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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秘的水仙 伍明春 正版书籍 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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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秘的水仙 伍明春 正版书籍 文学
商品名称：隐秘的水仙 伍明春 正版书籍 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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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秘的水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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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明春，1976年生，闽西客家人，迄今已发表诗作100多首和诗评40多 篇。福建省作协会员、福建省传记文学学会理事。现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本书《隐秘的水仙》收录的就是他的诗歌作品，共计 篇。 《隐秘的水仙》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1976年生，闽西客家人，迄今已发表诗作100多首和诗评40多篇。福建省作协会员、福建省传记文学学会理事。现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第一辑 他们的城市 我的父亲和一位医生 一个人走在夜里 一贫如洗的日子里 三位背挎吉他的少女 玫瑰在夜里死去 挽救一块玻璃 他们的城市 冥想 由某幅封面所想起 天黑下来 我开始祥和 三月的敲锣者 那时 现在 你无法洞穿夜 写给追追 我沉沉地睡去 预言 四月之末 终结——献给自己和另外一些人 整个春天 我的白发 我们的孩子 永远的下午 大雨 立交桥下的小麻雀 无题 洁净的裤子 只有下午 三个兄弟 悲伤的早晨 最后 路上 纪念日 紫花 新居与旧心情 在山上 暗示——读英国J&N&帕顿油画《金星》 遭遇黄叶 第二辑 表达的歧途 你的节日 春天的情绪 歧途 屋顶之上 默想一生 雾中 无题 我爱过的女人 同一个地方 杉或那一年 意识流 追问 清晨 黄昏 没有理由 遭遇 No Love 夜 下雨的下午 五月的最后一日 游戏 父亲 恐惧 怀念表妹 下午的雨 被欺骗的少年 吸烟有害健康 上午九点，一个人在路上突然悲哀起来 早晨的你 童年经验 灰烬包围的火光 十月的爬山虎 中午的黑暗 治疗 见证 电话绳死蛇一般 从白天到夜晚 当睡眠由浅变深的时候 悲哀的燕子 夜梦 第三辑 谈谈水仙 看见 断章 有赠 这场冬雨 隐隐的悲伤 有赠 无题 晕眩降临 沉睡 立夏 无题 雨 夜晚的美人蕉 醒来 死亡——写给立荣，愿他在天堂 一座楼房 十四行 水仙 深夜交谈 上午十点 无题 午后 病中 高中时代的数学老师 春天 凌晨四点的大风 我们的新年静静度过 冬雨 第四辑 塑料诗歌 荒凉的客厅 近况 大学 圆明园 月季之歌 孤立的酒吧 玲珑塔 标语集成 塑料诗歌 绝密情诗 无聊 无题 炎热 午夜的收音机 昆玉河 郁闷 看书的人 低烧 按摩店与寿衣店比邻而居 纪念 附录 十年来感动我的一首诗——读《水仙》／陈其雄 后记
我的父亲和一位医生 我的父亲和一位医生 并肩走在街上。阳光泻下 我的父亲倍感寒冷 那位医生面目可亲心平气和 像一条悠闲的鱼与父亲交谈 一辆汽车从他们身边呼啸而过 医生飞扬起的白大褂 深深地遮住父亲的脸庞 他们继续在干净的大街上走着 在一片玉兰树下父亲的手 被那位医生紧紧攫住 父亲是不是这样—— 你的疲倦无法承受芳香的围困 在这条熟悉的街道你 被别人牵引 走进夕阳涂抹的下午之末 走进秋后的暮色…… 这是多年以前或多年以后的事 我已分辨不清我只记得 那是在一个小小的城市 一个人走在夜里 一个人走在夜里 我身穿宽大的白衫 与夜色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路灯下被灯光刺痛 然而我脚步轻盈 忘了下面的路只记得移动 向前搬运一头颅的重物 你曾笑我走路的样子 可是今夜我一个人走路 并且像夜一样宽容 像树影一样淡泊无为而治 一个人走在夜里 我乐观地想着多年以后 我将长出一把飘飘的长须 到那时 也许我会写出一些好诗 找到一个好妻子 一贫如洗的日子里 一贫如洗的日子里物质喧响 我走在富足的大街上 为钩沉原初的爱情 我向兄弟索要一些烟卷 一些袅袅飞升的企图 因此我的痛苦夸张头颅更高 一贫如洗的日子里 划亮一根火柴 我看到空气的骨头和力量 紫罗兰枯萎的清晨 面对深秋大智慧的茅丛 以哑为辞我为妹妹祈祷再祈祷 一贫如洗的日子里 我毕生挣扎毕生崇尚 就像春天最深的境所 让我手中的桃金娘开花结果 却永远无法抵近。这是一贫如洗的日子 红，我们必须坚守脆弱的贫穷 三位背挎吉他的少女 雨滴橘香秋之末无法承受的事物 使琴弦绷得满满音域开阔 使三位少女力不能支。自乡村走来 背挎吉他的少女们一路弹唱 一路上菊花次第盛开风姿绰约 一路上人们贫穷幸福苦难含笑 少女们一路弹唱 泪水滋润音乐和感情 在城市与乡村的边缘天亮以前 琴声和歌唱先行穿过花园的围囿 唤醒被水泥拥人怀中的杜鹃 让它们即临的梦魇结束在开始之前 忧伤的人领着妹妹举目四望 秀美的妹妹怀有新鲜的乡村气息 成为他最普遍的忧伤。忧伤的人 端详妹妹的手在细腻透明的皮肤之下 流淌一条纯净的河道。这让他焦虑 背挎吉他的少女三位来自乡村的搭救者 歌喉已哑十八根琴弦全断沦落街头 忧伤的人不知道他并不知道 忧伤的人向远方举目四望望见山影 妹妹的睡眠让他惊慌手足无措 三位背挎吉他的少女明日返归乡村 疲倦困顿的少女在她们的背上 在秋天大荒凉大空旷的背景之下 音乐的肤色正接近玄铁又渐渐锋利…… 玫瑰在夜里死去 我无法把握住什么更何况挽救 这或许是植物内心的一场崩溃 深秋的暗夜里苞蕾不可回避地死亡 尽管我为之曾经预支许多幸福 而作为观花者我又怎能妄测 另一位观花人对玫瑰如何心怀咒语 这或许是叶片抗衡开放的心愿 我无法猜透。那位观花人正渐渐远去 玫瑰死去像深秋临至一样真实 美在花瓣的层层保护中夭折 蕊这花朵的心脏悄然静止 当预感抽干我所有的泪水和忧伤 只有一种疼痛在心里水般漫延喧响 在这些弥留的花朵面前 我身穿白色长衫表情异常平静 一阵雨从背后轻轻浇灭我手上的烟卷 倍感脆弱我不能自持地被融化 汇入秋天的大忧伤我忘怀忧伤 玫瑰在夜里死去我告诉妹妹 玫瑰是昨夜如歌的梦魇它已死去 这是清晨暖阳可待好天气在望 我的妹妹你将成为我今生唯一的才华 请以你熟稻般的音色洞穿我 以你樟花般的芬芳围困我 妹妹请打开你山百合般明亮的脸庞 让我看见乡村看见未来美好的情人…… 挽救一块玻璃 当秋天垂首哭泣 有人在窗外 蝉一样纠缠你的名字 当那些疯狂的藤蔓 夜色般涌向 那海边的红房子 我想我必须 挽救一块玻璃 挽救一块玻璃 用我毕生高尚的事实 擦亮一块玻璃 使它透明若无又如水 掩盖我的灵魂 让破碎失望 让他们绝望 我义无反顾地挽救玻璃 挽救爱情幸福空气 樟树的新叶渗透整座城市 城市芬芳宁静心气和平 这时我发现 所有的建筑都变成玻璃 阳光和生命畅通无阻 他们的城市 牵着妹妹的手走在广场上 我雕像般平静祥和 初升的太阳照耀妹妹 如清晨微醒的紫罗兰 轻轻握住妹妹的手 我突然感到莫名的焦虑和忧伤 打桩机一阵一阵撼动 城市的地皮残梦和我们的身体 而为一片枯萎之菊震慑和受伤的 是我们的心与灵魂。妹妹 向开过和未开的花朵俯下身去 像俯向深秋的春天的背影 眼泪与善良铺向空旷的广场 却最终无法唤醒已殒的落英 妹妹那是他们的城市 那只是他们掠夺来的乡村之影 美丽质朴的花神永生不息 安居在我们如斯如初的家园 城市这是我的妹妹 请收起你所有烟囱倾吐的语言 那企图造成的黑色围困与纠缠 那是他们的城市妹妹 我——们——回——家 冥 想 当我们从水中探出头 寻找岸的时候 陆地已经消失 我们红着眼睛 重新沦为可爱的鱼 游向水草深处 脱离尘世 我们 是水和自由的俘虏 从此以后我们 失去了所有的怀念 在湛蓝里 我们是平等的水族 由某幅封面所想起 抱着你的腰我半蹲着 把头轻轻靠在你的身侧 你如此矛盾地握住我的手 低头看着我看着我 请别再将我认作兄弟 把我当作一股善意的龙卷风吧 在你周围在往事周围 我只做了一些伤心的停留 我们的身后是秋天的大背景 我的步履已被荒凉和空旷复制 秋天令我行色匆匆无暇久驻 从你身边无声地流去 我只是一种有自己性格的空气 什么也无力带走 除了你不经意遗失的黄发夹 除了你手温的真实 天黑下来 天黑下来城市伸开巨大的手掌 在榕树下交谈语言呈现亮色 最后一线夕光里兄弟们 感到铁栅栏插入土地的疼痛 感到早春苏醒时的头昏 天黑了下来兄弟们掩面看见自己 谁让我们在这里倾听城市的心跳 谁让我们在这里忘怀姐妹 兄弟们用方言展开命运的纹理吧 用方言描叙第一场失败的爱情 请想起枫林新叶萌生的响动 请想起渗入我们生命的檀香 因为怀想倍感幸福也必将痛楚 天黑下来想想母亲的松明照亮我们 以客为家的祖先 中途困顿的驻足 忽略了那条河流执著的指向 当捣衣声在两岸扎根遍地生长 蔚蓝的海成为传说中遥远的眩晕 在山地幽闭的怀抱里 村庄的梦被稻的悲欢与诉说围困 天黑下来了兄弟们 请仔细分析今夜父亲眉额间的月色 天黑下来我突然想起 兄弟啊我们必须去占领一座花园 用玻璃的巨罩在天黑之前 爱花的人都不愿花园被夜渗透 爱花的人需要花朵光亮的面影 我们应该去占领一座花园 那里有移植的杜鹃像我们远嫁的姐妹 我开始祥和 我开始祥和渐渐 感到空气与空气的摩擦 那么真切是一种关系 接近花朵轻微的心跳 