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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中国的新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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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9:40 发布在
中国的新外交政策美国《外交事务》杂志月作者：Evan S. Medeiros and M. Taylor Fravel（翻译：卧梅）&&&& 摘要：最近围绕北朝鲜的核武器危机至少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这就是北京的干预。这一干预不仅至关重要，而且高度有效。长久以来，在很多的国际事务中，中国是不参与的。因此，中国上述坚定的外交政策本身表明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北京在对待地区和世界性机构时，一改以往回避的态度，开始以自己的巨大实力为后盾，采取积极参与的方针。尽管我们现在还不清楚北京的新政策会导致怎样的结果，但有一点是确切无疑的，即亚洲和世界将不再是以前的样子了。不再是牺牲品&&&&今年夏天，当北朝鲜核危机恶化时，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眼光聚焦在华盛顿和平壤这对对手身上。尽管北京是这场游戏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第三个参与者，但真正关注北京的人不多。中国一改长久以来在国际外交事务中的消极政策，开始大胆地介入这场危机之中。他们暂停了对北朝鲜至关重要的原油供应，向平壤派出了高级特使，对中朝边界的部队进行了换防。正是中国，才安排了四月份在北京举行的三方会谈。在此之后，中国一直未放松对朝鲜的压力。今年夏天，中国在“商务”争端中扣留了北朝鲜的一艘船。同时，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穿梭于平壤和华盛顿之间，力图促成第二轮多边会谈。&&&&所有这些举动表明，中国已经彻底改变了十年前在朝鲜核问题上的被动与推诿政策，正在以一个活跃的参与者的面目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这是一个巨大而有待人们广泛认识的转变。近年来，中国在参与区域和全球事务时开始表现得更成熟更自信，采取的措施更少对抗性，有时更具有建设性。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国际体系内。这与十年前曾成了鲜明的对比。为了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中国加入了许多的国际组织，遵循了许多的国际规则和规范。更有甚者，在一定的领域里，中国已经试图对国际体系的变革演化发挥作用。&&&&上述变化的证据比比皆是。自从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大大扩展了其双边关系的深度和广度，加入了众多的贸易和安全协定，深化了在主要国际多边机构中的参与程度，在解决许多全球安全问题时提供了帮助。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中个人色彩日益减弱，制度化程度日益提高，外交官在宣传国家目标时显得更加老练。中国的这种外交政策使人们更广泛地认识到，中国已不再像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那样是一个让人怜悯的发展中国家了，而是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大国，拥有多方位的利益和责任。&&&&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同意上述判断。许多战略家和中国问题专家指出，北京在最近的伊拉克危机中的参与是很有限的，这表明中国在世界事务中仍然主要地采取了消极的态度。这一观点认为，中国仍然试图通过在外部事务中尽可能少的参与来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具体做法就是，在行动上不得罪其他的主要大国，在口头上则唱高调占领道义制高点。然而，这些评论家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那就是：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的外交政策都要比任何其他年代更加敏锐，参与度更高。&&&&当然，上述的变化是缓慢而微妙的，但其意义是巨大的，它们在中美关系及中国与整个国际社会的关系已经发挥了关键的作用。现在，中国不仅接受了许多通行的国际规则和制度，而且在外交游戏中日益成为一个能干老练的表演者。每当存在合作机会时，北京在谈判桌上能够提供比以前更多的东西。不过，上述发展还有另一个结果，那就是，在中国扩展影响调整政策时，她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利益，即使在与美国发生冲突时也是如此。这是值得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注意的。