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4为什么这样打中国？我看过视频，画面这么逼真，打的非常华丽，美国佬打中国看上去很爽，太没人性！没文化！我看到这么多中国人期待战地4，战地4垃圾要死！还毒害了中国人！战地4为什么这样打中国？太气愤了！
战地4为什么这样打中国？我看过视频，画面这么逼真，打的非常华丽，美国佬打中国看上去很爽，太没人性！没文化！我看到这么多中国人期待战地4，战地4垃圾要死！还毒害了中国人！战地4为什么这样打中国？太气愤了！ 100
冤冤相报何时了
因为我不告诉你，所以我不告诉你。谢谢还有，不要计较这些。我国讲究大气和气。所以你应该懂得
好吧！你想玩4吗？
不想，请采纳，谢谢
的感言：赞！
其他回答 (2)
呵呵。。。你准备玩多人么？玩多人就是中美中毛对撸 哪里有中国被虐啊
我不是准备玩多人游戏！战地4有中国被虐啊！
这游戏不玩多人还有毛意思啊？垃圾游戏？我觉得倒是不垃圾，反正我只玩多人，用解放军叔叔和美军对撸。。你说打中国？那以前COD那些，把美国炸了个遍呢人家美国都没说什么，只是剧情需要呢 希望你能理解咯
居然说坚持不是打中国，是
剧情&模式，不是玩多人模式，cod与bf4游戏剧情无关，但是美军入侵上海怎么回事？还有南海争夺？里面有台湾女兵和美军一起并肩作战怎么回事？看来你想玩战地4，但是别高兴太早了，战地4上市大陆会封杀！战地4垃圾！你看看下面怎么回事？
剧情胡说八道!跟闪电行动2,3一样剧情细节EA日前正式公布了《战地4》的剧情细节，本作将讲述一个复杂的全球战争。世界已经处在混乱的边缘，“中国”是一个火药桶，你的小队则是无意的火花，随时会点燃一场全球冲突，这就是《战地4》，作为中士丹尼尔莱克尔，你将扮演称为“墓碑”的精英小队成员，在混乱的周遭环境里捍卫最后的和平希望。在巴库从一位叛变的俄国将军搜集情报的任务里，你的小队被发现了，你们需要击退一波俄军士兵，逃离这里，回到瓦尔基里号，一艘胡蜂号航空母舰，同时情报确认了一件事，一位姓常的“中国”海军上将会在当地发动一场“革命”，俄罗斯将会支持他。为军事安全考虑，瓦尔基里号设定了前往上海的航线，你的小队将执行护送一批VIP人员的撤离，“中国”对美国牵涉暗杀一名叫Jin Jié（音译，金桔）的人感到哗然，他是“中国”未来的领袖与和平代言人。常姓海军上将取消了选举，同时宣布了戒严令，随着美国和俄国海军离开“中国”海岸，局势迅速升级，到了只要有一点火药味就会爆炸的情况。在“中国”经济重镇，抗议者与警察发生冲突，街道一片混乱，墓碑小队计划找到VIP人员，其中有一位叫Laszlo W. Kovic的CIA特工，他是“中国”军队非常想寻找的神秘人，你将和Kovic一起回到瓦尔基里号，同时无数平民也在逃离这座城市，作为难民登陆瓦尔基里。不过随着情报的消失，瓦尔基里将前往新加坡，与那里的泰坦号航母，第7美国航母群汇合，当到达后，这里却一片火海，舰队已经沉没。《战地4》预定10月29日登陆Xbox360，PS3，PC平台，Xbox One，PS4版将随主机一同发售。
你应该是使命召唤玩家吧，我也是。那使命召唤9不也打中国？
眼力不错！没错！我是使命召唤老兵玩家！使命召唤9不是打中国的，
哈哈，一看你头像就能看出你是使命召唤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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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话题领域专家中将风云录
第35章 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杜平将军
　　杜平（），江西省万载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领导者、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
　　杜平将军，长期以来做军队政治工作。在抗美援朝的作战中，他曾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主任，志愿军西海岸指挥部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做了大量的政治工作，尤其是被我党我军视为“第二条战线”的对敌军的政治宣传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效果显著，受到党和军队领导人的高度赞扬。
　　如今杜平将军虽然已是童宣之年，但对这段斗争经历，仍然记忆忧新，谈锋甚健。
　　●给敌人“洗脑筋”
　　日至11月5日，志愿军入朝后，进行了第一次战役(也称序战)，西线我第40军、第38军，一举歼灭李承晚伪军第6师大部，美骑兵第1师第8团大部。与此同时，东线我第42军在朝鲜人民军一部协同下，在中朝边境的黄草岭、赴战岭地区与李承晚伪军第3师，伪首都师和美军陆战第1师连续激战13个昼夜，歼敌近3000人。第一战役共毙伤俘敌人1.5万人，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到了青川江。
　　但是，志愿军和人民军第一次战役的胜利，并没有把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从“饮马鸭绿江”的美梦中惊醒。他认为由他统辖的16国联合国军和受他指挥的李承晚伪军“强大无比”，少数装备低劣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到朝鲜，仅仅是“象征性的进攻”，不可能给他们造成什么威胁。因此，麦克阿瑟一面调整部署，用美军代替在第一个回合中败下阵来的伪军，一面继续分兵冒进。他于11月24日，发动了所谓“圣诞节前返乡”的全线总进攻，挥师20万由东西两线同时直扑中朝边境。
　　11月13日，志愿军召开入朝作战第一次战役总结会议，并讨论下一步作战方针。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根据敌我兵力情况，对敌人的大举反扑采取内线作战，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战法来歼灭敌人。11月25日黄昏，敌军已按彭总“规定”的路线，进入了我军设下的毁灭性的巨网。志愿军东西线两路大军，在苍茫的夜色中破冰涉水，飞越高山深沟，先后向冒进之敌展开了朝鲜战场上第二次反突击战役。
　　为了从政治上保证二次战役的胜利，杜平率领政治部全体人员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11月8日下发了《朝北反击战役胜利宣传教育大纲》，宣传了第一次战役的胜利及其重要意义，指出朝鲜战争是艰苦的，不能有轻敌急躁、侥幸麻痹的心理，为迎接第二战役作了思想准备。11月24日，即第二次战役前夕，发了《政治动员》电，指出东西战场敌人正向我迈进，我为诱敌深入已作出周密部署，望全军同志在战斗中勇敢机智，不错过任何可以歼敌的机会，实现歼敌计划，开展杀敌立功竞赛。杜平将军说：“在所有的准备工作中，收效比较直接、明显，影响最大的，是释放敌军战俘的工作。”
　　杜平在11月5日志愿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说：“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主席就为我军规定了宽待俘虏的政策。多少年来，这一政策一直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漫长的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中，我军的宽俘政策在敌军中有着良好的声誉和明显的效果。现在从“序战”中敌军好打难俘的情况来看，美军和李承晚伪军的广大士兵还很不了解我军的这一政策。为了揭穿敌人诬蔑我军虐待杀害俘虏的欺骗宣传，在其士兵中扩大我军宽俘政策的影响，从政治上瓦解敌军，我们必须接受“序战”时的经验，来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大力宣传宽待俘虏的政策，加强对敌军的瓦解工作。
　　11月17日，杜平向彭总汇报了政治工作会议的情况，着重向他讲了战俘问题和对开展敌军工作的一些想法。彭总听完后，问他：
　　“能不能挑些战俘放回去？”
　　杜平考虑一下说：“放少了恐怕影响不大，是否多放一些？”
　　“好2能多放就多放一些。”彭总果断地说。
　　杜平说：在国内战争中，释放战俘是家常便饭，用不着向上级请示报告。但当时是在国外，情况变了，我军历史上还没有可以仿效的先例。我们在朝鲜，不仅是打军事仗，而且也是在打一场政治仗。考虑到释放战俘可能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国际影响，将来交换战俘怎么办？但目前从军事上考虑，为使敌军了解志愿军的俘虏政策，又必须快放，恩来想去，主意难定，所以，又向彭总建议说：
　　“这件事关系重大，要不要请示一下？”
　　彭总略一沉思，指示说：“你再考虑细一点，写个电报向中央军委报一下。这件事，你负责把它办好！
　　杜平当天就草拟了电报，经彭总审阅后上报军委，全文如下：
　　军委：
　　我们拟下一战役前，释放一百名美李伪军俘虏（内美俘三十名，伪俘七十名），以扩大我军优俘政策，破敌军怕杀心理，并准备十九日夜由前方阵地送出。是否可以？请速示。德一九五○年十一月十七日九时
　　第二天上午，就收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回电：“你们释放一批敌俘很好，应赶快放走，尔后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等到明天了，今天晚上就放，越快越好！”
　　“今天就放？”
　　“对！现在是争取时间。”彭总肯定地说。“有个问题不知你想过没有？你们上月23日入朝时，军委和毛主席来电说：各部派遣下属侦察部队，均要伪装成朝鲜人民军，而不要称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什么？迷惑敌人嘛！”
　　杜平一下子明白了彭总的意思，这次释放战俘，也是对敌人的一次迷惑。
　　彭总很风趣地说：“可以告诉俘虏，我们粮食供应困难，没有吃的，恐怕要退回中国。美国官员们不是说，志愿军入朝不过是为了拆除鸭绿江水电站的设备，‘大捞一把’吗？不是说他们的空军很厉害，把我们的后方运输和交通完全瘫痪起来了吗？我们就要适应美军的这个愿望，来一个就汤下面嘛！”
