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宗海：美国在海峡两岸政治谈判中可能扮演的角色
邵宗海：美国在海峡两岸政治谈判中可能扮演的角色
严格来说，2001年“九一一事件”与2003年美国攻打伊拉克事件，对国际社会来说，他们关心的是美国如何对付恐怖主义以及维持世界和平的立场。但是对两岸来说，比较显著改变的一点，则是美国对华政策开始有了改变，而影响所及，则是两岸政治谈判可能受到冲击。
有三个有关中美关系的假设发展在“九一一事件”后被建立：
●由于对抗恐怖主义需要中国的配合与支持，所以美国布什政府也许要重新考量它对中国的态度与立场。而美国在“九一一事件”后与伊朗关系的改善似乎说明了这样的倾向。
●反恐运动在美国民意已形成主流，也逐渐取代原先在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威胁论”。当“中国威胁论”开始褪色，中共似乎不再是美国目前所假拟的竞争者或是敌人。
●在需要中国支持，又在“中国威胁论”逐渐褪色之际，那么很可能在大陆提出希望美国能说服台湾与北京进行谈判的建议时，开始改变其长期倾向台湾的立场。
这样的假设在最早建立期间，并没有得到美国很多智库学者的认同。但是稍后有些中美关系发展的迹象却是可以证实作者的假设。这些“迹象”可以分别说明如下：
第一、布什总统选择于日访问北京，这一天刚好是尼克松当初前往中国去签署《上海公报》的30周年。而更令人瞩目的是，布什不久之前即2001年10月才去过上海参加APEC的高峰会，难能可贵的是，当时距离“九一一事件”才不过一个月而已。能在美国内部如此纷乱之时前往，正说明了布什对北京领导人表达善意的地方。接着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于日回访，布什总统则在德州私宅宴请江等一行固是显示双方关系融洽一面，但在江泽民任内最后一次美国官方访问，布什当着其面说出“他不支持台湾独立”的立场更是给足江的面子。稍后，布江两人又在墨西哥举行的APEC高峰会务面，在短短一年时间之内，中美两国元首共计有四次会面，也很难不以“亲密关系”来形容双方的发展现象。
第二、“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开始在美中台三角关系向北京倾斜的第一个例子，是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凯利在日提醒台北说，WTO不是一个适合两岸对话的场所。而这个说法刚好顶撞台北原先希望能利用WTO解决贸易争端机制来达到两岸官方进行政治谈判的企图。
第三、台北民进党政府在2000年5月取得执政之后，一再强调在两岸之间没有所谓的“九二共识”，期求在拒绝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之下，不与北京进行政治谈判。美国国务院一位资深官员则在日表达了一项与台北完全迥异的立场，当他与台湾派遣在华府采访的记者晤面时就说，1992年的“九二共识”应该是有存在的，否则就不可能有稍后1993年的“辜汪会谈”的举行。这位资深官员的谈话显然是美国对台北僵硬抗拒两岸对话或谈判立场的反弹，这也显示了美国对两岸迟迟未能进行对话的不耐。
第四、特别是在伊拉克战争之后，当面临国际大规模的反战声浪让自己逐渐陷入“孤立”之时，美国开始更警觉到要寻求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支持它的立场。其中变化比较显著的就是美国原先描述它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是相当的复杂，既不是布什在竞选时所说中国是个“竞争者”，也不是对伊拉克发动战争之前所谓的“战略伙伴”。同时国务卿鲍威尔也只说美国是在重建积极与中共交往的政策，而且他认为这也是布什总统2002年2月正式访问北京时美国“中国政策”的基础。但是等到日在接受《华盛顿时报》访问时，鲍威尔则是更进一步的描述中美之间在布什主导之下形成过去数十年来难得一见“最好的关系”，特别在2001年4月海南岛上空撞机事件之后，这种描述当更为珍贵。北京方面包括像胡锦涛如此高层的领导人也同样反映说：“中国与美国之间从来没有像现在如此友好的关系”。
第五、布什总统在日在会晤来访的中国总理温家宝之后。曾对当时蔓延在台湾所谓“公投制宪”或“公投问题”，表达出美国对台政策长年来一向温和与支持态度的改变。布什总统说，“任何台湾领导人的言行，若有单方面企图改变台湾现状的倾向，美国将予以反对。这项被视为美国对台湾友好立场有重大修正与改变的谈话，被美国多数主流媒体视为是美中台三角关系向北京倾斜的证据。
