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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山东省青州市人，姓名张景孔。1960年9月入烟台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学习，至今已经过去60个春秋，整整一个甲子轮回。时间如逝水，虽然已经流过60个春秋，但是我对那两年的学生生活至今依然记忆犹新，不能忘怀！

在师专学习期间，正是国家经济困难、人民忍饥挨饿的年代。对于我来说，正处于人生之路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上，就在我徘徊不定、痛楚难决的关键时刻，是烟台师范专科学校接纳了我。在那生活极端困苦的年代，您带领着师生们克服重重困难，培养了我们迎难而进、愈难愈奋的顽强意志。那时在校学习时间虽然只有两年，但是为我们的人生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坚定了我对人生价值的追求目标，铸就了我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之梦的起步台阶。所以我真切地感受到，我们应该深深地感激您呀，我亲爱的母校！

人生的道路，一般来说是坎坷不平的，有时，面前甚至会横摆下难以逾越的沟壑或者陡立着难以攀爬的悬崖，阻挡着一个人前进的脚步。当然人的经历不同，面前的障碍也不会是一样的。

我在青州一中建校110周年校庆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回忆文章，在文章的结尾就表述了我当时的心境，写道：在青州一中毕业以后、迈进高等学校大门之前，我面对高考结果痛楚不已，思想斗争异常激烈，几乎使自己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是，在前进的道路上终于战胜自我，正确抉择，又迈动起了努力向前迅跑的步伐！

我们上学那个时期的高考，与“文革”以后恢复的高考相比较，其招生政策和取生过程是有很大差别的。譬如报考志愿吧，那时是高考以前就填写报表，考试以后再等待着发放录取通知书。同学们所报考的志愿，一般是根据个人的学习实际水平和自己的理想，再征求班主任或任课教师的意见，然后决定下来。

当时我报的第一志愿是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班里还有一名同学报的是历史系。因为对第一志愿充满着信心，所以对其他志愿就不大很在意，多是随意填写的了。后来才知道，志愿和高考录取结果受到很多客观因素的严重制约，并不是看重考生考试成绩的高低。对此，年轻幼稚的我是完全不知道的，这种懵懂糊涂的状态，当时不少同学与我是一个样的。

1960年的高考，是集中在昌潍地区所在地（即今潍坊市）统一进行的。那时，各地的考生一般都是到自己所在地区的驻地参加统一考试。高考结束以后，同学们都各自回家，等待着录取通知书的到来。在这一段等待的时间内，同学们分别经历了或者高兴、或者痛苦、或者失望的不一样的感受；而我呢，是在期待、盼望、焦躁、痛苦、斗争中逐步地度过来的。

开始的时候，等待着录取通知书的早日送来，心情还是比较平稳的；之后，有的同学已经接到了通知书，我在盼望着，通知书能够尽早一天送来，这时的心境就有些不平静了；再后来，很多同学的录取通知书都已经接到了，包括报考复旦大学历史系的那个同学，这时候我的心情就焦躁不安了；更后来，在自我感觉情况不妙中终于等到了录取通知书，但是带给我的不是收获的喜悦，而是极度的痛苦了！

庄里庄乡和亲戚朋友不知内情，都向父亲祝贺：“孩子考上大学了！”父亲也不明实情，也是打心眼儿里高兴。可是我呢？是一百个的懊恼啊！思想斗争很是激烈。凭着自己在班里的学习水平，怎么考住了个师专呢？为什么班里学习最差的同学与我考上了同一个学校呢？！当时真是想不通，越想越懊恼，可以用痛不欲生来形容！晚上也翻来覆去睡不好觉，一连几夜失眠了！这样，白天无精打采，像是掉了魂儿似的。父母也看出了我的情绪，问我“怎么了”？我就把实际情况告诉了父母，并说出了今年先不去上，等待明年再考的想法。

几天来，头脑晕晕沉沉，思想斗争激烈不平！有时找到知心同学又商量又诉苦，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我班有个同学叫于法堂，在班里也是范文的经常宣读者，但录取的也是烟台师专，他也处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之中。法堂同学的家是于家庄，在我村南面只有十几里路，有时我去找他，也有时他来找我，相互诉说苦恼和个人打算，一时犹豫不决，难以决定咋办。

