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什哈尔 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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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由中国穆斯林民间学者撰写的历史学著述。大约成书于19世纪50年代前后。作者关里爷，是中国伊斯兰历史上著名的大阿訇、大学者。《热什哈尔》一书原文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其中前半段为阿拉伯文，后半段为波斯文），由中国当代穆斯林翻译家、学者集体组织翻译整理，张承志先生校读并作序，三联书店1993年出版发行，在中国文坛引发强烈反响。其网络版《热什哈尔译注》由贾玉民先生组织撰写，多家网站转载传播，是研究中国伊斯兰历史极为重要的一部文献。
20世纪50年代起，农民起义作为历史研究的五朵金花之一，受到学界前所未有的重视。因此，清朝乾隆年间的中国西北回民起义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其中也涉及到对于中国伊斯兰《热什哈尔》封面教教派以及哲合忍耶的研究。然而，这些研究所依据的史料主要是由教外人士所记录的汉文资料和民间流传的口碑资料。这些资料虽然部分记录了历史的真实，为研究者提供了史料上的依据，但由于中国回民与教外人士在心理、文化及宗教信仰上的差异导致二者之间存在着精神隔阂，这使得这些文献记录不能完全地反映历史的真实，更无法深入到回民的心灵世界中去。而口碑资料则又由于讲述者和记录者有意无意的失误，往往偏离历史的真实。因此，由教内人士所撰写的反映自己历史的文献资料就显得弥足珍贵。
《热什哈尔》是一部由伊斯兰教教内人士所撰写的记录回民自己历史的书，能够填补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史和回族史史料方面的缺憾。《热什哈尔》的发现、翻译、整理、出版及其著者的介绍，是中国伊斯兰史学研究方面的一件大事，对它的评价无论怎样都不为高。
中国学术界关于《热什哈尔》的研究，仅见于张承志的散文《&热什哈尔&：拒绝现实的学术与艺术》，贾玉民的《热什哈尔译注&·序言:《关里爷和他的&热什哈尔&》，以及张承志为《热什哈尔》所做的序言与后记；作为史料来运用，也只见于张承志所著《心灵史》。
另外，有几篇研究张承志文学作品的论文中提到了《热什哈尔》，如，李咏吟《生命体验与张承志的语言激流》；陈凇《张承志——新时期浪漫主义文学的中坚》；朱向前《中国文学究竟在何处定位》；王。除此之外，马旷源在《回族文化论集》中介绍了《热什哈尔》，而史学界对于《热什哈尔》的深入研究几乎还是一片空白。《热什哈尔》一书据研究为关里爷所著，以乾隆年间回民起义为背景，以奇迹故事为线索，采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写作，主要记录哲合忍耶的创始人马明心( 经名维尕爷·屯拉)及其继承者穆宪章(穆罕默德·召菲)的事迹，这些细碎的记录反映出了不少乾隆年间回民历史的真实的碎片。因此，通过对《热什哈尔》的整理与研究，对于乾隆年间的回民起义、中国伊斯兰教教派以及哲合忍耶都会有更深入的认识。
