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优秀毕业论文立人’与八十年代文学中的启蒙问题――以茅盾文学奖前三届获奖作品个案为研究中心”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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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理论优秀毕业论文立人’与八十年代文学中的启蒙问题――以茅盾文学奖前三届获奖作品个案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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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依然期待“茅奖”，期待伟大的中国文学
——关于茅盾文学奖未来发展走向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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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丽军、房伟、马兵、赵月斌
主持人：张丽军 博士 副教授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房伟& 博士&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马兵& 博士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赵月斌& 作家、批评家、编辑& 《时代文学》杂志社
时间：日下午3点
地点：山东师大文学院现代文学教研室
一、&&&&&&&&&&&&
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是否有“漏网之鱼”？
张丽军：这一年来，我们连续做了五期的“茅盾文学奖”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一次我和《当代文坛》主编罗勇先生通话，他说你们的“茅盾文学奖”批评搞得红红火火啊。他和一些批评家都关注到了。我们通过对话的形式，把每部获奖作品都分析了一下，这是第六期了，也是最后一期了，我们想做一个对“茅盾文学奖”的总结。实际上，对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评价，我们提出一些疑问，进行了多维度审视，更重要的还是立足于关注它未来的走向，即如何完善“茅盾文学奖”。今天我们讨论人员不仅以前就参与的有房伟、马兵，而且还有《时代文学》杂志社的、创作实践和理论实践都丰富的赵月斌先生。我们先谈第一个问题：如何评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是否有“漏网之鱼”、“遗珠之憾”？
在《艺术广角》2009年第1期，我发表了一个关于“茅盾文学奖”矛盾性的论文，提出很多质疑。按照茅盾先生的主张，奖给中国最优秀的长篇小说，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内涵。第七届“茅盾文学奖”作品，是不是在这四年时期内是最优秀的？这一点存在很多问题。有很多作品是遗漏的，像莫言的、史铁生的、刘醒龙、毕飞宇等人的作品，比《暗算》、《湖光山色》要好得多。从艺术特色、思想内涵来说，逊色很多，觉得不可接受。当然这届茅奖也有好的，像我们谈到的《秦腔》、《额尔古纳河右岸》比较厚重。总体而言，一端是非常优秀，另一端是仅仅够格。
马兵：刚才张老师提到的厚重，我是很有感触的。“茅盾文学奖”每一届都有所谓厚重的压轴之作，这一届是《秦腔》。从总体上评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话，那就是它也延续了“茅盾文学奖”既有的评奖范，对厚重的、具有史诗品格的作品格外青睐；另一方面这届“茅盾文学奖”也体现了在新世纪里新的评价视角。你比如说《暗算》的出现，《暗算》的入选可能有相当大的原因是大众传媒对于文学评奖的渗透，这即便够不上压力的话，也确确实实形成一种影响，迫使评论者不得不去重视在民间、在大众引起了相当多的可以被称为现象的作品。我觉得最纳闷的入选就是《湖光山色》。本届一开始选出了二十一部终评作品，后来又提名加了四部，包括像《梨花似雪》、《上塘书》，所有这些里写农村题材的像《上塘书》、《平原》哪个好像都比《湖光山色》更能入选。刚才说了“遗珠之憾”，我个人觉得除了张老师刚才提到的莫言的《生死疲劳》、史铁生的《我的丁一之旅》，还有几部。其中两部与南京大学王彬彬先生不谋而合，一个是阎连科的《丁庄梦》，一个是胡发云的《如焉@》，它们是那类能够直面现实黑暗的作品，而且用非常艺术化东西把它给呈现出来，但是这两部作品与“茅盾文学奖”的官方趣味是疏离的，到现在它们在市面上都不好找。还有一部作品是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这部小说对历史和女性的书写角度令人难忘。