中国的参与&&&&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变早在十年前就开始了。作为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在七十年代末发动了“改革开放”运动，从而导致了中国的第一个主要的外交变革。在邓之前，毛不仅不接受国际体系的规则，反而试图通过革命来推翻和改造它们。毛的外交政策的显著特点，是语言上的夸夸其谈，对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的强烈反对，与发展中国家的密切关系，与国际组织的相对隔绝，以及经济上的自给自足。&&&&邓把中国带入了相反的发展方向。为了推进国内的经济现代化，他倡导与国际社会的保持密切关系。中国大大加强了在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尤其是金融组织中的参与，从而使中国的国际形象得到了改善，逐渐从毛时代的孤立状态中走了出来。&&&&然而，在邓的执政时期，邓的变革仍然是不全面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参与仍然很有限。事实上，北京企图在不承担一个成员国的大多数义务和责任的前提下，来谋求一个大国所拥有的权利和特权。这一情况在诸如联合国等的政府间机构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在邓领导下的外交政策制定的过程仍然是高度中央集权的，中国的外交官们仍然显得缺乏训练，经验不足。更为糟糕的是，中国外交政策本身的确切含义都常常是模糊的，难以明确阐明。&&&&今天，这一情况有了极大的改善，中国在双边关系、多边机构和安全问题上的政策显得灵活、成熟。这一变化说明，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企图打破天安门事件后的孤立，重建他们的形象，保护和促进中国的经济利益，提高国家安全。这也证明了他们想要抵御美国对世界的影响。在中国的公开声明中，这种动机有时表现得比较明显，有时则表现得比较隐晦。但是无论如何，它始终影响着北京的政策权衡。&&&&最近的政策转变肇端于九十年代初，当时北京开始拓展与其他国家的双边联系。在1988年至1994年间，中国与18个国家及苏联解体后成立的国家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在新的国家关系的基础上，中国在九十年代开始着手构建不同层次的“伙伴关系”，以促进经济和安全协调，抵御美国的联盟对本地区的影响。这一进程的杰作是中国与俄国在2001年签订的《睦邻友好与合作条约》。&&&&在此期间，北京也开始改变原来对国际多边机构的厌恶，意识到这样的机构会有助于增进国家的商贸和安全利益，限制美国的影响。这和邓一贯担心这些机构会被用来惩罚和制约中国的情形形成鲜明的对照。因此，从九十年代的后五年开始，中国开始与东南亚联盟(ASEA)的接触。1995年，北京开始与东盟高级官员举行每年一次的年会。两年后，北京帮助发起建立了“ASEAN+3”的机制，即由东盟十国和中国、日本及韩国一起每年召开一系列的会议。随后又有了“ASEAN+1”的机制，即东盟和中国（通常由中国总理任领队）的年会。中国还加深了在亚太经济合作论坛的参与，于2001年在上海主办了第9届领导人会议。&&&&同时在中亚，中国领导组建了该地区的第一个多边组织《上海合作组织》。这一组织当初建立的宗旨是解决长期的边界争端，使边界非军事化，但现在其重点已转到反恐合作与地区贸易。&&&&中国也将注意力转到了与欧洲改善关系上。在1996年，中国作为发起国之一，发起建立了亚欧会议。这一会议规定，每两年举行一次由各国首脑参加的会议，部长级的会议则每年举行一次。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中国首次在去年竟然向北约组织主动接近。尽管北京的提议是非常谦和的，只提议开始一系列的对话，但这仍然标志着北京对北约的态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不再像以前那样对这个由美国主导的联盟一味持批评态度了。不过，这一姿态不应该被错误地认为是中国对集体安全持有新的赞同态度了。他们此举的目的，可能是用来观察和利用横跨大西洋的盟国之间――尤其是在北约对中亚的介入时――的矛盾。&&&&在整个九十年代，中国开始着手解决曾导致与邻国关系紧张的一系列领土争端。自1991年以来，中国已经解决了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老挝、俄国、塔吉克斯坦及越南的边界纠纷，这些解决有时候包括了不利于中国的条款。事实上，在大多数的协议中，中国得到的领土不到争议地区的一半。例如，在解决围绕帕米尔高原的长期争端中，中国得到了所有28000平方公里的争议领土中的1000平方公里，其余的都被从前苏联分出来的塔吉克斯坦得到了。&&&&中国与印度这个长期的对手――它们之间曾在1962年爆发过战争――的关系也得到了改善。尽管两国的边界争议仍未得到正式解决，但随着九十年代两国间达成的增进信任、减少驻军的协议，争议地区的紧张状况已经大为缓解。类似的协议也在中国与俄国及中亚国家间达成。这样一来，中国的漫长边界已经变得前所未有的安全，正是在这些边界上，曾经发生过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主要战争。&&&&在处理诸如围绕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和钓鱼岛的领海争端时，北京同样采取了更加务实的政策。虽然中国仍然坚持声称拥有这些岛屿，但她一再承诺要在国际法基础上和平解决这些争端。