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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1962年至1966年，先后出版了第三、第四和第二册。1979年在邓广铭教授主持下全书四册一并印行。
1982年应读者要求，《中国史纲要(上下)》改为上、下两册。1994年修订再版。2006年进行第二次修订，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两次修订都是在保持原有特色的基础上，吸收了新的研究成果，并对一些内容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和增补，力求使《中国史纲要(上下)》符合当前研究水平和教学需要。[1]《中国史纲要(上下)》是1961年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决定，委托翦伯赞教授组织编写，作为高校文科教材之用的。在写作、讨论过程中，翦伯赞教授经常就体例、理论运用和史料鉴别等问题与编写组同志们反复商讨。他再三强调，一定要坚持从历史出发，用历史事实说明问题，把论述建立在坚实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最后定稿时，他还地进行推敲。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主编的认真负责精神和对历史科学的严肃态度。 [2]作　者： 主编
出 版 社：
出版时间：
版　次：1页　数：725字　数：770000印刷时间：纸　张：胶版纸印　次：1I S B N：1包　装：平装第一章 史前时代
第一节 旧时石器时代
第二节 新石器时代
第三节 文献与传说中的古史
第二章 夏与商
一、商的兴起 高王朝的建立和发展
二、商的经济和社会结构
三、商的政治制度
四、商的衰亡
五、商朝的文化艺术
第三章 西周、春秋和战国
第一节 西周
一、周族的兴起和西周王朝的建立
二、西周的经济结构和社会阶层
三、西周的政治制度
四、周和其他各族的关系
五、西周的衰亡
第二节 春秋
一、春秋时期的政治形式
二、春秋时期的经济发展
三、西周、春秋的文化
第三节 战国
一、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各国的变和君主集权制度的形成
三、七国的兼并战争和秦的统一
四、各少数民族
五、战国的文化
第四章 秦汉时期
第一节 秦 统一的专制国家的形成
一、建立专制统治和巩固统一的活动
二、推翻秦朝的农民战争
第二节 西汉时期统一的专制国家的确立
一、西汉初年的“”政策和削弱王国势力的措施
二、西汉社会经济的发展
三、西汉社会各阶级的状况
四、汉武帝时期统一的巩固和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
五、边境各民族 西汉王朝同边境各族的关系
六、社会矛盾的发展与王莽改制
七、推翻政权的农民战争
第三节 东汉时期豪强大族势力的扩张和统一国家走向瓦解
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豪强势力的扩张
二、专制体制的完备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
三、边境各民族 东汉王朝同边境各族的关系
四、东汉后期的社会矛盾和农民战争
第四节 秦汉时期的文化
一、学术思想和宗教
二、史学、文学、艺术
三、自然科学
第五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第一节 三国鼎立和西晋短期统一
一、割据势力和三国鼎立局面形成
二、魏国的政治和经济
三、蜀国的政治和经济
四、吴国的政治和经济
五、从西晋统一到八王之乱
六、西、北边疆各族的内迁
七、汉族流民和内迁各族人民大起义
第六章 隋唐时期第七章 五代十国宋辽金元时期
第八章 明清时期
第九章 近代时期上
第十章 近代时期中
第十一章 近代时期下本书是高校文科的权威教材，出版至今已近五十年。本书行文很严谨，对史实作了大量考证。内容方面，对历史事件的叙述较为简略和平淡，对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民族关系等方面下功夫较多，列出了不少数据，引用了古籍文献，有些枯燥，会磨灭掉非历史专业读者的兴趣。本书从旧石器时代写到五四运动之前，分为史前、夏与商、周（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隋唐、五代十国宋辽金元、明清、近代。
本书是近年的增订版本，与基础教育阶段的历史教材相比，指导思想是一致的，仍体现了阶级斗争理论。如书中认为，专制皇权与儒家礼教的传统力量同佛教的矛盾斗争，终于使佛教没有取得国教的地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对于中国古代的文化与技术成就和国家的强大，则没有体现出优越感。对农民起义多有注重，全书给人的感觉就是底层人民的苦难史，除前中期外，人民都背负着沉重的服役，生活悲惨。翦伯赞（）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