在这里，还需要说到一个初中同班同学王振山，我们俩的关系非常要好，俺俩都是班里的数学四算之一。初中毕业时一同报考的益都（青州）一中二年制理科，但是我们两人都不够顺当，我被录取到了二年制文科，他却被录取到了三年制的班级。他不服气，到高二结束的时候，便以“同等学力”的办法参加了高考，但是落榜了。他心绪难平，便决然退学服役当兵了，他们部队正驻防烟台，我便写信征求他的意见。他回信写得很详细，说他们的兵营与我们学校只隔着一条小河，兵营在北，学校在南，并恳切地动员我去上学，说那样两个人就可以经常见面和谈心了。

烟台师专是不是去上呢？当时，我就处在人生之路何去何从的这个十字路口上。有一天，于法堂同学又到我家与我商量，这天中午，父亲炒上了两个小菜，倒上了一壶酒，招呼我们喝了一会儿，便说：“您俩碰个杯，磕个头，结为兄弟，就嘎伙着一块去上吧。”我们听了父亲的话，两人面对面磕了个头，又一同给父亲叩头，表示尊重老人家的意见。就这样，上学的事情算是终于决定了下来！

这样，在开学之前，从小就好强争胜的我，咬紧了牙关，攥紧了拳头，强忍着心理的疼痛，用“自己是不幸中之有幸”来安慰着自己。因此，这个暑假在参加劳动之余，认真读书，做好了全力以赴、顽强拼搏的思想准备！

1960年9月初，在烟台师范专科学校开学报到的前一天，我背着简单的行装，约着于法堂同学，一起步行到益都火车站。晚上9点多便乘上了开往烟台的慢车。因为是晚上，看不见外面的风景，我倚在座位背上，除了与法堂随意交谈几句外，就是老在想着多日来思考的问题。到校后一定要正确面对一切困难，专业学习要名列前茅，决定追上甚至超过在相关大学学习四年同学的水平，努力搞好写作，积极参与学校和班级的各项活动，争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

第二天的黎明，我们便到了烟台火车站。出站不多远，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茫茫的大海。我这是第一次见到浩瀚的海洋啊，这立即引起我强烈的冲动和写作的欲望。但是我们来不及观赏，便按照通知书上的说明，又打听了几个当地人，便穿过几条街巷，顺着城南的沙土公路往南行走了，看来道路是才开通不久，两边是山崖，当地人说还没有开通公交汽车。我们便沿路上坡，大约走过十几里路，到了一个叫世回尧的村庄。向村民打听学校地址，他们向西一指，高处有一座楼房，说：“那就是。”

于是，我们顺着不宽的沙土路，再转弯上坡，便走进了那座大楼里。那里已经有不少学生，这一年，烟台师专中文科共招了三个班，于法堂被分到一班，我被分在了三班。有人领着我先到了宿舍，宿舍就在这座楼的第二层，是通铺，那人说：“宿舍楼正在施工中。”他透过玻璃窗，向西一指，“那就是——现在咱们先艰苦一下吧。”我透窗送目一望，在群山怀抱里，有座楼已经建筑得挺高了。对困难我早有思想准备，就说：“不要紧，初高中都是睡通铺的，习惯了。”安顿好行李后，又到了教室，安排了坐位——教室和宿舍都在第二层楼上。至此，我便正式开始了烟台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两年的学习生活。

