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良军、王有毅等：中国农民工三十年迁徙史
&　　我们始终认为，农民工是中国过去30年发展最重要的人力驱动力；也是今后很长一个阶段内，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过程中最主要的人力资源。关注他们，就是关注未来中国。
　　引子：农民工改变中国
　　南都记者陈良军
　　从1978年底算起，中国改革开放已经33年。
　　半个甲子以来，制度之辩常有、观念之争不断，国人命运亦不乏曲折，但均无碍一个国家的整体巨变。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建设成就，可以归功于两股主要力量：其一是邓小平，其二就是农民工。总设计师作出了划时代的决策，但绵绵不绝为之挥汗如雨的，则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两相比较，还是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
　　农民工创造了中国经济30年高速增长的世界奇迹。
　　这批从土地上走出来的产业工人，拿着极低的工资收入，基本没有福利保障，总是随意而漫长地加班。他们默默承受，成为全世界最廉价的劳动力，吸引全球资本到中国逐利。在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世界工厂机器轰鸣，他们人生中最具活力的时光就这样消逝在流水线上，数年如一日重复着单调的动作，给商品打上&MadeInChina&的标签。
　　因为农民工，中国成为了世界最大的商品制造国和出口国，在国际贸易的大舞台上唱起了主角，创造了世界第二大经济总量。
　　农民工维护了中国政治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在14亿人口的大国进行工业化的过程中，长期依赖工农业剪刀差哺育工业现代化，农民成为市场竞争下的弱势群体，负担一度沉重不堪。亿万弱小农户能够免于破产，正是得益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迈进了工地、工厂，以工资性收入弥补微薄的农业收入，巩固了农村家庭经济。农民工这种特殊身份，令他们进可务工，退可务农。有了生存的进退空间，农民工尽管每年如候鸟一般迁徙，但已经成为一个内在稳定的群体。
　　农民有了生存的第二条道路，农村有了以工补农的机会，在中国利益与矛盾趋向多元化的这30年中，农村政治和社会秩序始终保持稳定，保障了经济领域的高速发展。
　　农民工的出现加强了中国内部环境的流动性。
　　从1970年代起，第一批农民洗脚上岸，从生产队的土地上走了出来，从社队企业、集体经济中转化出来，成为最早的广义农民工。
　　1984年开始，中国正式确立商品经济，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商品贸易带动工业生产，城市对产业工人的需求量大增，农村人口开始大量外流。这一年，&农民工&一词正式诞生。
　　1992年，邓小平南巡，随后中国下定决心走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外资大举进入中国，产业布局遍地开花，城市建设快马加鞭。农民工流动因此风起云涌，蔚为壮观。到现在，中国农民工数量保守估计已在2亿人以上。
　　从牢固地将劳动力和土地捆绑在一起的人民公社中突围，农民工率先对1958年以来的城乡二元体制展开冲击。他们跟随着市场流动，打破了国家配置资源的单一形式。他们得以进入各个行业，体现出了社会各种分工的市场价值。
　　僵化的中国，因此充满活力，丰富多彩。
　　近些年来，对农民工的各种调查研究逐渐增多。但是相比于改革开放中的各种风流人物，农民工这个重要的群体，给予中国30年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却一直未有广泛传播。
　　在现实中，他们也常常处于弱势地位。他们强大了国家，自己却只能拥挤在逼仄的城中村；他们繁荣了城市，却留下了一个寂寞的乡村；他们穿着最廉价的T恤，生产着最昂贵的GUCCI和LV；他们每天照顾着雇主的孩子，自己的孩子却一年才能见上一回。他们是中国强大的力，也是中国深沉的痛，时刻考问着中国的贫富差距和社会公平性。
