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老人刘蔼如与华山聚义的英烈们
　　刘& 鉴我的三祖父刘蔼如先生1880年农历8月13日生于陕西省临潼县油槐乡北缑村，原名刘吉肆。祖上从何处迁来，父兄们一直众说纷纭，有的说从山西，有的说从河南，还有的说从渭河南边的原上。对此我没弄清过，也不想弄清。因为从先祖帝尧陶唐氏算起，刘姓子孙在当今据说有六千万之多，遍布世界各地，弄清一支人的来龙去脉既费神，也没有必要。祖父一辈兄弟五人。他们小时候家庭很穷，老四早夭。曾祖刘德顺常为人打短工，曾祖母带着几个孩子作务几亩薄田。他们长到十多岁也都常常为人打工，以求能吃顿饱饭。穿的衣裳也是老大穿了老二穿，轮到老三、老五，已经补丁摞补丁，找不到本来的样子。虽然贫穷，但曾祖还是节衣缩食，不忘对孩子的教育，并挑选最聪明的老三送到五里外的另一个村，跟随村中的举人学习。为了让上学的三祖父体面些，曾祖母用自己织的土布为他做了一身新衣裳，由于土布是白的，没有染料，只能在地里采些深色的草和布一起放在锅里煮。所以三祖父穿的新学生装上是一片绿、一片灰、一片白、花花剌剌，而且冬天在里面装上棉花就是棉衣，夏天取出棉花就是单衣。但三祖父穷而有志，刻苦学习。他按照规定读完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之后，通过了关卡重重的童子试，成为县学的秀才。然而，他并没有钻进古书中专心于科举，而是关心国家的兴衰，百姓的疾苦。当时官场腐败无能，国家积贫积弱，苛捐杂税层层加码，百姓处于水火。他生活在社会底层，对这些耳闻目睹，体会颇深。1894年发生的中日甲午海战，随后发生的戊戌之变，八国联军入侵，一个个丧国辱权的条约，都使他对国家民族的前途感到担忧。他说服父母，与同乡好友曹印侯、郭希仁一同进入西北大学的前身陕西高等学堂学习新学。他们三人基本同龄，又志同道合，经常在一起探究古今兴亡之理和西方各国富强之路，认为国家只有改革才能图强。1908年，他们又一起开设西安丽泽馆，并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一、”丽泽”密谋丽泽馆位于西安大东门内原大关帝庙内，馆名取自易经中的“丽卦”和“泽卦”，是以文会友的意思。他们以学习中外历史、哲学和时事为主，也研究康有为、梁启超的学术，学习章太炎举办的《民报》，主要联系的人有井勿幕、景梅九、李桐轩（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的父亲）、王敬如等革命党人。他们在一起分析形势，讨论进行革命的方法和步骤，并经常利用集会和演戏场合，向民众演讲国内外形势，宣传革命思想。丽泽馆还创办有两种刊物，一为“丽泽随笔”，随时向民众揭露官吏的贪污腐败、苛捐杂税、欺诈百姓的行为；另一个刊物名为“暾社学谈”,由郭希仁和张衡玉任主笔，以研究中外哲学为主。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曹印侯和郭希仁。曹印侯家位于蔼如先生家以西六里的曹杨村，小蔼如先生两岁。他自幼家贫，靠自学成才。他的自题小诗写道“天地盗完犹恨少，虚空踏遍尚求深。江山河岳开王霸，怒马神龙铸铁身。潮翻宇宙风颠海，日照中天月满论。若问先生真实相，玻璃肚子金刚心”。在丽泽馆，他常于鸡鸣即起，锻炼体力，用双臂击柱，声震屋宇，每于集会演讲，痛陈国事日非，常慷慨泣下，听者为之动容。1910年8月，各省请求清政府召开国会，陕西推举曹印侯为代表。在京开会时，东南各省代表多看不起西北代表。各省代表在会上议论纷纭，莫衷一是，长久难以拿出一致意见。曹印侯愤然而起，大声说：“此事无需辩驳，请即同到醇王府取我民权来，若不与民权，那就各以头颅与之！”众人闻言，满座皆惊，京城各报一时大加宣扬，都谓陕西有人！郭希仁小蔼如先生一岁，家住北缑村以东八里的游方郭村。1903年乡试中举，因不满清政府腐败专制统治，东渡日本考察政治、教育，回国后即秘密宣传革命。在丽泽馆，他主办刊物，并与井勿幕等相商，把革命推广到“新军”、“哥老会”、“刀客”中去。同年被选为省咨议局副议长，后成为陕西辛亥革命的领军人物之一。丽泽馆作为陕西辛亥革命前的秘密机关成为同盟会员经常交流、联络、密谋的场所。1909年冬，陕西同盟会主要成员数十人在馆内开会，推举李仲特为同盟会陕西分会会长，确定了革命的方法步骤。反映出陕西辛亥革命的组织领导机构日渐完善。第二年雁塔会议又推选郭希仁任陕西分会会长。直到到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的烈火在三秦大地纷纷燃起，作为先期酝酿宣传革命的秘密机关丽泽馆自然结束了其使命。二、临潼起义1911年8月，川鄂保路同志军起义爆发，20万义军大战四川总都赵尔丰，奏响了辛亥革命序曲。蔼如先生和曹印侯闻讯立即约同志组织革命军。他俩也赶回渭北家乡联系早有联络的乡勇、哥老会、刀客，准备起事。辛亥农历九月初一，陕西新军起义，推翻了满清政府在西安的统治。蔼如先生与曹印侯也于当日上午在曹阳村附近的杨村庙敲响庙内大钟，早有联系的民众一千多人闻声各持刀矛聚集庙内。曹印侯慷慨演说，讲明形势，号召大家参加革命军。长期受压迫的民众终于等到这一天，一时群情激奋，呼声震天。印侯与先生从中挑选百余名精干为前锋，立即渡过渭河，直扑县城，当日下午到县城后越城而过，猛扑县衙。县令培成被砍伤逃走，满清统治二百六十余年的临潼从此光复。临潼光复后，按照秦陇复汉军军政府的指令，他们留守临潼。蔼如先生当即采取安民措施，恢复经济，使社会日渐趋于稳定。陕西是辛亥革命继武汉首义之后当时北方首先响应的省份。西安光复之后，也立即把陕西置于除南面四川、湖北之外三面围攻的形势之下，其中尤以东西两面为甚。陕西光复后成立的秦陇复汉军大首领张翔初与秘书长郭希仁即派遣副统领钱定三奔赴潼关。钱定三手中无兵，只带了二三十名学生及护兵，郭希仁嘱咐他途经临潼找曹印侯和蔼如先生。到临潼后，曹、刘二人立即组织人马，由军校学生张世瑗率领作为前锋开赴潼关。钱定三、张世瑗兵败身亡后，张伯英接任，受命夺回潼关。曹印侯与先生为之筹措军粮两千石，送往军前。潼关二次失守，张伯英紧急求援。曹印侯与先生在临潼、渭南十日内招兵六千，号为“敢死队”，曹任队长，先生为总参谋兼副队长。当时军饷、武器匮乏，他们设法筹集两万元，召集铁匠、木匠数十名，日夜赶制大刀、长矛等冷兵器武装部队，但仍难以满足。当时起义者大多数是当地农民，他们亲戚找亲戚，朋友找朋友，许多人参加义军时都带着家里铡草用的铡刀，为了方便作战，他们发明了“铡刀钉镢把”的办法，所以这支部队又被称为“铡刀队”。这种铡刀长二尺有余，宽六寸多，通体较薄，锋利无比，斩首无声。加上刀把使用非常灵活、方便，尤其适宜近战。部队编成21营，加紧训练准备出征。军中上自曹印侯和蔼如先生到普通士兵一律粗食淡饭，一律没有一文军饷，但因曹、刘二人重视宣传鼓动，官兵一致，共图光复大业，所以上下一心，毫无怨言。三、凤翔解围部队组成时，潼关又告收复，而当时甘肃清军副将崔正午率领五营兵马，携带快抢、大炮已经攻占千阳、陇县；清陕甘提督张行志率领七营兵马从灵台南下，两路兵马四千余人在凤翔柳林、范家寨、董家河一带聚结，准备夺取凤翔，兵锋直指西安，危及关中。当时凤翔义军力量单薄，形势紧急，秦陇复汉军大本营急调曹印侯敢死军赶往凤翔解围。曹、刘接到命令，率领草创之军，两日夜步行四百余里。28日到达凤翔时，天降大雨，甘肃清军围攻凤翔已经三、四天了。曹刘二人立即与秦陇复汉军副统领万炳南商议，计划趁雨夜敌军不备发动夜袭。当天夜里，敢死队挑选精壮勇士一千多名，冒着瓢泼大雨在凤翔县城以北的敌军阵地摸索前进，突然杀入敌军营寨。敌军人多势众，以为攻取凤翔只是时间问题，毫无戒备，此时正在睡梦之中，突然发现成群的大汉挥舞奇怪的大刀杀进营房，来不及的头颅如西瓜乱滚，动作快的惊慌溃逃。敢死队乘胜追击五、六里，又占领了敌人第二道战壕。这一仗砍死砍伤敌人四百多人，缴获枪支200多，缴获弹药粮秣无算，杀出了敢死队的威风。12月12日黎明，崔正午率领所部分三路扑向凤翔，曹刘二人带领一千多名敢死队员分路截击，直杀到下午，敌人抵不住敢死队勇猛奋战，纷纷西逃。第二天天未明，敌人又结队一千多人袭击县城。敢死队二百多名战士挥舞铡刀，奋不顾身冲入敌群。首先从气势上吓坏了敌人，敌人四散溃逃。城内部队乘胜追击。这一仗砍死敌军一百多名，生擒11人，夺获大炮一尊，云梯八架，以及弹药、骆驼等。12月27日，北路敌军六、七营在张行志率领下再次袭城。蔼如先生考虑敢死队长于近战，命令敢死队五百余人仿用敌军号衣，埋伏在路边沟道。敌军以为是西路友军，蜂拥而至，到近前才知中计，被铡刀队砍死二百多人，仓皇逃窜。此后直至甘军退出陕西，敢死队历经大小三十余仗，终于用铡刀长矛打败了用快抢大炮武装起来的清朝正规部队，解了凤翔之围，捍卫了陕西辛亥革命新生的政治中心。四、痛失好友曹、刘二人都是那种以天下为己任，一心救国救民，丝毫不考虑个人得失的革命者。1912年2月，清帝退位，共和宣布以后，他们乐观的认为从此天下太平了。考虑到战争结束，军队太多都是百姓的沉重负担，曹、刘商议后在陕西首先提出裁军以养民力。当时秦陇复汉军主要成分为会党，各路将领在取得初步胜利后各有心思，自以为有功，多不愿裁军退身。