在烟台师专学习的两年，正遇“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当时，学生的粮食定量最少的时候是每人每月24斤，粗细各半。说实话，24斤粮食怎么也不够一个青年学生一个月的口粮啊，所以当时上级对饭食的要求说法是“低标准，瓜菜代”。那个时候，学校尽管千方百计地采取了一些措施，像是把花生皮、苞米瓤和槐树叶等粉碎，与粮食掺和在一起做窝窝头，那窝窝头稀稀的，软软的，得两手捧着吃，当时的美称叫作“增量法”。晚饭经常熬疙瘩汤或者片儿汤，可以在里面掺合些白菜帮子之类，借以充饥。但是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办法，学生的肚子还是难以填饱。星期天，有时我和于法堂相约，一起到附近的山地里剜些菜根或野菜，回校煮煮吃；有时跨过小河到兵营，找王振山同学谈心，顺便讨点儿吃的。有一次接近中午了，他知道我们生活艰苦，就从伙房里端来了一小铝盆儿羊肉汤，叫我们吃。我俩正饿得够戗，也不客气了，三下五除二，很快就吃光了，简直是从来没有过的美餐享受啊！最后振山同学才说：“这是我们班中午的一个菜呢。”我俩很不好意思，也不知道后来他是怎么解决的。对此我至今一直没有忘记，内疚得很。

在生活困难时期，最挂念我的是父母和妻子。妻子两岁时父亲早逝，后来几个姐姐先后出嫁了，只有她留住娘家，与娘相依为命。三年困难时期，生产队里分麦子很少，家里的生活也十分艰难。她把娘俩从牙缝里省出来的麦子磨成面粉，炒成炒面给我送来。她背着二十多斤炒面和煎饼，步行50多里，到益都火车站坐车来烟台，费尽周折，送到了学校。因为当时住宿条件很不便，她只在学校呆了一天，我就送她坐上了回家的火车。打那以后，我每天早饭时，用开水浸上她送来的一瓷缸子炒面，稠稠的，甜甜的，那个时候真是难得的享受啊。这样，给我增补了口粮，这对我当时艰难的生活是很好的接济。

在困难时期，还有一个女性走进了我的生活，她就是我的同桌，名叫王美玉。她是一位青岛姑娘，中等偏上的个儿，大大的眼睛，长长的辫儿，单就是学习很吃累，考试往往不及格。团支部书记吕文寿明确向我交待任务，要帮助她把学习成绩提上去。当时在政治上我要求加入共青团，又兼有为人诚挚的品格基因，自然对她是尽力帮助的，使她的学习成绩有了不少的提高。她出于感激的心情，经常赠我学习用品，偷偷地把饭票塞到我的手里，我有时不好意思接受，她就一皱眉头，表现得很不高兴。有时乘我不在宿舍，就把我的床单儿拿去，不动声色地洗净晒干叠好，再给我送回来。

这样一来一往，自然加深了感情。有一次，她主动约我谈谈，低眉轻声地向我表白：“我说和你做个长久的异性朋友，同学们说，不是夫妻不可能。你说呢？”我完全理解她的心思，在当时那样的社会环境里，她这是多么大的勇气啊！我沉吟良久，也是轻声地回答了她：“那我们就做长久的异性朋友吧。”我看她偷偷地流下了眼泪。在生活上，她对我度过饥饿难关，也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那个时代的人啊，一旦定了婚姻是很少有改变的呀！毕业一别，开始还经常有书信往来。1968年夏天，我因事到青岛出发，顺便去看望她，那时她仍然没有结婚。从此以后，渐渐地就没有了音信，确实也没有做成“长久的异性朋友”。

那个时候，除了师生们生活困难以外，学校各方面的办学条件也是相当低劣的。比如师生们吃水吧，设备极不健全，为解决吃水问题，开始的时候我们用扁担挑。水井在教学楼东北、世回窑村旁，伙房在教学楼的西边，相距起码有五百米以上，且地形是东低西高，当时我们一周一天劳动，我就曾经给伙房挑过水。跳水上行，且是这么远的距离，我从小没有干过，真是一步一艰难啊，肩膀先是磨红了，再是压肿了。心中暗暗叫苦，表面上还要表现得很是坚强！过了一段时间后，换成了用车拉水，条件稍微好了一些，劳动强度也减轻了不少。还有，我们也曾经登上盖宿舍楼的脚手架，搬砖块或者供水泥。老师反复叮嘱每个同学“要注意安全”，幸运啊，整个班级好歹没有发生什么大的问题！这种活路，我从小也是头一回儿干，极具挑战性，我小心谨慎，经受了艰苦和意志的磨炼！