在经过4年的磋商之后，东盟与中国在2002年签署了人们期待已久的有关这些争议的行动指南的声明。有意思的是，这一最终文件包括了东盟在原来草案中提出的绝大多数条款，而中国的原有条款只有很少部分包括其中。&&&&也许更让人感到惊讶的是，中国已开始在一些美国为主的有关安全的论坛中提出倡议。在2003年的东盟首脑会议中，中国提议建立新的安全机制。在引人注目的东盟地区论坛这一东盟的安全讨论机制中，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提议组织一个讨论会，来增进亚洲国家间的军事交流。这一姿态显著地反映了中国已经改变了十年前对待东盟的立场。在那时，中国拒绝与东盟进行任何接触，更别提军事方面的交流了。&&&&与此同时，中国提高了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参与程度。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前，每当安理会根据联合国第七宪章表决有关涉及使用武力的决议时，中国常常投弃权票，以反对这类决议对国家主权的侵犯。但是，近年来北京已开始支持这类决议。例如，在2002年11月表决有关伊拉克武器检查的第1441号决议时，中国投了赞成票。这是自1971年中国加入联合国以来对基于第七宪章的决议的为数不多的支持票之一。北京在维和行动中的参与也有了增加，向东帝汶、刚果及其他地区派出了维和部队。&&&&在全球军备控制和防止核扩散的事务上，中国的关注和参与程度同样有了重要的转变。在八十年在的大部分时间里，北京对军控和防止核扩散的看法是，第一，这是美国和苏联的责任，第二，这是企图限制中国的影响。然而从那以后，中国批准了好几个重要的军控和防止核扩散条约，包括《防止核武器和化学武器扩散公约》。中国也同意恪守《导弹技术控制框架》的基本原则。1996年，尽管中国在核弹头的现代化方面还有很多实质性的试验未来得及做，中国仍然签署了《禁止核试验综合条约》。&&&&最后，尽管中国的有些公司向一些国家（如巴基斯坦和伊朗）在继续提供某些让人担忧的军民两用的技术援助，但与武器有关的出口援助的深度、广度都已大为降低，次数也大为减少。在九十年代的后半期，中国政府开始履行防止核扩散的承诺，建立了出口控制的制度。这一趋势在最近几年里得到了保持。值得一提的是，一个由政府官员、科学家、军方人士和学者广泛参与的团体在军控和防止核扩散方面所作的研究和决策咨询，使中国的高级领导人对这一问题在整个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方面的重要性有了更清晰的理解。突然缓和？&&&&即使在对待台湾这个中国最大的安全挑战和最敏感的外交问题时，北京近来的做法也表现得日益老练和自信。从九十年代中期到2001年初，中国在海峡两岸关系上的政策是不安和被动的。北京面对台湾缓慢滑向独立的趋势时是如此的神经紧张，以至于她在许多无关的外交问题（如许多与第三国的关系）上都要用台湾问题的镜子来照一照。在对待台湾本身时，中国将重点放在对台湾独立的高压上，而不是放在鼓励统一减少紧张的努力上。中国官员竭尽全力反对美国与台湾间的任何军事联系，从而使这个岛屿成了美中关系的主要痛楚所在。&&&&事实证明，这样的做法具有巨大的反作用。例如，当中国在年进行导弹试验，企图以此恐吓台湾和美国领导人时，它得到的结果正好与预期相反。当时，美国向台湾海峡派出了两艘航空母舰，对当时的总统李登辉的支持在投票中有了增加。中国的军事演习和好斗的外交政策损害了她在本地区尤其是在东南亚国家中的形象。&&&&4年后，北京犯了类似的错误。在2000年，中国发表了关于台问题的白皮书。书中声称，这个岛屿无限期地耽搁重开海峡两岸的磋商将会导致中国采取“断然措施”，包括使用武力。人们估计，北京的目的之一是为统一设置一个时间表，虽然具体时间未明确。然而结果是，在几个月后台湾人第一次选举了一个倾向独立的反对党候选人作总统。&&&&在过去的两年里，中国看来终于吸取了以前的教训，从好斗和高压转向耐心和缓和。北京放弃了为统一设置时间表的打算，降低了武力威胁的声调。取而代之的情况是，在改进高压手腕的同时，北京看起来更感兴趣于用经贸机会来引诱台湾人。更有甚者，中国领导人不再像以前那样，每当美国与台湾的军事关系有任何的风吹草动就表示抗议了。事实上，中国高级官员在与美国对手会晤时已经不再每次提及这类问题了。&&&&这些做法并不意味着北京已经放弃了统一台湾岛的意愿。中国不久前在处理沙斯危机时的笨拙表现，以及在阻碍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顽固做法，使人们对上述转变的深度提出了疑问。尽管如此，大多数的情况还是表明中国的政策有了改变，至少是现在。鉴于台海两岸经贸关系的迅速加强和台湾现在的金融问题，中国领导人已越来越自信。他们不仅认为，时间在他们一边。他们还认为，在台海两岸的跷跷板中，自己手里的砝码正变得越来越重。不过，这种自信心在现在仍然是脆弱的。华盛顿目前对北京和台北双方采取的保证与阻止并重的政策，对此将起到有益的作用。（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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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的外交政策--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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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24 &&