房伟：刚才两个老师谈的我觉得很有启发，马兵说的非常好的一点就是“新世纪”。第七届茅奖与以前相比，既继承了原有茅奖的一些品格，又发扬、扩大了“茅盾文学奖”的影响。“新世纪”是一个关键词，茅盾文学奖之所以受到关注，除了官方色彩与社会权威性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代表了中国对于自身的文化的想象，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焦虑，而这种想象与焦虑，就进一步将“新世纪”这个时间维度，变成了某种文学新品质的探索。就这一届的新变化来说，它很明显范围扩大了，从原来官方、意识形态的、国家民族叙事的东西，进一步扩展到比如说新的元素，比如《暗算》。《暗算》这部作品获奖我认为它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当然也有问题，但它至少表明了茅奖评委在评选过程中开放精英文学尺度的努力，这一点是非常可喜的。
要说“遗珠之憾”，刚才两位老师谈的，我也有同感，比如《丁庄梦》、《上塘书》、《平原》是我比较看好的作品。除了这几部之外，《四十一炮》是进终评的，比起《生死疲劳》，这部作品可能更能打动我。它通过非常高的叙事技巧，隐喻这整个乡土中国的巨大转型。它与《秦腔》表现了相类似主题，但用了不同的手法。颇有道家神韵的民间自由精神，在后现代的庸俗文化环境中变成了一种对于“血气衰败”的焦虑。《藏獒》这部作品也是进入终评，它没有获奖很遗憾，无论是从通俗文学上讲，还是从生态角度来讲，它都有其自己的巨大意义。除此之处，还有几部作品，比如说张炜的《刺猬歌》，也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在张炜目前创作中，可以说是继《古船》、《九月寓言》之后的一个巅峰之作。艾伟的《爱人有罪》，将对社会问题的追问，引入对复杂人性的探讨，也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刘庆的《长势喜人》，通过“广场”来做隐喻，写了整个中国从文革到新世纪以来的文化变迁，具有文化隐喻和文化批判意味，也不容忽视。
赵月斌：“茅盾文学奖”一向被人们视为中国当代最高级别的文学大奖，得到它就象征着获得了中国文学的至高荣誉。不过现在这个奖的神圣光环在慢慢消退，因为它的主办方、评审机构、评审方式基本都难摆脱许多有形或无形的非文学的制约。由评审机构划定的种种条条框框乃至许多人为因素，导致评选出的很多作品只是表达某种宏大意志的工具，有的作品甚至只是搞平衡、送人情的结果，很难说是一个恪守着纯粹的文学指标的“文学奖”。回头看历届“茅奖”，可以说每一届都有“遗珠之憾”。令人欣慰的是所选出的作品中，还有几部说得过去，并不是每一届都把“珠”全都给“遗”了。应当说像《芙蓉镇》、《白鹿原》、《尘埃落定》等作品，不仅在各自的评选档期内是当之无愧的优秀之作，而且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成为得到广泛认可的“经典”。不过这样被“茅奖”过的作品实在是屈指可数，被“遗珠”的则是一抓一大把，像张炜的《古船》、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李锐的《无风之树》、史铁生的《务虚笔记》、莫言的《檀香刑》和《生死疲劳》等等，在我看来都是被遗漏的珍珠，与它们比起来，许多被“茅奖”过的作品，只是装宝匣里唬人的沙子。
不过话又说回来，“茅奖”到底还是一个官方奖项，其性质定位、操作流程、象征意义，都决定了它很难用纯文学的标准来评价。所以我们不妨把它看成一个豪华的文学派对，大家娱乐娱乐就行了，上层娱乐大众，我们娱乐自己。
张丽军：刚才月斌说得很好，“茅盾文学奖”是国家层面上的大奖，它具有很强的官方性质。
赵月斌：像国外很多比较有影响的“龚古尔文学奖”、“布克奖”则体现出显著的民间性，很少有所谓政府大奖、国家大奖，它们的性质简单明了，就是一个文学奖，一切靠“文学”说话。
张丽军：中国这个奖作为一个官方奖，在作家中是很看重的。
赵月斌：主要是因为中国作家好多都端着公家饭碗，相当一部分人要靠国家俸禄养活，他们吃的是体制饭而不是文学饭，所以他们很看重这个大奖，这可是一个大饭碗啊，文学不文学不重要，得到它才重要。