在特定的困难时期，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学校采取的是重在“保人”的措施，规定早操和早晚自习可以不上。就是在这样的艰难困苦条件下，师生们还是照常按时上课，早晚自习时间大多数同学还是照常学习，努力完成学业。对于我来说，清晨早起是多年来养成的习惯，虽然在极度艰难的时期，但我仍然坚持，没有改变。早晨还是按时起床，有时候还提前起来，或者到教室学习，或者抓紧时间到山脚下朗读和背诵诗词。这样的紧张学习生活，自觉坚持两年，从来没有改变过。

面对困难，我们的老师也是迎难而上，勤勤恳恳，一丝不苟，认真备课和教学，以极高的热情、最大努力，与同学们一起共同完成教与学的任务。对此，我记忆很深，至今没有忘记。

孙荣年老师给我们担任古典文学课。他高高的个儿，略微黝黑的面庞，讲话声音清晰洪亮。他知识渊博，当时听说他是日本留学生。同学们很愿意听他讲课，他对学生也是非常热情，努力把知识传授给学生们。那时学校里的照明不大正常，有时晚上停电，孙老师便来到教室，摸黑给同学们授课。有一次，他看到教室里黢黑，便来给同学们讲解《孔雀东南飞》，并且不断地提出问题，启发同学们回答，当时我与同学们也争抢发言，学习场面热烈。这件事，我在日记中作了记述（附录一）。

赵曙光老师给我们讲授现代文学课。他是从四川大学调回家乡来的，他是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个儿高高，长方形脸庞，戴着眼睛，文质彬彬，很有一副学者的气质。讲话抑扬顿挫，具有艺术魅力，听起来动听入耳。他是诗人，在课堂上经常有声有色、动情地背诵自己创作的诗篇。有一次，他朗诵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一首新诗，他的朗诵完全投入于诗境之中，热情洋溢，情绪高昂，极具感染力。其中有一句“火车飞进红海洋——”，他把声音拖得悠扬而绵长，当时的情态，我至今记忆清晰。

陈吉厚老师给我们讲授写作课。他中等个儿，白净的脸面，讲起话来爽朗风趣。因为我特别注重和喜爱写作，所以与他接触得比较多。我经常到办公室向他请教写作方面的有关知识，他也都是予以详尽清楚的回答，使我受益很多。有一回儿，他赠给我一本儿红色封面的书，名为《大山红旗》，这是一本报告文学集，上面有陈老师的文章。老师赠的这本书，我直到现在一直保存着，他在空白页上面签的名字是“陈宇”两字。还有他给我批改的作文本儿，我大部分也一直收藏着，没有丢失。上面写的评语都是用的红笔，评语字多而工整。只可惜那时的纸张粗糙，有些字已经看不清楚了。

还有，教授古典文学的孙元璋老师，教授现代文学的韩日新老师，教授汉语的门老师，教授外国文学的……老师等等，他（她）们都是殚精竭虑地教学，指导我们认真用功读书，都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面对当时严峻的形势，面对严重的生活困难和艰苦的劳动，学校领导经常给我们讲说政治形势，鲁有言校长就曾经召开会议，对我们讲话，鼓舞我们认清形势，正确对待，克服一切困难，夺取思想和教学双胜利！当时的困难环境，对我们每个学子确实是很好的锻炼和严重的考验。面对困难是情绪消沉、得过且过，还是迎难而上、砥砺奋进？不同的人，会采取不同的态度。当时，我是下定了决心，不怕苦累，克服面前的重重艰难，为实现自己既定的奋斗目标和美好梦想而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

当时，我早就拟定的方向是：学好专业，突出重点，即在争取各科都满五分（当时是五分制）的前提下，把写作能力提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我主动请教，各科老师对我也乐于指导，像陈吉厚老师看过我的作文后，有时把我叫到办公室，手把手地予以指导，赵曙光老师指导和鼓励我进行诗歌创作。我在全力学好各科基础专业课的前提下，努力加强写作练习。除了每周一次作文课外，在老师指教下，我增加了多项强化写作能力的形式和方法。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作法，就把我的业余学习生活时间占用得满满的了。