我爱上春天平静的事物 爱上夜里那盏如豆的孤灯 美好的大境地谦卑的小雨滴 我忘怀那场充满矛盾的恋情 忘怀一个人的手温 在一条路上大彻大悟我看见 青草叶尖聚集许多清洁的语言 让人忽略由来已久的痛楚 让我回想起小妹妹的双眸 我开始祥和，三月的清晨 我的眼睛噙满露珠 我把自己深深地眺望…… 三月的敲锣者 奔跑的危险来自冬季 三月的敲锣者阻拦呼告 青铜的音质拯救的乐声 擦亮村庄惺忪的眼睛 人们呵请好好看守 儿女家园干净的梦 人们呵请唤醒力量和种子 去获取春天舒展的幸福 他警醒祷告充满启谕 三月的敲锣者存在于夜里 用无声的月色洗亮锣面 在村庄的苦痛里行走 不断言说，他记得 群山之间无边的孤独 古井被锣音吹皱的阵阵恐慌 樟花的轻叹被他的手触及 三月的敲锣者他无法面对 母亲的谣曲和三月的一些事实 P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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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近况及新作（九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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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城，别一种认识的维度&
　　依照海德格尔的观点，当人成为一般性主体的时候，世界就成为人试图规划和征服的图像了。世界图像化，使世界变得清晰，同时也使世界变得粗糙单一。在阿城眼里，世界不是图像，所以有情有声色。因为阿城，世界还有别一种认识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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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日记》(20周年纪念版)台湾新经典文化公司 2012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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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与通识》作家出版社
1999年1月版&&&&&&《遍地风流》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棋王》作家出版社
1998年12月版&&&
《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2012年的8月17日，下午六点左右，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国内到达口。
　　正被一泡尿憋得不行的我，在出口处东张西望，却愣是不敢离开半步，因为我在等阿城。
　　过了不知多久，一眼瞧见阿城慢悠悠从出口处出来，单肩包，圆框眼镜，寸头，边走边回头张望。我叫了一声“阿老”，他闻声笑了一笑，我迎上前问他干嘛刚才老回头张望，阿城一脸无辜地说“找打火机啊。安检时打火机都给没收了，那出来的时候应当搬过来啊”。
　　直到陪着阿城坐进车后的半小时，我其实仍旧没反应过来，阿城就在我身边。
　　初知阿城，是在高中。浑浑噩噩度日如年的高中生活若有什么值得纪念的事情，大概就是读到了阿城。记得是一位颇热爱写作的女生有回劈头就问，“你晓得阿城吗？读过他的书吗？”见我茫然不知，她一阵得意。自此，这名姓叫我生了心。没多久，我就在一家小书店的特价书柜台一眼瞥到了阿城的《闲话闲说》。小开本，设计清爽，翻开来，字大清晰，行距舒展。这书连同它栖身的窄小书柜一并缩在书店一角。阿城的书合该在不起眼的小书店甚至旧书店独处一隅——热闹从来与阿城无关。
　　初读阿城，最佩服处即是领教了何为眼光。一路自小学、初中、高中读上来的朋友都知道，在所谓的正规教育体系里头，其实是见不到眼光的，四下皆为似是而非的论断。换句话说，学习的过程即为不假思索地掌握论断的过程，最好掌握到脱口而出熟记成诵的地步。而考试无非是检验你在这个话语体系里把握程度的一种方式。泡在这浑水里头久了，人是不屑多想想论断是怎么来的，只等着别人喂饭吃。
　　好在我自来不乖巧，会自己溜出去找食吃。摊开《闲话闲说》，喜心翻倒。讲的是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题目虽大，可没一丝理论气与文艺腔，偏从世俗生活的点滴来生发，自寻常中找到理论，诸如“唐诗可唱宋诗不可唱”、“在世俗中做个人，这就是中国世俗的‘人的尊严’”、“鲁迅最后的绝望和孤独，就在于以为靠读书人的思想，可以改造得了”之类的说法掷地有声斩钉截铁，偏还能当作闲话闲来说，恰如陌上赏春，花落旁家般的漫不经心。之后追读《常识与通识》，句句断根，从基因、蛋白酶，生物链谈起，把折腾现代人长久的老问题，“思想”、“爱情”、“攻击性”的本源清清楚楚地揭开来，好像兜头浇了一盆冷水，清醒至极，随即心喜而心痛，心痛而心喜，此前的日子仿佛都白活了。
　　如此即成了阿城的粉丝。可彼时并不晓得，阿城，在国内几乎处于隐士的状态。我还巴望着哪一天能在书店里迎头撞上一册书，上面端正写着“阿城著”，对我而言，那不是巧遇而是艳遇了。
　　人但凡迷一人，自会搜集他的零零总总，何况粉丝。我亦不例外。只要写着阿城的只字片言，都找来读。前几年上网玩豆瓣，每日头等大事即是在上头的阿城小组里翻检此前无缘读到的各种阿城文字与有关资料。读多了，慢慢亦有了自己的认识在。
　　通常总觉得阿城是一闲散之人，是名士，是隐士。我却以为他先是一被闲置之人，唯其被闲置甚或被荒废，才有这所谓的闲散。
　　阿城与共和国同龄，取名如此，亦有纪念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革命战略成功的意思在。其父钟惦棐先生是中国著名电影理论家，1957年中箭下马，打成右派。如阿城自谓，在他成长的年月里，早已体会出身有别遂致前途殊异。幼时，不论何种活动，如他这般子弟，一律靠边；“文革”期间，不说红卫兵，连红卫兵的喽啰也沾不上边；一俟“上山下乡”的口号展开，即早早打好行李，准备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先去雁北，再到内蒙，最后落户云南，十年行迹是辗转更是流落。“四人帮”倒台后，各地知青归心蠢动，尤当高考制度恢复，众皆摩拳擦掌，而阿城无动于衷。原因无他，家庭出身早就摆在那里，好比前生注定，任谁皆动弹不得。换句话说，阿城早年即属于被“闲置”的一路人，举凡上进之事，他都无缘分润。说得再透一点，阿城自小是不受“肯定”的人。
　　因此，日后阿城的种种通脱洒然，在我眼里，都与早年这段被摒挡驱逐的经历有关。爹不亲娘不疼怎么办？若不寻死觅活，那就眼开眼闭，且待日后分晓。不过这段被闲置的日子也有好处，阿城得以有闲工夫四处找书看，隐隐成就了独特的知识结构。是的，权力有偏见，知识无偏见。
　　1984年7月，《上海文艺》刊出阿城小说《棋王》。在彼时伤痕、反思文学的狂潮中，此作清通新警，独树一帜，先在大陆引起瞩目，继之流传海外，人人争相一读。据说北大学生茶余饭后，总以书中的语言为口头禅，互相调侃打趣。同年12月，《上海文学》《西湖》杂志和浙江文艺出版社在杭州联合召开文学讨论会，作为当时最受瞩目的作者，阿城的发言与其文章一般别具一格。毫无高头讲章，只是在会上说了好几个故事，大家听得一愣一愣。与会的李陀每听其讲毕，即兴奋地说，这是篇好小说，快写。这些故事即为日后的“遍地风流”系列，翌年《上海文学》发表。日《文汇报》发表了阿城随感《话不在多》，7月6日《文艺报》又发表理论文章《文化制约着人类》，此二文成为当年文化寻根讨论的代表性文字。稍后，《孩子王》在《人民文学》发表，《树王》在《中国作家》发表。汪曾祺先生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对其大为推举。当年真可说是“阿城年”。
　　按说此时的阿城如日中天，可我亦不以为他得志。诚然名动天下，可这样的声名其实更多造成的不是理解而是误解。早年迥异庸常的知识结构确令其不落凡俗，风姿洒然，置诸刚自“文革”中踉跄而来的情境，愈显清水出尘。可如此异口同声称其为道家，实在有点求之过深。我相信阿城亦欣赏乃至向往道家美学，当年汪曾祺先生劝他切莫一头扎进道家出不来，但阿城自己心里亦有数，“我其实是世俗之人，而且过了上当的年纪了”。可见他心里委实清亮。
　　如今的阿城已不怎么出书，台湾再版的也还是几本旧作。阿城的不出山，用古人的话说是“凤凰不与凡鸟同群”。但爱读他文字的人心知，阿城对当下情势看得清楚而精准。2006年《八十年代访谈录》出版，《南方周末》先期刊载了阿城谈八十年代的部分。一整版，浩浩翰翰，如许大的问题，竟给他一层层讲得透辟清晰，显然想得很深很透了。我们谈时代，每每口气极大，开口闭口都是政治，其实多不过是在谈权力。阿城则谈知识结构与文化构成，从根本上给时代的曲曲折折理出一根线来。对不对，不要紧，关键是提供了别一种角度，这是阿城最独到的地方，不似如今时鲜的媒体学者只会拿着高音喇叭叫嚷陈言八股。记得是清晨6点多，呆呆读完此文，四周安静，间或鸟鸣，无端悬想，亦想不出什么，只觉胸中好清旷。
　　依照海德格尔的观点，当人成为一般性主体的时候，世界就成为人试图规划和征服的图像了。世界图像化，使世界变得清晰，同时也使世界变得粗糙单一。在阿城眼里，世界不是图像，所以有情有声色。
　　是的，阿城，如果你没读过他的书，我劝你不要读。
　　如果你读过了，那我不必劝你任何东西，因为所有读过阿城书的人，都知道我要讲的下一句话是什么。
　　因为阿城，世界还有别一种认识的维度。