曹印侯说：“先自我始！”随即遣散敢死队百分之六十，约十余营，仅留下正兵、屯田兵各三营。裁军后，他们立即又呈文分条列举兴办陕西实业之利，欲致力于泾惠渠的开凿。然陕西军政府却不予支持，仅拨屯田费5000元，不久又下令裁撤其余敢死队。那时，省城东部的临潼、渭南、大荔蒲城一带，是我国当时重要的棉花产区。他们就从流通入手，建起棉花公司，企图促使棉花生产，以发展经济强国富民。曹印侯对大家说：“摩尔根也是个人，我为什么就不如他！”他们努力经营，半年就获利过万。辛亥革命自武昌首义到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42天后，清帝溥仪于2月12日退位，经过短暂的胜利喜悦，就开始南北议和，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取。日，企图以议会多数夺回权力的同盟会主要领导人宋教仁被刺杀。孙中山、黄兴发动二次革命。曹印侯应黄兴之约赴武汉密商陕西响应二次革命，共同反袁，因行踪泄露，被北洋军阀黎元洪抓获。蔼如先生和郭希仁得到消息后迅速活动，找到已经投靠袁世凯的陕西督军张翔初。由于张翔初与曹印侯在陕西辛亥革命中都互相熟知，加之郭希仁与先生的情面，虽然两人志向不和，但当黎元洪向陕西了解曹印侯时，还是为曹印侯说了好话。曹印侯出狱后因长期劳累，旧病复发，加之秉性刚烈，受此大挫，病情严重，在友人帮助下移居杭州西湖疗养。疗养期间看到讨袁斗争处处失利，自己又壮志难酬，病情越发严重，1913年11月不幸英年早逝！时年32岁。去世后于右任先生为其照片题诗曰：“跃马横戈西复东，手持白刃定关中。西湖遁去呕心死，落日河山起大风。”痛失共同寒窗苦读、冒死奔走革命、领导起义的同志、战友、兄弟，蔼如先生痛心疾首。对投靠袁世凯的辛亥革命战友张翔初之流也完全丧失信心。他当时正率领敢死军裁撤后剩余的部队在郑国渠一带屯垦。部队被全部裁撤后，他与战友董振武共同设法，把曹印侯的遗体从杭州搬回陕西，埋葬在西岳华山北麓，并与郭希仁、董振武等同志为之守灵。守灵期间，他们在玉泉院附近的杨家花园开设讲堂，名为“共学园”，以讲授中外哲学、历史为名，招揽各地同人，密谋反袁，这才有了辛亥革命后陕西著名的华山聚义。五、华山聚义巍巍西岳华山，傲然屹立华夏中央，见证了多少沧桑之变、兴衰更替、悲欢离合！杨家花园原本是被誉为关西孔子的汉代名儒杨震世代居所，当年林则徐被流放新疆途径华阴杨家花园，有感于杨震的“四知”故事，为花园题名为“清白园”。在关中民间有一种传说，认为华山就像一位刚正、坚毅、法力无边的巨神，拦截住了狂风恶雨、鬼魅魍魉和瘴毒邪气，成为关中屏障。曹印侯的战友们把他埋葬在华山之下的杨家花园内，是以华山喻人、以古人喻友，还是让他在华山见证同志们继续反袁斗争的决心？亦或兼而有之。1913年，当年秦陇复汉军的大首领张翔初已经完全投靠袁世凯的北洋政府，成为其任命的陕西督军。但是，袁世凯仍不甘心，1914年初，借白朗起义的农民军进入陕西，派其亲信陆建章率领北洋第七师以追剿为名进入陕西，随即取代张翔初成为陕西督军。陆建章以镇压革命、屠杀革命党人而著名，被称为“陆屠夫”。他到陕西后立即解散辛亥革命以来形成的陕西地方军事力量，废除革命后施行的新政，横征暴敛、搜刮民脂民膏，到处捕杀革命党人，一时陕西处于腥风血雨之中。得知郭希仁、刘蔼如、董振武等党人在华山为曹印侯守灵、讲学的消息后，一些党人纷纷云集华山。据续范亭传记记载，“这时，陕西的革命志士相继往来，共谋革命大事。先后聚集在华山的志士们有：陕西的郭希仁、刘蔼如、刘守中、井勿幕、胡景翼、张义安、董振武、曹竣夫、高世英、史可轩、岳维峻等人。山西续桐溪、李岐山、续范亭，胡德夫等人。陆续追踪而至者，还有孙岳、何遂、邓宝珊等数十人。这就是有名的“华山聚义”。这些党人都是辛亥革命前的同盟会员，其中井勿幕1903年12月留学日本，1905年8月加入同盟会。入会后积极奔走革命，以年轻的热血之躯奉献于祖国和人民，是陕西辛亥革命的先驱和杰出领导人之一。被孙中山誉为革命的“后起之秀”，“西北革命巨柱”。南京临时国民政府成立时任稽查局副局长。但他没有留恋权位，仍回陕西组织反袁护国斗争，来到华山。胡景翼，陕西富平人，1910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起义于耀县，任秦陇复汉军第一标统带。民国成立后，19岁的他赴日留学军事，数月后回国。回国前拜谒中山先生，先生以西北反袁护国大业相托，并许诺以后给数万活动经费。胡景翼当时回答：“数万金无益我，有精神，无不济也。”他回陕后为掌握军队，进入陕西陆军第一旅，任游击营营长，驻防渭北，也经常到华山与党人相聚。董振武，陕西扶风人，辛亥革命时是敢死队成员，因杀敌英勇很受曹印侯、刘蔼如器重。曹去世后他和蔼如先生主持移葬于华山，跟随先生学习。续桐溪是山西崞县人。1902年考入山西大学堂，1905年加入“同盟会”， 辛亥革命时任忻县、代县、宁武三县三角地区公团团长，到大同抗击清军。1912年公团被阎锡山解散，他到太原创办平民工厂。后回到家乡，开采煤铁、办织布厂，发展实业。1914年张汉卿、冯钦哉在包头驱逐晋北镇守使孔庚，邀他共同讨袁，因此遭阎锡山缉捕，逃往陕西。他在蒲城见到刘守中，带着刘守中的信赶到华山，当时适逢郭希仁回家，蔼如先生和董振武接待了他，从此深相结纳。续范亭是续桐溪的堂弟，亦因反袁被阎锡山通缉，闻听堂兄续桐溪到华山，也带着自己的同学胡德夫、史可轩追踪而至。孙岳1907年入保定陆军大学，秘密参加同盟会，与唐继尧、李烈钧、何遂等往返甚密。辛亥革命被孙中山任命为苏松宁杨镇五路总司令，督师讨伐北洋军阀张勋。袁世凯上台后将其免职。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他被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黄兴任命为北伐第一军司令。二次革命失败后遭袁世凯通缉，逃往朝鲜，数月后回国前往陕西大荔找到朋友何遂，在何遂介绍下参加华山聚义。邓宝珊参加华山聚义则富有戏剧性。他原本甘肃天水人，幼年家贫，父母去世后到兰州当学徒，16岁加入从湖北途径兰州到新疆去的新军。在伊犁军中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在伊犁起义中作战勇敢被提为军官。起义胜利了，革命果实却被敌人窃取，不少同志惨遭杀害。他脱险出逃，流亡俄国，绕道西伯利亚，经东北潜入北平。然而回到朝思暮想的故乡天水时，因大哥生性懦弱，大嫂凶悍，家中又穷，官府还在通缉。在家乡无法立足，隐姓埋名到陕西潼关寻找当年在部队的一位战友。战友不愿接纳他，就让他到华山看看。刚界20岁的他，在华山深感人生艰难，走投无路。饿着肚子在玉泉院房檐下避雨时被蔼如先生收留，遂成莫逆之交。在华山半年多，他们一边结合中国当时的形势学习中外历史，武装自己的头脑，寻找出路，一面研究检讨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密谋反袁救国的方式方法。最后决定分头行动抓武装。在陕西，他们根据人民对袁世凯的爪牙陆建章的不满情绪提出“逐陆反袁”的战略思路。对于学习，董振武的传记中说他“遂谢世事，读书于华山之麓。”续范亭在回忆中评价道：“华山数月居，胜读十年书”。1914年底前，华山聚义的革命党人陆续离开华山，奔赴各地组织武装，开始武装反袁逐陆斗争。对于华山聚义，王劲先生在“华山聚义考述”一文中评价道：“华山聚义成员后来的活动，在西北地区扩大了‘民主共和国’观念的影响，在偏远落后的西北，这一影响的意义是深远的”，“在以华山聚义为缘起的陕西护国、护法运动中，以聚义成员为骨干，形成了一个政治军事集团——陕军集团。这个集团是后来的国民军、西北军的重要组成部分，曾深刻影响了民国时代的历史，其中尤以参与‘北京政变’、‘中原大战’、‘西安事变’最为人们所注意。”华山聚义之时，也是中国共产主义活动孕育、酝酿之时。聚义成员中的史可轩就在1926年经王若飞介绍加入共产党。续范亭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山西新军总指挥，与八路军120师贺龙部密切合作，抗击顽军和日寇的双重围攻，后来长期在延安从事统战工作。邓宝珊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保护资助过周恩来、刘伯承、汪峰、聂荣臻等许多共产党人，并在和平解放北平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在佳县率部起义，解放后到文革一直担任甘肃省省长。蔼如先生在华山聚义中自始至终坚持在华山。接待各地慕名而来的同志，主持共学园的日常活动，并开始研究法国革命、美国南北战争、日本明治维新和共产主义学说。这一时期，他还不断思考辛亥革命以来的每一次战斗经过，总结得失，结合实际研读《孙子兵法》。当经费不足时，他让邓宝珊带着他的信到临潼县北缑村找自己的大哥刘吉潮。刘吉潮除留下家用的，把家中的粮食、棉花全部变卖，凑钱交给邓宝珊带走。