一得记簿。我的“一得记簿”，其记述的内容是相当广泛的，一个人，一件事，一点思考，一次对话，一次活动，一种现象，一段风景，一件物品等等，总之，只要觉得有意义的“一得”，就把它记下来。近来我重新翻看了两页，上面就记下了十几个题目，如，捡豆的老奶奶，谦虚与骄傲，建筑，火车鸣了，听雨，读书人，睡神，用“典”等等。现在阅读和回味起来，感觉到有一些仍然有趣、具有现实意义（附录二）。

诗歌吟簿。那时，我有一个本子是专门誊写诗歌创作的。当时，主要是写新体诗，有时也写旧体诗或填词，不过那时对格律还没有真正过关。为说明那个年代我的大学学习生活的某些片段，在这里选录两首诗词于后。一是自由体诗《迎春曲》；再就是一阕《清平乐》词，毕业前夕，我曾经在毓璜顶医院住过院，在治病期间仍然没有停止学习，同时若有了灵感，也吟诗填词，这一阕是写同学们来探望我时的情景，抄录于后，以记实情（附录三）。

日记记实。写日记的想法和实践，上高中的时候就有了，但多次是有始无终。来到烟台师专，便又下定决心写日记，当时正巧有人赠我一个较好的笔记本儿，便在这个本子的首页上郑重写下：“朋友，写日记吧！”于是，便认真地开始了日记的书写！坚持日日写，没有停止，师专二年一直记述到毕业离开学校的那一天（附录四）。并且从此不断地坚持了下来。

习作辅助。当时，我的作文本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习作课上交陈老师批阅的，一个是自己平日练习写作的。经济困难时期的本子纸张质量很低劣，颜色是淡绿色的，纸面上还残留着一些细微的碎屑，有时写起字来笔画受阻，不是那么顺畅。但我都是认真地写作和誊抄，陈老师的批语多是称赞。有时我把练习写作的这一本儿交给他看，得到的也是老师的赞扬和鼓励。

阅读摘抄。那个时候，我有个笔记本儿，是专门摘抄阅读后觉得好的词语或者某段文字的。一般来说，我当时是抓紧一切时间进行课外阅读的，如每天的课外活动、星期天等，多数时间是到阅览室或读书，或看报，每次都是带着笔记本儿，准备摘抄，日积月累，没有休止。凡是阅览室里的报纸，如《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大众日报》《工人日报》《南方日报》等等我都选读。再就是有选择地阅读关于论述写作的书籍，如徐中玉的《写作和语言》、加里宁的《论通讯员的写作和修养》、高尔基的《论写作》，还有《别林斯基论文学》和论文集《作家与生活》以及鲁迅先生谈写作的相关论述……

总之，在极度困难的时期，我的专业学习和强化写作的计划，在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一个学年之后，我的刻苦精神和学习成绩便得到了不少同学的认可。第二学年第一学期，即1961年的暑假后，班里组织投票选举新的班委。投票以前，班委候选人的名单逐个抄写在黑板上，当时我还不是共青团员，候选人自然没有我的名字。但是，通过投票、唱票、划“正”字以后，发生了一件令主持组织选举的团支部成员们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就是我的票数竟然超过了半数，一个候选人的票数只是我的一半儿！说实在话，对此当时我也是始料未及的。这样，新的班委产生了，我便成了成员之一，经过议论分工，班长表态后，让我说两句。我以学习委员的身份先谦虚了一番，然后简短地说了以下几句话：一是对大家的信任表示衷心感谢；二是一定积极地为同学们服务；三是认真地听取大家的意见，把工作做好。我的表态获得了同学们的热烈掌声。