　　阿城：日生于北京，原名钟阿城，籍贯为四川江津，中国当代作家。高中一年级逢“文革”中断学业，1968年下放山西、内蒙插队，后又去云南农场，1979年回北京。1984年，他的处女作《棋王》引起广泛关注，获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他的具有散文化倾向的系列短篇《遍地风流》也引起评论界的广泛关注。他的作品以白描淡彩的手法渲染民俗文化的氛围，透露出浓厚隽永的人生逸趣，寄寓了关于宇宙、生命、自然和人的哲学玄思，关心人类的生存方式，表现传统文化的现时积淀。1990年代后定居美国，有不少杂感散文作品发表，依旧沿袭了他直白冲淡的语言风格。（来源：晶报·深港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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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仁顺：以沉静之心建造心灵后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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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丽军，一九七二年生，山东莒县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金仁顺，著有长篇小说《春香》，中短篇小说集《彼此》、《玻璃咖啡馆》、《桃花》等，散文集《美人有毒》、《时光的化骨绵掌》，为电影《绿茶》原著作者、编剧，电影《时尚先生》编剧。现居长春。
　　张丽军：童年时代的经历会对作家的创作产生很深远的影响。鲁迅因为幼年的经历而冷静尖刻地思考世界。我了解到您的童年与煤矿有关，您也曾提到“我在这群人中间长大，在这些故事中间长大，我习惯见到一些缺胳膊少腿的人，我也习惯于见到死亡。”那些司空见惯的死亡是如何在您的内心沉淀？您是如何看待那些轻易的死亡呢？请谈谈您的童年生活。
　　金仁顺：我爸从工业学校毕业的时候，被要求下基层。他就下到了煤矿。我是在煤矿出生的，也在煤矿度过了少年时光。我住的那个地方有些特殊，它由三部分组成，小镇、一个大型的国营煤矿、一个中型的国营冶炼厂。周边是蔓延开来的村庄。回想起来，这个居住环境相当丰富多元。
　　煤矿工人的工作不见天日，脏累不说，还挣扎在生死线上，他们收入高，但花钱大手大脚，性情又暴烈，动不动就打架斗殴。小镇的原住民很讨厌这些六十年代末突然涌来的工人们，而冶炼厂的工人们也自有他们的骄傲，所以三方各有自己的世界，互相不买账。可想而知，我们那儿的社会治安很成问题，派出所所长跟我们家是邻居，我对他的制服，尤其是腰间那条宽宽的皮带，以及手枪印象深刻，仿佛连带着他那个人也发出腥冷的气息。
　　煤矿总是经常死人的，残疾的也多。但因为有钱，矿区生活又异常的生机勃勃，文艺活动尤其多，这种活跃和繁荣把死亡和伤残事件变成了背景。对小学生初中生而言，死亡既在身边又在远处，暴力事件也是一样。我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长大的。
　　张丽军：在您的早期作品中，《五月六日》《鲜花盛放》《恰同学少年》描写的都是少年，他们都有着看似并不符合年龄的早熟与残忍。祁政见到田原原落入深井所表现出的极度冷漠；李紫死于同学们的嘲笑与嫉妒；一群本该天真无邪的孩子却充满了成人间的报复与陷害。为什么在您的心中孩子也变得冷酷无情？这除了与您童年时关于死亡的经历有关外还有什么促使您写出如此冷酷的故事？您对于儿童的这种早熟又是如何看待的呢？请谈谈您的少女时代生活。
　　金仁顺：我作品中的主角是少年，跟我自己在煤矿时的年龄有直接关系。年龄、记忆跟环境、事件息息相关。我并不认为孩子天性方面冷酷无情，但那个年龄段的孩子们确实在很多事情上表现得既冷酷又冷漠，他们对于人生还是个新兵，还不懂得怜悯为何物。我写这些孩子的时候，已经长大和远离了当时的环境，但也恰因为如此，我看他们看得清晰，脉络分明。
　　张丽军：您什么时候萌生了当一名作家的意识？您的第一部正式发表的作品是什么？是怎样创作和发表出来的？
　　金仁顺：很晚很晚我才觉得自己是个作家。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奢望，认为自己能当作家写出什么响当当的作品之类的。即使在我写作了一段时间并且发表了一些作品之后，我也没觉得自己是个作家。作家对我而言，是世界上最最意味深长的称谓。但后来我不断地被外界这样认定并称谓，而且从职业体制上说，我还是“专业”的，所以，不是也是了。
　　大学的时候我发表了一些小说，十万字左右，那应该算是我为写作做的准备和练习。一九九六年我在《作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小说叫《爱情试纸》，算是我第一篇正式发表的作品吧。
　　张丽军：您毕业于戏剧系，对于写出一个好故事的要求一定很高。那么这种写好故事，写新颖具有戏剧张力的内在要求，是否是您最初的写作风格冷酷而内敛的一个诱因？请谈谈大学时代对您的影响。
　　金仁顺：我读的是艺术学院戏剧文学专业。相对于其他中文系的学生而言，我的文学体系缺少坐标，杂乱无章。这对于写作倒无伤大雅。我对戏剧性确实很有兴趣，但当然，不是晚报新闻那种戏剧性，而是真正源自于人物内心世界的，充满张力的那种紧张感和荒谬性。好的戏剧中，每句台词、每个动作，甚至沉默，都负载着使命和意义。这一点确实对我的小说写作有影响。
　　张丽军：您的作品多数都以悲剧收场。有人认为您的作品“埋藏着悲剧性的，近乎残酷的宿命苦果”，您是怎么看的呢？古往今来的戏剧中，悲剧更能触碰人的灵魂。那么您的作品是否受这种悲剧情怀的感染呢？您是想用悲剧来深化您作品中的故事，还是您本身就带有这种悲剧的情怀？
　　金仁顺：人是脆弱的，人性是复杂的，生命是无常的。这几样因素集中在一起，悲剧是自然而然的，不是我刻意如此写，而是生活原本如此。我很希望自己能写些喜剧故事，温暖的故事，但前提是，这种喜剧和温暖是真实、不做作的。这个真的很难。
　　张丽军：您的作品《水边的阿狄丽娜》被改编成电影《绿茶》，您有没有看过呢？您觉得这种改编是升华了《水边的阿狄丽娜》还是仅仅呈现出其精彩之外，抑或没有完成你想要的风格？
　　金仁顺：刚刚公映的时候，觉得还不错。遗憾当然也有很多。但对于一个短篇小说的衍生物而言，过得去吧。二○一○年，我又看了一次这个电影，我非常不喜欢这个电影了，对白如此油滑，令人汗颜。
　　我后来参与了另外一部电影的创作，《时尚先生》，它的阵容没有《绿茶》那么豪华，形式上又不许我做根本改动，电影因为反映时尚生活，难免浮华浮夸，但那个故事和人物的核质，相对而言，倒是朴实真诚的。但谁知道呢？也许过几年，我会再度汗颜也说不定。
　　张丽军：您非常喜欢的中外作家是哪几位？是哪些作品？他们对您的创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金仁顺：这个单子要是列起来，真是太长了，一定要说吗？
　　这么说吧，每个时期喜欢的作家作品都不同。有些作家作品是一以贯之地喜欢，什么时候读都喜欢，像马尔克斯；有些则随着时间流逝被淘汰掉；而有一些，以前没发现有那么好，随着阅历的增加，回头读，越读越好，像托尔斯泰；我现在喜欢的作家，是理查德·耶茨这类的，诚恳、真实地描摹人生，像《卫报》说的，“耶茨是个讲真话的无情作者，他从不考虑让读者心里好受点儿。”而且即使经过翻译，文字仍旧精准精彩得让人吃惊。
　　张丽军：您的作品中很大一部分是在描写爱情，关于都市的爱情故事在您的笔下充满了浮华与游离。在您的作品中爱情是脆弱的，欲望与冲动才是支配感情的原动力。您在用各种爱情故事来试图探测人性和情感的肌理，那么您在这种探寻中有没有找到爱情本来的样子？或者说您在用这些故事质疑和揭露什么呢？您是想用冷酷的爱情故事击碎什么吗？
　　金仁顺：就如同你说的，爱情是脆弱的，欲望和冲动才是支配感情的原动力。我们对爱情有各种各样的质疑，但谁都不能否认，爱情是生命中的传奇。人生如果没有爱情，那该多么乏味。
　　爱情充满不确定性，能让人上天堂，也能让人下地狱，还能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地暧昧不明。激情消退后，它又因为跟婚姻关系挂着钩，而对家庭对社会影响深远，这样的主题，文学怎么会回避？
　　至于冷酷？我小说里面的爱情冷酷吗？呵呵。我不觉得冷酷啊，最多是直面现实吧。爱情容易让人耽于幻想，而幻想是非常不可靠的。我写爱情的时候，只不过在孔雀开屏时，把它的背面也展示出来了而已。
　　张丽军：您的写作应该是从一九九六年开始，至今您的作品数量并不算很多。但您的作品的笔力却是沉厚的。您对写作的态度如此认真，那么写作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写作给您带来了怎样不同的人生呢？
　　金仁顺：写得多或者写得少，都是习惯而已。写得多或写得少，除了收入上有差距以外，对大多数作家而言，没有太大区别。有些时候，少就是多，多反而是少。
　　人生很短暂，能让我们认真对待，并且一以贯之地保持严肃态度的东西并不多。文学，至少小说写作对我而言，不只是职业和兴趣，随着写作年龄的增加，它类似于我的宗教。有些东西，只有在你真正陷落，并抵达到一定的深度时，才会明白个中的奥妙和意义。
　　写作最了不起的地方，是给予了我一个内在的世界。这个世界的存在，使我可以在外部世界的动荡中保持平衡，而且每篇小说，无论长短，都是一个走向自己内心深处的通道，反之亦然。这种沟通非常迷人。
　　张丽军：“写作，或是任何形式的艺术创作都不仅仅是自我表达。这是一种交流。”这是当代小说家雷蒙·卡佛说过的一句话。您的作品也绝不仅仅是一种自我内心的简单表达，您在通过您的小说与作者交流，您的爱情小说总是充满着神秘与受挫。那么您想用这样的爱情故事与读者交流怎样的爱情观呢？