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制订&&&&在毛在世时，中国的外交政策决策就如《教父》中的克勒恩家庭，即：毛本人最终拍板，周恩来具体执行。在邓的领导下，随着中国与国际社会联系的增加，上述中国的决策过程有了一定的开放度。不过，最终的决策仍然是高度集权的。只是到了今天，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才变得更加制度化和分权化，任何单个领导人对决策的左右能力越来越弱。&&&&重要变革之一是决策者的扩展，出现了所谓的“领导小组”。这是一个针对某项重要政策而成立的跨部门的协调实体。在2000年后期，北京设立了国家安全领导小组。类似的实体在整个体系中已经很普遍，从而限制了任何个人或小团体拥有过大的权力。&&&&中国也采取行动，在制定政策时向更广泛的政策分析咨询机构和专家进行咨询。例如，外交部新扩充的政策计划部门正发挥着类似内部思想库的重要作用。以此同时，外交部也开始在诸如防止核扩散和导弹防御等技术问题上向本部门之外专家作咨询。中国的学者和政策分析家定期参加内部研究小组，撰写包括，起草政策草案。这些学者和分析家经常出国，与各自领域的国际专家交流切磋。他们既帮助中国领导人认清国际趋势，也向他们提供一揽子的政策选择。&&&&公众对国际事务日益增加的讨论是中国外交政策决策过程趋于开放的另一动因。即使在十年前，诸如防止核扩散和导弹防御这样的敏感话题的公开辩论还是不可想象的。今天，专家们就所有这些问题在评论时谈、在电视谈话节目中侃、在书中长篇大论，以期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的制定发挥影响。与此同时，中国的媒体，包括共产党的传声筒的人民日报，已开始定期发表由新生的能言善辩的分析家参加的类似圆桌会议的谈话。以环球时报和南方周末为代表的某些报纸甚至发表一些专家的不同于官方政策的意见建议，有关北朝鲜的问题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至于中国的外交官员，他们现在在执行日益复杂的外交任务时，也越来越显得老到、机智。这是对外交部在20多年前实现的严格大胆的培训计划的报偿。中国绝大多数现任的高级和中级外交官都曾在海外待过很长时间，至少精通一门外语，并持有欧洲和美国的大学的研究生学位。外交部现在还从其它部门招聘一些半途改行的人，以拓宽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与这些实质性的变化相对应，中国展开了一个宣传和促进国家外交政策的运动。在过去的十年里，辩论和小道评论的泛滥，使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新闻报导及外交部的一些宣传小册子都受到影响。因此，中国在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公开发表一些针对热门话题的政府白皮书，以澄清和捍卫其立场。到目前为止，中国已发布了30多个这类文件，涉及一系列的敏感问题，其中包括人口控制、人权、台湾、西藏和国防。&&&&北京还借助互联网来使其外交政策更加透明。所有的白皮书现在都公布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网站上(www.)。外交部在其网站(www.)上也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其中包括对中国在地区问题上的立场的详细阐述，以及一些新闻招待会与重要讲话的副本。尽管这些文件很多只是一些空洞的做样子的文件，它们毕竟使外界能够获取一定程度的信息和细节，而这些在毛和邓的时代都是不可能的。&&&&在发生这些内部变革的同时，中国在与国际媒体打交道时也采取了更加高明的手法。在1999年，外交部开办了一个新的现代化国际媒体中心，每两周在那里举行一次同声传译的新闻发布会。据国际新闻记者们说，在发布会上即使对棘手的问题官员们通常也能回答。当然，这些棘手问题只限于中国公布的政策的有限范围内。现在，在发布重要的政策文件之前或在重要的双边首脑会晤(如江泽民2002年10月到德克萨斯的克劳福德的访问)之后，外交部的高级官员也会邀请记者，向他们作非正式的背景通报。所有这些，对于一个众所周知的曾经在外交事务上惯于神秘操作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最后，中国高级领导人也开始通过频繁的出国访问来宣传国家的政策。在整个九十年代，江泽民、李鹏和朱F基日益频繁地出访各大洲尤其是亚洲各国。他们的继任者（于2002年11月上任）看来还要更加面向国际，他们花在出国访问上的时间比他们的前任还要多。据一个报告透露，这些新一届的政治局常委们在上任前的4年里到过40多个国家。与此相对照，毛在他的一生中只出过两次国，均是访问苏联。邓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出国访问的次数也只有寥寥几次。把握宏观的思考&&&&在过去十年里中国外交政策在内容、特点及实施等各方面有了显著的变化，结束了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在处理国际事务时的狭隘、被动状态。不过，更大的变化仍在继续发展之中。&&&&最近3年来，尤其是从日以来，人们可以从中国战略家们的著述中看出，他们对国际体系和中国在其中的角色的观点有了重要转变。例如，近来在中国的主要报纸和杂志上刊出了刺颇具激性的文章，鼓吹中国应该放弃长久以来持有的受害者心态。作者认为，在审视中国在现代国际事务中的位置时，不能偏执地强调“150年的屈辱”，将什么事都拿这个有色眼镜来照一照。