张丽军：“茅盾文学奖”带来的影响有很多方面。官方色彩太浓，官方审美意识形态与审美有距离感。它既有背离的一面，又有吻合的一面。一方面有很多精品，像《平凡的世界》、《芙蓉镇》等等，这个奖的设置体现了中国长篇小说创作很厚重的一面，在一定意义上奖励了、鼓励了中国乡村小说的创作，有这个奖要比没有这个奖要好。
赵月斌：我觉得不能太过乐观，它的影响有好也有坏。
二、茅盾文学奖的价值、意义与质疑、非议
张丽军：茅盾作为一个非常熟悉作家创作规律的经典文学作家，对于文学批评非常熟悉，也是很重要的批评家。他没有做出任何规定，它就是奖励给中国最优秀的长篇小说。当然很多评奖规则把它细致化了，评选机构是中国作协领导下的，带来了众多非议和优秀作品的遗漏。
房伟：《湖光山色》是历届比较差的。
赵月斌：几乎每一届都有不可思议的作品。
张丽军：这就是一个问题，为什么每一届评出好奖，又有很差的？
马兵：上一届是《张居正》、《无字》、《东藏记》、《英雄时代》、《历史的天空》。上一届比较平均，没有出人意料的，也没有特别突出的，都体现了对历史题材的偏重，这实际上涉及到今天我们提到的第二个话题，“茅盾文学奖”设立的目的和意义
。“茅盾文学奖”最大的矛盾，在于对厚重与史诗性品格的看重，既是一个标准，也是一个桎梏。施战军老师说过，“茅盾文学奖”有这不好，有那不好，但是“茅盾文学奖”评出了《白鹿原》、《尘埃落定》、《长恨歌》。别的评奖有吗？确实没有。一提到“茅盾文学奖”，我们几乎先想到的是《白鹿原》，符合《白鹿原》的艺术标准就是符合入选“茅盾文学奖”的标准，但当我们都按照《白鹿原》的思路去看齐“茅盾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就有了不能承受之重，意味着不具备这样品格的作品就不会入评委的法眼。一句话，厚重是“茅盾文学奖”获得人们任可的重要指标，反过来它也成了阻隔其他作品进入“茅盾文学奖”的壁垒，这是“茅盾文学奖”最大问题。
房伟：它也不断在改变，如《尘埃落定》中少数民族文学被纳入国家民族史诗想象中，又比如通俗文学元素的加入，比如《长恨歌》、《暗算》。它也试图在国家民族史诗、文化史诗的范围内，进行突破的一种努力。然而，它的评选机制、推选机制，也决定了茅奖的突围的努力，还需要一个漫长过程。
马兵：“茅盾文学奖”开始变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近几届评选质疑的声音越来越多，前四届还没这么多质疑。而近几届，包括洪治纲写长文《无边的质疑》，认为在“茅盾文学奖”评委里有的年龄比较大，被十七年的艺术思路熏陶出来的，认同题材决定论，阻碍了对文学新质的接受。这样的质疑也促使了茅奖做出改变，适应更多元的文学空间。
房伟：包括《白鹿原》获奖也是有一定波折。
张丽军：今年春天，我有一次与施战军聊起来。施老师说的一番话还是很值得思考。他说我们的官方奖还是很正规，程序意识很严肃、很认真对待；如果是一个民间的奖，更容易形成一个小圈子，更容易操作，非正常的因素更加浓重。中国的民间奖没有所谓民间的客观公正、公平正义的体现，体现民族多元的声音；恰恰相反，越是民间的越是小圈子。相反官方的奖在某个方面，尽管呈现意识形态，但也有尽量弥合某种差距的努力尝试。我觉得这两者各有它的优劣，从这两个比较来看，这个奖有它的独到之处，有它的价值和意义。争议是好事，以前我们争议太少，为什么有多元的声音？只有争议，这个奖才能不断完善与改进，我们提到标准、机制和程序，可以谈谈这一块，有助于以后的思考。
马兵：“茅盾文学奖”的标准尤其是在前几届，还是体现了刚才我说到的“题材决定论”。“题材决定论”是十七年留个新时期的很沉重文学包袱，1985年先锋小说高潮的时候好不容易把这个包袱摆脱了。但作为官方的茅奖评选，依然对于题材非常看重。有学者统计“茅盾文学奖”前六届里，历史题材的作品占了百分之六七十之多。当然，新时期以来的“题材”不同于十七年的革命历史题材，所表现的是蕴含新质的东西，刻画人性也是很多层面的，但是在其核心、深层里面还是有题材决定论的影子。
至于评奖的机制与程序，现有的机制与程序还是无法杜绝人为操纵。机制有一条，一个人提议，两个人复议，三个人就可以在终评之后又加新的作品。本次后加的四部就是这样产生的，而其他评委在这三个人提名之前可能根本没读过这些作品。
房伟：“茅盾文学奖”提名作品多了也没什么不好。
马兵：初评时候大家都可以来提名，但是进入终评之后就不应该再意见不统一，随意增添了。
房伟：我们刚才谈到的“茅盾文学奖”的标准、机制、程序，实际上是说茅奖运作的内部构成和权力分配。有几个关键方面：一是要放宽评奖范围，特别是鼓励那些敏锐捕捉新元素、新动向的优秀作品，要鼓励创新。比如《白鹿原》、《尘埃落定》、《额尔古纳河右岸》等，它们之所以在众多茅奖的获奖作品中为广大读者所接受、所推崇，就是因为它们有很大的创新性；二是评奖机制还要淡化政治色彩，突出艺术性，在某种程度上淡化官方色彩，特别是要淡化它的权力性，突出它的标志性；淡化它的成因性，突出它的超前性。因为我们的“茅奖”评出来就是要成为一种潮流，引领我们的阅读走向。我们不能这届评出来了，下届还评一个一模一样的，那就没意义了。同时，“茅奖”不应搞平衡，成为“排排座、分果果”的权力游戏，有好作品，不妨重奖，没好作品，不妨空缺，宁缺勿滥；第三点也很关键，就是意识形态的中和化，允许批判性作品的存在，允许非主流作家和作品进入选择视野。比如说像刘庆、阎连科等这样非主流意识形态的作家，哪怕只是进入终评而没有选上，也体现了“茅奖”的胸怀和锐意创新的意志。