　　金仁顺：爱情观说到底是人生观。当然爱情有很多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爱情的功用太多了，既能让人把最真最好的部分袒露出来，又处处都是伪装和表演。同时还是白日梦最适合的空间。多少女生以为自己是暂时沦落市井的灰姑娘，早晚能邂逅王子；而多少男生以为自己能遇到朱丽叶，纯情，多金，愿意为他殉情。醒醒吧，爱情不过是个荷包蛋，每天都见到，或者吃到。荷包蛋，往深刻了说，并存着月色清明和太阳朗照；讲实用，它营养身体和神经，价廉物美，多么好！
　　张丽军：您的作品语言可以用干净来形容，没有繁复的词汇。只有深入灵魂的文字幽灵。很多先锋作家喜欢玩弄文字，将文字作为一种挫伤读者阅读经验的手段。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新文学，是最有先锋性的表现。那么您对文字的掌控是如何理解的呢？
　　金仁顺：我个人的理解是，好文字和美貌美景一样赏心悦目，还要“更加”赏心悦目。因为文字直抵心灵。好作家通常有好文笔。而所谓好文笔，最重要的是“准确”。增一分则长，减一分则短，施朱太艳，敷粉太白。而准确本身带来的优美，回味无穷。
　　张丽军：您作品的结构都很简单，一条线索写下去，视角也并不像许多先锋作家那样，做随心所欲的空间转换。您的长篇小说也呈现传统的叙事结构。您是怎样看待传统叙事方式的？对于现代与后现代的形式实验您是如何看待的？
　　金仁顺：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也“探索”过。呵呵。我写过一些形式大于内容的小说，比如《听音辩位》、《名叫马和》之类，但越写得多，越觉得那种浮华的形式并不重要。相反，线条简单，故事的含金量反而要相应地增加。传统的叙事方式并没什么不好，旧瓶里装的东西有无真正的价值、有多少价值，才是重点。
　　写作时间越长，我对于现代以及后现代的形式实验就越没兴趣。尤其在现在这样的时代，抖机灵，玩形式，完全可以选择其他的领域。当然我这么说不是说写作就该从此停滞不前，只向后看，事实上，写作的内容跟时代精神是血肉交融的，它的与时俱进，与时俱变是必然的。
　　张丽军：您的近作《春香》写得华贵唯美，大气磅礴。但相对于文字的华美，人物的命运与人性的叩问显得有些轻了。您在写给《收获》杂志程永新的一封信中表达过您写作长篇的困扰。请您谈谈您的长篇之困。那么在写作《春香》时您是否也出现过写作的困扰呢？在《春香》中您的困扰是否得到解决呢？
　　金仁顺：写《春香》初稿的时候，我心态相当放松，只想写故事，写人物，好玩儿的那种，但完成初稿后，所有关于长篇小说写作的问题一一摆到眼前，我这才发现，我还没准备好写长篇呢。所以，这个小说就放下了。这个期间我在《收获》上发表了两部短篇小说，《爱情诗》、《彼此》，跟程老师时有交流，他想起来了就会问问我，有没有改《春香》？我说没有啊。说说也就放下了。二○○七年的时候他又打电话给我，还是希望我能把那部小说写出来。我想，作为素材放了这么久，也确实到了该有个结果的时候了，于是就下决心改。就改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要说困扰，现在也是困扰的。我觉得写作中的困扰，或者说困难是永远伴随的，每部作品，困扰和困难都不同，但都存在。
　　张丽军：《春香》在故事情节与人物性格上都很像您早期的一部短篇小说《伎》。您在写作《春香》时，是否在继续着《伎》中所讲的许多故事？《春香》又在《伎》之外揭露出什么？您觉得《春香》的创作是否存在着遗憾？
　　金仁顺：本来就是从一个民间传说里面衍生出来的，《伎》是短篇，还是过于简单了些，无法把这个故事的复杂性呈现出来，所以，在写过《伎》七八年后，我写了《春香》。
　　《春香》有很多不足，但我倒不觉得怎么遗憾。在我那个时期，它充分体现了我写作的特点。
　　张丽军：您在《时间的化骨绵掌》中曾说过，“写作十年，我的生活如今可以用‘沉静’来形容。我的写作始终不能——我也不想——把‘超越’‘理想’‘崇高’之类的词具象化。对我而言，写作更像是一个可以独处的房间，能让我看看树，看看天，无所事事。”您的写作是完全个人的事件，并不想进行自我超越。您在遵从内心来写作，是什么让您对于写作有如此沉静的想法？是什么让您的内心如此平静又如此深刻？
　　金仁顺：我是在阅读中成长，在阅读中成熟的那种人。学校教育的意义对我倒不大。阅读是令人沉静的。
　　在写作上，我没有什么野心，也没有什么目标，顺其自然。劳伦斯有句话挺逗的，“我做的是艺术。如果我想写，我就写；如果我不想写，我就不写。”在中国当下，纯文学写作能带来的名与利可以忽略不计，但遵从自己的内心需要，想写就写，不想写就不写，写作这件事是多么优雅奢侈啊。
　　张丽军：在您的作品中，大概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少年青春小说，一种是都市爱情小说，一种则是古典爱情小说。这些小说中很少涉及地域和故事背景，很少触及时代与历史，虽有时代与历史的外衣却很少深入探讨故事与时代历史的关系。您为什么不将地域的标志写得更浓烈更清晰呢？
　　金仁顺：不强调背景的好处是，读者会把注意力都放在小说的故事以及人物身上。就像舞台上的追光，起到突出强调的作用。太阳底下无新事，时代不同，地域不同，但人性是相似的。在人性方面挖掘，远比罗列背景有意思。
　　有些小说，比如古典题材，我还是多写了几笔的，尤其是在衣食住行这些方面，一是这会让小说更有质感；二是这些闲笔里面处处埋伏着人物的情感。
　　张丽军：您是朝鲜族，那么您的这种少数民族身份对您的写作是否有影响呢？您的一些朝鲜族叙事作品写得很好。《桔梗谣》写得很温暖，也很动人，后来的《春香》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种细腻的温情力量，这是否是您写作的另一个路数，抑或是一种新的突围与人生发现？您的新作《爱情走过夏日的街》，与您的短篇相比也少了早期的冷酷与寒冷。是什么让您将作品写得如此温暖，没有了冷酷人生的深刻思考，只有对温情的一往情深？
　　金仁顺：年纪渐长，阅历增加，难免发现少年时代的锋芒虽真诚却也幼稚。这样就难免想写点温暖人心的作品。但这类作品的前提是，不能虚伪。
　　朝鲜族身份对我而言是个很重要的符号，以前我只在古典题材方面涉及朝鲜半岛背景，但最近几年，我陆续写了《桔梗谣》，还有《梧桐》《云雀》等等小说，视角放在了当下的朝鲜族人群中间。但《爱情走过夏日的街》不能算数儿。它不是小说，是个影视故事。
　　张丽军：在您的作品中，女性总是飘忽不定又自立自强的。她们对于身体并不坚贞，而对于爱情的坚贞也并不坚强，《月光啊月光》中的女人；《爱情冷气流》中的万依；《啊朋友，再见》中的白芷。您对于这种女性是如何看待的呢？是什么造成她们的爱情错位？
　　金仁顺：爱情对很多人都是错位的，只是，千姿百态的人，千姿百态的错位方式。现在这种社会，女人常常是纠结的，就业机会使她们能像男人一样自立自强，但情感方面几千年来的传统意识又时常困扰着她们，患得患失是必然的。女人对身体的态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坚贞的重要性远远低于自立自强。
　　张丽军：您是七○后作家，可以说您这一代作家所经历的历史与六○后作家所经历的是有天壤之别的。六○后作家经历了很多历史所带来的伤痛，他们对于来自时代与历史的痛感更加敏锐也更加勇敢。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经常看见历史的尘埃与时代的波涛，而七○后作家的作品中题材是多元而复杂的。您对于七○后的写作方向有什么看法吗？您遇到的长篇创作困境，您认为是个人性的还是七○后整体性的？您是否认为中国七○后作家面临着长篇创作困境？
　　金仁顺：六○后经历了“文革”，所以，他们生来就带有历史的痛感，而他们发表作品时，正好是中国八十年代的黄金期，“文革”刚结束，国人对文学的热爱前所未有的热烈，几乎等同于宗教，他们的写作真是恰逢其时。而七○后，一方面写作时间开始得相对晚一些，另一方面，当我们开始写作时，金钱至上的理念已经风行全国，文学退回到它原本的地位，边缘、守望、思索。这种背景注定我们的写作是多元的，跟六○后比，也注定要缺少一些历史感。
　　写作是相当私人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因人而异。七○后整体的写作困境到底在哪儿，我不敢遑论，但一个共同的困难也许是在写作持续力上。很多这个年龄段的作家涌现出来，转而又消失掉，这个世界变化之快，选择之多，令人目不暇接，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程序处于不断更新中，我们必须努力在外部和内部的双重震荡中寻找内心的平衡点。有了这个平衡点，才能更好地表达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和态度。
　　张丽军：作为当前国内颇具实力、潜力和资质的作家，您认为您是否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您取得创作成绩的创作经验是什么？
　　金仁顺：断断续续也写了十五年了，不知不觉有些模式了。模式，或者说风格吧，难免有两面性，受到表扬的同时也要被批评。我个人的经验是，不要因为写作时间长了，变得油滑，有腔调，这是非常令人厌烦的。诚实、诚恳地写，并且持续下去。我们或许抵达不到什么高峰，但为自己营造个心灵的后花园，却是完全可能的。
　　张丽军：您谈到了长篇创作的困扰，不难看到，您对自己的创作情况是很清醒的，也是要求很高的。您认为自己的不足或局限是什么？
　　金仁顺：我的局限应该是来自生活和经历。线条简单，也没什么波澜。有些作家可以依靠自己的经历写作，我肯定不属于这一类。所以，拓展自己就非常必要了。
　　张丽军：请您谈谈您未来十年的创作计划或想法。
　　金仁顺：没有什么具体的计划或想法，一直写下去就很好。（来源：《芳草》 张丽军）
&&&&&&&&&&&&&&&曾红雨：《白鹿原》：从小说到电影&