　　杜平望着彭总，会心地笑了。
　　当时，美国空军根据麦克阿瑟的命令，正在“进行为期两周的最大规模的轰炸”，朝鲜北部上空每天都有美军的飞机来回侦察，轮番轰炸，公路沿线更是美机轰炸的主要目标。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亡，志愿军司令部曾要求白天公路上不准人、车通行。彭总说的“今天晚上就放”，那就意味着执行这一任务的同志，白天就要赶到前线收容所。
　　为了圆满完成这个紧急任务，杜平想到了组织部科长司东初和驾驶员王大海。
　　司东初原是东北军政大学三支队九大队队长，1947年7月调到东北民主联军(后改称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工作。在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中，他和杜平一起参加“前指”工作，杜平曾派他负责押送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天津守备司令陈长捷等重要战俘，均做得很出色。这次首释战俘，事关重大，杖平就又想到了他。司东初责任心强，又懂英语，派他去执行这个紧急任务，是比较合适的。
　　王大海是志愿军政治部最优秀的汽车驾驶员。解放战争中颠为杜平开车。他不但技术烟熟，而且头脑冷静，胆大心细，曾经多劝执行紧急任务。派他去执行这个任务，杜平也是比较放心的。
　　杜平派警卫员把他们两个找来，当面交代任务。杜平向他们访明了任务的紧迫性和白天行车的危险性，强调说：
　　“司东初同志，你们不但要注意自己的安全，而且要保证俘废的安全。要注意挑选那些受轻伤，经过治疗，已快痊愈的战俘。最好能搞个欢送仪式。然后派较好的大卡车，把他们送到云山前线‘我马上跟那里的部队打电话联系，请他们选择好释放地点。你要安责到底，看着俘虏放走以后才能回来。相信你一定能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
　　11月18日的下午，黑渤渤的密云，盖在天空，一阵阵的细雨卷着初冬的寒风，吹得落叶树的枝权瑟瑟发抖。此时，肠杀的战场：呈现着一片寂静。送走了司、王二人，杜平一直放心不下，他想，在通往云山地区的公路上，也许只有王大海这辆车在行驶。司东初后来对他说：“王大海表现非常地好。我们一路飞车，全速前进。途午有时遇到故机纠缠，王大海灵活机智与敌机周旋。看到敌机开始佣冲时，汽车或者一个急刹车，或者一个急转弯，就把它甩掉了。敌棚曾经几次盯着我们盘旋，机枪不断地疯狂扫射，子弹嗅哩地穿打在距离身边不远的土路上，还投了炸弹，就是打不着我们。
　　司东初到了战俘收容所，挑选了103名俘虏，其中有美军俘虏27人（美骑兵第1师第5团1人、第8团21人，美第24师4人，美化学迫击炮团1人），李承晚伪军俘虏76人（第6师54人，第8师22人）
　　战俘收容所的同志对这些战俘进行了简短的教育，让他们理丁发，洗了澡，换了新衣服，发了路费，晚饭时特意给他们加了几个菜，还召集该所全体战俘开了欢送会。
　　当晚，几辆满载战俘的卡车，躲过美军飞机的轰炸，开到了云山以南的阵地前沿。
　　释放时，司东初通过翻译对战俘说：“你们万一过不了美军的警戒线，还可以回来，我们志愿军欢迎！”许多战俘当即伸出大拇指高声喊“OK！”有的感动得淌着眼泪说：“感谢中国人民志愿军救了他们的命。”并一再发誓：“我们永远忘不了志愿军的大恩大德，从今以后再也不与志愿军为敌了！他们主动和送他们的人员热情握手、拥抱，连声说：“谢谢！再见！”
　　司东初和王大海于当日深夜赶回了志愿军总部，向杜平作了汇取。为了表彰王大海在这次释放战俘中圆满完成任务的功绩，志愿军政治部给他记了一次大功。
　　志愿军首释战俘一事，在国际舆论界很快就引起了强烈反响。美联社记者怀特亥和白伶丝11月23日在报道中承认，被释放的美国俘虏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待他们很好”。他们得到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一样的口粮。志愿军曾用他们有限的设备治疗这些伤兵。“中国人不搜美国土兵的口袋，并且让他们留着他们的香烟、金接和其他私人的东西。
　　这些被释放的美军战俘关于志愿军宽待战俘真相的一些片断报告，引起了美国军事当局的极大恐慌，急忙封锁消息，并对被释俘虏加以监视。据美联社称：“报界的代表们禁止访问被释放俘虏或向其摄影，所有军官都奉令不得泄漏关于释放的消息，只说这是‘极端秘密’”。法新社也称：俘虏的释放“使麦克阿瑟下面的一些部门极度的不安。他们确实把消息扣压了38小时，美国的新闻处甚至要求禁止发表最有意义的详细情况。美国的通讯社的首脑们尽量把这说成一件小事……另一方面，这27个美国战俘走到任何地方，都有一个美国将军和三个上校陪着，好像是非常照顾他们似的。”很显然，这些战俘回去仅仅因为说了一些实话，已被美国军事当局剥夺了自由。
　　尽管美军当局企图封锁消息，并且不久就把这批美俘送回美国本土，但志愿军的宽俘政策还是不服而走，在美军中迅速传播开了。收效之快，连杜平也始料末及。
　　在第二次战役中，在军事压力下，积极对敌开展政治攻势，与敌人进行火线谈判，出现了百人以上美军集体向我志愿军投降两起：一起是第9兵团的歼灭乾磁开之敌的战斗中，抓住敌人伤亡累累，主要军官被打伤，突围无望，混乱不堪的有利时机，利用美俘喊话，首创朝鲜战场上火线瓦解敌军的范例。11月30日黄昏，寒风呼啸着，美、伪军400余人和75辆汽车及坦克，被志愿军堵击于乾磁开地区，北援不得，南逃无路。在志愿军的政治攻势下，他们派来4个军官同我谈判投降问题。这4个人当中有一个伪军军官，他就成了这次谈判的翻译员。谈判在一边笔谈，一边做手势中进行。敌人提出四项要求：一是不杀他们，保证生命安全；二是将来释放他们回国；三是给他们吃饭、休息和睡觉；四是让他们很快和家人通信。当我军指挥员释其疑惧，阐明志愿军的俘虏政策，并说明战争结束后送他们回国之后，计有美国陆战第1师中校1名、少校2名，美、英、土耳其官兵179名，李伪军53名，日本人3名，蒋军特务2名，带着汽车和坦克前来投降。其中有一群美国士兵，胸前挂着空枪套，举着双手，走过来的动作像出操一样整齐。志愿军战士笑着说：“美国兵的投降动作都是受过训练的。”
　　另一起是，由美国黑人组成的一个工兵连，有120余人。这就充分证明美帝国主义侵略军虽然技术装备精良，貌似强大，但“铁多气少”。尽管两军阵前有语言不通的困难，仍然是可以瓦解的。
　　我军首释战俘的行动，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鼓励。
　　毛主席来电中指出：“你们释放美俘的行动，已在国际上收到极好的效果。请准备于此次战役后，再释放一大批，例如二四百人。”
　　杜平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进一步加强了敌军工作，扩大我军在美军士兵中的政治影响。美军陆军宣传处也不得不承认：志愿军的宣传“涣散了士兵的战斗情绪”，“共产党会洗脑筋”。美国的士兵们由开始怕当俘虏，到后来认为“当俘虏比作战安全”。
　　为了继续给敌军“洗脑筋”，1951年7月和谈开始后，杖平针对敌人破坏谈判的种种罪行，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对敌军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把停战谈判的真相，告诉敌方渴望和平的广大士兵，这是敌人非常害怕的。
　　杜平找来宣传部和敌工部的同志，根据对美军战俘受骗来朝鲜和渴望停战谈判、回家团聚等问题与思想的调查，起草了《关于展开对敌政治攻势的指示》下发到各守备部队。指示要求各守备部队以军为单位，从最近俘获的战俘中选择3—5人，经过必要的教育和招待，开欢送会，送他们回去，每人并发给美金3—5元作为路费。在释放前，以讨论会或座谈会等形式，使其了解：停战撤兵对美国土兵是有好处的，家里的父母妻子都在盼望他们回去。打死了太不值得。美国士兵应该向军官们、将军们要求停止战争，要求回国，反抗军官的作战命令，并写信给自己的家属和朋友，在国内要求停止战争，要求美国政府有诚意进行和平谈判，只有和平谈判成功，才能早日回国。对释放的英国、加拿大、土耳其等国的士兵，强调他们不应该为美国来送死。说明我们是不愿意打他们的，只要他们预先和我们取得联络，或者送个信来说明他们军队在什么地方，我们即不和他们作战，而专打美国军队。对李承晚伪军中的下级军官和士兵，着重提出朝鲜人不打朝鲜人，应该联合起来打美国鬼子。
　　《指示》还要求各部队创造多种形式对敌进行火线宣传，开展和平攻势。杜平到第64军时听到这样的汇报：为了把宣传品带入敌后，他们通过地方关系和游击队，找到了几个可靠的老乡，把我们给敌军士兵的宣传品送到敌后。有一个叫李明芝的妇女把宣传品送给敌人以后，敌军士兵很高兴，还给了她几块糖吃。在前线，他们通过各种信箱散发宣传品，对敌士兵进行和平攻势。一是设和平信箱，上写“为了少流血，请收下我们的信”，“争取早日回家的方法”，“光明；之路”，“和平指南”等。信的内容是建议举行火线联欢，揭露美帝阻挠和谈的真相，说明美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制造战争，破坏和平的反动本质，鼓励士兵用实际行动来争取和平。二是设友谊信箱，上写“酷爱和平的人们给你们的信”，“争取和平幸福的好日子”。内容是指出为大资本家利润受苦、流血、当炮灰是不值得的，启发敌士兵思家厌战情绪。三是战地信箱，木板上写：“你的老战友给你的信”，“×××给×营×××的倍”等。动员对我军较有认识的战俘写信给其家人和原部队，报告自己被俘后受我军优待的情形，有的还附上照片。战士们晚间把信箱设置在敌人必经之道路，白天敌人发现后取走。有的连队还在前沿阵地设置了阵地标语牌，上写“你的亲人在家含着眼泪等你。”后来被我第64军俘虏的一个英国士兵勒登说：“我看了你们的标语牌后，心里感到十分烦恼，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我就装病要求休养，医生给我检查，说我没病。连长找我谈话，动员我上阵地，我死活不去。后被团长米克唐纳把我找去了，威胁说：‘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再不上山，送你蹲监狱十年二十年’我被迫回到阵地后，整天躺在防空洞里，你们一进攻，我就投降了。”
　　●在谈判中学会谈判