1916年，翦伯赞考入北京政法专门学校，后转入武昌商业专门学校。1924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留学。1926年回国后，南下广东参加国民革命军。大革命失败后，在历史学家吕振羽等人影响下，开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潜心研究中国社会和历史问题。先后发表了《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历史的发展阶段之划分》《前封建时期之中国农村社会》等论文，与吕振羽合著了《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一书，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和侵略我国的。[4]　1937年5月，翦伯赞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在党的领导下，长期从事统一战线、理论宣传和史学研究工作，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撰写的《历史哲学教程》，宣传历史唯物主义，阐明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中国史纲》则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剖析了商、西周、春秋时期的社会性质，以及我国自战国至秦汉社会性质的转变，是一部影响深远的史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翦伯赞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社会学系教授、教授兼系主任、副校长，以及中央民族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常务理事兼秘书长，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职。
从50年代初开始，翦伯赞即致力于史学建设。首先发起编纂了两千多万字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并亲自主编了其中的《戊戌变法》和《义和团》两个专题。还与、等人合著出版《中国历史概要》一书.从1961年春开始，他兼任全国高等学校历史教材编审组组长，主编通用教材《中国史纲要》和《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资料》。同时，他还先后发表《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和《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等论文，批评史学界从5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极左思潮。
翦伯赞治学严谨，著作宏富，至今仍为史学界所推崇和颂扬。他是马列主义新史学“五名家”（、、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之一，运用马列理论研究中国的社会和历史问题，功献卓著。特别是在中国古史分期的研究上，主张的西周封建论，独树一旗。虽然已受到，等学者的有力挑战，完全否定。但其影响力不可抹杀。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翦伯赞被划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惨遭迫害。日夜，与夫人同时在北京大学含冤去世。日，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为他平反昭雪。在总体上，中国文化，特别是古代中国文化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农耕文化或农业文化。但就自然环境而言，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和北部地区主要是草原分布地带，因此，这些地区也就成为了以草原畜牧业经济为主的区域。一般认为，自我国东北大兴安岭东麓—辽河上游——东缘及青藏高原以西的广大地区，都属于历史上传统的游牧经济分布地区。而在此界线以南和以东则属于传统的农耕经济分布地区。从一定程度上讲，我国的、、青藏高原以及历史上的整个西域地区，都属于历史上游牧民族的主要活动区域，因此，宏观地说，也属于传统的以游牧经济为主要特色的区域。但是，历史上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之间的界线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从远古至今，这种文化界线在不同历史时期都产生了许多变化。总的趋势是农耕文化的分布面积越来越大，而的分布区则日益缩小。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可能有如下几个方面：1.历史上气候的变迁。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论证，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几次周期性的气候变迁，大体上而言，历史上几次大规模民族融合时期，都是相对的寒冷期。