　　随着第二、第三代农民工群体的出现，他们的利益诉求也在发生变化。他们渴望在城市被认同，以冲破城市内部形成的二元结构。农民工讨薪、富士康员工跳楼等新时期的社会问题，无不考验着全社会对待农民工的诚意和胸怀。
　　作为农民工输入大省的广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汪洋在一次与外来工见面的活动中曾动情地说过，广东能有今天的发展成就，跟广大外来务工人员的努力奋斗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外来工，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就可能喝不上水、吃不上菜，甚至垃圾围城，更谈不上会有广东的工业化、现代化。外来工是广东现代化进程中一支非常重要的建设力量，也是今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必须依赖的主力军。
　　汪洋强调，关爱农民工、帮助农民工，还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作出的贡献，实际上现在的城市人，绝大部分都出身于农民，因此，我们提醒自己不能忘记农民，就是不能忘本，我们告诉自己要善待农民工，就是要懂得感恩。
　　当前中国，一方面正在寻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摆脱单纯依赖廉价劳动力的国际贸易竞争；另一方面则在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城市与农村又在发生着深刻的改变。那么连接城市与农村的农民工们，经过30年奋斗，他们会朝哪里去。这无疑事关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事关现代化。
　　我们始终认为，农民工是中国过去30年发展最重要的人力驱动力；也是今后很长一个阶段内，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过程中最主要的人力资源。关注他们，就是关注未来中国。
　　帷幕拉开，历史向我们展现这些洗脚上岸的农民，他们的贫穷与困顿，他们的坚持与抗争，他们的开创与收获。动人而珍贵。
　　这是一场农民迁徙史上千古绝唱的开端。
　　由于带动了数千名妇女从灶台走上柜台，王碎奶担任了温州永嘉县桥头纽扣市场个体协会的会长和党支部书记。她个人也随着市场一起，成了时代的标志。1993年，王碎奶达到个人政治荣誉的顶峰，当选为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南都记者吴峻松摄
30多年前的王碎奶第一次贩卖钮扣，一个星期就赚了100多元钱，相当于一个成年劳力在生产队一年的收入。南都记者吴峻松翻拍
　　第一批农民商人从温州永嘉诞生
　　1974年，永嘉县枫林镇人徐李送被推荐读高中了。一天，他坐在桌子上吃番薯丝。母亲在一旁告诉他，吃过了这一顿，明天就没有东西吃了。徐李送一边嚼着番薯丝，一边掉眼泪。
　　4年后，高中毕业的徐李送被派去参加社会主义路线教育工作队，在全县各地纠正分田单干。看到有人在田埂上私自种茄子，工作队就去拔掉。有人扛着山里买来的杉木要去卖，工作队就上前没收。
　　徐李送很纳闷。他说自己的父亲就是这样从几十里外的仙居县贩卖杉木，一扛就是100多斤，才把他养大的。于是，他因为不肯参与没收杉木，被调到医院查账去了。
　　这是1978年，许多像徐李送这样的人还在为时代困惑，但是一股除旧立新的力量已经在酝酿。这是一个改革四起的年代。
　　1979年，温州市就在城区开放了几个农贸市场，但仅仅是允许三类主要农副产品上市交易。在广大的农村，生意还是只能悄悄地做。
　　1978年的曙光
　　永嘉人太渴望改变生活境况了。
　　几个数字可以说明，永嘉农村到了非变不可的程度：
　　首先是耕地严重缺乏，全县耕地资源最好的是瓯江边的瓯北镇，但是3.5万人只有1.9万亩耕地。桥头镇由于是山区，全镇2.5万人，所拥有的平原耕地只是一个山谷的狭长地带，这里南北纵深约3公里，东西向最宽处约3公里，最窄处还不足1公里。
