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靠近夜市,晚上太吵了,又没有隔音好的窗户推荐?

仰头看着楼顶肿瘤康复中心那几个红亮的大字,父亲良久挪不开脚步。他内心仅存的一丝侥幸就此破灭,大限将至,父亲的身子正在一点点矮下去。

父亲被确诊为肺癌。在县医院做副院长的老叔和我说,你爸肿块位置不好,在肺门处紧贴主动脉血管,且癌细胞已经转移了,手术没有成功的可能,治疗就是一种形式,基本上是管治不管活。老叔说,还是别折腾了,你们少花些冤枉钱,你爸也少受点罪。

大哥二哥执意为父亲治疗。大哥是临县的一个副县长,二哥自己有家小厂子,算个企业家,他们说,让父亲在家等死,上不和天理,下不和人情……他们最后决定:钱由他们均出,我没钱出人,全程陪护。我们都想给父亲治治,花点钱,图个心理平衡,他拉扯我们也不容易,哪能眼巴巴地看着老父亲等死呢。

门诊大楼大门外围着一群人,拉着一个大白横幅,上面是血红的字:榨干你的钱,再要你的命。挂号大厅的人非常多,像春运期间的火车站。住院大楼在医院的最后面,奢华气派,像一口巨大的文件柜。进入“文件柜”发现所有的病房就像一个个抽屉紧密地排列着,连接“抽屉”与“抽屉”之间的走廊,也住满了人。我惊叹医院的“生意”竟如此地好。幸亏老叔通过他的关系已经把父亲住院的事都安排好了。

省医院给父亲做了复检,得出了和县医院相同的结果。我问父亲的主治大夫:能手术吗?大夫说:不能!我问:那该怎么治疗?大夫说:按常规,小细胞肺癌对化疗药物敏感,首选化疗。我问:像我父亲这种情况,大概还能有多长时间?大夫说:按临床分析,大概是六到十一个月。具体到你父亲,他的右肺、食道、肝、眼底等多个部位已经开始转移,估计不会超过三个月。我问:是不是治与不治,都会按时死亡呢?主治大夫说:理论上会延长生命的时间,但主要还是为减轻患者的痛苦,你也可以理解为临终关怀。

父亲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

病房里的气氛阴沉压抑,我们进来后,一床的病人睁开眼睛,漠然地看看我们便又闭上了,而后好像一直没有再睁开。二床正在大声咳嗽,呼吸急促,时断时续,一声又一声,中途卡住了,停止了……好久才缓过来;三床病人十分痛苦地挣扎着,用一只胳膊支起了身子,口中气喘吁吁;只有四床的病人很安静,直勾勾的眼睛死死地盯著天花板,目光好像一刻也不曾移动过。护士在靠窗的位置给父亲加了一个窄窄的折叠床。我隐约感到父亲内心的恐惧,自打他走进这家肿瘤康复中心,父亲的脸色就非常凝重,感觉能拧出水来。他的眼神也是绝望的、无助的、悲怆的。

我拉过父亲的手,紧紧地握住:自母亲去世后,您不仅要还母亲治病欠下的债,还要供大哥读硕士二哥上大学,您克服了多少困难?过去,您参加过解放战争,战场厮杀,枪林弹雨,您吓退过多少死神?您怕过死吗?

父亲眼角闪过一丝亮光,而后便无奈地说:那次围攻密云是谎,攻打山海关才是真,我们部队从密云一天一夜急行军赶到山海关助战,有如神兵天降,很快就胜利地结束了战斗。那时我就知道,我早晚得死在肺上。

我说,您现在的敌人是癌细胞,您的任务是战胜它们。父亲看着我,就像我小时候无助时看着他的眼神一样。我说:爸,您不是孤军奋战,还有我,上阵父子兵,我们并肩战斗。

医院规定夜间不允许家属陪护,我只能去住客栈。

医院的西边是一条斜街,在高楼大厦旁有几栋老楼,显得十分寒酸,我想那里的客栈应该便宜,最终一家名叫阳光的客栈吸引了我。客栈在地下室,名字叫阳光,白天黑夜却一样见不到阳光。老板娘是个年约三十四五岁的少妇,穿一袭旗袍,腰身线条凸凹有致,尽显成熟女人风韵。她见我进来就热情地打招呼,我急切地问各类房间的价位。她温和地跟我介绍,单间一天四十,双人间一天六十,大间按床位计算,每张床位一天收二十块钱。我盘算了一下,就说:假如我住一个月的单间,能不能优惠点儿?她似乎知道我会有此要求,嫣然一笑,很爽快地说:可以,一天按三十块算吧。

老板娘把我领到登记室正对着的一个房间,打开房门后把钥匙给我,说:我叫杨玉芬,有事您招呼我。说完就离开了。

房间的长度正好放下一张单人床,宽度除床之外恰好放一个床头柜,床头柜上方有一副小画,画面是一个性感的女人穿着比基尼正在沙滩上卖弄风骚,画框旁边是一排挂钩,应该算是衣帽架了,空间很小,我真有些后悔没先看看房间。

这时老板娘敲敲门,给我送来一个暖壶和一个带盖的白瓷杯。她有些歉意地说:大哥,实在不好意思,我家这个小店条件差一些,你就多担待吧。我忙说:没啥没啥,价格便宜嘛!接着她又问:大哥是来访友的还是办事啊?我说:陪我父亲治病的。杨玉芬露出十分同情的样子,说:病人对吃食很挑拣,若是不嫌的话,你可以在我这儿给老父亲做些可口的饭菜。我说:不用了,现在老爷子能吃能喝的,就不麻烦你了。

奔波一天,除去坐车好像不曾坐下过,感觉非常疲惫,躺在床上却无论如何睡不着。父亲和那些不久于人世的患者住在一起,他会怎么想?我把他一个人扔在那样的环境里,他将是怎样的孤苦和无助?是不是太残酷了?我想起老叔的话,有点后悔带他来省城,真不如在家里,乡里乡亲,鸡犬相闻,会会亲朋,吃点香的,喝点辣的,儿孙绕膝,其乐融融……

父亲进来的第四天下午,二床的病人离世了,他的身体被放进一个黑色带拉链的袋子里,两个护工把袋子平移到一辆四轮平板车上,静悄悄地将尸体推了出去,丝毫没有大惊小怪。等在门外的一个穿白大褂的人此时走在平板车的前面,穿白大褂的人目光有些异样,似乎和死人打交道的时间久了,有股阴气,估计应该是太平间的工作人员。他边走边拉着长音儿喊死者的名字,声音不大,却显得阴森森的直钻耳膜,当他喊到第三声的时候,人和车已经进了电梯间。我被眼前这一幕吓得腿有些发软,内心兀自感叹:人活一世就像一场梦,不知何时会来亦不知何时便去了。或许他生前挂念的很多事,对现在的他来说,其实什么也没有。这世间的一切,仿佛从来就不曾存在过,时光本身,只是一条流动的河,毫无感情,毫无知觉,只是这么无声地,不停地往前流着,流着,人就像是一粒沙子,时而被卷入水底,时而被抛到岸边,时而又被冲走了,颠沛流离,身不由己。

护士把床上的被褥收走了,換上一床新的,对我说:换床。我把父亲扶过来,父亲的身子有点发抖,刚才的一幕一定吓到了父亲。护士丢了父亲一眼说:怕个啥?哪床没死过人啊?!我不满意护士态度,故意说,爸,您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九死一生闯过来的,咱还有什么可怕的?再说我们来是治病的,治好了就回家。父亲看看我没说啥,但眼角有些潮湿。

晚饭,我买了一个地三鲜,一个梅菜扣肉,父亲大半辈子基本没吃过肉,后来生活好了,父亲对肉格外偏好,好像要把过去的损失全都补回来。可是今晚,父亲没有吃肉,只是吃了两口地三鲜里的土豆。我觉得父亲心里一定憋着什么事。我问,您咋不吃肉呢?父亲说:我不饿,你吃吧。我不信他说的话,就死死地盯着他,过了一会,父亲轻声地叹了口气说:老大老二他们没来电话吧?

我知道父亲想知道大哥二哥对他生病后的心情和态度,就说他们天天都有电话来,询问您的情况,还嘱咐我一定要好好照看您,还让您放宽心,心情好了,病才去得快。父亲很欣慰,自豪地说:我就说嘛。我说现在可以吃肉了吧?见父亲点头,我就把米饭倒在梅菜扣肉上递给他,父亲吃了一多半,直到打嗝,才把盘子放下。

就像无法避开癌症一样,癌症患者同样无法避开放化疗。治癌进医院,这是思维定势;治癌放化疗,这是医治常规。父亲第一次化疗是住院后的第六天。随着化疗药水注入父亲的身体,进入机体的所有系统、组织和细胞,父亲的身体蜷缩成一团,他把脸埋进枕头里,我看见他的头不停地摇晃,牙齿咬得咯咯响,汗水顺着脖颈往下流……

看到父亲这样子,我感到特别孤独无助,父亲独自承受化疗的痛苦,而我却独自承受心灵的煎熬。

我躲到病房外面的走廊里,给大哥打电话。我问大哥为什么一个电话也不打,大哥说这些日子忙得很,实在没时间。我说你忙的连一分钟也没有吗?大哥说,爸享受这么好的医疗,一时半会没事儿,过几天一定会来探望。我把父亲第一次化疗所遭遇的痛苦大致描述了一下,征求大哥意见,是不是别治了?大哥说,没办法,化疗就是这样子,只能忍受。大哥对我说,我们哥仨在家乡是名头在外的,那么多双眼睛在看着我们,你想让乡亲们戳我们的脊梁骨骂吗?大哥说完挂了电话。

从医院去阳光客栈路过一溜大排档,看着那冒着泡沫的凉啤酒,忍不住找个座位坐下来,点了两扎啤酒和一个蘸酱菜,自斟自酌。当杯子一次次向唇靠近,心头一热,想起我和父亲在自家院子里喝酒的情景。我有些想家了。想我家的四合院,我媳妇,我的两个儿子,还有那条通往家门的悠长胡同……人到中年,眼窝子突然变浅,屁大点事就能流出泪来。

回到阳光客栈,没有开灯,和衣而卧躺在床上,心情苦闷。那天夜里我睡得迷迷糊糊,感觉像在做梦,梦见了母亲临终前的一刻。那天是重阳节,重病的母亲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对着满屋的亲友,多日水米未进、形销骨立的她毅然挺起上半身,盯着我们三兄弟,久久地望着。父亲从背后抱住母亲,说:放心走吧,三个孩子会有出息的。母亲这才平静地闭上眼睛。父亲哽咽着说:你们再也没有妈妈了。那时,大哥大二,二哥高中刚毕业,我正读高一。父亲是泥瓦匠,天天给别人干活,家里的庄稼活都是父亲起早摸黑干的,父亲就像一只上满了发条的座钟,一分一秒也不消停。起初我在家操持家务,推碾子、磨猪食、捡鸡蛋、洗衣做饭……后来就跟父亲学习农活,慢慢地就把农活大包大揽了,父亲专心干他的泥瓦匠活,夜里可以睡一好觉了。后来,大哥考上了研究生,二哥也上了二类本科。我二十三岁的时候,父亲教我喝酒,二十五岁父亲给我操办了婚礼,我娶了村长家的女儿,一个和我一样的高考落榜生。