寒冷期的出现，所带来的后果往往是传统游牧区域的南移，迫使游牧民族南下；而出现相对的温暖期时，如历史上的汉唐时期，造成的结果便是农耕区域的北移，促成了纷纷北上开垦农田。2.历史上人类的活动。历代统治者对北部、西部边疆的开发过程中，都地要“移民实边”，主要是把农业人口移往西北边疆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垦荒种田，如军屯、民屯等，其中就会将牧场开垦为农田。例如，西汉以前的河西走廊基本上是游牧民族的天然牧场，但是，随着河西四郡的设置，这里就逐渐被开发为农耕经济区了。这种人类活动的结果必然是农耕经济区向经济区的推进和游牧经济区的逐渐缩小。另外，历代统治者，包括的一些统治者在内，滥伐森林，大兴土木，在草原地带发展农耕经济等，都对历史上草原地带的生态环境带来破坏，无疑也是造成游牧经济地区不断缩小的一个重要原因。3.历史上的在发展游牧畜牧业生产的过程中，为了维持基本的生计，片面地追求牲畜的数量或生产规模，使得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过载放牧，造成了一些地区草原生态系统的失衡，从而导致的退化，草原面积因而减少。4.历史上自然的农牧界线反过来又不断强化了两种不同类型文化间的区别界线，使得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间没有形成有机的结合。似乎在几千年的历史上，游牧民族永远是游牧民族，而也永远是农耕民族。这样就产生了中原与周边，内地与边疆，蛮荒之地与礼仪之邦等文化观念上的对立。当然，历史上农耕经济区和游牧经济区的范围的变化，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而且也不是单纯某一个因素的结果。实际上正是上述诸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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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岱地区文明形成进程的考古学研究——兼论鲁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序列、特征与社会性质
摘　要：该文利用鲁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资料,论证了这一地区文明起源形成的进程.将鲁北地区文明形成进程分为:文明形成的前夜--后李文化和北辛文化;文明形成时期--大汶口文化;初级文明社会方国时代--龙山文化;高级文明社会王国时代--岳石文化.::设计概论::
3.1 原始社会时期的设计
&&&&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的文明古国，曾经创造过辉煌灿烂的设计文化。根据考古发现的资料证明：我们的祖先已经在这块国土上生活了不少于100万年。而这其中，原始社会占据了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时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石器是人们最主要的生产工具，石器工具的设计是原始社会最早和最主要的设计内容，因而历史学家据此又称原始社会为石器时代。
&&& 石器时代是考古学对早期人类历史分期的第一个时代，即从出现人类到铜器的出现、大约始于距今二三百万年、止于距今年左右。这一时代是人类从猿人经过漫长的历史、逐步进化为现代人的时期。根据工具的不同，又将其进一步分为以打制石器为主的旧石器时代和以磨制石器为主的新石器时代。
&&&&我们的先人最初只会使用天然的石块或棍棒作为工具或武器，后来才逐步发展到有意识、有目的地挑选石块，打制成器，作为敲、砸、刮、割的工具，从而诞生了最早的设计作品。在我国云南元谋出土的石器已经有170万年的历史；北京周口店出土的北京 猿人的石器，距今也有50万年。早期的石器还没有固定的型式和固定的用途。30万年前山西襄汾的“丁村人”和20万年前的“河套人”所使用的石器经过了第二次加工。
旧石器时代晚期，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已经能够使用磨光和钻孔的技术对石、骨和兽牙进行加工（）。后来由于石块粗笨，器形短小，为了使用方便，人们又在石上安装上木头或骨角的把柄，设计出用两种或两种以上材料制成的复合工具和复合武器。
&&&&打制的石器过于粗糙，不便于使用。经过长期的探索，大约在1万多年前，人们开始采用石器的磨制技术，即把经过选择的石块打制成石斧、石刀、锛、石铲和石凿等各种工具的粗坯后，再用研磨的方法进一步设计加工。这样就可以使器形更加规整，尖端与刃口更加锋利，表面更加光洁，更加符合使用的要求。磨制石器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史学家称之为“新石器革命”，我们的祖先也从此踏入了新石器时代。