　　1951年11月下旬的一天，志愿军战斗英雄参加国庆观礼代表团团长杜平，正在组织归国观礼代表团的传达报告工作，参加开城与美、李伪军代表和谈的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代表团给彭总打来电报，点名要杜平去参加停战谈判代表团的工作。杜平将军说：“这对我来说，是一项全新的任务。在这之前的20年戎马生涯中，上马擒敌，下马冲杀，却从不曾跟谈判沾过边。”
　　杜平当时回想，4个月前组织谈判代表团时，他曾打趣地对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邓华说：“恭喜老兄当上外交宫。”邓华笑道：“老杜，你别得意，和谈中的战俘问题，到时得请你出马。政治部主任抓战俘工作义不容辞呀！”这话真叫邓华说着了，杜平去谈判代表团，主要是负责战俘交换问题，因为他对这方面的情况比较熟悉。
　　受领新任务后，杜平去找邓华副司令员了解开城谈判的情况。那时，他已从开城回到志愿军总部。
　　说起谈判的事，邓华就有些生气：“我宁愿在战场上与之见高低，也不愿去干谈判这种差使。”
　　“你现在不是交差了吗？”
　　“交了，交给边章五了，他是我国首任驻苏联武官，有外交经验。”
　　邓华接着详细讲了第一阶段谈判桌上的斗争。美国方面的骄横、无赖，到了让人难以忍受的程度，4个多月的唇枪舌战，仅仅达成五项议程中的前两项：
　　通过议程，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建立非军事地区。对于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包括监督停火休战条款实施机构的组成、权力与职司和第四项俘虏的安排问题尚未进行谈判。
　　那天晚间，邓华与杜平谈得很晚，微弱的灯光映着他们清瘦的面容。邓华激动地说：“对敌人的无理取闹，必须采取强硬态度，予以回击，这样，他们头脑可能会清醒些。”听了邓华的介绍，杜平人虽末到开城，却已感到肩上这副新担子的分量了。
　　第二天，下起了毛毛雪。
　　午饭后，敌军工作科科长凌强把战俘名单带了来，满满两箱子。这是敌军工作部花了许多心血搞起来的。
　　11月25日，杜平带上邓文富、田新华二人准备出发时，邓华前来送行，他笑嘻嘻地说：“老杜，可别叫飞机把战俘名单打掉丁吁？”
　　杜平也笑着回答：“老兄尽管放心，只要我不去马克思那儿报到，就少不了这两箱名单。”
　　出发时，已近黄昏，杜平和邓文富、田新华乘第一辆吉普车，凌强带着两箱子名单乘坐后面一辆吉普车。两辆车一前一后拉开距离向开城急驶。出发前，保卫部的同志给驾驶员规定两天时间到开城，但杜平不愿在路上耽搁，就催促驾驶员快点开。一路上车不歇轮，遇山爬山，遇河涉水。走到半夜时分。肚子里已是肌肠源源。这时雪停了，漫山遍野白茫茫一片，分不清哪是路，哪是坑，这给驾驶员出了个难题。前面横豆着一座小山，正在爬山时，突然，车子一个倒溜，“砰”的一声，杜平被翻丁的汽车压在下面。两个警卫员被摔在车外，只受了点轻伤。他们把杜平从车下扶出来说：“主任，你咳嗽咳嗽。”杜平用力一咳，咳出声来，他们才放下心来。杜将军说：“这次摔得很厉害，到开城后就躺下了，动也不能动。经医生检查拍片，外伤七处，第四根肋骨处有裂缝。好在无生命危险，已属万幸。”
　　开城，位于朝鲜西部平原，是历史上有名的古城，雄伟的石造城墙的遗迹以及古代皇宫的废墟，展示着它历史上的辉煌。杜平去开城之时，开城仍保持着她美丽整齐的形象。原因是朝鲜战争初期，开城在李承晚政府的统治之下，没有吃过美军的炸弹。当我军向南推进的时候，南朝鲜军不战弃城而逃。所以，开城破坏得较为轻微。
　　到开城后，起初，杜平同志愿军参谋长、谈判代表解方住在一个院内，这是一个典型的三合院，有东西厢房，院里有一株好大的白果树。与谈判代表团主要领导李克农、乔冠华等人的住处相隔不远。他们见杜平伤得不轻，劝他回沈阳养伤。杜平考虑关于战俘问题的谈判即将开始，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便留在开城，一边养伤，一边工作。
　　开城谈判的最初会址来凤庄，位于开城西北角上，离我们代表团住处也不远。据说原先是一个大人参主的别墅。整个建筑古香古色，典雅别致。一进庄院大门，是一个人工掘成的水池，四周垂柳飘拂。庄院左边是一列厢房，中间有两问正房。谈判双方代表开会在第二间房子的厅堂里举行。
　　在杜平来开城之前，谈判代表团的我方正式代表已做了调整：志愿军以边章五代替邓华，人民军以郑斗焕代替张平山。杜平去之后，志愿军代表团的党委也进行了调整，书记是李克农，副书记由杜平担任，委员有边章五、乔冠华、解方、柴成文。李克农当时是我国外交部副部长，在内部掌握和指导停战谈判。为不暴露其真实身份，大家叫李克农为队长，乔冠华为指导员。
　　杜平到开城后，代表团内部加强了党的工作。针对绝大多数党团员“欠缺外交头脑”的弱点，杜平召开党员大会，请李克农传经。李克农笑着说：“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无经好传。我们的对手是谈起来想打，打起来想谈。时而挑衅，气焰嚣张，时而耍赖，蛮不讲理。总想诱我上当。我们必须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在斗争中学习办外交。”他强调说：“组织起来，这是我们八路军的光荣传统。军事外交过去我们谁也没搞过。怎么办？干中学，干中提高！”
　　杜平当时的心情是：李克农讲的是实在话，不说别人，单对自己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但是，凭着几十年对敌斗争的经验，他相信，共产党人外交方面的才能决不低于敌人。一定能在谈判中学会谈判，赢得谈判的成功。
　　从日开始谈判第三项议程。12月11日，第四项议程——交换战俘问题也开始正式谈判。出乎杜平的意料，战俘问题争论最激烈，时间也拖得最长，将近一年半。
　　我方出席第四项议程谈判的小组委员会代表是李相朝（朝鲜人民军参谋长）、柴成文（我国驻朝鲜使馆参赞）。作为战俘管理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杜平，义不容辞地成了这项议程谈判的幕后指挥者。
　　美方出席第四项议程谈判的小组代表是李比和希克曼。李比是美国的一位海军少将，希克曼是一位陆军上校。
　　谈判在一顶绿色帐篷内进行。尽管帐篷里生了炉子，但谈判代表的情绪却怎么也热乎不起来。
　　双方的面孔经常是冷冰冰的，言词是硬梆梆的。开始时，每天在帐篷里碰面后，还相互点点头或微笑一下，随着舌战的深入，这仅有的一点礼仪也往往被相互的攻击和指责所代替。当然，“战火”大多是美方挑起的。
　　斗争的第一个回合是交换战俘名单。
　　小组会一开始，我方代表就提出我们的遣俘原则：停战协议签字后，双方所有的战俘应全部迅速释放与遣返。
　　杜将军说：我们这样提完全符合日内瓦战俘待遇公约精神和国际惯例，合乎公认的人道主义精神。当时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收容的联合国军战俘比美国收容的中朝战俘的数目少得多，我们提出先确定遣俘原则，可以争取世界舆论的同情与支持，防止美国扣留我方被俘人员。”
　　美方代表坚持先交换战俘材料。否则，拒绝讨论第四项议程。
　　李比在发言中，攻击我方的建议是“没有准备好船，就想过河”。李相朝立即反驳说：“我们已经准备好船只，只是你们不愿过河而已。”双方僵持起来。
　　晚上，小组讨论白天的谈判时，杜平说：“表面看起来，双方争论的只是个先后程序问题，事实上存在着本质的差别。如按我们的建议，先确定了全部遣俘的原则，那么战俘问题的讨论就将变得简单明陈，接下来只是协商交接的具体办法，如地点、时间、手续等，而按他们的建议，先交换资料，还不知道狡诈的敌人又会玩些什么新名堂，把谈判拖到什么时候。”
　　李比在其后的发言中辩解说：我们需要并想获得资料，纯粹是因为我们并不像你们所想象的那样蠢笨。英语中有句谚语，叫“买装在袋里的猪”。我方不能而且不愿做出这种轻率的举动。他还煞有介事地举例子说：“你方要我方不知事实而向前进，就像要一个人从以一个骗子那里买片地，这个人并没有看见地，但是，在付了买价，取得地契后却发现那片地是在离岸一哩半，三十叹深的水面之下。”
　　以后的几天，我方反复申说，我们完全准备好交换一切有关战俘的资料，但停战后迅速释放与遣返全部战俘的原则必须首先确定，因为这是第四项议程最主要的基本问题。我们质问对方：确定遣返全部战俘的原则，并且具体安排战俘早日回家的问题重要呢，还是不确定遣返全部战俘的原则，而让他们留在战俘营被别人访问的问题重要呢？再说，如不先确定遣返全部战俘的原则，又有什么必要交换战俘名单呢？对方不回答我方的问题，蛮不讲理地坚持要先交换资料，说他们已准备好完整而充分的资料，并一连几天从会议帐篷里提进提出，表示随时可以交换。
　　会议僵持了一周，没有进展。杜平把内部小组分析形势扩大到代表团来分析。李克农提出：经过一周辩论，对方的意图已经暴露。为了打掉其借口，逼他走下一步，可以考虑同意先交换资料，看他还有什么话说。
　　杜平觉得，再坚持下去没有必要。就同意李克农的意见。
　　在12月18日上午的小组会上，我方出乎美方意料，宣布：下午双方即交换全部战俘材料。李比听后，呆楞了好一会。他大概以为我方还会在这个问题上同他僵持下去。我方的让步又一次显示了谈判的诚意。
　　下午，对方交来132474人的名单。其中：人民军111754人，志愿军20720人。这些名单乱七八糟，除了以英文拼写的姓名和对方自编的战俘号码外，一无所有，与其说无法查考，毋庸说是立意不要你去查考。杜平看了这些美方吹嘘的所谓“完整而充分的资料”以后说，“要立即要求他们补交以朝文与中文书写的名单，以及各个战俘的所属部队的番号与级别。”对方狼狈不堪，答应在一个星期后交出朝文和中文的战俘名单，至于各个战俘所属部队番号与级别，需在25日以后始能交出。但在以后的谈判中却一拖再拖，不是说打印机出了故障，就是说数量太大，时间不够。一直拖了一个多月。
　　交换战俘名单后，杜平的工作更加忙碌了。他和战俘处长王健，敌军工作科长凌强，民运科的张志民，后又找来文工团的一些演员，对对方交来的多达两干多页的战俘名单，日夜查对，发现了两个大问题：对方12月18日移交我方所称战俘总数缺少1466名；对方经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转交我方的战俘名单中，有44205人末被列入12月18日提交的战俘名单。在小组会议上，这“两发重磅炮弹”发挥了作用。我方代表质问对方：这些人到那里去了？为什么不列入移交名单？搞得李比狼狈不堪。与美方提交的几乎是一堆废纸的资料相反，杜平交给对方的两箱战俘名单、国籍、姓名、部队番号、级别、所在战俘营的地点，清清爽爽，一目了然。南朝鲜军与美国、土耳其、菲律宾、法国、澳大利亚、南非联邦、加拿大、希腊、荷兰等外国军队战俘的姓名，都分别用朝方文字和该国的文字写明。