《热什哈尔》书名为阿拉伯语“rashah”一词的音译，原义是“泄露出、出汗,”,引申为“晶莹、烁亮。”张承志将其译为“露珠”。他指出“约十世纪的诸苏菲主义著作中，有一本《原本生活的露珠.注》就用了这个词。” 但该书可以肯定与本书无关。关里爷在著作中写到：“当古老的大海向着我们伟大的导师——沙赫、维尕爷·屯拉的身边潮动迸溅时，他的赢弱的仆人，我，……采集了爱慕的露珠。” 这是苏菲神秘主义的思维方式。“因为，‘渗’必须依据一个主体。农民们认为，主体是隐藏着的‘大海’，是真主和教门深处的全部秘密，而《热什哈尔》是被准许‘泄露’的‘露、汗、滴，’是显露了的真相，是主向付出了血，证明了自身信仰真诚的一部分人的显迹。简言之，著者关里爷和哲合忍耶的回民们在用神秘主义的逻辑说：这部书是一个伟大海洋的一滴露珠。” 《热什哈尔》一书以奇迹记录为主，这些在外人看来是不可理解的奇迹，关里爷却对此深信不疑，他认为真主和教门如大海般神秘与广阔，而《热什哈尔》中所记载的迹象只是真主所显示的大海中的一滴露珠，苏菲主义的教门中藏着无限的神秘与深奥。普通人所看到的只是大海中的一滴露珠，而且这滴露珠，还需有心人去“采撷”。
《热什哈尔》是由关里爷所著的一部民间秘密钞本，从《热什哈尔》的相关记载和口吻中可以看出关里爷是和穆宪章同时代的人，那么这本书的成书时间当在乾隆末年或嘉庆年间。此书成书后未曾公开,只是在哲合忍耶内部的一些大阿訇之间传抄,因其“写成后从未刻板”， 所以数量极少，张承志认为“今天此书钞本决不会超过三十部。”
《热什哈尔》的发现及其向外界公开归功于张承志。1984年，张承志在做为一个牧人写出了《黑骏马》，做为一个理想主义战士完成了《北方的河》之后，走进了大西北,在西海固的一个贫穷山村——沙沟,发现了《热什哈尔》，写成了《心灵史》，按张承志自己的话说他也由此成为一个哲合忍耶的信士。
张承志发现《热什哈尔》是一个历史契机，由于《热什哈尔》写于恐怖年间，当时清政府对哲合忍耶的态度是赶尽杀绝，那么做为记载哲合忍耶导师事迹的《热什哈尔》，自然不可以让外人知道。因为“也就是说，就史的意味来说，《热什哈尔》是非官方的，被禁绝的，底层民众的历史文献。” 关里爷及后来的哲合忍耶民众对此书采取了重重保密的措施。首先，在语言上，关里爷采取了波斯文和阿拉伯文，拒绝了外界和伪信者对其阅读的可能；其次，在记录方法上，关里爷放弃了一般历史记录所采用的以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为线索的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的记录方法，而是以奇迹记录为历史记录，在变形与怪诞中反映历史真实。最后，此书成书后，从未刻印，只是在少数大阿訇之间传抄，哲合忍耶把此书视为“经”，用生命来保护。关里爷用哲合忍耶的方式记录下了自己的历史，因此，在未找到足以信赖的人之前，哲合忍耶是绝对不会把这本书交出来的。张承志是一位回民作家，而且，有志于以汉字反映回民的历史与文化，最重要的是他进入西海固所表现出来的一个信徒作家的诚信终于使哲合忍耶民众相信了他。另外，历史记录本身的目的是为了不让历史随着时间而湮没，关里爷写《热什哈尔》也是为了保存哲合忍耶的历史，为了让哲合忍耶的历史重见天日。所以，当张承志带着一个信徒的诚信出现时，哲合忍耶公开了自己的历史。
《热什哈尔》是由两个回族满拉杨万宝和马学凯翻译的。“大阿訇马兆麟为他们提供了辈背秘藏的钞本，大阿訇王栋帮助他们切磋史事文字，” 张承志“对汉译稍稍作了一点润色，……在译者中补了一个名字。” 当然，若非张承志的润色，此书的语言是不会那么华丽和震撼人心的。最后于1993年9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至此，《热什哈尔》一书做为研究回族史的重要资料，才正式公布于世。
而做为《热什哈尔》的著者关里爷却只是一个传说中的名字。据张承志所记：“民间只是传说，《热什哈尔》是关里爷写的，关里爷是住在哪一道‘关’的里面，很难细究。只知道他的宗教经名为艾布艾拉曼 .阿不杜尕底尔，书中常以‘赢弱的仆人艾布艾拉曼’或者‘罪过的我，阿布杜尕底尔’自称。
据传说，关里爷为甘肃伏羌人（今甘谷县），家住伏羌东关内，关里爷一名即由此而来。他是十九世纪前叶极重要的伊斯兰教人物，不仅以学者著称，更重要的是他曾在哲合忍耶苏菲史上举足轻重。…….
