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元帅与“土改”――记贺龙与陕北义合会议--中国共产党新闻--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开国元帅与“土改”――记贺龙与陕北义合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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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国土地会议到义合会议　　1947年7月至9月，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中央工委所在地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会议详细地研究了中国土地制度情况及各地土地改革的经验，对“五四指示”进行了修订，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大纲》经过中共中央批准，于10月10日正式公布。《大纲》正式规定了消灭封建半封建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会议批判了不敢放手发动群众，照顾、维护地、富利益的右倾错误，但没有注意防止“左”倾错误的发生，提出了“一切权力归农民代表会”、“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等错误口号。这些口号，是在全国土地会议召开之前，在解放区的土改试点中提出来的。1947年１月31日，中央派康生、陈伯达率考察团到晋西北考察并帮助土改。康生在临县郝家坡，陈伯达在静乐县。在郝家坡，康生提出“查三代”，即本人、父亲、祖父三代中有过剥削的即是地富。破了产的也算，这样便把许多人查成破产地主或富农。他认为干部中凡是地富成分或沾上边的都是“石头”，提出“大小石头一起搬”，“拆庙搬神”。还提出了“贫雇农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口号，唱起了“进了村子找头头，找到头头找岔岔，找到岔岔就斗他，斗了大的斗小的，筷树林里选旗杆”的歌曲（筷树是一种丛生的树条子）。康生、陈伯达在晋绥土改试点中的极“左”政策，给晋绥土改造成了极大的恶果。不仅造成了组织领导上的混乱，而且还出现了乱斗、乱打、乱杀的现象。对于土改中的扩大化及出现的打人、杀人的错误，刘少奇在给中央的报告里曾经提到过。但刘少奇提及的问题并没有引起中央及土地会议与会者的注意。这样，各地到中央开会的代表就带着注意反对土改中“左”倾的情绪回到各解放区。　　日至25日，西北局在陕北绥德县义合镇召开了各地委（绥属县以上）及边区一级机关干部党员大会。到会的约800余人。会议以传达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的决议与精神为中心，检查部门的各项工作，检查干部的立场，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彻底翻底子。贺龙、习仲勋、林伯渠、马明方、王维舟等都参加了会议。会议由贺龙致开幕词，习仲勋做总结。会议当中，贺龙做了报告。　　贺龙重视解放区土地改革　　对于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贺龙一直是很重视的。1946年晋绥军区高干会议后，为了加强部队群众工作的开展，军区政治部组织了两个工作团，分别到晋西北和吕梁前线去开展群众工作。在８月22日工作团临出发前，贺龙、李井泉同工作团人员进行了座谈。贺龙讲了自己当红军军长时，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的经历。他对大家说：“今天，发动群众的政策没有变，只是内容是减租减息吐苦水，挖穷根子。”贺龙还要求大家：“要在部队里大讲根据地老百姓，有没有饭吃、衣穿？有没有耕牛、毛驴？炕上有没有被子？我们建军是靠老百姓，靠根据地，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方针。”　　同年９月15、16日两天，贺龙又分别同工作团成员谈了话。贺龙说：“现在的一切问题是地方工作，兵员补充，吃饭穿衣都要靠老百姓。地方工作做不好，什么工作也做不好。”　　在1947年５月６日晋绥军区建军大会的总结报告中，贺龙要求部队：“积极参加土地改革，要把建军的基础搞好，我军才能有充足的人力物力来源，军队人员才能为保卫土地拼命斗争。”他举例说：“右玉战斗失利，我们两个连长被敌人包围，与敌顽强斗争，仍无法退出，最后壮烈殉职，都是家里分得土地的。”　　同年６月18日，贺龙、李井泉、周士第、甘泗淇联名向部队发了训令，明确指出：“土地改革是我们全党当前的一个庄严的历史任务，是支持长期战争，争取革命胜利的中心环节。……军队必须成为贯彻土地改革运动的工具。……在部队内部要进行土地改革的教育，要使大家明确，彻底消灭封建剥削。”　　同年９月24日，贺龙与赵林、李井泉、张稼夫、武新宇等联名发布《晋绥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告农民书》。《农民书》中向农民兄弟姐妹喊出：“咱们农村彻底翻身的日子来到了！”“要彻底打垮地主阶级”、“彻底平分土地”。　　义合会议继续全国土地会议“左”倾错误的原因　　对于土地革命，贺龙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对于执行中央土改的指示，也是十分坚定的。但是由于康生、陈伯达在晋绥的土改试点中即存在着严重的“左”倾，而全国土地会议中不仅未予纠正，反而又把反对右倾作为主要内容。