另一个房间里有人在唱《苏三起解》:苏三离了洪桐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未曾开言我心内惨,过路的君子听我言……虽然唱腔不在调儿上,可里面的情绪深深地感染了我,心悠地一热,眼泪便流下来。

第二天早上我见到了那个夜里唱戏的人,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她的头发零乱得像堆烂草,衣裳脏得看不出颜色,瞅人的眼神直勾勾的,嘴里嘟嘟囔囔,像咕嘟着什么神秘咒语。老板娘杨玉芬说:这女人真可怜,三年前,她上大二的儿子与一个同学,为了争一个姑娘,两人动起刀子,结果生生被人家捅死了,那个富家子弟只被判了五年徒刑,还是缓期二年执行。这位中年妇女就到处上访告状,至今也没个头绪。

那天一大早,那位中年妇女背着一个大背包走了,杨玉芬说:她又到省政府告状去了,包里头是一套用白布做的孝服,还有一个大状子。唉。

下午五点左右,一辆黑色小轿车突然停在了小旅馆的门前,从车里下来两个中年男子,连拉带扯地把那位上访的中年妇女拉下车来,很是生硬地让杨玉芬打开她住的房间,把房间里的东西卷巴卷巴就扔到小轿车的后备箱里,又把那位妇女强行拉上了车,那位中年妇女歇斯底里地叫喊着:我哪也不走,我哪也不去,不把捅死我儿子的那小子枪毙了,我就死给你们看。住在小旅馆里的客人们纷纷跑了出来看热闹。一个官员模样的中年男子冲着围观的人群吼:看什么看,都给我躲远点。这时杨玉芬急急忙忙地拉住那位维持秩序的官员说:她住了两个多月,还没给我钱呢。那位中年男子没好声地说:给你什么钱?没追究你窝藏罪就算便宜你了。说完,上了车,小车飞快地开走了。

父亲做第二次化疗前,情绪非常抵触,说治也死不治也是死,还不如不治,不治还能少受点罪。父亲是个坚强的人,也有点偏执,他要不配合治疗,还真一点招儿都没有。母亲去世二十多年了,父亲没再娶。但我知道父亲有一个相好,是父亲的儿时玩伴,叫山巧。后来山巧嫁到县城郊区的一个村子。她的男人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了,从此一直守寡。父亲经常去那个女人家,背后人都说父亲是他们家拉帮套的。因这些事情,父母没少打架。就在父亲来省城的这些天里,她二儿子打电话告诉我老太太去世了。我和老太太的两个儿子有人情往来。接到丧信儿,我没告诉父亲。想到这我心生一计,就对父亲说:那个叫山巧的老太太病了,半身不遂,在咱们县医院住着,昨天她儿子给我打电话说,想让您去看看她。父亲眼里立刻闪过一线光亮,问我,严重吗?不会死了吧?我说没事,半身不遂活个七年八年没什么问题,就是不能走路了。父亲说:我说的呢,要不她没准来看我。我说,是呀,人家走不了路,等着您去看她呢,可是您要是不好好治病,怎么去看她呀?你真想让他看到您这副病歪歪的样子吗?父亲说,我真的能治好哇?我说只要您真心想好,树立必胜的信念,肯定能好。狭路相逢勇者胜,子弹看见勇士都转弯,何况那几个区区的癌细胞呢!

父亲的眼睛又一次闪出了光亮。

那天高兴,我就把这事和杨玉芬讲了,杨玉芬感慨地说:爱情的力量真大啊。

时间长了,我和老板娘混得挺熟。从医院到客栈,再从客栈到医院,两点一线的生活,还有病房里悲伤痛苦的氛围,找杨玉芬聊天就成了我最快乐的事儿。渐渐话题多了起来,从谈话中大致了解到,杨玉芬生活也挺不容易,男人活着的时候给人家开车运煤,劳累过度出了车祸,一眨眼工夫人就没了,撇下她和一个上小学的儿子,祸不单行,就是那一年她所在纺织厂破产。无奈,杨玉芬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姓史的开煤场子的老板,史老板答应把他买下的这片地下室租给杨玉芬开客栈,每年给他六万块租金,剩下的归杨玉芬,条件是杨玉芬做史老板的情人。我说:你还年轻,长相也不错,咋不再找一个呢?杨玉芬皱着眉头说:大哥,你说得轻松,上哪儿找那么合适的去?条件差的,咱不愿意,咱愿意的,一听说我还带个半大不小的儿子,都摇头走了。现在的人都现实着呢。

杨玉芬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百块钱给我,说,你闲着也是闲着,去市场帮我买点排骨,中午我请你喝酒。我说买排骨还用你给钱,我有钱。杨玉芬斜了我一眼说,你有钱?有钱会住我这地下室?

农贸市场离小旅馆两站地,下了公交车,市场门外围着一帮妇女在骂人,我本能地走过去,原来她们在骂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女子也就二十出头的年纪,五官标致,形容姣好,但脸色苍白,一脸苦楚。女子跪在地上,她的眼前放着一块白布,白布上一片红字,仔细看,字是用血写的,内容大致是她母亲尿毒症需要治疗,父亲早逝,家里只母女二人,因急需救命钱,愿卖身筹款给母亲换肾。这帮妇女骂现在还有这么不要脸的人,居然到大街上公开卖身了,真是世风日下,骂完还往她身上吐唾沫。我走过去,把女子拉起来,大概跪的时间久了,女子双腿一软又坐在地上。我说,大家散了吧,人家有难处,大家不帮也就算了,何必难为人家。有个少妇,脖颈上挂着手指粗的大黄金链子闪烁着恶俗的光芒,对我出言不逊,说你是哪根葱,你想要让她给你当小三,就拉你家去,别在大街上臭显……她边说边冲我指指点点,我一米八的大块头哪受得了这个,立刻钳住她手腕,居高临下说,你别放屁。她疼得呲牙咧嘴,说有本事你放开我。我就笑着把她放开。女人说了句,你等着,转眼不见了。

我兜里有几千块钱,就拿出二千给了年轻的女人,女人眼泪汪汪地说,谢谢大哥,我叫小川,您把地址告诉我,今生,我当牛做马,一定还你。我说你快走吧,说不定刚才那个女人会找人来打架,赶紧回家,你母亲还等你呢。

眼看着这个叫小川的女孩走远,我突然觉得她有些面熟,像我见过的一个人,是谁呢?我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是谁。

就在我低头寻思的时候,那个女人带着几个凶巴巴的男人来了。我没走,想能打一架也不赖,把别人揍一顿,自己可以出气,或者被别人揍一顿,挨揍能够败火,正反都不吃亏。

买好排骨,觉得不能白吃杨玉芬,自己花钱买了一瓶好点的白酒。

杨玉芬把排骨放进高压锅焖上,又拌了两个凉菜。在登记室,我俩就喝了起来。屋里有点热,杨玉芬把上衣脱了,只剩一袭抹胸,杨玉芬毫不避讳,暧昧地问:大哥,离家这么久了,你也不想女人?我说:想,咋不想啊,昨天夜里做梦都梦到我媳妇了。杨玉芬就笑。笑了会说:梦到和你媳妇都干啥了?我说,梦到她给我掏耳朵了。杨玉芬扑哧一声把嘴里的半口酒喷出来,呛得连声咳嗽:大哥,哥哎,想不到你还挺幽默。我说,你把衣服穿上吧,你这个样子也太不厚道了,好人也得让你给带坏了。杨玉芬说,你就别装了,男人有好人吗?我说怎么没有,我不就是一个?杨玉芬说那好,那我就再给你找个好的,两好成一好,才是真的好。说完发了一条短信,不大一会,一个女人就来了,笑吟吟地站在门口。

女人看上去三十不到,身着蓝色小抹胸,白色泡泡公主裙,肤色白,双眉修长,一双晶亮的眸子,头发随意散着。杨玉芬给我介绍:这是我小姐妹,叫红袖,当年我们一个纺织厂的,也和我一样,下岗了。说完把我推进了登记室里的小套间,说,这里隔音。

我和红袖坐在一个狭窄的小床上,我心慌意乱,脑门沁出汗来,脸红得像一块红布。红袖掏出纸巾给我擦汗,身体离我很近,胸脯高耸如两座山峰。我察觉到身体的异常,一把推开她,说你别费心了,我不行。红袖低头看了我一眼,说你还嘴硬。我说不是嘴硬,是干不来,我父亲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红袖说,大哥你别紧张,我给你讲个故事。我僵硬地说,好,你讲吧。红袖说,这其实是个真事儿,我有一个客人,八十多了,平均两个礼拜找我一次,前两天被公安抓了。我顺口答音,为什么啊?红袖说,偷盗光缆。他没钱,想找我了就去偷光缆卖,卖一次钱找我一次。我说你瞎编什么,八十多了,还干那事?红袖说骗你干嘛,你不知道男人越老越不正经?男人多老,那方面需求也是有的。

红袖的故事不知牵动了我的哪根神经,我突然想起父亲,母亲去世时他才五十出头,大哥毕业后,他想再续一个,大哥二哥没意見,但我坚决不同意。因为母亲活着时,父亲对母亲并不好,为了那个山巧,他们经常吵架,父亲有时还动手打母亲,现在母亲不在了,我得替母亲做主,不能让他如愿。死了你还想再找一个,门儿都没有。现在反过来一想,这些年父亲也够煎熬的,是我对不起他啊。

我突然萌生一个想法,迫不及待地和红袖说。红袖满面通红,说哥,这也太荒诞了吧。

第二天去医院前,我找了一个旅店,定了一个标间,每天一百八十元,看看房间真不错,还有一个大浴缸,比我那小旅馆强百倍。

我跟父亲说您看外头的天多好啊,咱们出去走走,换换空气,顺便您也去我的住处看看。父亲说,我也想出去走走,这里挺憋人的。我说好,您等着,我去和医生说一声。医生和我说,出去走走可以,但不能走太远,发现胸痛或呼吸困难,要立即就地休息,如果没有缓解,就打电话给病房。我说谢谢。

父亲对我住的地方很满意,当然父亲也一定认为我很奢侈,果然父亲问我一天多少钱,我没敢说一天一百八,只说离医院近的旅馆就数这家最便宜,四十块一天,我住的时间长,给我算三十块一天。父亲说还真不贵,挺划算的。

谎言真是个好东西,省去多少事儿啊!