　　我方向敌方提供的战俘人数：南朝鲜军7142人；美军3193人；其他国家军队1216人，共计11551人。
　　这个战俘名单包括了朝中方面所收容的全部战俘。其中有美军第24师师长迪安将军。
　　对方要求休会研究资料，我方同意。据说他们连夜将名单送到国防部，动员300个人来找档案对照。结果怎样呢？连美国在东京的军中电台19日下午5时广播也不得不承认“共方提出的美军俘名册，有一半以上已根据档案子以查考。至此为止，并未发现不符之处”。杜平说，更令他们惊奇的是，发现有20几个当时有亲眼看到死了的人还活着。美国在朝失踪士兵的家属听说了，纷纷要求看名单。美国政府说，这份名单靠不住，封锁不给看。但家属们不相信，一定要看，特别是原先以为自己的亲人死了的更是对名单感兴趣。其中有一个战俘，人们以为他死了，美国政府向其家属发了抚血金，妻子也改嫁了。一位记者听说这件新闻后，迫不及待去访问改嫁的妻子问：“你原来的丈夫回来怎么办严妻子说：“让他们两个谈判吧！”对我方提供的名单，英国人也很满意。英军在战场上失踪1000人，在俘虏名单中就有919名，觉得挺合情理。法国最满意，他们只少了lo个士兵，而这10个士兵全都在战俘名单中。但是，美方并不就此罢手。他们对我方提出的战俘资料所将发生的影响，表示忧虑。伯因此给美方代表带来“沉重的负担”，“造成新压力”，于是故意找岔子。他们以美方在战场上“失踪”的人数为依据向我方提出质问，说我方提供的名单仅占失踪美军的27％，；南朝鲜军失踪88000人，而我方仅提供7000多人，那80000多人哪儿去了呢？十分有趣的是，美国国防部在此以前，只承认有169名美军被俘，表明美军是勇敢的，不会投降的。现在，却又把它宣布为“失踪”的人员，统统算成战俘。他们说，美方“失踪”的有12000多人，而朝中方面提出的美军战俘只有3000多。
　　杜平说：从战场失踪数字来推测战俘数字，不用我们批驳，美国自己的舆论即指出其荒谬。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载文揭露美国政府发表的“失踪”数不实。该刊说：当美军第2师的一营人在1950年11月末被围歼时，估计损失为800人以上。这批人员的最大部分被列为“战斗中失踪”，“但是联军私下知道这些人员中的大部分可能已经死掉了。
　　杜平说：“至于朝鲜军，这个问题较为复杂。朝战之初系国内战争，不存在战后交换俘虏问题。正如我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一样，我们俘虏了国民党的士兵，经教育，愿意回家的当场发给路费，愿意参加我军的，即收留入伍。朝鲜人民军起初也正是这样做的，这也没什么可以非议的。后来，由于美帝国主义的侵入，朝鲜战争的性质起了变化，由国内战争转化为国际战争，这才带来了交换战俘的问题。即使如此，也不能把朝鲜籍的解放战士作为战俘去交换。经过战争考验，他们已成为人民军的优秀战士，早已不是战俘，现在让他们再回去过亡国奴的生活，是无论如何行不通的。再者，从我军内部安全方面设想，，这样做也是不可取的。后来，尽管美国谈判代表一直揪住这个问题不放，我们仍然没有答应。”
　　另外，对方还提出：有1056名美军战俘的名字被我们的广播电台和报刊提到过，为什么在名单上没有呢？
　　在小组分析会上，杜平说：“对方根据自己的‘失踪’数和我方曾宣布的俘虏数，向我方索取战俘，说我方交出的战俘数比战绩公报发表的？6少几万人’。我方回答说：在任何战争中，失踪数字和被俘数字之间不可能有任何固定关系。你方没有任何权利以失踪数字为依据，向我方提出一定战俘数的要求。释放战俘是我方一贯的政策，我方目前收容的战俘数字小于我方曾经俘获的你方人员的数字，这是很自然的。”
　　杜平说：“对于对方查询我国广播电台和报刊提到的1056名美俘的下落，我们作了认真的查询，可作书面答复：有726名或在由前线解往战俘营中，由你们的飞机轰炸或炮火袭击而死亡，或逃亡，或已由我释放，或由于疾病而死亡。其余332名仍在清查中。”
　　12月22日双方恢复会谈。我方回答他们的问题后，迫询对方我方的44205人到哪里去了？对方开始说是因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转来的材料是不及时材料，以后又说这一差额是由其中有37000人是南朝鲜的居民。颠来倒去，不能自圆其说。
　　斗争的第二个回合是全部遣返还是“自愿遣返”。美方在第一个回合中没有捞到什么便宜，大概也觉得没有多少文章可做了，只好回过头来同意讨论我方一开始就提出的遣俘原则。美方代表李比口头声称，同意我方提出释放全部战俘的原则，但又公然拒绝遣返全部战俘，实质上是建议在一对一的基础上交换战俘。这意味着美方将扣留我lo余万被俘人员。这是我方所不能同意的。
　　夜，已经很深了，代表团主要领导和正式代表仍围坐在一起讨论明天的对策。红红的炉火映着李克农那冷峻的脸膛。他沉思着说：“明天的发言要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不是口口声声谈什么‘人道主义’吗？而他们的提案却打了自己的嘴巴，要向他们指出：战俘的释放与遣送不是人口买卖。”
　　“对！”乔冠华提出再增加这么几句：“20世纪的今天更不是野蛮的奴隶时代。但是，你们的提案却正把战俘的释放与遣返，放到了这种野蛮和可耻的基础上。你方的提案，不能不令人怀疑你方是否确有诚意进行双方战俘的释放与遣返。”杜平表示同意，并认为，日内瓦公约条文是敌人避不开的利剑，应用这一敌人自己参与制造的武器回掷敌人。
　　在此之后的讨论中，我方坚持按照日内瓦战俘公约中的规定处理战俘问题。该公约第118条规定“战争结束，战俘应该毫不迟延地释放并遣返。”第7条规定：“在任何情况下，战俘不得放弃本公约所赋予彼等权利之一部或全部。”
　　小组会上，我方代表质问美方代表：你们口口声声讲日内瓦战俘公约，公约讲战争结束后战俘应即予释放与遣返，而你们却将释放与遣返分开，释而不道，等于拒绝释放全体战俘。你方“六点方案”提出的“一对一交换”，“自愿遣返”、“将战俘假释而不于遣返”等原则，统统与日内瓦战俘公约相抵触，这是为什么？美方代表无法解释，总说不能强迫人家“服毒”。我方抓住他的辫子迫问：难道日内瓦战俘公约给予战俘的权利是毒药吗？如果释放与遣返全部战俘是毒药，那么世界上也就不必要真理、人道主义与和平了。我方乘胜追击，揭露对方的“自愿遣返”就是阴谋将我被俘人员送交南朝鲜的李承晚与台湾的蒋介石。对方抵赖，说什么“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不论是公开的、暗示的或可以解释成那样的。联合国军不打算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把任何人交给任何政府”。
　　我方代表立即翻开两天前的会议记录，提醒对方说，不是别人，正是你方代表两天前这么说的。不信吗？我现在就念你方发言的记录稿：“我方所收容的真正你方军人，他们不愿到你方。把他们交给大韩民国政府，就是遣返。”又说：“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也可以被送到他所选择的地方，如果他愿意去中华民国，他也可以去。”
　　“怎么样？还不清楚吗！”我方继续指出：所谓“一对一交换”、“自愿遣返”，就是扣留我方被俘人员。用中国的一句俗话讲，你们是挂羊头买狗肉。美方代表李比尴尬地承认：“我必须承认，关于动物学的比喻，我不太了解。”
　　杜平将军介绍说：李比非常顽固，他甚至说，要把他们的提案“每一点钟正点时，都这样讲一次”，“直到深入”我们的脑海。我们采取了强硬态度回答他说：“东方有种宗教叫佛教，憎侣每天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到老，念到死，但不解决任何问题。我们并不喜欢你们每一时、每＝日念佛，但你要念就念吧。你们虽然每天重复，却不会解决第四项议程，我们也不会同意你那不能容忍的‘自愿遣返’，‘自由选择’。”‘美国提出的“自愿遣返”原则受到了国际舆论的谴责。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在第六届联合国大会上谴责这种“原则”根本违反了所有国际公约，所有与此有关的国际法最基本的准则和全部国际惯例。就是美国的盟友英国、法国、加拿大，也担心“自愿遣返”“可能破坏日内瓦公约”。美联社报道，加拿大已提请美国注意：“美国在朝鲜停战谈判中的战俘政策是不符合日内瓦公约的。”
　　由于国际舆论的压力和我方态度的坚硬，美国代表开始软下来。有一天傍晚柴成文回来高兴地对杜平说：“今天休会时，李比一句话没说，哭丧着脸，像死了老子娘。”为了给对方一个台阶，促使讨论向好的方面转化，我方于3月份多次建议，以日双方已交换的战俘名单为基础，确定双方释放并遣返其所收容战俘的原则。即停战以后，我方以其收容的11551名全部战俘给对方，对方以其所收容的132474名战俘遣送我方。本来还有44205名我方战俘被列为平民身份而未交，可留待停战协议达成后再协商解决。这是我方一个重大的让步。美方表示同意在这一原则条文轮廓下解决问题。由此打开会谈僵局，进行准备工作。杜平当时还以为“可能有希望”。
　　不料，美方又一次自食其言，出尔反尔。就在休会第一天，李奇微从东京总部飞抵朝鲜波山，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否决了他们原先提出的116000人的数字，决定只交给我方7万人。会议之后，美方即加紧编制关于我方战俘的“新名单”——不包括所谓不愿遣返的战俘在内的名单。他们以为，这样一来，联合国军就可以交出姓名见于名册的全部战俘，至少在表面上满足了我们的要求。
　　4月28日上午，双方代表团步入谈判的长方形帐篷后，气氛与往常明显不同，美国代表一改过去嘻皮笑脸的神态，脸上表情极为呆板。那天，美国代表团首席代表乔埃在谈判桌上同我方翻了底牌，他们就第三议程谈判尚未获解决的问题，即限修机场问题、中立国提名问题和战俘问题，提出了一个所谓全盘解决的方案。美方虽撤回对朝中方面修建机场的无理限制，但却坚持在中立国提名？问题上的无理主张，坚持“自愿遣返”。要求朝中方面同意他们扣留10万以上我方被俘人员。乔埃跋眉地说：“我方这个方案，必须全盘予以接受或全盘拒绝。不能逐项谈判，也就是再没有商谈的余地。我们可以详细解释及阐明此项建议，但不同意作具体的修改。换句话说，我订挞个建议是最后的，也是不可变更的。”
　　我方当然不吃美国人这一套。对此，美国又采取威胁政策，华盛顿放风说，如果联合国军建议遭到拒绝，美国将随机应变，很可能“封锁共产党中国的港口，袭击中国海岸”。