&&&&石器设计的道路是非常漫长的。人们的设计创造能力在无数次的实践中得到了提高，从而能够不断设计创造出各种合乎使用功能的石器工具。例如根据使用的要求选择硬度不同的石料和设计形态各异的器形：石斧。石锛的石料必须硬度很高，器形必须设计成扁平刃利；石镞的硬度可以较小，链头必须犀利尖锐。为了便于制造，要顾及韧性和脆性的要求；还要根据器形选取合适形状和纹理的石料以便成型：石斧宜选择长形石料，石刀宜选用片石岩等。经过不断地观察、揣摩和实践，人们对形式感的把握和造型的能力逐渐提高，人们的审美意识也得到了初步的萌启和发展，发现并掌握了诸如对称、节律、均匀、光滑等多种形式美的规律，并自觉地应用于设计活动中。例如湖北江陵出土的新石器石铲，半圆弧形的铲口与圆肩微弧的铲底呼应，并与铲两边的直线和铲中的圆形钻孔形成对比，整体造型均匀而和谐，显得格外优美。又如南京出土的“七孔石刀”，设计制作也非常简洁悦目。新石器的设计，在追求实用功能的同时，兼具有明显的形式美意义，体现了“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这一客观真理。从纯功能性设计到对美的设计的自觉追求，我们的祖先将设计文明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设计，除了石器工具的设计以外，另一个重要的设计领域就是陶器用具的设计。在中国的古老传说中，陶器最初是由舜开始设计制造的，所谓舜“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而西方的恩格斯则写道：“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封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最初是用泥糊在编织物上烧成的，后来就直接用泥制坯烧制了。”
&&&&陶器是“火为精灵土为胎” 的产物。火既使人类摆脱了茹毛饮血的生活，火也能改变泥土的内在性质，使之从疏松的泥土变为坚硬的陶土。如果说石器、骨器和木器的设计创造只是改变了材料的形状而没有改变其性质的话，陶器的设计发明则不仅改变了原材料的化学性质，而且是人类与自然斗争中获得的划时代的创造，标志着人类设计由原始设计阶段进人了手工设计阶段，从而揭开了中国设计史上崭新的一页。
&&&&我国陶器的起源很早，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陶器资料，是1962年在江西万年县仙人洞出土8000多年以前的陶器。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由于陶窑、陶轮和封窑技术的发明应用，陶器的设计制造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可以设计制造出各种各样的陶器。其中主要有黄河中上游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为中心的彩陶和继之而起的黄河下游龙山文化为中心的黑陶，以及长江以南东南广大地区的几何印纹陶。（）
&&&&作为日用器皿的陶器，首先是为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而设计制造的。因此，器物的造型设计得从实际使用的要求出发，实用性在这一时期的设计中得到了特别的关注。新石器时代的制陶匠师们，根据当时日常生活的实际需要，制作了多种多样的日用器皿，其中最为常见是汲水器、储藏器、饮食器和炊煮器等。专用的汲水器有小口尖底瓶和背水壶；储藏器有壶、罐、瓶、瓮等；炊食器有盆、碗、杯等；饮煮器有鼎、釜、鬲等。所有这些不同品种的器物，在造型设计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在最大限度内为适应生活中的不同需要而设计制作。比如，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尖底瓶汲水器，其基本形状为小口、尖底，腹部置有双耳（）。口小是为了不易溢出，底尖是便于下垂入水，也易于注满，双耳除了系绳之用，还具有平衡重心的作用，使注满水后的容器能自动在水中直立，造型设计可谓轻巧实用。随着原始农业的发展，人们的物质产品有了剩余，吃不完的粮食需要储存，水也需要储备，于是就出现了壶、罐之类的储藏器。虽然因需要的不同，储藏器的造型也各不一样，但无论是壶、罐，还是瓮、瓶，其基本形体都不外是球形或半球形，以使器物能取得最大限度的容量。比如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彩陶中的长颈小口双耳罐，在设计制作时首先考虑的是器物的容量，为此，腹部都很庞大，形体接近圆球形。而对于某些细部的处理，也首先以实用与否作为标准。如口缘的宽度、斜度、厚度以及两侧配置的系耳，其大小、部位和宽窄，莫不考虑到穿绳提携的方便和耐用。山东龙山文化的黑陶素有“蛋皮陶”之称，造型独具一格，样式设计比彩陶更加丰富。例如作为炊煮器的陶簋是由陶鼎演变而来的，它以三条肥大中空的款足代替了鼎的实心足，扩大了用火加温时受热的面积。器颈部高拔，口前部有冲天鸟喙状长流，宛如一只昂首挺胸的大鸟，形态别致，体现了陶匠师实用与美观有机结合的造型设计思想（）。