关里爷逝世后，其坟墓曾被清政府一再毁坏。后来迁修的坟在今张家川回族自治县莲花城，由于对他的怀念 ，百姓们虽然无法了解他的全部经历，但仍年复一年为他上坟诵经。因此也记住了他的忌日——农历九月初七。”
张承志根据《热什哈尔》中所透露出的信息和民间的口碑史料大致推测了关里爷的生平。从《热什哈尔》中有关关里爷的文字中可以看出关里爷大致是在马明心之后，与穆宪章同时代的人。如“干罪的仆人——阿布杜.尕底尔说：一天，我陪同我们的和卓——穆罕默德.召菲。” “进入那神秘的井时（穆宪章在井中静修），共去了七个人，我（作者）的朋友——穆罕默德.罕格也是其中之一。一天，我向他问了那尊大的奇迹。” 由此可知，关里爷与穆宪章是同时期的人。“维尕爷 ．屯拉的爱子被我们称为大爷的穆罕默德.阿布杜拉说。” “我曾时常和多斯达尼，特别是一些跟上了光阴的多斯达尼，谈到有关我们毛拉——维尕爷.屯拉离乡远行，进入迷境求学的奇迹。但都没有达到淋漓尽致。有些人说，什么也不知道。有些人只有着大海中的一滴。” 关里爷所记的马明心的事迹是从马明心的儿子那里得来的。也就是说，关里爷是在马明心之后，另外“特别是一些跟上了光阴的多斯达尼，”这里的“光阴”意指马明心时代，那么，作者并没有跟上马明心的“光阴”。由此可知，作者生活在马明心之后，与穆宪章可能是同时代的人，大致生于1782年，死于1850年。
关里爷写《热什哈尔》，只是为了记录哲合忍耶的历史，并未想到让自己名垂青史，因此才使后人对他的名字模糊不清。其实，不必细究，关里爷这一称呼已经代表了哲合忍耶民众所有的敬重。回族中有把德高望重的宗教人士称为“爷”的习惯，而且，记住了逝世者的忌日，也就标志着逝世者活在了人们的心里。这在今天照样流行，一般在“爷”之前加姓、加排行、加居住地等，如嘎得忍耶的七门门宦所敬颂的“余爷”老太爷，嘎得忍耶七门门宦宁夏同心石塘岭拱北的“二爷”，至今仍有人张罗为他们过忌日。而且，回民对其所敬重的宗教人士是不会直呼其名的，都以“爷”称呼，关里爷得到了回族民众的敬重与怀念——称他为“关里爷”，记住了他的忌日。做为一名记录自己历史的宗教人士，关里爷得到这两项已经足够了，至于是否“名垂青史”已经不重要了。
关里爷在“哲合忍耶苏菲派史上举足轻重。”这一点可以从哲合忍耶第六代导师“沙沟太爷”马元章对关里爷的态度上得到证实，马元章先是寻找关里爷的旧部，寻找的方式是确定关里爷的墓。“相传，毛拉阿布杜.尕底尔（关里爷）归真后埋在伏羌。战乱中，为了防止敌人破坏，人们把坟迁到了莲花城附近的一座小山旁边的空地上，战火中清真寺被夷为平地。四十年后，沙沟太爷来此上坟时，阿訇们却找不到坟的位置了。太爷访问了一位曾参加迁坟的聋子阿訇，他是阿布杜.尕底尔的学生。但他全忘了，大家束手无策。太爷拾起地上一根烧焦的棍子，指着一处地方说：‘朝这里挖！’众人一挖，那坟便出现了。尊贵的遗体完好无损，的确，土壤是不能够销蚀真主的卧里的肉体的。” 另外，《兰州传》中记载，“沙沟太爷进兰州”时，“到莲花城，在关里爷的坟上干了尔麦里。” 由此可知，关里爷不仅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更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哲合忍耶宗教人士。作为一部流传于回民内部的文献资料，《热什哈尔》一书有其独有特点。
首先，《热什哈尔》采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写作。书的前半部分采用阿拉伯文，后半部分采用波斯文。这与回民的族源和当时的写作环境是分不开的。回民是外来人口与汉族在中国大地上融合而形成发展的，其祖先有一部分来自西亚，初来时他们说波斯语、阿拉伯语，到后来才逐渐遗忘了自己的语言，而使用汉语，但回民文化却是伊斯兰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回民是在中国土地上的穆斯林，其文化中中国传统文化占很大的部分，但伊斯兰文化对回民的影响非常大，不仅表现在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信仰上。