连江泽民都微妙地支持这一观点，这可以从他在2001年7月共产党80诞生周年时发表的富有新意的讲话中看出。一些有影响的中国分析家已开始鼓吹“大国心态”，认为中国应该用这一“大国心态”取代原有的“受害者心态”。中国在过去的20年里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中国人也变得日益自信。因此，上述新观念将使中国人以自信心取代受害者情结。不过，上述新观念也反映出他们已暗中承认中国在以前的国际事务中是不愿意承担责任的，而现在想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影响，却影响有限。&&&&这些观念进一步发展的自然结果，就是中国日益强调要把大国关系作为外交政策的最优先考虑。中国战略家们日益意识到，中国的利益更多地与大国而不是发展中国家联系在一起。因此，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重要性现在已经降低。仅此一点，就反映了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观念的转变。在九十年代以前，中国人一直认为他们的国家被其他大国欺负，在全球化和多边国际论坛中受到不公平对待。现在，中国官员公开谈论要在世界大国（中国包括其中）中“分担全球责任”。反映这一变化的突出例子，是胡锦涛主席在刚过去的6月份作为中国领导人首次参加8个工业发达国家（G-8）首脑会议。&&&&反映中国新思维的最后一个重要佐证，是中国对目前单极世界的承认（尽管是无奈和被迫的），承认美国在未来几十年里仍然是世界的主导。虽然在公开场合，中国领导人仍宣称多极化是时代的趋势，并谴责美国的单边主义，但中国分析家承认，中国在短期内不可能（也不会）对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提出挑战，即使在美国的优势相对较弱的亚洲也是如此。一位著名的中国外交政策专家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要区分“霸权国家”和“霸权行为”，并建议中国接受前者，只反对后者。这位学者争论道：一个单极世界在今后仍然是有助于“和平与发展”和中国的经济利益的，就像已有的现实一样。具有讽刺意义是，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的经济实际上极大地得益于美国在亚洲的强大军事存在以及为维护军事平衡所作的努力，但许多中国人仍然对这一事实不愿承认。立足国内，放眼世界&&&&与上述这些政策转变同样值得严重关注的是，中国在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远谈不上主导――参与者的道路上，仍然面临着许多严重的障碍。就目前来说，中国的外交政策仍然服务于领导人的国内目标，即加强、改革和确保列宁主义政治体系在转型中的生存。因此，尽管中国的外交政策变得日益积极，但国内情况仍然不明朗，领导人们忙于应付转型期出现的各种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在沙斯疫情得到确诊时，中国的政治系统依然故我的不透明操作对邻国的经济和民生构成威胁。由于中国领导人过分强调国内稳定，以至于在疾病出现的初期没有得到重视，有关信息被压制，结果使北京未能在一开始就迅速控制危机，导致了疾病的迅速传播，最终损害了中国在亚太地区的良好形象。值得庆幸的是，这一危机使中国领导人重新认识到了中国与国际社会的紧密联系。&&&&尽管有上述曲折，中国的新外交政策肯定将继续下去。这对于美国和亚洲的决策者们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中国在国际机构中的积极参与，为国际社会在重要问题上的合作创造了更多的机会。现在，中国在谈判桌上提供的资源更多了，发挥的影响也更大了。随着中国对国际社会参与度的提高，它日益与大国的利益拴在一起，从而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旨在消除传统与非传统的全球安全威胁的努力中。北京在解决朝鲜核危机中的领导作用就是例子之一。美国的领导人应该鼓励将这种合作拓展到其它的安全问题上，以便应付面临的共同威胁，建立双方的信任。这对于稳定时常起伏的美中双边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日益积极的参与，将有助于中国更娴熟地运用外交政策和外交关系来谋求自己的利益，这是美国必须牢牢记住的。今天，中国的确更加聪明、老到，但还不够友善、温和。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已经使其有能力可能对美国及其盟国的政策造成损害，甚至构成挑战。在这样的情况下，北京外交技能的提高，有时会阻挠华盛顿实现自己的目标。近年来北京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能够连续地挫败美国，就是这样的一个提醒。美国的决策者和外交官们必须做好准备，在众多的国际机构与一个日益有力的中国打交道。毕竟，这些机构才是中国的外交官们工作和关注的焦点所在。&&&&尽管北京目前已准备在遵守国际规则和规范的基础上追求自己的利益，但她对于现有的国际体系的某些方面是不满意的，例如美国的超强地位尤其是台湾的现状。华盛顿必须对这些不满保持关注，在承认中国正日益成为地区大国的现实的前提下，塑造与北京及其邻国的新关系。就经济而言，北京越来越成为亚洲的发动机，从而使其影响力和杠杆作用也越来越大。因此，虽然美国在亚洲继续承担着战略责任，但如果美国希望继续在亚洲保持主导影响的话，她必须继续小心翼翼地处理与本地区内的朋友和盟国间的关系。