　　坐在电影院里，银幕上不时闪过大片金黄的麦田，据介绍是王全安导演走遍大半个北国，在海拉尔找到的。电影，每一秒钟都得赚钱，当然必须强调视觉效果，如果按照原著中麦田分三六九等，一疙瘩一块的，怎能有冲击力？片中还不时穿插秦腔的扮相及唱段，“又一个热心介绍关中民俗的导演”！上半场，年轻观众们不断笑场。难不成一部史诗般的作品被戏谑处理了？非也，是电影叙事的局促使没有看过原著的观众体会不到它冷峻的视角、深沉的内核。残酷的现实是，在原著辉煌的文字面前，影像和声音竟如此苍白。
　　自传出《白鹿原》将拍成电影的消息后，争议就没断过，多数人怕糟蹋了这部“三十年来最成功的小说”。而且，张雨绮在影片公映之初，对田小娥的理解也挺令人吃惊的：“田小娥在影片中是一个白富美的角色，遇到了白鹿原上一群男屌丝。”她说：“鹿子霖和田小娥的关系，就像今天的某些小领导和他们的小三。”虽然王全安力挺夫人的直率和单纯，虽然张雨绮此说也许只是为了博上座率，但如此“浅入浅出”的解读似乎轻薄了这部茅盾文学奖作品的经典气质。
　　《白鹿原》是1993年6月出版的，它的创作时间从1988年4月即开始，历时4年。它所反映的时间跨度从清朝末年到解放之初长达半个多世纪，以陕北大地普通人的生活为主线，刻画了一系列形象鲜明的中国人，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大戏：巧取风水地，恶施美人计，孝子为匪，亲翁杀媳，兄弟相煎，情人反目，国共之争……基本上，每个人物身上都体现了复杂的人性，描述了在激烈的民族矛盾及宗法背景的家族纷争中人们心灵的无所皈依。二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当年阅读的触动还历历在目，为作者大胆犀利的笔触和惊世骇俗的观点所折服。陈忠实对政治意识的不偏袒，对政治力量的不评价着实令当年的读者震惊，继而引发深深的思考。
　　《白鹿原》问世后的二十年间，也是我们国家和个人正在成熟的二十年，我们的视界、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史学观发生了巨大变化，有些甚至是颠覆性的。所以现在重读《白鹿原》，自然会有不同的感受。依然赞叹陈忠实是个讲故事的高手，厚重而又极具表现力的语言，将各色人物以及他们的命运，交叠在沉重的历史氛围中。时局动荡、兵荒马乱、血雨腥风，渺小的个人无论怎样挣扎都不得不被裹挟在时代的大潮中，左或右、革命或反革命、修身养性不问世事者，哪一个能自保？个人更喜欢小说让读者接触到的中国传统风俗、中国人的精气神。整篇小说50万字，从帝制到民国到抗日到国共斗争，风云激荡家国情仇，感觉上人物性格形成及事件发展偶有语焉不详、转承生硬之处。开篇不久，鹿子霖对白家的刻骨仇恨就来得有些突然，“乡民公约”一节对赌博吸毒问题的解决过于简单，黑娃由匪到共的转变铺垫也不够。小说最感人的细节之一就是鹿兆海的葬礼，结果却笔锋一转，鹿兆海的死因并非抗日。这样处理是时代和个人局限性造成的，现在看来是处败笔。煌煌50万字，尚有吃力或不从容的地方，一部154分钟的电影又怎能透彻地传达原作的精髓呢？在看电影之前，这些疑问就产生了。
　　直至真正看完电影了，才明白，原来，影片就是围绕田小娥展开的，其他人物诸如白灵、白孝武、鹿兆海，甚至作者理想寄托的朱先生、冷先生等全部删掉；原来，关于白鹿的传说及它在人们心中的重要地位，片中完全没有涉及；原来，电影在抗日战争一开始就戛然而止，其后的风云际会不再展示。该片拍摄完成时长220分钟，在戛纳放映时166分钟，国内公映154分钟。王全安说过：“300分钟基本上是面面俱到了。但老百姓看电影的习惯，应该是接近3个小时，再往后脑子都有点儿蒙了。我个人还是更偏爱220分钟的版本，我觉得是两方面都兼顾。”许多人也将影片的支离破碎归罪于电影审查和票房压力，不过我感觉，就是再加上一个小时，起承转合的突兀依然会存在。时间长短当然是重要关节，但是不知道编剧兼导演的王全安是否同意，《白鹿原》作为一部经典长篇小说，有许多内涵是影像无力表述的，所谓“不能说，不能说，一说就错”！
　　电影一开始，鹿子霖对皇上退位了、革命了的行为和语言就充满了肤浅的玩耍成分，完全看不出几千年帝制土崩瓦解、旧有秩序荡然无存带给人的惶恐和迷茫。看电影前，有网友评价该片“不见白鹿原，只见田小娥”，还觉得有些苛刻，看后总结，这样的批评挺厚道。以影片的情节取名《白鹿原》的确大而不当。一个人，或者多说三个人的命运怎么能称得上是“民族的史诗”呢？电影太急着讲故事了，人物关系、人物感情、人对命运的选择等等全都简单化，一切都是急急忙忙的。只见情节，不见人物，只见叙事，不见内心，只见身影，不见表情，甚至觉得以这样的处理，张雨绮对角色的理解应算贴切。
　　《百年孤独》一直没有被拍成电影，因为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同意。他认为，《百年孤独》成功是因为许多拉美人认为它写的就是自己身边的事、是自己的亲人，但电影会毁了小说成功的特征，因为电影不允许有普遍认同的特征，演员的脸(如格里高利·派克)就成了人物的脸。“他不可能是你叔，除非你叔叔长得像他。”马尔克斯的话值得我们反省。几千年来，哪怕是乱世，中国文化仍然能保存传承，得益于中国有一个以亲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得益于中国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血脉家族的纲常观念。这些，在小说中有完美的体现，所以有评论说《白鹿原》展现了“中国传统最美的部分”。但是，电影中基本没有表达出来，只剩下严厉、不近人情的外壳，似乎倒契合了五四以来对民族自身文化的一味批判和否定，以至身边的年轻观众们看得嘻嘻哈哈的，完全不认同白嘉轩的“道”：“祠堂不让入就不入呗，什么了不起的事！”
　　电影《白鹿原》命运多舛，吴天明、谢晋等名导都表示过极大的兴趣，囿于主客观条件只得作罢。47岁的王全安导演为它花费了八年时间，期间还经历了漫长的审查、电影节参赛的尴尬和上映档期的临时调整等波折。但是，载体不同，表现力自然有高下之分，有些事情，不是下大气力、加大投入就能成功的。（来源：吉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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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烨：刘震云越“绕”越丰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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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长篇小说《我不是潘金莲》
自2009年推出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之后，刘震云向人们亮出了他在长篇小说写作上的新写法，那就是用一种看似随意而为，实则缠绕不已的叙事，把一个似乎简单又日常的小事情，渐渐叙说成一个盘根错节的大事件。《一句顶一万句》中的主人公杨百顺，就是在找人“过话”的过程中，言语总不投机，事情不断出岔，结果名字被莫名地改换了，命运也悄然地改变了。他莫名其妙地远离了故乡延津，而且无论如何都回不去了。如果说《一句顶一万句》里的缠绕式叙事多少还有一些斧凿痕迹的话，那么，新作《我不是潘金莲》以村妇李雪莲告状为主线的叙事，就几乎是自然而然、浑然天成了。由此，刘震云于生活与艺术的无缝对接中，找到了他直面现实、切入生活的独特方式。
　　读李雪莲的故事，确实会在貌似直白的叙述中把你渐渐引入曲婉，让人在看似平常中辄感意外。在这里，刘震云把他的“滚雪球”式叙事手法运用得鬼斧神工、游刃有余。不见端倪的平地风波，不期而然的苍黄翻覆，李雪莲的故事所体现的刘震云手法，让人不能不信服，又不能不惊叹。
　　李雪莲告状一事的起因其实很简单：与前夫秦玉河说好为躲避生二胎将要受到的处罚，二人先假离婚，之后再复婚。但当真离了婚之后，秦玉河又娶了新妻子，压根儿不理她了。李雪莲很是气不过，她想使事情回复本来的面目，但又束手无策、回天乏术。本来是想找法官王公道问询当年与秦玉河假离婚之事有无翻案可能，孰料只讲法理不论情理的王公道一口回绝，认死理的李雪莲只好去找法院的专任委员董宪法、法院院长荀正义，在先后都遭到拒绝之后，她又去找县长史为民、市长蔡富邦。法院、政府都求告不成，领导也不把她的事真当回事，李雪莲又回头去找前夫秦玉河，只想听他说一句当时确实是假离婚的实话，不料秦玉河竟当着别人的面，说她本就是“潘金莲”一个，这使李雪莲旧仇未消又添新恨，她认为自己再不继续追究下去就是默认了秦玉河的诬陷，这是她坚决不能容忍的。于是，先前的为了讨一个说法又转变成为要还自己一个清白，遂把上访告状当成洗清不白之冤的惟一手段，成了一个不屈不挠上访20多年的告状专业户，从镇里到县里，从市上到省上，各级领导都被她不时牵动，成了地方的“老大难”。李雪莲的故事，真是像民间俗语所说的那样：“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头。”