六、靖国岁月华山聚义之后，袁世凯复辟称帝的步子越来越紧。1915年12月，他悍然下令称帝。全国哗然，护国运动风起云涌。陕西的革命党人在全国率先响应云南蔡锷将军发起的护国战争，组织讨袁义勇军。这时，袁世凯在陕西的爪牙陆建章大事屠杀革命党人，1916年三月一次屠杀王绍文等十八名党人。他闻知郭希仁、刘蔼如正在临潼田市镇组织武装反袁的信息后，立即派人拘捕。他二人闻讯秘密东渡黄河，到山西活动。这时，党人郭坚、耿直、曹世英、在山西著名党人李岐山策应下，在白水县竖起护国旗帜，通电讨袁逐陆。邓宝珊也跟随刘守中，以串乡行医为掩护，在临潼、富平、三原等渭北各县到处走动。结交劳苦群众、学者名流、大贾富商、开明士绅、绿林豪杰、江湖艺人、会党骨干，并围绕自己组织了二十多人的队伍，寻机袭击了陆建章驻扎在渭北的一个警备队，用缴获的枪支弹药武装自己。随后，他带队进入华山聚义朋友张义安住在富平的部队。当时，张义安在陕西陆军第一旅游击营营长胡景翼手下任职。1916年农历四月，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率领一个团到富平。胡景翼与华山聚义的党人刘守中、张义安、邓宝珊竖起反陆大旗，在当地人民援助下，经过一昼夜激战，以一个300人、200支枪，装备很差的营歼灭了陆承武率领的全副先进武装的3000人的主力团，生擒陆承武。抓住了陆建章的儿子，无疑是拿到了驱逐陆建章的最有力的筹码。但是，这一果实却被投机分子——陆军第一旅旅长陈树藩所得。陈树藩从部下胡景翼手中得到陆承武，与陆建章达成交易，迫使陆建章离开陕西；由陆建章推荐他担任陕西督军。陈树藩大权到手后，立即露出其北洋走狗的真面目。六月六日袁世凯在全国一片骂声中死去，第二天陈树藩却宣布取消陕西独立，并肉麻的称颂袁世凯，遭到党人的鄙视和全省人民的唾骂。但北洋政府段祺瑞却对其格外赏识，第三天就发布命令，任命陈树藩为汉武将军，督理陕西军务。从此，陕西护国运动的目标成为“反段驱陈”。抓到陆承武后，胡景翼被提升为一旅二团团长。但是陈树藩对他党人的立场时刻警惕，担心他驻扎在富平家乡根深蒂固，影响太大，1917年夏收前，把他调往陕南商洛。这时，蔼如先生和邓宝珊、张义安、董振武等华山聚义的党人都集中在胡景翼军中。忽一日，胡景翼接到陈树藩一道电令："调邓瑜（姓邓名瑜，表字宝珊）连长即日来省，面示机宜。"胡景翼把电报交给蔼如先生。蔼如先生看后说：“立生，这是一个阴谋。看来陈树藩是要收拾邓瑜，这也是要吃掉你的第一步。事不宜迟，我看叫宝珊火速离开部队，先到外地去暂避一时如何?"胡景翼问："去何处才好呢?"蔼如先生说："把宝珊请来，一起商量吧。"商量后，他们决定让邓宝珊隐名用字，从此不再叫邓瑜，只称邓宝珊，由蔼如先生带着到保定找任曹锟的第十五混成旅旅长的华山聚义兄弟孙岳，同时联络北京的党人共同倒陈。并以邓宝珊在当地得罪头面人物被告已经驱逐为借口应付陈树藩。陈树藩得到消息立即发出通缉令。但此时刘、邓二人已扮作客商，晓行夜宿，抄小路翻越伏牛山，经洛南直趋豫西灵宝渡过黄河，朝河北去了。到保定后，孙岳安排他俩住到自己的旅部。并请蔼如先生做媒，将妻妹崔锦琴嫁给了邓宝珊。婚后在保定只住了三个多月，邓宝珊跟崔锦琴依依惜别，同蔼如先生到北京，在甘肃、陕西、山西的国会会员和党人中活动，争取他们支持陕西“反段倒陈”的护国运动。在北京期间，他们从《北京晨报》上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兴奋得彻夜难眠。邓宝珊结合自己几年前流亡俄国时对俄国的了解，分析俄国革命的影响和意义。他们共同切磋，相互激励，增强对中国革命的信心和斗志。正在这时，忽然接到孙岳转来胡景翼的密电，要求他们迅速回陕。接到电报，他们扮作去河套贩卖皮毛的商人，冒着大雪，经山西、绥远进入榆林。榆林是陕北镇守使、党人井岳秀的的防区。在榆林，他们了解到陕西最近风云突变。一个多月前，高峻在白水起义，以西北护法军总司令名义发布檄文，历数陈树藩的罪状。陈树藩紧急调胡景翼等部队围攻白水。高峻起义七天后，耿直又在西安起义，刺杀陈树藩未遂，兵退岐山。陈树藩急调胡景翼率部追剿，胡景翼听从曹世英劝告，明追暗放，让耿直东去与高峻、郭坚会合反陈。此事引起陈树藩怀疑。扣留补给胡景翼部的枪械，令其继续追剿，只留备补营驻守三原。弄明白陕西局势，刘、邓立即南下，秘密回到胡景翼的部队。邓宝珊到胡部张义安担任营长的备补营担任连长。蔼如先生随胡景翼参赞军机。陈树藩对胡景翼留在三原的的这个备补营仍不放心，派其亲信旅长曾继贤率领严锡龙团，气势汹汹地开进三原，突然勒令驻守在这里的备补营营长张义安交出城防。张义安忍无可忍，与董振武、邓宝珊等党人精密布置，于日大雪之夜突然向严锡龙团发起攻击，经过两昼夜激战，以一个营的兵力全歼严锡龙一个步兵团，外加一个骑兵营，一个机枪连和一个炮兵连。起义后陕西靖国军正式成立，明确护法反段驱陈的目标，胡景翼、曹世英分别担任左、右翼军总司令，发出讨陈檄文。靖国军成立后，立即部署围攻西安。张义安与董振武、邓宝珊、李虎臣率三百健儿为右翼先锋，西出咸阳，经兴平、周至、户县，直攻西安，一度攻入西关大营盘。左翼军也攻入北关。陈树藩受靖国军东西两路夹击，紧急求告驻扎在豫西的镇嵩军刘镇华。刘率五千人马赶到户县，与张义安部发生激战。张义安于三月十三日壮烈殉国（后被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中将），董振武受命带领部队撤回三原。后几经激战，靖国军形成以三原为中心，拥有渭北十余县的根据地，与陈树藩隔渭水对峙，成为北方唯一响应孙中山号召反段护法的基地。在对峙中敌强我弱的态势一时难以改变。加之北洋军政府派出的援陈部队从东西两面向陕西开进。而靖国军因所属部队组成复杂，各自为政、号令不一，一直难以形成统一指挥。为此，胡景翼、曹世英等高级将领研究决定一是派代表赴上海请于佑任先生回陕主持。1918年八月于先生在三原就任靖国军总司令。二是派蔼如先生先赴绥远，迎绥远骑兵卢占魁部南下帮助靖国军。后赴云南邀请唐继尧出兵援陕。先生只身一人从三原出发，晓行夜宿，步行到河南洛阳乘火车到上海，先找到华山聚义的朋友续桐溪，经过商议，与姚以价、徐永昌等人到香港，然后乘船到海南岛、越南，再由滇越铁路到昆明。蔼如先生见到唐继尧，向唐介绍了陕西靖国军和陈树藩两方情况，表示陕西靖国军愿意拥护唐任滇黔川陕四省护法总司令，请求派兵援陕。按照蔼如先生的介绍和要求，唐继尧调拨滇军一个团由姚以价担任滇军援陕一路司令向陕西紫阳方面进攻；派吕超为川军援陕司令向陕南城固方面进攻。同时派滇军叶荃率第八军由援鄂变为援陕，经四川由宝鸡进攻陈树藩部。陕西靖国军从1918年1月三原起义到1922年4月于右任逼迫离陕，杨虎城率余部三千子弟由武功千里转战，到达陕北井岳秀防区休整，期间四年五个月，与大于自己五倍的敌人争斗，历经大小战役不下千次！华山聚义的党人中张义安、井勿幕、董振武等十余人壮烈殉国。最后由于全国形势发生变化，南北议和、北洋集团分裂、直皖战争爆发，直系闫相文、吴新田、冯玉祥率大军入陕，陈树藩兵败陕南，胡景翼、曹世英为保存实力被迫接受直系冯玉祥改编，陕西靖国军终于偃旗息鼓，成为历史。但他们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为国家前途浴血奋战、为民众修水利、办学校、活跃文化，追求民主的事迹可歌可泣，将永载史册！七、北京政变1922年4月底，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孙岳这时任直系西路军司令，协助冯玉祥攻打与奉系联合的河南督军赵倜。赵倜以优势兵力，将驻守郑州的冯玉祥部张之江旅和直军靳云鄂师重重包围。冯玉祥发电向胡景翼求援。胡景翼率陕西陆军第一师，东出潼关援助郑州。当时，蔼如先生和华山聚义的战友刘守中、岳维峻、邓宝珊、史可轩等都在胡景翼军中，同在"华山聚义"的何遂，正担任孙岳的参谋长。邓宝珊任岳维峻旅第二团团长，被胡景翼任命为援助郑州前敌总指挥，率三个团乘火车迅猛东进，一下车就立即发起攻击，很快就解除了郑州之围。随后胡景翼、孙岳两位华山聚义的老朋友在郑州与冯玉祥相会。不久，冯玉祥被直系曹锟任命为陆军检阅使，驻防北京南苑。孙岳兼任大名镇守使，下辖河北42县。胡景翼被任命为京汉铁路护路使，所部驻扎在顺德至安阳之间的京汉铁路沿线。冯、胡、孙三支部队从北京到河南连为一片，为随后他们合作发起的北京政变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第一次直奉战争的胜利而掌控了北京政权的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买官鬻爵，镇压工农，压制舆论，弄得天怒人怨。曹锟为贿选筹款，仅对孙岳的辖区就摊派32万元，弄得孙岳叫苦不迭。对于冯玉祥、胡景翼的部队，因非嫡系，他们则一面利用，一面伺机消灭，所以常常克扣部队军饷，弄得官兵有时几个月无饷可领，甚至连军粮也无以为继。曹锟的爪牙对冯玉祥更是仗势欺辱，百般刁难，惹得冯玉祥万分痛恨，又莫可奈何。