　　其次是人口无节制地增长，1962年，全县人口是43.82万，但是到了1978年，达到了68.32万人。人均耕地在20年间从1.23亩降低到了0.57亩。然后是天灾，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永嘉县有8年遭受台风、5年洪涝、7年病虫害肆虐、10年干旱。所有这些造成的后果是，粮食越来越不够吃了。到1976年，粮食产量掉到了1959年的水平。人口增长了25万，粮食却少了12810吨。永嘉县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说，当时就算把永嘉所有的地都种起来，都丰收，也不够大家吃的，因为耕地实在太少了。
　　实际上直到1983年，永嘉全县严重困难户还有1.3万户6.5万人，其中外出讨饭500多人，缺衣少食21650人，栖身祠堂、庙宇或借租住房9800户。反观可知，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永嘉人生存之艰难。
　　机会终于在1978年出现了。
　　在距离永嘉1500多公里外的北京，这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次日，文章通过《光明日报》传遍中国。当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是年末，700多公里外的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秘密按下手印，实行包产到户。
　　但是这一年的温州，很多日后声名显赫的人物，还远未出头。温州鞋业的标志性人物余阿寿，这年42岁，因为差点被冻死在海上，刚决定不做鱼贩子，租了个10平方米的店面摆鞋摊；被《中国青年》评为&可能影响中国21世纪的中国青年人物&之一的南存辉，刚刚辍学不久，在街上练摊修鞋；23岁的周庆治与其他524人一起，在温州考上了刚刚恢复招生的杭州大学，18年后，他在胡润中国富豪榜位列第73位。另一位名列2005年胡润富豪榜第52位的叶祥尧，在1978年仍经营着一家小小的作坊工厂，18年后，他的资产从42万元增加到23亿元。美特斯邦威的董事长周成建，这年13岁，因为把父亲买给姐姐做嫁妆的缝纫机零件拆了一地，被父亲暴打一顿。当时，他最大的愿望是当一名裁缝。
　　这一年碰壁的人也不少：有人在街边卖虾皮，被工商人员抓住，竟跳进九山湖自杀；有个卖螃蟹的人，被工商人员的哨声吓晕，送院不治&&
　　1978年的温州，看不出任何即将要引领中国经济的迹象。
　　是年，560万人口的温州，GDP是13.22亿元，全市人均储蓄仅有8元。改革开放前，当地有童谣：&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永嘉逃难，洞头靠贷款吃饭。&
　　这年的年中，在外闯荡10年的叶克春回到了温州市永嘉县桥头镇。这个日后名声在外的农民商人，当时27岁。自1969年开始，他的父亲作为劳动力，代表全家去生产队干活，叶克春被默许外出弹棉被，成为当时桥头镇近万名弹棉郎中的一个。而当时桥头全镇总人口也仅2万多一点。
　　曙光初现，叶克春的回乡，将带动一场改变桥头镇的经商浪潮。
温州永嘉桥头镇地理位置偏僻，但是桥头钮扣市场却一路风生水起，堪称当时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专业小商品市场。吴峻松摄
上世纪80年代初，亲戚带亲戚，朋友带朋友，桥头镇纽扣市场越做越大。 吴峻松摄
　　像老鼠一样贩卖纽扣
　　1978年，叶克春回到永嘉桥头镇的时候，商品经济的苗头已经开始出现。他的同镇老乡邹永芳，花1元钱买了一只挑货郎兜售的塑料编织虾，并借助当地农化厂的供销员开始往外推销，订单一下子达到数十万元，轰动一时。这种塑料编织品，还有一种金鱼产品，鱼头上两只大眼睛，用的就是台州市路桥区国有纽扣厂生产的玻璃纽扣。
　　1979年正月初五，温州地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
　　春节刚过，商业嗅觉灵敏的叶克春就来到温州市区，到处询问有没有生意做，干什么才赚钱。他也遇到了一个挑货郎。对方介绍，到台州市的路桥区或许有生意可做。一头雾水的叶克春，与堂兄叶克林和另外两位老乡拼凑了600元钱，赶到了路桥区。路上，一名老乡反悔退出，另一老乡转行做起了塑料编织。最后，叶克春与叶克林被写进了《桥头镇志》，经温州官方认定为桥头镇最早从事纽扣贩卖的商人。