因此，贺龙对于土改中“左”的倾向将造成的恶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虽然他在1946年晋绥军区高干会前，曾到静乐的大夫庄及岢岚的中寨进行了调查，发现了过重打击富农、严重侵犯中农利益等问题，并于９月在他领导下由分局颁发了一个方向正确的基本原则，但是，由于康生、陈伯达试点经验的干扰，由于全国土地会议重点反右，由于义合会议上虽然“有材料，并且很多，但是对边区具体的土地改革问题却反映不够”等，造成了贺龙对土改中的“左”倾错误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同时，对于土地政策由减租减息到土地革命的转变过程，贺龙当时“是没有弄清楚的”。还有，对于下面反映上来的有关土改的材料，由于战争的频繁和紧迫，贺龙等也缺乏详细深入的调查，而这些材料却又成了确定义合会议解决土地问题的主要依据，这也是促成贺龙对边区土改做出错误估计的主要原因。比如，有一段材料中称：“边区有新老两种地区，平分是否对老区适用？持适用观点者认为，老区是几十年前分过，当时一般来说，分得比较粗糙，兼之时隔已久，变化很大。现在看来，存在漏地主、以多报少等问题，加之地主、富农回收土地，造成大量公地被侵占，新移难民无地种等。另外，老区不仅有封建残余，且党内也不纯。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因此也要和新区一样的发动群众分土地。”　　西北局给毛泽东所写的报告中，也谈到了关于义合会议制定土改政策的依据。报告称：一、取消观点、右倾都存在。三边以地委秘书长李合友为主主持土改，他们认为三边地广人稀，地主一般自力耕种，剥削甚微。农村中没有阶级关系。二、在一些县以上干部中认为土改不是土地革命，还不是消灭地主阶级，不是阶级斗争。绥德分区县以上干部一般都这样认为。于是，他们召开地方座谈会，要地主、富农献地，想使地、富也对土改满意。王明也到了那里加油。他在绥德何家石试办了试点之后，下了个结论说：何家石试办的不错，地主也满意了。在许多地方，先给地主留地，而后再分给农民。农民的土地要求满足与否不管。分地之后，还要农民与地主联欢，以示感谢。“诉苦不见面，分地双碰杯”。三、在分配问题上，以绥属几个试办区的情形，地主富家留地多，贫雇农没得到满足。四、干部窃取果实十分严重。　　这些，都是导致西北局在义合会议上继续全国土地会议“左”倾错误的原因。　　11月1日，贺龙在会议开幕式上讲话，号召“各级党委、各级政治部召集各种会议，动员全党、全军及一切组织，派遣大批干部下乡，发动广大的农民参加土改运动，贯彻土地改革”，并要求“应在党内外说明现今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的严重性，农民受压迫、受剥削及其悲惨生活的严重情况”，指出“只有根据广大农民要求实行彻底平分土地，才是现今彻底解决中国土地问题最好、最公平、最易实行的办法”。贺龙以坚决的语气告诫大家，只有消灭了封建与半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才能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和农民生产积极性，并使我们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去战胜卖国贼与独裁者蒋介石。　　习仲勋在会上做了总结报告。贺龙同意习仲勋的报告，并于11月25日会议闭幕时讲了话。他说：“今天土地法大纲，政策上是一个重大转变,又转到土地革命上，消灭地主阶级。”他要求大家：“应很好地掌握这一点。今天对于地主阶级是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消灭，只留他一个肉体，并留一分生活。”他提醒大家：“这个斗争是残酷的。”在会上，他给大家念了一副对联：“削削削，削尽土豪劣绅；杀杀杀，杀尽贪官污吏。”在谈到平分土地中对中农的政策时，他说：“对上中农，我们要联合，但在平分土地问题上不能向他们让步。下中农要得到利益，中中农也可以得到一些利益，贫雇农是我们的依靠,主要满足他们的要求。”在讲话中，贺龙点了安文钦、李鼎铭、霍子乐等人的名。贺龙也想到了杀人、打人的问题，他在会上也反复讲了几次，他说：“我们要响大雷不下雨。”可惜，这个精神到会代表没有带回去，而是把消灭地主宁“左”勿右这一套带了回去。　　林伯渠也在会上发了言，他说：“土地改革是个大战斗，要打倒封建的统治阶级。这个阶级从周朝就开始了，这个阶级到了该消灭的时候了。这个阶级是中国落后的根，不挖出源不会自死。帝国主义要维持这个阶级。每个党员都要觉悟到这一点，肩负这个任务是光荣的。”　　在这次会上，还介绍了其他解放区的土改经验例子。其实，这些经验例子正是其他解放区所犯的错误。　　给晋绥土改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失　　由于会议没有按照老区、半老区的实际情况规定土改的具体方针、制定划分阶级的规定、明确禁用肉刑、不得侵犯中农利益、保护工商业等具体政策,没有提醒大家防“左”却又把右当成重点，加上会后参加土改的工作团不专业，又没有集训，工作上急功近利，提出3个月内把土地问题解决了好生产等原因，造成了边区在土改问题上的偏差。　　贺龙后来在谈到义合会议中的“左”倾情绪给陕北土改带来的不应有的损失时，难过地说：“‘左’的时间并不长，不过一个月的时间，便死了200多人。而最可惜的是一部分农民不该死的。当时仲勋同志的总结，带原则性的装走，不带原则性的同志们也装走了。彭总在一个电报上讲，延安3家工商业搞垮了。地主兼工商业这一条，处理上是有错误的。这我也是一个，我是西北局的常委。”　　习仲勋在1948年10月一野前委扩大会上讲道：“客观事物发展很快，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很少。一年来，我们有很多错误，如义合会议即有错误。会上虽然解决了一些右的错误，同时又犯了‘左’。毛主席说，‘左’的错误在抗战中就有了，而边区是在义合会议后。葭县在一星期中死了七八十人，当时离中央不过百里。这说明自己在政治上不是有把握，事先事中，均未向中央报告，见了毛主席才说出了会中的情形。”　　土改工作之外的意义　　义合会议虽然在土改问题上，因为“左”的情绪带来了问题，伤害了一些人。