马兵：对。比如说这次余华的《兄弟》没有进入终评名单，给的理由是写得比较低俗，尽管余华的《兄弟》写得可能确实没有以前的作品好，但我觉得这其实已经不是一个文学的评语，不是从文学的角度评价，而是类似道德式的评价了。
房伟：对，这点我同意。还有一点是“茅奖”的推选机制的改变。刚才我们谈到“茅奖”是由出版社和省级的宣传部门联合推荐的，有时推选机制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作品。另外一点，就是评委制度的改变，不能成为出版社和政府的权力分配盛宴，应尽量多的引入作家和学者，且作家与学者的队伍应实行轮换制，不能固定，以避免出现“跑奖”的问题。
赵月斌：我对这个奖的未来基本不敢抱太大的奢望。既然它是一个国家大奖，就要有一个标准，茅盾先生设立这个奖项出发点是奖励对中国文学有突出贡献的、比较杰出的作者，但是因为这个奖最终是官办的，就不可能与他的个人愿望达成一致。无论设立什么奖，肯定都有一定的导向性，就像“诺贝尔文学奖”也有导向性，它的初衷是奖励对人类理想有贡献的作家，它要奖励的是具有开拓精神、具有创造性的文学作品。“茅盾文学奖”肯定也有它的导向性，我查了一下，茅奖的指导思想是这样的：“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遵循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鼓励关注现实生活、体现时代精神，坚持导向性、权威性、公正性……”戴了这么大这么重的一顶帽子，虽然最后一句终于落到“推出具有深刻思想内容和丰厚审美意蕴的长篇小说作品”，但是从历届评奖结果来看，所谓深刻思想、审美意蕴云云只是点缀在大帽子上的小花。所以我们看到，某些获奖作品原本就是为“茅奖”量身定制的小花，假如没有这样的小花，似乎这个奖就无法成立了。正因如此，“茅奖”的评选常常显得好大喜功，它青睐现实题材，看好宏大叙事，追求史诗风格，这种贪大求全的趣味造就了许多形象工程、献礼工程、豆腐渣工程，像《东方》、《抉择》、《骚动之秋》、《英雄时代》、《湖光山色》那样的作品获奖才是正常的，而《白鹿原》、《尘埃落定》之类的作品获奖反而非常意外。总之，“茅奖”所提供的作品总体显得很狭窄，不仅内容题材狭窄，精神内涵也很狭窄，缺少具备巨大解读空间的作品，平庸浮泛、中规中矩的成分居多，少有真正大气、锋利的作品。为什么我们对每一届“茅奖”都不甚满意？当然也与中国作家的写作能力有关系。每年出版那么多的长篇小说，能有几部不算浪费纸张的就不错了，这也是“茅奖”总免不了受人诟病一个客观原因。
刚才说到评选的机制与程序，我有一个想法：既然“茅奖”是官方意志的体现，执行的是“国家标准”，为什么不能把它办得更具影响力，使之成为正直的“国家大奖”呢？我觉得像英国的“布克文学奖”、日本的“芥川文学奖”、法国的“龚古尔文学奖”，它们虽然是民间性的评奖，却能代表这个国家文学创作的最高水准，在世界上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同时也可以展示本国的文化实力。我们的“茅奖”是官方主办的，有必要做得更有包容性，可以面向全世界的汉语文学，而非局限于中国的本土作家。比之于大陆文学界，海外的华语创作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这些年出现的精品力作更是不在少数，如果“茅盾文学奖”能够让海外华语文学参与进来，至少对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大有益处。
马兵：我们一方面在政治上那么讲统战，讲大中国的意识，另一方面在评奖上又那么小家子气。
赵月斌：所以“茅盾文学奖”应该放开胸怀，把评奖范围扩大，不再画地为牢地单单强调什么，而是拿出一种大国的自信，就是用纯艺术纯学术的标准来组织评审。再者，“诺贝尔文学奖”每年评一部，咱们的“茅奖”是隔几年评几部，还是约等于一年评一部，在这几部中又很难找出来一部为大家认可的。每一年评一部这样的话是不是会更好些？
房伟：每年评一部，有时也有问题，作品有一个反应和接受的过程，有个滞后期，也许一个好作品过几年才能被大家认可。
赵月斌：可以借鉴“诺贝尔文学奖”的办法，不是紧跟时下新鲜出笼的长篇小说，而是把时间跨度拉长，不是一评定终身，这一届评不上以后就再也没戏了。既然有“遗珠之憾”，为什么不能把“遗珠”重新找出来呢？只要是好作品，就应该给它发光的机会。
马兵：“茅盾文学奖”说过是不设上限的。
赵月斌：但是它从来没有评过以前“漏掉”的作品。