进而对本文来说，这些上述的情势发展当然就值得再进一步来探讨。譬如说这些发展到底是否对中国有利，因为对北京来说似乎在与美国谈到“台湾问题”时握有更多的筹码，或者还是说美国依然在原来的位置上在执行两岸政策维持其不介入也不偏倚的立场。因此本文主要去探讨一旦两岸会进行政治性谈判时，美国会扮演的角色倒底应是什么。
当然，当情势对中国有利之际，北京就三番两次向台北提出两岸谈判或对话的要求。而台北的迟疑答复，也为自己加重了负荷在肩上的压力。中共在这方面最具有一次代表性的复谈呼吁是时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中所提出的建议，希望台北能尽速就终止两岸敌对状态的协议，台湾政治定位的界定，以及台北如何参与国际社会在经济与文化层面的机构问题，进行协商。而在十六大召开之前，当时担任中共副总理的钱其琛，也在日率先宣告北京将不会拒绝民进党员访问大陆，释出相当善意。看起来这个两岸复谈中最大一个障碍即将移开，陈水扁也表达了对钱的谈话欢迎之意。不但如此，陈甚至在日建议尽快开放两岸直航，而且在2004年台湾“总统大选”之后展开谈判。美国显见对此种情势发展深表欢迎，而且也正面响应，但是仍然坚持不扮演调停角色。如果美国政策不变，什么样的美中台三角关系改变才可使得两岸走上谈判桌？
二、美国对两岸政策的立场
从克林顿到布什政府，美国一再清楚的重申其官方立场，他们不会以调停的角色介入中共与台湾之间的谈判。然而另一方面，若要观察美中台三边关系与准确的评估，有道“基准”必须把握。那就是选前美国的两岸政策已是不变的基调，而这项政策也不会因为台湾“总统大选”的结果有所改变。但是“大选”之后，陈水扁的连任还是导致两岸现状的冲击，因此，美国的考量多少会影响到政策层面。
在这里所谓美国两岸政策的基调应是包括下列内容：
●美国的中国政策基于美国的三项公报与台湾关系法。
●美国鼓励两岸应恢复对话。
●美国希望两岸的争议应循和平的途径解决。
●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
此外，因为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立场，且根据三个联合公报——1972年上海公报、1979年建交公报、1982年8月的联合公报——美国承认(recognized)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但是，至于什么是一个中国政策的真实内涵，美国自从在1972年的上海公报载明：“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均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之后，从未在细节上予以说明。
若想要理解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前美国总统克林顿的“三不政策”或可提供若干背景，1998年他访问上海时曾指出，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个台湾，一个中国”、不支持台湾以国家的名义加入任何一个国际组织。即使如此，“一个中国政策”仍处于矛盾之中。某些学者认为美国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只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但是并未将台湾视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份或是正式在官方立场上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项主张。例如，美国传统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费浩伟(Harvey Feldman)即曾评论，台湾不仅是一个“国家”——它也符合国际法中规范关于国家应有的所有条件，而且批评柯林顿的“三不政策”乃是基于在他自己对台湾关系法的诠释。
因此，矛盾导致了许多争议需要进一步探讨：
1.为什么美国可以将一个中国政策在措词上说得如此清楚，但是在实践上却又如此模糊？为什么要让该政策的倾向变得如此暧昧不清？是否在政策上的模糊有助于美国较多的弹性空间来运作两岸关系，从而取得在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利益？