但总的来说，义合会议仍然是陕甘宁边区一次有重大意义的会议，实际上也是一次整党的会议。　　事实上正是如此。　　在义合会议召开之时，陕北边区已经进行了8个月的战争。残酷的战争，暴露出边区党、政府、军队在组织上、工作上的许多严重问题。如投敌事件屡有发生。　　对于这些问题，贺龙严肃地指出：“党要公开交群众审查。对于不称职干部，我们一定要调开，不要姑息。干部与党员交给群众去审查、撤换。只有这样，把党改造成为土地革命的党，把政府改造成为土地革命的政府，把军队改造成为土地革命的军队，土地革命的任务才能完成。”在这次会议上，贺龙本着治病救人的态度，批评了一些犯错误的同志。贺龙对犯错误的干部说：“应该诚恳地接受同志们的批评，接受党的审查，很好地反省自己，改正错误，前途是光明的。”贺龙还以肺腑之言说：“我对同志的批评方式不好，有些同志被我顶得很难过，这一点我也想到了。同志们想一想，积压了这么多年的事，你不打大雷，那怎么叫醒呢？但是雨要小小下，如果下大了，就又犯了错误。主要是搞通思想，一棒子打死的办法是错误的。”　　在会上，西北局党委处分、撤换、法办了一些贪污、盗窃、走私违法、失职附敌的干部。　　会后，西北局发了《义合会议通报》，要求党政军各部门以义合会议精神，检查一下本单位的工作，整顿党的组织。　　据有关史料记载，在义合会议后，通过初步整顿，2000多名党员干部受到了教育，有效提高了党员干部的阶级斗争觉悟，坚定了他们对敌斗争的意志。　　习仲勋在1948年８月４日西北局干部会议上讲到义合会议时说：“通过义合会议，官僚主义打掉了许多。各地领导，工作作风深入了，对各种错误倾向和工作缺点采取了比较严肃的态度。那些强迫命令的作风，自私自利、胡作非为，以致侵犯群众利益等现象大大改变了。如果没有义合会议，各项工作无法完全回到党的路线上。如果没有义合会议，全边区如此迅速地完全改变战争初期那种混乱状态，发动这样大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并迅速纠偏，在对敌斗争上、恢复基本区工作上、克服灾荒工作上和开展新区工作上都有显著成绩，那是不可能的。有些分区会议，虽然没有能够很好掌握义合会议思想上严，组织上宽，即‘打响雷，下细雨’的方针，方式上有不妥当的地方，但揭发和批判了过去工作中各种错误和严重现象，是成功的，也是基本方向。”　　事实上,义合会议中关于土改的“左”倾情绪并不是主流,而这种“左”倾的情绪也是由于战争的残酷和小资产阶级的急性病产生的。实践证明,会上所提出的有关土改的各种具体政策基本上都是正确的。会上也曾批评了乱杀人的现象,但未明确禁止用肉刑；提出了划分阶级,但未具体做出规定；提出了对上中农、新富农土地平分，但未提自愿原则；提出了对地主兼营的工商业部分，只说不分散，但未提坚决保护。这些缺点的性质都是属于策略和步骤方面的，不能说是义合会议的主要方面。会议中提出的整党及批判干部队伍中错误的东西都是完全应该的。　　及时纠偏　　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后，很快觉察到土改中“左”倾的危害。他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信，信中说：“毛主席：我在土地会后起草的那个指示，因为运动已向前发展，如发那指示，不仅无益，而且有害，现在运动中的偏向主要已不是右倾，而是‘左’倾过分。”　　毛泽东在信上批示：“完全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　　对义合会议中的缺点、错误，贺龙丝毫不加以掩饰。　　事实上，义合会议之后不到一个月，当贺龙发现了土改中的问题后，立即同习仲勋等“跑着纠”。这时中央召开了杨家沟会议，毛泽东做了《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会上迅速制定了纠正各解放区土改中“左”的倾向的政策，贺龙同西北局的领导根据中央杨家沟会议精神，对义合会议关于土改的错误部分进行了修订，使西北的土地改革运动迅速走上了正轨。　　此后，他曾多次在各种会议上进行公开检查，及时地提出了纠正错误的措施，并向一些有问题但批评方式不对或处分过重的同志道歉，并给他们平反。1948年4月，他找在义合会议上被宣布撤职的绥德分区司令员吴岱峰谈话，一方面指出他的问题，一方面检查了自己对他批评的态度、方式不好，言辞过激，并亲自宣布恢复他的司令员职务。　　在1948年8月西北局高干会上，贺龙说：“我们犯了错误，搞死了人，我们不要把这个责任推到贫雇农身上，你这一推又会使各阶层发生不团结。纠‘左’不彻底的地方，哪怕是一分也要纠正过来。”对于那些被错划了成分，错伤的群众，贺龙说：“中农土地被拿多了要调整，有些人不该死的死了，要帮助他们生产，照顾他们的子弟读书，没有土地帮他们解决土地。”贺龙在会上检讨了自己，他说：“义合会议上防‘左’不够，批评自己不够，划分阶级上犯了错误。特别是我态度不好，方式最严厉，把斗争搞起来了，我批评了安文钦、李鼎铭，我念了那副对子，还介绍了其他解放区的一些村村点火、家家冒烟的例子。这些例子正是其他解放区所犯的错误。”贺龙心情沉重地说：“义合会议对西北党也是一个重要的会议，这个会议里面有一些错误，在这些错误里面，我负的责任八分就是八分，应负九分就是九分，错了就错了，错了改正。”　　他于1948年9月在西柏坡向毛泽东所写的报告中，以沉重的心情检讨了自己。报告中写道：“义合会议中，在批评方法上还有缺点，特别是我，对于在‘三三制’政策执行上，对开明绅士缺乏原则性的迁就，对于财经部门、保安部门工作中所存在的一些严重现象，批评方式上过于严厉，这也是不应该的，这主要是由于我在紧迫的战争情况下，对各方面工作的转变，要求过急了一点。”　　贺龙这种知错即改的良好品德、不护己短的坦荡胸襟，受到了同志们的一致称赞。　　（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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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井泉与贺龙、习仲勋、王尚荣等在西安
李井泉（），江西临川唱凯人.