老爷子心情不错,我跟他说,您知道我为啥让您到这里来吗?父亲问为啥。我说听很多人讲啊这里有个七仙女,专门治疗您这样的老肺病,治好不少人了。父亲说,我不大信那些神婆子,跳跳大神骗点钱罢了。我说不是骗钱的,人家这位七仙女不要钱,治好了看着给,治不好一文钱不要,这事不能让医院知道。父亲说那倒是,人家给治的好好的,我们再找别人,人家会挑理的。

说服了父亲,出来赶紧给红袖打电话,不到半个小时,红袖来了,一袭白色收腰宽袖的长裙,内衬淡粉色锦缎裹胸,眼神清澈如同深山里的溪水,不染一丝世间的尘垢,还真有点七仙女的感觉。

一边上楼我一边把刚才骗老爷子的话简单地给她学说一遍,我说可别说两叉去。进屋后,我对父亲说,这位就是人们传说的七仙女,七仙女治病有个规矩,不许病人和她说话,您必须完全听从七仙女的,她让您干什么您就干什么,让您怎么配合您就怎么配合。父亲点点头。

出了房门,我就想笑,心里既紧张又激动,想想没让老爷子续弦的旧债,这下可以一笔勾销了。

也就十多分钟吧,父亲出来了,他满脸通红,走到我跟前,冷不丁的就是一大耳刮子,这一大耳刮子一下给我打明白了,父亲肯定是没从啊。我含羞忍辱上前搀扶他下楼,父亲一把甩开我,说你个混账小子。父亲在医院广场的椅子上坐下来,还在呼哧呼哧地喘,最后一口痰吐出来一半是血。我腿一软,蹲在父亲的面前,扶着他的大腿,一连声的道歉,我说爸您可别生气了,是我错了,要把您气出好歹的我可怎么办?我这么做就是想趁您健在,把欠您的债还了,我对不起您,没让您再找个老伴,现在后悔得挠肠子,要是那时我不拦着您和山巧那个老太太,您们快快乐乐的,您也许就得不了这病,老太太说不定也不会这么早就死了。

你说谁死了?父亲急问。

哎呀,完了,我立刻意识到这个错误比刚才那个错误还大,我顾不上解释了,气得我自己狠着劲地打自己的嘴巴。

父亲攥住了我的手,很平静地说,死了好,死了省得她那两个儿子给她气受。两个猪狗不如的东西,不养老人,那日子过得就差拿锅当钟敲了,两个狗东西,可惜了那身人皮给他。父亲喘了口长气,对我说,你别怪爹,你大哥和老三没少给我钱,大部分我都给了她,她也基本都给了那两个混账儿子了,要不是我这些年贴补她,她早就饿死了。我说爸您做得对,我不怪您,更没想要您的钱,您还不了解我吗?父亲说可是今天这事,你是怎么琢磨出来的,真让我对你刮目相看呐。我说,您就别讽刺我了,我想您单着这么多年,就没多想,给您找了个小姐。父亲说,你个混蛋,我都黄土埋到脖子的人了,还能干那事吗?能干我也不能干,我干了对得起谁,对得起你死去的妈?父亲说,你知道我为啥不去你大哥二哥那吗?我说我不知道,父亲说,你大哥你二哥就算能容我,你大嫂你弟妹时间长了能容下我吗?不能。啥是好儿子呀,不是一年见不着、见面给几个钱的老大老二,是你和你媳妇,天天围着我,供我吃供我穿,冬天给我烧热炕头,我有病了,跑前跑后地给我求医问药,我现在这个样子了,也是你陪在我身边。你是唯一让我得济的儿子,我心里不糊涂。可你再孝顺,也不能让我干这事啊,你这不是想丢光我的老脸吗?!听了父亲一席话,我又羞又愧,像小时候那样趴在父亲的大腿上就哭出声来了。

父亲抚摸着我的头发,我感觉他的手还在抖,我觉得自己真是个混蛋。

我准备把房退了,发现红袖还坐在沙发里,就奇怪地问,你怎么还没走?红袖说再坐一小会儿。我想她一定有话说,就坐在床沿上,歪着脖子看窗外,窗外是一排高大的杉树,它们勾头缩肩地站着,像是一群做错了事的孩子,显得局促不安。

我们干坐了半天,谁也没说话。过了良久,红袖拿过包,从中拿出四百块钱放在茶几上。我说你这是干什么?红袖说,大哥,你不认识我,但我早认出你来了,那天在市场门外,您给那个卖身救母的女人钱,您赤手空拳吓退了那些张牙舞爪的人,我都看在眼里。我说不会吧,有那么巧?红袖说,你不信,不信你看看我手机里拍的这几张照片,看看这个男人是不是你。红袖打开手机让我看她的相册,那里真有我的照片。红袖说,这回你信我吧,当时你可把我震到了,以为你是金庸笔下的大侠,来世上主持公平正义的。不过,我觉得那个女子就是一个骗子,这种女人我见的多了。

如果你知道她是骗子,你还会帮她吗?红袖问。

你一定会帮。红袖笑着说:但你一定会劝她改邪归正。

我看着红袖,很惊讶,做这一行的女人,会有这样的见识吗?红袖显然明白我的困惑,说,其实我以前在纺织厂是个文艺积极分子,那时我也有自己的童话世界和梦想,但是现实让我的梦想破碎了,破碎得那么彻底,我老公接受不了下岗的事实,整天喝酒买醉,最后染上了毒瘾,没钱买毒品了,他就割了手婉。红袖的眼圈红了。

我感觉今天好累,躺在床上很快就进了梦乡。

大约午夜的时候,我旁边的大房间的门被打开了,踢了扑愣地进去五六个人。从他们的说笑中我判断这大概是几个中学生,年龄不会超过十六七岁。这么一群孩子,男女不分地混居在一起,要干什么?正想着,大房间里就热闹开了,他们连喊带叫,满嘴下流话,不堪入耳……

我想冲进那个房间把他们挨个揍一顿。

总算是把这帮孩子盼走了,天已大亮。杨玉芬开始打扫房间,我跟过去说,杨玉芬,你过分了吧,挣钱也不是這么个挣法,你怎么能让这帮孩子在你这干那个?杨玉芬看了我一眼,说:你是不是特别鄙视我。我没吱声,心里的确有点鄙视她。

快到中午的时候,外面下起了雨,我把凳子拿到阳台上,让父亲来阳台上透透气。站在窗前,看丝丝雨线,听雨一滴两滴,有韵律地敲打着玻璃,奏出悦耳的曲子,这种感觉是多么美妙啊!现在的雨下的次数越来越少,看一场雨不亚于小时候看一场露天电影。父亲的心情看起来和我一样好,他和我聊母亲的事,母亲比父亲小十五岁,左近村子的知名美人,父亲从部队逃出来,除了一脸的连毛胡子外一无所有,家里哥们多,儿子结婚连一间房子都拿不出来。父亲能娶到母亲,难度可想而知。父亲颇有些得意,告诉我当初追母亲时使了很多计策,看着母亲一步一步地走进他设计好的圈套,父亲很有成就感。还说下辈子再遇到我母亲,他会有更好的招术让母亲就范。我有些不明白,就问,那个老太太算怎么回事?父亲说,她应该算是我的亲人吧,我对她比对我妹妹亲,比对你母亲还用心,但是她既不是我的妹妹也不是我的妻子。我说是你情人。父亲看了看我,说,我一生只有你母亲,没有情人。我说,照您这么说,您和那个老太太没发生过男女关系?父亲瞪了我一眼,说:换了你大哥二哥,他们不会像你这么问。我挠挠耳朵,那他俩会怎么问?

父亲扭脸看窗外的雨,没搭理我。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和母亲的感情大多时候是好的,他们一起下地干活,回来一起做饭喂猪扎草喂驴,晚上父亲喜欢在房檐下的长条板凳上看书,板凳的另一半放着茶壶茶碗,母亲坐在台阶的蒲墩上,见父亲的茶碗空了,就给他满上。父亲看书的姿势很美,看书前他一定会认真地洗手,唯恐把书弄脏,他很端正地坐着,双手托着书。有时父亲会读给我们听,所以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七侠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唐诗宋词……后来,随着父亲去那个叫山巧的女人家的次数越来越多,他们之间的隔阂也就越来越大了。

父亲说,省城不比乡下,这里灯红酒绿,扰乱人心,要心存畏惧啊。父亲说:你媳妇是个百里挑一的好女人,有雅量,善良宽容,守着做媳妇的本份。你看你大嫂你二哥媳,一年来家一趟,挑五捡六,你媳妇一个人在厨房做饭,她们连个下手也不搭,姑奶奶似的等着你媳妇伺候,我都看不下去,但是你媳妇什么都不说,高高兴兴地伺候他们,直到他们走为止。你媳妇大度,有担当,她是不愿意你们哥仨不好相处。自你母亲去世后,谁是咱们家的核心啊?不是我,更不是你,是你媳妇。你知道不?我点点头,我知道父亲夸赞媳妇的用意。

父亲笑了笑,说,你看离下一次化疗还有几天,我感觉精神头还可以,你回家看看,呆两天,再来。我乐了:您是让我回家找媳妇睡一觉?父亲急了,说:老三,你不值钱就不值钱你这张嘴上,狗肚子装不下二两酥油,心里想什么嘴里必须得说出来,不说会憋死?

窗外越来越稠密的雨丝,悄悄无声地飘落着,千万条丝线荡漾在半空中,像是给天地间挂上了一层纱帘,眼前的世界就变得朦胧而缥缈;对面灰色建筑的屋顶上,呆立着几只流浪的鸟,小小的翅膀,在雨里变得更加沉重。

父亲感叹道: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人之将死,什么都看明白了,老天爷给每个人的世界都是一张白纸,就看你自己想往上画什么了。人这一辈子,功名利禄,荣华富贵,都不值得倾其一生去追求,重要的是做到心安理得。老天爷给你的是张人皮,不是狗皮、猪皮、驴皮……你就好好的做一辈子人,回去见到老天爷也好交差。你们哥仨,最像我的是你。我高兴地说:我们价值观一样。父亲说,最不像我的也是你,你心太软。

雨停了,阳光很快地从云层里钻出来,霞光万道地照在大地上。父亲说:明天肯定是个好天,听说这里建了一个解放战争纪念馆,我想去看看,可知道大夫会不同意,你能不能过去给我拍几张照片让我看看?

父亲参加过解放战争,官至副连长,不知为啥后来开小差回家了,成了逃兵,文革时没少挨整。可对这些事,还是那么上心,我怎么能不答应呢!