1924年1月，孙中山正式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并明确地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革命目标，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这个消息在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的部队中，引起巨大震动。孙中山也先后多次派人到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的部队中秘密活动。面对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化，胡景翼常常找华山聚义的老同志交换意见。对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大政策等革命主张大家不约而同表示赞同。对曹锟、吴佩孚的一系列丑恶行径，都感到深恶痛绝。大家纷纷劝胡景翼伺机易帜，重新回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大旗下来。这年秋天，败退出关的张作霖，在日本支持下加紧扩军备战，时刻准备重回关内。其前锋经常在山海关演习佯攻，曹锟急调吴佩孚入京，讨伐张作霖。吴佩孚进京后命令兵分三路：第一路彭寿钎，直发山海关；第二路王怀庆，兵出喜峰口；第三路冯玉祥，抢占古北口。此外命令胡景翼部移驻通州。孙岳部卫戍北京。第二次直奉战争随时可能打响。这时，冯、胡、孙都打算趁机发动兵变，赶走曹锟、吴佩孚，迎接孙中山北上。但三人都对其他两人怀有疑虑。这时蔼如先生在胡景翼部任高级参议，他同胡景翼、邓宝珊等商议，让邓宝珊先到北京找孙岳，因为他们既是华山聚义朋友，也是两连襟。沟通了孙、胡二人的心思后又找冯玉祥，促成了他们三人在陶然亭盟誓，约定伺机共同发动政变。孙岳这时还向邓宝珊介绍了共产党领导李大钊和共产党的情况。不久，冯玉祥部奉吴佩孚之命向古北口开进，暗中却与张作霖信使来往，确定共同反曹。胡景翼部除留李虎臣驻守通州外，也开往喜峰口协助王怀庆。吴佩孚见冯、胡先后离开北京，去了心腹隐患，而山海关前线又连连告急，便率领本部人马东进驰援。而冯、胡、孙正等待着这个机会。冯玉祥在回忆录中这样说："我从滦平进驻到古北口，即秘密发信给胡立生派代表前来会商班师日期。等了数日，邓宝珊奉派前来，我便召集各处的代表在一帐篷中举行会议。张之江、李鸣钟、刘骥、鹿钟麟、宋哲元等位亦均由各处前来参加会议。结果规定队伍总称为国民军，因为我们这次革命，是拥护孙中山先生主义，并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党叫国民党，所以我们的队伍也就取名国民军。"10月22日半夜，孙岳秘密下令开放安定门，冯玉祥部鹿钟麟旅悄悄进入北京。次日凌晨，孙岳出面解除了中南海曹锟卫队的武装，由鹿钟麟将曹锟囚禁在延庆楼并强迫交出大总统印玺。震惊中外的"北京政变"未发一枪一弹即告胜利。10月24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及其主要将领鹿钟麟、宋哲元、岳维峻、邓宝珊、何遂、徐永昌等，在冯玉祥司令部开会。会议发出了邀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国事的联名通电，确定了国民军的编制：冯玉祥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任副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孙岳任副总司令兼第三军军长。宣布废除贿选政府的反动政策，撤消了对李大钊的通缉令。北京政变，打垮了吴佩孚，迫使曹锟下台，把溥仪赶出了皇宫，为中国旧民主革命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八、寻找新路但是，"北京政变"后，局势变化之快，远远超出其发动者所预料。先是张作霖违背当初的承诺，率师进关，直逼京、津，并公然拥戴段祺瑞。随后段琪瑞东山再起，入主北京政权；而冯玉祥此时却到京西天台山隐居，对抱病北上的孙中山避而不见。这年底，胡景翼被委任为河南督办，国民军第二军全部开往河南。几乎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北方区执行委员会，由刚刚从苏联回国的李大钊负责。同时，国民党在北方的最高领导机关--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工作，也由李大钊主持。根据"北京政变"后的政治形势，中共北方区委制定了联合国民军、打倒段琪瑞和张作霖的正确策略。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陈毅等许多负责同志，都通过各种途径来做国民军将领的工作。由于邓宝珊在北京事变之后升任师长，这位刚三十出头的老同盟会员成为国民军中有影响的少壮派将领，这就引起了李大钊的注意。一天，他化装为一名出诊行医的大夫，在一位朋友的陪同下，冒着隆冬的风雪，到邓宝珊在北京寓所访问。邓宝珊早就读过李大钊的文章，且经过孙岳介绍，对其人其文都非常仰慕。相见之下格外激动。他们促膝密谈了三个多小时，从孙中山谈到列宁，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谈到共产党，从俄国十月革命谈到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谈话不仅使邓宝珊知道了许多前所未闻的新鲜事物，也使他对许多长期思考不透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他们还商定由李大钊派出一批干部帮助国民二军训练军官，做士兵的思想政治工作。邓宝珊到开封回到部队，立即去见胡景翼和蔼如先生等人。他把同李大钊在北京的接触的详细情况汇报后，劝胡景翼执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与共产党真诚合作。他们经过几天的认真讨论，决定与共产党合作，并同意请求苏联援助。1925年初，盘踞在豫西的老对头刘镇华的得力干将憨玉昆趁吴佩孚败退之际，占据了洛阳，招兵买马，很快将军队扩充到10万之众，自称"豫军总司令"，扬言要将国民军赶出河南。他气势汹汹，挥师东进，对国民二军形成严重威胁。胡景翼任命邓宝珊为右翼总指挥，率三个师，同孙岳国民三军的徐永昌、叶荃部以及樊钟秀的建国豫军协同对付憨玉昆。邓宝珊统一协调各部兵力，精心部署、积极策反，经过36天大大小小的激战，豫军十万之众土崩瓦解。不可一世的憨玉昆眼见大势已去，只好弃城乔装，逃亡邙山。国民二军占领洛阳后乘胜挥师西进，又连克陕州、灵宝，直抵潼关。后来，孙岳被命任为河南军务督办。他请邓宝珊协助徐永昌进军西安。刘镇华被打垮后逃出陕西，到山西去投靠了阎锡山。这时，因孙岳不愿到河南任职，胡景翼又兼任河南省长。他和华山聚义的朋友们一起制定了“以豫为基，推行主义于全国”的宏图大略，在组建省政府时，他采取了蔼如先生等朋友“豫人治豫”的方针，在政府中大量使用河南当地有名望的党人，受到河南各界人士的拥戴，迅速稳定了中原局势。新政权成立后，立即组织清乡剿匪，惩治腐败，发展交通，兴办教育，对河南的经济和文化教育发展，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在政治方面，他们奉行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邀请李大钊到河南，共商革命大计；邀请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访问开封；苏联红军派遣30多人到郑州担任国民二军的军事教练；李大钊先后派刘天章、潘自立、史可轩、邹钧等许多优秀共产党员来国民二军工作，并派中共第一批党员葛霁云担任邓宝珊师的秘书长。胡景翼还从黄埔军校要来杜聿明、张耀明、徐向前、阎揆要到国民二军任职，并派遣党必刚、师哲等30多人到苏联基辅军事学院学习。苏联还无偿援助国民二军大批枪炮、弹药和新式武器，大大改善了部队的武器装备。这时，许多国民党的知名人士也相继到达开封，如于右仁、刘允丞、张季鸾等直接参加国民二军的军务、政务、外务工作。日本、朝鲜的友人也来开封访问。一时间，海纳百川，宾朋如云，出现了“八方风雨会中州”的空前盛况。这时国民二军达到成军以后的鼎盛时期，兵力达到二十万之众。九、中原逆转但是，在国民军节节胜利、势力不断发展壮大的时候，　传来了不幸的消息。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突然病世。噩耗传来，胡景翼将军悲痛欲绝，精神受到沉重的打击，右臂上的疔疮复发，最后发展成蜂窝组织炎引发败血症， 4月10日不幸辞世，年仅34岁！胡景翼将军的逝世引起全国震惊。日本友人佐佐木先生说：“中华丧大将，民国失长城。”