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至1933年先后担任红军独立第三师政委，红21军政治委员，红三军团四师政治部主任，第一、第三补充师政委。1932年8月中旬作为红21军政治委员参加了乐安战役；-28日，率部参加了“黄陂战役”。1934年参加长征，历任中央直属纵队政治处主任，红四方面军政治科科长、红二方面军四师政委。
1935年任遵义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120师358旅副旅长、政治委员，中央晋绥分局组织部部长。率领属部北出绥远，深入开展游击战争，转战于归绥、包头山区，粉碎了敌人15次大规模的“扫荡”和围攻，为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战功。
解放战争时期，李井泉历任晋绥分局书记兼晋绥军区政治委员、华北第三兵团政治委员、入川南下支队政委等职，先后领导和指挥过晋绥地区的土地革命、绥包战役以及进军西南的战斗。此后一度与邓小平、贺龙在一起，为西南地区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建国后，他先后担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是中共第八、第十、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顾委常委。
1982年8月退居二线。
日病逝于北京。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评价其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土，无产阶级革命家”。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最宠信的两个封疆大吏柯庆施和李井泉，一东一西，分别管辖着华东和西南两处战略要地。柯李二人就像是毛泽东的“哼哈二将”，对毛的乌托邦式“大跃进”亦步亦趋、推波助澜，把毛的极左路线发挥到了极致。他们也都因此而深受毛的赏识和重用，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双双被提拔为政治局委员，进入中共最高权力中心。毛任命的地方大员里只此二人享此殊荣。
李井泉主政四川达17年之久（），其间他先后担任过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他常常是在毛泽东的已经过左的政策上再加倍偏左。闻名于世的天府之国在“大跃进”时期竟被弄成一个饥饿之乡，多达八百多万人饿死。川民为他取了各种外号：“李警犬”，“李阎王”，“李左王
”，“土皇帝”等等。其间，李井泉也为四川做出了不少贡献。他积极领导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发动群众大搞水利建设，重修都江堰等；大力发展四川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在改变西南贫困面貌中，政绩卓著。我们还必须承认李井泉将四川大量的粮食运往北京，从而避免的京城的饥荒，稳定了全国的局势，这是四川人的贡献，李井泉却不为川人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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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2月，寒风料峭，滴水成冰。然而无法阻挡的春天，已经悄悄地来到了江南大地。旷野间，枝头上，点点嫩绿正在蓬蓬勃勃地绽放。
这天一早，唱凯仓下村人产鼎沸，热闹非凡。村民们以无比急切、无限喜悦的心情，等待着李井泉第一次返乡探亲。
确切地说，自从离开家乡，投身革命，身任要职的李井泉已是第二次回归故里o
1960年5月，李井泉，在上海参加中央的一次会议后，途经南昌，和元配夫人肖里一起到了久别的故乡小镇唱凯。一下车，便提出要到仓下村看看。那时唱凯到仓下未修大路，加上连日来春雨霏霏，乡间小路烂成了一团泥浆。县里的同志为了安全，开着一部吉普去试探了一下，结果车子“搁浅”在半路上。李井泉望着近在眼前的家乡，决计步行回村。他撑着一把布伞，迈着大步；，踏上了泥泞之途，但很快被随同人员婉言劝阻。看到这样的情况，公社书记很不过意，建议他到抚州小住一晚，第二天乘车返村。李井泉摇摇手说：“我住下，你们要老百姓连由为我修路，怎么行?”他谢绝了公社领导的好意，只在公社尽舀窥休息，就勿勿驱车赶回了南昌。
短暂的停留时间里，李井泉仔细询问当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当他了解到大跃进中全民办食堂时，这里到处的树木都砍光“了，群众现在缺柴烧，便鼓励大家发展沼气，解；延燃料的不足，并建议县委组织技术人员去四川参观沼气建没。当他得知仓下村还没有学校，建议要在村里办个学校，免得年幼的孩子舍近求远，到周博巷去上学o
1960年初夏的过门未入，在李井泉的生活中，留下了一次深深的遗憾。