成为学习委员以后，我与老师们的联系更密切了，接触更多了，得到老师的帮助和教导的机会增加了。我一方面主动为同学们做一些服务性的工作，同时更进一步强化自身的学习。特别是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贯彻落实之后，师生们的情绪有了很大提高，积极教学、认真学习的热潮逐渐高涨，举办学术讲座，进行专项问题讨论，开展主题活动座谈等等，也逐渐多起来，不管是学校，还是中文科或者班级所举办的各项活动，我都是积极热情地参加。记得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认真听取学术讲座。像是赵曙光老师的《〈日出〉评论》《〈百合花〉琐谈》《依依惜别的深情》和《论〈红旗谱〉》；像是陈吉厚老师的《特写写法》《论说文写作评谈》；还有黄老师的《古典诗词格律》与孙治吾老师的《课外阅读指导》等等。这些讲座我都是按时参加，并且认真写好笔记，深入学习，认真领会。

热情参与问题讨论。在校期间，特别是第二学年，中文科组织了几次对某个学术问题的研讨会，我都热情洋溢地积极参与，并且用心认真写好发言稿，在研讨会上有感情地宣读。例如，学过王实甫的《西厢记》后，一次研讨会于1961年12月26日在合堂教室里举行，孙元璋老师主持，我以《试论〈西厢记〉大团圆的结局》为题发言。还有一次，赵曙光老师讲过现代诗歌课以后，在1962年4月5日，赵老师主持了关于诗歌学习及创作的研讨会。在会上，我的发言题目是：《一曲唱遍了江南——严阵〈江南曲〉读后》。这些活动，对于我的写作和表达能力的提高都是很好的实际锻炼。

积极参加班级活动。因有学习委员的职责，班级的黑板报稿件由我收取、改稿和组织抄写。在那特别的历史时期，学校或者班里虽然没有文学社团组织，但是我们几个文学爱好者有时也自动地凑在一起，交流或讨论写作的有关问题，有时还很自然地展开了热烈讨论。另外，庆祝相关节日的联欢会，我也热情地参与。例如1961年12月31日晚上，班里组织联欢晚会，以庆祝1961年胜利结束、迎接1962年新年伊始。同学们热情高涨，或歌或舞，或逗或笑，吹拉弹唱，各献技艺，各显其能。我创作了诗篇——《去年 今年 明年》，在晚会上满腔热情地予以朗诵，得到了师生的好评（附录五）。

在学校党委的坚强领导和关怀下，经过老师们无微不至的教育，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专业课基础知识得到进一步巩固，习作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最后一学期，有一首小诗刊登于《烟台日报》上，题目是《花棉袄》，写的是小学生春天植树的题材（附录六）。

说句真心话，感觉两年时间的大学生活实在太短了，对知识如饥似渴的我没有学够！但是时间不等人啊，转眼之间，烟台师专的学习生活就结束了！离开学校时，同学们到火车站为我送行的情景，一直深深地印记在我的脑海里。对此，我1962年10月4日的日记，就记下了当时难分难舍的离别心情和场景（附录七）。

总而言之，烟台师专的两年，是艰难困苦的两年，更是砥砺奋进的两年！翻览当时残旧的“阅读摘抄”，上面抄录了很多片段记述，其中有两句名言我记忆特别深刻。著名法国作家巴尔扎克说：“我粉碎了每一个障碍。”当时我写下这一句话的时候，是重重地重了一笔、并且攥紧了拳头的。还有一句是：“苦难是人生的老师。”确实是这样，烟台师专的两年，是忍受饥饿而没有消沉、磨砺意志而坚定前行的两年，是刻苦学习、迎难而上、取得了可喜成绩的两年。

两年的大学生活，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人生不易！然而我更坚信：经历了这样的艰苦和挫折，在以后前行的人生之路上，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和战胜的呢？

（一）1961年5月17日 农历四月三日 星期三 晴转阴

整整一天学习古典文学，孙荣年老师主要讲解的是《孔雀东南飞》。晚自习时间，同学们急需复习巩固，但是没有电，大家很着急。这时孙老师走进教室，说：“我们讨论问题吧。”同学们提出了多方面的问题。如：