　　走进&克春纽扣&的门店找叶克春，他的儿媳妇朝一边努努嘴。在楼梯口的角落里，现年60岁的&克春纽扣厂&创始人、数千万身家的叶克春坐在一张矮板凳上，给一包包纽扣过塑封装，满头大汗。
　　小儿子叶立敏说，父亲太老土了，怎么看都像个农民，不像个知名商人。
　　成名以前的叶克春更老土。他从桥头镇外出进货，因为没有班车，只能在路口等过往的顺风车。有时候一等几天都不见车经过，&路上真的是一辆车都没有。&
　　即使到了1979年，经商依然只能悄悄的。外出进货时，身上的钱不能多带，一旦被搜出，就要被盘问。叶克春在浙江余姚被执法人员查过一次，不但随身携带的货物托运单被收走，随身的3000元巨款也没能拿回来。
　　更多的时候，他只能像老鼠躲避猫一样，在车站快进快出。一下车，他身上背两个包，两手再各提一个包，夺路而逃。
　　和后来的普遍说法不同，叶克春回忆，第一次把纽扣刚带回桥头镇的头两天，其实根本卖不出去。当时的他更想不到，他这个&吃螃蟹&的人，竟然引领出了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专业小商品。
　　一个村妇女主任的选择
　　在1979年经商，确实不是个好行当。这一年，南拳师傅胡玉明开了个眼镜店，开业第一天，营业额是0.5元，第二天是1元，到了第三天，营业额是0。可见生意惨淡。
　　叶克春心里也没底。在桥头镇的大桥上摆了两天摊之后，他把纽扣一个个钉在白布上，逢顾客就剪下一块白布连纽扣一起卖。其实布比纽扣还值钱。但是生意倒真的因此做开了。一个多星期后，他就赚到了100多元。这几乎相当于一个劳动力在生产队一年的收入。
　　1979年的温州，正迎来一股走私热潮。大量的走私手表、折叠伞等时髦玩意儿在温州的地下市场交易。这些闻风而来的外地顾客也因此看上了桥头的纽扣，来买纽扣的人越来越多。远至广州这种改革开放先锋地的顾客，也要到桥头大批量采购纽扣。
　　除了等客上门，叶克春也带着纽扣、塑料编织品、衣服等货物到外地的供销社销售。他说生意真正做大，靠的还是往外推销。人数最多的时候，桥头镇吸引了周边1.4万多人成为购销员，其中出去采购的1200多人，推销的达到1.3万人。
　　一支主要以早期弹棉郎为主的推销队伍，开始深入全国各地。据统计，当时除了台湾地区，这些推销员的足迹涉及到中国的所有省、直辖市、自治区，甚至港澳地区。凭借弹棉被时积累的供销社资源，桥头的纽扣销路渐佳。
　　1979年，桥头镇的另一个风云人物王碎奶，紧跟叶克春的步伐，走上了温州商业的历史舞台。
　　这个现年64岁的老人，把家里打扮得像个展览馆。一个房间里到处是奖状、奖杯、锦旗、绶带；客厅一面墙上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桥头镇的照片，每一张里面都有王碎奶的身影。另一面墙是家庭照片。王碎奶指着其中一张说，这是奥运冠军朱启南，年初刚跟她的长孙女订婚了。
　　王碎奶命运曲折。13岁时，上游新开水库溃坝，水淹下游9个村。她家所在的桥头镇黄堡村受灾最重，170座房屋只剩下9座，良田被毁不计其数。大水来临时，王碎奶本来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却又跑回家想多带走一些东西，险被大水冲走，危急时幸好被人一把拉上了高处。16岁，刚读了半年农业初中，母亲病故，她辍学出嫁到桥头村。
　　1979年，叶克春在镇里那座大桥上摆摊卖纽扣时，王碎奶还是个家庭妇女。家里公公种地，婆婆养猪，丈夫教书，她自己则当了个村妇女主任。这是个没有工资的岗位，纯属义务&为人民服务&，平常开开会，宣传计划生育。她还是一名赤脚医生，能应付个头疼脑热，仅此而已。
　　&当时没有生意做，种地又不够吃。&王碎奶很苦恼，作为家庭妇女，不挣钱就没有经济自由，花钱都要问家里的男人要。她说当地的农村妇女，当时都是这个现状。
　　看到叶克春卖纽扣，当地人也跟着去外面进货来卖，其中包括王碎奶。不到一个星期，桥上卖纽扣的就发展到了42家。王碎奶让读中学的儿子利用周末去外面进货。然后从家里拉出一块门板，把纽扣摆在桥头上卖。
　　第一次花了一个星期，赚到了100多元钱，第二次赚到了200元。王碎奶乐坏了。直到今天，32年过去，王碎奶提到这两笔收入还是窃笑不已。
　　以村妇女主任这样的基层公职身份，从事&并不光彩&的小贩生意，王碎奶也只能偷偷摸摸的。看到有镇上的领导经过，她就扭转头去，生怕被发现。其实，村里的其他干部当时也和她一样，都卖起了纽扣。