回到陽光客栈,到处不见杨玉芬,晚饭前,看到杨玉芬从外面走进来,我忙站起来,说:你有好点的相机吗?能不能借我用用?杨玉芬说我还真没有,不过我能帮你找一个。

第二天上午九点,红袖来了,脖子上吊着一个单反相机。我说怎么是你啊!红袖说,杨姐打过电话我就来了。我说,可这种专业相机我也不会用啊。红袖说,我也没说让你用啊,有我呢。我说,你的意思是陪我一起去?红袖问:可以吗?我说:那太好了。

红袖穿得休闲,牛仔裤,格子衬衫,一双纯白的旅游鞋,手腕上扎了一条五彩斑斓的手帕。公交车上人很多,把我和红袖挤得身体紧紧地贴在一起,我俩的头都尽力往一边歪,但还是可以感觉到对方的呼吸。红袖看着我惶恐的神情,忍俊不禁笑了,干脆把头放在我的肩膀上,右手揽住我的腰,我大气也不敢出。

下了车,我弯下腰大口地喘气,还夹杂着几声咳嗽。红袖关切地问:你怎么了?我缓了缓说,我在进化啊!红袖瞬间笑得弯下了腰。

纪念馆规模很大,我们转了三个多小时。我一双平足,时间长了,脚心拔疼,我说差不多行了,红袖执意要逛完,说你爸还等着呢,一定要给老人拍个全景。红袖拽着我走,说:你真沉,拽着你就像拉一辆马车。等我们出来已近两点,肚子饿透了。我说我请你吃饭,地方你选。红袖说你不怕牺牲?我说没事,你可劲宰。红袖招来一辆出租车,在一家大酒店门口停下,红袖说你等我两分钟,我先去商务中心,等我们吃完饭,照片也打完了。

红袖把我领到酒店西餐厅,找了个角落坐下。我偷着摸摸口袋,大着胆子说,红袖,你点,想吃什么就点什么,甭跟我客气。红袖说既来之则吃之,保证不客气。红袖点了法式黑椒牛排,黑森林蛋糕,海鲜意大利面,香煎鳕鱼,意式牛奶胡萝卜,田园蔬菜汤,最后还点了一瓶红酒。

我说,刚从纪念馆出来就吃这么奢侈的午餐,我觉得特别对不住那些死去的先烈们。红袖说,你错了,那些先烈就是为了我们过上幸福生活才不畏牺牲的。我“嘿”了声,说也对。

我以后不叫你大哥,叫你“嘿”吧。红袖看着我,坏坏地笑着。我说我妈管我爸就叫嘿,我爸管我妈也叫嘿,咱俩变通一下,你叫我口黑行不?

你身上有一种味道?红袖嗅了嗅说。

我这才想起今天没换衣服,刚才又出了一身汗,没味道才怪。我问:啥味道?

红袖笑了,说:人味。你身上有人味,而且还是男人味。

我还以为我又酸又臭呢!我放松下来。

红袖说:你说女人的身体值多少钱?

我说:那怎么可以用金钱来衡量呢,那是无价之宝啊。

红袖说:你错了,女人的身体就值个猪肉价。

我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妄自菲薄。

红袖把手放在心口上说,女人最值钱的是这儿。

红袖说,你想要就拿走吧,馋了,还可炒吧炒吧当下酒菜。

我说,行呀,不过先在你那寄存着,我什么时候想炒吧炒吧了,再去找你拿。

红袖良久看着我,说,你骗我,你不是农民,你说话都不像。

我说,我就是一山野村夫,只不过受父亲影响,躬耕之余喜欢诗文。

红袖说,怪不得,你身上有诗人气质。

我看着眼前的这个女人,在经过匠心设计的光线下,红袖眼睛扑闪扑闪的,我仿佛走进了梦幻般的仙境:在繁星点点的苍穹下,她一袭白裙,月光照着她最纯洁的身子,我们漫步在富有诗意的乡村路上,四周是起伏的山岗,脚下是明亮的田野和芳草,嗅着她淡淡的发香,细细地端详她妩媚的容颜,每个神经都在笑……

也许过了很久,也许就是一瞬间,在我回过神来看到现实中的红袖,红袖也在注视着我,她把手伸过来,放在我的手上:我美吗?

红袖说,你坐过来,抱一下我行吗?

红袖眼神迷离,轻声叹口气。

那天是红袖结的账,两千多,我身上的钱根本不够,惭愧得我脸都红了。红袖安慰我说,领你来这里吃饭,压根儿就没想让你掏钱。我说可这也太贵了,你也不容易,哪来这么多钱?红袖说,你忘了有一个段子说的了,两腿一叉,一年一辆桑塔纳。

红袖惨淡地笑笑,像一团冰冷的月光。

父亲戴上老花镜,一张一张看那些照片。他流泪了。父亲说,老三,我死后,把这些照片和我一起埋了吧,留着以后慢慢看。我点点头。

父亲的话越来越多,只要他醒着,只要我在身边,他就不停地说话,父亲说,昨晚上厕所,门板上有人写字要卖心脏,什么人会卖心脏呢?又有什么人会买心脏呢?心没了人死了还要钱干什么呢?什么人遇上了什么事连心脏都要卖呢?卖心脏不就是卖命吗?父亲说着拿出一个小纸条,递给我说,这是我抄下来的联系电话,你打一个,问问是怎么回事。

医院厕所里到处都是小广告,有开发票的、回收药品的、壮阳打胎的、修复处女膜的、卖初夜求包养的、特卖人体器官的应有尽有,但是卖心脏的倒是罕见。我说,爸,您老糊涂了吧?这电话可不能打,我估计这是人体器官犯罪团伙留下的电话,弄不好会惹祸上身,他们一般都是黑社会组织,咱们惹不起。父亲显得非常气愤,说,全抓起来,统统枪毙。哈哈,我被父亲老小孩似的幼稚逗得笑起来。父亲自我在那感叹:老了,老了。我说,不老您还拿枪找他们拼命去!父亲无奈地闭上眼睛,很快就睡着了。我暗想,大概那个心脏把他折腾得夜里没睡好。

媳妇带着两个儿子来了。儿子已经上小学二年级了,俩孩子基本是爷爷带大的,他们的感情很深,俩孩子扑在父亲的身上,哭得鼻涕眼泪的。边哭边问,爷爷您咋还不好呢?我们天天盼着您回家呢。父亲说,爷爷就快好了,爷爷就快回家了。媳妇坐在床脚,看着父亲,也哭了,说爸,你感觉好些了吗?父亲说,嗯,好多了。媳妇说,爸,我和您孙子都很想您,你不在家,家里空落落的,每天夜里,我看到您那屋子黑灯瞎火的,心里就難受,我就把灯开开,就像您在家一样。父亲老泪纵横。握住媳妇的手说,真不想走,天下太平,吃穿不愁,儿孙满堂,儿子孝顺我,媳妇也敬着我,你妈死得早,她那点福都让我一个人享受了,不想走,该走也得走,人不能太贪心,我这辈子老天爷没有亏欠我的地方,我家有你这么好的儿媳妇,我知足。

父亲对我说,你把我那个黑皮包拿过来。父亲从皮包里拿出一把钥匙,递到媳妇的手里说,这是我那口板柜的钥匙,板柜里有一个包袱,包袱里有点钱,一毛两毛的,一块两块的都有,也有五十一百的,加起来差不多够十万块钱,这钱是我留给这两个孙子的,留着给他们上学花。媳妇说,爸,我不能拿这钥匙,要给您给我大哥吧,有我大哥把柜子打开最合适。父亲说,老大老二他们不缺钱,这钱叫你拿你就拿着。

那晚父亲断断续续地说了很多话。父亲说,小时候从南边来个算命的瞎子,我给你们掐算过,瞎子说你们仨都是富贵命,我就问他们仨谁的命更好一点,瞎子说,老三更好一点,以前我想来就骂那个算命的——瞎子算命胡抡。现在我信了,你瞧瞧,老大老二生一胎,都是丫头,你也生一胎,一胎就俩,俩还全是小子。这俩孩子我也找人给掐算过,算命的说前程不可限量。我现在闹明白了,啥是贵命呀?不就是老三这样的嘛。

晚上,两个孩子要和爷爷在一起,我说医院不让,儿子说我们明天就得回去,周一还要上学,来一趟不容易,无论如何都要陪爷爷一宿。我也想让他们爷孙多聚一会,就找到值班医生求情,说了很多好话,医生总算同意了。

我没敢领媳妇去阳光客栈,去了上次给父亲找的旅馆。进了房间,媳妇把我抱住了,说这才一个月,你咋黑瘦黑瘦了,累坏了吧?我说没事,想你想的。媳妇在我脸上轻轻地拧一下,说:没羞。我伸手抱住媳妇。媳妇说,还早呢,我先给你捏捏脚,让你过足瘾。我听懂媳妇的暗示,就暂且作罢。媳妇把那个大浴缸放上热水,就拉着我一起去洗澡。

媳妇给我搓背的时候,我就想,这个女人心里装的都是我,在她身上我有很多特权,我可以和她做爱,让她给我生孩子,一天到晚地陪伴我,给我洗衣做饭,我高兴了她陪我笑,我遇到困难了她陪我一起承受,我生灾闹病她守护在我身边,等哪一天我死了,还要她百年之后和我埋在一起……这个女人就是我媳妇——上帝给每一个男人都配备了这样的一个天使,我还有啥不知足的呢!

第二天媳妇孩子要走了,父亲坚持送他们到医院外。目送他们走出大门,眼泪又掉了下来。我知道父亲的心思,他担心这是最后一次见面。我扶父亲在一张长椅上坐下,赶紧转移他的注意力,我说,您看,您这俩孙子有点意思吧。父亲说,都比你强。你们小时候就你最气人,你大哥懂事,你二哥机巧,就你死拧死拧,死倔死倔的,我打你,你倒是跑啊,就在那等着,弄得我不打你都不行。我说,您看我这身子骨,多结实,哈哈,都是您打出来的。

回到阳光客栈,路过登记室时,看见杨玉芬身后站着一个男人,杨玉芬神情惊恐,冲我挤眉弄眼,她身后的男人我见过,是这里的一个住客,我来这里时他就在,很少见他外出,偶尔出去也大多是晚上,穿得严严实实的,戴着棒球帽,还戴个墨镜,大晚上戴墨镜让我开始留意他,他出去就是购物,基本都是吃的喝的。我一直想和杨玉芬说说这人,又怕她笑我神经质,这会儿看到杨玉芬对我使眼色,知道这个男人肯定身上背着案子,他想换地方了,估计身上钱不多,这是要打劫杨玉芬?