2.美国不会成为两岸之间的调停者，这种说辞是可理解的。1973年，Henry Kissinger在中东调停失败的前车之鉴让美国了解作为一个调停者的困难，也改变了日后美国作为调停者的态度。但是我们必须弄清楚“介入”(intervention)的真实意义到底是什么。当美国表达其不愿介入两岸事务时，却在同时又鼓励北京与台北当局应该展开对话并且要求台湾问题应以和平方式解决。这样的态度是否可以视为是“介入”的另一种诠释？
当笔者要回答第一个问题时，以下的认知是首先要了解的：即美国所执行的每项政策均是植基于国家利益之上的。正如Kurl Campbell与Derek Mitchell在《外交事务》所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的：“一方面华府与北京保持正式官方关系，一方面又与台北保持非官方关系，此举或许代表了今日世界上日益复杂的外交政策(不得不出现)的平衡作为。”即使在此一危疑的情况下，美国的外交政策仍坚持几项目标：对民主的促进、美国(武力)信赖度的维持、对传统盟国与盟友的忠诚、新兴势力进入国际体系中的承诺(engagement)与整合，以及整体而言在亚洲和平与稳定的维持。因此，美国也理解到，假如要对什么是一个中国以及谁是中国提出一个清楚的定义，则台湾的确实地位必然要被加以界定。例如，假若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承认是中国唯一的合法代表且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就没有人会怀疑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也没有人会认为台湾，不论在法理上或实际上，是一个“主权国家”。然而，此一结论并不合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利益。因此，美国对中国“一个中国原则”的坚持总是仅仅以提及“一个中国政策”等字眼来响应。在这里，读者必然可发现“原则”与“政策”两者之间有多大的不同。值得一提的是，接受了“原则”意味了有义务加以确认与承诺，而且再也没有改变与修正的余地；但是，若强调的是“政策”，则它仅是一项目标的寻求，不是认知(acknowledge)一项真实的存在或事实。因此，美国必然要营造一个更为宽广的空间来处理两岸问题以免被自己所束缚，同时中共也无法对美国有过度的反应，因为后者一直坚持的所谓“一个中国政策”并未违背中共的基本立场。在Kurl Camnbell与Derek Mitchell的文章中正支持这种观点：“华府节制地在此问题上不做更为明确的响应，他们相信这样的不确定可以制止北京与台北双方做出任何挑拨性的举动。
针对第二个问题，焦点在于美国如何对“介入”一词提出恰当的解释。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政治学教授Dr.Goldstein认为，美国处理两岸事务的态度与行动，确实可被认为是介入到中共与台湾之间的对立。国防部顾问Bonnie Glazer也说，以克林顿的“三不政策”为例，她完全同意这就是对两岸关系的一项介入。但是，美国政府否认这样的说法。明显地，其原因是美国试着要避免牵涉入中国人的内部冲突之中。
但是在台湾推动“公投”之后，美国的两岸政策基调显见又再扩大，其中最重要当然就是台湾“公投”在美国决策者心目中的定位到底是什么，或者说美国对“公投”的态度是如何？任何不同的解读当然就导致不同的结论。
首先，布什总统在日与中共总理温家宝会晤时对新闻媒体发表的谈话应最具代表性。布什说，任何台湾领导人的言行，若有单方面改变台湾现状的倾向，美国对此将表示反对。
布什的谈话当然是针对陈水扁自2003年9月之后所提出来有关“推动公投”、“推动新宪法”、“公投制宪”以及“推动防御性公投”的主张。不过由于在言辞中并没有提及“公投”(Referendum)字眼，所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包润石在事后作了补充说明，明确表示布什的谈话所指的就是针对“台湾公投”。
不过，在陈水扁公布题目之后，美国稍后官方的谈话显然开始修正了国务院发言人早先为布什谈话所做的补充说明，而且将美国反对态度的焦点，从原先的“公投”对象移向“公投后续可能的发展”。就在日陈水扁公布“公投”议题的当天，美国白宫与国务院的发言人也都一致表示，美国并不反对“公投”，但是他们的确不支持任何会片面改变现状的动作。而且他们对于台湾的“公投”也不会给予背书。