这一回，他终于如愿以偿。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李井泉打算好好地把家乡看个够，把乡亲们的话听个够o上午九时许，车一到仓下村口，李井泉就急切地下了车。走到村前一幢印字屋旁，儿时的记忆浮上心头。李井泉指着面士邛字屋，操着浓重的乡音，肯定地说：“这是毛仂的屋!”被称做毛仂的村民恰好站在屋边，听了这话，望着来人，惊喜万状地连忙接口：“井泉呀，我就是毛仂!’’副委员长与儿时的伙伴又是握手，又是寒喧，高兴得眉飞色舞。老实巴三的毛仂拘束地笑着，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这时候，乡亲们都激动地围上前来，你呼我喊，令李井泉应接不暇。在村民们的簇拥下，李井泉来到自家门前。保卫人员见人太多，催促他尽快进屋。李井泉却站在台阶上乐呵呵地说：“今天是我李井泉演戏，我要在台上多站几分钟o”后来有人端出一把滕椅，他便坐在自家门前的一株袖子树下，笑盈盈地向村民们招手致意。
见过乡亲，李井泉返身进屋。这是赣东乡间常见的那种一向四间砖木结构的民房，是他小时候和父亲一道挑土运石修建起来的。虽然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小屋依然显
得那样结实耐用。李井泉看看门窗，摸摸墙壁，不禁喃喃自语：“好!终于到家了!”此时，本村的，外村的，相识的，不相识的亲属，先先后后都赶来了，他们要仔细看看这位当上
了“大官”的亲戚，要向他表达山山水水难以阻隔的亲情，要向他倾诉久蓄心中的欢乐与苦衷……
妹妹屋英带了几个小孩从东乡县占圩风尘仆仆赶来，挤到最前面，亲昵地喊了声“哥哥”。李井泉非常亲切地和她拉起了家常，问这问那，当问到她有几个孩子，妹妹说生了大小七个时，他惊讶地喊起来：“哎哟，那么多！我生了七个，犯了错误，你也犯了错o”回过头，他又问身旁的侄婿万贵学：“你生了几个呢?”万贵学告诉他：“生了六个。”李井泉摇摇头，诙谐地说：“年纪轻轻的就生了这么多。中国人如果都象你们，粮食都要吃光啰！应该计划生育才是o”万贵学只知羞愧地点头，不知道该如何答话，他的爱人赶紧接嘴：“伯父批评的对，我再也不生了，下次就去结扎！”李井泉听了，这才连说：“对！对！”开心地笑起来。
李井泉关心家乡的一草一木。在当地干部的陪同下，他家挨户都走了走，又特地到村小学看望了师生。最后，迎着扑面的冷风，沿村庄转了一圈。看到村周围的树木稀少，他
求村干部要带领群众美化环境，搞好植树造林；看到村里的池塘大多荒废，他建议多养些鱼，增加收入，改善群众的生活；看到通往罗湖的小港上只搭了块跳板，他又提议修座
桥，方便过往的行人。
&&挨近吃中饭的时候，李井泉兴犹未尽，为了节省时间，他吩咐随同人员取出带来的饼干，招呼大家与他一同吃干粮。一边吃，一边又对生产队的干部说：“仓下是杂姓村落，李姓是大姓。你们不要以大姓压小姓，各姓之间要搞好团结，也不要同邻村去闹纠纷。不要认为我在中央工作，就去欺侮别人。我李井泉是共产党的官，不是国民党的官。解放前，地主周辉就是仗势欺人，所以被人民打倒了。现在仓下的干部都是李姓人，这不好。各姓都有能人，都该有人当干部。要象毛主席教导的那样，搞五湖四海嘛！&
&&吃过中餐，李井泉又邀请村中的李科修、李开修、李贤等几个老人座谈，一条一条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老人们提出小学教室不够，李井泉爽快地说，可以把闲着的那幢
房子利用起来做教室o当话题转到群众生活问题时，有人反映李玉祥的父亲病得快不行了，家里买不起棺木，李井泉甚为同情，立即让秘书从他的收入中掏钱买树，替老人做副
棺材。李兹祥谈到家中盖房万事俱备，就是缺木材，李井泉又交代公社干部，设法为老人解决10个立方米的木材指标o
说话间，李井泉询问起当年送他一杆长枪的黄蠢仔，旁边的人告诉他，蠢仔已不在人世。他脸色凄然，叫人请来黄蠢仔的妻子：送给他一些钱表示慰问。看到李井泉如此热心地为集体、为乡亲解危济困，他那在公社当干部的堂弟李地泉也嗫嗫地提出家属尚未转商品粮的问题，希望堂兄为他说句话。李井泉却严肃地说：“这种事，还是应该按政策办o”
开完座谈会，李井泉来到东乡河堤上。望着汨汨西去的河水，他对随行的同志深情地回忆道：“这堤上原有个亭子，小时候我在亭子里睡过觉呢！河岸边原来栽有不少的树，可惜现在都成了和尚头了!”
在旁的干部和亲属耽心李井泉受凉，几次劝说他回村。但他仍旧迎着凛然的寒风，兴致勃勃地在河堤上伫立了许久。
下午四时许，李井泉在自家的老屋前摆置酒席，款待亲属和当地干部。他知道家乡人喜欢吃红烧肉，一再关照厨房多准备些红烧肉。
按照随同人员的安排，酒席一共摆了两桌，一桌坐亲属，一桌坐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李井泉见如此场面，似有亲疏之嫌，便提议将两桌拼成一桌，并说：“这样大家更亲热!”他恭敬地请年迈的婶娘坐上，自己则在旁边落坐。席间，李井泉频频举杯，劝酒劝菜，气氛显得十分和谐融洽。
返回抚州地区招待所后，华东地质学院的造反派头头刘美贵等人，要求副委员长接见。李井泉皱着眉头，重重地说了两个字：“不见!”当临川县人武部的负责人向他汇报文化
大革命乱批乱整人，并诉说自己心中的种种疑虑和委屈时，他镇定自若地说：“他们这些人撑饱了饭，总得找点事干干。文化大革命就象涨水，采得快，退得也快。淮故意乱整人，决不会有好下场!”