　　两个星期尚未过去，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件，便美方陷入尴尬的境地。
　　5月9日晨，巨济岛上传来新闻：第76号战俘营中的朝中被俘人员，为抗议美方强迫“甄别”和非人道待遇，扣留了美方战俘营营长杜德，从而捅破了美方战俘营中的黑幕。那几天，杜平守着收音机，记录西方新闻媒介报道美军残酷虐待战俘的种种暴行。例如，2月18日拂晓6时，一支美国军队将巨济岛62号战俘营中的约5干名战俘包围起来，由美方人员对战俘进行所谓“甄别”。朝中被俘人员拒绝非法的“甄别”，美方竞把罪恶的枪口对准了手无寸铁的战俘。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报告，当场战俘死伤370人。
　　3月13日，美方士兵在巨济岛又挥起了屠刀、战俘死亡12人，伤26人。
　　从4月8日起，大规模的强迫“甄别”开始了。美军在巨济岛那山石满布的空地上搭起一个高大的“审查室”，所有的战俘都要在刺刀的威迫下走进这个阎罗殿，听候宣判。在“审查室”的出口处有两条窄窄的通路，均由台湾特务把守。一条铺满鲜花，说是到台湾的“光明之路”、“自由之路”；另一条路布满刺刀、巴首，愿意回祖国的人必须从这儿向外冲，一跑慢了，不被刺死也要被刺伤。
　　5月9日，我方被俘人员为反抗美军的暴行，扣留了美军战俘营营长杜德。迫使美国新任战俘营营长柯尔生不得不在战俘提出的四项条件上签字，并承诺今后按国际法原则给战俘以人道待遇，不再进行强迫甄别或任何重新武装的行动，杜德才被释放。
　　美国在巨济岛的暴行，在全世界引起了愤怒的抗议浪潮。美国国内也发生了美俘家属联名向杜鲁门、艾奇逊要求全部遣返战俘的请愿运动。华盛顿受到了冲击，美国谈判代表团也不那么神气活现了。乔埃垂头丧气地承认：“巨济岛事件使我们变得愚蠢了。”
　　我方决定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向对方提抗议，声援我方被俘人员的义举，向对方发起新的进攻，迫使对方走下一步。
　　可是，乔埃仍然骄横地坚持其方案是“最后的、不可改变的”，“决不再作任何让步”。
　　10月8日双方代表团第122次大会上，我方代表对美方不肯全部遣返我方被俘人员的方案进行驳斥后，美方说我拒绝其提案，要他们强迫遣返所有朝中战俘，是不遵重战俘个人人权、宣告无限期休会。对方发言后不待我方发言，即离席走出会场。
　　●巡视碧渲战俘营
　　考虑到长期休会已成定局，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决定，各级干部轮流休假或回原单位工作。杜平考虑谈判议程仅剩一个战俘遣返问题，对这个问题美国并非要终止谈判，而只是提出无限期休会。一旦战场上美方捞不到什么油水，他会回到谈判桌上来的。基于这种分析，杜平向李克农提出不回国休假，去碧渔战俘营调查研究，为重开谈判作准备。李克农推推架在鼻梁上的眼镜，沉思地说：也好。敌人不是讲我们共产党人会“洗脑筋”吗？准确地说，不是“洗脑筋”，而是我们宽待战俘的政策深得人心。我们要充分发挥这条战线的作用，以期促进战俘问题的最后解决。
　　第二天，杜平便驱车直奔碧渲。车上头铺一块布，插一面小红旗，这是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车辆的标志。按照双方协议，设有上述明显标志的代表团的车辆，在规定的路线上行驶、美国飞机不得轰炸。行至中途，忽然发现走错了路，不是在规定的路上跑，只好把旗子、红布拿掉，以减小目标。好不容易过了平壤，道路好走了，头顶上又突然出现了大批敌机。幸亏这些嫁伙可能另有任务，没有顾得上他们，杜平终于平安到达碧渲。
　　碧渲位于平安北道，是一个半岛。东、西、南三面环水，东、南两面可轮渡，西面是水连高山无路可走，只有北面是陆地，能通汽车。
　　杜平是从南面乘小机器船进岛的，战俘管理处主任王央公、科长王奈庆等人来接。王央公是北方人，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过去交往不多，虽有过几次电报来往，但见面却是第一次，他留给杜平的印象很好。
　　当时的战俘营有5个团，2个大队，大都分布在碧渲周围，是第二次战役期间逐步建立起来的。
　　第一次战役捉了些战俘，为了妥善安置，杜平派保卫部长杨霖到后方去组建战俘营。杨霖到后方后，选定了碧渔这个地点。这儿靠近中朝边界，且三面环水，比较理想。给彭总报告后，彭总也挺满意。
　　战争初期，杜平为战俘的事没少伤脑筋。
　　首先遇到的是语言不通。战俘押下火线，要进行询问、登记、编队，公布纪律及日常生活的各种规定。但是，英语翻译奇缺，从国内调了一批来还不够用，怎么办？只好把要向战俘谈的话(如敌军在朝部队的番号、命令战俘做的事，战俘和管理人员之间经常需用的话语)都用中、英两种文字对照油印出来，交给管理干部和战俘中的组长各一份。彼此有事要谈时，就用这个中英文对照的书面对话来通话。这种办法虽然很不方便，但在翻译人员不够的情况下，却也解决了不少困难。
　　再一个伤脑筋的事是死人。有的战俘坐得好好的，一眨眼工夫就倒地再也起不来了。也检查不出得了什么病。杜平向国内请求支援。国内派来一批医学专家会诊，得出的结论是“严重的营养缺乏症”。有的人开始对此结论表示怀疑，后来终于明白，战俘的生活标准虽然超过我们的部队，但主粮毕竟是苞米、高梁，他们难以消化吸收。为了确保战俘健康，杜平多方求援调来大批医务人员，为美国战俘突击检查治疗，并从国内调了大米、白面、猪肉，改善战俘的伙食，很快止住了因疾病和营养不良造成的死亡。
　　战争初期，志愿军政治部只管美、英军等外俘，李承晚军队战俘全部交给朝鲜人民军管理。随着仗越打越大，战场上的联络和及时交接就成了问题。例如在横城战役中，志愿军俘获了李伪军数干名。因交接不及时，又没有专门的组织负责，不仅影响了部队继续作战，而且造成半个月内战俘逃跑达500名之多。有的部队因顾不过来，就把伪军战俘都释放了。杜平发现这个问题后，即提请志愿军党委讨论。杜平说：“我认为目前朝鲜战争的长期性已很明显，如果我们随便把李伪军战俘释放，不仅会扰乱地方治安，而且可能为李承晚军队提供补充兵员的来源，这个问题必须加以解决。”志愿军党委决定，必须从战略意义上来看这个问题，把训练伪俘也当作自己的任务。具体办法是扩大碧撞战俘管理训练处的工作范围。前线下来的战俘，由各兵团自行组织战俘管理机构，负责临时收容并向碧撞后送。根据志愿军党委的决定，杜平于日向总政治部建议：碧撞原有之志愿军政治部外俘机构，加上各大行政区派来之4个俘管团、2个俘管大队，统一起来，组成志愿军政治部战俘管理训练处，以王央公、徐元甫两同志分任正副主任，其任务是接受前方转下的美、李伪军战俘，进行生活管理与适当的政治训练(其中美俘可以有步骤地进行训练，当成学校办)。分布地点以碧渣为中心，靠近鸭绿江南岸，便于粮食运输为宜。从4个俘管团中指定两个专门收容李伪军战俘，其余2个团及2个大队接管外俘。为便于地方及部队经常三五个美俘上送，在遂安的收容所不动，它还可协助前方后送工作。
　　电报发出后，很快得到了答复，总政同意杜平的建议，尽快健全碧撞战俘营组织。
　　在此之前，对重伤战俘各军采取就地释放的办法。第一次战役中，第40军俘获了一些重伤的敌兵。把这些伤兵抬下战场要费很大的人力、物力，这在当时是办不到的；而见死不救，扔下不管，又不符合我军革命人道主义。他们在两难之中，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对重伤战俘进行包扎治疗后，仍送回敌方，由敌人自己收容回去。这样，既体现了我军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扩大了我军的政治影响，又减轻了我们战俘管理工作的压力。杜平要第40军政治部总结送敌重伤俘的经验材料，看后当即批转下发，并在材料上加了个按语，重点讲了在敌人远距离撤退时对敌重伤俘的处理办法：
　　1.以师为单位就地在较大村庄集中，派医务干部进行一般治疗，留给食物，并可设置“美俘”标志（U.S.A.POT）以避空袭。
　　2.派专门工作人员动员群众或通过政府将伤兵逐段向敌方转送。民工工资可按日给粮5斤，由政府或部队派出干部负责押送。这样做虽较费事，要用些钱，但比后运更好些。
　　此材料作为政工通报第二号下发，各军都采用此种方法，解决了部分敌重伤战俘的问题。
　　杜平来到战俘营稍许休息后，就在王央公、徐元甫的陪同下巡视了碧撞战俘营。
　　看上去，这儿全然不像是关押战俘的场所。战俘住的是民房，虽然说不上宽敞，但很整洁。饭堂、俱乐部、篮球场一应俱全，营区周围没有设置带刺的铁丝网。
　　战俘们在这儿生活得十分愉快，这从他们那充满笑容的脸上就可以看出。
　　王央公向杜平介绍，一年来训俘工作的主要收获，就是使战俘消除了对我军的恐怖、怀疑心理，对战争与和平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应该说是了不起的成绩。
　　碧撞战俘营收容有美国、英国、土耳其、菲律宾等13个国家的战俘。这些不同肤色的战俘各有各的信仰、各有各的世界观，成分复杂，习惯各异。
　　美战俘患初到战俘营时，毫不掩饰他们的信仰：金钱、美女、白兰地。
　　有的美俘来营时，腰间都挂着一个朝鲜的铜碗。我们的管理人员挺奇怪，问他们：“挂个铜碗干吗？”美俘说：“这是金碗。”原来他们相信了美国征兵广告上的鬼话，把铜碗当成了金碗。
　　美俘身上还带了许多色情相片，经常三个一堆，五个一伙，互相进行交换，追求刺激。
　　美俘的种族歧视也很厉害，白人围上火盆不愿与黑人共烤。美俘互相间缺乏同情心，同班的病友，非但不去照顾，甚至嫌弃。
　　1951年冬季，有个美俘患感冒发高烧，睡在他两边的两个战俘害怕传染，竞在深夜一齐动手，把那病俘从窗口扔到了院子里，给活活冻死了。
　　美俘由于受了美国政府的欺骗宣传，对我们怀有深刻的敌意和恐惧心理。他们在战场上虽然受到我军宽大待遇，但对我军宽大政策仍半信半疑，伯到战俘营后受到虐待，伯“前方不杀后方杀”，怕“送到中国东北或西伯利亚去做苦工”，因此，初到碧渲时，曾有逃跑的现象。有一个美俘从战俘营跑了出去，他带着指北针和地图，白天躲，晚上藏，不走大路走小路，饿了就偷老百姓的东西吃，偷不到就到森林里捉蛇。最后实在跑不动了，就躲进老百姓一条破船里，终于被朝鲜群众发现给送了回来。
　　英国战俘文化程度较高，喜欢读书，探讨问题。并且守纪律，讲礼貌，个人卫生比美俘好。英俘很瞧不起美俘，说他们是“暴发户子弟”，常常设法捉弄美俘。
　　土耳其战俘中大部分是农民，约一半不识字，伊斯兰教徒占83％，很能吃苦。性格强悍，重感情。
　　面对着如此复杂的一群外军战俘，如何进行有效的管理和训练呢？