一位苏联顾问说：“这位将军的去世，对于中国北方的民主革命运动，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北京、西安、开封、郑州都举行了隆重地悼念活动。5月，胡景翼将军的灵柩由豫运回陕西，朋友们把他安葬在华山北麓的王猛台下。王猛是辅佐前秦皇帝苻坚平抑豪强、推行教化、发展农桑的贤相。古人认为“苻坚之得王猛，犹玄德之得孔明”。王猛台位于华阴县城东四里许的文仙峪内，距埋葬曹印侯的杨家园子不远。1936年10月，冯玉祥、于右任等胡景翼将军的生前友好，在河南郑州修建了一座气势宏伟的“胡公祠”，作为对胡景翼将军的永久纪念。胡景翼英年早逝对于国民二军、对于整个国民革命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从此，这支英勇善战的部队的命运发生逆转。胡景翼去世后，华山聚义的另一位党人岳维峻继任国民二军军长，兼任河南军务督办。岳维峻是胡景翼麾下一员战将，对胡也忠心耿耿。在辛亥革命、逐陆反袁、反段驱陈、北京政变中都立下汗马功劳。但他掌握国民二军大权后，背离了胡景翼的方针，疏远了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对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也不支持。与邓宝珊、刘守中、刘蔼如、史可轩等二军高层和华山聚义的朋友在主导思想上出现分歧。胡景翼去世后，吴佩孚东山再起，与阎锡山、张作霖等联合对付国民军。地处中原的国民二军处在四面包围之中。岳本应整军习武，休养民力，励精图治；但他却滥收兵员，不治军旅，致使军纪败坏，官兵横征暴敛，烧杀抢掠，导致中原大地民怨沸腾，义军蜂起。刚愎自用的岳又拒绝了邓宝珊等人的集中兵力攻打武汉的建议，为争夺地盘而四面出击，派李纪才攻山东，派邓宝珊攻直隶，派樊钟秀攻山西。在各路军阀的联合进攻下，岳率部于1926年3月败退豫西，又被刘镇华打得惨败，主力溃散，20余万大军顷刻瓦解，岳只身逃往山西。邓宝珊与蔼如先生带领部分随从历经万险回到陕西，在三原收集整顿原来留在陕西的国民二军余部以及从豫西败退归来的官兵。十、西安解围豫西大战国民二军惨败，而刘镇华却很快编组成一支号称十万人的部队， 向潼关进发，从而导致了一场历史上少有的围攻西安八个月的残酷战争。由于陕军精锐部队随岳维峻在河南被消灭殆尽，潼关几乎无军可守。刘镇华的镇嵩军轻易地占据潼关，长驱直入，直扑西安。镇嵩军原本是豫西的一个惯匪集团，这次出发时，即以“打到陕西去升官发财”作为号召。所以镇嵩军所过之处遍遭劫掠，满目疮痍。1926年4月初，刘镇华的镇嵩军兵临西安城下。当时，西安城内只有陕西军务督办李虎臣等所属不到5000人。且李虎臣刚由豫西败退归来，部队编制不全，军心不稳，一部分人建议暂时放弃西安，徐图整理反攻。在当局者撤守未定的危疑紧急关头，原在西路与直军作战的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师长杨虎城召集他的高级将领在三原开会，分析局势，研究对策，决定对刘镇华给以迎头痛击，固守西安。杨虎城随即率领主力进入西安，稳定了战局。刘镇华闻讯组织主力七万人马包围西安，志在必得。而城内的守军，连同杨虎城部还不足1万人。就在敌众我寡、装备悬殊的条件下，杨虎城主动团结李虎臣、卫定一等城内原来将领，把城内军队改编为陕军，取消国民第二军、第三军称号，以李虎臣为陕军总司令兼第一师师长，以田玉洁为第二师师长，自己任副总司令兼第三师师长，以卫定一为第四师师长，统一了军事指挥；同时利用国民党、共产党、学生联合会等组织，广泛发动群众，军民同仇敌忾，共同保卫西安，并严厉打击内奸、尽力设法解决军粮与民食问题。这些措施在极端艰苦条件下发挥了重大作用。就在西安军民守城战打响三个月后，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以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出师北伐，占领武汉三镇。面对革命形势的重大发展，李大钊委托于右任去苏联邀请冯玉祥回国，并写信给冯玉祥，提出"进军西北，解西安围，出兵潼关，策应北伐"的战略方针。9月17日，冯玉祥、于右任在共产党员刘伯坚等人和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完全采纳李大钊信中所提出的方针，在内蒙古五原县举行誓师大会，宣布集体加入中国国民党，组成国民联军，参加国民革命。冯玉祥就任总司令，刘伯坚任总政治部部长。冯玉祥并委其二师师长孙良诚为援陕前敌总指挥，邓宝珊为副总指挥。率领吉鸿昌、马鸿奎、孙连仲等部合计4个师、6个混成旅，经固原、平凉东下，到了10月15日，孙良诚的先头部队和于右任领导下的陕军开始向咸阳地区的刘镇华部发起攻击。在几乎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坚守七个月的西安军民已能听见隆隆炮声，其欢欣鼓舞的情况，几乎达到疯狂的程度。但是，当孙良诚打到咸阳东与西安之间的三桥镇时，却遭到镇嵩军顽强反击，联军伤亡甚重，双方对峙，相持不下。孙良诚想撤，苏联顾问坚决反对，总指挥和顾问意见不一，便连连发电催促副总指挥邓宝珊，速来前线商议。此时，邓宝珊双腿正在生疮，步行骑马都有困难，孙良诚迫不及待，派人用轿子将邓宝珊抬到前线。11月中旬，联军在三桥镇猴儿寨召开第二次军事会议。邓宝珊听取前线敌我形势的详细报告后，同蔼如先生等幕僚商议，提出擒贼先擒王的作战方案，即西部正面牵制；由吉鸿昌部偷渡渭河，在西安北郊佯动，吸引敌军主力；同时由邓宝珊率一支骑兵经子午镇迂回南山，偷袭西安城东韩森寨刘镇华司令部。这一作战方案得到与会者和苏联顾问一致赞同。次日拂晓，吉鸿昌混成旅偷渡渭水，在未央宫方向发起佯攻，战斗十分激烈。晚间，乘夜色掩护，邓宝珊将自己双腿绑在马上，率领马鸿逵的骑兵四千，吉鸿昌骑兵一千，衔枚疾走，绕道南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袭韩森寨，将刘镇华司令部打了个人仰马翻。敌军失去指挥，全线混乱，联军城内外各部队一起出击，刘镇华军迅速溃败。第二天，西安解围。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历时八月之久的西安守卫战以胜利结束，反映出陕西军民面对强敌不屈不饶，不怕牺牲，顽强拼搏，反抗压迫，追求胜利的光荣传统和可贵精神！这种传统和精神是我们世代相传的宝贵财富。十一、蒋冯背叛西安解围之后，转过年到了1927年1月，冯玉祥、刘伯坚等来到两安。原第二、第三联军改编为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于右任为总司令，邓宝珊为副总司令。确定不设省政府，由驻陕总部统一行使军政职权。蔼如先生任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地方行政人员考试委员和驻陕总司令部国民党特别党部监察委员。当时，葛霁云、魏野畴、史可轩、杨明轩、杨晓初、王尚德等许多共产党员，都在总部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这个"驻陕总部"，其实就是国共合作的临时军事政府。在邓宝珊支持下，驻陕总部还创办了一所中山军事学校。这所学校的主要领导，全由共产党人担任：共产党员、华山聚义成员史可轩任校长，邓小平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林任教务主任，李子洲等任教官。蔼如先生也应邀为中山军事学校讲授《孙子兵法》。这个学校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为以后的西北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时陕西的国共合作在全国堪称典范。邓宝珊和蔼如先生与一起合作共事的共产党员，始终真诚相待，彼此支持，亲密无间。特别是跟国民联军总政治部部长、共产党员刘伯坚，建立了终生不渝的友谊。每逢刘伯坚应邀去西安北院门中山学校演讲，身为副总司令的邓宝珊和蔼如先生几乎每讲必听。在邓宝珊关怀下，经邓夫人介绍，刘伯坚与西安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的三原女士王叔振结婚。邓宝珊筹办了结婚所需的一切，并主持了他俩的婚礼。婚礼热闹、隆重而又简朴，冯玉祥、于右任、邓宝珊、杨虎城、邓小平、史可轩、魏野畴、刘蔼如、续范亭、吉鸿昌等国共两党在西安的主要人物以及苏联顾问全部出席。然而，当北方的陕西国共两党合作不断发展时，南方却阴风习习、暗流涌动。这年4月12日，蒋介石经过一段密谋，终于在上海对着共产党人挥动了屠刀。从4月12日至15日，上海变成了血腥的世界，300余工人惨遭屠杀，500余人被捕，失踪，逃亡者达5000余人之众！其后不久，中共党员赵世炎、陈延年、汪寿华等英勇牺牲。