日，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整整一年了。心情舒畅的李井泉偕同夫人杨荫梧由江西省行军区副司令员熊振武陪同，第三次回乡探亲。看到遍地将成熟的晚稻泛起千重浪，他的脸上也泛起欣慰的笑容。李井泉清楚仓下村的过去，由于地势低洼，又无水利设施，村子落雨就涝；涨起水来，附近“九梁十三村”的农民，都扛着锄头来这里决堤泄洪，致使大水直往仓下村里灌。农业歉收，老百姓不得不靠借贷度日。有的人家，长年吃红署杂粮裹腹，只有妇女生孩子时，才有碗粥吃。正因为这样，李井泉在四川任省委书记期间，就曾几次托人转告家乡的干部：要把农业抓好，要把水利修好。仓下村的干部群众牢记他的教导，齐心办农业，大力修水利，把生产搞得一年比一年红火，对国家的贡献也逐年增多。连续几年，被评为农业生产先进单位，受到县委、县政府的表彰和奖励。
出于对家乡生产的关切，这回一进村，李井泉就向大队干部和老农了解生产情况，了解农作物的产量和群众的收入，询问一亩晚稻，到底能打多少粮食?有人估算了一下，告诉他，可以打600至700斤。李井泉将信将疑，提议还是割一亩田试试。几个社员正要去扛打，谷机、拿镰刀，旁边有人轻声地提醒副委员长：“晚稻还没有完全成熟，现在割浪费大。”他听了，忙制止道：“算了，算了。既然会浪费，那就不要割了。”
队长李其祥的父亲李开修，是李井泉的父辈。老人家凡事肯动脑筋，也颇有见地。趁此难得的机会，他把积了多年的一桩心事端了出来：“，井泉呀，解放后我们的生产条件是好多了就是东河上没有一座桥，对临川、东乡、金溪三县交界地区的群众十分不便。万年桥倒塌了近百年，一直没人去修复。你可一定要想个办法哟……”李井泉听了高兴地说：
“你这个想法很好，正合我意！修建万年桥，既便利群众，又能发展生产。寿亭岗一带的荒山垦出来，对国家、集体和个人都大有好处。小时候我就说过要重建万年桥，这个桥早就该建了！”说完，他把陪同来的省、地、县、社四级负责人叫到一块，在陈述了建桥的种种好处之后，恳切地要求他们落实此事。同时，建议省、地、县各出资10万元，公社也适当拿一些钱，通力合作，争取尽快把桥建好。&
当晚，李井泉下榻抚州地区招待所。许多亲属随后赶来求见。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希望李井泉帮助解决。对于这些要求，李井泉的原则是：能帮助的尽量给予帮
助，不符合政策的一律不办。他苦口婆心地教育自己的亲属“要自力更生，不要依赖政府，也不要依赖我o”
李井泉的一个侄女从罗湖乡下赶来，请求伯父说个情，让她去当兵。李井泉回头询问担任仓下生产队长的堂弟李港泉：“港泉呀，仓下村是不是办了养猪场?”港泉回答：“办了。”李井泉又问：“养猪场缺不缺人?”港泉说：“还缺饲养员o”李井泉说：“那好，我这个侄女要找事干，就让她到你们养猪场去养猪，养猪也好嘛!也是工作!”说得侄女红着脸，厥着嘴，不再吱声。
唱凯院下陈家来的两个高中毕业的外甥女，也来找舅舅安排工作。李井泉知道她俩有文化，便问：“你俩要工作，愿不愿意吃苦?”两个外甥女异口同声说：“愿意！”李井泉听了，很高兴，忙笑着说：“前些时，我碰到一个在井冈山工作的老部下，他告诉我那里办了个造纸厂，条件差，招不到工人。你们愿意吃苦，又有文化，我介绍你们去井冈山造纸，如何?”两个外甥女听说是去革命老根据地井冈山参加建设，欢天喜地说：“好!好1我们去，我们去！”
李井泉姐姐李柳英的大女儿家里遭火灾，见面后很自然地诉说起自己的不幸。李井泉闻言很是同情，要县领导向民政部门捎个信，看有没有可能照顾一下?他还迟疑地问在场
的干部：“我这人脸皮厚，到处卖老面子，以后又要打倒。不知道这算不算是走后门?是走后门你们就不必传话了o”在场的县委书记叶学龄接口道：“我看不算走后门。遭灾的既是您的亲属，也是人民群众的一员，政府有责任关心他们o”
会见后，李井泉一再交代县、社干部：“对我的亲属，生产上的事可以帮忙，其它的事就不要理睬o”同时吩咐招待所：“我的亲属在所里用膳，记在我的帐上，由我来付钱。不要把地区招待所变成了李家祠堂o”
第二天，李井泉又驱车来到仓下，这里看看，那里走走。他屯有个孩子被同伴打了，正哇哇大哭，便对小孩说：“不要哭，不要哭。谁欺负你就同他斗嘛，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怕什么?”那个小孩听了很快止住了哭声，在场的人一个个都点头笑了。这时，有人告诉李井泉，他的侄子私自把他和父亲亲手建的房子卖掉了。李井泉怒不可遏地叫人找来侄子，当场训斥：“你年纪轻轻不思创业，只知道卖家产过日子，太不象话！这房子没人住不要紧，可以给生产队用嘛！做学校教室也行!生产队不是用它做过仓库吗?”侄子羞愧地表示：“伯伯说得对，我一定把房子赎回来！”
晚上，公社留吃饭。李井泉叮嘱菜不要多，也不要鱼肉，弄点芋头、南瓜、霉豆腐、粘米团子就行。李井泉津津有味地吃着家乡风味的饭菜，兴致盎然，谈笑风生。
日，秋高气爽，遍野金黄。李井泉夫妇由江西省副省长张国震陪同，第四次回乡探亲。一到唱凯，就问起重建万年桥之事。当听到万年桥因资金问题没落实，尚未动工时，他面露不悦，沉默了许久。突然，他提出要去东河对岸寿亭岗一带看看。当地干部即准备了一只渡船。一行人就从万年桥旧址横过东河。李井泉站在船上，指点对岸不远处的一片荒坡，动情地说：“这沿河的荒山开发出来，能种很多经济作物，今后的唱凯定比现在更加富裕。看起来，重建万年桥还是很有必要，也刻不容缓啊！”