　　杜平说：“当时我和敌军工作科、战俘营的同志一道，对战俘的政治思想状况，进行一次比较系统的调查，以便进一步搞清情况，定下决心。第二次战役胜利后，他们从西线战场所俘虏的美军第2师、第24师、第25师的1500名美军官兵中，抽出32人(有白人、黑人、菲律宾人)，以个别谈话方式，对这些战俘的政治思想情况做了一次调查。我现在手中尚保留着当时的调查报告。”说着，杜平顺手打开当年的日记本，展示出这些报告的片断。
　　一、入伍动机？
　　1.找不到适当职业而当兵，或有职业但不如当兵挣得钱多，也更有保证。
　　2.羡慕军队生活舒适、清闲。
　　3.当兵能游历世界，想做占领军可以和很多国家的女人谈恋爱，到外国去发洋财。
　　4.当兵可以受到某种训练、积累些钱，以便将来找到别的职业和升学。
　　5.部分黑人因受招兵广告的欺骗，相信了“军队中没有种族歧视”的谎言。
　　二、美国军队靠什么来维持士气？
　　1.名目繁多的休假日。例如，每年除节日例假外，还有36天的休假，每月除星期日外，另有3天休假日可以自由选择；每天晚上可以自由外出。
　　2.经济上给予各种特权。军队中有“消费合作社”，买东西比市价贱一半，一只值33元的表只卖17元；另有军属合作社，军属买东西也很便宜（免税）。家属有病可以免费入院；被俘后照发薪金，另有出差费；1946年前入伍的士兵，每年可向政府借4干元至1万元，利息只有1厘半，这笔借款，可分20年还清。如届时无力偿还，由政府担保可延期20年。驻外国的军队，买东西更便宜，薪金也可以增加十分之一，薪金免征所得税（从上船之日算起，特别鼓励军队驻外国）。参军20年有养老金。
　　3.设有各种奖惩制度。如果一年不犯猎误，可得品行优良奖章（这与升降有很大关系）。如果犯了错误，便分别取消以上特权。例如：早点名一次不到，撤销外出证一星期。
　　4.靠宗教欺骗。团里有上尉牧师，师里有少校牧师。平时每到一地，牧师即找个合适的房子做教堂，鼓励士兵去祷告，宣传什么“我们打的都是上帝的罪人”。战时，牧师驻在后方医院，为死人祷告，写信安慰死者家属，信上说：“他的死是有荣誉的，上帝保佑他。”美军士兵大都很喜欢牧师，心里苦闷或受了委屈时都喜欢找牧师谈。牧师管的事情很多。譬如，连长无故压迫士兵，牧师可以向团长报告，请团长根据情况处理；士兵没接到家信，牧师可以代拍电报到国内的教堂，代为查询；士兵买了东西没法寄出，可交给牧师代办。
　　5.美军中还有一种秘密人物，专门调查士兵的“犯罪行为”。这些人一般的都是从华盛顿派来的，和宪兵有关系的人，称C、A、D(调查罪犯部)，他们比别人拿的钱多，一般不易被人发觉，士兵最讨厌的就是这类人。
　　6.美军每天都出军中报纸，每团有三个新闻记者，专门采访部队新闻，用文字鼓励士气。
　　三、美军士兵对侵朝战争的认识及其变化：
　　战争初期，大多数士兵都相信美国政府的欺骗宣传，相信他们是“正义”的使者，到朝鲜是执行联合国警察的任务，是为“帮助朝鲜独立统一而来”，是为了“防止共产主义在世界的蔓延”。并说：“战争拖长主要是中国军队的出现”’“中国军队既然可以帮助北朝鲜，我们当然可以帮助南朝鲜，我们不能让朝鲜赤化”。他们盲目相信战争两个月即可结束的神话，自以为美国物资丰富，武器精良，飞机大炮多。朝鲜是小国、弱国，不是对手。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突然出现，打破了美军官兵两个月回家的美梦，引起了恐惧和不安，开始埋怨“越过三八线是麦克阿瑟搞的”，“和中国打仗是最大的愚蠢”。私下议论：“美国并末受到侵略，为何到朝鲜来”。“不管北朝鲜打到南朝鲜或南朝鲜打到北朝鲜，反正都是朝鲜，美国何必加在中间”。许多战俘表示不愿意再当兵，有的写信给妻子说：“从此将结束我的军队生活”，“回国后不只我不再当兵，如果我儿子被征时，我将要把他藏到山里去。”
　　对中国的认识很差。有的战俘说：“蒋介石和毛泽东没什么区别，和我们两党政府差不多。”一个住过志愿军医院的战俘说：“我最不能理解的是中国兵吃得那样不好，又很穷，而大家每天都努力工作着，并且非常高兴。”
　　战俘们对共产主义抱有很深的成见，他们说：“世界上有两种力量，一种是共产主义，一种是美国生活方式。北朝鲜喜欢共产主义，南朝鲜喜欢美国生活方式。美国方式最好，共产主义只比法西斯稍好一点。”“在共产主义下的人都是被迫的，大家都很不愉快，共产主义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有一所大房子。每个人都做工或种地，收获的东西都交给政府，没有言论自由。”
　　杜平收起日记本说：“根据上述调查，我指示战俘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讲清楚我军宽待战俘的政策，结合着搞好战俘的生活，打消他们头脑中的顾虑，使他们相信无生命危险，把情绪安定下来；紧接着进行各种管理制度的教育，宣布纪律，使战俘在日常生活中有制度可循，并树立我们管理干部的威信。第二步组织战俘阅读报刊杂志，加强时事宣传教育，开展文艺体育活动，使战俘变为拥护和平、反对战争的力量。”
　　在战俘的管理上，杜平要求：实行自上而下的军事管制办法，官兵分开编队，受纪律约束。对不服从命令、违反纪律的行为，要给纪律处分，但不准以肉刑和侮辱人格来代替合理的纪律制裁。对少数坏分子的兴风作浪，实行通过战俘中的积极分子，去争取中间分子，扶持正气，孤立少数坏分子的政策，以壮大进步力量。同时，把改善伙食，搞好文化娱乐活动和清洁卫生，作为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尽可能改善战俘的生活。
　　战俘营的伙食，由于吸收战俘参加管理，有了明显的改善。开始几个星期里，他们吃的是由我们的炊事员做的中式餐，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这引起了营区管理部门的重视，召开了有战俘代表参加的会议，专门讨论伙食问题。会上，战俘代表提出，由于伙食习惯不一样，要求允许他们自己做饭，并建立组成一个伙食委员会，以便随时了解他们对伙食的要求。
　　营区领导采纳了这些建议。不久，战俘自己推荐的炊事员下了厨房，战俘反映，饭菜变得更像美国口味了。
　　杜平专门找了伙食委员会主席美国土兵卡特谈话。卡特说，伙食条件的改进并末因那第一次的成功而终止。大伙要求把馒头变成烤面包，伙食委员会头头集中在一起，制定了建造一个烤炉的方案。然后，向营区领导申请了制炉材料，找了一个烤炉技工，只用4天时间就制成了烤炉，第5天就吃上丁香喷喷的面包。英国战俘豪斯福参军前是厨师，他对做面食很有一套，现在是第1营第7队炊事班长。他说：我这班有10名炊事员，4个在面食房，1个负责烤炉，2个在米饭问，其他5人包括我自己在附加菜组。尽管各有分工，但我们工作就像一个整体，很有兴趣。一天，我们搞到了牛肉、菜谱的制做是根据牛的各部而定的。如果是后腿，就做牛排，切下每人一份足够的牛排后，余下的明天吃。牛排炸得半熟之后，放入另一个锅煮。然后煎一些洋葱，直到变成金黄色，再加入约二磅半面粉，再炸到焦黄，然后加入水使它成为厚的沙司，再浇到牛排上，焕上两小时。这之后，我们再放上炸土豆或与洋葱一起炸的土豆泥。
　　伙食的改善，使战俘们非常满意。战俘普遍反映体重逐渐增加了。
　　美军一等兵查尔斯对杜平说：“在被俘时，我接近146磅，在战俘营里体重直线上升，现在有165磅了。”
　　美军第24师一位叫丁？威廉的军官也说，他现在约有180磅，比刚进战俘营时重了50磅。
　　在搞好伙食的同时，还供给战俘足够的日用品。1951年冬天，志愿军党委决定，为战俘每人特制一套新棉衣，一床新毯子，一双新棉胶鞋。以后，每年为他们发二次全新的统一的夏冬全套制服。定期配发给牙膏、牙刷、毛巾等物品，烟斗、卷烟纸、糖果、点心也满足供应，每星期还发5盎司的烟丝。在战俘营中，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各团都有俱乐部，娱乐用品有围棋、朴克等。体育活动有美俘喜欢的橄榄球，英俘喜欢的足球。夏天有游泳，冬天有滑冰，还有摔跋、足球比赛和拳击赛等项目。战俘营中有个可容纳300多人的平台，成了战俘们开展拳击活动的最佳场所。
　　战俘营的运动会，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美俘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世界上的战俘营没有开过运动会。他们写了几百封家信，报告运动会的情况。
　　对俱乐部的活动，战俘爱德华曾有一段生动的描写：“在夏日午后，你可以听到上百名美兵跳入河中，游泳戏水的欢笑声，其中一位以前一点不会游泳的现在却掌握了这门技能。其他娱乐如排球、篮球及美国人最喜欢的运动——棒球都吸引了很多的人。对其他国的人也是一样的，土耳其人喜欢摔唆，英国人爱好足球，并组成几个队定期进行比赛。对于爱钓鱼的人来说，鸭绿江真是天赐的好地方，那里有大鲤鱼及其他鱼类。热衷于园艺的人可以在苗圃和菜地里大显身手。”
　　“还有音乐爱好者与他们的乐队和合唱队。‘记者们’和‘作家们’则致力于办墙报或营区杂志，每篇刊登的文章同样付予稿酬……”
　　图书阅览室的图书，琳琅满目，有英国、法国、苏联、美国等许多国家的文学名著。一个叫詹姆士的英国战俘曾写过这样一篇感想：
　　“我和格林是图书管理员，我们每天忙于阅读新书，这样可以帮助来阅读书的人，提供适合他们的书，供他们参考，使每人满意。”
　　“除了借书外，还发行报纸，三人一组签名出借，很受欢迎。”
　　战俘营除经常放电影外，还开晚会，让战俘自编、自演、自唱、自娱。特别令战俘激动的是1951年圣诞节晚会。会场上布置了圣诞树，银色的钟、红色的蜡烛，还有从中国远道运来的香烟、糖果，墙壁上贴了许多标语，会场充满了西方民族风味和宗教气氛，足以使英、美籍战俘，想起他们在本国和平时期与家人共度节日时的情景。
　　杜平说：“战俘对我们的作法感动极了。他们进会场后，不断地做各种动作，发出各种声音来表示他们的惊奇和感动。有的拿出本子来抄写会场上的标语，有的表示感谢我们对他们的宽待，有的介绍自己过去在德国战俘集中营受苦的情景，并和我们的宽待作对比。一个美国战俘说：‘德国人是信奉天主教、基督教的，他们不但不给我们过圣诞节，而且虐待我们。中国人不信宗教，但为我们筹备了一个隆重的圣诞节，给我们较好的待遇，我们深深感到中国是世界上最讲文明的国家。’还有的咒骂杜鲁门、麦克阿瑟和华尔街的老板们，害得他们不能在圣诞节和家人团聚。晚会上，战俘们还自动高喊：‘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