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走过登记室,回到自己的小房间,立刻报警。

警察来得很快,十多分钟两个警察就到了登记室,这之前那个男人已经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房间不隔音也有不隔音的好处,听动静是在收拾东西。我赶紧跑过去,对警察说明是自己报的警,杨玉芬很淡定地叙述那个男人刚才的言行,大致情形是这样的:那个男人杀害了和自己老婆通奸的那个男人后四处躲避警察的追捕,现在该挪挪窝了,缺钱,说是和杨玉芬这暂借一万块,日后必定偿还。杨玉芬说房费我不要了,借钱没有,那人就拿刀子顶着杨玉芬的腰眼儿,最后杨玉芬通过手机银行转给了他一万块钱。然后警察就以查房为名逮捕了那个男人。

警察走后,杨玉芬问我,你干吗报警?我说你挤眉弄眼地不就是让我报警吗?杨玉芬说我那意思是你别进来,你进来事情闹不好就搞大了。我说合着是我多管闲事了?杨玉芬说那个人没身份证,起初我就图多收点房钱才让他住的,这下警察知道了,轻者罚我钱,重者关我门。

躺在那张小破床上,心里憋屈,没想到这里还有那么多的利害关系,但想到杨玉芬可能受到的牵连,又觉得心里有些过意不去,但转念一想,那个男人可是杀人犯啊,就算警察不来,如果他要跑路,我也会抓他,有本事杀人,没本事承担后果,算什么男人?这样想来想去,我觉得自己没错,心里也就释然了。

转眼三个月过去了,父亲开始感受那无法忍受的疼痛,开始是白天没事夜里疼痛发作,渐渐的不分昼夜地疼。这些疼痛主要来自颈部、胸部,头部,有时父亲抱着头,感觉脑袋要裂开一样,医生说,是脑转移,此时要病人减少走动,以免晕倒。医生开始给父亲打止痛药,并对我说:随着病情的加重,他的疼痛将更加剧烈,现在是每隔8个小时打一次,以后会慢慢地缩短时间,最后十几分钟就要注射一次。

我打电话把这些情况报告给老叔,老叔来了一趟,找到主治医生,因为老叔是师兄,主治医生对老叔非常热情和尊重,临走,老叔和我说,估计你父亲还有一个月时间,家里给他预备棺材没有?如果没有,赶紧张罗置办吧,别耽误了。

快到中午时,我接到了红袖的电话,说到医院门外,让我出来一下。原来红袖特意在市场上买了一只老母鸡炖了一大锅鸡汤带来了。我心里一阵感动,说红袖,真的很谢谢你,红袖说,谢啥呀,你都是我的口黑了,这是我应该做的。我说那这个汤罐用完我给你送哪去啊?红袖说,放杨姐那就行,抽空我去拿。红袖临走时说,口黑,你爸也喝不完,你也喝点啊。

父亲喝了一口,说真好喝,问我这是谁做的。我说,是一位朋友。父亲感激地说,你这位朋友心真细,千万别忘了人家。我点点头。父亲说:今天感觉舒服些,去阳台坐会吧。我说好嘞,就一手拿着小板凳,一手扶着他来到阳台上。父亲看了一会儿,问我:咱家在哪个方向?我说就在您右边。父亲转过半个身子看着老家的方向,他脸上露出向往的神色,喃喃地说:真想家了。我的心猛然涌上一股酸楚,呆立在他身边,沉默无语。

过了很久,父亲问我:你说咱家好,还是省城好?我说,各有各的好吧。父亲说,我不这么看,你想,假如城市停水停电会怎么样?我说那可太可怕了。父亲说:老家好啊,山多高,水多高,永远停不了水,如果停电,我们还可以烧火,做饭取暖还能照亮儿。老人古语说先占川,后占山,山里以后会是个香饽饽。就算天灾没有收成,山里也饿不死人,野菜草根都能养人。农村人有土地山场,只要人勤快,生活就不成问题,城里人不行,失业了就什么都没了,没有根儿。山里空气好,病毒少,闹不了瘟灾,就是战乱,山里也好藏身,围山转,剩一半。人都说自由百姓,但是真正懂得自由这两个字的人不多,在城市,没钱活不下去,为了挣钱,有的人连臉都不要了,人要没脸了,还有尊严吗?不是他们不想要尊严,是没得选择,没有选择就是没有自由,山里人怎么都能活,无非就是吃的穿的好点赖点,你可以按自己的想法活着……像那些小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父亲话说多了,咳了一会,仰头看着我,说,你们哥仨,都上学,累死我也供不起,你们其中必须要有一个人做出牺牲,这就是我不让你高三复读的原因。这些日子我想来想去,现在农村人都往城里跑,你不要随大流,踏踏实实地待在老家,你大哥二哥都是城里人了,你要给他们留条后路,让他们有个大后方,有备无患。

我忍住心酸,强做欢颜,说您放心吧。

父亲再一次抽了胸水,剧烈的疼痛,让父亲蜷缩着的身体不停地抖动,止痛针打进去不到一小时,剧痛再次出现……可怜的父亲,看着他,真是一种煎熬。中午,我坐在父亲的床前睡着了。睡梦中感觉手背被蚊子叮了一下,醒来才知是父亲用指甲剋我,见我醒来,父亲微弱的声音喊:老三,老三。我赶紧把头凑过去。父亲问我,你说我还能活多久?能不能帮我找点药,让我早点走?我想回家……

面对着他我不敢流泪,因为我更害怕看到他的眼泪,可是我不知如何回答他。自从父亲的病情加重,我是越来越不敢看他的脸了,由于迅速消瘦,他现在已经变得满脸老褶,凶猛的癌细胞正在无情地吞噬着父亲体内的能量,剧烈的疼痛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吗啡类的止痛药已经加大了好几倍,然而药物对他几乎起不到止痛作用,而其他副作用倒无一例外地全部显现出来:恶心、心慌、厌食、便秘……我想起电视上宣传的那些高科技和一个个康复的病例,我真想把墙上的电视机砸了。我乞求地看着父亲,说:算我求求您,您再陪我一些日子,忍着点,再多活一段时间,我和您还没呆够呢!

我给大哥打电话,大哥说,老叔也打电话给我了,老叔说,爸还能坚持一个月,我琢磨着过几天去也来得及,到时我和你二哥一起去,顺便商量商量爸爸的后事。

我说你心里想过父亲吗?他快死了。大哥说,三弟,说话别这么伤人,父亲身患绝症,我们谁也无力回天,老三的生意也很艰难,经济下行,大家都在勉励维持,我在体制内,不能感情用事,总不能因为父亲把大家都赔进去吧?我对爸的感情是深埋在心里的,我要和你一样是个自由百姓,照顾他肯定首当其冲的是我。

我知道大哥的话是合理的,难道他们就真的忙到连一天的时间也抽不出来吗?

晚饭后,护士长把我叫到她办公室,说,有一个老干部下午过世了,那是个单间,相对安静些,院长特意嘱我和你商量一下,看看你有没有意思把你父亲转过去,不过那里贵点,而且夜里由我们这里的专业护工陪护,这个钱也得你们自己掏。我毫不犹豫地应承下来。不大一会,护工推着轮椅来接父亲。我们就搬到了新的病房。

单间病房就是好,有三星级宾馆的豪华。沙发电视都有,还有独立卫生间。父亲说这得多少钱啊?我说多少钱也不用您掏,都这会儿了,还满脑子钱钱的,不就是几个臭钱吗?

父亲见我发了无名火,就乖乖地躺下了,唉地叹了口气。

我给二哥打电话,我说二哥,爸爸换病房了,是高级病房,明天也该给医院续费了,你赶紧给我打十万块钱来。二哥说,三弟你辛苦了,明天我就把钱打过去。挂断电话,我心情好了一些。

回到阳光客栈,把汤罐放在登记室,对杨玉芬说,这是红袖的,她来时你让她拿走。杨玉芬从椅子上站起来,把身子靠在门上,问我,你俩是不是好上了?

我没说话。进了自己房间,感觉走错门了。房间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床上铺着兰花图案的纯棉床单,被子是印着梅花的丝绸被罩。我把杯子放进茶叶,端着杯子来到登记室,对杨玉芬说,太谢谢你了。杨玉芬没好气地说,谢我什么,要谢也得去谢你那个红袖小妹妹。杨玉芬拿起暖壶,我伸手递过水杯。杨玉芬带着几分怒气地看着我,狠狠地说:放那,烫着手别怨我。我乖乖地把水杯放在桌子上,嘻嘻地笑。杨玉芬刚要说什么,这时,从外面进来四个女孩子,各个穿戴得露皮露肉的,其中一个女孩把硕大的乳峰裸露得就差乳头没露出来了,让人看了眼热心跳的。

杨玉芬给这四个女子一人安排一个单间。

把四个女子安排好,杨玉芬小声问我,知道她们是干什么的吗?我说:不知道。杨玉芬说:她们都是“人间春色”里的小姐,省里要扫黄,这一阵子风声紧,就到我这儿避风头儿来了。

这几个特殊女子的到来,阳光客栈热闹了,不管是白天还是夜里,人来人往,来到这里的人都是男性,我知道那些男人们都是冲着这几个小姐来的,最让我感慨的是,在这帮男人之中,还有个满头白发年龄差不多有七十多岁的老者,头发及肩,一缕雪白的山羊胡子,一件花格衬衫,一条白色麻布长裤,手指上戴着一个大扳指,像个艺术家——后来才知道这个人居然是个鼎鼎大名的画家。他每次来,都比较固定地找其中的一个女孩。在那个女孩屋里,一呆就是半天。

扫黄工作大概告一段落了,那些小姐们也都尘归尘土归土,这里显得冷清不少,杨玉芬显得有些失落说:咋不扫它个一年半载呢?我说,小心贪心不足蛇吞象。

这话真让我给说着了,没过几天,省城的环境综合治理又开始了,那一阵子挺紧张,什么公安、工商、卫生、防疫、城管的人都身着制服对类似宾馆、饭店、网吧的特殊场所好个查,好个检,杨玉芬就每天坐卧不安,挖门子倒洞地托人免查。杨玉芬天天陪人喝酒,天天喝个烂醉,回来后哇哇地吐个没完没了。我对杨玉芬说,这是何苦呢?又是请客又是送礼的,不就是例行检查吗?让他们检查就是了。杨玉芬皱了一下眉头说:大哥,你不懂,虽说我这个店小,但最怕那帮人折腾,现在开店的没有这些烂事儿上哪挣钱去呀?我若是把客人都吓跑了,谁还敢光顾呀?你看到没有,在我这里住店的大都连个身份证都没有,人家一查肯定出毛病。杨玉芬还真没白忙活,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那条街上绝大多数的小旅馆都被查得人心惶惶,还查封了几家,杨玉芬的生意却意外火了起来。