回到唱凯，有人请李井泉为以后的万年桥题几个字，李井泉欣然答应，挥笔题写了“发展经济，方便交通”八个苍劲有力的大字。随同的省、地、县、社领导经过商讨，当场拍板，确定下月动工重建万年桥。李井泉高兴得连连拱手：“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临别，他第一次高兴地与公社干部合影留念。
日，担任中顾委常委的李井泉，和夫人杨荫梧一起，再次来到抚州。视察工作之后，又回到了家乡仓下村。
在仓下村，村干部一见面，就向他报告万年桥早已建成的喜讯。新桥长124米，宽7米，从开工到竣工，只用了六个月。他们还告诉李井泉；1982年夏初，临川遭受历史上罕见的洪灾，万年桥立下了大功，东河南岸成千上万被洪水围困的群众和牲畜，就是经由此桥转移到对岸的安全地带。为此，群众很感谢他，说他为家乡办了一件大好事!乡里有位老先生还在桥头题了四句诗：“万年桥复通，开国大臣功，掌权不忘民，井泉万代颂。”赞颂他的恩德。李井泉听罢连连摇手，说：“这主要是大家的功劳，是当地党委和政府的功劳，我只不过提个建议而已。”
&李井泉不顾年事已高，提议去离村一华里的万年桥参观。一路上，他关切地问起新桥建成后，寿亭岗的面貌有没有变化。陪同人员告诉他：新桥通车不久，寿亭岗农场的1600亩山地上，产量即创历史最高纪录，800亩桔园收柑桔160多万斤，并列入国家星火开发试点。就在这块昔日的荒坡地上，如今又在进行花生根瘤菌试验和低产田的改造。李井泉高兴得不住地点头：“我总算完成了一桩心愿，我总算完成了一桩心愿。”他兴奋地告诉乡亲们：“北方有一户人家，养了几百匹马，很快富起来了。希望家乡的农民乘改革开放的东风，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争取早日过上更好的日子o”
东河两岸的群众听说李井泉视察万年桥来了，成群结队地涌来看望。在平坦宽阔的水泥桥面上，李井泉遇见了几位小时候在一起放牛的农民，亲切地与他们说长话短。他还凭着惊人的记忆叫出了一位老太婆的名字，饶有兴味地与她拉起了家常，临别还高兴地与这位老太婆一起照了相。
回到村中，李井泉指着村里散乱的房屋，对村干部说：“今后老百姓盖房子，你们要作好规划，一排一排的盖，做到美观、整齐，显示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气派来!”他的夫人杨荫梧接口道：“这样好。再过几年，仓下村一定会出现一个崭新的面貌!”
戏要离开家乡了。年过古稀的李井泉依依不舍。他拍拍这条树枝，捏捏那株小草，无限留连的情意从他眉梢眼角显露出来。亲友们含着泪水，一步一步簇拥着他上路，多么希望和他合个影但谁也不敢开口。因为他们深知，李井泉极少与亲友合影，他不愿亲友借他的名义去给政府添麻烦。不过这一次，李井泉倒主动提出要合个影，亲友们听了，无不感到格外的开心。&
迎着初夏明媚温馨的阳光，“咔嚓”一声，摄影机镜头把李井泉修长的身姿及奕奕的神采，最后一次镶嵌在家乡的土地上，镶嵌在家乡人民的心里头！
参加革命后，李井泉由于公务繁忙，前后总共只返乡五次，每次逗留的时间都很短暂。但仅从这五次返乡之行就可以看出，他对家乡的父老兄弟充满了深情的挚爱。李井泉长期在外地工作，和家乡远隔千山万水，然而他的心，一直和家乡靠得很近很近。他身居高位，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但始终惦记着生养他的土地，不忘对家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必要的支援和贡献。
每次回乡，李井泉除了在仓下村留连忘返，还在地、县领导陪同下，抓紧时间就近调查研究，参观访问。他先后视察过抚州棉纺织厂、临川县农机厂、化肥厂，重访过母校—抚州市第一中学，并在温泉疗养院沐浴过家乡水的清新与柔情。60年代中期，唱凯的社办企业较为落后，为扶助集体经济，他向公社提供了一套农机设备，还为生产队联系购买了一台丰收27型拖拉机；临川县红旗桥镇兴办果园，急需优良树苗，他介绍当地干部到四川引进7000株“鹅蛋干”良种桔苗；县化肥厂开工，缺乏优质煤，他出面请中央有关部门为该厂解决山西煤的供应。李井泉还亲自为临川染织厂联系购买宽幅机床，批准接受抚州地方剧团的几位业务骨干到成都学习戏曲、音乐。一句话，只要是对家乡有益、对群众有利的事，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他都乐意帮助。
李井泉对家乡满怀深情厚意，家乡父老对李井泉也奉献一片赤诚。
全国解放后，家乡人得知李井泉的工作地址，常常推派代表千里迢迢登门看望，向他汇报家乡的建设情况，邀请他抽空回乡走走。顺便，还捎去一些家乡的土特产。1974年他返乡时，出于对家乡艺术的偏爱，提出要看抚州采茶戏，并指定演《攀弓带》、《张三借靴》、《补背褡》等古装剧目。其时，由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古装剧成为封、资、修的代名词，在文艺舞台上已经完全消失；剧团的演员被揪的被揪，下放的下放，连服装和道具也早已作为“四旧”而付之一炬了。要演出这样的剧目，不仅困难很大，而且需要承担风险。地区领导当机立断，决定为李井泉作专场演出。演员们找出自己私藏的服装，日夜排练，很快满足了李井泉的要求。家乡音，故里曲，丝丝入耳。副委员长陶醉在浓重的乡情之中，不时地鼓掌。看到开心处，李井泉笑得象个天真的孩子，连声称赞：“这些戏演得好，看得有味！”