　　李雪莲的故事，由小变大、由少成多，由私人事件成为公共事件，由婚变事件成为政治事件。作品运用了一个并不奇谲却很有奇效的手法，那就是遵循不同人物和不同领域的思维定势与行为逻辑，让事情顺着各自的思维与逻辑自然延伸，自行发展，但因不同的思维与逻辑之间的不兼容和相互抵牾，使得事情眼睁睁走向了各自愿望的反面。李雪莲起初所要寻求的，是让前夫承认此前所说的假离婚，并切实履行与她说好的再结婚；但已离婚再娶的秦玉河不愿再折腾，只想维持已有的现状，为让李雪莲彻底断了念想，不惜以“你是潘金莲”的说法予以诋毁；无可奈何的李雪莲只认人说话要算数的朴素道理，自己不能说服和制服秦玉河，就希图借助法律、政府的力量达到自己的意愿；而法律、政府方面，只认公开的证据，不认私下的约定，不能凭着李雪莲的一面之词便去改判婚案，因而无法使李雪莲得遂己愿。而李雪莲期望能引起更大的注意，只好不断上访，甚至寻机“智闯两会”，为了避免造成公众事件，从镇到县的法院与公安都多次出警，极力阻拦和搜捉李雪莲。李雪莲和大家出于不同的目的和用意，都忙得团团转。在这里，不同的人有自己行事的基本逻辑，而且不无合理，自成体系，但这些不同的逻辑之间，显然缺少某种有效的勾连与相互的兼顾。比如，在相互了解基础上的相互信任，相互信任前提下的相互宽容等。尤其是各级政府部门的领导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不是躲，便是推，甚至防，使得李雪莲的事情不但得不到及时解决，反而越来越无人问津，甚至成为一个笑谈。于是，李雪莲为了自个儿的一桩小事，路越走越远，人越找越多，事也越说越气，状也越告越大，小雪球滚成大雪球，终使“蚂蚁变成了大象，芝麻变成了西瓜”。
　　《我不是潘金莲》经由李雪莲的遭际，实际上揭示出了当下基层社会平民生活的基本形态，那就是各个领域都有自己固有的规则、潜在的利益。而这种自成系统的规则与利益总合起来，就构成了一个看似有秩序，实则冷冰冰的大氛围。他们究竟如何作为，外人既无权过问，也无可奈何。对于李雪莲这样有冤屈又爱较劲的人来说，这一切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使问题越积越多，积重难返。从这个意义上说，李雪莲20多年来一直告状又没有结果的遭际，既是她个人命运的一个悲剧，也是以这种鸡蛋碰石头的方式对基层社会生态现状做一个测试。测试的结果是：一些社会职能部门确实少有积极作为，基础社会确实缺少应有的和谐。李雪莲的“我不是潘金莲”，是一句澄清是非的自我告白，其实也是一声无奈又愤懑的呼喊，它所引发的人们的警醒与省思，应该是多层次、多方面的。
　　刘震云由《我不是潘金莲》一作，显现出他新的小说写作姿态，是令人为之惊喜的。总体来说，是在最寻常的小人物身上发现戏剧性，在最日常的生活中寻找诗意，生活的智慧与艺术的技巧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和有机的融合。在这一取向下，刘震云把许多看来基本不搭的东西打通了，把看似完全矛盾的东西统一了，比如个别与普遍、偶然与必然、高雅与粗俗、率直与曲婉、平凡与奇谲、素朴与丰赡、日常与重大、复杂与简单、严正与诙谐、戏谑与悲慨，等等。而这混合了各种元素与各种旨趣的意蕴与妙韵，又都依存于语言，化作为细节，渗透于感觉，寄寓于叙事，只要你顺流而下地认真读来，一切都尽在其中，纷至沓来。这种倜傥不羁、胜似闲庭信步的小说写作姿态，当是一个小说家日臻成熟和完善的重要标志。
　　我喜欢这个写作路子的刘震云，因为他的写作实现了既现实又文学，做到了既好看又耐看。我期望他在这一路的写作中，继续进取给文坛新的惊喜，给我们新的愉悦。（来源：文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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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红英伍明春：女性书写与欲望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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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小说选刊》2012年第8期
　　在现代化的语境中，女性书写与欲望场域成为越来越多当代小说的一种话语形态，从刘恒的《伏羲伏羲》到苏童的《妻妾成群》，从贾平凹的《废都》到卫慧棉棉的《上海宝贝》《糖》等，尽管书写的方式及反映的女“性”观念各有千秋，却无一例外契合了男权中心秩序被确立之后女性作为男性欲望对象的“爱情”共谋，正如刘慧英所言，“与一百年前的中国现实相比，无论男人或女人(在大多数人眼中，尤其是女人)身心上都得到了极大的自由和解放，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依旧是一个男权中心的时代，虽然现代化、全球化、多元化纷至沓来，男权传统的核心没有变－－男人依旧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中心和主人，而女性是边缘和配角。”(刘慧英《九十年代男女作家写作中女性形象的欲望对象化》，《中国女性文化》创刊号及第3期。)综观《小说选刊》2012年第8期，女性书写与欲望场域无疑是本期的重头戏，作家在浓墨重彩地观照现实的同时，也生动地为我们揭示了他们对当下女性问题的深刻思考。
　　荆永鸣的《北京房东》京味儿十足，他笔下的女主人公即“我”的北京房东方悦一贯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领着旅游公司的丰厚薪水，有一个在外企任经理处处依着自己的老公，在京城拥有两套房产和一幢别墅，人还特别实在、爽朗、漂亮。但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幸福的京城白领，却遭遇小三儿插足而意外婚变，“说实话，张弈胜对我一直不错，平时我要什么他给什么，即使我要个星星，他也会有办法不让我失望。我就是不明白，他这么宠着我，为啥还会去跟别的女孩睡觉。”方悦的“不明白”，道出了许多现代女性同样无法理解的困惑，她们可以外表光鲜、漂亮，神采奕奕地生活，却在强大的男权社会里，可能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男人可以在爱一个人的同时去和别人睡觉，但女人却不行。当她想用同样的方式去报复对方的时候，她的爱情就已经不存在了。中国当下女性，正如方悦，即便拥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和自尊的职业女性，在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体系之下，也难免成为男人移情别恋的牺牲品－－她们依然是弱者，依然值得深深地同情和祝福！
　　同样写婚外情，付秀莹的《无衣令》与《北京房东》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这篇小说的女主人公小让不是“被插足”而是实实在在的“小三儿”。这位来自乡村的“小三儿”在京城报社当清洁工，过着并不十分体面的生活，但她的青春姣好的容貌温顺的性格“挽救”了她，她后来竟然成了老总老隋的情妇，既不愁吃穿住，甚至也萌生了从临时工转为正式员工的企盼。可惜，好梦很快就被粉碎得七零八落，面对职场残酷的竞争，一向以为可以在情场和职场玩转自如的老隋，当职场遇险之时，竟毫不犹豫地欲将情人拱手相让以换取职场最大的安全，人性的丑陋与男性的霸权在这一刻露出了极为狰狞的一面。最终，小让落寞地回到了她的乡村芳村，而芳村有一个一直在等待她回来的老公石宽。与在京城意气风发欲望横流的老隋相比，身体残疾婆婆妈妈的石宽代表着的是乡村的宁静与质朴。在城市中水土不服的乡村女性小让最终还是回归这个乡村，尽管她并不情愿。
　　刘庆邦的《东风嫁》讲述的则是“失足女”米东风努力回归正常生活却无果而终的悲情婚事。在那个仍然裹囿着太多愚昧、封建、旧俗的村庄里，一个曾经浸染过现代城市腐化堕落气息的弱女子，要想重建自己的生存空间和生命尊严是如此艰难与险恶：乡间窒人气息无处不在的流言、愚钝乖戾的婆婆、贪婪自私的丈夫，如一把把利刃，将米东风残存的对婚姻对生活的热情与渴望一丝丝剥离殆尽。当努力争取的婚姻在鄙视、折磨、谩骂、暴力的冲击下，甚至如《无衣令》中小让一样，在男人无休止的欲望场域之下(老隋是权力欲望，米东风丈夫却是金钱欲望)最终以惨败收场，女性作为弱者的被动地位再次在男权中心话语之下凸显出来，并由此引爆婚姻的死亡之局，这个死亡之局也预示了米东风未来生活的黑暗之旅，令人震撼与痛惜！
　　同样为女性题材，马金莲的《难肠》与鲍十的《冼阿芳的事》虽少了对男权与欲望的抨击，却多了日常生活的烟火气和人情味。在这里，无论《难肠》中身为女儿、妻子、母亲一身挑的“她”，还是家庭中的强势母亲冼阿芳，都是勤劳、善良、忍耐、一心一意照顾家庭的好女人。纵然她们或顾此而失彼，或叨唠令人厌，但她们充满矛盾的生活和情感，却在一种涩涩的苦与淡淡的悲中，逸出一股浓浓的爱与汩汩温情，令人动容。
　　与上述女性书写不同，刘荣书的《换心》、冷启方的《复仇》与姜贻斌的《事故》无一例外都从突发事件的偶然性中揭示事件的必然。那结果就像一马平川的原野，突然出现一条深不见底的峡谷，让人在惊骇之余亦觉眼睛为之一亮，闪耀着意外发现之后的喜悦。其中刘荣书的《换心》别具匠心，它的主人公范子增因为一次换心手术性情大变，由原来木讷不苟言笑的人变得热情、热心、开朗起来。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发展。可就在一个节骨眼上，因为一张不起眼的报纸上一则小小的原本为“歌颂”式的报道，却将范子增捐赠学校的“好人好事”瞬间逆转为一把刺向他的封喉剑：他被发觉竟是多年前一桩命案的凶手！这是故事的明线，而故事背后还隐藏着一个神秘人物，恰恰是这个从未出场不知名不知姓的神秘人物，操纵和导演了这故事的一切，富有传奇色彩，险象环生。
　　情节奇而巧的还有李新勇的《黄河大合唱》，这是一篇多有争议的小说，却是一篇难得的切入当今社会现实与时代症候的小说。在城市包围农村，乡村越来越成为空巢的当下，不但乡村面临巨大的灾难，就是城市也一样，高度的泡沫化快餐化也正以极大的速度正在侵蚀着人类文化的精神根基：我们是不是跑得太快了，我们的灵魂跟不上我们的躯壳！这是一位有良知的作者发出对于我们社会现实的深深质疑。在这里，进城务工进而大紫大发的农民刘一刀是农村和城市双重泡沫化的典型，而曹公公这条听得懂人话的狗则是作者设置的一只清沏无邪之眼，忠城而无比执着地守护乡村原有的文明和秩序，并试图挽救乡村或城市正在或即将经历的某些灾难：乡村的荒凉、老弱留守人员的寂寞与病痛、城市务工者的迅速堕落，公共社会安全的“蚁洞”等等问题。事实上，这些问题无一不牵动社会的敏感神经，足引起读者深入思考。