马兵：现在评奖的视野太窄了，“布克”文学奖是颁给用英语写作的，你可以不是英国籍的，你是中国人也可以。香港浸会大学2005年设立
“红楼梦奖”，又叫“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第一届评是2006年，两年评一次，获首奖是贾平凹的《秦腔》，决审团奖包括董启章的《天工开物·栩栩如真》，这个小说的艺术性极强，他还有部作品《时间繁史》，这个作家是被我们忽略的作家。陈玉慧的《海神家族》、刘醒龙的《圣天门口》。推荐奖包括：范稳的《水乳大地》，宁肯的《沉默之门》，杨志军的《藏獒》。第二届获获奖的是莫言的《生死疲劳》。涵盖了大陆、港台以及北美的著名评论家。这些批评家关注的视野也决定了所推选的视野，而茅奖的评委都是大陆的。一方面我们需要“茅盾文学奖”的权威，但是另一方面人为地把它的权威性自己剪断了。
赵月斌：其实咱们的评奖不管官方还是民间，常常都搞成了活动能力奖、人际关系奖，评奖不是评作品，而是评人缘，评人气，评你的上窜下跳的弹跳力。
三、非议与质疑的深层原因
张丽军：刚才我们谈的基本指向评委，现在谈作家的问题，“茅盾文学奖”出现争议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缺少非常优秀的作品。“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作家出现平庸化、庸俗化。或者说“茅盾文学奖”带给作家巨大的利润，对作家带来的影响，作家想的是这部作品能不能获奖，而不是自己的作品是不是最优秀的。
马兵：“茅盾文学奖”一出来，作品都重新印了。
张丽军：像麦家与迟子建。浙江省作协说，我们把麦家引进来对了，给杭州带来了荣誉；给迟子建的奖励非常高。还有政治原因，作家成了政协主席、副主席、人大代表。这种附加的东西，对作家创作造成了心灵的侵蚀，创作的平庸化，作家不安心创作，从来不是想创作伟大的小说
，而是想创作“茅盾文学奖”作品，瞄准民族题材、历史题材、现实题材。这构成了是一个深层危机。
马兵：第三个问题，“茅盾文学奖”的负面影响，值得警惕的。我个人觉得，“茅盾文学奖”最大的负面影响，就文学层面来说，在于它与我们对文学经典的操作思路是背离的，我们看一下最新的文学史中对“茅盾文学奖”获奖的作品评述有哪些。除了被大家公认的、推举的《白鹿原》啊，其他的在最新的当代文学史中是避而不谈的。一方面是国家的最高奖项，一方面文学史对它的漠视，这本身就说明了“茅盾文学奖”经典化的地位实际上不被大家认可。自己评出的奖，培养出的批评家又拒绝谈论它，这就是问题所在。
张丽军：批评家、读者并不认同它。
房伟：有争议也很正常，国外一些评奖中也有类似问题。“茅盾文学奖”很大程度上，是官方的评奖，它是中国特殊国情的产物，这一点在国外没那么明显。国外的评奖受到商业元素影响很深，但官方意识形态的东西，反而不如中国的评奖严重。作家追逐利益非常正常，作家也要生存。问题不在作家，而在于目前的创作体制。就像张老师说的，有什么样的花，有什么样的果子，本身创作体制就在这儿摆着，平庸化也是一个很显而易见的问题。“巧妇”想做出一桌好饭，“无米”就是一个问题。“茅盾文学奖”总是喜欢在一种题材，一个主题领域折腾（如主旋律），作家自然就要投其所好。如果能在出现几部非主流作品，作家就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出现个体化的、甚至更强批判性的作品。“茅盾文学奖”最大的问题是文化史诗、宏大叙事的意味太重，反而个性化的、批判性的思路不足。
马兵：为什么说《湖光山色》能获奖呢？都说它有点弱，但它是表现乡村的、有点寓言性的，而且作家始终有底层写作的责任感，就它了。下届肯定会有那么个人，再去走《湖光山色》的路子，炮制一个这样的作品。
赵月斌：《历史的天空》那样的作品获奖后，跟革命题材沾边的作品很容易走红，书、电视剧大受追捧。作家的眼睛就瞄上了这样的模式，免不了出现跟风之作。而若干确确让人惨不忍“读”的作品，即使让一般读者判断也能看出它写得根本不及格。对于一些作家来说，则可能愈加低估“茅奖”的水准：既然《湖光山色》都能获奖，咱哥们写的并不比它差呐，下一步咱也要拿个“茅奖”玩玩！再一个就是对读者的影响。很多读者对国字号的“茅盾文学奖”还是有着一定的信任度的，可是只要他具备一定鉴赏能力，在“信任”的过程中会发现所谓国家大奖并不十分可信。这就造成了“茅奖”的公信力越来越差，无论作家还是读者，都对“茅奖”失去了信心，大家都知道它只是一个“腰封”，里面包缠的极很有可能是一团烂糟。
房伟：我们以前为什么要评四到五部作品？通常情况是，这五部作品中有一部好的作品，这届评奖就算成功了。“茅盾文学奖”作为官方的、中国最高权威的小说奖项，要突出精英性与权威性，不妨把名额再缩小，四年就两部。
张丽军：第一届评奖时，争求巴金的意见，巴金特别提出宁缺勿滥。巴金的话为什么没人听？
赵月斌：呵呵，巴金说的话没人听的太多了。
房伟：四年就选两部作品，如果没好的，就选一部，或空缺，这才能在创作导向、评选机制上有权威性。