　　有一个被俘前是随军牧师的美俘对杜平说：“我是基督徒，同时也是牧师，对于美国基督徒来说，信仰问题是极重要的，因而对中国人民的信仰极有兴趣，尤其在我们被告知基督徒正受到共产主义者的迫害时。然而，通过在战俘营的经历，我感到所有这些都是由于仇视、偏见、误解而产生的，都是建立在错误政治宣传上的；事实上，中国人尊重每个人的信仰。日我到达该营后，固定了一个时刻表，在这些时间里最适合那些有兴趣和要求做教事的人。有了一个房间后，我开始在里面举办仪式了。开始，是一个星期办四次，星期二、五为圣经学习日，星期四是祈祷日，星期天是福声传道。在宗教节日时要主办全营教事，我们被允许用营礼堂(可容下500百多人)举行仪式。遇到这类特殊的日子，志愿军在各方面帮助我们把事情办得很成功。”
　　战俘们在战俘营还得到了精心的卫生护理和治疗。一等兵威廉对战俘营的医院生活向杜平作了生动的描写。他说道：“在医院，我们的食物很好，能吃到我们要吃的东西，而且就像在美国吃的一样，包括牛肉、猪肉、鸡、土豆、甘薯、萝L、土豆沙拉和各种卤菜。一天里不同的时间，我们有小甜饼、苹果、梨子、糖果。每天早上都有甜的热牛奶，而在晚上有糖茶，病重者还有特别食谱，如煎鸡蛋、点心、甜饼、烤土豆，全天供应，同时还有特护。
　　“医生、护士干得很出色，他们日夜值班，热心照顾病人。我曾处于很坏的状态，因为我有哮喘病，几乎睡不好，吃不好，因此身体特别弱。自从动过手术后，我的体重增加了，睡得也好，胃口也好了。我的一些朋友已完全恢复，回到营里去了。”
　　“医生、护士对器械、绷带都进行了严格消毒。而且你能发现，他们做事都很尽心尽力。他们干得很漂亮，而且始终面带笑容。
　　“护士总是很忙。如果病人没什么事，就扫地或消毒。他们帮助那些不能自理的病人洗澡、打针、吃药，不分白天黑夜。
　　“香烟供应充足。到医院就发了毛巾、肥皂、牙具、牙膏和很好看的服装。每天房内都生火，保持室内温暖，并且还有热水洗用。”
　　“我常坐着静想。我在刚被志愿军俘虏时是多么的恐慌，我想象我将被杀或受折磨。但相反，他们却使我恢复了健康。我要感谢志愿军和他们的宽大政策。”
　　杜平在对碧渔战俘营的调查中也发现一些问题。由于对战俘文化程度较高，政治觉悟很低，物质待遇较好等情况认识不足，在教育内容与方法上，搬用我军改造国民党军队战俘的经验。在教育内容上，为了批驳“美国生活方式好”，有的习惯于从阶级教育入手，课堂上大讲美国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两党竞选是虚假的民主，从根本上批判美国的社会制度。战俘们对此接受不了，认为是“在攻击我们的家庭和祖国”。在教育方法上局限于上大课，战俘们感到乏味。他们说：“你们不是上大课，就是叫我们整天讨论，这种学习方式似乎是一种高压推销。”
　　在与战俘日常生活接触中也有要求过高的现象。例如，战俘组织了一个棒球队，自己命名V——A（系美国一种高速汽车牌子）。我们小队教员不同意，非要他们改为“和平战士”不可，引起战俘不满。又如战俘对苏联电影《幸福的生活》非常感兴趣，第二次战俘看电影时，有个战俘问教员：“今晚电影片子里是否有女人？”教员听后大发雷霞，不仅不让这个战俘看电影，而且将他留在队部，训斥一顿。
　　杜平发现这些问题后，指示战俘营领导进行了纠正。把教育内容改为以“要和平，不要战争”为主，说明谁要战争，战争对谁有利(美国大资本家发财)，对谁是灾难（美国人民纳了税，还要把儿子送去给资本家卖命），为什么和平是中朝两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人民都要和平？介绍我方在朝鲜停战谈判中的合理主张和美方的破坏行为。在方法上，根据各国战俘的民族特点和思想状况，组成美俘、英俘、伪俘、少数民族战俘等几个专门委员会，分别施教，并把以上课为主，改为大量供应报刊书籍，办好图书馆，课外活动与上课讨论相结合。这样，战俘反映好接受。一天，杜平参观战俘营的俱乐部、饭堂、宿舍，战俘办的墙报；还观看了战俘营管理人员和战俘之间的一场篮球赛。战俘队个头高大，球打得不错，相比之下，我们管理干部技术就差些，输了不少球。俘管干部们不服气，商量着要从部队抽几个篮球打得好的同志组队同战俘比赛，一定要打赢。杜平觉得此事大可不必。就对他们说：“同战俘一起打球重要的不是谁输谁赢，而是表明我们的人道主义立场，显示我们改造战俘的信心和力量。只要对方放下武器，我们就把他们当作朋友看待，这是其他国家的军队所做不到的。我们需要政治上的影响，而不是球赛本身的输赢。”经他这么一讲，俘管干部们都愉快的笑了。
　　广大战俘为了使家属得知他们受到宽大待遇的情况，表达他们反对战争，拥护和平的愿望，先后向他们国内的亲戚朋友寄了大量的信件，进行了几百次录音广播，以具体事实说明，“中国人宽大、公正、爱好和平”，博得了战俘家属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同情和共鸣。有的战俘家属回信，赞扬我们的战俘政策“正像母亲的心一样”。还有一位美军战俘的母亲，把政府发给她儿子的战功奖章退了回去，并说：“我要儿子，不要战争。”
　　●重回谈判战场
　　果然不出杜平所料，美军在战场上碰得头破血流之后，又羞羞答答地回到谈判桌上来了。
　　日，美国单方面关上谈判大门之后，迷信武力的美国政府和它的将军们妄图以“秋季重点攻势”改善其谈判地位，迫使中朝接受他们的战俘遣返“最后方案”。关闭和谈大门的第4天，即10月12日，他们就发起了闻名世界的“上甘岭战役”。敌人集中300多门大炮，向我第15军上甘岭阵地连续实施了两天的火力突击。数百架飞机，也同时轮番轰炸。炮弹与炸弹像狂风骤雨一样倾泻下来，隆隆的爆炸声就像要把整个山头都要劈开似的。上甘岭烟雾腾腾，碎石横飞，阵地上一人多深的交通沟被炸得无影无踪，坚硬的岩石变成了黑色粉末。14日凌晨5时，美军第7师、伪军第2师各一部共7个营的兵力，向我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阵地发起猛烈进攻。已回志愿军政治部复职的杜平，正好赶上了这次战役。
　　杜平说：对这次战役，尽管美军在8月中旬就作了准备，集中了美军第1、第9、第10三个军和李承晚第2、第9防务师，向我上甘岭连续攻击43天，但敌人伤亡2.5万余人，损失飞机270多架、被击毁坦克14辆，大炮61门。美军耗费如此巨大的代价，所换来的仅是山腰上志愿军一个班的阵地。
　　美军进攻上甘岭失败之后，在战场上更加陷入困境。正面进攻啃不动，此路不通；扩大李承晚伪军代替美军减少伤亡，又非一时所能办到；使用原子弹，慑于世界舆论压力，尚有顾忌。怎么办？认输，美国政府及其将军们还拉不下面子。于是，他们利用海军的优势，打起再演仁川登陆的如意算盘——从志愿军侧后西海岸登陆。结果发现志愿军已严阵以待，有6个军在等待他们登陆。美国政府及将军们末敢轻举妄动。
　　当时任西海岸部队联合指挥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的杜平说：“朝鲜战争进入到1953年，美国在战场上耍不出什么花样来了。解除台湾中立化，只能是自欺欺人；封锁搞不起来；两栖登陆困难更大。1月29日结束的‘丁字山’战斗，敌我伤亡比例是9比l。在朝鲜战场呆了22个月的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退役回国时垂头丧气地说。‘共军阵地太坚固了，简直是铁打钢铸的。”
　　在走头无路的情况下，美国只好回到谈判桌上来。侵朝美军总司令克拉克给金日成、彭德怀写信，建议在战争期间先行交换病伤战俘。这是美国方面发来的恢复谈判的试探信号。我方没有立即答复，过了一个多月，看美国没有再玩什么新花样。金日成和彭德怀才复函克拉克，同意交换病伤战俘，并建议立即恢复在板门店的谈判。克拉克马上响应，表示愿意恢复谈判和交换病伤战俘。6个月僵持的局面终于打破了。
　　谈判要恢复了，周总理指示：凡是原来在开城工作的同志，不管现在于什么一律返回。3月底杜平将军到开城的时候，大家都陆续回来了。到4月初，代表团的工作班子基本配齐，杜平仍担任党委副书记，主管战俘工作。
　　4月6日，朝鲜停战谈判双方联络组会议开始举行。出席会议的我方联络组组长李相朝将军，对方联络组组长是美国海军少将丹尼尔。经过5天严肃认真的谈判，到11日，双方签订了遣返病伤被俘人员协定，并计划在4月的第三周开始病伤战俘的交换工作。
　　病伤战俘交换的谈判意外顺利，给准备工作增加了压力。遣俘处十几个工作人员日夜加班忙碌着，为了解决人手不够的问题，又从部队抽调了一批文工团员作为遣接人员。
　　杜平将军说：“国与国之间交换战俘在我是第一次遇到，缺乏经验，所以，不得不逐项详细考虑，力求避免在每一个细节上都不出差错。”
　　他首先要求志愿军后勤部卫生部立即派人去碧渣，把每一个需造返的病伤敌俘的病历档案材料整理清楚。他在给志愿军后勤部卫生部的电报中说：由碧渣遣返的每一战俘伤病员，必须具备较完全之病历摘要，以中文为根据。另须准备英文翻译材料，两种文字的材料各各6份。病历内容至少要包括以下各面：1.姓名。2.年龄。3.军号。4.国籍省籍和通信地址。5.级别。6.职别。7.部别。8.被俘日期及地点。9.伤因、伤类、伤部、伤情的完全诊断。如系内科病人，须有简单病历。川.治疗记录及各种检查摘要。11.现有病情。12.预后(包括日期估计)。以上材料必须格式一致，字迹清楚，英文材料要打字，要有医师的署名。
　　为切实做好遣接工作，杜平和丁国钮、乔冠华等人多次研究，在征得朝鲜代表团同意后，进一步确定了遣返伤病战俘的方针：要求美方对中朝伤病员分批交回，并应按重伤、重病、轻伤、轻病、传染病(急性)分批交回。交回前，双方先交换名册和伤病员简单情况，以便对方作准备。并确定美国的细菌战5巴及其嫌疑犯缓交。
　　另外，决定加强板门店接收站的工作。由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调两个兵站医院，一个医疗队、一个汽车团到开城来执行任务，并要求后勤部能派一得力干部来负责这一摊子后勤工作。
　　这一方针得到了总政治部和志愿军总部的肯定和支持。总部很快派出了第3、第15兵站医院、一个医疗队和汽车第10团来到开城。又调志愿军后方勤务第3分部部长王励到代表团担任副秘书长，负责后勤支援工作。
　　“小交换”的日期定于4月20日。杜平于4月12日又研究制定了一个详细的遣返计划，电发碧撞战俘营王央公，并报志愿军政治部、总政治部。电文内容是：
　　决定4月20日开始遣接伤病俘，根据整个交接计划，决定你们分两批将战俘自碧渲用汽车运来开城。第一批运伤病战俘loo人，于4月15日自碧渔出发：余为第二批，于4月19日自碧渣出发。每批均以三天行程到达开城。为此并对行进路线，小休息地点、宿营地点及应注意事项一一作详细规定。与此同时，我方接收的准备工作也在加紧进行。
　　开城虽然破坏得较为轻微，但没有一个较大的公共建筑或文化建筑场所能容纳数干人。临时设置有这么多床位的医院也是困难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志愿军司令部调来了大批工兵，在最短的时间内整修了9座残存的建筑物，同时又搭了几百个帐篷。