至今，一些聚居地区的回民在日常语言中还保留着一些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词汇，如“天”为“阿斯玛依”，“信仰”为“伊玛尼”，“朋友”为“多斯达尼”。而且回民在宗教活动中广泛使用阿拉伯语，每日的五次礼拜使用阿拉伯语，重要的庆典和亡人的祭日上“干尔麦里”，也使用阿拉伯语，回民见面的问候语“按色俩目尔来库木”（愿真主赐你平安）、“我尔来库色俩目”（也愿真主赐你平安）也是阿拉伯语，这两句话在回民生活中出现的频率和汉语的“你好”出现在汉族人民生活中的频率是一样高的。信仰是回民生活最重要的部分，而回民在宗教活动中使用阿拉伯语，这就使阿拉伯语成为回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样，即使是普通的教民也略懂一些阿拉伯语，而主持宗教活动的阿訇们一般都精通阿拉伯语，有的也懂波斯文。关里爷是一位阿訇，也是一位学者，这就使他使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写作成为可能。
另外，当时的环境使得关里爷只能选择这种一般人无法阅读的文字来写作。“由于残酷的迫害，具体的说是由于乾隆四十六年清政府对甘肃回民哲合忍耶的屠杀，只有一身褴褛、满心悲愤的回民们选择了拒否。这种拒否，在文史上的形式就是——不使人读。” 在乾隆四十六年和乾隆四十九年的两次回民起义之后，清政府对回民采取的是灭绝性的政策，尤其是对哲合忍耶极为残酷。大规模屠杀，只要抓住一点线索，就顺藤摸瓜，直到清除最后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关里爷写《热什哈尔》只能采取隐秘的方式，不可以让官府嗅出一点点味道，否则书中所记的每一位宗教领袖及他们的家属、村人以及关里爷本人都有可能遭毒手。所以“《热什哈尔》一书主要使用阿拉伯文写成，这样便拒绝了汉语世界对其阅读的可能。写成后从未刻版，仅仅在哲合忍耶回民的一些大学者中传抄。而作者为了进一步守密，书的后半又改用波斯文——这样继而拒绝了相当多数的阿訇阅读，因为阿訇中识波斯文的毕竟更少。” 当时，清政府采取“以回制回”的政策，让阿訇充当“乡约”，若这些阿訇以出卖族人为获得清政府赞赏的筹码，那么哲合忍耶民众的处境就非常危险了。毕竟，外部的监视比起内部的揭发来效果就差多了。汉族史上有“汉奸”，回族史上也有“回奸”。为了不让这些“回奸”即伪信者读懂《热什哈尔》，关里爷在写到书的后半部分——即正在被追查的哲合忍耶第二代导师穆宪章时采取了波斯文。
其次，《热什哈尔》一书以首字母为名的定名方式也独具特色。钞本的扉页上并没有写书名，“书的题目是在近二百年的漫长岁月中，被旱渴的黄土高原上饥寒交迫的回民们叫响的”。 也就是说以“热什哈尔”为书名为后人所定。另外，“此书命题为‘热什哈尔’是由于书的正文的第一个单词是‘热什哈尔’，这种听凭首词定题的方法非常罕见，它隐示着作者的一种宿命态度和自信——中国回民有以首词称呼某段落或篇名的习惯，比如赞美诗《默罕麦斯》中有一大节的第一个词为‘艾台依吐’，百姓们就称那五页长的大节为《艾台依吐》。” 中国回民的这种认首字母定题的习惯也体现了其文化的双重性。一方面，回民所诵读的宗教经典都是以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写成，如《古兰经》。在一些宗教典礼中，如“干尔麦里”，为亡人“站折那则”，为亡人“上坟”都是选念某一段经文或某几节经文，那么就需要定名，回民一般习惯了以首词定名，如回民礼拜时念的一个“素尔”，其首词为“古丽乎”，那么这段“素尔”就被称为“古丽乎”。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典籍中也有以首词命名的习惯，如《诗经》，除了记录某一个特定的人物用此人物的名字命名外，其余大部分都以首词命名，如脍炙人口的《蒹葭》、《关雎》、《氓》。“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氓之嗤嗤，抱布贸丝。”《论语》也多为首词命名，如《学而》篇，首词为“学而时习之，…..”几十条语录就被称为《学而篇》了。另外，《孟子》中也有以首词定名的习惯，如《梁惠王》。奇怪的是，时至今日，汉文化中早已没了以首词定题的习惯，而回民却延续着这个习惯。