赵月斌：这个规则给大家留下了做功课的空间，评三到五部，具有伸缩性啊，排排坐吃果果，位置在那儿，只要你愿意抢，总会有的。
四、世界各国文学奖的评选机制
张丽军：我们讨论一下世界各国文学奖的评选机制。“诺贝尔文学奖”评奖的专业性，由瑞典文学院的评委，有十八个评委，有初选和决选，“所有的评议和表决纪录都予以保密，有效期50年”。尤其刚才房伟提到的文学奖评选机制的变迁，“诺贝尔文学奖”前几十年提到理想性，道德的纯洁性。二战之后，评奖标准有变化，越来越注重文学的先锋性，道德的宽容性，注重大胆创新的作家。比如1948年，给艾略特的授奖理由中出现在了这样的措词，“表彰他作为开拓者在当今诗歌领域里作出的卓越贡献”；在对贝克特的评选过程中，显露了评奖委员会对艺术创新的鼓励，同时在道德原则上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宽容。近来，“诺贝尔文学奖”注重新人、具有创新资质、潜质的人，那些作家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话，会给他们的生活、经济带来很大的变迁，可以写出更优秀的文学作品。“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机制随着时代在变迁。事实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机制也在变，指导思想上就有一条是，将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予以完善。
马兵：咱可以比较一下，推选中国作品到“诺贝尔文学奖”去参评的作家与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实际上差别非常大。“诺贝尔文学奖”推荐中国作品的评论家，是具有很深的汉学背景的马悦然，他比较推崇李锐、曹乃谦。而曹乃谦的作品到今天也没有得到更多关注。马悦然说我不管大陆的批评家、中国的批评家怎么看待他，在我看来曹乃谦写的东西就是世界的东西。当然，“诺贝尔文学奖”它也确确实实有问题，它的问题在于对于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始终抱有一种异端的思维，推崇反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意味，比如说高行健的获奖问题。我看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有一个观点非常好，他尽管是一个德国人，但特别强调要警惕像高行健与王家新这样的，在西方都把他们作为人权斗士来看待。他们在西方所获得的文学认可其实是一种政治维度的接受，这与大陆的思维只是一个反向而已。
房伟：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它有一个容忍与包容“异端”的机制。这个能不能中和一下？我们的文学奖在正统之外能不能包容一下？比如说李锐，我个人的看法他是新时期以来最好的作家之一，《银城故事》、《无风之树》、《万里无云》，非常具有批判性。另外，王小波也是非常重要的作家，如果他活着的话，他有没有获奖的可能？或者说被主流文学所认可？他是一个很异端的作家，比李锐还要异端。我们的批评家一张嘴，眼中的作家就不超过十个人，真的没有“遗珠之憾”了吗？这是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赵月斌：中国的评论家，特别是搞当代文学的评论家，最喜欢追赶风潮，谁火了、谁红了才去追捧谁，只会昂着头看长在山顶上的参天大树，却不会深入到山谷里背阴处去寻找更为博大的擎天之木。有些作家的位置比较高，头顶上的光环比较耀眼，我们的评论家就趋之若鹜，不遗余力地大吹大擂。像王小波那样的作家，生前就几乎没有评论家知道他，好像只有广州的艾晓明给他写过评论，其他专业的评论家谁注意过他呢？评论家需要较敏锐的眼光，胸怀应更宽广一些。在关注炙手可热的作家之外，更应关注那些没被爆炒没被炒熟的作家与作品。可是很多评论家缺少自我的判断力，只会模棱两可，随声附和，不会鲜明地表达自己的论断。我就看好一个不被舆论热捧的作品——这需要远见卓识，也需要学术良知——像美国的苏珊·桑塔格那样，她就能够以一种虔诚文学情怀，发出自己独到的声音。比如俄罗斯作家列昂尼德·茨普金的小说《巴登夏日》，就是苏珊·桑塔格在伦敦的旧书摊上偶然“撞上”的，要不是她的“发现”，这部被称为“文学史上被遗忘的十大杰作之一”的作品恐怕仍在人们的“遗忘”中沉睡。所以评论家应有一种读者心态，真正地作为一个读者去深入阅读作品，只有如此才可能读出真性情，从而得出自己的判断。