我决定离开这里了。我找到杨玉芬讓她给我结账吧,说明天早上就搬走。杨玉芬挺惊讶,你爸出院了?我淡淡地说,快了。我爸的那个护工有事回家,医院现在缺人手,我得亲自照料了。杨玉芬嗯了一声,说,是这样啊。样子有些失落。我说我去外面买几个小菜,咱俩喝一杯,还你个人情,杨玉芬白了我一眼,说,好,好——想走就走吧,不过,外面的饭菜不干净,我随便弄个菜,你还去买瓶酒,怎么样?我说,也好。

杨玉芬的晚餐弄得非常丰盛,鸡鱼海鲜一桌子。

杨玉芬说,你明天要走了,不知啥时才能回来,我有个主意,你现在帮我拿一下。我说,你说说看。杨玉芬说:我准备改行干点别的,不再干这个人不人鬼不鬼的小旅馆了。我说:不干这个干什么?杨玉芬说:其实我早就干够了,假如我继续在这儿干的话,永远也挣脱不掉史老板对我的控制,这个老东西,看样子把我玩腻了,高兴的时候怎么办都行,不高兴了就要卖房兑店,弄得我整天提心吊胆,我公婆上年纪了,身体不好,少不了求医问药,孩子还在上学,我正是累窝子时候,要是哪一天没啥干的了,我可怎么办呀?更重要的是我上初中的儿子都瞧不起我,跟那个史老板不明不白的,算是怎么回事呀?我也不能再这样不给孩子长脸了。前些日子我相中了一家前面的小包子铺,老板娘的母亲患了脑出血,半个身子不能动,回家照料去了,就开不成店了,我准备把包子铺兑下来,挣多挣少图个痛快舒心,你看行不?我说:可以,这才是条正路,等手头宽松了再接着干个大一点的店。杨玉芬说: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说,就算我以后回乡下,我也会为你祈祷,祝你的包子铺生意兴隆。杨玉芬笑了,在我猝不及防的时候,突然过来在我的脸上亲了一口。

医院已经不再给父亲做化、放疗了。主治医生跟我说,化疗药容易把血管打死 只能对症治疗,打点营养药、保肝、保胃、消炎,并叮嘱我一定要每天记盐水或葡萄糖的容量,病人后期会出现水肿,而且不能乱用白蛋白和速尿,或多或少都会便秘,每隔三天大解一次,不要让病人用力,多预备些开塞露。

父亲每天的生活基本上就是睡觉、咳嗽、咳血、疼痛和捯气,他清醒时有时看到我默默地垂泪,就抓住我的手,声音嘶哑地说,儿子,别伤心,我现在心里可美了,我的命是捡回来的,早就该清账了。老天爷不会让我轻轻松松地去见他的,我必须受完我应该受的罪。你爸杀人太多了,这是我的罪,我活着要赎。

我早就感觉到了,父亲任凭怎样治疗,不再反抗,而是拼命地承受那些痛苦,他容忍一切治疗手段在他身体上为所欲为,他不反抗,也不拒绝,他把一切痛苦都视为合理,他陷入了由于内疚而引发的自虐心态。我劝他:两军阵前,你不杀他,他就杀你,谁都有权利杀别人,也有义务被别人杀,那是公平的,怎么会是罪孽呢?父亲说,怎么说,那也是一条条人命。

离开阳光客栈的第四天中午,杨玉芬来了,提着一大串食盒,两凉菜两炒菜,最下面是水饺。父亲最爱吃一兜肉的水饺。我向父亲介绍杨玉芬,说是我住的那个客栈的老板娘,时间长了,大家都处成朋友了。杨玉芬一脸笑容地看着父亲:伯伯,您尝尝,我亲手做的,您要是觉得好吃,我天天给您做。父亲,一个饺子一口咬下三分之一,刚进嘴便吐了出来,神情紧张地问:这是什么肉?杨玉芬回答:伯伯,人都说,天上鹅肉,地下驴肉,这是我特意为您买的驴肉。

听杨玉芬说驴肉,心里立刻咯噔一下。父亲立刻把筷子放下了,拿起床头柜上的水,一口接一口地漱嘴,脸色阴沉。然后脸冲着窗外,闭上眼睛假寐。

杨玉芬非常尴尬,被父亲的举动搞懵了。我把杨玉芬往外推,边走我边解释。我说,杨玉芬你别生气啊,我们家曾经有个大草驴,不仅干活,还每年都生个小驴驹,小驴驹能卖三四百块钱,是我们家重要的收入来源,大草驴在我们家服务了二十二年,后来老死了,父亲选了一块地,把驴埋了。父亲让我们在驴的坟前磕了三个头,告诉我们,我们上学的书本费生活费都是这头驴给的,并从那时给我们定下规矩:今后誰也不许吃驴肉。以后的每年清明,父亲都亲自给那头驴添坟。我对杨玉芬说:这不怨你,不知者不怪。我父亲那么做也是想教会我们兄弟学会感恩,他对驴也确实有很深的感情,其实不光是驴,父亲对那些会干农活的牲口都很有感情,骡马牛肉他都不吃。

杨玉芬点点头,说我不怪你爸。怪就怪我,不懂老人心,最后她说她要走了,我说,你走吧,恕不远送。我当时想,反正她还是会来的,那么客气干啥,可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居然是我见杨玉芬的最后一面。

父亲每次醒来,都用眼睛找我,他看我的眼神越来越慈祥,恨不得把我看到他眼珠子里。我知道此时的父亲对我有多依赖。可他嘴上却总是说,怎么还没找旅馆,这样下去人会垮的,我一时半会还死不了,快去好好睡一觉吧。我心如刀绞,却要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我没事,吃得消。然后就拉着他的手,陪他说话。

父亲正在睡着,或者说在轻度的昏迷中。大哥二哥坐在父亲的两侧床沿上,一人握着父亲的一只手,父亲的手几乎没多少软组织了,筋骨暴露,状如鸡爪,脸也瘦得走了型,眼睛像悬崖峭壁上的两个山洞,幽深阴暗。

我一腔怨气,你们看看吧,爸就剩这把老骨头了。

大哥二哥哭了,哭得很伤心。我在一旁也掉了泪。

一个多小时了,父亲还没有醒来。我说你们有什么话想对爸说吗?他快不能说话了。大哥说那也得等爸醒了啊。我说,我能让爸醒。大哥二哥一齐看着我。我附在父亲的耳根说了一句话:敌人来了!父亲激灵一下,果然睁开了眼睛。

我不忍心看大哥二哥见到父亲醒来后的场面,就去走廊里呆着。长长的走廊上,人来人往,人们或垂头,或直视前方,表情大同小异,或悲戚、或阴郁、或毫无表情,彼此擦肩而过,谁也不会和谁说话,只听见“嚓嚓”的脚步声。压抑的气氛让人呼吸困难。

时间不长,二哥出来叫我进去,父亲把我们三兄弟的手放在一起,说,我大限将至,你们都要好好活着,今后我惦记不着你们了。我死后,无父从兄,你们要听老大的。父亲的眼睛死死地盯住大哥,说,你要照顾好你两个兄弟。大哥使劲地点头。父亲说,我死后把我运回老家,别火化,我最怕火,我要和你母亲并骨,入土为安,人都是土里来土里去的。土是好东西,聚气、生财、养人、埋人,人是离不开土的。我们不住地点头。

父亲松开我和二哥的手,握住大哥的手,说你是咱们这一条川在外面当官当得最大的,当官要为民做主,古人都能做到,现代人应该做得更好,要不人不就活抽抽了嘛!大哥说,爸,我明白,我懂您的意思。父亲又拉过二哥的手,说,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钱财是身外之物,余钱多了,把老家的学校修缮修缮,给孩子们买点笔本啥的,让乡亲们沾点光,莫要只为自己,更不可为富不仁。二哥抹把眼泪,说,行,就按您说的办,儿子保证不给咱家抹黑。最后,父亲对大哥二哥说:你们能再要个二胎吗?要是再生个男孩,你们儿女双全,不是很好吗?大哥摇摇头,说,爸,我懂您的心思,可是我在体制内,我认命了。二哥说,爸,我答应您,我保证再给您添个大胖孙子,就算我媳妇不给我生,我雇人也要生一个。

我说,爸,您就别操这份心了,男孩女孩一个样,您挺英明的,为啥在这件事上老是那么封建?

大哥说,三弟,顺者为孝,你怎么老是呛他?

我说,顺者为孝?你回去生个儿子我看看。

父亲摇摇头,示意我们不要吵架,他一下子说了这么多话,已经非常虚弱,豆粒大的汗珠从毛孔渗出来,头一歪又睡过去了。

我和大哥二哥出去吃饭,吃饭是次要的,主要想找个地方议论一下父亲的后事。大哥说,三弟受苦了。我说累倒是不累,只是压抑得让人发疯。二哥也说,呆这么一会,我就难受极了,他现在的样子和我心里的高大威武的父亲相去太远了,我不忍心看父亲变成现在这样子。大哥说我们去好一点的酒店,好好犒劳一下三弟。

我们去了一家五星级酒店,二哥从车上拿了一瓶茅台。二哥执瓶给我和大哥满上,他说我开车就不喝了。大哥说,三弟,二哥在家已经请工匠打造棺椁了,木料是我托朋友弄来的上好楠木,两百年也不会腐烂,再有个十天八天就完工了,耽误不了爸用。我们家院子小,再说外丧不进宅,我还找人平整了一块地,灵堂就搭在那里,以便老乡、亲戚、朋友们同父亲的遗体告别。父亲去后我们准备停棺五日……

我说大哥你等等,现在是夏天,天这么热,遗体怎么可以放五天呢?

大哥说,回去后先把爸放在冰柜里保存,等下葬时再放进棺材。

二哥补充说,不摆点谱不足以彰显咱家的门第,再说,我和大哥这么多年在城里没少随人情,正好让他们来给爸奔丧,趁着爸的葬礼也能见点回头钱。

我说爸都死了,我们不让他入土为安,还让他帮你们挣钱?