其实这就是美国在台湾“大选”之前对“公投”以及“公投”题目表达不予赞同的最终立场。稍后有几个重要的美国官员的谈话可来支持这样说法：一是副国务卿阿米蒂奇1月30日在北京表示，他认为“公投”的题目对台湾内部来说，并没有任何的分歧与困难的地方，所以他表示不理解台北推动“公投”的意义何在。阿米蒂奇的说法稍后得到国务院的支持，认为这正是反应美国政府立场。另一则是国务卿鲍威尔先在2月11日国会听证会举证时，严正说明美国政府基于民主政治精神，当尊重台湾举行“公投”的决定，但是美国并不会对台湾任一“公投”题目表达支持。接着他又在3月2日在传统基金会演讲时，更是再综合过去美国政府过去表达多次的立场，那就是“美国不会支持台湾独立；也反对两岸任何一方片面改变台湾海峡的现状；同时更反对在台湾海峡使用武力或威胁的手段”。
三、美国两岸政策的双重特色
通过上述的探讨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在两岸关系中一直无意寻求一个清晰的政策。即使在2003年12月布温会之后；加上2004年台湾“总统大选”影响与“公投”效应的波及，美国对台政策方面固然是采取较前为强硬的立场，逐渐有厘清两岸政策模糊立场的趋势。但是美国企图在两岸之间仍然维持一个平衡的政策，或者说对两岸继续采取一种不完全清晰态度的立场是持续，因为只有在此情况下，一个不要说得太过清楚的政策方可让美国在两岸关系中可从容伸缩，并合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国家与战略利益。以下的分析或可支持这样的假设。
（一）美国对北京与台北之间的互动既未使用“谈判”一词来取代“对话”，也未使用“统一”一词来取代“台湾问题应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的宣示。或许有人会认为这只是修辞上的问题，但笔者认为它所显示的应该是美国决策者内心的想法。因为鼓励谈判会使美国介入两岸的事务或争议更形清晰，而若对两岸整合目标的“统一”给予华府立场的表示，恐怕有违美国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因此以上所说美国只鼓励两岸“对话”，并防止“台湾问题透由和平方式解决”，是比较符合美国不介入两岸事务的立场，但另方面又能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局面维持的原则显示它的决心。
（二）美国的确不愿在目前这个时刻扮演一个积极而且主动的角色，企图把台北推上与北京会谈的谈判桌上，因为这不是它两岸政策的原意。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唐耐心(Nancy Tucker)曾经在她一篇论文中提出建议，认为美国必须继续支持两岸要有对话，要论及双方可能面临摩擦的问题，尽管说两岸之间的独立或统一的问题都是双方中国人的家务事。而且唐耐心也说，美国千万不要将目前自己定位在两岸间是个备询的机制进而变成是介入去中介的角色。这也就是说，华盛顿不需要去直接介入北京与台北的对话，不过却需要在顾及保护自己利益的情况下，紧密地从两岸得到应有的信息。
（三）美国并未在官方立场上提及其两岸关系的政策是寻求现状的维持，但是其官方曾表达，台湾海峡目前现状的维持可形成太平洋地区的稳定状态。当焦点集中到是否美国会支持台海现状时，则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或许会被忽略。是否台北当局有意将现状永久化为美国所默许？而永久的坚持可否视为是事实上的台湾独立？假如台湾相信长期现状的保持将合乎台湾人民的利益而拒绝与中共走向谈判桌，那么一直重复不介入两岸事务立场的美国会采取哪些行动？除了向台湾施压之外华府还能做什么？事实上，美国的政策之所以倾向于维持现状或许是希望通过此一模糊的政策来抵制将来中国统一的可能性。当然，它确定不会显现在官方的文件上，不过在一些关注两岸关系发展的学者撰文预测中已显现出来。哈佛大学的William Kirby在《Asia Week》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台湾与大陆在经济上日趋紧密的联系并不意味统一的指日可待。”在中国整合的预测上，两岸关系即使像经济联系这么强有力的变量也未能得到William Kirby的正面评价，那么现阶段现状的长期或永久维持终究会被多数的美国人认为是解决台海冲突的唯一途径。再者，Kurl Campbell与Derek Mitchell在《外交事务》中也撰文指出，“台湾的公民已发展出不同于大陆的文化认同”。因此他们结论道，“即使两岸之间的经济与商业联系持续的发展，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台湾与大陆之间的政治、文化与情感上的分化将仅会不断的扩大。”上述的说法表达出同样的声音，也证明了这种观点在美国逐渐得到支持，亦即只有少数美国人会相信中国大陆有一天会与台湾结合在一起。但是因为任何支持台湾“独立”的行动将会导致其中国政策剧烈地转向，美国必须小心地保持其适当的立场俾便令台湾海峡的现状不受改变，至少现状的维持是令此一地区的情势得以稳定的唯一方法。