最后，《热什哈尔》在语言和文体风格上也与一般的历史文献大不相同。在语言上，《热什哈尔》一书，语言华美，极富哲理，抒情性也极强，如“在隐约的海与浪中，让我获得苟活的露珠。” “不要奇怪，波浪也许是高出海面的。” “若是你的缘分，两座山隔着，它也终会归于你；不是你的缘分，近在二唇之间，你也休想得到。” “知识的终点是对主的认识；伊斯兰的终点那是无计无力，只靠真主！” 这些语言透漏出苏菲神秘主义的宿命与自信，同时也回答了哲学所一直追问的问题——人的能力与人的命运。但其字面本身说的并不直白，而是需要读者的领悟与参透。《热什哈尔》的语言特色源于阿拉伯语本身的特色，阿拉伯语本身抒情性极强，而且带有极强的神秘主义特色。“《古兰经》之所以被称为世界最高贵圣洁的诗篇，就因为他的抒情的纯粹性、深刻性和启悟性。阿拉伯语言是一种隶属于抒情性的语言。从阿拉伯文学来看，阿拉伯叙事并不发达，而阿拉伯语言的抒情却同步于世界之林。” 当数十人齐声颂读《古兰经》时，就算你不懂它的意思，你却可以从它的音调与语言中听出感伤、敬畏与喜悦，有时，那种语言会让你流泪，有时那种语言会让你如沐春风，有时它却可以让你恐惧到无处躲藏，这就是阿拉伯民族语言的魅力。
在文体风格上，《热什哈尔》很难用一般的思维方式来划分，因为它包含了文学的抒情、哲学的思辩、历史的真实，还有宗教的神秘，因此，很难用一种文体来为其定位。朱向前评价《心灵史》时所使用的话也同样可以用来评价《热什哈尔》。“《心灵史》显然深受回民典籍《热什哈尔》之影响，它是史学、神学、哲学和散文诗的综合，它远离‘纯文学’，但又具有纯文学所罕见的凝重的神秘之感，酷厉的牺牲之美” 张承志也说“《热什哈尔》是一部不能用惯行的学科归类的书。我曾以为它介于历史、文学和宗教三者之间，但最好的归纳仍是保藏着它的百姓的归纳：这是‘经’，是一部在很多意义上可能未被视为经典的的著作。” 《热什哈尔》这种复杂多元的文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不到其影子，只有从其所使用的文字阿拉伯语和所依据的文化伊斯兰文化中去寻找。阿拉伯语的抒情性决定了《热什哈尔》的抒情与神秘，博大的伊斯兰文化决定了《热什哈尔》的深奥与思辩。正如马旷源所说：“这种文体的出现，固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先例可寻，我却认为是源出《古兰经》。换句话说，作者关里爷在写作的时候有意识的摹仿了《古兰经》的写法，” 关里爷作为一个回民大学者，必定是精读《古兰经》的，所以其对《古兰经》的文体非常熟悉，那么他摹拟《古兰经》的写法也就不足为奇了。《热什哈尔》一书作为史料，其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与同期其他史料比，《热什哈尔》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是一部教内人士所写的反映自己历史的文献。
由于书的作者关里爷亲历了那个恐怖的环境，而且作为一名哲合忍耶的信徒，他本人也是被追杀的对象。这样，作者带着满腔的悲愤来写作，所以《热什哈尔》一书反映了哲合忍耶民众真实的心情。相对于官修史书来说，这是一部底层民众的历史，这在史书中尤为罕见。其次，教外人士所记录的回教的历史，由于文化上的隔阂，总会有这样那样的失误，回民不同于别的少数民族，其文化是由伊斯兰教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而成，所以不同于汉文化，这表现在回教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以及日常生活中。教外人士往往不了解回民的文化和心理，所以很难真实的记录回教的历史。