二哥说,三弟说的这是哪里话?从爸来省城治病我和大哥加起来花了四十多万,办丧事没有二三十万的下不来,再说爸还没死,到死至少还得十几万吧,这些钱你不出,我们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这叫羊毛出在羊身上。

二哥不愧是个生意人,刚才还满脸伤悲,转眼就把小算盘拨拉得哗哗响。我实在听不下去,起身给了二哥一嘴巴,二哥急了也要动手,被大哥拦下。大哥瞪着二哥说,你是不是还想打三弟?二哥耷拉着脑袋,没吱声。大哥说三弟你也是,听话听音儿,你二哥就是打那么一个比喻,论孝心,老二不比咱俩差,论兄弟之情,老二也对得住你,如果爸治病的钱,由我们三兄弟均摊,三弟你不也得拿钱吗?一下拿出十几二十万,你上哪弄钱去啊?不是大哥说你,啥事都得一分为二。

二哥说,三弟你活在农村,涉世不深,活得简单,在我和大哥眼里,你就是一个永远也长不大的弱智小屁孩。咱妈去世的时候,我就立志将来要当个百万富翁,我没有一个百万富翁的爸爸,但是我要让我的儿女有一个百万富翁的父亲。妈得的根本不是什么绝症,都是因为穷,该死的穷,挨千刀的穷,我们没钱给妈治病,我们能做的就是眼睁睁看着她死去。

二哥的一番话,让我们谁都说不出话来了,每个人的眼睛都通紅通红的。

晚饭吃得很沉闷,酒也没喝几口,大哥说,你把酒带回去留着你自己慢慢喝吧,挺贵的,别浪费了。二哥打开车门,迟疑了一下,走过来打开后备箱,拿出两瓶茅台酒,放进一个红色的手提袋里,递给我,说,二哥,睡不着的时候喝几口。说完开车走了。

我看着他们拐进了车流,在酒店门外不远处的花墙上坐下来,心里五味杂陈一起翻涌。此刻,我真想回到老家的大山里大喊一阵,发泄心中的巨大压抑。我打开酒瓶子,直到一瓶酒下肚,才知道这茅台的厉害,像得道成仙一般,腾云驾雾飘飘如风。

我睡着了,手里拎着一个茅台酒瓶子,在酒店不远处的花墙上睡着了,过路的人没人叫醒我,一个中年男人走过去又转回来,把我身边装着两瓶茅台酒的手提袋拎走了。后来,红袖走过来,她一眼就认出了我,她坐在花墙上,抬起我的头,放在她大腿上,手臂轻轻挥动,驱赶着那些寻机下口的蚊虫。天空中,疲倦的月亮躲进了云层休息,只留下几颗星星像是在放哨。朦胧软软的月光洒满了我的衣服,温暖着我的心。我睡了很久。她轻微的呼吸像月光一样漫过我的脸颊。

我是在梦里吗?我坐起,揉了揉眼睛,你怎么会在这里?

红袖用嘴努一下不远处的酒店,淡淡地说,干老本行呗。

红袖的话让我感觉比这夜还凉,我无法忍住眼窝里的泪水,在月光里就像一个接一个的气泡朝地面落去。红袖说,男儿有泪不轻弹。我哭得更欢,一把抱住她,她的睫毛在夜风中颤抖,她的心也随着颤动。灼热的气息扑面而来,我毫不犹豫地袭向她的樱唇,掠夺着她的甜美,吸吮着,反复着,温润炽热的唇紧紧纠缠在一起,我的双臂不自觉地在她的腰间用力,她也死死地箍住我的脖颈,我们就像快要渴死的人,互相吞咽着彼此的口水和流下来的泪水。

此刻的大街杳无人迹,偶尔有辆车,像夜猫子一样瞪着两只发亮的眼睛,孤零零地从马路那端窜过来,很快又在马路的另一端消失。巨大的城市睡得很沉。这座沉睡中的城市仿佛只属于我和红袖,我被这个叫红袖的女人拥抱着,她却是一个妓女,一念及此,我感到一阵刻骨的寒冷。

一觉醒来,已经是上午九点。茶几上有她留给我的字条:口黑,我得去一趟乡下,我的一好姐姐今天回家了,我要送她一程,恕我不能陪伴你,我大概要晚上才能回来。你要急着回医院,就把门帮我带上,门是自动上锁的。早点在餐桌上,如果凉了,放进微波炉里热一热,不要吃凉东西,一定要听话哦,一定要乖哦。还有,夜里我睡在你的身边,我担心你烧不退,或者你口渴,我好方便照顾你。不许瞎想啊。嘿嘿。口黑,拜。

在返回医院的路上,我一直在想:我和红袖,注定是两条没有交集的线段、夜空中闪烁的两颗永不相撞的星。即便如此,我依然心醉。

很多癌症病人最后都是疼死的,护工对我说,最后杜冷丁、吗啡都会失效,病人会更加痛苦。我问,你一直陪护这里的病人,有什么好法子吗?护工说,我看见有的家属给病人抽大烟,那玩意抽几口就能止痛,病人还能说话。

我想到红袖。那天红袖送鸡汤来,我给了她一万块钱,把情况说了,两天后,红袖把一小包东西交给我,我拿给护工看,护工说就这玩意儿。护工帮助父亲吸了几口。没两分钟,就见证奇迹了。父亲眼睛有神了,我问他还疼吗?父亲说这会不疼了。我激动得立刻拨通了红袖的电话,对她千恩万谢。

我征求父亲的意见,想给他洗个澡。父亲点头同意。我把小皮筏一样的浴袋充好气,护工从洗手间接来温水,确定水温合适后,我们把父亲放进水袋里,水袋有厚厚的气垫,父亲瘦得皮包骨的身体才不会被硌痛。父亲看到自己只剩下骨头的身子,眼泪缓缓地流出来。这一次,我给父亲洗的时间略长一点,最后给他洗了头发,小心翼翼的,稍一用力,他的头发就会掉下来,其实他的头上已经没有多少头发了,光秃的脑袋像鸡蛋壳一样的脆弱。

父亲示意再抽一口,护工服侍他吸下。父亲小声对我说:有一件事,我必须对你说,再不说,也许真的带进棺材了。

父亲说:那次打完山海关,又掉头回密云,大家都没想到,密云比山海关难打多了,那天夜里,我和连长去刺探敌人的火力点,结果被对方两个哨兵发现,连长打死了一个哨兵,但同时连长也中了哨兵的子弹,当场牺牲了,这时另外那个国民党哨兵朝我喊了声冲过来,我想完了,他要抓我活的,我下意识冲他开了一枪,他扑面就倒下去了,我想快跑,但总觉得那个哨兵的声音很熟悉,迎面跑过来的样子很熟悉,看再无敌兵,就上去查个究竟,把那个人翻了个身,我看清了,被我打死的那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山巧的新婚丈夫,他没对我开枪应该是他认出了我。我也知道他在国民党部队当兵,但万没想到自己会杀了他。从那逃出来后,我就开小差回家了。

战争勝利了,但是心里的战争还远远没有结束,这大概就是一名战士的宿命吧。我这样想。

父亲说,告诉你真相,是心病还得心药医。我没几天活头了,我不能把这秘密带到阴曹地府去,我到阴曹地府见到山巧丈夫,也可以尽释全隙了,我帮他女人抚养了孩子,也帮他照看了老婆,我不欠他什么了。我浑身都轻松了。

你怎么不早说,早说母亲也早原谅你了。父亲咧咧嘴,我感觉他很开心。

又一个黄昏,远处的斜阳渐渐隐去,暮霭沉沉中,满眼尽是颓废,心中那份伤悲怎么也无法把它抺去,它总是缠绕在心间,如同幽灵般如影随形。仰望天空,一只鸟儿划过天际,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却打破了黄昏的那份宁静。风还在不停地吹,吹得心中乱乱的,更加重了心中的那份惆怅。这些天,我一直失眠,不由自主的伤悲缠绕着我疲惫的心灵。看着远方飘浮着的朵朵白云,心中也飘飘的仿佛已随它而去,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夕阳仿佛已经被用旧了,她正在变得臃肿,变得蜡黄,正在慢慢死去。

医院对面是个体育公园,我在一张长椅上坐下,在我旁边的另一条长椅上坐着一对母女,母亲在耐心地教她的女儿数数,奶声奶气的声音吸引了我,扭头望去,那是一个扎了数根小辫的可爱的小姑娘。我不由得想到:数十年后,眼前这个天真烂漫的小孩子会有多少人为了她的生老病死而伤心流泪——这大概就是人生吧。

我突然想起杨玉芬。那次送饺子之后,她再也没来过医院,她现在怎样了呢?我拖着步子走向那条熟悉的街道,到阳光客栈才赫然发现房门被贴上了封条,这是怎么回事?一种不祥的预感慑住了我的心。我用发抖的手拨通了红袖的手机。红袖哽咽着说:芬姐死了。我说是怎么死的?红袖说那个杀人犯越狱出来,把她捅死了。

红袖来了。我问她这是什么时候的事。红袖说你走后四五天吧。芬姐遇刺时是在登记室里面的小屋,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报警,我接到她电话时赶过来她已经快不行了,她把银行卡、密码和她的身份证都给了我,让我转交给她儿子,并嘱他好好读书。她最后提到你,说你是她见过的最重情重义的人,她让我这个相框给你,说你看到这个小画,就能想起她。她最后说了什么我没有听清。她的血流尽了,脸色刷白刷白的,我打电话叫救护车,救护车还没到芬姐就没了。那天,我说去乡下送一个姐姐回家,就是送她。

那天,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医院的,父亲依然睡着,我趴在他的床边,无声地哭了很长时间。

杨玉芬留给我的这幅画不大,画面是一幅裸体女人的工笔,上面竟然盖了四个章,其中有个章是“平阳画字”。果不其然,真是他的手笔。我常听大哥二哥说起这个人,据说这个画家的画作在中国工笔画中是售价最高的。这幅被题为《桨》的画,凝集了画家对生命终极一生的感悟,博大深厚的生命蕴蓄像奔腾呼啸的黄河在这块宣纸上风起浪涌。此时无声胜有声。我依稀记起,这画上的女子和阳光客栈里的那四姐妹之间的某人非常神似。这幅画肯定是老画家为那四个小姐的其中一个画的绝笔,那个老画家在这个妓女身上倾注了他全部的热忱,临死前这幅画送给了那个小姐,可惜小姐不知道这幅画的价值,离开时把画当垃圾扔到了杨玉芬的阳光客栈。

晚饭后,我去了夜市,买了香烛、冥币和很多金银珠宝,又到冷荤店买了一些凉菜和酒,天黑以后,来到阳光客栈的门外。

我把四支蜡烛一一点燃,我点燃纸钱,打开酒瓶,满满地倒上两杯,将一杯撒向地面。玉芬,我给你烧钱了,你活着为钱所累,如今死了,我给你多多地烧钱,我希望你到另一个世界,不再为挣钱而做那些违心的事。我能为你做的,也就这么多。你儿子,我以后会抽空去看他,你就安心走吧。

夜色无烟,我昏昏欲睡,却又被清风吹醒。我的身边到处都是尸骨和野草,除去清风明月,身边再无知己。

夜幕降临,月光姣白,杨玉芬飘然而至,她穿着一袭白衣,面白如雪,无一丝血色,只有纯粹的白。她美丽的唇瓣,却比往日红,仿佛脸上的血都汇到了唇上。嘴角微微地扬起,挂着一抹讥诮,一头美丽及腰的长发,风起时,发丝飘扬,掩住了娇媚的脸容。她的美丽,她的哀愁,她空寂而沉重的心灵,让我有一种站在时间以外的感觉。我伸手拉她衣袂,却发现自己的手指穿过白纱在空中虚握。

她越来越远,最后隐没在这空荡荡的月色里。

父亲病得再也走不了几步,即使从床头到卫生间都非常困难,要气喘吁吁挪动半天。稍微好点的时候,父亲断断续续地告诉我他的感受:头晕、心慌、腿哆嗦,憋气、无食欲、心烦、心急躁、大便特别干燥、前后背疼痛,眼睛看不清、恶心、呕吐、尿火辣、嗓子疼痛、没力气,总也出不来气,走路要摔跟头。最后还说,经常眼岔,有几次,我把你看成是你爷爷了。

那天上午,老姑、舅舅、三叔等十余人一起来看父亲,父亲已经不能认人了,他们报上姓名父亲才会点点头,父亲没说一句话,只是咧着嘴干哭。大家都埋怨自己来晚了,没想到这么快就不行了,大家哭了一阵,也就散了。

下午的时候,又来了一个人。当时我正哄父亲睡觉……父亲突然抬起头,眼睛完全挣开了,目光中充满了无限柔情,嘴里轻声喊:山巧。山巧。

山巧?我感觉后背直冒冷风,一个惊悚的想法涌上心头:大白天的,父亲难道活见鬼了?