&&&&美国和国际社会的一个长期任务，是确保中国的新外交政策以及正在形成的她对国际政治的看法符合稳定和安全的要求。与中国的直接对抗不仅将无谓地消耗美国的资源，也不利于亚洲持久的实力平衡。似乎矛盾的是，中国在国际机构中日益积极的参与，既会影响她对这些机构的看法，使她调整实现自己利益的手段，也会为参与这些机构的其它国家发挥影响创造条件。&&&&在未来的20年里，中国的主要焦点仍然在国内，致力于解决大量的国内问题。毕竟，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里继续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中国的政治领袖们已经确信，未来的20年是这个国家的战略机遇年。但这样的机遇对国际社会也同样存在。美国的决策者们应该巧妙地利用这一机遇，来处理随着中国的上升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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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33 &&
好文！多谢卧梅兄翻译。顶一下，应该是转变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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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9:09 &&
呵呵，才发现国内的主要媒体已在12月初刊出过这篇文章的译文。不过，通过阅读比较，发现他们的译文将好多不利的段落都删除了，以使文章看起来更符合要求。但这样一来，就使该文几乎流于空洞无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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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7:56 &&
在整个九十年代，中国开始着手解决曾导致与邻国关系紧张的一系列领土争端。自1991年以来，中国已经解决了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老挝、俄国、塔吉克斯坦及越南的边界纠纷，这些解决有时候包括了不利于中国的条款。事实上，在大多数的协议中，中国得到的领土不到争议地区的一半。例如，在解决围绕帕米尔高原的长期争端中，中国得到了所有28000平方公里的争议领土中的1000平方公里，其余的都被从前苏联分出来的塔吉克斯坦得到了。 在处理诸如围绕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和钓鱼岛的领海争端时，北京同样采取了更加务实的政策。虽然中国仍然坚持声称拥有这些岛屿，但她一再承诺要在国际法基础上和平解决这些争端。在经过4年的磋商之后，东盟与中国在2002年签署了人们期待已久的有关这些争议的行动指南的声明。有意思的是，这一最终文件包括了东盟在原来草案中提出的绝大多数条款，而中国的原有条款只有很少部分包括其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如果是真的，我已经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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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7:51 &&
好，提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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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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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04 &&
自提一下，让更多的人看看那些被官方媒体阉割了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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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49 &&