（四）自911恐怖攻击事件之后，是否由于美国需要北京当局在外交、经济方面的合作以对抗国际恐怖主义，使得中共获得了更多讨价还价的筹码？对于此点，美国多数学者并不支持。在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的Lrrry Wortzel相信，即使美国需要北京合作的可能性存在，也不会急遽地改变美国的中国政策。David Lampton与Bob Manning也支持这种看法。David Lampton表示，“对美国来说，中共不会像世界上最重要的十个国家一样，努力地对抗国际恐怖主义”。Bob Manning也指出，他相信美国的中国政策不会在可预见的未来有所改变，除非两岸关系发生重大的改变，例如台湾宣布“独立”。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甚至在日提到，美国对台湾的态度不会因需要中共的合作而有所改变。乍听起来，华府似乎对两岸采取了清晰的立场，不过事实上它的意图仍仅是要维持台海现状而已。鲍尔这番话虽然告诉了台北，关于美国的对台政策并未改变。美国似乎仍想持续其两岸的模糊政策。这中间最重要的关键是基于下列的考量：
◆在目前维持海峡两岸的现状以及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乃是在此地区维持和平与稳定的关键因素。
◆为了保持台湾的模糊现状，美国政府一方面要响应来自国会的压力与国内公开支持台湾的声音，一方面要响应来自中共的反应。前者可视为是美国政府轻诺寡信的响应与对传统友人的忠诚；后者则是为了在引导中共进入国际体系之时能获得更多空间而把台湾当成讨价还价的筹码。
◆台湾作为民主的模范将会吸引中共在未来朝着政治改革转型。只要台湾存在且不意图走向“独立”，同时海峡两岸的冲突能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中共在最后必然要面临民主的挑战。实则，对中共民主的促进也合乎美国利益。
◆更为重要的是，大多数的美国人认为台湾在文化上、经济上、心理上、同时也包括政治上与中共均不相同。果真如此，美国为什么特别地需要在两岸上制定政策？
因此根据上文所指出的理由，美国的两岸政策似乎需要保持模糊，因为唯有如此，美国在两岸关系中就能避免扮演主动或积极的角色。因此，可以确定的是，美国并不想在两岸之间关于对立的解决或促进统一的问题上扮演一个调停者的角色。因为，即使她是一个调停者，她也不愿破坏目前台海的现状。换言之，仅有在中共武力侵犯台湾或台湾宣布“独立”时，美国才有可能介入两岸关系之中，因此她将仅会是一个消极的角色。
不管如何，值得一提的是，曾担任过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并自政府职务退休下来后担任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副总裁的Kurt Campbe11，在2002年11月于中国访问途中曾说过那段期间是中美关系十年来最好的时刻。而北京官员也稍后在2003年1月响应时说出那也是中共在1949年建政以来中美关系最好的时刻。Campbell将中美关系的融洽归功于“911事件”后美国在战略布局上需要中国合作的原因，而且在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更需要中国的支持。Campbell的分析是说明了美国在两岸政策上已向北京倾斜，而且他在Wilson研究中心一场讨论会中也说过布什总统的两岸政策已从“战略性的模糊”走向“双管齐下”的新政策。Campbell形容布什目前的政策重心就在“中共不武，台湾不独”，而且他也认为中国视美国对“台独”的反对是项外交政策上重大成就。他总结美中台三角关系中最大的问题仍是台海军事危机。而美国与中国要建立良好关系就必须稳定台海情势，而台海情势的不稳定正是因为中共在大陆沿海对台湾部署了飞弹。依Campbell的分析来看，美中台三角关系呈现不平衡，某些方面来解读或可解释美国是更能运用与中共良好的关系来减少台湾海峡的紧张情势。因此这样“双管齐下”的政策是否意味着美国未来两岸政策的走向，当然就值得关注。
(一)美国对台湾“公投”之态度评估