这场屠杀过后不到半个月，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4月28日又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绞杀！消息传到西安，不仅使邓宝珊和蔼如先生震惊莫名，万分悲痛，而且使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前途，产生了深深的忧虑和疑问。南方的蒋介石，北方的张作霖，这似乎水火不容的仇敌，在屠杀共产党人方面，为什么却能声息相通、密切配合呢？更令人担忧的是，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腥风血雨，为什么冯玉祥的态度神秘莫测，令人难以琢磨？就在这时，领导泸州起义失败的刘伯承辗转来到西安，打算去上海，因手头拮据，加之到处追捕，通过葛霁云找到邓宝珊，邓宝珊凑足1000元钱，并开给刘伯承一张关防护照，送走了刘伯承。日，国民联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宣誓就任总司令，出师东征。鹿钟麟指挥的东路军出潼关后连克洛阳、郑州、开封。岳维峻指挥的南路军经商洛出紫荆关攻占南阳。邓宝珊时任第五军军长，隶属于岳维峻的南路军方面。邓宝珊尚未出发，冯玉祥突然宣布拥蒋反共，驱逐苏联顾问，查封工会和农民协会，在所属部队中进行"清党"。7月15日，冯玉祥电令其参谋长石敬亭和邓宝珊，在陕西省党部召开大会，胁迫已被扣押的一百多名在部队从事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宣布脱党反共。石敬亭派兵包围会场，架起机枪，杀气腾腾地叫嚷：“谁不服从冯总司令的命令，格杀勿论？”面对即将发生的惨剧，邓宝珊挺身而出，一面巧妙而委婉地劝阻了石敬亭，一面苦口婆心地安慰了这些共产党人。制止了一场流血事件的发生，而后将这些共产党员分批“礼送出境”。他通过葛霁云送给邓小平一部分川资，邓小平从西安出发，去了国外。这年年底回国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参加华山聚义的著名共产党员史可轩在国民二军时就担任师长，在护法、护国、北伐战争中屡立战功，在国民联军中威望卓著，为了除掉他，这年7月15日，冯玉祥电令史可轩率驻陕独一师和中山军事学校师生分别开赴洛阳、郑州，企图先分而治之，后除之。史洞察其阴谋后与杨晓初、高克林接受中共陕西省委“北上山区，求存生根”的指示，率部连夜出发，计划前往陕北与共产党控制的武装石谦旅靠近。 7月30日部队到达临潼康桥，史只身拜访驻富平美原镇的原国民二军第二师旅长田生春，想以老交情说服其同意借道北上。不料田已接冯玉祥电令，早有预谋，史可轩惨遭杀害。对于冯玉祥的突然翻脸，不仅共产党人十分气愤，邓宝珊、刘蔼如也感到心寒。不久，邓宝珊将第五军由南阳东撤至驻马店后，便离开部队，只带葛霁云等亲信随从，先到郑州，后经武汉，去上海“休养”。蔼如先生也愤然回到故乡。十二、退归田园蔼如先生和华山聚义的同乡郭希仁都是受传统文化影响很深的人，他们一生追求革命，从不置私产，一直保持洁身自好。郭希仁自1918年起就担任省教育厅长。他把自己的薪水大部捐助教育、慈善和水利事业，辞职后虽疾病缠身，仍坚持著述讲学，生活非常清苦。当局曾补贴他一千元，但他坚辞不受。1923年因病去世时竟至无以为敛！最后是在友人帮助下才归葬故里。蔼如先生自辛亥革命临潼起义起到1927年秋回到故乡，在军中虽担任高级参议，却从未领过军饷。他长期在邓宝珊家中吃饭。有几次探家时，胡景翼、邓宝珊作为部队主官给他一些钱，他都用在为家乡办教育上。他先后在家乡田市镇创办了“广益公学”，在老友郭希仁的家乡游方郭村创办了“化源女校”，在北缑村创办了“北缑小学”。这时，蔼如先生的家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父亲虽已去世，但因母亲勤劳严谨、善于持家、家教甚严，在她的影响教导下，他的大哥刘吉潮正直宽厚，乐于助人，又善于理家，在四里八乡都有很高的威望，人们遇到邻里矛盾、家庭纠纷都找他排解。二哥刘吉兆学习中医，为人看病，又善于理财，在油槐镇开了诊所、药房。五弟刘吉祥则是种庄稼的能手，起早贪黑，非常勤快，粮食、棉花作务得比常人都好。一家老小二十余口，四世同堂，和和睦睦，日子越过越红火。但蔼如先生对大哥不断买地建房请雇工却很不赞成，多次劝告哥哥。在他的影响下，大哥刘吉潮参与当地农民运动，成为农民协会的筹办者之一。张宏道是临潼油槐镇南张村人，距蔼如先生家五里路。他从小时候就在蔼如先生创办的广益公学读书，对曹印侯和蔼如先生的为人非常敬慕，后来又在国民二军当过副官。受蔼如先生的引导和支持，它回家乡同先生的大哥刘吉潮开展农民运动。1927年，田市、油槐、相桥三镇联合农民协会成立，张宏道担任会长。蔼如先生亲临成立大会。只见成千上万农民手持上书“农民团结起来，打到土豪劣绅”、“打倒卖国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小红旗,高呼口号，举行大规模游行，队伍长达数里。农民协会成立后组织农民抗交官府强加的预借粮赋；制止当地驻军向群众的乱摊派；制止赌博、吸毒；清算当地豪绅张奎元的贪污账目，追回了被贪污的粮款；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回到家乡后，蔼如先生在关心、支持农民运动的同时，还专心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关注国家形势发展，并在田市镇办班向有志青年讲授《唯物史观要义》。农忙时回家帮助五弟耕种、收割。十三、重返江湖这种田园生活过了不久，1930年杨虎城将军返回陕西主持军政，又请他回到西安，帮助筹划治陕方略和经营西北大计，并为十七路军训练班学员讲授《孙子兵法》。不久，因母亲去世，他又回到故乡。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后，杨虎城立即派人第二次到临潼请蔼如先生共商善后事宜。他赶到西安那天，正是张学良将军不顾杨虎城和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劝告，亲自送蒋介石离开西安那一天。蒋介石体面地回了南京，张学良成了阶下囚。杨虎城则陷于内外交困之境，背负着难以承受的压力。东北军群龙无首，主战的少壮派与主和的高级将领发生严重冲突，军长王以哲被杀害。准备讨伐西安的中央军云集潼关，已进逼华县。用装备差、人数少的陕军抵抗中央军，只能是以卵击石。而南京态度强硬，命令东北军和陕军撤出西安，开往指定地区进行整训。蒋介石告假回奉化老家养病，表面撒手不管，却暗中操纵局势。杨虎城派李志刚、米春霖为代表去南京陈情，事情毫无进展。怎么办？杨虎城请蔼如先生商议并让他担任改组后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委员，稳定党部局势，避免这一方面再出岔子。蔼如先生这时为他推荐了一个人，就是他华山聚义的老朋友邓宝珊。他说：“虎城，你与蒋先生之间的这个疙瘩只能由第三者去解，你的部下解不开，而且他们的资历太浅，在蒋面前说不起话。我给你推荐一个人，辛亥革命伊犁起义的英雄，国民革命军现役上将”。杨虎城一拍脑袋说：“哎呀，我怎么忘了他！他可是解疙瘩的内行，在靖国军，在北京政变他都解过大疙瘩”。这时，邓宝珊任新一军军长兼西安绥靖公署驻兰州办事处主任，华山聚义的另一位朋友续范亭担任他的参谋长。杨虎城、张学良搞兵谏逼蒋抗日；续范亭为了唤醒当局抗日救亡的良知，就在一年前也搞了一场“尸谏”。1935年 12月，续范亭以老国民党员和西北地区代表身份到南京参加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他找许多民国要人呼吁抗战，得到的却是应付、搪塞。大会临近结束仍对抗日救国毫不提及。续范亭悲愤之极，当朋友们建议到中山陵前去“哭陵”时，他愤然说：“大丈夫流血不流泪，只有用热血才能把这些败类冲到人类行列之外。次日清晨，续范亭穿着整齐，怀揣一首绝命诗，独自来到中山陵，在总理灵堂前短剑剖腹。此事当时轰动全国，但仍未改变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续范亭自刎未死，被朋友抢救过来。邓宝珊、续范亭被杨虎城接到西安。杨虎城立即请续范亭担任自己的特别代表，到其家乡山西利用他的关系联系阎锡山，以防阎锡山配合中央军此时从山西进攻陕西。但当邓宝珊听说让自己去见蒋，心中十二分不愿意。蒋曾多次以高位引诱他、笼络他，达不到目的又企图捉拿他。他太了解蒋的为人了！可思前想后，考虑到国家的危难、老朋友的难处、陕军的处境，他又不得不去。他想了一会儿说：“我去就去，你总得拿出个主意!”心力交瘁的杨虎城长叹一声说："我的处境你明白。你去看着办吧，只要能保住咱陕军这点儿力量，咋样我都接受!"邓宝珊果然不辱使命。1937年2月，他从西安飞往奉化，去溪口面见蒋介石。