　　本钱是没有的，王碎奶每次进货只能挨家挨户凑钱。等到别家要去进货时，又把钱凑给别家。有限的资金因为活跃的民间借贷，在小小的桥头镇上流动性惊人。
　　叶克春与王碎奶，都是桥头镇第一批经商的农民。两者所不同的是，叶克春是不自觉地带动了王碎奶等人的加入，而王碎奶则带动了当时中国农村一个专业市场的诞生。
　　中国首个农村专业市场诞生
　　在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前，&商品经济&这个词还不能公开出现。市场更加是个敏感词。虽然1979年，温州市就在城区开放了几个农贸市场，但仅仅是允许三类主要农副产品上市交易。在广大的农村，生意还是只能悄悄地做。
　　1980年，温州的走私更甚了。这里的人越来越不安分。中国也进入了全新的80年代，改革春风萌动，大陆在这一年上演了第一部带吻戏的电影《庐山恋》。罗大佑的《童年》和邓丽君的《甜蜜蜜》此时也从对岸传来。8月26日，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经济特区。到9月10日，国家总理也换了人。
来源: 南方都市报
| 责任编辑：程仕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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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留乡的农民工找到出路―――四川省全国人大代表谈返乡农民工就业
作者：高文 &&03-14 11:11:47
　　“今年，随着民生工程的深入推进和农民工社保转续政策的明朗，四川省农民工返乡创业和就业的环境还将进一步得到改善，农民工留乡一样有‘钱’途。”这是许多四川省全国人大代表的共同看法。　　如何化解返乡农民工就业压力，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南充市市长高先海结合实际介绍说：“作为四川第一劳务输出大市，截至今年2月初，南充市176万外出农村劳动力当中，返乡的就有18万人，这带给南充市一大考验。大批农民工返乡，如果找不到出路，南充市的劳务经济势必遭受一定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针对返乡农民工采取了技能培训、就业帮扶、创业扶持和权益维护4大行动，一系列举措先后为15万多返乡农民工重新找到了出路。那么，剩余的这两三万返乡农民工又该怎么办呢？结合正在实施的项目推动战略，南充也在加强园区建设，我们也在承接产业转移，所以要不断加大这方面工作的力度。”　　全国人大代表、自贡市委书记王海林在调研中发现，一些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后存在心态失衡问题，“这些年轻人毕业后直接出外打工，身份上是农村人，生活方式却早已城市化。在金融寒潮下被迫回到农村，不少人宁愿滞留大城市等待新工作”。全国人大代表、石棉县安顺乡麂子坪村妇女主任毛金芳说，春节过后，当地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又奔赴珠三角、长三角，踏上漫漫求职路，他们总觉得呆在家乡没前途，大城市机会多，坚持一下也许又能找到新工作。　　代表们认为，目前经济形势下，广东、浙江、上海等沿海城市大范围吸收农民工的能力不强，返乡新生代农民工大可先安下心来工作，并积极参加技能培训、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增强自身竞争力。　　“在当前加大投资、大上项目的背景下，四川就业机会很多。比如修路、修水库、耕地复垦等等。”全国人大代表、广元市委书记罗强认为，只要肯干，灾区遍地是活儿，新生代农民工应该转变观念。“本地薪资水平比沿海城市低是事实，但生活成本也更低。”全国人大代表、绵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瑜说，仅重灾区绵阳的劳动力总需求量就在100万人次以上，回乡务工的收入也没有想象中那么低。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委农办主任张宁介绍说：“返乡农民工是一笔财富，不仅要让返乡农民工以更高的水平走出去，还应创造良好的环境吸引人才回流。四川省各地通过加强引导和培训，让返乡农民工掌握创业本领，通过农业产业化升级，给返乡农民工发展种植养殖业创业带来机遇，为其推荐、提供一些有前景的农业产业化项目，组织返乡农民工合作创业，并出台费用减免、金融担保、贷款贴息、资金补贴等多项创业优惠政策。”