&&&&新石器时代的制陶匠师不仅从造型上注重陶器的使用功能，为了美化器物，还创造了多种不同的装饰设计手法，如拍印、刻画、堆贴、镂孔、彩绘等，其中彩绘是我国新石器时代制陶工艺中最为成功的一种装饰设计手法。所谓彩绘，一般是在打磨光滑的橙红色陶坯上，以天然的矿物为彩料进行描绘，经过彩绘的陶胎入窑烧制，在橙红色的胎地上呈现出赭红、黑、白诸色的美丽图案。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装饰图案，除了较为写实的动植物纹样外，最普遍的还是几何形图案，主要由线的粗细、疏密、长短、横竖、曲折、交叉和各种圆点、圈点等相互有规则的排列组成，如正三角、倒三角、方格纹、网纹、旋纹、锯齿纹、圆圈纹等。这些几何纹样通常又按二方连续、四方连续和适合纹样等各种不同的构成方法进行图案构成。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彩陶中，常见以并列的斜线和三角为单位组成反复连续，从而产生一种既富于节奏和条理又富于变化的形式美感（）。庙底沟类型彩陶的装饰图案，开始也是从点入手，然后在点与点之间用曲线或直线连接起来，一直到与花叶形结合组成优美的二方连续纹样。最为典型的是以弧线组成的月形、花瓣形与圆点相结合的形状，反复连续构成清新、活泼的图案，纹样的黑白各自成形，并有阴阳双关、虚实相生的意味，较之半坡类型彩陶，更富有一种诱人的律动感。四方连续纹样，是由一个单位纹样，向上、下、左、右四方循环连续而成。适合纹样没有连续作用，只组织在一定的外形中。这两种图案构成，在新石器彩陶装饰设计中都有着相当成功的应用。在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的彩陶中，还运用了一种独特的双关图案构成。图案的主体大多由内填多种纹样的四大圆圈所构成，大圆圈的左右反复，从侧面观看，具有二方连续的效果。俯视时，器物肩部的四大圆圈与圆形器口恰好形成了以器口为圆心的梅花状适合纹样，显示出当时的设计者对图案构图法则的完美运用。
&&&&通过对彩陶器和黑陶器的造型与装饰图案的设计创造，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制陶匠师极大地丰富了诸如节奏、韵律、对称、呼应、均齐、平衡、对比、调和、比例、权衡等美的形式法则，对后世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人类手工设计阶段的开端，中国原始陶器集实用与审美为一体的设计，为设计的进一步探索和发展提供了诸多的启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的祖先最早的居住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利用天然岩洞；一是构巢而居。原始人居住的岩洞已有多处考古发现，巢居的传说记载也见诸于不少的古文献中。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开始由采集生活和渔猎生活向相对稳定的农业生活和畜牧生活过渡，同时开始了就地采材、因地制宜地营造自己固定居室的活动。生活在黄河流域的人们，在黄土层为壁体的土穴上，用木架和草泥建造起穴居和半穴居的建筑，后来逐步发展成为地面上的木架房屋。为了适应公社生活的需要，还出现了上百个房屋聚集在一起的村落。20世纪50年代发现的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就是一座新石器时代的村落。从房屋的结构和布局、基地的位置，都可见当时建筑设计的高超水平。此外，生活在长江流域多水地区的人们，则设计建造了下层架空、上层居住的干栏式建筑，并且采用了榫卯结构。这些早期的原始木构架建筑，奠定了将来木构架建筑的雏形，揭开了中国建筑设计发展的序幕。
&&&&关于原始服饰设计的起源，有多种不同的学说，如遮羞说、护体说、巫术说、装饰说等等。我们的祖先着衣大约已有几十万年的历史，开始只是把兽皮、树叶和羽毛之类技在身上，后来设计发明了针，人们学会了缝制衣服。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遗址中发现的一根约13 000年前的骨针，是人类缝制衣服最早的证据。利用植物纤维制成纺织品，大约发生在新石器时代的早期。我国是丝织物的发源地，传说有嫘祖教给人们养蚕缫丝技术的故事。除了蚕丝，当时用作纺织材料的还有麻、葛、苎等植物纤维。在河姆渡等不少新石器遗址中都有石制或陶制的纺轮出土。在浙江吴兴，还发现有新石器时期用苎纤维织成的布和蚕丝织成的绢的残片。此外，早在山顶洞人的遗物中，就有了用贝壳、兽牙等串成的类似项链的原始装饰品()，这些都证明了我国服饰设计文化的悠久渊源。
&& 原始社会时期的工具设计，除了石器，有人推断还经历过木器设计的重要阶段。由于木质易于腐烂，目前考古发现的材料极少。在农具的设计中，最早是石刀、石斧、石锄之类的设计，我们的先人进行“刀耕火种”时，使用的就是这些农具。作物成熟后用石镰或蚌镰割下谷穗，再用石磨或石碾加工。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人们又设计了木耒、石耜、骨耜和石犁等农具，发展到“耕锄农业”的阶段，农业生产得到很大的提高。狩猎工具与武器的设计中，石块和木矛一直是最主要的器具。东汉袁康《越绝书》中有“黄帝之时，以玉为兵” 的记载。玉指材质较好的石块，兵指武器。从山西朔县沁水等地旧石器文化遗址出土的石链表明：大约在3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已经设计发明了弓箭。恩格斯评价说：“弓、弦、箭已经是很复杂的工具，发明这些工具需要有长期积累的经验和较发达的智力，因而也要同时熟悉其他许多发明。”“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箭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我国还很早就有了交通工具的设计。《易?系辞》中有“伏羲氏刳木为舟，剡木为楫”的记载。在多处新石器文化的遗址中，都有早期木浆的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