曾记否，在伊战第一次美军招待会上的情形,不妨重温一下以支持卧梅兄：美军总司令弗兰克斯答中国上海记者问中国上海电视台记者问：战争开始以来，造成的平民死伤人数已经达到200多人，对此请问司令官先生，你对如何减少平民伤亡这一问题是如何考虑的？　　美军总司令弗兰克斯答：先生，在回答问题之前，我想请问您的消息来源。因为，伊拉克情报部长讲的是200多人受伤，而萨达姆控制的电视台的报道是三人死亡，200多人受伤，而您则说是200多人死伤，比他们的报道更胜一筹。不是说死伤200人不可能，而是说死伤200人和伤200人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如果您的消息来自以上媒体，请采用他们的数字。　　再说点与此相关的题外话。自从中国电视台开始对美播放以来，我常看贵国的新闻节目。相信我，我雇用了很好的中文翻译。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贵国电视台对其他国家电视节目进行编译的功夫。科索沃期间，一次CNN的电视报道，画面上是阿族人逃亡，解说是：塞族士兵对阿族人村庄烧杀抢掠，致使大批阿族人逃亡。同样一个画面，上面有CNN的台标，而我的翻译告诉我，当时的解说是：美军攻击科索沃，造成大批难民逃亡。难民中确实有不少由于空袭而离开村庄的，但是具体到这一报道，经过你们的编辑，有了新的含义。我猜想，看了这样的报道，您的同胞都不会怀疑它的真实性，因为用的是美国新闻机构CNN的画面。希望您在报道我的讲话时直接翻译，相信贵国人民有能力做出自己的判断。　　至于如何减少平民伤亡这一问题，感谢现代最新的通信技术使你我和世界人民能够观察和监督这场战争的进行。如果您多看几家电视台的实况报道，您就应该已经得到了答案。答案就在屏幕上，我们就是那样减少平民伤亡的。利用高精确度的武器，打击既定的目标。把战争中曾经是不可避免的平民伤亡降到最低限度。并且，只要通过其他手段能够达到同样的目的，我们便不会开火。如何减少战争中平民伤亡，并非我和几位作战参谋在制定作战方案时才开始想到的问题，也不是国防部在战前对此次战争的战略部署。这是整整一代人对二次大战中造成的无辜生命的损失的长期思考。　　我们不会忘记二次大战中的对柏林，东京轰炸的凄惨景象，更不会忘记给广岛和长崎人民带来的灾难，尽管那是一场正义的战争。今天，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经过民主国家中的一代人的努力，这一目标终于得以实现。我们的激光制导的导弹误差可达到一米以内。卫星定位的导弹也近乎于达到类似的水平。我们的军费开支之高，历来是一些国家谴责的对象，可是，一颗精确导弹的造价等于几千颗普通炸弹。其研制费用更是高得惊人。而研制这样的武器正是为了在不得已而为之的战争中，尽量减少平民伤亡。这些年来，美国纳税人的这些投资，开始在打击恐怖主义，消灭邪恶政府，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得到回报。　　在面临对和平与战争的选择时，我们美国人民不会选择战争，但是当战争无法避免时，我们选择了这样的战争手段。先生，您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希望通过您的真实报道，使贵国人民了解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及所做的努力。同时也希望您对贵国政府提出同样的问题，而且包括如何减少和平时期的平民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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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7:42 &&
科索沃战争期间,我在出差期间也看了CNN的新闻.同一天晚上,我印象很深的是,CCTV播出的都是塞方和西方的反战活动,而CNN播出的都是阿族难民逃亡和女人们用力挤眼泪的诉说.我不认为CNN的报道是真实客观的.如果说立场,我当时和现在都偏向于CCTV代表的中国政府立场,而对CNN代表的美国政府立场一哂了之.更不用说那个什么弗兰克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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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8: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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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3:19 &&
卧梅译得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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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2:54 &&
谢谢各位。实在痛恨那些阉割篡改的下作手段，使我联想起当年袁世凯当皇帝后，他的奴才们专门为他们的皇上编制一份报纸，专登黄山喜欢的新闻，甚至不惜伪造歪曲。难道历史会重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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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8: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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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6:21 &&
再顶！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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