很多事只是回民生活的一部分，回民视为理所当然的生活习惯和宗教生活，在外人看来却是不可理解，亦或大惊小怪。例如，民间传说，乾隆年间，牛街的回民在清真寺做聚礼（一起到清真寺礼拜），却被人传为回民昼伏夜出，聚众滋事。而且上告皇上，皇上派兵包围清真寺。后查明是在做礼拜，所以撤军。这是一件小事，却反映了回民与教外人士在文化上，心理上的隔阂，教外人士记录的回民的历史总会有失真之处。而由教内人士所记录的回民历史，由于他是回民中的一分子，那种生活是他所熟悉的，而且，关里爷他还是宗教领袖，也是学者，由他所记录的回民的历史，记录回民的心路历程。表面的东西往往能够看出，但内心的东西很难被人发现，而关里爷却恰恰记录了回民的心路。
第二、《热什哈尔》一书所反映的历史比其他历史文献更为生动、丰富、详实。
《热什哈尔》一书以奇迹故事为线索，记录了很多关于哲合忍耶的导师的言行事迹，这些记载与其他史料相比显得更为生动、丰富、详实。 例如，关于清朝中国回民内部各教派之间的纷争，官方文献和其他一些汉文资料中都有记载，但却无法与《热什哈尔》中的记载相比。《热什哈尔》中以具体的故事来反映历史。使历史生动再现。尤其是马明心所传的哲合忍耶派与马来迟所传的虎夫耶的花寺门宦二者之间的争斗非常多。
马明心与马来迟（经名穆罕默德 ．艾布福土哈）.虽然在所传宗教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但相互之间还能够彼此容忍.马来迟与马明心之间也相互尊重,。如《热什哈尔》中的故事：“我们毛拉——维尕叶．屯拉回到故乡——河洲，告诉穆罕默德．艾布福土哈说：‘咱们的毛拉、沙赫、阿各力曼阁下，（是真主以他的尊贵赐福我们）于某月某日归真了。’艾布福土哈听到了这话后，就按中国的习俗做了哀悼仪式以示纪念。相传，艾布福土哈在起初很尊重我们毛拉——维尕叶 ．屯拉。经常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要想尊重我一样尊重我的密友——哈智（维尕叶．屯拉），直到后世，在我们之间不要分彼此’。” 可是，后来，由于马明心所传哲合忍耶派更接近底层民众的生活，所以，受到很多人的欢迎，许多原来是马来迟的教民转而归顺马明心，这就引起了马来迟的不满，二人的矛盾由此产生，这一点可以从《热什哈尔》中关于“太思米”的故事得到证明。“撒拉人原来都信奉穆罕默德 ．艾布福土哈的教门。一天，为了念夜，他们去请福土哈，福土哈说：‘我们的事只是我们的事：去让哈智（指维尕叶 ．屯拉）去念吧！’这村里有个虔诚的老妇人，她很尊重艾布福土哈，也尊重我们的毛拉——维尕叶 ．屯拉。毛拉应邀来了。我们毛拉没到之前，老妇人做了些吃的，用右手大拇指搓了些莜麦猫耳朵，她每搓一个，就暗念一个‘太思米’。任何人也不知道她的这种实诚。老妇人把这样神圣的食品端来时，毛拉问在场的人：‘这食物叫什么名字？’大家按自己的习惯，说法众口不一，你说这个，他说那个。有些人还用中国的村俗叫法叫糍面子。毛拉说：‘你们说的都不对。’稍停一会儿，毛拉说：‘它的美名是圣洁的太思米。’老妇人听到毛拉这话时，突然哭泣着跑进屋里，跪在我们毛拉面前。她说：‘毛拉啊，您是真的卧里！真主的朋友啊，从来没见过像您这么样的贵人！求您给我们实诚的信仰！’在场的人，都加入了我们毛拉的教门。后来，有些听说这事的人也纷纷加入了。” 这样，由于争夺教民，马明心和马来迟的矛盾明朗化了，二人在一些场合经常发生冲突。如“艾布福土哈说：‘继我之后，除你外再无人了。’我们毛拉维尕叶 ．屯拉阁下说：‘蚂蚁怎能承担大象的份量呢。’艾布福土哈不高兴了。” “河洲城里一家教民设置了尔麦里，请来了维尕叶．屯拉和艾布福土哈。维尕叶 ．屯拉先到了，肃穆地跪在炕上，沉思不语，如同法那。而艾布福土哈还没有到。艾布福土哈他曾经说：‘凡是那个哈智（指维尕叶．屯拉）去的地方我都不去。这家教民因再三恳求，艾布福土哈无奈勉强来了。人们都出去迎接，只有维尕叶 ．屯拉一动不动地沉浸在法那中。艾布福土哈拿起一个枣子吃，不慎枣子掉了。教民们都争抢拾起沾吉。维尕叶 ．屯拉从法那中清醒过来，抬起头说：若是你的缘分，两座山隔着，它也终会归于你；不是你的缘分，近在二唇之间，你也休想得到。艾布福土哈站起来，愤愤地说：‘我不来，你们硬让我来。