从美国在选前的两岸政策内容分析与对台湾“公投”之态度评估来看，大致可得知在台湾“大选”之后，布什政府的主张大致上仍维持在上述几项认知上。不过由于北京的反应，与台北内部因朝野对峙而产生的扩散效应，恐怕这些变量还会导致美国政府的立场与政策要做适度的调整。
1.依目前情势看来，北京在选前采取对台湾保持缄默的策略必然面临改变。而整个趋势的改变可能是朝两个极端的方向发展：一是选前中共自我克制的郁闷，在选后是否因为台湾选举结果的变化而有反弹的举动，值得注意。如是朝这个方向发展，可以确定是对岸对台湾的施压必然强化，而台海紧张的情势可能升高，美国关切的介入，必然造成对两岸当局强力的抑制。另一个方向，则是北京继续采取私下运用美国对台湾施压的策略，这会将华府不支持“台独”的立场更加强化。因为只要“防独”的防火墙可以建立，那么中共过去藉助温家宝的温和作风，就可以持续并转化为北京对台软调攻势的战略布局，期许他能争取台湾人民的理解。事实上这种作法正好可将陈水扁政府在两岸交往中给予边缘化，并符合中共一向声称“寄望台湾人民”的主调。当然这是美国最乐意见到的发展方向，进而其不支持“台独”的立场更会强调。
2.是台湾内部政局的走向恐怕是未来美中台三角关系发展更大的变量。譬如说，陈水扁连任之后，由于两岸的僵局无法打开，转而导致他更坚信“台湾要站起来”的精神，那么选前决定在2006年的“公投制宪”主张，除了在筹划过程中必然遭遇到北京的强烈反应之外。而且陈水扁执意推动“公投”，也必然遭遇到美国反弹，华府最后对“公投制宪”的支持或背书与否，将是造成美中台三角不平衡关系的另一种解读。再譬如说，台湾内部政局因朝野对峙而导致不安的局面，将给北京更多见缝插针的机会，美国固可依《与台湾关系法》介入两岸争议，但是一旦爆发必须让美国陷入两岸对抗的泥沼，特别在伊拉克事件甫告结束之际，与美国总统大选又在热潮之时，华府是否会如此介入台海危机，留下不确定答案。
3.是两岸关系结构性问题不易解决，就北京来说，一中原则已经没有退缩空间。另外对台北来说，内部几乎是很少人正面反驳“一边一国”的立场。当双方在原则性问题没有任何交集之时，当然就不会有接触协商的可能性出现，另方面当美国不可能明显介入，又多次表达无意担任两岸的调停者，实际上已说明美国只能关心但无法采取行动的尴尬局面将持续发展。
(二)美国在未来的两岸政治谈判中的角色
据前面章节所述，实际上就本文研究重点而言，一些基本的结论己经可以归纳如下：
1.可以确定的是，不管是现在或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不会有意愿在两岸政治谈判中扮演两岸之间的调和者(mediator)。
2.美国为了维护台海的和平与稳定将会继续扮演两岸之间平衡(balancer)的角色。布什总统在日与中共总理温家宝会晤之后向媒体陈述一段对台湾有所责备的声明，被美国国务院解释为“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但也反对台海任何一方单方面的企图改变他目前的现状”。而国务卿鲍尔则是更清楚的说明：“我们会尽一切所能来维护台海的稳定与和平”。这些官方的观点充分显示了美国在两岸之间扮演平衡者角色，期能冲淡任何一方冒进的色彩。
3.另外，基于保护自己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利益，美国还会扮演监督者(Watcher)的角色，主要是在维持台海地区的稳定与和平，其实台海的稳定与和平正好是美国在这个地区战略布局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美国驻北京大使罗德(Clark T.Randt)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一场演讲中层提及“布什政府既不支持台湾独立但也不会欢迎台海任何一方企图挑衅对方。同时美国至今仍然鼓励台海双方进行公开直接的对话，盼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彼此的争议”。其实罗德的话正反映了美国在此时此地必须扮演两岸监督者的关键所在，唯有美国如此不从事介入的“鼓吹”与“裁定”，美国既可避免波及，但另方面又可坐收台海稳定与和平之实。
总结看来，美国可能会在一个恰当的时间上扮演一个介入两岸的角色，但是此一角色的可能性还是很微小。因为美国会介入，也只是在台海现状受到挑战，或者中共开始要以武力对付台湾之时。而且介入的目标是为了维持在台海未来的发展中得以持续其一贯的模糊性。此举正合乎美国国家与战略利益的强调与美国两岸政策的主流。
(三)对美国两岸政策的建议
对于美国两岸政策以及其今后的走向，在整盘分析之后，仍然觉得有其必要作更详细与周延的建议，以提供今后对此主题研究有兴趣的学者一些省思与参考：