　　此外，本期陈九的《水獭街轶事》反映百年纽约华人悲惨命运、铁凝的《七天》充满着对现代性的质疑、艾克拜尔·米吉提的《5路车站》展现的浓郁民族风情、鲁敏的《西天寺》表现现代生活的空虚与无聊等，视角不同，风格各异，也都颇值得一读。（来源：新华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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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富道：文学成全了周元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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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元镐，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当过农民、烧窑工、码头工、报社编辑记者。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天下》，长篇纪实文学《我们为刘晓庆辩护》，中、短篇小说集《无字的花圈》，儿童文学《风筝飘飘》以及剧本《文革爱情》《白蝴蝶黑蝴蝶》《红肚兜》《仙女》等。
　　一起喝酒的时候，元镐给我敬酒总爱说：“没有刘富道，我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
　　这是套用伟人的一句话，在我听起来像是戏言，而元镐总会强调他的真诚，一个获得城市身份的农村人的真诚。
　　我在湖北省军区政治部当文化干事期间，曾经主编湖北民兵革命斗争故事集《滔滔洪湖浪》、《巍巍大别山》。我们组织了一个有50多位军内外作者参加的创作学习班，集中修改作品，周元镐便是其中之一。他是潜江县的农村青年，他的作品《风筝飘飘》文字清新可读，那是1975年，还在如火如荼的文革之中，这样笔调的作品尚属凤毛麟角。1976年后《人民文学》杂志社有意调我去做编辑工作，我把它推荐给了《人民文学》我熟悉的编辑向前，得到她的认可。过了一段时间向前给我来信，说这个作品中还有“三突出”的痕迹。我又到潜江同元镐商量，做了去掉这个“痕迹”的文字工作。《风筝飘飘》以短篇小说的名义在《人民文学》1977年第4期发表了。这对于当时的潜江县来说，算是一个轰动性的新闻。一时间各地改编连环画改疯了，成功改编的有9家出版社，上海改编的一种就发行了200万册。
　　编第二本民兵故事集时，我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就从军内和地方借调两个人来帮忙。我跟陶处长一道驱车潜江，在乡下找到周元镐时，他还在田里做活。当天晚上，他住进省军区三道街招待所，这个青年农民做起了编辑工作。这正应了一句古话：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元镐在省军区帮助工作有三四年时间，我到武汉军区以后，他还留在那里，因为有这段经历，很多人以为他当过兵。
　　在文学这条路上，元镐起步早，起点高。因为有上述那些经历，元镐后来考上武汉大学中文系插班生，并且当上了班长。在校期间他创办了白校徽文学社，校长刘道玉亲自到场祝贺文学社挂牌成立。炙手可热的武汉大学学士学位，成为他在我们城市里的通行证，相当自由地挑选到一份满意的工作。
　　我曾经被元镐的小说迷住了，他笔下的江汉平原，让我十分向往。只有元镐知道，我动过一个念头，要主动脱下军装，放弃“高官厚禄”，让自己的生活平民化，到潜江去当一个农民。我甚至让他带我在潜江乡村考察过。我以为在江汉平原落户了，我的创作就会腾飞起来。后来我没能实现这一转变，也是元镐给我浇了一瓢冷水，因为他太了解乡村，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我曾经被元镐的襄河系列小说震撼过，他的《襄河一片月》《月照襄河渡》《无字的花圈》等作品，代表了他在写作高峰时期的成就。后来，他有长篇小说、长篇纪实文学及一大堆剧本问世或等待问世，但都没有超过他高峰时期的水准。
　　几十年的友谊还在，家父家母在世时，都喜欢他来玩。我的生日在正月，元镐每年选在我生日那天，来给刘干事刘老师拜年。近几年我不让他来了：一怕他破费，二怕我受累。我觉得是文学(而不是刘某人)改变了他的人生，他应该用高品质的文学回报社会，他完全可以心无旁骛地写得更好。
　　今年是我的本命年，有晚辈朋友为我庆生，他同张道清相约来了。他们是在省军区时认识的，张道清现在影视编剧圈子的红人。酒席间元镐又来老一套，没有刘富道云云。在他称我兄长时，道清不依了。原来，在军营里，小儿子喊他们周叔叔、张叔叔。等儿子长大了，道清主动让我儿子喊他张大哥，他不能容忍周叔叔还继续保留原辈份不变。（来源：湖北日报）
&&&&&&&&&&&&&&&&&&&&&&&&樊星：当代地域文化研究的重要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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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中国当代文学的西藏书写》&
　　王泉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中国当代文学的西藏书写》最近由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在我看来，该书的学术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自1980年代马原的“西藏故事”在文坛上产生了“轰动效应”以来，写藏区文化的文学精品层出不穷——从马丽华的大散文《藏北游历》《西行阿里》到阿来的名作《尘埃落定》、安妮宝贝的力作《莲花》……有关的评论也时有所见。然而，好像一直还缺少一部从头梳理当代文学中西藏叙事的来龙去脉、全面研究藏族作家与汉族作家共同打造当代西藏地域文学品牌的厚重之书。读王泉的这部书，我感到他成功地填补了这个空白。他不仅对那些广为人知的文学名篇作出了深入浅出的评论，而且对更多不那么有名(有时候，有名与否显然与时世或者运气有关)、但自有独特的文学价值的作品进行了“抢救性”评点。其视野之开阔，远及报告文学、旧体诗；目光之深邃，直至1950年代。我甚至觉得，正是在对于众多默默无名的作品的重新发掘方面，王泉的这部书凸显出可贵的学术意义：它不仅是研究当代西藏文学最详细的指南，而且揭示了西藏文学崛起的深厚基础——正因为有了大批文艺家长期不懈的共同努力，才为西藏文学能够产生闻名遐迩的经典作品创造了适宜的氛围。我是一直欣赏这样的研究态度的：在已有的“热门话题”之外，去发现新的史料，去提炼新的问题，去开拓新的园地。创新，不仅仅体现在从“热门话题”中挖掘新的亮点，更体现在通过自己对不为人知的史料的发掘去打开新的局面的努力中。
　　另一方面，这部书对于当代西藏文学的文化意义的揭示也耐人寻味。西藏有大美，才吸引了众多的作家和游人。然而，西藏的魅力绝不仅仅在自然的大美上。王泉认为：“许多汉族作家突破了狭隘的大汉族主义思想，主动表现藏民族的生活，并从中吸取人生与文学的启迪，获得了自我的超越。”在现代化、全球化的时代浪潮中，越来越多的人却感到了现代化的困惑、全球化的不公，因此而“怀旧”，而悄悄走上返朴归真的道路。马原对西藏泛神论的认同、马丽华对藏地神秘奇迹的发现、阿来对权欲的嘲讽、对“聪明反被聪明误”的诙谐点化，还有安妮宝贝因为西藏散发出疗治当代人精神创伤的魅力而感动……都在冥冥中烘托出“反思现代化”的新时代精神。我曾经在《“改造国民性”的另一条思路——论当代作家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发现与思考》一文(见《文学评论》2008年第4期)中指出：新时期“西藏文化热”的兴奋点突出在“神秘”二字上。“西藏的宗教信仰，西藏的神秘感觉，一直到今天，还是汉族青年超越苦痛与烦恼的精神力量。”“文革”的“信仰危机”一方面导致了“世纪末情绪”的不断蔓延，另一方面，也促发了许多人去“重新寻找生存的峰顶”。如此说来，“西藏文化热”就不止于“反思现代化”了，还具有“重建信仰”的积极意义。如果我们把眼光再放开些，看到与“西藏文化热”遥相呼应的“寻根热”(我这里不仅仅指的是1980年代一部分青年作家的“寻根热”，而且还包括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1966年发表的、被誉为“再现拉丁美洲历史社会图景的鸿篇巨著”的杰作《百年孤独》，还有美国黑人作家亚历克斯·哈利在1976年出版的那部产生了国际影响的家史小说《根》，以及前苏联吉尔吉斯作家艾特玛托夫在1980年发表的同样具有国际影响的小说《一日长于百年》。我相信，这些不同民族的优秀作家在年代不约而同写出的重温民族历史记忆的名作共同推动了当代“寻根热”的高涨)，则“西藏文化热”的丰富而深远的文化意义也就不言自明了。当代人的西藏叙事还在发展。相信对“西藏文化热”感兴趣的人，会从此书中收获多多。（来源：文艺报）
&&&&&&&&&&&&&&&&&&&第二届西部文学奖颁奖
　　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党委宣传部主办的第二届西部文学奖颁奖典礼近日在伊宁市举行。
