自己的人格可以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你可以是很高尚的。
这是《爱莲说》的一个特点。当然，他的写作手法很好，把莲花的姿态用很优美的语言表达出来，也使得他的这种构想、这种说法、这种观点得以被大家很好地接受。
周敦颐怎么会想到用莲花来比喻君子的人格呢？这可能又有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周敦颐思想里，佛教的因素不少，所以当时有个说法，叫“周茂叔、穷禅客”，“禅”就是“禅宗”之“禅”，就是说他的思想里有不少佛家的因素。莲花在佛教里是个常用的比喻物，观音菩萨的宝座就是莲花。另外在很多的佛经里都用莲花作比喻。再加上周敦颐自己很强调人格的修养，理学的核心就是强调人要把自己的心性通过自己的修养提升到一个高的层次上，特别是对于真理、对于道德，要有一种坚定的信念。他把这些哲学的观点和历史的传统相融合，就写出了《爱莲说》。
《爱莲说》把几种花加以比较：说到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说到菊花，“花之隐逸者也”，最后落到莲花上。这是几种不同的人格、不同的价值取向的比较。“富贵”，追求的是一种世俗的名利；隐逸，是对社会责任的淡化。而莲花，却有两个层面的强调：一是强调人和环境的关系。环境可能有不如意的地方，甚至于是恶劣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持自己的操守？一个人很可能无法改变环境，但是可以改变自己。从这点上说，它是有启发意义的。另外就是价值取向。《爱莲说》通过几种花的比较，说明作为一个人，首先在精神层面上、在人格上，要能立得住。这一点，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是同样适用的，甚至可以说它有一种普世的价值。人生一世，你不能够完全地被物欲遮蔽，还是应该有一片精神上的净土、精神上的家园。
（五）在九江安息：濂溪墓是周敦颐家族的墓地。位于九江庐山区的冯家村。1073年，周敦颐终老九江，因爱庐山之胜，后人遵其遗嘱，将周公与其母其妻同葬于此。濂溪墓经历代迭修，至明清时规模已相当恢弘，曾为江洲八景之一。日军侵华时，遭日寇破坏。文革期间，濂溪墓遭到毁灭性破坏，地面建筑仅存墓穴。文革结束后，周氏后人集资在原址重修濂溪墓。2006年，濂溪墓被江西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关于周敦颐，由于时间关系，就讲这么多。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