1.美国基于本身利益的思考不作两岸调人的想法是能够理解，但为了两岸之间能建立更为稳定的和平架构，美国至少应鼓励台海双方当局尽力来安排一些对话与接触的机会，以减少彼此的摩擦与对撞的情势。而华盛顿当局若能促进这样的结果，至少也是扮演了“贡献者”(Contributor)或“稳定者”(Stabilizer)的角色。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就台海问题的和平解决是否可积极地扮演起成功的角色，应是未来美国两岸政策走向被观察的重点。
2.美国当然需要再进一步改善目前与台湾之间的沟通与关系，但这样的努力尝试应建立在实质而非形式上的改进。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卜睿哲在一篇论文中曾指出：“美国有时会让台湾感觉美台关系似乎已在改善，可是就长期来说，那份安全的感觉在台北当局的心目中始终还是捉摸不到的，而且美国也认为与中国关系复杂化似乎没有必要”。卜睿哲用两个例子未证实它的观察：首先是布什总统曾经说过的一段话：“我们应该采取(与台湾)更合作的关系来扩大台湾的防卫能力，但那绝不是刻意的在中国面前挑衅地舞动着红旗，而是悄悄的提供协助与合作是我们对台湾防卫最好的贡献”。其次的例子也只是卜睿哲个人的观察：他认为美国对于台湾推动与它之间的自由贸易协议签订态度上一直有迟疑，因为美国深恐这样的协议一旦签署会有助台湾升格到“主权国家”的方向。尽管这是世界贸易组织所允许的措施，但美国还是深恐中国会因此举而反弹。如何让美国对台湾有更深一层的理解，不管在国家安全的维护实际作为上，或是“国际空间的拓展”实质协助上提供美国的支持，以期台海之间不应因双方悬殊的对比而有错误的解读，进而产生更为冲击的危机结果，不仅华府有需要评估，在此领域研究的学者似也可再做深入的探讨。
3.美国应该要鼓励两岸去签署一种“中程协议”，而且他也应属表达出一旦两岸达成共识，在签署“中程协议”时它可以担任见证与背书的意愿。日由美国在台协会与半官方的威尔逊中心(Wilson Center)在华府所合办的一场讨论会上，当时在克林顿政府担任东亚事务助卿的陆士达(Stanley Ross)曾第一次公开提及，为了要寻求不同的和平解决方案，海峡两岸的对话恐怕需要较长的过程。他继续表示，为了保持这种正面的动力，某种“中程协议”(interim agreement)或许该提出来加以考虑。根据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学院院长何汉理(Harry Harding)的了解，此一“中程协议”可能涉及获致一种暂时协议(temporary agreement)的可能，即台湾单方面宣布放弃“独立”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不以武力对付台湾；而美国可在此协议中担任保证人。假如此一想法可被证实为美国官方政策，那么某种程度而言将可提供两岸政治谈判的正面力量。日美国副总统切尼访问中国，在他到达北京的前一天，《华盛顿邮报》注销两位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蓝普顿(David Lampton)与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以“避开下一次战争”为题的联合投书，文中特别强调切尼访问中国时应向北京与台北发出讯号，指出美国准备采取新思维，追求台海的和平与成长。蓝与李二人建议，“未来数十年两岸问题不太可能由双边透过和平方式得到终局的解决，因此主要力量应该转而放在建立海峡两岸长期稳定的架构，而此一架构的实施时间不应该用几年计算，而是几十年计算。这样的架构若要有效，各方必须在基本条件和最短实施时限方面取得共识，并且必须寻求国际社会支持来落实”。这项建议无异是上述“中程协议”更进一步的内涵充实。只不过蓝、李两人在建议这项架构时表示北京与台北应同意“台湾可主张自己是个主权国家但不可法理化”，以及“中国可主张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必须放弃用武”的说法，是否能获得两岸同意则还有待考虑。
（邵宗海 台湾政治大学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兼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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