房伟：我想谈“龚古尔奖”，其中有一部作品，大家非常熟悉的，杜拉斯的《情人》，该作品的获奖，也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杜拉斯本人是一个具有争议的人，最后龚古尔还是以宽广的、容纳异端的胸怀容纳了她，事实证明《情人》成了“龚古尔奖”上非常具有标志性的作品。
马兵：英国、日本、美国、法国文学奖，归根结底是民间的，尽管现在的运作都是由国家很顶尖的作家和评论家组成。中国的民间是不成熟的，中国的民间往往成了一个更小的圈子。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一方面我们希望“茅盾文学奖”回归民间，但另一方面提防中国式的民间对“茅盾文学奖”权力的渗透。
房伟：我觉得还是说评奖机构的权威性的建立，诺贝尔奖的权威性，首先来自他的评选机构的权威性。而相类比看来，国外一些学术机构，如同评奖机构，对于资格的认证也是非常严格的，比如历史悠久的法兰西学院，它的规定就非常严格，甚至在我们看来，很是苛刻，比如对学者的年龄的要求，它的目的就在于把该机构的权威性、公平性达到相当高的程度。
张丽军：房伟说的这点非常好，评奖机制最大的制约是对评委的制约，“龚古尔文学奖”奖金非常低，才50法郎。仅仅是种荣誉，超过了法兰西学士院的大奖，给评委很高的荣誉，我查到的资料，遗嘱规定每位院士可享有一栋住宅和一份保障生活的年金。
马兵：高薪养评委。
张丽军：不是养作家而是养评委。文学奖就是种荣誉与肯定、认可，不在于奖金的多少，得到这种奖对你的声誉与在文学史地位的评价是非常有用的。我们中国是看奖金多少，奖金少，作家会觉得没意思。“茅盾文学奖”为什么那么争？是国家荣誉奖，奖金那么高。
房伟：刚才张老师谈的非常重要，在这样的评委机制中，才能保证作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考。
马兵：评选机制还有一个问题，刚才月斌、房伟提到了。“布克文学奖”的管理委员会是由作家、出版商、代理商、书商、图书管理员，各个层面都有，而且它特别强调了每一年的评委都不一样。但是我们看七届“茅盾文学奖”有不少人已经参加了多次。
房伟：评委流动制。每年流动二分之一。
马兵：但是它读书班和评选委员会是两回事，读书班只负责推荐作品，但它没有投票权，最后是由评选委员会定下来的。这是非常不合理的。读书班和评选委员会是怎么评选出来的？是由中国作协官方指定的，至少要有公选的机构，请一些出版界的、读书界的、评论界的共同推选，我觉得评选机制完全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第七届设立了一个纪律委员会，也是作协自己内部的人担当。
张丽军：刚才马兵提到的，“布克奖”，背景非常广。茅奖应扩大范围，每一届的评审员应该都不一样。
房伟：不管高薪评委还是轮换制，都挺好。这个制度看我们能不能学来，需要时间。
五、茅盾文学奖的未来走向
张丽军：我们讨论最后一个问题，“茅盾文学奖”的未来走向。我们刚才谈了问题、局限以及西方评奖的方法、机制。我们对“茅盾文学奖”未来的走向，网上评论有人提出“茅盾文学奖”是狗皮膏药、十全大补，要寿终正寝了。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如何完善它，还原文学的面目？如何淡化政治的色彩，丰富它的审美性与文学性，来促进中国最优秀的长篇小说、公认的优秀小说产生。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些，现在总结一下。
马兵：寿终正寝到不太可能，在官方的支持下，再怎么不孚众望，肯定能存在下去。如果“茅盾文学奖”能在下届的评选上，把这些争议正确对待的话，是一个很好的改变机会。第一点，房伟兄说的能不能真正允许多元的声音存在，允许那种非主流的、批判的声音。我们喊了那么多年允许暴露，其实还是在歌颂与暴露之间强调歌颂，能不能真正的把这个东西带进来，这是很重要的；第二个是月斌兄提到的，能不能把它的指导方针、“二为”方向割开，真正还原它纯正的艺术标准；第三点，评奖范围能不能扩大到整个的华语界，把它成为华语大家都认可的一个奖项，这是对“茅盾文学奖”品格的提升；最后一点，能不能完善程序，如果能够建立起来一个更为约束性的机制的话，“茅盾文学奖”的未来还是可期的。
房伟：我同意马老师的说法，寿终正寝不太可能。“茅盾文学奖”是中国国情的产物，它有其合理性，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就像施战军老师说的，如果把它变成民间奖项，就能公平了吗？就有权威性了吗？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需要“茅盾文学奖”，我们质疑它、批判它，只是希望它能更加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机制。