经过力争，蒋介石终于答复三点：一、张学良不能回去，东北军要调出陕西；二、杨虎城离开西安出国考察，费用由中央负担，陕军交孙蔚如暂时负责；三、中央军开进西安，对陕军进行整编。第二天邓宝珊又飞回西安，向杨虎城报告。接着又代表杨虎城去太原跟阎锡山秘密磋商。从太原回来，顾不得休息，又同孙蔚如去南京商谈陕军整编问题。在南京经过20多天激烈的唇枪舌剑，于三月中才回到西安。还没安静几天，蒋介石又命杨虎城亲自去见他。3月28日，邓宝珊又陪杨虎城、于学忠又去杭州见蒋介石。经过邓宝珊几个月斡旋，十七路军终于暂时保住了，杨虎城被迫出国考察。曰，杨虎城的专机在西安数千送行者的泪雨中起飞，飞机上除了杨虎城和三名随员，还有邓宝珊和去南京的周恩来。邓宝珊一直把杨虎城送上远洋轮船才取道南京返回。蔼如先生在西安机场送走杨虎城将军后，辞去当了几个月的省党部委员，又回到家乡。十四、塞上筹谋1937年9月，日寇步步进逼，张家口、大同相继失陷，太原、包头危在旦夕。国民党中央军委会将邓宝珊的新一军和驻榆林的高双成八十六师编为第二十一军团，任命邓宝珊为军团长，令其进驻榆林，堵击日军西侵。早就想和日本鬼子拼杀的邓宝珊得到命令立即带领几名随从飞往榆林，同时命令所属部队从甘肃向陕北开进。但想不到蒋介石又命令将新一军分化编入其他部队。邓宝珊成了光杆司令，后被重新任命为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驻防榆林。这时，他又想到了老朋友蔼如先生。蔼如先生这时已经年近六旬，听到抗日，听到老朋友的召唤，不顾长途劳顿艰险，辞去在省城的高官不做，到榆林军中为邓宝珊出谋划策。一到榆林，老人家十分高兴。与老朋友站在在万里长城第一台镇北台，遥想1917年冬季他同邓宝珊应胡景翼召唤，由北京经山西来到榆林，准备回三原“反段逐陈”的往事，今天又能一同在边关抗击日寇，不由诗兴大发，赠邓宝珊诗一首：“昔年塞上共君游，弹指光阴二十秋；此日长城共饮马，荷戈携手唱同仇。”那时，日寇侵占归绥、包头之后，一天天逼近榆林北面；榆林南面是红军陈奇涵部，在绥德设有警备司令部，与高双成八十六师打了几年，西安事变后刚停火，但双方的气还没有消。榆林实际控制的只有神木、府谷、横山、榆林四个县的地盘。在这狭小贫瘠的地盘上，住着撤退下来的察哈尔、绥远两个省政府及所属机关，察哈尔蒙旗特派员公署，绥境蒙旗指导长官公署，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白凤翔的骑六师，白海风的蒙旗独立旅，何柱国带领的东北军残部等。贫困的榆林百姓要负担这么多机关、军队的生活，叫苦连天。蔼如先生和邓宝珊探讨局势，认为对日作战不可能很快结束，面对民族矛盾国民党和共产党不可能很快弄翻。因此帮助邓确定了南与红军和而不争；东北对日调整部署，加强防御，准备随时打击日寇；对内依靠高双成八十六师团结其他部队，打击劣绅、汉奸，稳定局势，共赴国难；对上沉着应对老蒋、胡宗南的阴谋诡计，严防挑拨离间。他们商定的这套基本方针一直贯穿到抗日战争胜利。按照这一方针，邓宝珊和高双成从八十六师挑选精锐，编为五个游击支队，布防在包头滩上，组成第一道防线；由白海风旅驻守萨克旗至郡王旗之间，与驻守伊克昭盟沙王府的八十六师一部，组成第二道防线；由马占山、白凤翔、何柱国、八十六师的左世允旅分段担任黄河防务。经过重新部署，不仅调动了各部抗日热情，加强了对敌防卫，稳定了北部局势，也减轻了榆林人民负担，改变了混乱局面。按照这一方针，在抗战八年中，邓宝珊负责的晋陕绥边地区与延安方面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毛泽东与邓书信频频；邓两次南下到武功、重庆参加会议，不顾蒋介石要他绕开延安的指令，来回都经延安，而且参观、学习、发表演讲，与中共高级领导亲切交流，有时在延安一住就是二十多天。延安也经常派高级干部到榆林与邓商议抗战事宜，并将中共六中全会的文件和重要情报派专人送给他。毛泽东后来在给他的信中说：“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按照这一方针，邓宝珊东渡黄河，亲赴河曲，与第二战区司令傅作义彻夜密谈，取得对抗战、对蒋介石、阎锡山的共识，并组织部队，配合老朋友续范亭指挥的山西新军对扫荡山西保德县城的日寇两面夹击，大获全胜。八年中，邓宝珊软硬兼施，与戴笠、胡宗南派到榆林的特务斗智斗勇、巧于周旋，使他们破坏团结局面的阴谋始终没有得逞。蔼如先生在榆林三年，为邓宝珊出谋划策。两位华山聚义的老朋友相处的像一家人。1941年初，62岁的先生身体不适，耐不得榆林的严寒，邓宝珊才把他送回故里。但不久，先生又把自己刚从陆军大学参谋班毕业的大儿子刘建送到榆林军中，让儿子代替自己抗击日寇。十五、重归田园回到家乡不久，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先生给蔼如先生来信。他和蔼如先生是护法、护国战争时的战友、朋友。于右任以先生德高望重，在讨袁护法、护国战争中为胡景翼、邓宝珊运筹帷幄，功勋显著，推荐先生为陕西省政府委员。不久，国民政府的委任状也专程送来。在朋友们的劝说下， 1943年蔼如先生再次离开故乡，到西安履职。先生历来以为在其位就要谋其政，为百姓做事，不可尸位素餐。上任后他深入各地，调查研究，围绕陕西的教育、救灾、禁毒、兴修水利、发展经济提出了许多好建议，在每次省政府会议都围绕国计民生的议题据理力争。开始还可以，但1944年蒋介石委派其亲信祝绍周担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后，形势慢慢变了。祝绍周是1927年&#”屠杀共产党人，破坏国共合作的具体执行者；西安事变时，祝绍周曾指挥中央军率先占领潼关，并请派飞机控制西安领空，不断骚扰。西安事变后，又曾参与谋划囚禁、审判张学良。他担任省政府主席后，对蔼如先生和及其主张的意见表面表示尊重，实则大权独揽，一意孤行，弄得先生很生气。“道不同，不相为谋”，到1946年，蔼如先生感到在其位而不能对社会有所贡献，志不得伸，深感内疚，加之抗战胜利后国共矛盾突出，内战势在必然，遂有退意。恰好这年2月，老朋友邓宝珊作为国民党六届中央执委出席在重庆举行的二中全会。会后，带着自己的幕僚、先生的长子刘建途经西安。老友相聚，都对局势感到担忧。邓宝珊向先生问计。先生说；“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三十六计，走为上。”随后，邓宝珊听从先生的劝告回到三原家中，托词“养病”，表示不愿再去榆林，以免卷入内战漩涡。蔼如先生也辞掉省政府委员，重归故里。长期目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官场黑暗腐败，人民生活日益困苦，先生认为国民党反动派的灭亡是迟早的事。他把中国的希望寄托与中国共产党。在家乡他和共产党地下组织常有来往。共产党员冯登先、杨耀先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获，分别关押在富平监狱和西安劳改营。当地党组织找到先生，先生立即利用他的名望和关系尽力营救，使其脱险。先生回乡不久，陕西战云密布。日胡宗南被任命为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七天后，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两个兵团，采取钳型攻势，企图一举歼灭陕北解放军，占领延安以及整个陕甘宁边区；两天后又指挥15个旅、14万人进犯延安。先生在乡下日夜为国家命运担忧、为老朋友担忧。这时，华山聚义的老朋友只剩下邓宝珊、续范亭和他三人。续范亭西安事变后以杨虎城代表身份回到山西，三七年全面抗战后在太原任第二战区总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在共产党帮助下组织部队抗日，编制为山西新军。1939年阎锡山悍然挑起“晋西事件”，开会决定派重兵围攻后方空虚的八路军贺龙部彭绍辉旅。参加会议的续范亭借故溜出会场只身飞马向彭部报信，并率领自己的部队抵挡顽军进攻，保卫了晋西北根据地，使阎锡山的阴谋落空。晋西事变后，续范亭任总指挥的山西新军完全由共产党领导，他本人又兼任八路军晋绥军区副司令员。蔼如先生为这位老友弃暗投明而高兴。后来又得到消息，老长官胡景翼的老六弟、陕北保安副总指挥胡景铎在横山率部五千人起义，投向光明，成为彭德怀第一野战军主力。然而，与他关系最深的亲如兄弟的邓宝珊迫于胡宗南再三催促，又回到榆林。听时任邓宝珊参谋室主任的儿子刘建来信说彭德怀还两次派人攻打榆林，邓宝珊仓促应战，两次都保住了榆林。虽然受到蒋介石的嘉奖，但邓宝珊很生气，不明白共产党为什么要打他。老人生气的说：“他不听劝，何必又跳进是非窝！”儿子信中还说提到续范亭叔叔从绥德写信给邓，劝邓尽快弃暗投明。续范亭在信的最后严厉地说：“话也不必多讲，你都比我清楚得多，再不能对蒋介石有一点幻想了。如果再为他效力，不是罪恶也是愚人。”续范亭的信中还附有两首讽劝诗。其一：“立场不定求真理，差之毫厘谬千里。