来了，哈智又说这些难听的话！’据说，从此后，他们俩就再也不在一起活动了。” 至此，马明心和马来迟二人之间的矛盾公开了。除了二人之间的言语相争外，其教民之间的械斗也时有发生，而官府在处理时多站在马来迟一派的一边。如“第二天晨礼拜后，我出门，走到艾布福土哈教下聚集的地方时，忽然一群人拥来，用木棍、凶器殴打我。妇女们提着准备好的污秽物站在门口，向我泼来。真主怜悯我战胜了这帮歹徒；他们的器械被我打坏了，几个人也被我摔倒。我不知哪儿来的力气。更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打我。从此以后，纠纷更大了。福土哈的四儿子写了状子，上告新教（哲合忍耶）。而艾布福土哈他们收买了官府；官府受了贿赂就站在他们的一边。但愿真主惩罚悖逆者；官府判为：打我四十板，打咱们毛拉维尕叶 ．屯拉三板。” 《热什哈尔》一书中，像这样的故事很多，这些故事形象的反映了当时哲合忍耶派与花寺门宦之间的纷争，以及在争斗过程中，官府对花寺门宦的袒护，同时，也反映出了马明心的教门得到了众多穷苦百姓的支持。
第三、《热什哈尔》的史料价值还表现在：对于一些回族史研究中的难题，《热什哈尔》提供了一些新的史料，通过对这些史料的分析、运用，可以对解决这些回族史研究中的难题有所帮助。例如，关于马明心的朝觐路线，回族史界一直存在分歧。大部分人认为马明心的朝觐路线是取道新疆，穿河西走廊，越新疆戈壁，涉中亚草原，抵达耶曼。马通先生在《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 中认为：“马明心和它的叔父取道新疆，沿着丝绸古道，费尽千辛万苦，用了近一年时间，于雍正七年（公元一七二九年）才抵耶曼（也门）。” 白寿彝说：“雍正六年（1728年）叔父带他赴麦加朝觐。叔侄二人徒步登程，穿河西走廊，越新疆戈壁，涉中亚草原，途遇风暴，叔侄失散，明心流落到一位也门老人家中。” 而张承志认为：“马明心赴西亚求学的路线，是滇缅路。” 因为关里爷在《热什哈尔》中记载：“两个人离乡背井忍受着旅途的艰险，朝荆棘之地，荒无人烟的云南路走去。他们进了言语不通的阿佤国，越过了九条汹涌的底格里斯河。” 由于关里爷所生活的时代与马明心相差不远，而且他所记录的关于马明心的事迹是从马明心的儿子那里听说的。“以上这些讲述伟大毛拉——维尕爷.屯拉离乡、学习、生活、受业的逸闻，都是他的长子——穆罕默德 ．阿布杜拉所口述的。” 所以，关里爷的记载比较可信。
第四、《热什哈尔》的史料价值还在于，它为后人研究清季回民的社会处境提供了新的史料。
有清一代，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向来地方官偏袒汉民，凡争讼斗殴，无论曲直，皆抑压回民。” 连清朝皇帝也承认在处理汉回互斗事件中对回民的不公平，“该回民等久隶中华，受国家覆育之恩，食毛践土二百余年，其间登仕版者，亦复不少，岂无天良？何至甘为叛逆？推原其故，始则有地方官办理不善，遇有互斗等事，未能持平办妥，以致仇衅日深。” 后来回民起义，在清朝统治者的眼里回民已为叛逆，这样，回民的处境就更艰难了。而且，还规定：官做到一定的程度，必须“出教”，所以，当时有在清廷做官的回民，他们一般都掩饰自己的回民身份。以清朝陕西提督马彪为例，在《清史稿》中有《马彪传》：“马彪，甘肃西宁人。以行伍从军，累迁至四川川北镇总兵。……复起，陈云南昭通镇总兵。……金川平，赴西安任。图形紫光阁，列前五十功臣。移湖广提督。卒，赠太子太保，谥勒襄，予云骑尉世职。” 这里并没有提马彪是否是回民，完全是一个一般的清朝官员。而白寿彝《回族人物志》中说马彪是回民“马彪，甘肃西宁回民”。 但是，马彪却参与了镇压乾隆四十六年回民起义：“四十六年，甘肃撒拉尔回匪苏四十三为乱，沅会西安将军伍弥泰、提督马彪发兵讨之。” “壬寅，甘肃循化厅撒拉尔回匪苏四十三等作乱，陷河州，命西安提督马彪同勒尔谨剿之。” “四月，西安将军伍弥泰、提督马彪、仁和等，先后赴援。” 而且马彪“奉命率领旧教士兵为第一排打头阵，猛攻华林山。可是旧教士兵与起义军按仗时，并不认真抵御，而是与畏怯的绿营官兵一同回走。” 从中可以看出，马彪是清朝的重要将领。他本人是回民，但却参与了镇压回民起义，而且是“率领旧教士兵”来镇压“苏四十三起义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马彪完全是清廷的忠实官员，镇压回民起义，对回民已无任何感情。但是，在《热什哈尔》中的马彪又是另一个样子。