稿件来源：&&责任编辑：蔡薇萍您现在的位置：&&>&&>&&>&&>&正文
2014年7月妇女主任述职报告
来源：　 9:06:10　【】　
　　一、妇女方面工作 　　咱们妇联的工作职责是：协助村党支部、村委会，带领好广大妇女，解放思想、增强学习，提高每个的素质，帮助引导她们走致富之路，长期稳定低生育水平，以宣传教育为主，提高干部群众的国策意识，有效地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促进经济成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xxxx年是我村成长的重要一年，我村也进入了新的历史成长阶段。新的形势、新的特性已经出现，咱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继续组织村内妇女参与护林防火工作。200x年我村妇女是472人，劳动力是269人，占总劳动力的47%。无论是植树本文来自小草范文网造林、护林防火，仍旧环境整治等，都离不开女同志，广大妇女都充分发挥了她们的作用，推动了全村各项工作的又好又快成长。 　　另外，在计划生育方面，我村xxxx年49岁以下育龄妇女是295人，占妇女总数的61%，为了落实计划生育工作思路和工作要领的“两个转变”，贯彻落实《中共中央、xx关于完全 增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处理人口疑问的决定》和《xx市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我村重新修订了《xx村计划生育村民自治章程》，力在稳定低生育水平，为计划生育家庭提供政策扶持。同时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咱们加大了宣传力度，宣传品入户率在90%以上，让广大妇女明白政策，提高识别，对药具如何 运用，做到知情挑选。此外我村设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由书记担任领导小组负责人 /> -->
栈疃?次。其中，我村参加了区计生办举办的“五月鲜花咏国策，共建和谐新xx”计划生育文艺节目调演，我村的“计划生育就是好”扭秧歌节目不但取得了此次调演的二等奖，并且歌词在村内广为传唱，使得这支秧歌队成为我村人口与计划生育知识的文艺宣传队。 　　尽管xxxx年的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必须的成绩，但咱们的工作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比如：人户分离情况比较严重，对于那些户在本村，实际人长期居住在外乡镇的人，维护上还存在必须难处。但随着在xx与良乡两名联络员的配置，这种状况会有所改良 ，能够促进我村计划生育工作的更好开展。 　　二、统计工作 　　自从担任统计工作以来，我感到自身的压力相当大，由于自身素质存在的不足，再加上对统计工作业务不精通，工作起来有必须的难处。面对这种情况，我加紧学习业务知识，虚心向别人请教，使得本年的统计工作取得了必须成绩。 　　在做报表统计的流程中，我做到了有据可查，有据可参。我认为，作为一名统计人员，贴近群众，反映群众的愿望，为群众办真事、办实事，才是一个统计人员所应尽的责任。只有这样，咱们的统计工作才可亲可信，深入人心，才会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撑。 　　xxxx年，咱们按时完成了乡党委下达的各项经济指标，全村人均收入达到xx元，与去年相比有相当的提高。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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