我下意识地转过头,来人已接近床边,笑吟吟地在那站着。是小川!我在市场门口救助过的那个年轻女人,此刻我才猛然想起,她长得很像山巧年轻时的模样。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难道冥冥之中真的有人做着如此精细的安排?

我惊讶地问:你怎么来了?你母亲的病好些了吗?

小川淡淡地说:她死了。

小川是找我报恩的。我不知她是怎么找到我的,她也没说。她要还我钱,我不要。我不要,她就要留下来,说替我照顾父亲。她说她一来,老人就和她说话。她和老人之间有缘分。

父亲完全把小川当山巧了,父亲清醒的时候,就攥着小川的手一刻也不松开,满脸的幸福,满嘴的笑意。小川将错就错,迎合着父亲的意愿,还抚摸父亲的额头,父亲偶尔能笑出声。他就像一个初恋的青涩的小伙子面对他心仪的女朋友。晚饭,父亲竟然吃了四个饺子,他已经十多天不大吃东西了,平时最多就是半个水饺,父亲边吃边努嘴让小川吃,小川便吃下一个,父亲就高兴得像个孩子。

夜里,父亲要大解。小川推开我说:我来吧。小川给他打了开塞露,顺利地帮助父亲完成了大便。便秘使他七八天不大便了,每次试图大便都像要虚脱了一样,浑身发抖,半天都恢复不了平静。我感激地看着小川,小川笑了笑,我伺候母亲很久的,这些对我不算什么。

如果父亲的误认和反常的表现还不算什么的话,后来发生的事已经非常离谱了。凌晨四点左右,我醒来,准备替换小川,让她在沙发上眯一会。可是我看到小川衬衫最上面的两颗扣子解开了,露出雪白的乳房,斜躺在父亲的身边,父亲的双手抓住她的双乳,睡得正香。我不敢再看,脸红心跳,心里很是内疚,小川还是个姑娘,也就二十二三岁,我脑袋嗡嗡的,一时不知所措。

我拉过小川,红着脸说,你这是做什么啊?小川说,你别想那么多,你父亲根本不知道我不是山巧,他受潜意识支配,你父亲也没有多少时间了……再说,我的身子也早不是我的了,一个老板答应包养给我母亲治病,我傻,和他去了酒店,结果当我醒来时,他已不见踪影,我的手机和几百块钱也被他拿走了。如果不是母亲,我可能就跳楼了。

我腾地从沙发里站起来,旁边的一个小方凳子,被我一脚把它踢翻在地。

小川拉我坐下,乞求说:你别这样,没有过不了的鬼门关……母亲走后,本来我也想随她而去,我希望走前见你一面,当面说声谢谢。

小川坚持再伺候我父亲几天,她说,母亲去了,我了无牵挂,回家去也是伤心,还不如在这里做一点有意义的事。

那几天父亲就像幼儿园的小朋友,他只要醒着,一定要小川在他身边,他那幸福愉快的表情让我心里酸酸的,我想替换一下小川,可是父亲把我当成仇人一样,拼尽力气推搡我。小川说,你去歇息,我不累。小川坐在父亲身边,父亲又高兴起来。我心里一阵难过,但还是祈祷上苍,让父亲的这种状态能够保持长久一点。

父亲赖以止痛的大烟没有了,已经五天了,红袖再没联系我,五天前我又给她三万块钱,但是五天过去了,红袖没有出现,手机一直关着。父亲已经奄奄一息,他已经无法躺下,只是佝偻在床上,身体尽力往前倾,只顾捯气,呕血。小川手忙脚乱,吸痰,擦血,一刻也闲不下来。

我想,我该给老叔打个电话了。

夜里,母亲来了,她还穿着那身去世时的衣服,模样一点没变,母亲坐在父亲身边,打开手里拎着的包裹,拿出父亲平时穿的秋衣秋裤,一套藏蓝色的中山装,一双挺厚实的棉袜,好像还有一双青帮白底的尖口鞋。满脸是笑地看着父亲,说,初秋了,天有些凉了,换上衣服,跟我走吧,我带你回家。

第二天早上,主治医生找到我,他说,就这样吧,估计不会超过今天夜里,我和你叔叔沟通好了,我会给你父亲注射一种药物,保证他途中不会死亡,救护车会把你们直接送回老家,有护士陪护,到家后,我们就会拔掉呼吸机,你父亲会在那一刻离开。我说,老叔和我说了,一切听从您的安排。医生说,好吧,你抓紧收拾一下,上午十点,准时上路吧。

临行前,我握住小川的手,流着眼泪,感谢她在父亲最后的日子给予老人家的临终关怀和陪护,小川也流下了眼泪,说哥啊,真正应该感谢的是我,是你让我在绝望时感到了人世间的温暖、希望和美好。

老叔和大哥二哥已经在村口等了,老叔伸手拦住了大哥二哥。老叔亲手拔下呼吸机和父亲手臂上的管子,大约三五分钟的时间,父亲的身体剧烈地抽动起来,鼻翼大幅煽动,嘴张得很大,大口往里吸气,却不见吐出来,满脸渗出大滴大滴的汗水……我弯下身对他说,爸,我们回家了。父亲神奇地睁开了眼睛,四下看了看,点点头,然后伸出五个手指,我的耳朵紧贴他的嘴边,我听到父亲游丝一样的声音:给我五个棒饽饽。说完大口吐血,瘦得只剩下骨头的躯体挺了一下,眼角流出两滴眼泪,沉重地闭上了眼睛。

家里家外很多人,很熟悉的人,但我看他们时都有些模糊,像影子一样进进出出地走动着,我在影子里穿行,径直进了屋内,感觉身体重如泰山,脚下踩着云朵……一头扎在床上……爸爸……爸爸……我恍惚听见儿子在叫我,又好像是我自己在喊,夜已经很深了,父亲下地还没有回来,我顺着梯子爬上房,站在房顶上喊——爸爸——回家啦——喊声传得很远,山谷中满是回声。

父亲的葬礼办得庄严隆重,送葬的队伍有七八百人,大部分我不认识,他们下跪、叩头,悲戚之情不亚于大哥二哥。下葬时,我把很大个的五个棒饽饽放在棺材头上,转眼,平坦的地面上便凸起一个黄土堆积的坟头,送葬的人陆续回走,我在最后,在拐弯处,我回过头,看见父亲正猫腰捡拾散落在坟地上的贡品——糕点还有水果,然后坐在一边,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父亲实在太饿了。

黄昏的暮色渐渐深浓,田野苍翠,玉米已经成熟。父親,我们的村庄,温暖芬芳,就这样,你带着良辰美景,消失在黑暗中。父亲,你的衣角带着涉水而过的潮湿,我看到你在彼岸,和我一样,抬起头倾听鸟群飞远的声音,你笑容纯真,再无痛楚。

父亲过了五七,我和媳妇说,我得去趟省城,打探一下红袖的下落,顺便去看看杨玉芬的公婆和她儿子。媳妇眼睛有些湿润,沉吟片刻,还是点头同意了。

我再次去省城的那天早晨,下了一阵雨。和父亲去省城时是初夏,现在已是深秋了。秋天的田野,是一方急待播下小麦种子的田块,正在耕地的拖拉机铆足了劲,嘟嘟嘟嘟地前进,一只受惊的土褐色的兔子从黑黝黝的田地里蹿出去,潜入辽远的田畴,消失了。田野上跳跃着一只白肚皮的灰喜鹊,它在它熟悉的田地中、泥土间,搜寻那些个潜出土层的蚯蚓。还有一只乌鸦啄食了一珠草穗的种子,仰高着脖项,犹似嗜酒的人喝下一口美酒,眼睛迷醉地下咽。那些田地的主人,拿这些小动物一点办法也没有,赶几下,嚷几声,见它们不走,也就作罢。父亲生前从不像他们那样大喊大叫,只是扎几个草人,样子搞得凶巴巴的,有的还叼着一根大烟袋,那些鸟啊兔子就远远地避开。田野里再也见不到父亲忙碌的身影了,他的肉体和灵魂已归于土地。想起和父亲在省城的短短的三个多月时间,父亲告别了尘世,我的生命也经历了一次蜕变。

我到省城后直奔看守所,我怀疑红袖是因为购买毒品时被警察抓了。事实也确实是这样,我打听到红袖在省第三监狱服刑。我以红袖同袍哥哥的身份,争取到了探视红袖的权利。

隔着厚厚的钢化玻璃,我见到了红袖。还没说话,我的眼泪就下来了。

不要难过了,你父亲好点没有?

已经死了,刚过了五七。

那就祝老人一路走好吧,我们谁都有那一天。

你为什么不申辩?你是受了我的牵连才进来的。

我感谢你还来不及,还说什么牵连!你不让我买那些东西,我自己也会找个方法进来。我进来也是好事,我进来就是自我救赎……

红袖嘴角闪过一丝顽皮的笑:如果有来生,我想与你结伴,一起走云海,过高山。

我知道红袖罪不至死。我想告诉红袖,我已经把那幅画通过公证转赠给她了,只等着她出来。可我最终什么都没说。

告别红袖,我又去了阳光客栈,想再看一眼这个让我魂牵梦绕的地方。只是这城市的发展太快了,才几个月时间,那几栋老楼已被夷为平地,十多台挖掘机怒吼着,把头深深地扎进地下,一片片新楼将在这里像春笋一样拔地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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