对于李井泉在几次回乡中的教导和指示，家乡的干部和父老乡亲总是尽力予以落实。他说村中要绿化，干部们便发动群众沿公路和堤墚栽了160多株柳树和木梓树；他说莫要荒了水塘，乡亲们便在13亩水面的池塘里，放养了几万尾鳙鱼、鲢鱼、鲤鱼和鲫鱼；他说盖房应该有个规划，不几年，乡亲们就整整齐齐地盖起了40多幢新房；他教导各姓要搞好团结，各姓人都要有干部，仓下村在改选领导班子时，都一一地照办了。1984年前后，临川县人民还记住他20多年前的教导，大办沼气，使该县一举成为全国闻名的沼气县。
十年“文革”期间，李井泉被“四人帮”打成“西南区最大的走资派”，身陷囹圄，与家乡失去了联系。他的儿女大荣、二荣、新桅、再旺和华川，高中毕业后陆续选择了故乡作为自己的下放锻炼基地。仓下村的父老乡亲，谁也不相信李井泉会反党反人民，他们张开双臂，热情欢迎来自巴山代的亲人，象照顾自己儿女那样，照顾这位革命前辈的代。县里的几位主要领导，还专程到仓下来看望他们，嘘寒问暖，关怀备至。
下放劳动初期，以李井泉的女儿大荣为户主的这几个年轻人，连饭都不会煮，不是煮成了夹生，就是烧成了糊糊。亲属们便手把手地教，使他们很快学会了做饭。时间长了，他们居然摸到了规律，做到出工时放上适量的米和水，收工后便有熟饭吃。孩子们的日常生活用具，也都是由堂叔等亲属凑钱为他们添置的。
公社领导从不把李井泉的孩子当成“走资派”的儿女看待，相反，经常来仓下村，安慰和鼓励他们。他们没有床铺，书记亲自批给木材为他们制床；缺少猪油，派人买好猪油给他们送去。有一次，李井泉的儿子李华川患急性腮腺炎，病情十分严重。仓下人连夜借来一部汽车，送他到地区医院急救。地委和县委的领导亲临医院，吩咐院方千方百计抢救，要什么药就用什么药。在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下，小伙子很快恢复了健康。那段时间，李井泉的老屋里人来人往。乡亲们怕远离父母的孩子们孤独、伤心，经常来和他们作伴，开导他们：相信党，相信毛主席，一切都会好起来。
家乡父老的悉心关怀，家乡领导的多方体贴，使李井泉的孩子们产生了战胜艰难困苦的勇气和力量。他们象农家孩子一样，不怕脏，不怕累，重活脏活抢着干，一样早出晚归，一样跪在田里耘禾。心灵手巧的大荣，无论是栽禾还是割禾，速度都赛过当地的老农。不多久，他们就学会了各种农活，种下的蔬菜和瓜果绿油油一片，谁见了都止不住叫好。
看到他们在广阔的天地里健康地成长，县委一班人感到分外舒心。他们以公正的态度和过人的胆识，给这些“走资派”的心女们以很大的荣誉——一连几年，大荣作为这个插队落户青年先进集体的代表，出席了全县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70年代初，关闭已久的大学校门刚刚重新打开，家乡的亲人和领导又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先后把大荣和二荣推荐到医学院和外语学院去深造。
在大浩幼岁月里，党和人民的忠诚儿子李井泉因为与邓小平、贺龙等人关系密切，被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受到非人的虐待。他被长期关押在一间只有7平方米的斗室o“四人帮”：在四川的爪牙几次派人到仓下村外调，妄图从家乡挖出李井泉的“反动根源”。任凭来人如何鼓动如簧巧舌，极尽哄骗、诱惑、威胁之能事，父老乡亲总是大义凛然、异口同声地回答：“李井泉是忠于毛主席，忠于人民的好干部。乡亲们了解他，也相信他！”
&由于与他共过多年患难的元配夫人肖里和一个爱子在文革中先后非正常死亡，李井泉精神上遭受沉重的打击，健康状况也受到严重的影响。1983年返乡时，他步履蹒跚，已经显得相当地苍老。1986年11月，不幸中风住进了医院。
&&亲们闻讯，非常惦念，立即推派代表赶往北京花园村一号探望，并捎去了中共临川县委的慰问信和李井泉爱吃的家乡蜜桔，祝愿革命老人身体早日康复。李井泉握着家乡们表的手，不住地点头，深情地说：“请转告家乡父老，我谢谢他们!谢谢他们!”
& & 感激的泪珠，亮闪闪地滚出了眼眶。
此后，家乡的干部群众只要到北京开会、出差，都少不了要去花园村一号看望他。
& & 日，李井泉与世长辞。
& & 噩耗传到东乡河畔，仓下村一片悲寂。
家乡的花圈，醒目地摆放在解放军总后勤部礼堂吊唁大厅；来自临川的代表，面对复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的李井泉遗体，一个个泣不成声。
尽管李井泉生前并不主张为自己建坟立碑，然而就在他当年提议重建的万年桥畔，就在他少年时代放过牛、担任国家领导人之后又多次关心过、察访过的寿亭岗红壤高坡，就在他的家乡仓下村的河对岸，当地有关部门，根据父老乡亲的一致要求，征得李井泉家人的同意，为他和他的元配夫肖里，修建了一座朴实无华的墓园。墓莹中，安放着由北京请回的两位革命老人的骨灰。题写在墓东、西两侧的墓联“丰功伟绩，泽被西南；高风亮节，光耀全国”，是家乡人民，也是全国人民对李井泉同志的最好评价。
李井泉从仓下走上革命的道路，数十年后，又回到仓下来了。这位身经百战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家乡的人民、家乡的土地，紧紧地紧紧地贴在一起，再也不可分离了!
如今，逢年过节，总有人结伴来到李井泉、肖里的墓园凭吊他们无限景仰的革命先辈。清明时候，方园数十里的乡亲。从十来岁的孩童，到七、八十岁的老人，都不约而同地前来拜谒，寄托他们沉重的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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