　　朝中方面迎接归来人员的每一所临时医院都能够进行各种疾病的紧急治疗，施行紧急的外科手术。有很多医护人员都报名献血。
　　杜平还向志愿军总部要来了几个文工团和放影队，准备对归来的伤病人员进行慰问。还从国内运来了大批书报以及文化娱乐工具。
　　4月20日，病伤战俘遣返工作正式开始。清晨，杜平等人驱车向板门店接收区进发。开城郊外，盛开着一簇一簇的迎春花，许多朝鲜者乡正在用河水泼洒公路，殷切地等待着从敌人魔爪下归来的亲人。
　　9时正，从板门桥方向传来隆隆的汽车声，以美国宪兵乘坐的一辆吉普和一辆中型卡车为先导，6辆运载我方伤病人员的救护车开过来了。车队快到接收区时，车窗内伸出一面面红旗，伤病人员情不自禁在救护车内唱起了昂扬的战歌。
　　车门打开了，杜平等人走上前去，亲切地说：“亲爱的同志们，现在回家了，祖国欢迎你们……”
　　摄影机转动，镁光灯闪亮。
　　我方被俘人员有的拄着自制拐杖，有的由战友搀扶着走下车来。美国方面很重视这次“小交换”，临时给我方被俘伤病人员发了呢料军服，赠送了打火机、小饭勺、香烟盒和手纸等物品，一群美国记者蜂拥而上，要抢拍“美军优待俘虏”、“礼品丰富、满载而归”的镜头。不料我军的被俘伤病人员下车后，都立即脱掉敌人发给的军服，并把所有敌人发的东西都狠狠地扔在敌人面前。这一举动，搞得美国人目瞪口呆，狼狈不堪。
　　此刻，满载美、李伪军归俘的救护车，也向敌人方向驶去，美国归俘一律穿着我军赠送的蓝色工作服，满面含笑，从敞开的车窗内探出身来，向我方遣送人员频频挥手，高喊“再见！”这种鲜明的对照，弄得美国方面大为出丑，丢尽了颜面。
　　下午，杜平将军和南日大将代表中朝两国军队，前去临时医院看望归来的伤病人员，对他们表示关怀和慰问。临时医院前搭起了松枝牌楼，阳光下，“欢迎归来同志重回祖国怀抱”的大字标语格外醒目。
　　临时医院病房里，医生和护士来往忙碌着，给重伤病员施行手术、打针、换药、透视、输血……
　　杜平将军同南日大将走遍了每一个病房，向归来的伤病人员表示战友般地问候，并让志愿军政治部文工团员给他们送上慰问品。归来的病伤员眼里都闪着泪花，非常感动。许多人握着杜平的手不愿松开，连说：“首长，谢谢2谢谢祖国人民的关怀！望着归来战士憔悴的面容，瘦弱的身躯，杜平的心里很不好受。有一个叫张武光的小伙子，瘦得青筋突出，体重只有40公斤。这些好战士在敌人集中营里遭受了多少痛苦的折磨呀！
　　第二天上午，杜平等人又来到板门店接收区。在我方一侧，竖起了一个红色的彩门，彩门正上方用中朝两国文字写着“祖国怀抱”四个大字。两侧分别写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标语。这天，天气晴朗，彩门上国旗和彩旗交相映辉，给接收区增添了热烈的气氛。在对方一侧，美国人也扎了个彩门，上写“自由之路”，但相比之下，对方的彩门寒穆多了。
　　敌人因在第一天的交接工作中出尽了洋相，恼羞成怒，就变着法子整治归俘。他们在送战俘救护车的车窗上，涂抹上黑泥巴，钉上木板子，并对送归人员一再恐吓，不许唱歌，不许携带红旗，不准丢弃他们发给的衣物，否则将严加惩处。但是，我方归来人员表现了无比的英勇与顽强，不顾敌人“训令”，路上仍然高唱中朝歌曲，并躲过敌人的搜身，带回了许多精心制作的国旗、军旗、党旗。特别让杜平难忘怀的是这样一个场面：23日，归来了一批朝鲜人民军的战士，他们一下车，都从身上拿出一块红布，连成两面巨大的国旗，一面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旗，另一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原来，他们把红旗分成许多片，分别绑扎在伤口上，终于躲过敌人层层检查，胜利地带了回来。
　　这次病伤战俘的交换工作到5月3日结束。我方共遣返美方病伤战俘684人，美方遣返我方病伤被俘人员6670人。
　　病伤战俘的交换导致了谈判的恢复，而恢复谈判的基础是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日的声明。周恩来在声明中说：中朝两国政府为了消除谈判双方在战俘问题上的分歧，促成朝鲜停战，提议“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中朝两国的这个提议并非放弃日内瓦公约的遣返原则，也非承认美国所说的有所谓拒绝遣返的战俘，而是为终止朝鲜流血战争而采取的新的步骤，以便将在对方恐吓和压迫下心存疑惧，不敢回家的我方被俘人员，在停战以后转交中立国，并经过有关方面的解释，以保证他们的遣返问题能得到公正解决。这个提议既坚持了我方一贯反对强迫扣留的立场，又彻底击破了敌人制造的我方主张“强迫遣返”的谣言。
　　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建议受到世界舆论的广泛支持。美国人主不到任何理由拒绝，表示愿意回到谈判桌上来，而李承晚却在4月9日写信给艾森豪威尔，要求他停止恢复朝鲜停战谈判。艾森豪皮尔在回信中说：“如果拒绝在体面的基础上先行停战，然后用和干式解决遗留问题，就很难言之成理了。”
　　4月19日，谈判双方在联络组会议上同意双方代表团大会塞会，时间定于4月26日。
　　谈判恢复前两天，毛泽东主席给谈判代表团发来指示：为准确我方建议的具体实施方案，有如下三个关键问题需要加以考虑：
　　一、末被直接遣返的其余战俘交给中立国，是送到中立国去还是由中立国在朝鲜接收和看管。
　　二、这批战俘在中立国管理下的时间上有无限制。
　　三、这批战俘经过有关方面解释后，仍未得到解决，应如何处理。
　　对以上三种情况，毛主席提出了两个方案。
　　第一方案：将不直接遣返的战俘，送到几个亚洲的中立国去在规定的时间内(譬如半年或者三个月)，派人前往解释，使之各巨祖国。在规定期满后如尚有在中立国看管下的战俘，其处理办法应由停战协定草案中规定的政治会议协商解决。
　　第二方案：将不直接遣返的战俘转移到经双方协议的地点，交给停战协定草案中规定的4个中立国委员会接收和看管。在规定时间内(半年或者三个月)派人前往解释，使之各回祖国。在规定期满后如尚有在中立国委员会看管下的战俘，其处理办法应由停战协定草案中规定的政治会议协商解决。
　　两个方案最关键的不同点，在于将不直接遣返战俘送中立国看管，还是由中立国在朝鲜看管这一条。
　　毛主席说：在这两个方案中，我们倾向于第二方案，因为这一方案较第一方案简便易行，且易为中立国所接受。但是，为了在谈判桌上有进退余地，在谈判恢复后，先行提出第一方案，估计对方接受这个方案的可能性较小，在弄清对方全部意图后，可准备以第二方案与之妥协。
　　4月26日，朝鲜停战谈判双方代表团大会复会。根据毛泽东主席制定的谈判策略，在这次会议一开始，我代表团就先打出了第一方案。不出所料，接替乔埃任首席代表的哈里逊对我方的建议采取拒绝协商的态度，反对将不直接遣返战俘送往中立国，并且拒绝以亚洲国家作为中立国。
　　此时，李克农从国内回到开城代表团，仍任党委书记。
　　经过近两个星期的唇枪舌战，我方认为打出第二方案的时机已成熟。报经毛主席同意后，在5月7日的谈判会议上提了出来。
　　对我方的第二方案，正像毛主席所预料的那样，美国方面没有断然拒绝，而只是提出一连串的询问。这说明美国方面有可能接受我第二方案。
　　但是，美国方面误认为我方谈判立场有所改变，于13日提出了一个冗长的长达26个段落的“反建议”，无理要求将35000名朝鲜籍战俘于停战日在南部朝鲜“就地释放”，只将非朝鲜籍战俘移交中立国委员会看管和“解释”。
　　美国这个方案中的大部分建议都不符合关于由中立国看管末遣返战俘这一基本原则，而正是这个原则才是停战谈判得以恢复的基础。哈里逊刚读完这份包藏祸心的冗长文件，我方代表马上站起来将其驳回。美国方面顽固地坚持了3天，但他们理屈心虚，只好宣布休会4天。以后又要求延长休会5天。5月25日复会后，他们终于被迫撤回他们的建议，并要求谈判转入秘密行政会议。
　　6月8日，双方就第四项议程终于达成协议，并且签订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这项文件。
　　根据协议，双方应在停战协定生效后两个月内遣返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至于未被直接遣返的战俘，应于停战生效后60天内交给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瑞典、印度5国组成，而以印度为主席和执行人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在朝鲜看管；然后由战俘所属国家在中立国造反委员会接管那一天起90天内，派人向战俘进行解释，以消除他们的疑虑。如果90天后仍有未行使被遣返权利的战俘，则由高一级政治会议在30天内解决。凡在中立国看管后120天内尚未行使其被遣返的权利，又未经政治会议作出处理的战俘，则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宣布解除他们的战俘身份，使他们成为平民。
　　至此，阻碍停战谈判的最后一个堡垒被攻克了，停战的曙光在升起。
　　日。板门店会场区格外热闹，世界各地的记者纷纷向这儿集中。各种肤色，不同语言的人们，都为着同一个目的而来，以求尽早地向世界人民报告朝鲜停战签字的动人喜讯。
　　会场区的中央我方修建了一座签字大厅。那天，我方谈判代表团的全体工作人员都到了会场。杜平坐在正式代表后边的第一排。大厅里聚集了300多人，大多是新闻记者和摄影师。上午10时正，摄影机和照相机的镜头一齐对准了签字大厅的正中，那儿并列着两张长桌，上面早已放好了18份用朝、中、英三种文字书写的停战协定文本。南日和哈里逊坐在那儿签字。在十分钟的时间里他们互相没说一句话，也没有看对方一眼，各自签完字便扬长而去。
　　签字仪式结束后，18份文本于当天分别送双方司令官签字。平壤于当天举行隆重的签字仪式，金日城元帅在停战协定上正式签字，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彭德怀司令员在开城签字。
　　当晚，志愿军代表团在开城举行庆祝晚会。晚会上，彭总即席发表了讲话。他激动地大声说：“全世界人民所渴望的朝鲜停战现在已经实现了。”
　　晚会结束时，已近10点，杜平将军仍然兴奋不已，即赋诗首：停战谈判三春秋，打打谈谈几运筹。何妨较量持久战，我有真理握在手。
　　（本章作者：胡居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