　　赵光鸣的《江安巴依的金子》、乔叶的《月牙泉》、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的《天亮又天黑》和敬文东的《韦小宝自述》获得了小说奖。章德益的《早年的荒原》、郭晓亮的《月光依旧是月光》和亚楠的《亚楠诗选》获得了诗歌奖。蒋蓝的《流沙叙事》、李娟的《报应》和毛眉的《红都纪行》，获得了散文奖。欧阳可惺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与地域文化》和纪梅的《恰达耶夫：骠骑兵与历史哲学家》获得了评论奖。
　　第二届西部文学奖，相比于第一届做了很多调整。在获奖作品的选择和评比上，做到了内地与新疆的名额大约相等，因而既注重了全国性，又关注了西部地区的作家与作品。除小说奖、诗歌奖、散文奖和评论奖之外，本届评奖还增设了FIFTH奖(第五个奖)，奖给剧本、童话、纪实文学等体裁的作品，这样就有效地拓展了文学的疆域，有利于新疆文学的发展。今年的FIFTH奖，由甘肃作家叶舟摘取，他的获奖作品是诗剧《燃情岁月》。
　　据悉，从第三届开始，西部文学奖将每两年评选一次，设立为“西部文学双年奖”。从明年开始，西部文学奖既是《西部》杂志的期刊奖和新疆汉语言文学的最高奖，同时也将打造成新疆的首个全国性文学奖。（来源：文艺报余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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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瑶：汪曾祺谈吃的韵味&
　　最近对汪曾祺的散文关注比较多。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汪曾祺的语言很奇怪，拆开来看，都很平常，放在一起，就有一种韵味。”
　　印象最深刻的是汪曾祺笔下的“吃”。“汪曾祺谈吃，一点也不气派”。土豆、萝卜、干丝、枸杞、荠菜、马齿苋等家常菜蔬，经了他的操刀摆弄，再用闲散随意的文字描述给我们，所传达的已经不是“口齿留香”能够涵盖的无穷韵味。
　　比如《萝卜》一篇，可谓“萝卜文化”的大荟萃。可生吃，家乡(江苏高邮)的杨花萝卜，极脆嫩，有甜味，富水分，除了生嚼；可凉拌上酒席，家乡特有的穿心胡萝卜，直切开来与山芋片同卖。沿街叫卖的泰州紫萝卜，吃后嘴唇乌紫乌紫的；在淮安读中学时和同学买一堆花生、尽情吃一顿的青萝卜；在天津“听玩艺儿(曲艺)吃萝卜”，“吃了萝卜喝热茶，气得大夫满街爬”；心里美萝卜是北京特色，吆喝起来“嗳萝卜，赛梨来——辣来换——”一刀切下去，咔嚓咔嚓的响；而张家口的心里美萝卜，甜、脆、多汁，讲究吃“棒打萝卜”，往地下一扔，啪嚓，裂成了几瓣。可煮，家乡吃白萝卜只是红烧，或素烧，或与臀尖肉同烧；江南人的白萝卜常与排骨或猪肉同炖；四川人用白萝卜炖牛肉，甚佳；扬州人、广东人的萝卜丝饼，极妙；北京人炒萝卜条，是家常下饭菜。可腌制咸菜，家乡腌制萝卜干用的是红皮圆萝卜，全家动手齐上阵；扬州酱园里的酱腌萝卜头；北京有小酱萝卜，佐粥甚佳；大腌萝卜咸得发苦，不好吃；四川泡菜，红萝卜、白萝卜都可以；湖南桑植、峨眉山有卖泡萝卜做零食的。
　　汪曾祺一生，游历广阔，对每一个生活过的地方，都怀有浓厚的感情。家乡的萝卜最好，“或者说自我长大后没有吃过这样好吃的萝卜”。“淮安青萝卜比天津的好。大抵一种东西头一回吃，总是最好的”。总而言之，“萝卜原产中国，所以中国的为最好。”这样的文字看似随心率性，但细品之后，那真挚、淳朴的家国情怀，表现得自然、贴切。（来源：西安日报）
&&&&&&&&&&&&陈幼坚：我喜欢听见水声，看见水的流动&
　　陈幼坚迷恋数字27，无论餐厅台号，还是看演唱会的日期，遇见27，他常会发上微博，甚至将自己的画廊也命名为27，因为这是他的生日。27画廊与工作室相连。推开印着红色27的玻璃门，正对着一个十字架，由8幅达明赫斯特《献给上帝之爱》的印刷品构成，左边桌上立着一尊慈眉善目的石佛头像。这，也许就是陈幼坚所谓的东情西韵。
　　穿过画廊展厅，再绕过朱铭太极木雕，就进入办公区，走廊两边的书架主要摆放设计、艺术类书刊。书架上，毛主席像的旁边是佛像，佛像的旁边是观音，观音的膝下是猴子，再看回毛主席像另一边的旁边的旁边是一堆肉呼呼的卡通丘比特娃娃！而其他零零碎碎的毛笔、陶瓷碟、英式闹钟、各国的可乐罐，以及他获过的十多个奖项??混乱而又平静地散布在各个空隙里。室内四周排列整齐的书堆上，各立着一件玩意，木头或陶瓷兔雕，石刻的菩萨，巴斯光年玩具模型，水晶玻璃眼睛的日本人形男女娃娃，曾梵志雕塑品画作??安迪沃霍尔和华特迪士尼的手稿，这些以为会被高规格接待、钉在墙上仰望的大作，只默默躲在书堆旁。100年前象牙雕封面的《圣经》、竹简包着的《康熙字典》，幸好还是被礼遇进了书柜。台面上有只小巧的鸟笼，让人想起旧时茶楼阿叔阿伯手托的鸟笼，原来这是陈幼坚为活化茗茶文化而设计的滤茶器，当滤茶网从鸟笼取出时，如同鸟儿飞翔，还可以听到清脆的鸟鸣。
　　博物馆内到底有多少册藏书，陈幼坚心里也没数，从介绍外国人如何看东方的英文古籍书CostumeslaChine，到因童年最爱《西游记》而购买的《西游漫记》画册，再到100年前的日本版画书??凡是能带来新鲜视野的，都会被纳入收藏名单。做品牌和设计，少不了要与潮流同步，他自然也会捕捉当下年轻人的意识形态。
　　但大众明星他追的不多，倒是有两本金城武和安室奈美惠的写真集，这两人曾经是他的偶像，也代表了90年代日本的流行文化符号。
　　他常翻看荒木经惟厚达720页的摄影集。比起街拍大师森山大道，陈幼坚认为荒木的作品更能展露人性。对于荒木敢为人所不为精神的赞同，也体现在陈幼坚偏好的音乐上。年轻时，他是YMO乐团（YellowMagicOrchestra，坂本龙一先前的乐团组合）电视节目的忠实粉丝。此团推崇西方流行文化，以行为怪诞出名。他们有一场演唱会，演完了顺便把舞台也烧了！陈幼坚激动地说道。
　　日本文化深深地影响着陈幼坚的早期创作。设计上，有日本的安迪沃霍尔之称的大师横尾忠则，让他相当仰望。三岛由纪夫对横尾评价是：完全把日本人内置的无法忍受的东西全部呈露出来??一种多么低俗的极致的色彩，一种无礼的艺术。他很善于表现日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复古艳丽风情，早期《笑傲江湖》的电影海报，便有明显的横尾忠则痕迹。
　　工作室和家里的书房，陈幼坚笑称就是老婆和女朋友之分。不过，家里的书房只有工作室的三分之一，书籍类型都差不多，但家中略为潮湿，不宜存放古籍。在目前的工作室里，无论站或坐，都能平视海岸线，但他还不满意：这毕竟不是一个专用于藏书的地方。请陈幼坚描画理想中的书房，他只思考了两秒：有一张很大的单人沙发椅，可以躺在上面看书，还可以愜意地边阅读边听音乐。书房里要有水的存在，我喜欢听见水声，看见水的流动。
　　B=《外滩画报》& C=陈幼坚
　　B：这些这么特别的书是在哪里买到的？
　　C：这本看相的书，20年前在弥敦道的中华书局淘到，书用传统的樟木竹简包住，在旧时李翰祥的电影里，藏书阁里书的包装就是这样，保护书不被虫蛀。这本迷你版《康熙字典》是在北京的旧书局觅得，字是手刻在木板上，用原始的方法印刷。还有这本COSTUMESLACHINE是一本英法双文书，展现了洋人穿清代服装的有趣模样，1800年左右出版，铜版画加手工上色，在荷李活道的一间英式古董店HoneyChurch买到。我曾经用这批相片，作为文华东方酒店花店的包装。现在可以看到这类书大多是散页，完整的一本书，多数只能在大英博物馆看到了。这本书本来想拿去英国维修，因为边角已经脱落，怕内页被破坏，还是先不修了。
　　B:你收藏书籍有什么标准？
　　C:我收藏书籍，最重要的是它能给我新的灵感。我并非一个纯做文字的人，而是一个做视觉的，看完文字以后我也会产生新的思维，启蒙我做事的新方法。看书看文章的过程实际上是在洗脑，潜移默化地改变人的观念。
　　B：你收藏了大量旧海报，也保存了和初恋女友的电影票，有没有这样的一本书会让你想起过去的一段经历？
　　C：有，台湾汉声出版社的《老月份牌广告画》。海报并非在上海发现，而是在北京琉璃厂。从30元卖到300元，再到后来1000元、3000元一张，我感到很奇怪，原来在这期间有人和我同时在抢购，就是汉声出版社。他们一买就是几十张，原来是为了出书，来记载中国商品发展的历史。那时我感觉更要买得快点了，出完了这本书，海报就不止这个价钱了。
　　B：最近在看什么书？
　　C：最近在看台湾翻译的隈研吾自传。2006年时，他的公司只有60多人，而现在已增加到90多人，他提到如何维持公司的独特性，最重要的是个体性。他在全世界有60多个项目，每天就用手机、iPad和同事联络，和我一样也在盯着每件事和每个计划。隈研吾比我小6年，做的项目规模比我的大很多，他是我心中新的英雄。我看隈研吾的自传也是在学习他的管理过程，因为我也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如何维持公司现有的水平，又能不断扩大，这需要思考。
　　B：旅行时通常会看什么书？
　　C：看时尚和室内设计的杂志或书。我看视觉的书吸收得很快，一条裙子、一个空间、一个图形，已足以让我很多联想。整个飞行过程中，上飞机前看的内容已经存入了我的脑海，然后再吃饭啊，聊天啊，很开心。无论我再累，都善于将自己放在一个放松的环境中。
　　B：会在网上买书吗？
　　C：会啊。会在亚马逊买市面买不到的绝版书。最近买到了安迪沃霍尔50年代的书。
　　B：香港铜锣湾的诚品书店开幕，你去了吗？
　　C:开幕当天有去，还有一天晚上12点多到那，看见有年轻人在那里看书，他们没有去KTV，也没有满大街走，真的是在那里看书，原来在香港也可以培养这样的文化氛围。我以前去台湾，也喜欢逛坊间的小书局，见到台湾人拿着本书，躲在一边，拿着一杯茶由早栋（站）到晚，很享受的样子。应该鼓励年轻人多阅读。（来源：外滩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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