羞为权门称大将，原来穷汉是知己。”其二：“厨师不用夸，先看炒腰花。将军不用夸，先看为谁打。”蔼如先生看完信，坐立不安，思考良久，写信要求儿子向邓宝珊转达他的意见：“听续范亭的话没错！”也许是命运还为邓宝珊安排有更重要的使命、也许邓宝珊还有打算，他当时没有听从续范亭和蔼如先生的劝告立即起义。1948年4月，国民政府召开“国大”。邓宝珊在南京目睹“选举”中的种种丑剧，心灰意冷。当于右任征求邓对自己竞选副总统一事的意见时，他说：“以现在的情况，于先生的上策是到香港卖字，中策是继续当监察院长，下策是出马竞选。”从南京回来，他又按照蔼如先生的劝告回到三原家中“养病”。这年8月，“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派人到三原，邀请邓以“副总司令”的名义到包头坐镇，帮他稳定绥远局面。8月25日他到北京就职后到了包头。三个多月后，傅作义在与解放军的较量中连连失败，主力损失殆尽，又把邓宝珊召回北京作为自己的代表与中共谈判。在北京，他同北京地下党领导崔月犁交谈时，崔曾问他：“你榆林的部队怎么办？”邓说：“北平和平解放后，榆林问题就迎刃而解”。邓宝珊在傅作义与林彪、罗荣桓之间斡旋，最终促使北平和平解放，被誉为“北平和谈的一把钥匙”。然而国民党中央当即宣布开除他的党籍。北平解放后，他在榆林的部队也随之起义。此后邓宝珊又与傅作义乘铁甲火车头前往绥远，协助董其武完成了“九一九”绥远起义。远在临潼乡下的蔼如先生闻讯也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十六、解放以后1949年5月，临潼解放。这时蔼如先生已经年界古稀，仍积极参与地方的镇反、反霸、土改、合作化工作。国民党临潼县自卫团长秦颂臣原是相桥地区有名的大恶霸，坑害乡里、霸人田产、枪杀无辜，罪恶累累。过去碍于蔼如先生威望，每到过年都亲自带人上门向先生拜年，但先生从不搭理他。他被解放军抓住召开万人枪毙大会时，蔼如先生应当地党政领导邀请在大会上发表演讲，愤怒控诉国民党反动势力和恶霸，号召群众拥护新政权，建设新家园。在他的影响教育下，他的次子刘健在杨虎城创办的尧山中学就介入了地下党，后随解放军到长春工作。侄儿刘长福解放初加入共产党，并长期担任农村基层干部。1950年8月，陕西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在西安成立。蔼如先生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成立大会。1955年，陕西省和临潼县政协相继成立，老人家被选为省、县政协委员。1953年省文史馆成立后，又被聘为文史馆馆员。老人家把组织交给他的每一份工作都作为共产党对他的信任，尽力尽心去完成。还常常到学校发表演讲，作报告，为稳定人心，帮助群众认识新政权作出了贡献。每年到政协开会，他都认真准备发言，提建议、意见。省政协会议期间，胡景翼的五弟、西北军区司令部高级参议胡景通、六弟省交通厅长胡景铎以及许多辛亥革命的老朋友都来看望他，大家在一起谈古论今，赞扬新社会、赞扬共产党的领导。已经担任甘肃省省长的老朋友邓宝珊每次到西安开会，都要专门请先生到西安畅叙。从邓宝珊口里他才得知华山聚义的老朋友续范亭自从中山堂短剑剖腹之后身体一直很差，抗战期间因对付日寇和阎锡山顽军心力交瘁，抗战后期就难以工作，在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关心下到延安治疗修养。1947年3月年胡宗南进攻延安。续范亭随解放军转移，9月12日在山西临县病逝。去世后毛泽东为他写的挽联是“为民族解放，为阶级翻身，事业垂成，公胡遽死？有云水襟怀，有松柏气节，典型顿失，人尽含悲。”共产党中央还按他生前的要求追认他为共产党员。邓宝珊还告诉先生，他曾经为共产党为什么打榆林的事问毛泽东。毛让他问彭德怀。他到甘肃上任后恰好彭德怀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第一次见面彭德怀就向他解释，两次打榆林，第一次是佯动，为了调动胡宗南部；第二次是指挥失误。他听后为彭德怀的坦率和光明磊落而油然起敬。现在，华山聚义的朋友只剩下他们两个。他们相互勉励，盼望乘盛世能多为国家、为百姓做些事。然而，命运对他们不公。文化革命一开始，邓宝珊就成为兰州造反派造反的对象，受到冲击。闻知邓宝珊受到冲击羞辱，周恩来总理立即派专机把他接到北京，送到医院治疗。日，目睹是非颠倒、国家混乱，多少开国元勋身陷囹圄，造反派甚至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百思不得其解的将军服毒自杀！走完了他74年波澜壮阔的人生。日，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在北京为邓宝珊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叶剑英、邓小平、宋庆龄、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习仲勋等都送了花圈，乌兰夫主持追悼会，宋平致了悼词。王震为他的题词是：“邓宝珊先生是中华民族著名的爱国将领”。蔼如先生生活在临潼乡下，加之名望在当地太大。乡下的造反派也不比兰州的那么气盛。老人开始并没有受到太大冲击。然而老人家庭和长子刘建却在劫难逃。提起我们这个家庭，应该感谢三祖父。他当年竭力劝阻他的大哥不要置地建房请雇工，把家里富余的钱财用来支持革命、帮助穷人，所以解放初在土地改革时家里被确定为上中农成分。但1965年农村社教时却硬生生说我们家是漏化地主。老人的侄子的党员帽子被摘掉换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老人在榆林起义的儿子本来已经成为解放军军官，1953年因父亲年迈在家，主动要求解甲归田。造反派只知他曾是国民党高级军官，就给他挂上“国民党反动军官”的大牌子，每天押着串村游街、横加批斗，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精神肉体折磨。88岁的蔼如先生本来就身体衰弱，看着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国家再次陷入混乱；看着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环境中，村中一半以上的人都成了地主富农或者地富家庭的亲属，成为社会另类；看着刚强的儿子每天无端承受着侮辱折磨，他心如刀绞，百思不得其解，忧思成疾，混乱中又无处医治，卧在炕上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昏迷。一天，刘建忽然看到光明日报上刊登的邓宝珊将军去世的讣告，心中一阵凄凉，不由泪如雨下。邓宝珊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是与自己朝夕相处的敬爱的老长官，是父亲54年的老朋友，是誉满天下、战功赫赫的民族英雄！如今去世，怎能令人不悲？然而再一想，他在这乱世中走了，也许是一种最好的解脱。这时刘建已经风闻造反派计划押着父亲游街。他愁得坐立不安，心想一辈子自强的父亲怎能受得了这种侮辱，一个已经88岁、风烛残年的老人怎能游街？也许是为了让父亲尽快解脱，也许是为了让父亲临老前知道他一生最亲密的战友、兄弟的结局，刘建把光明日报上邓宝珊去世的消息读给父亲听。1968年12月，就在造反派准备让儿子用架子车拉着他游街的前夜，老人家带着对这个世界的满腹疑惑撒手人寰！蔼如先生一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以三民主义为宗旨，追求民主进步，不求名利、淡泊自守、严于修身。从辛亥革命起，他参与了护法、护国战争和北京政变、北伐、西安事变、抗日战争，先后为曹印侯、胡景翼、邓宝珊、杨虎城呕心沥血、运筹帷幄，奇谋不断，立下了无数显赫功勋，但从不对人提及。虽多次身任高官，但当政见不合、壮志难伸时则断然两袖清风，回归田园，把自己的进退与信仰紧密相连。他一生都与趋炎附势、朝秦暮楚、以权谋私的人难以共处。晚年曾有《咏梅诗》一首自况：“玉貌姗姗总不群，漫天风雪见精神。耻于凡卉争春艳，甘为黄花殿后军。”参考文件：1、《辛亥革命在陕西》；2、《陕西靖国军》：3、《邓宝珊将军传》；4、《续范亭的故事》；5、“华山聚义考述”；6、《临潼县志》；7、《凤翔县志》。作者：刘鉴，原陕西人民广播电台高级记者、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陕西省劳动模范、宝鸡市政协委员。通讯地址；宝鸡市陈仓园二区174号信箱电话；&& 电子信箱：liujian2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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