《热什哈尔》中记录了当时的陕西提督马彪的事迹。“维尕爷 ．屯拉应马彪的邀请去了陕西。马彪和手下人，照他们的风习迎接我们的毛拉。在城外，他们搭起很多营帐。据说，毛拉走进第一座大帐，即马彪的帅帐。马彪手下的官员轻蔑的看着我们的毛拉。嘟囔说：又不是什么知名人物，不明白为什么费这么大劲请他敬他。起初你（马彪）让我们搭成连营。（要知道，他们当时不仅怠慢，而且还在嘲笑戏弄。）毛拉走到靠城跟的最后一个营帐时，恶风从那些恶棍们的心中刮起，他们企图虐待我们的毛拉。求主护佑,当毛拉离开他们时,他们跪在马彪跟前说：‘这个巴巴进城后，我们可能再见不上了，我们想借您的面子和他对诗，让我们开开眼。’马彪不知怎么回答。……他们认输而散。毛拉顺利进城。据说，毛拉在那官人安排的地方住了几天；城里一些学者群起攻之。……这些阿訇上了马彪的门，说：‘各坊的多斯达尼都邀请穆斯林的领袖、我们的大沙赫维尕爷.屯拉阁下。大家想沾吉，让他给我们讲讲经，指点指点。’马彪尽力拒绝他们。知道他们心术不正。因为纠纷恶于厮杀。马彪没有告诉毛拉这些。第二天，毛拉问马彪道：‘坊上的阿訇来，有什么事？’马彪说：‘没来呀！’毛拉笑了说：‘他们来找我，想跟我讲经，而你却说：这个人是瞎汉，不会讲经。’第三天，毛拉对马彪说：‘我想去那寺里转转，随便走走。’马彪阻挡说：‘会有是非呢，您不要去。’毛拉说：‘我主意已定，再不要阻挡了！’” 从这段材料可以看出，马彪对维尕爷.屯拉极为尊重，“搭成联营”迎接毛拉，而且处处为毛拉着想，当那些“心术不正”的阿訇要找马彪讲进经时，马彪“尽力拒绝他们，”而且“没有告诉毛拉这些。“为的是避免是非。这些都是一个穆斯林对其宗教领袖的敬意，但另一方面，马彪却不能以一个教民的身份邀请毛拉，只能“照他们的风习迎接我们的毛拉”，这里的“他们”所指的就是清朝官员或者非穆斯林，从中可以看出马彪的尴尬处境。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清朝回民官员的处境极为尴尬，表面上，他们必须隐藏自己的信仰，为清廷效力，和其他满汉官员没有什么两样；其实，在内心深处他们依然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位穆斯林，所以对其宗教领袖自然而然的表现出敬意。他们与起义的回民并非只是官府与反贼的关系，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关系，那就是，在信仰真主这一点上，他们是一样的，在对其宗教领袖的尊敬上，他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并不能因为他参加了镇压回民起义，就把他开除“教籍”。身在官场的人，必须为统治阶级服务，但他们内心又有信仰，所以，在清朝，像马彪这样的官场中人是活得最痛苦的一个阶层。他们一方面在清廷受到猜疑，另一方面，也不容于自己的教胞，处在一种非常尴尬的处境。
由上观之，《热什哈尔》一书，作为一部回民内部所传的秘密钞本，对研究回族史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因此，对于《热什哈尔》的研究也就显得极为重要，这里只是从它的发现、著者、特色及史料价值方面，做了一些粗浅的探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对于《热什哈尔》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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