“‘媒人去数人……主簿通语言。’这一段怎么理解好？”有同学提问。

还有同学提出：“被驱逐的一个女人，不被唾弃，县令、太守反而登门求婚，这不是美化统治阶级吗？”

“……”同学们还提出了多种多样的问题。

孙老师都一一作了解答。

即使没有电，同学们也学到了知识。“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所以一切时间都要抓住利用啊。

一盏电灯吊在那里，如果你越靠近它，地上的影子会越小；如果你离它愈远，影子会愈大。若把灯比作知识或真理，你如果越接近它的时候，会知道自己很渺小，就会更谦虚；你如果离它越远的时候，会错觉自己很高大，就会骄傲起来。

暖日融融，麦苗儿青青。

马儿撒欢，路上行人衣正单。

暖日融融，山歌儿声声。

千山万山鸟啼遍，处处巧手绘春天。

卧床思念，盈耳忽闻唤。抬首朦胧环目看，

原是同学来探。 话如三月风生，顿觉病减

神清。即感浑身温暖，心中充满深情！

（四）1961年5月15日 农历四月初一 星期一 晴

日记的内容太丰富了，看电影感受，读书心得，思考的问题，工作中的优缺点，周围人的变化，遇到的新人新事，国内外大事，阅读的美文或诗篇等等，都可以记述。

写日记有三大好处：一、可以促进自己的思想修养、工作和学习；二、可以培养一个人的毅力，培养一个人有始有终的精神；三、写日记是提高一个人写作能力和认识水平的好方法……

无论做什么事情，没有恒心是很难成功的。有句古语是“有志者事竟成”，一个人的志向是否能实现，就看他是否有为之奋斗的毅力。人的毅力要从多方面来培养，写日记也是方法之一。

（五）《去年 今年 明年——为庆祝1962年元旦而歌》

我们迈进了新的学校——烟台师专。

刚刚竣工的教学楼向我们招手，

正在施工的宿舍楼的砖石上

洒下了我们劳动的热汗！

欢庆我们相聚的第一个新年。

我们共同奋斗亲密无间。

把知识的新苗尽情浇灌。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

欢度我们在一起的第二个新年，

我们肩上的担子更繁重，

我们面临的工作更艰难。

同学们，我们迎难而上，

在知识的海洋里乘风扬帆，

在红专道路上争创灿烂！

走向工作岗位的那一天！

我们会与新的师生坐在一起，

欢庆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新年。

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在一起的日子，

（七）1962年10月4日 农历九月初六 星期四 晴

今天是我与法堂同学将要离开烟台（晚上九点车）、准备到昌潍地区教育局接受分配的日子，班里的部分同学分别相送。上午，河北三河县的赵殿训、山东乳山县的宋钦珠把我送到城里。下午五点，先把刘方起（辽宁旅顺市）送到码头，由宋钦珠相陪；我与殿训回城，到“美林照相馆”留下了合影。在西大街西头八字形的岔路口上，我俩紧紧抱在一起，他说：“说什么呢？”“以后让我们胜利会师！”我坚定地说了一句。便毅然分手了！

可是没走多远，他又折回来说：“一个同学给你一张纸条，给你。”他把一个纸包递到了我手里，立时转身快步离去。我打开纸包一看是钱，急忙高声喊他，一面快步追赶，他在前面疯狂地跑。最后他停住脚步，我赶上去，又交谈了一个多小时，和平解决了这个纷争。再一次分手后，我便急急向火车站走去。

到火车站不久，送行的同学们就来了。有我们班的，也有法堂班的，共十多名，有说不完的知心话，有舍不开的离别情，可是时间不等人，检票的时间就要到了，大家簇拥着我俩进了车厢。火车将要开动的时候，列车员请他（她）下了火车。

火车启动了，渐渐行远了，我从车窗探出头来回望着，我看到青岛的王德茂、王美玉和文登的杭文卿等，他（她）们立在秋风里，站在灯影下，一直向西行的列车望了很久，很久……

2022虎年农历四月十七日子如何？是好日子吗？

时间： 12:03 来源：网络