赵月斌：未来的“茅盾文学奖”在于它需要一个完善与提升的过程，完全跑到民间是不可能的，它本身是官方的，只能说在运作的过程中不断强化它的文学性，使其真正回到文学本身。无论是评选机构、评选机制，还是评委、评论家、作家，都应致力于把“茅盾文学奖”拉回到它的本原状态，它是文学奖，而不是政治奖、友情奖、安抚奖，只有摆脱了文学以外的种种束缚，我们才能对这个奖项今后的存活有所期待。
张丽军：评选机制还有它的程序，从评委的选定、书目的来源，应该扩大来源，渠道多元化，不一定出版社、宣传部来评奖，个人可不可以推荐？容纳更多的声音。
赵月斌：它的评选程序应更细化、公开。这一届都有哪些作品参评？评委是谁、怎么来的？他们有没有这个能力？评委对作品的了解程度如何？整个评选过程是不是严格公正、符合程序？
马兵：应该引进监督机制。到今天为止，“茅盾文学奖”离经典的位置越来越远，我觉得“茅盾文学奖”的当务之急是恢复自己的经典性，是被大家认可的。
张丽军：经典性就是要有权威性，要信服，你评的奖绝对是经典，宁缺勿滥，哪怕评一部或者缺席。评委实行轮换制，采用大名单，出版社、书商、作家，几年一更新，每年评选随意挑选。尤其是终评委，对一部作品，每人写出一个评议来，把你的评价公开，你的审美鉴赏如何，你到底倾向于谁？亮给大家看看。
马兵：要引进民众的声音。九十年代，比如说优秀文学作品、文学作品经典啊，诸如此类的典律化运作全是依赖专家学者的评价。新世纪以来，再类似于这样的经典评选，开始引进读者的力量了，一方面读者投票打出一个标准来，一方面专家投票打出一个标准来。这样的东西也不是完全科学的，但至少不是专家学者的意见起决定作用。
张丽军：“茅盾文学奖”评选有些潜规则，比如说民族题材、历史题材每年要有一部啊，一方面潜规则起作用，一方面有些明着的规则不起作用，要鼓励创新、大胆探索啊，可这些方面没有落实下来。
房伟：潜规则成了显规则。
张丽军：我就想干脆不如让“茅盾文学奖”细化下来，每年有一个长篇小说艺术创新奖。
房伟：自从“茅奖”成立以来，先锋性品格，就是其中的一个维度，然而，这个维度也并不是最重要的。而那些纯先锋的、缺少“微言大义”的作品，就容易被忽略，比如，前几年作家刘恪的小说《城与市》，被称为新世纪以来最有先锋性的作品之一。许多批评家给他高度的评价，但在茅奖的标准里，这样的作品，并不是首选。
马兵：我预言一下，下届毕飞宇会获奖。
张丽军：我们提出把海外的汉语文学、华语文学都拿进来。评委也可以这样，不妨把海外批评家也拿进来啊。
房伟：严歌苓这样的作家、哈金这样的作家。
马兵：提到哈金，就提到最后一个话题。从创作来看，我们有没有伟大的小说出现？
张丽军：哈金说伟大的小说的原意是：中国匮乏这种东西，他要写出一部伟大的小说。
马兵：以中国为题材的，在西方有影响力的作家，在我们文学史中对他们的关注还不是特别够。中国作家除了极个别的作家，不断在叙事上尝试各种可能，不断提升自己在作品中的艺术体现。别的作家好像不是这样的，是在四平八稳的叙事，一再重复自己，你要在艺术上探索艺术上的无限可能性，在这点上中国作家不是做得特别好。
房伟：还有一点，作家缺乏独立的个体精神，“茅盾文学奖”需要什么，我们就写什么。顾彬前几年有个话题“中国文学垃圾论”，中国作家胆子很小，不敢写出格的东西、说出格的话，中国作家缺乏独立的意志。在这种情况下，很自然的作家就会跟风，对个性的探索需要耐得住寂寞，但现在的作家又有几个能耐得住寂寞？
张丽军：这一点非常好，中国作家要写伟大的小说要有平常心，不追逐名利。给我“茅盾文学奖”也罢，不给也罢，没关系。要很纯洁的写作，内心心灵的写作。
赵月斌：中国作家普遍懒，懒得去阅读，懒得去思考。无论对生活还是对写作，都非常浮泛，多是融靴搔痒，浅尝辄止。很少有人去深入持久地关注某一个领域、某一个问题。经常是看到什么题材走红了，就去写什么题材。没有自己孜孜以求的东西，缺少个人的定位，也缺少足够的定力。有几个作家把文学当成一生的精神事业呢？说到底还是挑着文学的幌子混饭吃而已。
马兵：获“红楼梦”奖的董启章，他本来住特别大的房子，但为了写作，就把大的房子卖掉住小房子，因为在香港纯文学还不如大陆，他这一点很让人佩服。他的作品对语言的锤炼很匪夷所思，通过一个物件来写一个故事，充满了玄想，叙事是非常先锋的。现在整个的华语界越来越注重他了。像《时间繁史》，内地作家没有那种想象力，即使有那种想象力，也不会，不可能做这种探索。再比如说张大春，像这样有功力的作家、有修养的作家真不多，他最近又出了一本书，《认得几个字》。他交给王安忆，告诉她你一定要读。
张丽军：与一些当代作家生活的肤泛化成对比的是，新世纪以来乡土中国的现代化生活变迁则是复杂与深刻得多。中国那么多农民、群体要进入城市，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景象、经济状况发展得迅速、人的多元意识觉醒。
这是一个可以是出伟大文学的时候了，我们依然期待中国作家能写出伟大的文学，依然期然“茅奖”能够评选出真正意义上的“最优秀的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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